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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范文1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93-05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著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著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著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
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著名的“发愤著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著《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著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与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著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著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著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著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著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著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与“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与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与“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
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得意忘言”与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著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考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著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得意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考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著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著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得意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与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如果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唐代论诗诗中用隐喻最为绝妙者当属《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用诗歌的风格和意境说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和意境。在《二十四诗品》中，“象喻”繁多，司空图用来品貌诗之风格意境的，既有人物形象，亦有自然景象。唐代诗文理论的象喻之法，至唐末表圣蔚为大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是最为典型的隐喻式言说。严羽在推举盛唐诗之“兴趣”时，使用了诸多禅语来喻指，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金翅擘海，香象渡河”等等。严羽藉禅的意象来隐喻诗境的灵动之美、虚实交合之美以及韵味无穷之美。金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使隐喻批评文体有一个大的转折，他注重画龙点睛式的精细批评，如论建安诗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用“坐啸虎生风”这样颇具力量的形象来隐喻建安时期诗歌风格的刚健与豪放。清代刘熙载《艺概》也使用隐喻，如：“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用四种“景”隐喻四种“境”，此种隐喻式言说，形象而简洁，深刻而生动。
学术批评范文2
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史学梳理；理论体系；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27-02
历史背景的影响、现实环境的复杂使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十分曲折。相较于对古代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的整理研究，目前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一方面较权威的宏观体系还未建立，尚未形成独立学科，一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还不够丰富、深入。但应看到当代文学批评逐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课题，目前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具备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研究
国内将当代文学批评独立于文学史抽取出来归结为史的著作很少，199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是将当代文学批评四十年（50年代至80年代）史化的一次开拓性的尝试。著者在该书后记别指出，该书“采用了历时态的现象描述、共时态的范畴考察和对批评家述评的方式”，即一种“‘史’、‘论’交融的写法”，由于著作“远没有达到‘史’的形态，仅能名之曰‘概观’而已”。虽道如此，但是该书对当代文学的史学梳理和概括是值得肯定的：该书从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不同分期的面貌、当代文学批评整体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批评家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中涉及到四十年中许多重要的批评事件及不同批评群体的批评实绩和贡献，总结出四十年的当代文学批评是寻找自身历史和美学品格的发展历程。该书集事件陈述与学理总结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呈现在一系列学术论文中。学者戚廷贵1999年发表的《文艺批评向现代形态的新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两种视界的演示及其评析》从批评视界的流变角度研究把握五十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总结出当代文艺批评经历了“角色化”和“对话式”两个阶段。文中指出新时期以前的文艺批评一般属于“角色化”批评，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对话式批评成为主导。