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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地可能范文1
[关键词]确定性 不确定性 信任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022-07
21世纪以来，学者们日益强烈地认识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吉登斯所说，“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trust）和风险（risk）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价值”。这就是：一方面，由于不确定性的扩散，风险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基本的信任，则任何社会交往都将无法展开，因而不确定性的增长突出了信任的价值；另一方面，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信任本身也变得异常脆弱，由于无法预知他人的行为，我们即使付出了信任，也总会有所保留、相互猜忌，而这又反过来增加了交往的风险，使我们的社会交往更加不可预测，使人类社会日益变成一个“风险社会”。也就是说，不确定性的增长一方面突出了信任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增强了信任本身的风险，使信任变成了一种越发稀缺的社会资源。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交往形式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因此，如果信任变得困难，那么人类的交往就也将陷入危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危机都可以归入信任危机的范畴，或者说都是由信任危机所引起的。因此，要引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的危机状态，理论研究就必须对不确定性中的信任问题予以关注。
一、确定性状态中的信任
不确定性突出了信任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学者们有着广泛的共识。比如，森内特看到，“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可能发生什么，则信任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什托姆普卡也认为，“当我们实际上可以确信未来时，很显然不需要信任”。最早系统地研究了信任问题并在这一问题上极有建树的卢曼更进一步地指出，“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这一效果与对事件的工具性控制并不混淆。在这种控制可以得到保证（即‘现实化’）的地方，信任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要简化以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复杂性为特征的未来，人们必须信任”。也就是说，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信任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存在失控的可能性。只是在出现了不确定性，因而使交往的失控变成了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信任他人并通过这种信任来降低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用卢曼的话说，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不过，尽管作为一种被自觉到的需求，信任是在不确定性中产生的，但在任何情况下，信任的基础都是确定性，只有在我们能够确信某人或某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对其付出信任；反之，信任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一种纯粹的冒险。从日常经验来看，我们之所以会信任一个人，通常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交往是确定的，不会出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才愿意付出信任。也就是说，我们是出于对交往确定性的相信而付出信任的。反之，如果我们意识到交往中存在不确定性，认为我们的交往对象是不可信的，那么我们就不会付出信任，甚至可能拒绝开展交往。可见，信任是一种介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因素，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就不会意识到信任的价值，但要使信任成为现实，我们又必须为它找到某种确定性的基础。
我们知道，哲学上历来存在着决定论与或然论的争论，其中，决定论认为世界的构成和运行方式都是确定的，或然论则认为世界的构成和运行方式都是不确定的。在历史上，决定论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支配着人类的思维，而自近代以来，或然论则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即使是在“相对论”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仍然具有一种“确定性的追求”。抛开这两种观点固有的偏见不论，可以认为，决定论与或然论的和争论向我们展示的事实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世界的基本现实，但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存在一些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因素。或者说，尽管世界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但在主观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确定性的状态，并在这种确定性状态的基础上去彼此信任。
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邻近向人们彼此熟识并长期地生活在一起和经常性地琵开交往。作为熟人，他们之间的交往通常是重复生的，并因其重复性而获得了例行化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少的不确定性。当然，即使是在熟人之间，不确定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熟人，人们却往主意识不到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人们不会反思，因而总是习惯性地信任他人。卢曼认为，“熟悉的世界是相对简单的”，在这个意义上，“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但另一方面，“熟悉使人们有可能抱有相当可靠的期望，所以也可能吸收遗留的风险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熟悉“也是不信任的前提”。也就是说，因熟悉而产生的信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在日常交往中，许多人都有过被熟人背叛的经验，所以熟人之间的信任其实也存在风险。但在熟人社会中，由于信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失信和背叛，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信任的风险，所以也不会认为不加反思地信任是一种冒险。张康之将这种信任称为“习俗型信任”，认为在熟人社会中信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因而习俗的有效性也就保证了信任的有效性。
习俗型信任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卢曼看到，“在熟悉的世界中，过去胜过现在和未来。过去并不包含任何‘其他可能性’；复杂性一开始就得到简化。所以，以过去的事物为指向，可以使世界简单化，使它安然无恙。你可以假定，熟悉将一往如故，直得信任者将再次经受考验，熟悉的世界将延续到来来”。习俗型信任同样具有空间上的延续性。邓恩看到，“信任作为一种人类情感，往往建立在亲密的熟悉性或巨大的社会距离之上”。比如，在君主制时期的英国，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英王，但却对英王充满了信任。这是农业社会中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其原理就在于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是作为熟人而存在的，并彼此拥有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因此，尽管他们可能好几代人都没有见过君主，却本能地把君主当作一个熟人（如“家长”一般的熟人，因而可能比其他每天见面的熟人更加亲近），从而不加反思地给予他以信任。而在工业社会中，社会本身已经变成了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也彼此互为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在陌生的社会中时时刻刻提防着来自他人的不确定性，并因为这种对不确定性的高度警惕而无法再轻易地信任他人，甚至认为“他人即地狱”。所以，尽管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见总统或首相，却总是习惯性地不去相信这样一个陌生人。如果说农业社会中的熟人是习惯性地相互信任的话，那么在工业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则是习惯性地互不信任。
