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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本纪范文1
“导师组2+2模式”是笔者在“导师制”的基础上根据地方高师院校的教育教学特点而创建的一种新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其内涵是：4个导师为一组，对师范生进行本科四年的分阶段全面跟踪指导。“2+2模式”是指大学四年分成2个阶段，每个阶段配备2个导师。大一大二为一个阶段，大一上学期配备入门型导师，大一下学期和大二配备学习型导师。大三大四为一个阶段，大三配备教学型导师，大四配备科研型导师[2]。为了使“导师制”尽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必须有此模式实行的保障机制：1.学校要有制度保障，把学生的毕业论文成绩、就业率、考研率等做为教师评奖、评优、评职等的重要指标，从而激励所有的教育教学工作者。2.尊重学生的权利，提高学生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积极参与意识。3.学校要设立大学生科研专项基金，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4.整合教育教学科研的师资队伍，量化导师特点，对应认定相应导师资格。这种教育教学模式的实施既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又充分实践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更主要的是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的积极性，全面启动学生学习与研究的思想与智慧。
二、设置传统文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伦理人格
做事先做人。这句话，对于一个真正懂教育的人而言，是朴实而深刻的。那么对于当下地方高师院校的学生而言，应如何解决因时代众多的原因促成的人格问题呢？教育学上有一句话：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而构成这种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础素养是由两方面人格构成的，一是伦理人格，就是从伦理学上讲一个完整人的人格的表现；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人格，即由专业积累加之于哲学教育之后而生成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专业基础能力。二者的关系是伦理人格完善的程度决定着学术观点的典型性与深刻性。没有完善的伦理人格必然会导致毕业论文观点的偏颇与狭窄，这一点对地方高师院校的大学生而言，表现是非常突出的。高师院校的本科生毕业将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其必须要在伦理人格与学术人格上平衡发展。“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没有相对完善的伦理人格，很难能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也很难把握课程内容与学生素养转化的机制问题。这样在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上就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地方高师院校与部属高师院校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也是有差别的。由于管理者与教师们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保守，地方高师院校传统文化的传承根本就没有形成科学的保障体系，因此必须要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所突破，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以完善本科生的精神世界，从而为本科生写好毕业论文的学术人格创造基础条件。根据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以《易经》、《论语》与《道德经》为课程内容进行学生儒道人格的构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易经》是群经之始，其中满含着儒家思想与道家智慧，是典型的生活经验的提练与升华。只要将其还原于生活，再用生活实践其思想逻辑，那么其蕴含的智慧价值自然会被大学生所接受而渐渐显现。哲学是大智慧，是高度概括与凝聚而成的，有利于对课程逻辑认知和教育教学策略的权衡与使用。《论语》是东方的《圣经》。如果在东方找到一本能与西方的《圣经》相媲美的书，那就只能是《论语》了。只有如此关注人的精神品格教育的圣贤之精神，重新融入我们的心灵世界，才能完善我们大学生的伦理人格。《论语》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都成为了热门的通识课，在浙江成为了中学教育的必选课，而在一般的地方高师院校中还没有成为课程设置体系中的课程内容，这同样也是个问题。入世的思想一定要有，出世的思想也决不能无啊！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任，不可谓重乎？死而后矣，不可谓远乎”。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儒家思想太累了。屈原没有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举重若轻的“无为而无不为”之思想，所以最后选择了汩罗江。陶渊明、李白、坡等因为有了道家思想的智慧而成就了生命的另一种精彩。没有道家的“自然、真实与自由”，其人生自然会变得枯燥与乏味。