作者认为角色化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批评视界”，对话式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批评视界”，后者是实现文艺批评的艺术实践性、理论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方式，是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方向。刘建祥于2002年发表的《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嬗变》则主要从“历史―政治”角度切入，论述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受时代的历史和政治运行的影响而演变: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定了它最初的道路,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做出了它最初的思想导向”，奠定了“现实主义构成文学批评的主潮和核心内容”；九十年代文人、文学、批评的世俗化的发展倾向，就发生背景而言与苏联解体、结束后知识分子的信念失落有关。论文还指出当今过分的趋利性造成的批评精神萎顿、批评局面混杂需要引起文学界的反思与警醒，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至2009年当代文学发展已有60年，王尧和林建法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而写的导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其权威性的视角对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而言极富学术史意义。文章开篇便提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不同层面与角度的学术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相对集中的一项工作”，该论文式导言则集中于以60年来文学批评的地位与作用的演变过程、批评家身份的变化过程、批评对文学创作主潮的概括揭示、批评话语模式的转换等问题为着眼点，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了宏观考察和讨论。其中提到的“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和知识谱系”的重构，“语言学转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批评范式的转换历经“从历史到语言再到历史的‘批评的循环’”等，都是对纷杂零散的文学现象做出的深刻到位的概括，对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脉络做了整体宏观把握。
对六十年以来文学批评进行整理研究的还有郭国昌的《感受性原则的失落与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60年的回顾与反思》，如题文章主要集中叙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其实是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的失落过程”。从大的分期来说，以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为界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的政治性批评标准，后三十年囿于对批评理论的“实证”，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感受性原则。重建批评的感受性原则强调的是确保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如文中列举了中国古代优秀批评作品《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现代杰出批评家周作人、李健吾、梁实秋、朱光潜等的批评作品，都是合理运用感受性原则的典范。作者提出的将感受性原则重新置回文学批评活动之中，确是当前文学批评谋求新发展的一条合理思路。
二、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研究。
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80年代作为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其批评思维、批评资源和批评范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概括起来，目前的研究中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探讨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1、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理论，即中国对西方理论的研究介绍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的概况。胡亚敏的《反思与建设同在危机与机遇并存――近年来文学批评学研究述评》以自觉的学科意识，梳理了80年代以来学界对西方理论翻译引介等的总体状况，如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等。文章还宏观地总结了现阶段文学批评学主要处于两种体系的建构之中，一种是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一种是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圆形”批评。作者认为两种体系虽然还不成熟，但体现了批评发展的潜在活力。周保欣在《疏离 缺失 寻求――关于“新时期”20年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回顾与反思》一文剖开驳杂的现象，独到地总结出新时期以来批评主体在理论探索中体现出一种现代性追求。论文概括出了“文化精神、批评意识、批评话语层面的‘现代性’寻求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具体体现在“批评意识上以个人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意识”，“批评话语形态上的向‘现代’转型”。作者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总结了现代性追求造成的影响，而消极方面是这种追求尚未成熟的体现，中国文学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则会逐渐走向成熟。
2、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形态。在新时期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各种思潮的不断迭起，金岱在《当代文学批评:回眸与进路一种》中对80年代以来的批评形态进行了总结：如80年代的拿来批评、审美批评、结构批评、反思性批评、新启蒙批评等，90年代的批评主要有学院批评、市场（媒体）批评、文化批评等。张清华的《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一文，指出除了文化研究思潮，当代文学批评还存在“历史化思潮”，即“强调历史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价值维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红色经典重读、“重返八十年代”、“民间话语”的提出等。在独到的总结中体现出对史实把握的具体详实，作者的研究深入可见一斑。