可见，在熟人社会中，信任本身在客观上是存在风险的，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风险，因而使习俗型的信任表现出了确定性的特征，是可以不加反思地重复给予和重复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不理性的。另一方面，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社会中，熟人圈子往往是非常稳定的生活共同体，熟人之间在生活上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在感情上又具有一种高度的团结，所以在这种社会中守信也许不会得到什么奖励，失信则一定会受到惩罚，因而成本很高。在这个意义上，信任和守信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尽管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也许并不拥有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总之，在农业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中，守信倾向于成为一种规则，失信则是例外。
近代以来，熟人社会的解体与陌生人社会的生成不仅导致了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人们意识到了不确定性的存在，从而使信任——哪怕是熟人之间的信任——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风险。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冒险。由此，在陌生人社会中，熟人之间的那种具有确定性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荡然无存，在付出信任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审慎地思考和辨别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在意识到不确定性之前，熟人往往把陌生人也看做是可信的——这是城市化初期进城农民的典型特征，而在意识到了不确定性之后，即使是熟人之间也会互相猜疑——这是今天人们普遍的生活状态。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因为彼此熟悉而相信交往是确定的，进而信任他们的交往对象。而在陌生人社会中，无论人们是否相互熟悉，他们所面对和身处的则都是一个不确定的环境，进而，他们也无法再不加反思地给予他人以信任了。所以，随着不确定性的增长和被意识到，陌生人社会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之中。
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信任重建
习俗型信任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延续性。在时间上，熟人之间的信任可以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再从现在延续到未来；在空间上，这种信任也可以从熟人之间延续到陌生人之间，只要这些陌生人都把彼此视为熟人。不过，要使陌生人能够彼此视为熟人，只有在社会流动极为贫乏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忽略偶然出现的陌生人与自己的不相熟，进而根据熟人交往中的习惯来彼此对待。反之，如果社会流动极为频繁，人们每天都得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甚至经常居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他必然无法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视为熟人，也不可能不加反思地信任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从心理学上解释，流动性带来了陌生感，陌生感则造成了疏离感，使个体认为他与在他生活中偶然出现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命运上的联系，因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信任它们。当一个人每天都不得不匆忙地从生活的地方赶到工作的地方，再从工作的地方返回到生活的地方时，尽管他每天都会路过同样的地点，遇到相同的人，但对这些地点和人，他在心理上却是陌生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了解他们。所以，这些每天都会碰面的“熟人”在心理上则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也许每天都会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但却彼此疏离、互不关心，当然也互不信任。从社会学上解释，流动性造成了人的存在的碎片化，使每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交往时所展现的都只是自己的某一个或某一些方面，从而使他们根本不具有相互熟悉的基础。甚至由于流动性的增强，即使在仍然作为熟人社会而存在的家庭之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已很难说是彼此熟悉的了。在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中，个体必须不断地从一个场所进入另一个场所，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这使他的存在和生活都受到了肢解，也使他意识到了其他人的存在和生活同样是支离破碎的。因此，即使熟悉某一个人，也只是熟悉他的某一个方面，而不熟悉他的全部。相应地，即使因为熟悉而给予他以某种信任时，也只是给予了一种有限的信任，而不会在所有问题上都信任他。所以，熟人社会中的那种基于对交往确定性之相信的充分信任便不复存在了，在陌生人社会中，信任关系需要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进行重建。
卢曼看到，熟悉并不是信任的唯一来源。“信任绝不只是来自过去的推断”，在由于陌生化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的社会中，“熟悉和信任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再是建基于一个即刻经验到的、为传统所保证的、邻近的世界上。对这种关系的保证不可能再是通过把陌生人、敌人以及不熟悉的人排斥在某些界线之外来提供的”。在卢曼看来，信任关系的重建不在于恢复主体间的相互熟悉，“而是在于，从主体问的交往过程中创建出稳定的系统——这些系统更好地包容并简化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并且使他信任这些系统的功能。只有以这种方式，人们才可能在更高的复杂性水平上实现建构世界与意义的先验过程”。在工业社会中，这样的系统就是组织的规则体系、私人交易所订立的契约以及为保证契约有效性所制定的法律等。卢曼将这种以系统的有效性而不是个人的可信性为基础的信任称作“系统信任”。无论是组织规则、私人契约还是法律都体现了共同的“契约精神”，张康之将之称为“契约型信任”。
卢曼认为，控制和信任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两种途径。如果我能够控制他人的所有行动，那么，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将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也就不需要信任；但如果我无法控制他人，就需要信任来消除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了，这就是：只要我能够信任他人，或者说，只要我付出了信任，那么在心理上，我与他人的关系就变成确定的了。当然，如果他人并没有同样地信任我，则我与他人的关系就仍然存在着风险，甚至由于主动地卸下了防卫，在信任他人时我可能使自己陷入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消除不确定性的一种手段，信任本身反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熟人社会中，我们通常并不能控制他人的行动，但我们对他人的行动有一种确定的预期，因而，在心理上他人的行动对于我们是确定的，由此我们就可以信任他人，并把这种信任变成一种习惯和习俗。进而，习惯尤其是习俗的规范性又反过来增强了这种心理预期的确定性，从而使熟人之间的信任在例行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再生产。在这里，熟悉与习俗共同保证了交往的确定性，从而提供了信任的心理基础。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的陌生化，习俗的规范性日益式微，交往开始变得不确定，信任的心理基础受到了动摇。在无法恢复人们之间的熟悉的情况下，人们建立起了规则、契约和法律等理性的社会系统，并让这些社会系统承担起了原属于习俗的为交往提供确定性保障的功能，从工业社会的实际来看，这些系统也的确很好地承担起了这样的功能。由于这些系统的存在和作用，施特劳斯的如下断言没有变成现实：“只有一个小得足以让人们相互信任的社会，才会小得足以让人们产生相互的责任和监督。”相反，在工业社会这个“大社会”中，人们仍然有着普遍的信任，并对彼此担负着各种的责任。当然，与农业社会中的习俗型信任不同，工业社会中的契约型信任成了一种非人格化的信任，在付出信任时，交往主体所信的不是他的交往伙伴，而是他们共同遵循的交往规范，换句话说，陌生人社会是“用规则来限定行动者背信弃义的威胁”的。正是这些规范性系统的存在驱除了陌生人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信任成为可能并得到了扩大。
