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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范文1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0）01-0049-02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严兵（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简介］严兵（1977-），男，湖北荆门人，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攻读国际经济贸易专业。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全球金融危机范文2
全球化有两面刃：让大家共享荣景，也让众生共渡危机。在景气时，人们褒扬全球化之舞；在危机时，人们则转而质疑和垢病全球化。在危机后，我们对全球化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全球化有多大的推动力，就有多大的冲击力
全球化的载体有信息流、人流、商品流和金融流（包括资金流和各种金融产品）。信息流拥有顶级的流动性。网络化为信息流洞开了多维空间，全球涌流的信息宛如风流云散。金融流具有极好的流动性。现代金融市场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不断创新的衍生产品开创了广泛便捷的渠道。如果说信息流是“气”态的，金融流便是“液”态的，商品流乃是固态的，人流则是“生”态的。
全球化增加了多少“流动”性，增强了多少流动力，同时也就潜伏着多少野性和破坏力。一旦这些流动性泛滥成灾，人们就会穷于应付。全球化为世界增加了广泛而便捷的联通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距离。然而，全球化在顺境时具有多大的功效，在“流感”来袭时，就具有多大的传染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佐证。
全球化使世界联成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局域的影响会很快扩散到整体。我们在享有全球化的成果和功效时，很可能也在增加系统的应力和风险。数千亿美元的顺差，5千万吨钢材的净出口，世界市场可谓大矣！可一旦美国人囊中羞涩，减少消费，世界需求不振，中国出口立马萎缩。看似很远的寒流，眨眼就吹到面前，冷入肌骨。
二、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经济全球化始于商品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渐人人才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的佳境。全球化为每一个人带来历史的机会，敞开未来的大门；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广阔的世界舞台，洞开无限的发展空间。但是，谁能真正把握机遇，谁能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胜出，谁才能最终享受全球化的大餐。否则，全球化带来的只是挑战和不幸而已。
国家也是如此。全球化给你一个开放的世界，你得还之以一个开放的国度。外商会近悦远来，投资会纷至沓来，热钱会逐利而来……，可你得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廉价的土地，容忍某种程度的排放和资源的耗散……全球化会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问题是你将把什么菜捡到篮里？捡菜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分化和经济结构形成的过程，就是国际分工的过程：有的国家趁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国家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有的国家借机逐鹿世界办公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制造了辉煌，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和问题。“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自造，从为洋人做嫁衣裳到更多地为国人制造畅销品，把过剩产能转向农村，转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产品。“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智造。最好的转化过剩产能的途径是提升产能，剑指高端；跳出低水平重复生产、恶性竞争的红海，直挂云帆济蓝海一一开拓全新的更大的价值空间。
中国要化挑战为机遇，必须把调结构放在首位，把扩内需置于要冲。经济增长则是随之而来的因变量。因为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GDP增速一般是不会低的，完全不必再大“保”其驾。明智的做法是稳增长，常常要提防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提防通货膨胀、提防经济过热！
三、金融加剧全球化的风险网络时代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当网络搜索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也如人们早晚面对的三屏（电脑屏、彩电屏、手机屏）一样变得触手可摸。如果说丰富的比特之于全球化颇具加速效应，金融杠杆之于全球化则富有放大效应。金融杠杆不仅激发并放大了全球化的能量，也积聚并放大了它的风险。 美国的住宅贵也罢，贱也罢，本与世界其它各国了无关系。可一旦它被债券化之后，从次级贷款衍生出一系列颇具创意的金融衍生品，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事态就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次贷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全球化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进而诱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在金融领域虽然幸免于难，但出口通道却间接受到重创。
金融有多大的创造力，就有多大的破坏力。金融杠杆的魔力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体量大。外汇的日均交易量高达3万亿美元，股票年交易量逾百万亿美元，2008年全球债券余额达到86万亿美元，场外利率衍生品（叮C）余额达到458万亿美元。金融体量远远大于实际经济体量。二是反应速度快。三是衍生产品多。四是关联性和隐蔽性强。太极生两仪。美国要去杠杆化，因为美国人把金融杠杆玩得太疯，杠杆率玩得太高，风险太大。“两房”曾经玩到60倍，投资银行玩到30倍。中国则应杠杆化。我们的金融杠杆还未充分发挥作用，住房公积金还远未发挥乘数效应。我们应该倒过来想、倒过来汲取经验教训：金融有多大的破坏力，就有多大的创造力。中国应有健康的“两房”、“三房”，也学学美国人，玩玩金融杠杆，只是不要玩到60倍，甚至不玩到20倍，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四、全球化不同情弱者，适者生存，强者发展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强者才能驾驭潮流，得心应手。商品可以攻城略地，技术可以斩关夺隘，资本可以抢滩称雄，信息和文化同样可以洗脑掠色。强国会竭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压抑甚至取消弱国的贸易壁垒，而自己在必要时总会悄悄祭起贸易保护的旗帜。技术强大自会打技术牌，资本雄厚自会打资本牌。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看似强大，但只是处于“微笑”曲线的下方，靠加工、代工，消耗资源、能源，通过出口取得一点微薄的收益，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营销通路大都假手他人，肥水外流；到头来，还背上一个“高排放”、污染环境的恶名。我们用制造品去交换美国的金融品（国债），把血汗挣来的“顺差”又借给美国人消费挥霍。吃尽亏，到头来还落了一个“高储蓄”的不是；美国人享用了“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反倒无理地数落人民币为什么不升值！
强国的货币流通为世界货币，强国的语言流行为世界语言。强国的文化也横行世界，拥有压倒的优势。中国要争取货币话语权、产业话语权，就必须自强不息，努力增强实力。只有发展了，才有发言权。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力是基础，只能以内需为体，出口为刃，而不能本末倒置，过于依赖出口市场。
五、全球化时代呼唤全球责任
全球金融危机范文3
【关键词】次贷危机；国际传导机制；金融监管
次贷危机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以来，迄今为止愈演愈烈。该危机发端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信用违约，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的不断上升，全球性金融危机初现端倪，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房地美与房利美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或者被政府接管。随后，金融危机演变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次贷危机国内传导机制