由于学院批评在当今批评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有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论文有季进、谢波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学院品格》、颜敏的《当代学院批评的情境与问题》、刘中树、张学昕的《拓展“学院批评”的空间》等，分别从批评队伍、研究问题、批评特征等对学院批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其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3、存在的问题。在研究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反思”一词的使用程度很高。周保欣的《反思》一文中提出的“价值定位和话语寻求方面的双重困境”，是对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概括性较高的总结。该文提到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表现出了“技术主义操作和游戏化心态”,将文学批评当作“语言技巧的玩弄”，疏忽了批评“应承担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责任”。同样对“价值”问题进行思考的还有饶先来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活力与嬗变》和《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功能的偏失及其反思》中提出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学性”遭到侵蚀，批评的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坚持；张清华的《思考》一文中更为深入地总结出近年来的文学批评表现出“当代性与人文性的趋于弱化与不足、文学性维度的几近丧失与标准混乱”，使得“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逐渐丧失了时代感与精神高度”。
其次是批评话语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到批评理论的运用与体系构建。几乎每篇研究文章都提到当代文学批评在理论运用上存在缺陷：如“理论至上”，导致“文学创作界与理论批评界的隔膜”；“理论创意的匮乏”，“对西方批评理论的亦步亦趋和食而不化”；“解释的虚拟化”，追求话语时尚的新潮文体，而无实质性的思想创造。
对于以上种种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具创造性的解决思路。当代文学批评首要解决的就是本土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一方面如何将外来理论转化为本土适宜的理论，一方面不能置中国传统经典文论于不顾。后者尤其需引起人们重视，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振声的《近年文学批评之平议》。该文指出当代文论与古典文论之间存在着疏远和隔阂，“作当代批评的，应有关注当代世界人文批评前沿的敏锐和开阔的接纳功夫，同时也要有本土经典批评方面的底气”,要让 “古典真正在当代思想水准上不断得以重新的开发和诠释，使之之于当代真正具有无可替代、不可轻忽的思想资源、文化底气乃至技术上的意义”。此外，学者们还提出文学批评要恪守一定的价值尺度：如周保欣提到批评价值向“人文”为核心的中心整合；金岱认为当今“最不可少”的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场域内的”、“面对问题的”知识分子批评；饶先来总结出当代文学批评应有“对文本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强调和追求”等，都是在扎实分析基础上提出的深刻见解。
近年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与反思体现了当代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增强，对于引导当代文学批评走出迷阵、真正获得自己的学理水准无疑具有重要作用。除了宏观的反思之外，学界一方面需要继续进行更完整的史学梳理，一方面需要从更细致处考察当代文学批评的生发状况，如对批评事件、批评家，文学批评期刊进行具体的考察，从而更系统地呈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景观，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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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范文3
一、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定义
“黑人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纽约，时间为1973年8月15日。由创始人之一的玛格丽特斯洛恩同爱莲诺霍尔姆斯诺顿共同宣布“国家黑人女性主义组织”成立。“黑人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即便早已应用广泛，但因为它的含义充满矛盾且有多种解释，因此仅被少数学者给予界定。在给黑人女性主义定义的时候许多批评者需要选用不同标准。如麦克道威尔认为“黑人女性主义是指从政治角度分析黑人女性作家作品的黑人女性批评家们”。目前的文学批评家普遍认为“黑人女性主义者”是指特定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和贝尔胡克斯也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提出了对黑人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进行明确定义的主张。当前，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黑人女性主义”指黑人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与主张；“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指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和评价。
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发展
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当代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迅速发展。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代黑人女性开始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正式进入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类有关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文章显现于文学领域中。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多元文化同时也促进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发展。总的来说，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挖掘与发现阶段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挖掘、整理与重新发现美国文学史中被湮没、被忽视的黑人女性作家的创作成就。集中体现在大量有关黑人女性创作选辑的收集、整理、出版发行。例如，艾丽丝沃克对佐拉尼尔霍斯顿一生和成就的探究就极具代表性。肖伯格的19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丛书的问世和黑人女性批评家文集的出现，人们可以更加了解黑人女性文学并对其更加关注，同时也说明了对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挖掘具有重大意义。
（二）分析与研究阶段
