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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范文1
国企改革方向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极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搞好国有企业，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内外有识之士一致公认，一个强大有力的国有企业部门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条件和中国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国内外一些势力不断造势，试图误导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鼓吹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搞事实上的私有化，甚至设定目标要把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的比重降到10%以下。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该理论声称人都是自私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共部门必然是低效率的，是搞不好的。受此影响，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我国所有制结构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外资和私营资本的比重不断加大。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首先，所有制格局决定分配格局，随着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贫富分化达到并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导致消费率长期偏低，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外资和私有资本力量的壮大，其对我国政治进程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在某些方面已经影响到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再次，与此相关的是外资和私有资本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直接导致了各种西方错误思潮的泛滥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当前的困难和矛盾。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势力试图曲解中央精神，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之机推行私有化，给正常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制造了不少困难。这一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非常有针对性，事实上给这些势力以当头一棒，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不是要缩小国有企业规模，绝不是要搞私有化，而是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另一方面要堵住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
基本经济制度范文2
关键词：自组织知识；人均知识分布；制度演进；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3.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3002306
一、经济增长的知识论基础
在经济研究中应该注意到一种现象，即在西方经济学主流之外相对更为重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表达较少，如果要进行一些追索，可以发现新古典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知识对增长的作用，马歇尔就明确提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结构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1]157但是，大多数经济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些论断，而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如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中，从而形成了增长的递减效应，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有极限。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奥地利学派所特别主张，哈耶克就专门论述了经济学和知识的关系，认为“在经济理论中，经验因素――它是不仅涉及含义而且涉及原因和结果，并因此而得出结论的唯一因素――是由一些有关获取知识的命题所组成的”[2]32。由于人的知识的增长没有极限，因此由知识所推动的增长也就不会存在极限，如罗默所指明的那样，“长期增长主要由向前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所驱动”[3]，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递增效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考虑到知识的溢出效应，在相关知识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中，知识在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内能取得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运用到其他社会经济区域中则达不到同样的效果甚至作用相反。普雷斯科特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其实各国的可用知识是相同的。因此，一定存在其他的某个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差异。”[4]66而之所以如此，关键的一点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区域具有不同的由知识所构建的制度规则。这里，我们可以继续诺思的研究，将知识视为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而这种把握体现为关于自然知识和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的积累，从而使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确定，进而推进社会经济增长。作了这样的区分后，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种情况，即关于自然的知识是标量性知识，而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是矢量性知识[5]。这是因为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最终将给出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方向性的价值指向，进而构建起具有选择性的规则。对于这点，莱布尼兹也曾将知识分为关于事实的知识和关于理性的知识[6]，而理性影响人们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方向性的行为选择。而一个个体之所以出现这种行为性的方向选择，按照诺思的理解就是信念的变化，这种信念事实上是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的变化。正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指明的那样[7]，由于人类关于自组织的知识是矢量性知识，因此获取新的知识的变化，不仅会导致行为强烈度的变化，而且会导致方向性的变化，体现为行为的选择性变更，这种变更取决于这类知识总量的斜率水平。我们可以用坐标系来说明，设定新的知识量所在的位置为x轴，当知识存量与x轴的夹角大于90°时，就会出现了一个反方向的叠加，进而降低了行为方向性的强度；相反，当与x轴的夹角小于90°时，则形成一个正向的叠加，进而强化了行为方向性的约束，而且与x轴的夹角越小，新的知识量对知识存量起着越大的叠加效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诺思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是指人类所拥有的根植于人们信念中的知识和人类创造的反映他们信念的制度”[8]。在这里，我们将制度归结为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的结果，那么，制度问题就不再是与知识相并立的概念，而是人类知识的不同类型所构建的结果，这样在人力资本中也就不用作出知识与制度的区分，而是统一于人类关于自然与自身相关的知识体系中，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诺思的论点中不论是信念还是制度，应该都是人类关于自组织这类知识矢量叠加的结果。