在美国宽松的监管制度下，金融机构进行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转移风险，其主要机理就是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将抵押贷款出售给证券化机构，由证券化机构将其打包为证券化资产并通过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后出售给投资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产品就是次级抵押支持证券MBS和担保债务凭证CDO。MBS是指以抵押贷款组成资产池，以其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偿还投资者本息的债券；CDO是在MBS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高风险固定收益资产的分散型组合达到充分分散风险的目的。CDO由于历史违约记录较低和相对较高的长期固定收益受到了国际很多商业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追捧。这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金融投资机构遭受损失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即信用违约互换CDS，它是用来交易风险资产的，买方只要向卖方支付一定保费就可以在第三方发生违约时获得赔偿，这种风险保障工具受到了欧洲在内等很多国家金融机构的青睐。当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时，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导致贷款人违约增加，贷款机构坏账规模不断扩大，收回的抵押房屋增多，导致房价开始下跌，次级抵押债券价格大幅下降，由此影响到包括国内外投资者在内的一连串与次贷交易有关的金融机构。次贷危机开始显露并通过上述各环节传播到各个领域。
二、向发达国家的传导机制
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与美国的金融市场联系密切，在上述背景中也可以看出，欧洲是美国次贷产品流通的主要市场。在欧洲统计局发表的欧盟2007年投资统计报告中显示：2007年，欧盟27国对欧盟以外地区的IDE（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53%，从2750亿欧元增加到4200亿欧元。在区外对欧盟投资方面，英国吸收区外IDE名列第一（870亿欧元，27%），其次是卢森堡（500亿欧元，16%）、法国（230亿欧元，7%）。这庞大的投资额中很大一部分是欧洲等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对美国次贷金融产品的大量投资；此外，这些商业银行与雷曼兄弟之间进行了大量的衍生产品交易，雷曼兄弟的倒闭使得这些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欧洲商业银行还通过购买美国保险公司（例如AIG）出售的信用违约保险（CDS）来规避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自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美国保险公司倒闭后，欧洲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不足的窘境。
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通过对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使根源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迅速散布和植根于各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几乎与美国同时陷入困境。一旦商业银行集体陷入危机，实体经济将受到强烈冲击。因此，在次贷危机中，金融溢出效应是危机向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传导的最重要的方式。
三、向发展中国家的传导机制
贸易溢出效应的主要机理是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银根紧缩，利率上调，多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导致各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贷不到款，生产受损甚至倒闭，导致员工收入下降或被迫辞退。证券投资者由于次级债券价格下跌亦损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需求大幅下降，中国作为美国主要进口国之一，对外贸易损失较大。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业务发展主要依靠国外短期资本投资，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国际流动性紧缺，增大了国际融资成本，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遭受流动性冲击，进而影响国内信贷市场。
参 考 文 献
[1]唐牧云.浅析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启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全球金融危机范文4
关键词:金融危机;爆发原因;观点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7-0075-02
一、美国房贷危机是这次危机的触发点
黄朝翰认为,美国目前的金融风暴根源于次贷危机。王自力认为,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卖给“房地美”和“房利美”(即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和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两房”却忽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温床”。杨圣明也指出,次贷危机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加之2002―2006年期间,美国的房市火爆,很多金融机构把这种次级抵押贷款权的证券同其他行业真正的次级证券甚至垃圾证券“打包”出售,使得多年积累下的大量金融残次品涌向金融市场,出现金融危机就不足为奇。
二、金融体制结构不合理,缺乏金融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
黄朝翰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其金融部门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金融管制框架仅仅适用于金融部门的正式机构,却不适用于迅速扩张的“非正式机构”。当产生信贷紧缩、金融机构之间失去相互信任时,就引发整个金融市场信用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秦汉峰提到,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暴露出一系列漏洞,例如,监管机构交叉重叠、监管部门过于依赖“市场纪律”等等,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王自力认为,金融外部监管的严重滞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步伐不一致,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之一。朱金玉指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内部管理机制失误造成的。杨伟、黄贤福、杨选奎认为,忽略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特别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彭俊明认为,金融监管不严,导致华尔街金融机构杠杆过高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三、流动性过剩引发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过度依赖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严重。晓健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贸易顺差偏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货币供应过多和银行体系资金过多容易造成资金泛滥,引发金融危机。左小蕾认为,金融危机的缘由是全球过剩资金的过度流动。美国“9・11”事件后经济放缓,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美元的流动性大大增加。陈华、赵俊燕指出,流动性过剩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2000年后美联储开始连续降息,低利率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流动性过剩。王喜梅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2000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进入低利率金融缓和时期,低利率带来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四、盲目创新金融衍生品
2002年以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规模超常扩张,金融创新及其金融衍生品空前发展,导致金融工具风险加大。曾康霖认为,当代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切入因素是金融创新。骆克龙、政、贾殿春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管制放松、金融创新泛滥以及风险评估滞后,导致金融工具风险增加,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刍议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各经济体都经历了2002年以来的金融规模超常扩张、金融创新及其金融衍生品空前发展、房地产超常增长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胡俞越、孙提出,金融危机的爆发要归功于场外金融衍生品(OTC)这一金融创新,OTC衍生品市场的放大效应与监管缺失,使得OTC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