经过了对黑人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挖掘与发现阶段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开始对黑人女性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和研究。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黑人文化与其发展历史基础上，不仅不能忽略非洲文化，而且要考虑与美国的历史与文化特点相结合；在不断地挖掘研究中，找出黑人女性作家创作中的一些共同特点。对黑人女性文本中主题和意象、语言表述形式、文化特点、修辞、话语言说方式进行分析与总结，从而找出其存在共性。美国黑人女性批评家否定和抨击了男性作家和白人妇女对自己偏见性的定位，并对自身进行全新定义，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话语体系，从而改变了传统女性主义的议题和内涵。同时也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创造了新探究方向。
（三）创新和发展阶段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在分析文学作品找到其共性后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建构阶段。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在最初阶段常被指出理论不充分。在中后期发展阶段，经过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持续地建构创新具有黑人女性文化特质的表述方式，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将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分析作为对自身含义进行审视的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引入多种文化研究方法，丰富了自身作品的文化内涵，拓展了其批评视野并使其得以迅速发展。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问题
黑人女性遭受的种族性别歧视与阶级压迫所形成的共时性话语成为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建设构造黑人女性特色的文学传统及其批评传统。因此，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目标是对黑人女性的文学传统以及美学表述的追寻。美国的黑人女性在最初一直遭受着奴役与迫害，不但遭受白种人的种族歧视以及阶级压迫，还受到同种族黑人男性的压迫，完全过着奴隶生活遭受着无尽的痛苦，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任何身份地位可言，对获得自由以及平等待遇具有强烈渴求。在黑人文艺复兴时期，黑人女性同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社会进行斗争，努力进行自我身份寻找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当代黑人女性在其作品里也体现了对种族与文化身份的探寻。黑人女性文学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学传统，它有别于白人女性文学，它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具有文化传承的特点。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使黑人女性文学具有强大的文学传统。总而言之，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就是建构黑人女性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这也成为黑人女性反抗种族压迫与性别歧视的有力武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出了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同时也体现出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逐渐走向成熟。
四、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建构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在选择运用批评话语时体现了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美国当时主流文学批评理论影响了黑人女性文学批评话语，显示了其多样性的特点，同时形成了一种杂语共存的对话体批评话语模式。因此可以说，多样化的构成与其话语的混杂性以及对话性本身成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叙述话语的选择既表示文化选择，又体现出运思方式。由此看来，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建构旨在使用一种混杂性的、对话性的话语模式。黑人女性批评家们运用这种话语形式来表明黑人女性主义对自我价值的寻找以及自身差异的文化身份诉求。黑人女性文学拥有非洲黑人文化与主流文学两大文化源头，黑人女性文学传统既有非洲口述文化传统，又有欧美白人主流文学书面文学传统；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话语不但吸收了西方话语特点，而且受非洲黑人土语批评话语的影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用一种边缘性的、混杂的话语表述形式改写了主流话语简单的、非对话性的话语表述方式。以一种异质性的言说方式，颠覆了主流话语的普适性的言说方式，使黑人女性成为表述自我的主体，使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参与到其他文学批评的对话中。
五、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特点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重点体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
（一）认识论基础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离不开非洲文化渊源，古代非洲哲学思想认为事物是在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下发展的，世界是和谐共存的，这种思想即“对立统一”。古代非洲哲学思想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认识论基础。非洲裔美国语言学家史吉内瓦史密斯曼认为事物对立双方能形成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产生一种既定的事实所不可缺少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认识论并不是来自西方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观点，它采取的是对立统一、和谐共存的观念。这些看似对立矛盾的事物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中实现了和谐统一，并成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认识论基础。
学术批评范文4