论述到这里，事实上已经把“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及如何使这种活动达到相互均衡共处都将从他们所掌握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开始”[8]作了进一步的拓展，而把关于世界的知识区分为两个方面。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在人群中体现为知识传统，这个知识传统可以固化为制度规则，体现为人类对自组织的把握；而关于自然的知识，则可以转化为技术知识，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运用。通过把知识区分为两个方面，就可以试着理解舒尔茨所强调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能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9]42。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知识的进步能增加资源进而推进经济增长。对于这个问题诺思作了论述，就是知识的增长使不确定得到确定。人类不断提高对自然以及自组织的把握度，因而可以通过可控的措施使经济增长得到实现，具体来说就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使对自然的不确定变得更为确定，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仅使我们得以认识自然，使资源的供给量得到增加，而且可以发展出对经济社会增长有益的技术性知识，从而在技术层面上对经济增长实现确定性把握，体现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正效益，这点在索洛等人的研究中已经得到实证，如索洛通过实证研究明确指出在美国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中“生产函数中累计的技术变化约为80%。于是有理由认为在产出总增长中……7/8由是技术变化的结果”参见：罗伯特.M.索洛《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7年8月号）。。但是，我们知道索洛所指出的增长只是短期内的增长，从长期看“一种经济的实绩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组织结构”[10]，而组织结构最终是以制度的规则体现出来。对此，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的制度结构制约着技术的进展，进而制约着经济增长，这点可以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践中得到证明。制度结构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类关于自身行为的不确定性的确定，这种确定由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所表现，而在知识层面则以知识传统体现出来，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会出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11]62，而这种选择取决于由不同的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所构建的文化传统所决定。因此，如何发展出对这部分知识的分布状况及确定性的理解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问题。
二、知识分布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我们所指称的知识分布是依据一定规律形成的人群知识分布状况，而人均知识分布则体现了人群知识的平均水平状况。在进行论述时可以设定，对于某一个体来说其最初所获得一定存量的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存量（以下为了论述的方便把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简称为知识），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点。进行这样的分析是基于“分析人们将做什么只能从他们所知的问题开始”[2]，而不是简单地把分析构建在一个群体性的行动假设上，从而使分析的基础更接近于经济增长源于每个人具体认知到的行为方式进行耦合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关于知识对经济制度影响的分析就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点也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演化着，并为人类所改变，因而，我们的理论必须从分析个人开始”[12]42。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设定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具有足够的人群数量，通过对个体知识存量的设定可以知道，对于具有足够个体数量的社会经济区域来说，其所具有的知识总量为所有个体知识量之和。之所以提出这点是因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人群数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人群具有足够个体数量的基础上，简单的个体所组成的小的群体无法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所以可以设定某一社会经济区域中人群数量达到足够大，并且由于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内的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所以人群的知识分布状况就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里，我们的研究着眼于人群知识结构对制度的影响，这是因为就仅仅就存在的一个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来说不存在制度问题，单独的个体最多只是适应制度的安排而不能内生地创造出一个制度。对于这点在经济研究中虽然存在诸多争论，但是，就内生性制度的形成来说始终归因于人群状况。我们赞成梅纳德・史密斯的观点――“个体选择并不必然导致最优或者次优的社会结果”[13]182，而取决于群体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从群体所处的制度环境看，取决于人群对自组织知识的掌握水平，而这种水平不能简单求取平均值，它取决于人均知识的分布。作出这样的判断后，我们可以有效地解决在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或有限理性的选择问题。所谓的有限理性只不过是知识积累的有限度而已，因而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出现误差。但是，从长远看通过知识积累的增长则可以符合理性的原则。正如贝克尔所指出的那样，“被经济学家认为是给予给定的偏好，以及被模糊地归于人类本性或者其他某些类似物――对自私、亲属间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差别，以及偏好的其他方面的持久的重视――可以大部分地通过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具有更大的基因适应性的生存价值的选择加以解释”[14]。这是因为从长远看，与假设的自私理相反的利他行为是在所获得的知识存量能够对事件作出长远有利的基础上形成的，最终使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的人群能够满足完全理性的假设。
我们还要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人群都由个体组成，当人群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近似地看作连续的函数系列，因此可以假设人群知识分布是连续的。从数理统计相关定理中知道，对于任意总体只要样本数量充分大，样本均值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分析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状况时，我们也可以用正态分布进行研究。对于前面我们的设定来说，这个社会经济区域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平均水平即样本均值的经济意义体现为经济体系所能达到的人均知识分布存量水平。由于从逻辑上说，人们对未来的决策取决于对过去的把握程度，而这种把握程度体现在人群水平上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区域中的人均知识存量水平，这个人均知识存量水平就是对人群自组织的确定性把握的水平，体现为这个社会经济区域中人群对经济增长问题所具有的平均预见水平。