用逻辑推想一下，把《论语》、《道德经》设置为全校的通识课，把《易经》设为相关专业的选修课，选择专门从事典籍研究或者对典籍研究有兴趣有建树的老师进行教学，每周两学时，长此以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生的伦理人格的构建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亦是必然。这是一个很多价值观念都被任意解构的时代。经过时间与实践的验证，我们都清楚的认识到，类似的解构大都是粗糙与荒谬的。正是因为那种浅薄的解构太多，根本无法完成新的建构，才令当下的大学生面对现实时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传统文化课程能解决大学生的自卑、急躁、悲观、孤僻、多疑、抑郁、狭隘、冷漠、被动、虚荣、焦虑、自我中心、敌对、冲动、脆弱等人格问题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完善当下地方高师学生的伦理人格既能高效率地解决地方高师院校学生的人格问题，又符合我们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规律。
三、调整课堂教学策略，以便生成学生的学术人格
怎么教会影响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形成与发展的速度与进度呢？优秀的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整合学生所积累的思想与智慧的过程，更是优化学生的思维与思想，强化形成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特征的一个过程。如果课堂教学过程只一味地灌输势必会抑制学生批判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若能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策略为指导，解决好什么内容要讲，什么内容不用讲而让学生自己学，什么内容要进行合作学习，什么内容要进行探索与研究，什么问题不仅要懂而且还要能讲明白等相关的问题，那么无疑会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解放学生天然的敏感，从而为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成长提供有利的保障。而这方面的能力的挖掘与成长恰恰是学生发现论文选题，完成毕业论文写作所必备的人格素养。高师院校的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是以教育教学为主的，其绝不是简单的知识或思想的接受者。他们要成为创造性的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者。他们是要全方位地开启学生心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说，理论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生成必须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获得充分呈现。什么样的教育成就什么样的学生。教学过程只有量化到这种程度，才利于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目的，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生成与成长。
四、弱化毕业论文的理论性，强化论文的综合性与实践性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2
霸王别姬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分析。《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一文（以下简称《霸王别姬》）发表后，引来一些评论，其中郑志强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9日发表的《项羽并非“弃军而逃”的“懦夫”——兼与张剑锋商榷》（以下简称《商榷》），认为《霸王别姬》的论点与论据不当。通过对《商榷》的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其中有许多不妥之处。
《商榷》中说《霸王别姬》的观点是“惊天动地的论断”。这实不敢当。笔者之外也有人提出过相近论点。如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中国军事通史》就指出“（项羽）丢下楚军残部，仅率800骑兵，连夜突围而逃……其余汉军围歼楚军残部”。这实际上说明项羽是弃军而逃，只是未作进一步分析。
项羽是弃军而逃吗
项羽逃了是没有疑义的，关键在于项羽逃的时候，垓下大营里还有没有相当数量的楚军。虽然《史记》中回避了对此的正面描述，但从相关史料分析，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整场战役的描述来看，项羽退守垓下前，只是“大败”，既没有楚军被围歼、也没有重要将领被擒斩的记载，而楚军还能在垓下设防固守——“壁垓下”。根据冷兵器战争的规律，楚军此刻不可能伤亡殆尽。其次，若被困垓下时楚军已所剩无几，那么正如《霸王别姬》中指出的“汉军也不用唱什么楚歌了，直接大军一拥而上灭了项羽即可”，而不是“围之数重”。再次，汉军发现项羽突围后，只派“灌婴以五千骑追之”。擒斩项羽无疑是刘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他却只派了如此少的部队去追，不能不说是冒了风险的。刘邦在坐拥数十万大军的情况下，为什么甘冒如此风险？惟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霸王别姬》中说的“垓下大营中还有大量楚军”。可能刘邦认为消灭这支楚军才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也可能他还不确定项羽是否已逃走。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垓下大营都不可能是空的或只有少量残兵。