“躯体写作”说到底，还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传统限制，保持女性写作的想象自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从性别角度揭示女性写作的特殊涵义，并阐述了“躯体写作”的概念。她认为，以往文学史由于缺乏女性观点，女性的生命状态没有得到出自女性自我的真实表达。因此，西苏在这篇文章中对女作家说;“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躯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接着她通过揭示女性写作在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传统中遇到的阻力，进一步说明“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意义。从而说明“躯体写作”真实的内涵决非一种纯粹生理上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她呼吁:“妇女必须参与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躯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嵌人世界和历史一样。”川对“躯体写作”观念的认同，使中国女性写作真正回到了女性自身。如王安忆、张洁、铁凝、刘索拉、徐小斌、蒋子丹、徐坤等大批女作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对男性中心话语的挑战，通过“身体书写”，在“性”的描写上表现得大胆泼辣无所顾忌，无所不至，以女性话语，以“女性独语”书写生命体验，女性经验，裸地祖露女性的性觉醒、性期待、恋父恋母情结、性恐惧、、同性恋等女性的一切神秘话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摆脱男权文化传统的批评标准，对这些书写女性经验的文本持褒扬的态度，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他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异样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
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这种悄然的变化，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形成回应。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把自己的理论思维重心，转移到“性别”这个概念上。她们将性别分解为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这两部分，认为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的由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文化设定。“社会性别是由社会文化形成的有关男女角色分工，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即，)人们按着这样的设定和期望对自己进行他塑和自塑，他律与自律，构成了一整套等级制的性别关系模式，如:主体与客体、独立与依附、阳刚与阴柔、主动与被动、主外与主内、尊与卑、强与弱、大与小、理性与感性，坚强与温柔等。等级制将本来是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及性角色以及性格、气质、心理等进行制度化的刻板定位，形成了一种尊卑高低有序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性别关系模式，从而成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是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寻找新的自我身份所必须加以颠覆的。社会性别理论为女性文学研究解释妇女的受压迫被歧视找到了历史的与现实的根源，为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男权中心文化提出了合理性依据，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菲勒斯中心逻各斯中心的批评解读男性文本中虚假的妇女形象的理论依据。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论标志着人类对性别的认识已开始由盲目到自觉，由无意识上升到有意识的理论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论引起国内女性主义学者们的思考和重视。她们开始从性别视角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我国20世纪so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女学人们性别意识的觉醒和性别视角的运用来看，已出现一些十分可贵的研究成果。如盂悦、戴锦华的名著《浮出历史地表》这个书名，已成为标志着女性的历史性觉醒的格言。陈顾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通过性别视角重读“十七”年小说文本，发现在那个似乎“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性别原来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并紧密地与当时的政治运作和意识形态缝合着”。在小说中的貌视“无性别”的叙述话语背后其实是一种性别压抑性别统治，在性别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隐藏的权力压抑、权力统治。“传统的男女支配从属关系并没有消除，而是更深层地的和更广泛地与党和人民的绝对权威服从关系互为影响地发挥其在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作用”。在这样的多重话语作用下，女性和男性同时他者化了。这位女学人以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揭示了那个时代权力话语运作的秘密，即如何以一个时代的性别神话实现对人的全面统治的秘密。刘慧英在她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指出:“菲勒斯中心意识对不少作家来说至今依然是一道非常强大的紧箍咒，使她们远未达到一种超越世俗实利或偏见的自在自为境界”。这里说到的“偏见”便是社会性别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何以会在一些男性作家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使文坛几代男作家难以摆脱它的阴影，刘慧英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观念。这也就是几千年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男人和女人的强制性塑造内化为一种顽固的性别心理定势。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波及到了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学成了精神分析这一心理科学的最好盟友。8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复归取得了辉煌成绩，并成为女性主义学者最有力的批评武器。
弗洛伊德主义是从文化压抑与力比多的转移与升华这一基本结构开始立论的，压抑与升华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中心词汇之一。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精神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个层次。本我就是力比多，是人的肉体里面的冲动的本能欲望，自我是人的意识，超我是被自我的意识所认同的一些社会准则、文化理念。本我作为一种肉体中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它总在人体里奔突冲撞，具有强烈的毁灭性。而超我为了维护社会与文化的稳定则不断地通过自我对力比多进行压抑，双方构成种紧张的情势。力比多在被压抑之后，或者潜入意识的深层，或者升华为一种创造性力量，而人类文明往往就在这种创造性力量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家庭社会体制对妇女的压抑是极其严重的，这不仅是表现在儒家文化的礼教总是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观念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类的教条来压抑禁锢女性的望。而且也表现在典型的父权文化体制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剥夺了中国女性的书写权利与表达欲望。在这双重的剥夺与压抑下，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很少有人能够突破父权文化的重围，在民族文明的建树中占有自己一席之地。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书写已经发展到完全可以与男性书写分庭抗礼的时候。女性作家无疑对弗洛伊德的压抑学说会特别感到亲切。其次，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潜意识，这一观点是由压抑学说推论而来的。正是由于超我对本我的压抑，力比多被封闭而没有自己的宜泄渠道，于是固结在精神结构深处就形成了一块黑暗大陆。这块黑暗的大陆在人的理性处于迷惘的时候，会突然浮出意识地表，影响着、制约着人的言说与行为。女性主义学者对潜意识理论的青睐，则是因为这一心理学理论表达了女性的一种文化痛苦。