我们所需要得到的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区域中人均知识状况所能体现的人群知识水平，进而得到由人均知识分布状况所决定的知识传统性约束，最终这个约束体现为制度规则。因此，人群知识存量的增加会不断改变人均知识状况，知识存量的变化会引致制度演化，“知识存量的累积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1]232。这种潜移默化作用体现为随着这方面知识的增长，不仅形成了具有共性的知识累积的强度，而且还强化了价值方向，而价值方向将对在这个经济社会区域内的个体形成知识传统性的潜在制度安排。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当在社会经济区域人群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个体获得一定的知识增量时，不论这个增量的矢量和取值为正或负，随机个体的知识存量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人均知识分布水平的变化，因而不会必然地引起制度的演进[5]。但是，当人群总的知识水平发生新的变化，则相应地引致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发生变化时，相应地会改变该社会经济区域的人均知识分布的水平。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知识的人均分布状况将影响到制度的演化，进而形成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环境。
三、人均知识分布引致制度进化
在这部分，引进负知识这个概念。前面，已经确定自组织知识是矢量性知识，因此当自组织知识在推进经济制度演进方面起着相反作用时，那么，这类自组织知识就是负知识。福利经济学有关理论表明，并不是所有制度的演变都有利于改进人群福利状况，即使如希克斯等人所指出的弱化的福利改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能实现，其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从知识分布状况看，一些社会经济区域关于自组织的知识对于制度演进呈现出反方向，这也进一步说明对于我们所给出的关于自组织知识是矢量性知识的基本判断。在负知识存在的情况下，也就可以从实践中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会出现反方向演变的原因了。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确实存在一些经济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个事实，而在经济制度的后面实际上存在着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自组织知识为负这个事实。
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自组织知识分布会发生变化。从人类制度演进的历史看，由于自然资源短缺可以引致关于自组织知识的变化。为了说明这点，可以引用工业革命的例证。工业革命在欧洲出现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力资源的短缺，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与之相适应的自组织知识，而自组织知识的演进导致了新制度的出现。正如赫拉利所指出的那样，“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理解，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15]114。而他所指出的想象实际上就是认知革命的结果，他将之归结为“文化正是认知革命的主要成就”[15]45，而这里所指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维系人群秩序存在的由知识所构建的制度。虽然，赫拉利没有明确指出这点，但他在纵论人类历史过程中人群之所以能够合作发展的根源时，就暗示了人群中存在的区别于人的生物性的群体性的知识所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存在于千千万万人中的共同的知识，既是哈耶克所意指的知识传统，也是本文所指明的人均知识水平。同时，从数理统计理论中可以知道，人均知识水平取决于人群知识分布状况和人群数量，由此，可以得出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决定制度优化水平的论断。
那么，人群知识状况如何促进制度的演进？结论是由于人群之中各个不同群体关于自组织知识的差异性。诺思就明确指出，“知识的变化是经济演化的关键”[11]58，经济演化中“参与者的意向性通过他们逐渐形成的制度反映出来”[11]61。这里，虽然诺思没有指明意向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我们对知识作两个方面的划分就可以较好地进行理解，因为制度反映了自组织知识，所以当意向性发生变化时必然会促进制度的演进。这里，还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意向性是如何演变的。这是由于在任何一个经济制度下都存在着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这个群体对经济制度有着改进的要求[7]，而且，这种要求的度由这个群体中所处的不利程度决定。考虑到经济制度由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决定，那么，对制度演进有着不同度的要求的群体的差异性本身，就体现为在一个经济社会区域内不同的群体关于自组织知识人均值的不同。当不同群体关于人均知识相差越大时，经济制度演进的可能性越大。新近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当经济技术成为通用性后，必然导致增长的逐渐回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于从“制度和知识部门这两个环节改进”[16]。这里，虽然将制度与知识相混同，但是，已经开始从这些方面找原因。而当我们将经济制度的原因归结于人均知识水平时，那么在一个经济社会区域内的具有差异性的人均知识分布状况的不同群体，就成为经济演进的推动力量，这点也正好说明“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第一个普遍论点是：有些政府活动比没有这些活动更能使竞争有效有益”[2]103。这是因为，当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的发展更大程度依赖于小的自组织时，在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内会形成更多的具有区别的内生性知识结构和制度模式，而这些具有相对差异性的知识结构会有着对制度演进的要求，进而使一个社会出现制度进化的可能性变大。这种情况也可用以解释防止垄断出现的必要性。因为，垄断将导致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知识的固化，从而制约了行业的进化。这种情况与普雷斯科特等人的研究相一致，也与我们对经济现实的观察相一致。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当今的世界，无不同时存在着成长的、停滞的或衰落的经济体……如果说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是阻碍成长的制度结构的牺牲品，那么制度结构是外部强加的呢？还是内生的？还是二者结合？”[17]160通过研究对人均知识分布及其映射的制度演进情况的分布，我们可以认为制度既可以是内生的，也与外部强加相关。通过对知识积累的分析可以看到，制度的演进与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内人均知识分布状况相关，而人均知识分布状况最终取决于个体的知识积累总体水平，内生的制度来源于人均知识分布状况，而外部强加的制度则以对知识积累的方式影响到人均知识分布水平，因为构成制度的知识形成对社会经济区域个体知识形成的矢量和效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加的外部制度总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逐渐成为可以适用的制度安排。因此，当我们将着眼点放在知识的分布上，通过知识对制度的演进作用也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需进一步阐明的是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使不同群体及个体的知识保持差异，这点可能在促进制度的演进上更为重要。
四、从制度到经济增长的路径
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的制度的演进取决于人均知识分布状况，也即是说当人均知识分布水平提高时，会促进制度的演进，对此在前面我们已经作了论证。而制度的经济绩效也已经被包括诺思在内的学者们所解决，“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决定因素”[12]161。但我们仍然需要洞悉制度到底如何引致增长。虽然诺思已经指出了“制度通过其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绩效”[12]6，然而他又同时认为“制度未必或者通常不会是为了实现社会效率而被创造出来，相反它们之被创立，是为了服务于那些有制定新规则的谈判能力的人的利益的”[12]。虽然制度的演进引致经济增长，但是到底沿怎样的路径却不甚清晰。诺思也明确提出从制度到经济增长的路径并不十分清楚，并指出“厘清到底是哪些制度特征型塑了绩效，将是十分有价值的”[12]160。这部分的重点就是探索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构建起从制度到经济增长率的清晰路径，这也是本文的一个重点。