不过，在工业社会中我们又时常会听到关于信任缺失的感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的确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不加反思地信任他人了。这是因为，契约型信任的适用范围是由规则、契约和法律所共同编织起来的社会系统，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才是有效的，超出了这一范围它就是无效的，无法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任何的确定性保障。日常生活就超出了这一范围。尽管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也可能会把契约精神带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所谓“AA制生活”，但在根本上，日常生活的领域则不是一个社会系统，而是一个“生活世界”，所以所有系统规范在这一领域中都是无效的，无论一个社会的规则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备到了何种程度，都无法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提供任何的确定性支持。无论是否实行“AA制”，家庭成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都是同等、对等的，但这不足以保证他们之间的信任。反过来，当家庭成员因为“AA制”而出现了不信任时，法律也同样无力修补。这就是卢曼指出的，工业社会中出现了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化，用张康之的话说，就是日常生活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分化。生活世界/日常生活领域延续了熟人社会的构成方式，但由于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已不再是熟人，由于习俗型信任已经受到了破坏，因而他们也变得互不信任。系统/公私领域则建立在陌生人社会之上，在这些领域中，人们也许并不像熟人一样信任彼此，但由于契约型信任的建立，他们却能够作为陌生人而建立信任的关系，进而开展交往。
三、在不确定性之中信任
信任总是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但任何信任又都是发生在不确定性之中的。无论是在熟人社会还是在陌生人社会，交往的不确定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在熟人社会中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种不确定性，因而更容易付出信任，而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则对交往的不确定性有着高度的自觉，因而在信任问题上总是三思而后行。由此可见，不确定性增加了信任的难度，却并未消除信任的意愿。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人们仍然有着信任的意愿，但由于风险的增大，在表达这种意愿时，他们不得不更加谨慎，不得不寻找尽可能多的理由来使自己信服。当他对一个人的过去有所了解或能够有所了解时，他可以通过诉诸这个人过往的表现来使自己相信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当他对一个人不了解也无从了解时，他可以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建立起一套详细的规则系统并在规则范围内给予他人以信任。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找到克服不确定性的办法，他就可以在不确定性中信任他人。
现代化和工业化是一个不确定性被从熟人圈子中释放出来并在社会的快速流动中急剧增殖的过程。这一过程摧毁了习俗型信任的确定性基础，在法律等规范性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契约型信任。可以说，它是一个从信任的崩坏到重建的过程。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开启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也迅速提高。张康之认为，我们已经从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低度不确定性进入到了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中。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契约型信任造成了冲击，使契约型信任的有效性日渐薄弱。比如，在工业社会中，契约和法律为私人交往中的信任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只要能够签订合理合法的契约，私人经济主体之间是可以相互信任的。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契约和法律在金融及相关领域中几近失效。在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面前，法律暴露出了太多的规则真空，根本无法抵消由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风险。当然，在“牛市”中，投资者可以完全无视他所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及其风险，而不加反思地相信金融机构所作出的盈利许诺，并取得预期的收益。而一旦进入“熊市”，投资者就会发现，他所付出的所有信任实质上都是冒险，这个时候，金融机构则会翻出他们问的契约，上面写着：“x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并以此来免除自己的责任。至于投资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遵守“契约精神”，承认投资失败。在这一关系中，法律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让投资者盲目地相信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是有效的，而实际上，这种信任关系根本就不存在，金融机构提供给投资者的，要么是一个冒险的机会，要么就是一场纯粹的骗局。但由于法律的存在，冒险和欺骗都被披上了契约型信任的外衣，一旦冒险失败或者欺骗成功，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堂而皇之地接受了政府的援助，而那些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的散户投资者想要获得同等的援助则会被斥为缺乏契约精神。如果接受欺骗就是所谓的契约精神，那么，契约型信任本身就已变异成了一种欺骗。当所有人都以欺骗的方式开展交往时，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所有危机在性质上都属于信任危机，即因为契约型信任的崩坏而导致的危机。
在契约型信任中，法律是确定性的一种保障。“因法律提供对风险的限制，各种形式的信任才能产生。”但现在法律本身变成了一种风险，由此确定性就从社会交往中消失了。失去了确定性的基础，人们开始无法信任他人。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在开篇已经描述过的局面：“高度复杂的社会给个人施加了焦虑，甚至已使个人主义期待制度化了，在这种社会，对信任的个体动机的淡漠产生了它自己的问题。在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而他本身不能够履行或控制那种信任的处境中，个体应如何自处？”_换句话说，在信任极度稀缺的高度不确定性之中，我们如何能够信任？
尤斯拉纳认为，“对于陌生人、对于与我们有区别的人，我们必须持积极的看法，而且必须认为他们是值得信任的”。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这样一种义务论的观点似乎提供了一个自足的答案：因为你别无选择，所以你只能信任。当然，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观点可能过于武断，过于具有道德幻想的特质，因而是不切实际的。但其实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在“囚徒困境”中，对于“囚徒”而言哪种选择才是合理的？显然，答案就是彼此信任，拒绝揭发，只有这样，“囚徒”们才能得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对社会是一种损害。但是，“只要他们的确信（assurance）问题得不到解决，相互依靠的策略就不会是理性的”。所以，困境中的囚徒往往只能选择看似对自己合理的揭发，而当他们都这样做时，却使彼此都陷入了不合理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交往主体通常并不是囚徒，但他们所面对的则是同样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常拥有通过主动获取信息来彼此确信进而建立信任的机制。所以，对他们来说，合理的选择也只能是相互信任并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共同应对风险。可见，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面前，信任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并且是一种具有实质合理性的选择。