在女性主义看来。人类文明史上种种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父权文化的产物。理性和意识都是男性的，女性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力与言说方式。而且，女性自身一直是在被男性所言说，即使在偶然的机遇中某一个女性争得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也不过是用男性的语言、男性的眼光与男性赋予女性的传统格调来审视自我。因而，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自我应该言说什么，怎样言说，始终是被男性文化所封闭的一块黑暗大陆，属于人类潜意识领域。正是这一认识，使得“黑色”成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流行色，而“黑暗大陆”“黑暗意识”则成了女性主义文学白觉张扬起来的叛逆大旗。一些女性学者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视角，研究当代女作家们的作品，提示了这些作品中被遮蔽被掩盖的叙事主题。例如:王安忆的“三恋”写人的本能欲望是怎样的不可遏止，怎样驱使着人的情感活动与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残雪的小说以梦吃为主要方式超越了纯粹的性别界线，而触及了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人类问题。残雪的写作最能证实弗洛伊德的“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的理论;就中国文学与精神的分析的关系史而言，陈染的意义也许是最为引人瞩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她的作品第一次真正将精神分析与性别意识结合起来，将性驱力的揭示由异性之恋开掘到了同性之恋与自恋的深度。女性作家们所表达的“本能欲望”“性驱力”“梦吃”“创伤经验”“童年固结”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梦”‘’潜意识”“性本能”“性倒错”“固结”“人格分裂”“歇斯底里”的阐释有着密切联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解构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解构理论与其激进主义母体背道而驰，它“反对二元对抗，只承认多元，否认权威和中心，认为宇宙与万物的生成是一种生生灭灭的运动，是无休止的结构—解构—重构;毁灭—再创造的万物生成，它们的‘现存在’不永久，一切‘存在’(being)是由‘无’(非现存)(absence)创造的。……万物之‘结构’无不在时空中自我解构。其解构并非听命于任何外在之主观意志，后者或可有促使其加快的作用。多元之结构解构相互影响，并非孤立之运动，因此，产生不定论，无定解，时间不静止，空间不定形。理不固定，文本无定解，‘变’为一切，‘权威’为妄，•中心’只是结构的功能。”川(Pl叫这种理论反对一切僵化的形而上学，包括一元论，二元论与统一(正反合)等旨在建立永恒不变的权威、中心，或最终的统一意志(神或理念)及其机构。解构理论以对现存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与话语体系的解构，与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在精神价值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在其《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文中，对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契合背景作了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析:“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的所谓的‘危机’的人们。，l[’](P141)女性要获得在历史文化中的本体身份，首先要使自身从被描述，被界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获得语言的权力。在这一方面，解构哲学给女性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罗兰巴特的社会语言学观和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记忆、情感、欲望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首先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进行了质疑与拆解，从哲学的高度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透视女性“第二性”的表相背后的文化奥秘，由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而深人到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揭示男女这一最基本的二元对立形式或与历史文化中的“性改治”之间的因果关系;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启发女性主义学者颠覆传统文学观念，文学史与文本中固定僵化的女性形象及模式化的女性特征，重建新型的妇女形象与妇女传统，打破女性地位，命运与生理之间的本质主义联系，同时关注“女性”这一范畴内部的异质因素，反对对女性作抽象，恒定超越历史与语境的限定，强调不同时代、种族、信仰，生活方式，倾向，地域环境等造成的女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指向。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由于对现行意识形态，对迄今为止人们习以为常的认一识定式，甚至对人类现有的全部知识都持有一种怀疑，否定态度，而体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反权威去中心的指向，使它成为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众多具有边缘文化身份，受到主流文化排挤和压制的文化思潮与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武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解构主义文论首先提供了阅读文本的新策略。无论对男性和女性作者的文本，都需要反对作者霸权式的意义独白，重视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在场;其次解构主义以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消解，提供了消解等级对立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在所有的二元等级对立项中，男女之间的对立关系可能最为严重，最为根本，最为持久。