从制度到经济增长必然存在一个中间部分，而不是如新制度经济学派所分析的制度改变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关系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从我们所分析的个人知识的构成出发。个人的知识分为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前者决定了制度的演进，后者构成并可以深化为技术的演进，而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为技术进步的结果。这点也可从人类发展史中得出结论。以中国情况为例，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人口扩张与社会动荡中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所提供的经济增长可能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进而引致了社会动乱和人口的急剧减少，直到明清技术进步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新近的研究通过数量分析也指出“发展中国家若想超过发达国家，只能通过改善研发部门的外部环境，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升知识生产率”[18]。如果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原因，而技术又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路径就可能是制度通过技术而起作用，因而在人类两类知识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决定了制度的演进，而制度的演进决定了技术的进步，进而决定了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证。
这里，可以考虑技术是制度的函数，设定人均关于制度的知识可体现出制度的水平，进而推论出在关于人类自身知识的人均分布状态下可能自发产生的以及能够吸收的技术水平。由于制度演进取决于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因此从中国历史发展实践看，在全民几乎相类似地对行为标准的知识存量如儒家思想形成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区域内的制度演进难以实现，同时，技术进步也难以从根本上形成推进经济增长的力量，而不在于是否在中国重视商业经济的发展，就会使中国古代经济增长存在极限。
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直接影响人类行为和对问题的判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区域制度的演进。正如诺思所指出的“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12]122，而这种主观构念模型说到底就是我们所指出的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的制度和执行制度约束的基础。这方面的演进使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能够自发地产生出新的技术以及可能引入新的技术，进而产生如罗默等人所提出的知识递增效应，从而解决经济与人口增长的协调问题。虽然诺思也提出了“制度与所用技术一起决定交易费用”[12]74，但并没有说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他也只能从定性的角度一再提出把制度作为极其重要的变量纳入增长函数之中，但也不得不承认“规则与绩效之间事实上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12]63，其原因是没有真正找出制度由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人均分布状态所决定的根源。正如巴罗关于教育与增长的分析指出的那样，“教育对于经济体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具有积极效应的理论”[19]142，其原因是教育既传播关于自然的知识，也传授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而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的分布状况决定了社会经济区域制度演进的可能，进而使内生技术进步与引进技术成为可能。在对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巴罗论证出“对民主化起作用的看来是早期教育”[19]96。通过对教育过程的观察，我们也可以明白早期教育更多地是关于自组织知识的教育而相对较少地关于自然知识的教育，这可能是对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决定制度演进的一个最接近的论证。这些情况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从关于人类自身知识人均分布开始的经济增长的逻辑。
由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发生在近代，因此可以以此作进一步论证。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只是到了最近的几百年才有了所谓的发展（即人均收入增长超过每年2%）。在漫长的社会史上，人均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几乎总保持为零”[20]。回顾20世纪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清楚地证明这点。诺思就明确指出：“中古盛世时技术确有进展，虽则由于社会风尚冷淡，其进程受到阻碍。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以致发明家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21]50正因为在制度层面没有形成对技术收益的有利制度环境，因而技术创新即使出现也无法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生产力，“这样一来，构成经济发展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就减弱或延迟了”[21]50。正因如此，缺乏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制度环境便阻碍了技术的演进，“由于制度结构的不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因为制度影响一国改进和开发新技术的动力”[21]121。温加斯特在相关研究中就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独立权力――事实上的联邦制――对工业革命的出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22]96并确切地指出这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商业中心，行会的管理限制了竞争、定价、进入和培训，因而也就不可能使行业产生新知识积累，进而阻碍了制度的演进，这也是为什么“工业化没有在既有的商业中心出现”[22]的原因。而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发源于工业革命引致的技术进步，并由此彻底改变了经济由外延式增长导致人口扩张，最终使经济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需要而引发社会混乱的模式，使人类社会经济增长能够支持人口扩张的需要。
五、结束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当用知识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并且可以恰当地把知识分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时，又可以使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与人类文明的进展相适应。人类发展的历史总体上就是如何适应和改造自然，使自然演变的不确定性通过技术的手段逐步实现确定性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人类自组织对确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没有对人类自组织的确定性把握，那么最终使对技术的确定性把握特别是对运用技术推进经济增长就成为不可能。关于这点可以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得到证明。因此，对群体活动的确定性把握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同时，我们发现推进对人类自组织的确定化与人类价值性选择密切相关，而这种价值性选择根源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这种知识的进展是人类自组织确定的基础。通过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推进人类自组织知识的进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社会区域内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人均知识水平的差异性，二是与人群数量相关，并且人均知识进展与人群数量呈负相关，从而使制度黑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我们推论出经济制度与技术进步存在正相关，而由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作用，因而可以构建出从知识进展、制度演进、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逻辑顺序，从而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因素在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的进展，而这也解决了困扰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解释问题，从而使经济理论能够更为一致地适应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然而研究至此，还不能准确得出三者之间的量化关系，这便是下一步需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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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范文3