事实上，信任之所以是合理的，并不是由信任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信任与合作的同构性所决定的。张康之指出，“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信任既是合作的前提，也是合作的结果，合作包含着信任，信任也同时意味着合作，人们之间如果存在着不信任的话，就不会选择合作行为。合作与信任是互动的和相互促进的，信任促进合作，反过来，合作又增强信任”。尤斯拉纳也认为，“信任是通往合作的道路”。如前所述，信任可以在心理上消除不确定性，或者如卢曼所说，把不确定性从信任方转嫁至受信方（即使受信方背上了因为失信而付出代价的风险），但它并不能在客观上消除不确定性。客观的不确定性是社会环境所固有的，是人际间的信任所无力去除的。能够去除环境中的不确定性的是作为信任之行动形式的合作。也就是说，通过信任，交往双方在心理上获得了对于彼此关系的确定性，但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仍然是不确定的，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付诸合作，他们才可能在共同的合作行动中化解环境的不确定性，降低乃至消除某些客观存在的风险。当然，如韩志明所评论的，即使是在普遍合作的状态之下，也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结果而存在的逻辑可能性”。也就是说，合作行动本身也可能释放出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得到再生产，变成了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但通过合作，我们则可以避免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变异为风险，从而使我们得以从风险社会之中解脱出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之下也能拥有一种好的生活。所以，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合作是一种具有实质理性的行动，是消除风险的唯一选择，而要能够合作，交往主体之间就必须相互信任。这既是一种伦理规定，也是一种理性选择，或者说是道德与理性的共同要求，在这个问题上，道德与理性实现了统一，变成了一种道德理性。因此，当交往主体在不确定性之中选择了相互信任时，就做出了一种符合道德理性的选择。在不确定性之中，信任使道德理性的实现变成了可能。
确定地可能范文2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金融的不断创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其融资渠道日趋多样，财务关系日趋复杂。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们要求企业能够如实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就使得企业必须出具客观、详尽的反映其真实状况的报告。然而，世界上唯一确定的是一切事物都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天然地存在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或有事项便是不确定性在会计中的重要表现之一。综合或有事项的各项会计核算和处理，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作为或有事项中的不利事项，是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投资者最为关注的会计信息，虽然会计准则对其作出了规定，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值得思考研究。
2 不利事项概述
不利事项和有利事项都是或有事项，根据其对企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影响而划分。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或有事项中的不利事项可以区分为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两种不同的结果，而有利事项则对应着或有资产。
或有负债指的是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需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而准则对于负债的定义如下：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同时，准则也明确了负债的确认条件，即满足负债定义的，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以确认：①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②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对比之下，一方面，或有负债为潜在义务时，不满足负债的定义；另一方面，或有负债为现时义务时，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从而不满足负债的确认条件。综合可知，或有负债是不可以确认的，但又因谨慎性要求，准则规定在报表附注中披露。
预计负债指的是当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时确认为预计负债，进行确认和计量：①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③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同样，根据准则规定可知，预计负债是真正意义上的负债，可以进行确认和计量，并在报表中反映。2006年新准则规定了“预计负债”这个科目，从而使预计负债能够单独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便于与其他负债项目相区别，使报表使用者更容易获得预计负债的信息。准则同时还规定应在报表附注中披露预计负债形成的原因和确认的金额等，从而使会计报表使用者获得正确、充分的信息。
3 不利事项“可能性”判断
现阶段，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界定两者时“可能性”的确定过于主观、预计负债最佳估计数准则规定不够完善以及两者在信息披露时不够充分、明确这3个方面。而界定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可能性问题是判断两者性质进而对报表使用者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关键点。“可能”和“很可能”的界定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直接决定此事项是以或有负债表外披露还是以预计负债的形式在表中列示，所以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的处理所遇到的核心问题便是“可能性”的确定。
实务界对可能性的确定基本上是建立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即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是运用这种方法来判断，结果比较主观，同一项经济业务，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也容易被人为操纵，从而达到谋取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目前，在国际范围内，会计界对“可能性”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对可能性的规范标准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将可能性按照概率（用P表示）大小分为基本肯定（95%<p<100%）、很可能（50%<p≤95%）、可能（5%<p≤50%）和极小可能（0%
诚然，与主观判断法相比较，运用概率进行层次划分，使可能性的判断有章可循，判断过程清晰明了，目的是为了尽量弱化会计人员在会计实务中判断的随意性。但是，概率的确定仍然面临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概率的大小仍需要会计人员的判断，准则指南并未给出如何确定概率信息。二是如果可能性处于临界点，很容易被人为操纵，使判断结果与真实情况不符。比如可能性概率为50%和51%的两个项目，根据准则会做出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前者仅仅需要披露，而后者则要确认预计负债。针对这两个问题，笔者认为，在确定概率信息并通过概率确定结果的可能性时，可以通过来源不同的概率信息，通过概率加权的方法进行处理。
一般情况下，可能性概率获得的途径大致有三：①来源于企业自身的会计人员判断，估计和判断是会计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这是企业最容易获得的可能性概率。②来源于外部独立的会计和法律专家的判断，在处理或有事项时，如果能够确保外部专家的独立性和信息的准确性，那么他们的意见较为客观，更具说服力。③来源于市场上过去出现的类似或有事项及其结果，这类似于会计上“公允”的思路。
在已知上述3种概率后，可以根据一定条件确定相应的权数来确定最终的概率，从而判断可能性。会计准则或指南可加以统一规范，赋予3种概率以相应的权数。假设企业自身、外部专家、市场对于相同事项判断的概率依次为A、B、C，相应的赋予权数为a、b、c，最终的概率为Aa+Bb+Cc，根据最终的概率查看落在可能性判断的哪个区间进行可能性的最终判断。例如，甲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一桩诉讼案，在判断败诉的可能性时，笔者分为两种简单情况，应用概率加权的方法处理。假设如下：
情形一：企业自身内部控制良好，会计环境健康时。企业自身、外部专家、市场对于相同事项判断的概率依次为60%、40%、50%，相应的赋予权数分别为60%、20%、20%，最终的概率为36%+8%+10%=54%。
情形二：企业自身内部控制较差，会计环境相对较差时。企业自身、外部专家、市场对于相同事项判断的概率依次为50%、60%、60%，相应的赋予权数分别为30%、40%、30%，最终的概率为15%+24%+18%=57%。
对于情形一，不通过概率加权，只通过企业自身得到的概率为60%，通过概率加权后的概率为54%，最终的结论与企业自身得出结论相同。即可能性概率超过50%，要确认预计负债。对于情形二，在不考虑或有负债和预计负债定义的其他条件下（只考虑概率问题），企业自身判断概率为50%，而通过加权得到概率为57%。企业原本只需要披露或有负债，但是通过其他方意见加权获得的最终概率，使得企业不得不确认预计负债并反映在会计报表中。
确定地可能范文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伊拉克和反恐战争、与新生核大国的外交斗争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使世界成为一个做生意非常不稳定的地方。