五、经济制度不合理
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等各种矛盾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减弱,而是不断变化,暴露出经济制度存在缺陷。瓦迪・哈拉比(美)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可以追溯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力和收入之间以及生产商和消费者的需求之间的内在的深刻的不平衡。高巍指出,美国的经济制度存在缺陷,违反客观规律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经济仍是金融的基础,金融创新若脱离经济,让金融衍生品无节制地蔓延,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彭俊明指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社会制度缺陷,即奉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灵验了。
六、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金融自由化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奉行过渡自由化的市场模式,包括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朱安东、尹哲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主要是近三十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陆源京也谈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蒋定之提到,美国自由金融主义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衍生品过度泛滥,盲目信奉市场主义放松监管,最终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崩溃。何钦梅认为,美国金触市场过度自由化的发展模式走到了极端,衍生品过度泛滥,监管长期缺位,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崩溃,这是导致金触危机的重要原因。
七、不合理的货币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不断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经济的衰退和反弹,宽松和骤紧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成为危机爆发的隐患。肖才林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刺激经济的超宽松环境埋下了隐患。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美联储连续降息,贷款买房又无须担保,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为放贷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徐明祺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扭曲是形成金融危机的原因,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王自力指出,美国不合理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这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上升,由此引发次贷危机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朱金玉也提到,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可能是较为严重的一个导致危机的因素。在2000―2005年之间美联储所采取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董洪日谈到,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危机产生埋下祸根,而扩张政策则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2000年前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弹和通胀压力的增大,从2004年6月开始美国政府连续17次加息,骤紧的信贷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的超前消费经济模式
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超前消费习惯,加之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经济泡沫。刘玉霞认为,美国长期超前消费的经济模式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董洪日认为,超前消费、借钱消费是危机产生的社会基础性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就是不储蓄光消费,而且是借钱消费,加之政府的支持,一旦环境改变使多数人不能还贷且不得不违约时,危机的爆发则不可避免。
九、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金融业的过快发展,使得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王静认为,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何维达认为,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最终引发金融危机。杨圣明认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吴晓求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是对全球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的重大调整,目的是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实体经济相匹配。
全球金融危机范文5
但是，欣喜之余人们不能不对这场噩梦般的危机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金融危机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长远的，它不能随着危机阴影的消退而在人们的记忆里立即消解，国际学术界关于东亚发展模式褒与贬之间的大起大落更是耐人寻味，它所引发的思考仍将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快的形势下，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危机，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危机的成因，同时也能对东亚发展模式做出一个新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全球化的概念、表现及成因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客观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是经济力，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全球金融危机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税政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
一、背景资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已开始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虽然中国受到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经济增速连续几个季度减缓。2008年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二季度的10.1%,三季度的9%,四季度的6.8%,进入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2008年GDP的增速为9.0%,中止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率。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中国外部萦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市场必然会造成消极影响,但是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因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程度不高,外资大规模撤退的威胁不大,所以中国金融业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是,因为目前中资银行持有大量的国外证券化产品,雷曼、美林、AIG等机构又持有部分H股和A股,损失肯定是有的,外汇缩水也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在实体经济方面。首先是出口,由于外需减少导致出口增速减缓和出口企业资金回收困难,所以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统计显示,目前影响最大的是纺织行业,而家居、卫浴、五金钢材、汽车、电子信息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其次是消费。近两年我国消费增长率提高较快,但是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不景气,还有股票市场的暴跌,导致了国内财富效应在缩减,因此今后消费难以保持高增长率;再次是信用收缩。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心理,普遍惜贷,这样对实体经济来说就会有一个紧缩的作用;最后是民间投资。在整个经济前景不好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增长空间。