团场作为兵团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基础和主要载体，既是经济实体，又是社会实体。团场以第一产业为主体，二、三产业全面发展。因此，团场的基本经营制度就是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出团场基本经营制度：
一是符合团场产业结构的实际要求。团场以发展农业为主，农业是团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兵团经济的基础。农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依然是团场的主要产业和基础产业，在团场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较高的比例。即使团场现有的二、三产业和今后二、三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依托和围绕团场农业产业形成的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因此，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团场经济的突出特点。
二是符合团场职工队伍和从业人员的实际要求。团场连队一线农牧职工是团场职工队伍的主体。兵团从事农牧业生产的职工35.2万人，占团场职工人数的74.4％，占兵团职工人数的53％。从事大农业的从业人员约占团场从业人员的85％以上。农牧业职工和从业人员在团场经济社会发展和履行屯垦戍边使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连队农牧职工为主体是团场职工队伍的显著特点。
三是符合团场农业深化改革的实际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兵团借鉴农村改革经验，在团场农业连队一直推行职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目前全兵团约有14万户职工家庭实行承包经营，还有约3万个开发性家庭农场，也实行承包经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已经成为团场内部农业生产的主要承包经营组织形式，充分调动了承包职工家庭生产经营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团场生产力。
正是由于团场的农业基础地位、农牧职工的主体地位和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以及围绕职工家庭承包经营形成的团场统一管理和服务方式，才决定了团场基本经营制度就是实行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
二、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主要内涵
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主要内涵概括为四句话：即“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明晰到户、农资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这四句话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简明扼要，内涵丰富，便于广大职工群众理解记忆。
一是明确了团场和职工两个经营主体的地位和关系。团场基本经营制度规定了团场必须双层经营、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其中，职工家庭经营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主要体现在生产管理环节上。团场统一经营是发挥双层经营体制综合效益的重要保证，主要体现在管理和服务环节上。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涵既明确了团场两个经营主体的地位，也明确了两个经营主体的关系。
二是体现了团场农业生产的特点。实行职工家庭经营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决定的，它可以在家庭范围内完成农业生产任务并达到最优化状态，这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兵团的农业生产及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与我国农业及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与国外农业及家庭农场经营除了土地性质不同，土地经营规模不同外，其他都是基本相同的，核心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涵集中反映了团场农业生产这一普遍性和适应性特点要求。
三是体现了团场大农业和组织化程度高的集团优势。团场是兵团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基础和载体，组织化程度高，集团优势明显，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优于农村一般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分散经营的广大承包职工和人员提供优质、便利、快捷、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涵使团场大农业和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十分突出地得以体现。
四是体现了团场发展现代农业和产业化经营的要求。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兵团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要求，也是致富职工群众，增强团场屯垦戍边实力的必然选择。团场基本经营制度双层经营体制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内涵特点，适应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为加快实现团场农业现代化和发展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动力支持。
基本经济制度范文4
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几个基本条件：首先应明确界定实体经济是什么；二是必须保证金融体系有效运作；三是不同融资工具之间必须具有替代效应；四是采取市场化方式而不是政府主导。
一般来说，实体经济是相对于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而言的，因此，商品与资本两者的定价基础、定价方式、供求关系及市场运作方式上都存在严格的区分。而住房及一些既有消费属性又具有投资属性或炫耀性属性的地位性商品，其界限就相对模糊，如果没有清楚的界定及用相应的政策来限制，这些商品就会转化为投资性产品而非实体商品。
从2008年至2012年，我国银行信贷增长高达35万亿元以上，社会融资总额达63万亿元以上，是1998年至2002年期间信用增长量的10倍。这4年的融资成本很低，但这些低成本资金基本上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各种资产，其中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是最为典型。
当金融市场过度信用扩张把住房价格推高后，住房市场迅速转化成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市场。在这样的市场内，融资成本越低，利用金融市场杠杆进行炒作的人就越多，资产价格飙升也越快。这不仅使得国内金融体系积聚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也使得实体经济无从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第二方面，要促使低成本融资流入实体经济还需要有效的市场机制。如果金融市场没有形成与金融资源相匹配的价格制度，那么，融资成本再低也无法流入实体经济，更不要说用低成本的融资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近几年来，国内金融市场政府管制过多，价格严重扭曲，致使民间信贷活跃、高利贷盛行、炒钱之风狂烈、银行理财产品突飞猛进、信托贷款剧增、影子银行风险巨大等问题相继地出现。尽管政府采取管制方式不让更多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但房地产业却能通过各种委托贷款公司、信托公司、海外贷款机构、银行个人理财委托贷款等工具筹集到大量资金。这种现象不仅在于资本具有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本性，更在于政府管制主导下的国内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用隐性担保。国有大型企业从银行获得低成本资金拿去放高利贷并非仅是个案。