考虑一下在国际主要石油公司里负责战略规划的行政主管的困境。面对是否要在勘探和生产上做出重大投资，他或她需要考虑到未来的石油价格预期。当然，预测这个价格基本上不可能。但深入了解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可能会有助于公司改善他们的投资计划，并更好地规避风险。
表面上看，石油价格似乎服从于供求规律。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供给与一系列因素挂钩，包括勘探、地缘政治问题，以及最终全球还剩多少石油可开发。同时，全球的需求正在上升，因为发达国家对碳氢化合物一直保持着贪得无厌的胃口，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又要给他们快速增长的经济寻求燃料。
然而，与其他市场一样，参与买卖双方不断改变的期望，也影响石油的成本。在过去，每次油价上涨，世界各地爱唱反调的人都宣称，石油储备正在枯竭，当然这还有待证明。鉴于这种长期以来的错误预测，很明显，大部分人不知道是供需抑或市场预期是影响价格的主导因素。
但如果有可能计算出任何特定时间的石油价格，以及不确定性的结果，企业就可以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其业绩取决于未来的石油成本。这种计算需要一个第三方因素，可以帮助得出一个前后一致的估计。经济学家称之为“工具变量”，与其中一个基本因素密切相关，在这个例子中，指不确定的程度。在原油案例中，一个很好的变量已经掌握在手中了：黄金的价格。
引入新的变量
黄金目前的售价每盎司近1000美元，3年前还是350美元左右。价格的跃升不是因为世界黄金供应正迅速枯竭，也不是因为珠宝商和高端音频线缆制造商对黄金的需求突然增加。尽管黄金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有限，但它们都是可重复利用的，而且工业需求近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事实上，黄金的价格很长时间来都具有一种功能，可以领先预测全球的不确定性。股市可能崩盘，帝国可能消亡，但黄金作为一种交换媒介一直保持其价值。因此，当不确定性提高的时候，黄金价格就会上升。当局势平静下来之时，黄金价格就会随之下跌。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石油和黄金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来了解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前者，并区分不确定性的影响与潜在的市场供需矛盾。
在过去的10多年里，数据证明黄金价格一直非常密切地追随石油价格。因为人们都愿意储存黄金，这成为一个极好的不确定性指标，在决定何种感觉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影响到石油价格上，黄金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变量。
我们的分析表明，从1999年到2007年之间，黄金与石油的价格存在90%的相关性，然而，海湾战争之后，在相对稳定时期，从1992年到1999年，相关性却下降到10%以下。这表明，在过去几年内，很大比例的价格变化可归咎于不确定性的影响，仅有一小部分是供求关系的变化。
石油价格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许也可以解释石油与黄金之间的相关性，因为黄金本身是一个对抗通货膨胀的常用手段。然而，这种关联性仅能解释这两种物品价格相关性的一小部分。
目前，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美国和伊朗外交冷淡；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的意图令人怀疑；俄罗斯供应中断，导致贸易商通过石油价格设法保护自己。一时间，各项活动都无可避免地会提高石油价格。高度的不确定性也有经济成分，局部和全局的通货膨胀，波动货币汇率（最低限度，美元的衰退），以及潜在的高速增长和下降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都影响着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用黄金做准绳
那么，结论是，更大的地缘政治和金融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石油价格的波动。有了这方面资料的武装，公司就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的油价。
尽管不确定性对油价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行政人员还是能够认识到石油市场轨道的风险，并在此情况下，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对投资策略的影响，最后决定他们公司对此的偏好程度。
例如，当石油公司决定在上游努力投资多少时，比如勘探，通常要提出一个未来的石油价格：“底线”价格，在此之上投资才能产生积极的回报。这种决定的风险在于，油价未来可能会跌到“底线”价格之下的概率，从而破坏了投资的盈利性。随着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增加，规划者必须承认，这种不确定性迫使他们承担更大的风险。
在做决策时将不确定性考虑进去，不仅只适用于石油勘探。举例来说，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核电厂或风力农场，也应该考虑同样的问题，石油价格降到哪点时，替代能源就会没有竞争力呢？
替代能源的经营者可能更愿意对新技术投资，赌石油价格会上涨，他们就会收获效益。然而，同时他们也在冒着油价下跌的风险。关键是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风险性，并做好随机应变的计划。
石油价格不确定性的相对水平，也对下游企业有影响：不确定性越大，这些公司优化供应链就越重要，以便在价格上升时有现成的产品可提供。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从航空到塑料公司，他们的未来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石油价格。一家汽车公司计划在替代技术上投资时，应该仔细考虑石油市场什么时候不确定性最大，因为油价可能会降低到一个临界点，汽车购买者会觉得这些新技术不值额外成本的价钱，这样风险就会很大。
当石油价格不确定时，任何对旨在降低可变成本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将有更大的风险。
现在，基于石油价格的长期投资风险非常高。但是，所有的公司必须下这样的赌注，更好地了解不确定性在决定油价上的角色，再辅以对石油和黄金价格相关性的理解，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决定。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确保风险计算要尽可能考虑周到，现在的投资比以前有更多的不确定。在世界政治和金融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每家公司都要考虑将要承担多少风险。
作者：乔治・齐哈得（Georges Chehade）和
爱德华・格雷西亚（Eduard Gracia）
确定地可能范文4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通过活动，建立起事物发生的可能性概念，而突出重点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动手操作、讨论，全面全过程参与教学。本节课的难点在于让没有多少逻辑基础的小学生接触一定的形式逻辑，知道事物的发生有确定与不确定两种可能。
相对于传统数学教材，这是一个崭新的内容。所以，教学伊始，我就请全班学生自由组合成八个小组，引导学生做一些游戏，营造出一个和谐的互动氛围。并要求学生在游戏之后，各小组之间比一比，看哪些同学玩得好、说得好、做得更好!
第一个游戏是让学生为从汶川抗震救灾归来的解放军叔叔抽签表演节目。这些节目包括唱歌、跳舞、朗诵、讲故事、相声等。我提示大家，每人只能抽一次签，也只能表演一个节目。如果是你上来抽，可能会抽到什么节El呢?一接触问题，学生就十分活跃，反馈也呈现多元化。学生经过一段讨论，认为自己在抽签前判断获得的结果只能用“可能”来做结论，从而引发 了他们求知的兴趣，也引出了这节课的课题——可能性。
接着，学生轮流抽签，来验证他们的猜测 。当学生1把“唱歌”签抽走后，我又与学生一起讨论：“下一位同学可能会抽到什么节目?新上来的同学还可能抽到‘唱歌’吗，为什么?”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可能。”于是，这三个字也成了我的第二个板书。
当剩下最后一个 “朗诵”签时，我请学生说说，可能抽到表演什么节目，能肯定吗?用什么词表达准确些，为什么?学生说我像央视的王小丫，我笑了。在他们的笑声里，我也写下了他们的回答：“一定”是朗诵。
到此，事物发生的三个结果：“可能”、“不可能”、“一定”在学生面前呈现完毕。
第二个游戏是请学生在一个小盒里摸棋子。A盒里装有 l2个红棋子，B盒里装有7个红棋子、3个绿棋子和2个黄棋子。我请两名学生分别在盒子里摸。然后让学生说说：他们在A盒里可能会摸出什么颜色的棋子，能确定吗，为什么?然后让他们摸 ，以验证大家猜测的结果。一时间，课堂再次沸腾，学生个个兴致勃勃。
“A盒里肯定只能摸到红棋。” “在 A盒里一定能摸到红棋子， 是确定的”。 我问：“在A盒里可能摸到绿棋子吗，为什么，能确定吗?” 学生回答，这里的情况有 “一定”和 “不可能”两种。 “在B盒里可能摸到什么颜色的棋子，能确定吗，为什么?” 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能确定，既可能摸到红棋，也可能摸到绿棋，是 ‘不确定’的。”
“你们能说说什么情况能确定，什么情况是不能确定的吗?”这个问题也是本阶段教学的小结。有了前面动手动脑的参与，各小组的小结非常顺利。为了激励大家关注学习的过程，我选择了过程性评价表让不同小组的学生相互评价小组的整体学习状况。结果，得到了红五星的小组干劲更足，没有得到的小组也都决心迎头赶上。
第三个游戏是让学生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感受生活中的 “可能性”，如地球每天都在转动。面对我制作的课件，那一双双大眼睛个个发亮。大家一致选择了符号“、／，”，表示肯定地球每天都在转动。
我又让学生看 图回答问题：“我从出生到现在没有吃过一点东西是否成立?…3天后会下雨吗?