解构主义启示女性主义学者思考男女等级压迫现状的产生与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索改造这一现状的可能性。解构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表现出反人本主义倾向。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必须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但自身除外。如果照它的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留下一个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世界。而女性主义文论说到底是一种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现实统治和文化压迫，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以最终改变这种不利于妇女的两性对立状态，谋求女性的平等解放的学术，因而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如果对女性本身进行消解，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学说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就值得怀疑。因此，女性主义学说既要借鉴解构主义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向，将之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颠覆结合起来，又要注意自身的存在不要被充满虚无色彩的解构主义所解构。
学术批评范文5
首先，体育教师威信的树立是批评艺术的基础。《礼记．学记》中谈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
然后知敬爱。”这是说一个教师愈有威信，就愈被学生所尊敬、爱戴、信任和拥护；他的教导就容易为学生接受并付之于行动。没有威信的教师常常被学生从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轻视，他的教导便难以被学生接受。优良的思想品质、精湛的业务能力是树立威信的保证，当然体育教师的仪表风度等也不可忽视。
其次，语言表达能力是批评的主体。据南亚伯特．莫拉宝研究表明：某一种信息的传递是由7％的语言（单纯语言）、38％的声音（语调、声音节奏等）和55％的身态语言（表情、姿势、手势等）组成的。因此，体育教师在批评学生时，在语言、声音的基础上，还需要充分发挥身态语言的作用。如一声示意的口令“立正”，教师自己应该目光炯炯，身体直立，精神抖擞，信心十足，才能使学生受到感染，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反之，如果喊“立正”时自己左右顾盼，精神颓唐，信心不足，就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达到良好的批评效果，也应该注意语言、声音和身态语言等的正确选择和配合。
1．批评的语言力求准确，富有逻辑性。体育教学的复杂多变，要求教师要实事求是地划分错误的责任界限，分清错误的性质、影响大小，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选择准确规范的字眼，并配以相应的表情和手势，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语言要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如果用些粗鲁、生硬、讥讽的语言和表情，则会刺伤学生的自尊心。因此，体育教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多读一些中外名著，平时注意现代生活用语和科学的外来语，以及民间谚语、歇后语，经锤炼、选择、积累，日益完善自己的语言。另外，教师还应学一点逻辑学，在批评时便可抓住问题的关键，语言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推理，无可争辩。切忌拖泥带水，颠三倒四，文理不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2．批评的语言应形象生动，饱含激情。爱是教育的前提，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从爱护学生的思想出发。情动于中而溢于表，对学生的态度应是热情诚恳的，推心置腹的。身态语言是非常丰富的，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高兴喜悦时脸色发光，眼睛闭小；愤恨时眉头紧锁，咬牙切齿；藐视他人则耸鼻，嘴唇上顶；点头表示赞许，同意；摇头则相反;手更是人体敏锐、丰富的表情之一，它以近200个不同的造型艺术描摹事物，传递心声，披露情感。另外，语言的音调、节奏也都带有个人的感彩。因此，教师在批评时，他的表情、音调、手势要在同批评内容相对应的基础上，或高亢激昂，或和风细雨，或形象风趣，避免不良情绪的外露，那些刻板的教条，干巴枯燥的大道理，毫无个人感情的批评则只会令学生生厌。
3．批评语言要具有启发性。启发性实质上是把问题分解为小问题，采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层分析，渐次引导，最后使学生分辩是非，提高认识。学生受批评时往往带有防御抵抗、惶惑不安、羞怯紧张等消极心理，这就需要教师坚持启发性教育，以扣动学生的心弦，激发他们内部蕴藏的动力，而不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甚至强词夺理，这样才能实现较好的教育目的。
第三要掌握批评的时机、时间和场合。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抓住批评的良好时机。一般在错误的苗头刚出现时，就要及时处理。如体育教师在队列训练中，发现有个别学生做小动作、讲话等，就应立即停下来，进行批评教育，以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有的问题则应延时“冷处理”，如：连贯性集体练习中，某学生出现错误时情绪过于激动，教师就应先让其一旁冷静思考一会儿，然后再做处理。
第四，要区分批评的对象。体育教师常对体育骨干、班干部、面容较好的学生以及因自己有交情的学生有意无意地偏心“照顾”，对他们的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不仅会在其他学生中引起怨恨，产生看不起教师的情绪，而且爱“照顾”的学生会产生盲目的优越感，为不到自己的错误缺点，易产生自私自负，不关心集体等毛病。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随便，结果反而害了他们。因此，不论是“双差生”还是“三好生”，出现错误时，都要一视同仁，公平处理。但要针对不同年龄特征，不同性别，在方式方法上要区别对待：初中生天真活泼，好动不好静，分辨是非能力差、自我约束能力弱，批评时可更多地使用身态语言，把错误性质和教师的要求表现得更具体形象；也可采用正误言行对比，使学生分清是非。语气可严厉些，但不应破坏他们的上进心，表扬和批评交替使用，鼓励他们勇于改正错误。从初中升入高中是一次飞跃，这时学生的自我约束力和活动能力都大大增强，他们有一种渴望成为“大人”的意识，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但道德意识上还存在着模糊概念。如为自我表现而自我炫耀，盲目勇敢，为友情包容同伴错误等。教师在批评时，一定要先把事情弄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充分利用他们很强的自尊心，督促他们达到更高要求。语言宜精炼，一般点到即可，语气本就有分量。女同学的错误，不宜公开、激烈地批评，可多用暗示，或用相应的言行反衬，口气要适合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现在独生子女越来越普遍，他们多数在家里受到父母及爷爷奶奶的娇宠姑息，经常满足他们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从而养成脆弱，爱激动，好发脾气、任信、自私等性格，对他们的批评，既要耐心说服，还必须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要突出学校纪律的权威性，并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及为人处世的能力。有必要还应同其家长育思想，共同解决出现的问题。对于不同性格气质特点的学生：胆汗质（兴奋型）、多血质（活泼型）、粘液质（安静型）和抑郁型（抑制型），教师也要有所相应的区别。