第三，就当前国内的融资情况来说，融资市场格局及融资工具早已发生了较大变化。2003年前，银行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占比达90%以上），因此，银行融资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低，特别是利率还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过，随着融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工具是可相互代替及多元化的。
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银行利率市场化程度提升，企业接收的无论是来自银行信贷市场融资还是来自其他市场融资（信托、债市及股市等），其成本高低并非通过政府的政策手段实现，而更多取决于企业本身素质、权威性、更高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及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国内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较低，所以企业都渴望进入资本市场。而对银行信贷融资而言，在中国金融业半开放及融资多元化的条件下，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并促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基本经济制度范文5
对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分析，不能只限于宏观视角，或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金融自由化的 产物，而应深入到微观层次。在泡沫经济形成过程中，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扮演了 什么样的角色?企业的经营行为和企业制度与泡沫经济的形成有什么内在联系?显然，这 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其行为是多方位的，它既作为一个 独立的实体，以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时又受到经济环境与企业制 度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问题分析的切入点。在本文中我们是从企业在 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行为去寻找二者之间联系的。我们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1)企业筹资方 式的变化：企业偏好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偏好于股票，还是债券。(2)企业在股市的 投资策略：是长期投资为主，还是短期投资为主；是追求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3)日本 特有的企业制度，尤其是企业间相互持股制度对日本的资本市场有什么重要影响。
二、战后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
就企业的筹资方式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内部利润留成的资本积累，二是包括银 行贷款、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在内的外部筹资。在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的筹 资方式是以银行贷款为中心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从外部资本市场看，证券市场尚不发达， 增资发行的成本大、难度高，同时又受到企业自有资本和准备金规模小的限制，因此通过发 行股票和债券难以筹集到大量的资金。而银行贷款则变得相对可行，手续简单、约束条件也 少。尤其是企业集团内的主银行制度，使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变得更为简易可行，交易成本很 小。总之，这一时期日本企业正处于设备投资旺盛、资金需求高速增长时期，资金需求的旺 盛、自有资本积累少与证券市场的不发达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只能选择银行借款为 主的筹资方式。
从表1可以看出，在1957－1974年之间主要企业的资金筹措结构中自有资金(内部 资金)所占比例较低，仅在22．7－ 33．7％之间；股票和公司债券的筹资比例逐年递减：股票 比例为：1957－1959年12．0％、60－64年10．9％、65－69年3．6％、70－74年3．2％；而同 期公司债的比例分别为：6．5％、7．0％、5．4％、5．1％；而银行借款的比例基本上是 逐阶递增并占有很高的比重，1957－1974年间，四阶段所占比例分别为39．9％、33．5％、 35．8％和47．4％。
1970s中后期，企业的筹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主要依靠银行借款的间接融资方 式向银行借款、证券发行、自筹资金“三箭齐发”的筹资方式转变。与1970－1974年间相 比，1975－1979年间银行借款由41．4％下降到23．3％、股票发行由8．3％上升到10．4％、 公司债券由5．1％上升到10．7％。而内部资金却由35．7％上升到49．2％。
促使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有：(1)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减量经营的实施。1973年资本主 义世界爆发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物价暴涨、物质匮乏，迫使日本经济减速。 日本政府一改长期实施的“紧财政松金融”的政策，转而实行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官定 利率提高、银行收紧，从而带动了民间银行利率的全面提高。这样，企业间接融资的成本提 高，因而企业被迫放弃了高速扩大企业规模的战略，由原来规模经营战略转为压缩人、财、物 需求、追求效率的“减量经营”战略，企业在财务上的策略就是：压缩银行贷款、改善资本结 构、提高自有资本比率、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2)股票市场的兴起和市价发行的普及。 1970s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过剩资本的增加、股票市场日渐壮大、市价发行基本普 及。这就开通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同时银行贷款利率的提高也使企业在股市直接融资 的成本比银行贷款低，从而使企业偏好于直接融资的筹资方式；(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 设备投资的减少。1970S中后期石油危机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由原来厚重长 大的重化工业开始向轻溥短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以微电子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 革命的兴起，使固定资本的投资大为减少，资金需求增加放慢企业能从容地选择自己的筹资 方式。
经过1970s的渐变后，1980s日本的筹资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其特点是：(1)银行借款 比例急剧下降。由1975－1979年的23．3％下降到1980－1984年的15．6％，而1985－ 1988年更是降低到了3．2％；(2)内部资金比例的急剧上升。由1975－1979年的49．2％上 升到1980－1984年的56．4％，1985－1988年进一步上升到了59．5％；(3)资本市场上的 直接融资比例有了大幅度提高。到1980s中后期主要企业以发行股票所筹资金已占到12．3％ 的比例，债券也上升到了16．4％，二者总计为28．7％，仅1989年资本市场的直接筹资总 额就达到了23万亿日元。可见直接融资已成为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
1980，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是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企业 的内部因素看，1980s日本企业的经营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企业成功地完成了生产上的结 构性调整，低能耗、知识密集性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并使日本企业奇迹般地克服了第二次石 油危机的冲击。这一时期，企业经过高速增长后积累起了大量的资金，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再 追求外延式的规模扩张，更注重于资金效率的运营和内涵式的增长。从外部环境看，1980s 的金融自由化对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资本 市场制度的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资本市场制度的自由化使公募公司债券发行的条件放 宽，公司债券的发行无担保化，在国内市场引入了附带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券、外汇自由化 完全取消了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方面的限制。使企业的筹资方式走向国际化。