“太阳从西边升起吗?… ‘吃饭时人用左手拿筷子吗?…‘地球上每天都有人出生吗?”
我依然请学生用 “一定”、“可能”、“不可能”来回答上面的5个问题。
面对着 “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出生吗?”这一问题，我展示了下面这组网络 BBS对话：
每秒钟有4~5Jk．．出生，其中有3／4个中国人。
那是 当然的。因为平均每秒钟都有4-5个人出生。但有的可能集中些，如这一秒诞生 10多个，另一秒却一个也没有，这是有可能的。但分钟没有人诞生，概率几乎为零，天那是不可能的。
一年 365天，世界上50亿人 口，平均一下肯定有上百上万的孕妇，算一下肯定有的，且不只一个，但同一时间就难说了。目前，全世界每秒钟大约出生4-3人，每分钟大约出生259人，每小时大约出生15540人，每天大约出生37万人 ，每年增 长约 8296万人。学生在具体的数据面前，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
第四个游戏我用“装玻璃球”来拓展学生的能 力，巩 固提高今天所学的内容。
游戏要求每个小组向不同的袋里装玻璃球 (每小组有一些红、绿、黄色的玻璃球)。具体要求是：l号袋中一定能取出红珠子；2号袋中可能取出红珠子；3号袋中不能取到红珠子。5分钟后各组展示完成的情况，并让学生完成学习评价。 第五个游戏是将学生引进 “练习超市”，完成几道练习题。其中有一道是猜我的电话号码 02787953口口中两空格是什么数。为了让学生的思维递进发展，我给出了递进的已知条件：“这两个数都是双数，前面的数比0大比3小，后面的数是前面数的2倍。”让学生的结论从宽泛逐步到定论。也许是对教师怀着一份神秘感，也许是这节课与学生互动充分，下课几分钟了，学生都围着我猜来猜去，不愿意离开。
确定地可能范文5
[关键词]个体受贿；行为决策学；腐败行为；反腐策略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12-07
一、问题的提出
杜绝官员的受贿行为是一项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对有如下描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行为的本质是一种权钱交易，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目前，对于受贿行为的影响因素、如何对受贿行为进行惩戒，以及如何阻止受贿行为的产生和扩散等问题，法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占据了主导。这些研究主要站在宏观的角度看待受贿行为，缺乏对受贿行为的微观分析。本文认为，对受贿行为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其应然性，更要深入探索其实然性，必须将受贿行为放在一个存在收益和损失两种可能的风险情境中，将面临受贿决策情境的个体视作理性的经济人，在这一视角下，实际观察并研究个体是如何在受贿与不受贿两个备选方案中进行决策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地制定行之有效的反腐策略。目前，已有一些学者站在这一视角研究腐败问题，但经验研究相当缺乏。本文基于行为决策学的视角，使用经验研究方法对个体的受贿行为进行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当个体在受贿与不受贿之间进行决策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收益和损失两种。其中，收益主要是指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财物等不正当利益，损失则主要是指个体可能受到的法律惩罚。在一般性的受贿情境中，个体的收益通常是确定的，但个体的损失则通常是不确定的，即当个体做出受贿行为后，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受到法律的惩罚，也有可能会侥幸逃脱。根据以上分析，当个体面临行贿者的行贿时，可供选择的方案及相应的后果有两种：保守方案（不受贿），如果选择这一方案，则个体既无收益，也无损失；冒险方案（受贿），如果选择这一方案，则个体会获得一笔确定的收益，同时需要承担某种损失，但这种损失发生的概率和发生的时间都不确定。因此，基于行为决策学的视角，能够影响个体选择倾向的因素有两大类：收益参数，包括收益值、收益概率和收益时间；损失参数，包括损失值、损失概率和损失时间。而本文关注的就是这些因素对个体受贿倾向的具体影响机制。
目前，一些行为决策学的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借鉴。Kahneman和Tversky的经典研究发现，在面临损失时人们的选择会更冒险，在面临收益时人们的选择会更保守。而关于框架效应的研究又进一步证明，逻辑意义相同但表述不同的决策任务会显著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这些研究都说明，个体对收益和损失的内在心理加工过程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决策情境时，个体的行为倾向就会有所不同。另外，关于跨期选择的研究表明，不确定事件在未来发生的时间也会对个体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同时个体所感知到的风险和框架效应等因素也会与事件发生的时间产生某种交互作用，使个体的行为倾向变得更为复杂。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得失框架、时间和风险概率等因素对个体行为倾向的影响，但仍然无法直接解释个体的受贿行为，这是因为，以往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无论备择方案有哪几种，决策者所面临的收益参数和损失参数通常都是确定的，决策者对自己所能获得的收益和损失值、概率和时间都非常清楚。但受贿决策情境的特殊性却在于，个体所面临的两个备选方案中。一个是既无收益、也无损失，而另一个则是收益参数确定，但损失参数不确定。另外，由于“花生瓣形效应”（个体的行为倾向会随着决策所涉金额大小而发生变化的现象）的存在，个体在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所获得的收益值大小也会对其行为倾向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会使个体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综上所述，为了研究个体在受贿决策情境中.受贿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本文设计了以下三个实验。
实验1：损失概率和损失时间不确定对个体受贿行为倾向的影响。这一实验的目的是观察当个体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损失概率和时间不确定是否会对其决策行为倾向产生影响。本文预期，如果损失概率和时间不确定，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方案。
实验2：损失时间确定、损失概率不确定对个体受贿行为倾向的影响。这一实验的目的是观察当个体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损失时间确定但损失概率不确定，个体的受贿行为倾向特点。本文预期，当损失时间确定但损失概率不确定时，个体会随着损失时间的延长而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方案。