三、中国财政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标志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彻底转型。中国政府同时宣布,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政府在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胀紧缩局面曾经使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要求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加大国家债券发行力度,实行一系列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出口,促进商品流通和周转,鼓励百姓再就业和创业,激励百姓消费的轻税薄赋政策。
(一)税收方面已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执行2008年已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1、增值税转型。谈到增值税的转型,就必须了解增值税有几种类型。从增值税的发展来看,按照各国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增值税可以分为:(1)生产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此类型的增值税由于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因而存在对固定资产价值重复征税问题,而且对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发展、对于加快技术进步等还存在不利影响;(2)收入型增值税:是指在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只允许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费所应分摊的那部分税金扣除;(3)消费型增值税:是指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允许将当期购入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它可以彻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技术进步,因此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为扩大国内需求,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成功地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势必将在客观上刺激投资需求,产生激励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从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刺激作用。
2、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以来,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增速明显低于预期,出口企业利润大幅减少。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面广,但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面临较大压力。而且我国的一些主要出口国家的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进口需求下降,必然对我国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若不采取措施,预计今后出口还将下滑,出口企业困难会进一步增加,这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帮助企业树立信心、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明确从2008年11月1日起,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具体为: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11%、13%;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胰岛素冻干粉、黄胶原、钢化安全玻璃、电容器用钽丝、船用锚链、缝纫机、风扇、数控机床、硬质合金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1%、13%。此次出口退税调整一共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
3、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出口和投资的实际增速下滑,使得经济增速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这是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GDP增长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尽管名义消费仍在高位继续加速,但是仍未能有效缓冲净出口和投资增速相对上年同期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鉴于房地产市场低迷、未来收入预期悲观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未来消费将难以继续保持当前水平。
国务院2008年11月1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要把扩大消费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与发展服务业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比重。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引导和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最直接的受益群体就是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一旦提高,将会直接增加这一受益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其购买能力。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提升后将直接带动这一群体的消费,从而对拉动内需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支出要重点支持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突出重点,认真选择,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央出台的十条措施,主要有四类:加快实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快启动一批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型工程项目;加大力度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关键项目建设。落实这些措施,要加强对重大投资的管理,认真做好可行性研究论证,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要加强对市场自主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支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政府鼓励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广泛参与各种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三)加大中央政府的举债规模。2008年上半年财政有万亿盈余,从下半年开始,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08年6月财政收入增幅为30.7%,7月增速回落近半,至16.5%,8月进一步下降至10.1%,9月份又进一步下降到了3.1%。全年的财政收入仍有望增长20%左右,实现超收3,000亿元左右,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没有增加,维持在200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1,800亿元的水平。但进入2009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发债的规模肯定会很大。从2000年开始,国债发行总量不断呈现出逐级上升势头,2005年超过7,000亿元,2006年为8,883亿元,2007年由于有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发行,全年国债发行量达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同比增长164%。分析人士预测,2008年的国债发行肯定会高于2007年(不包括1.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将不会低于8,000亿元,而2009年国债发行可能会在2008年基础上继续增加。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财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夏先良.论增加国民消费和消费品出口.财贸经济,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