从高速增长时期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到1980s以股票、债券发行为主的直接融资， 这一筹资方式的转变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开通了企业通往资本市场 的通道，带来了日本股市的空前繁荣，从而使企业的经营行为与股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泡 沫经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企业的股市投资行为与泡沫经济的形成
1980s的日本企业不仅是股票市场的主要发行者，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它 们同时扮演着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在日本的股票市场上法人是主要的投资者，他 们在持股结构和股票交易中所占的比重极高，这种局势造就了日本股市运行机制的特殊性： 在股票价格形成机制中，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股票价格的高低。我们认为这是 形成“泡沫经济”最直接的原因。下面通过对企业在股市中的投资行为分析对该问题作进一 步的阐述。
根据投资目的和期限的不同，我们把企业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 两种。作为日本企业的长期股票投资具有特殊性，它是同企业间相互持股的制度联系在一 起的，其投资策略并不是为了股票投资的直接收益，而是一种策略性投资，是为了通过相互 持股维持一种企业间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因此，这一部分股票的投资长期固定，如果没有 特殊情况，无论股市价格如何变动，企业都不会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去抛售，并且随着所持股 份企业股票总额的不断扩张，还要不断追加所持股票的数量，使法人间相互持股自始至终都 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这种独特的法人相互持股的背景下，股票持有者的主体是法人企 业，它持有股票市场约70％的份额。因此，同时作为发行者的法人企业足以对股票市场形 成垄断和价格操纵。因为在理论上，股市是社会资本合理配置的场所，股票的价格是在完全 竞争的市场机制下，由股票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股票的价格应当能准确地反映股票在市场亡 的供求状况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股票价格作为一种信号能诱使社会资源从低效率的企 业流向高效率的企业，以使整个微观经济充满竞争和活力，社会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然而， 在日本这种法人企业持有大部分股票的社会里，整个资本市场失去了完全竞争的前提，致使 股票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扭曲，下面我们用供求理论分析之。
首先从股票的供给方面看，法人企业是股票市场的主要发行者，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多少 完全由它们联同证券发行公司操纵，因为在当时日本的证券发行市场上，也存在着野村、大 和、日兴、山一的“四社寡占体制”：四大证券发行公司在日本证券市场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四大发行公司通过寡头垄断支配着日本的证券发行市场，而由于作为股票发行者的法人企 业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天然利益关系，很容易使二者相互勾结起来，对证券市场进行操纵。对 发行股票的法人企业而言，希望股票能顺利卖出，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对证券发行公司来 说，同样希望股票能顺利卖出，以获得大笔的收入，而且股票发行数量越多、股价越高， 他们所得收入和筹措资金额就越大。尤其是股票的价格是决定股票能否顺利发行的关键因 素，只有在股票价格不断上涨的前提下，股票才能销售出去，他们的目标才能实现。这样，二 者就会联合起来，通过“稳定股东工作”，法人大量购买和吸收市场上的浮动股票，提高股价， 造成股价的不断涨势，从而使股票得以顺利销售。从供给角度看，这相当于减少了实际供给 量。因为法人长期持有的部分股票作为一种策略性投资，被企业搁置起来，不再参与市场流 通，因此股票的实际供给量＝股票发行总量－法人长期持股＝法人短期性投资持股＋个人 持股。
从需求角度看，法人企业作为投资者的角色，从市场上购回大量股票，并将一大部分作 为长期投资，永久性地退出流通市场，必然会造成一种“虚假需求”或“需求假象”。这种虚假 的需求会推动需求曲线的上移，带动股价的大幅度上涨，并作为一种价格信号影响着个人投 资者的行为，使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成为法人投资者的追随者，进一步促使股价上涨。这样 法人企业的股票得以顺利销售，同时泡沫经济也在此过程中(当然还应当考虑到法人投资的 短期行为)逐渐滋生。这一过程可用图1来表示。如图所示OA2表示股票发行总量A1A2 表示法人长期持有股票，实际参与市场流通的股票只有OA1部分(OA1＝OA2－A1A2)，若按照市场的实际供求量，股市的供需均衡点应在E1点，股价应为相应的P1，但由于法人长 期持有A1A2部分的股票所造成的需求假象，使需求曲线由D1点上移到D2，均衡点由E1 移动到E2点，相应地股价也由实际需求和供给中的P1上扬到P2。
1980s日本企业筹资方式向证券市场的转变以及法人长期持股所造成的特殊的股价形 成机制，为日本经济泡沫的滋长提供了温床，但这还不足以形成泡沫经济，促使日本泡沫经 济形成的直接动力是法人企业大规模的短期股票投资。尤其是在1980s中后期，由于股市 的日益“繁荣”，企业开始把高速增长和“减量经营”中积累下来的“过剩资本”大量地投放到 股票的短期流动市场，从而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投资狂澜。股票的短期投资是以获得短期 投资利润为目的的，有很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但由于法人持股下的独特的股价形成机制使 法人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操纵股价，再加上法人企业在信息上的优势，使它们在股市上的短 期投机变得相对容易。因此，在空前繁荣的1980s的股市上，企业的短期投资获得了丰厚的 利润，丰厚利润的获得又引发了企业规模更大的短期股票投机。日本企业进入了“财技术” 时代，即企业把低价筹措到的资金，大规模地投放到金融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从事“金融 炼金术”，以获取投机性利润。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法人股票投资的股票买卖周转率上得到 实证：在1984年以前银行和事业法人的股票买卖周转率虽大致呈上升趋势，但一直很低，在 1984年分别仅为7．97％和7．91％，说明1980s中期以前法人企业的股市投资以长期投资为 主；但从1985年开始周转率骤然上升分别达到14．16％和8．28％，而到1987年居然达到 53．50％和22．14％(康焕军，1995)，这说明企业已进入急风暴雨式的“财经济”时代。
“股票买卖是一种‘炼金术’，它使赚钱变得容易，从而妨碍产业资本的正常生产与经营” (孙执中，2001)。许多企业不惜牺牲本业，把大部分精力集中起来从事“金融炼金术”， 1988－1989两年，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日本企业筹资44万亿日元，其中只有30万亿日元 用于投资建设，余下的部分都投放到证券市场从事投机活动去了。而这种“财技术”所带来 的利润也成为企业的主要收益，甚至超过了本业的经常收益。1985－1989年间，在东京证 交所上市的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本业利润为1．25万亿日元，而金融收入却高达1．91万日亿 元(孙执中，2001)。日本著名的大商社丸红公司，20世纪80年代每年炒股收益高达30－50 亿日元。丰田公司的金融资产也从1980s初的5000亿日元膨胀到1989年的2．4万亿日 元。在日本特殊的股市运行机制的作用及企业疯狂地炒作下，日本经济就像一个大气泡，越 胀越大，也越容易破裂。因为当泡沫大到一定程度时，仅凭企业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支撑和抵 御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终于宣告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 长期萧条时代。
参考文献
[1]孙执中，2001：《日本泡沫经济新论》，人民出版社2001；
[2][日]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1995：《现代日本企业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3][日]植草益，2000：《日本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前沿》，锁箭译，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4][日]青木昌彦，1994：《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朱泱、汪同三译，商务印书 馆1994；