实验3：损失概率确定、损失时间不确定对个体受贿行为倾向的影响。这一实验的目的是观察当个体面临受贿决策情境时，损失概率确定但损失时间不确定，个体的受贿行为倾向特点。本文预期，当损失概率确定、损失时间不确定时，个体会随着损失概率的提高而更倾向于选择保守方案。
二、实证研究
（一）实验1
被试为360名成年人（年龄18-37岁，男157人，女203人），智力、视力及矫正视力正常。实验材料为两个情境决策问题，分为两组。
第1组，如果有下面两个选项，你会选择？
A：没有任何金钱收益，同时也没有任何金钱损失。
B：马上能够得到x元钱。但30天后则会失去Y元钱。
第2组，如果有下面两个选项，你会选择？
A：没有任何金钱收益，同时也没有任何金钱损失。
B：马上能够得到x元钱，但将来有可能会失去Y元钱。
其中，第1组问题用来代表损失时间和概率确定的决策情境，第2组问题则用来代表损失时间和概率不确定的决策情境。在每组问题中，x代表被试的收益值，Y代表被试的损失值，二者的组合则作为实验的自变量。x值和Y值的设定方法是：首先将x值确定为1000、10000、100000三种，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益值，然后将这三种x值进行适当比例的提高，作为对应的Y值。这是因为在真实的受贿决策情境中，个体所面临的损失必定大于收益，同时，个体一旦选择受贿，即使会遭受损失（即法律的惩罚），通常也只能发生在其获得收益之后。基于以上考虑，本实验中的Y值被设定为大于x值在30天以后加上利息的总收益。本文将这三种x值在30天后的总收益设定为原值的1.2-1.3倍，将Y值全部设定为x值的1.5倍，即1500、15000、150000三种。x值和Y值的组合就分为3个水平：1000-1500、10000-15000、100000-150000，并据此分出三种实验材料。
采用2（损失概率和损失时间的确定情况：确定、不确定）×3（收益值一损失值组合方式：1 000-1 500、10 000-15 000、100 000-150 000）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损失概率和损失时间的确定情况是被试内变量。收益值一损失值组合方式是被试间变量。实验过程如下：首先按随机原则将被试平均分为三组，再分别给每组被试呈现其中一种收益值一损失值组合的实验材料，请被试认真作答。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每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的选择频数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数据，将选择冒险方案即B选项的被试人数作为因变量，将收益值一损失值组合水平和损失概率和损失时间的确定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x2检验。结果表明：收益值-损失值组合水平的主效应显著，x2/360=13.060，p
（二）实验2
被试为360名成年人（年龄18-45岁，男133人，女227人），智力、视力及矫正视力正常。实验材料为情境决策问题。如果有下面两个选项，你会选择？
A：没有任何金钱收益，同时也没有任何金钱损失。
B：现在立刻会得到x元钱，但在z个月后可能会损失Y元钱。
其中，x代表收益值，Y代表损失值，z代表损失时间。为了考察损失时间的远近程度对被试选择倾向的影响，本文设定的z值共有三个：1个月、6个月、12个月。x值共有三个：1 000、10 000、100 000。考虑到在跨期选择当中存在的利息收益，同时为了考察损失程度对被试决策的影响，文本将与每一个x值对应的Y值设定为x值的1倍、3倍、5倍三种，例如，与“1 000”这一x值对应的Y值有1 000、3 000、5 000三个。以此类推。
采用3（收益值：1 000、10 000、100 000）x3（损失程度：对应收益值的1倍、3倍、5倍）×3（损失时间：1个月、6个月、12个月）三因素完全被试内实验设计。实验在正常照度的安静房间内进行，给每个被试以完全随机形式呈现所有27种实验材料，要求被试认真作答。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27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每个选项的选择如表2“实验2”一栏所示。
根据表2“实验2”一栏的数据，将选择冒险方案即B选项的被试人数作为因变量，将收益值、损失程度和损失时间作为自变量进行X2检验。结果表明：收益值的主效应不显著，X2=4.565，p>0.01；损失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x2=2.505，p>0.01；损失程度的主效应显著，x2=4 736.729，p
（三）实验3
被试为270名成年人（年龄20-39岁，男126人，女144人），智力、视力及矫正视力正常。实验材料为情境决策问题。如果有下面两个选项，你会选择？
A：没有任何金钱收益.同时也没有任何金钱损失。
B：现在立刻会得到x元钱，但在未来有Q的可能会损失Y元钱。
其中，x代表收益值，Y代表损失值，Q代表损失概率。为了考察损失概率对被试选择倾向的影响，本文设定的Q值共有三个：20%、50%、80%，x值共有三个：1 000、10 000、100 000。考虑到在跨期选择当中存在的利息收益，同时为了考察损失程度对被试决策的影响，本文将与每一个x值对应的Y值设定为x值的1倍、3倍、5倍三种，例如，与“1 000”这一x值对应的Y值有1 000、3 000、5 000三个。以此类推。
采用3（收益值：1 000、10 000、100 000）×3（损失程度：对应收益值的1倍、3倍、5倍）×3（损失概率：20%、50%、80%）三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实验在正常照度的安静房间内进行，给每个被试呈现所有27种实验材料，这些实验材料的呈现顺序完全随机，要求被试认真考虑作答。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27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对每个选项的选择如表2“实验3”一栏所示。
根据表2“实验3”一栏的数据，将选择冒险方案即B选项的被试人数作为因变量，将收益值、损失程度和损失概率作为自变量进行x2检验。结果表明：收益值的主效应不显著，x2=4.794，p>0.01；损失概率的主效应显著，x2=167.175，p
三、实验结果分析
尽管有研究者曾经对腐败现象和人们在风险和不确定情况下的行为特点进行过探索，但至今鲜见专门从行为决策学的角度对个体受贿行为倾向进行研究。本文研究了影响个体受贿行为倾向的主要因素。实验1的结果表明，当个体面临受贿和不受贿两个选项的选择时，损失概率和损失时间的确定性会对个体的行为倾向产生显著影响。其具体表现是，个体在损失时间和损失概率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选择冒险方案，即受贿。行为决策学中的三参照点理论可以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个体通常会将自己决策的可能结果分为“失败、损失、获益、成功”四个区间，而结果对自身的价值则依照“从失败到损失>从获益到成功>从损失到获益”的关系进行排列。因此，如果同时存在期望价值相同的两个方案，其中，选择A选项能够保证决策者的期望效价介于损失和获益之间.而选择B选项则可以保证个体的期望效价跨越到成功区间中。那么根据三参照点理论，即使选择B选项存在风险，个体也会更加倾向于选择B选项。在实验1中所设定的决策情境中，个体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两种选项：A选项是保守的不受贿，选择这一选项会使个体没有任何金钱收益，也没有任何金钱损失；B选项则是冒险的受贿，选择这一选项虽然可能会使个体遭受损失。但个体却可以在当前获得一笔确定的收益。根据三参照点理论，个体就会对冒险陛的受贿选项表现出更大的偏好。