最后要掌握批评的尺寸。要掌握合理的批评尺寸，首先就要明确行为准则与判断原则，规定学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于中学生来说，组织纪律方面以《体育课课堂常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基础要求比较合适。同时注意某些不成文的，没有具体形式的规范，它是学生在集体生活中通过不同性格的和协及时代特点所形成的自觉习惯，它往往比规章制度更有约束力。要掌握合理的批评尺寸，还要杜绝提出要求却又不严格执行，或提出不符合学生实际的过高过严的要求。例如：教师要求学生上课必须穿运动鞋，上课时却从不检查，或为学生没穿运动鞋也不加批评指出；又如用成人的标准要求学生等等。掌握合理的批评尺寸，必须坚持要求的连贯性和严肃性，不能因为个人感情的需要而此一时彼一时。
批评教育的艺术性最终还是通过实践中的教育机智来体现。教育机智是教师的一种特殊的智力定向能力，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出现的情况千变万化，难以预料，就迫使教师必须在极短暂时间内，面对突发的偶然事件，敏锐地调动出若干种处置方案，并能迅速地作出选择，择其最优方案加以正确处理的能力。教育机智是建立在一定的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实践基础上的教育经验的升华，是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实践经验熔铸的结晶。我把教学实践中运用的若干经验归纳如下：
1、明奖暗责法
良药苦口，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训斥、惩罚只是消极地禁止某种心理或行为，当受到训斥、处罚后，最多只能减少该种心理或行为的再次发生，而不知道究竟表现出何种心理或行为才算恰当。因此需要“糖衣炮弹”，教师如果运用表扬的形式从中包含着批评，或一定的要求，予以言行矫正，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如在队列练习或整队时，某学生情绪激动一直吵闹讲话，教师屡次目光和手势制止无效，便另生一计，言道：某同学的口才很好，我们请他来指挥喊口令，教师提供必要的帮助并要求大家集中注意力听口令，该学生在实施一定行为中，深刻体会到应教师具体要求。
2、以礼代责法
伤人一语六月寒，中学生十分需要理解和尊重，恶语批评的结果往往刺伤了学生的自尊，使他们失去自信，产生自卑感、孤独感，形成对教师或其他同学的不满以至逆反心理。如教师在某个特定时刻，对需要教育的对象，彬彬有礼地请该同学到教师旁或一个指定地点休息，实际进行的是行为限制和冷静思过。
3、以情换责法
从行为关系上来看，教师一方是命令者，学生一方是命令接受者，有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因此接受命令一方，在心理上可能会不愉快。有些学生对教师的命令、批评不满，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教师若能在适当批评教育的同时，施以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其教育效果往往会更佳。我在进行批评教育时，就常常用平等的口气，关心的态度，尊重的形式，
总而言之，体育教师的批评要显示其艺术性，就应该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在建立自己威信的基础上，因人因地因时因事，采用相应的语言、声音和身态语言，对学生提出批评，充分体现出批评的准确逻辑性、形象趣味性、自觉启发性、公正连贯性，并用批评教育的机智巧妙性达到良好的批评效果。
参考资料：
1．《教育心理学讲座》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心理学教研室编
知识出版社1983、6、
学术批评范文6
一、指导方法，激发兴趣，强化动机
当学生作业中出现审题、计算、观察、分析、判断等方面的错误时，老师可以利用评语进行方法指导，给学生正确的解题方法。“先找准数量关系式”、“利用逆推方法试试看”、“第二步该干什么”等评语实际是给学生思考的路线。学生在老师的提示下自己去思考、改正。根据指导，学生不仅找到了错在哪里，而且知道为什么错、怎么改正。评语此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恰当的评语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方法太好了，可要细心呀！”、“解得巧，真聪明”、“你肯定有高招，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不责骂质量特别差的作业本，相反，应尽量地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以鼓励的语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你准行！”“你的进步很大，因为你付出劳动。”“看到你在进步，我万分高兴，希望你更上一层楼。”这种带感彩的评语使学生感受到了老师对他的关爱，充满了希望。从而会使逐渐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教师对学生的错或对要进行适当的评价和鼓励，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特别让学生从容的对待失败，树立必胜的信心，明确“失败乃成功之母”。
二、积极引导，拓宽思路，自主创新
评语，不仅要反映学生解题的正误，对学生进行恰当的学法指导，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解题思路和方法，而且要注意挖掘学生的智力因素。通过积极引导，拓宽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自主创新。
利用评语适当给予启发，以帮助开发学生的潜能，激活创新意识。如“一题多解”培养学生从多种角度，不同方向去分析、思考问题，克服了思维定势的不利因素，开拓思路，运用知识的迁移，使学生能正确、灵活地解答千变万化的应用题。利用评语：“解得巧、方法妙”肯定其独特见解的学生。对有的题可用多种解法而学生只采用了一种，可以写上：“还有更好的解法吗？”“爱动脑筋的你肯定还有高招！”这样的评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开启心灵，驰骋想象；鼓励学生动脑思考发现问题做出假设尝试验证归纳总结应用；使他们敢于大胆的去想去做，鼓励学生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尝试。
三、严格要求，积极鼓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对学生作业的批改不仅判断正误、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还要注意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评价。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掌握知识、培养能力的基础，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教师在学生的作业书写、格式以及算理过程要严格把关。这些是体现良好学习习惯的外在标准。及时用恰当的评语指出作业中的不足之处，能使学生很快的加以改正。例如，“你很聪明，如果字再写得好一点，那就更好了！”、“结果正确，但格式正确吗？”、“聪明的你，一定能发现简便方法！”等。对于学生由于粗心出错，首先要肯定其长处，增强自信，再提出殷励希望，改正缺点。如，“搬开你前进的绊脚石――粗心，奋勇前进！”、“和细心交朋友！”、“你的字写得可真漂亮，要是能提高正确率，那肯定是最棒的！”或者“再细心一些，准行！”这样，一方面不打击其自信，另一方面使其纠正不良倾向，培养严谨的志治学态度。
学生作业做得又对又好，除了打上“优”外，还加上各种评语展开竞赛。如“你好棒！”“太妙了！”“very good！”对字写的好，作业正确率高，解题最有创意的学生，打上“best！（非常好）”对于这些陌生而新鲜的评语，学生充满了兴趣，自然得使其学习数学的优势得到了顺势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