[5]张杰、郑掀起1994：《日本融东西方为一体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
[6]康焕军，1995：《当代日本股票市场研究》，东方出版社1995；
基本经济制度范文6
关键词：经济发展角度；企业成本控制；问题；对策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下，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对于企业而言，成本控制工作与企业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以来，成本控制工作也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中，企业必须要做好成本控制工作。企业是一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法人机构，对于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壮大，要想实现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就必须要做好企业成本控制工作，下面就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企业成本控制工作进行深入的分析。
1.在经济发展角度下企业成本控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企业控制工作的决策性能差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其企业成本控制的有效性会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到这一因素，企业在开展成本控制决策工作时，就一定要深入的考虑到自身的自成结构、规模以及投资风险，对于投资风险需要进行深入的计算。一旦成本控制工作决策失误，就会导致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经营成本，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企业濒临倒闭。考虑到这一因素，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必须要加强企业成本控制工作，进行科学的决策，但是，由于各类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的这项工作都未做到位，这就在一定情况上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2 企业财务控制能力相对较差
对于企业而言，成本控制工作就是他们生存的基础，要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加强成本控制工作，但是，由于各类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财务控制能力并不理想，也未针对这项工作制定好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与制度，这些企业在实际的经营工作中，为了保障业务的进展，常常需要存入一些现金来解决支付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很多企业却忽略了财务工作的重要性，导致企业内部的资金不足，资金难以发挥出理想的成效，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3 企业控制工作创新性不足
在经济发展角度下，企业成本控制的创新性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很多企业并未意识在经济发展角度下提升企业控制工作创新性的重要作用，忽视了企业控制工作的核心地位。此外，还有一些企业管理人员的思想意识僵化，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来开展工作，难以充分的发挥出成本控制工作的作用。
2.在经济发展角度下加强企业成本控制的措施
2.1 与时俱进，促进企业成本控制工作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就目前来看，我国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相关的企业内控制度，但是，并未发挥出理想的作用。在未来阶段下，必须要积极完善企业成本控制与成本管理制度，强化成本管理结构。将企业成本控制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进一步完善企业的内控制度，提高企业成本控制管理效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企业的发展下，可以为其引入新型的设备，这虽然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但是在设备使用阶段中，由于设备利用效率提升而企业带来的综合效益则是十分显著的。
2.2 加强成本采购工作的控制
2.2.1 严格采购制度，规范采购工作
为了保证采购工作的高质量完成，企业需要根据《物资供应先进折扣管理办法》、《物资供应公司经营业绩目标考核细则》等标准来规范采购制度，并在企业内部成立物资管理小组，在工作中严格的按照制度的准则执行，将订货价格与订货数量相结合、地区价格和行业价格相结合、物资质量与订货价格相结合、订货价格与结算方式相结合，在企业内部进行层层的审签，以便规范采购制度，降低物资的采购价格，提高物资采购效率。
例如，在采购某项物资时，需要由企业管理人员先下达指令，采购部门在接收到采购信息后，需要及时的组织会议，确定采购标准，再由不同的人员负责质量把关、价格调控等工作，在整个流程中实施责任制制度，这样即可有效降低该项物资的采购成本。
2.2.2 控制自购，防止采购漏洞的出现
长期以来，很多企业都实行自购的采购制度，在这种传统的采购模式下，物资的价格过高、进货渠道混乱，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为了改变这一问题，企业可以实行一种“六查六看”的检查模式，看采购手续是否齐全、有无联审合同、审批是否合理、自购过程是否合法、物质的品种，数量是否与规定相符，看物资的入库台账、价格是否与票据相符，有无增量或者串料的情况，出库记录与拨料单是否与物资的消耗情况相符，看当月的采购、结算情况是否与合同相同，有无串品种支付情况的发生。使用这种严格的审查模式，就可以有效防止采购漏洞的出现。
2.2.3 科技为先、创新发展
为了提高采购工作的效率，必须开发一种适宜物资管理专用的软件，保证整个采购流程在计算机的监督下进行。以某矿业集团采购部门为例，在2010年，该企业开发了一种物资采购的专用软件，通过电子商务在网上进行招标和采购，并在某大型门户网站上建立了物资专用页，发出招标公告，在短时间内，访客就突破了1万余次，在认真地审核下，有200余家厂家通过审核，进入和后续的网上洽谈，在三天的网络会议中，有70家厂商中标，这就有效的降低了采购的成本。这种网上招标的制度，可以帮助企业了解订货的制定情况、物资质量情况，并及时的查看物资的品种是否符合生产的需求，值得在采购部门进行推广使用。
2.3 加强对企业成本控制工作的监督
在经济发展角度下，企业成本控制工作的监督机制也是判断企业成本控制成效的重要标准，在这一背景下，可以通过相关的监督机制来防止人为因素对企业成本控制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此外，企业在建立内控监督制度时，需要设置好独立权限评价机制，这种监督机制对于企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开支与成本，关乎着企业的经营效益，为此，企业管理人员必须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完善内部成本控制工作的评价以及监督机制，这样才能够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4 加强内部控制工作的管理工作
要实现发展，企业就需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来建立成本控制制度，与相关的任务进行配合，对这些资金进行科学的控制，在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利用。同时，还要制定好相关的成本控制制度，对企业经营的各项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监督与管控，采取相关的措施提升企业成本利用效果，提高相关信息的质量。此外，还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形成一种完善的监督考核体系，加强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沟通，严打企业内部的不正之风，让整个企业的财政体系可以明朗、清晰。
结语总而言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下，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变得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必须要重视内部的成本控制工作，做到财政资金的公开化、透明化，建立起完善的企业成本控制制度，突破传统的管理理念，改变传统管理方法，制度好完善的财政监督制度，完善采购管理体系，保证采购的质量、降低物资采购的价格，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扩大企业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的发展需求。（作者单位：长沙市主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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