在实验1的基础上，实验2和实验3进一步探讨了损失时间的确定性和损失概率的确定性对个体受贿行为倾向的影响。实验2的结果表明。当损失时间确定但损失概率不确定时，个体所能获得的收益值和在未来可能遭受损失的时间都不会对个体的行为倾向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被试可能遭受的损失程度逐渐提高，其选择冒险方案的倾向会逐渐减弱。这意味着，只要被试不知道自己在未来遭受损失的确切概率，那么无论被试能够在当前获得多大收益.以及预期自己可能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遭受损失，都不会显著影响其决策，被试的行为倾向只会随着遭受损失程度的提高而趋向于保守。这一结果说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对自己在当前所能获得的收益和未来可能遭受损失的时间都不敏感，而对自己在未来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程度却非常敏感。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人们的损失规避倾向造成的。根据前景理论和三参照点理论，在决策活动中，与可能获得的收益相比，人们会更加在意自己可能遭受的损失。而在损失程度确定但损失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精确地计算自己可能遭受损失的数学期望值，因而无论这种损失会发生在未来哪个确定的时间内，人们的注意力都始终会被自己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程度所吸引。有关的证据在实验2的结果中也有所体现。在实验2中，当损失的最大值等于收益值时，被试选择冒险方案的倾向非常强，而当损失的最大值大于收益值时，被试选择冒险方案的倾向就会立刻变弱。这说明。在损失时间确定但损失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会更倾向于将可能遭受损失的最大值作为决策依据。
实验3的结果表明，当损失概率确定但损失时间不确定时，损失概率和损失程度都会对被试的选择倾向产生影响。具体表现是：随着被试面临的损失概率逐渐增大。以及可能遭受的损失程度逐渐提高，其选择冒险方案的倾向都会逐渐减弱，但被试在当前所能获得的收益值却不会显著影响其决策。这一结果说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对当前所能获得的收益值并不敏感，而对自己可能遭受损失的概率和损失的程度都非常敏感。由于大部分人都是遵循着损失规避原则进行决策的，因而无论个体在当前能够获得多大的收益，都总是会首先考虑自己在未来遭受的损失。而在个体所面临的损失程度和损失概率都确定的情况下，个体能够非常直接而精确地计算出自己可能遭受损失的数学期望值，并据此进行决策。有关的证据在实验3的结果中也有所体现。在实验3中，被试选择冒险方案的倾向随着损失程度和损失概率的提高而逐渐变弱。这说明，在损失概率确定的情况下。个体会精确地计算可能遭受损失的数学期望值，并据此进行决策。而不确定的损失时间由于不会影响到个体对自身损失数学期望值的估算，因而损失时间不确定就不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
四、结论与启示
确定地可能范文6
一、把握“可能性教学”的核心目标，概念准确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自身必须具备丰厚的专业知识和极佳的专业素养，否则就会出现教学尴尬，直接导致课堂效果低下。比如，可能性起始课，学生举例中说到“妈妈放学后一定来接我”是确定事件，一些教师认为他的描述是正确的。教师自身对确定与不确定事件的概念认识模糊，很难保证学生的认识会正确无误。因此，教师具备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至关重要。
传统中小学数学的教学内容是对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图形和数量进行抽象，研究图形的变化与计算法则，定义和假设是研究的基础，归纳、递归、类比和演绎推理是研究的基本方法。统计学则是通过数据来进行分析和推断，在本质上研究的问题是随机的，是不确定性的。所以说，统计研究的基础是数据。数据都具有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抽取一定数量的数据，才可能从中去发现规律、获取信息。因此，研究统计学的依赖于对数的感悟，有时甚至是对一堆看似杂乱无章的数的感悟。作为教师，必须首先弄清可能性教学的核心目标，知道可能性教学与传统数学教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只有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了可能性教学的核心教育目标，即培养随机观念，才能有效地开展教学。
另外，概率的概念比较抽象、深奥，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所以教师要从学生熟悉的事件入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和描述，能够把专业术语与符合学生表达习惯的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便于学生正确地理解概念。
二、组织学生全程实验操作，排除“经验”干扰
课程不单是知识和能力，也是经验和活动，教学时一定要让学生亲身经历实验操作的全过程，并为学生提供贴近生活的现实问题，注重与统计知识联系，让学生在大量数据和实验的过程中，体会不确定事件发生的结果是有大小的。
已知盒子中全部是红色棋子，让学生“预测”会摸到什么颜色的棋子，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可以轻易地预测出结果，对于他们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因此学生会不屑一顾，参与的热情不高。反之，学生不知道袋子中棋子的颜色和数量，让他们在“未知”的情况下摸棋子，然后根据摸到的棋子颜色预测结果，他们就会兴趣盎然、跃跃欲试。课程必须建立在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和数学活动经验的基础之上，因此教学中让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实验操作，体验实验的整个过程，并参与、见证小组内其他同学的实验全过程，在一次次的操作中体验实验结果的确定与否，根据摸到的结果进行合情推理，很好地体会每次摸棋子结果都不可预测，推断袋子中棋子的颜色和数量，对他们来说摸棋子的结果具有极大的神秘感和挑战性，同时可以排除已有生活“经验”对摸棋子结果的干扰，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体验事件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三、记录、分析实验数据，帮助学生理解随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