在《高祖本纪》里，司马迁也隐晦提到了项羽之逃是楚军最终失败的原因而非结果，“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
垓下楚军命运如何
《商榷》中大量篇幅在讨论垓下楚军的命运，试图论证他们大多投降了。从整体来看，项羽逃走当夜，不会有太多楚军突围。到第二天刘邦决策以5000骑追项羽时，垓下还有相当数量没有投降的楚军。项羽逃走后，“平明，汉军乃觉之”。这只有在少数人员突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若像《商榷》所述，楚军在项羽逃走后一波又一波数以万计的往外跑，“围之数重”的汉军怎么可能不知道？
从具体事例来看，《商榷》的论述也漏洞颇多。
“还有一部分垓下楚军当由楚内奸项伯、丁公所率，稀里糊涂投降了汉军，这部分楚军当不在少数”，《商榷》的论据是“项伯‘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以及丁公找刘邦去邀赏。这一逻辑关系使人费解。其实《史记》对其“功劳”已有明确记载，在《商榷》引用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就说到“汉王与项羽有纳于鸿门，项伯缠解难”，可见项伯封侯是因为在鸿门宴救了刘邦。而据《季布栾布列传》，丁公当年在彭城之战中曾饶了刘邦一命，所以才找刘邦去请赏。
再看《商榷》中“另两部分在随名将钟离眜、季布从其他方向突围中或死或降”，其论据是“汾阳侯靳强条载：‘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眜，功侯。’”以及“根据《史记》对季布、钟离眜的记载看，他们两人是成功突围出去的”。这也缺乏逻辑关系，靳强完全可能是在其他的时间、地点击破钟离眜。而从《史记》来看，充其量只能推论出钟离眜和季布未在垓下之战中被擒斩。
《商榷》中认为“投降了灌婴军”的“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是垓下楚军的一部分，他们“沿项王的路线从西南角空隙突围南出”。而从前述论证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也毫无依据。从《樊郦滕灌列传》来看这段描述与后面的下东城、历阳联系更紧密，可能是东城、历阳的守军。又据《项羽本纪》，在垓下战前“大司马周殷叛楚”。这左右司马也可能是周殷属下，但未随其叛楚，而是坚持到垓下之战后才投降。
《商榷》还认为《高祖本纪》中的“斩首八万”不是垓下楚军，理由是灌婴的5000骑在垓下一战中就斩首八万未免有点太多。这是个误读。《史记》中“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和“遂略定楚地”并不是说后面两项都是灌婴和他的骑兵所为。否则其他汉将也太过无能了。垓下之战后，“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而鲁后来也投降了，没有发生大战怎么斩首八万？垓下决战时项羽全部主力也只有十万，若别处还有这样忠诚的死士，为什么不让他们参战？按《商榷》描述，项羽亲率的主力纷纷投降，他根本瞧不上的“杂牌军”却在其死后还奋战到底，岂不荒谬？
《史记》是否完全客观
关于司马迁为何歪曲史实，《霸王别姬》认为其有“受到汉武帝冤屈，而在史记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的可能。《商榷》则认定《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理由是其记载了一些刘邦的优点和项羽的缺点，而若《史记》贬低刘邦的话也通不过汉朝政府审查。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3
高屋建瓴并没有谁界定其使用场合，只要被陈述的事物符合即可。建表示倒水，泼水；瓴表示盛水的瓶子。把瓶子里的水从高层顶上倾倒。比喻居临下，不可阻遏。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汉高祖刘邦刚登基不久，有人向他报告说楚王韩信谋反。刘邦按照丞相陈平的计策，借机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大夫田肯对刘邦说：皇上治服了韩信，皇位稳定。关中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是皇上建立霸业的根据地。这里进可攻，退可守，非常便利。如果从这里发兵攻打诸侯，可以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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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本纪范文4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类人才，特别是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高素质的会计人才需求越来越多，对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以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为标志，我国会计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趋同，并在国际会计舞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更是对我国会计人才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素质会计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会计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而当前我国所培养的会计本科毕业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相对紧缺，这与我国现行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有关。西部民族高校由于其所处地域、办学条件、生源质量等的限制，导致其会计人才的培养条件和水平相对落后于其他知名高校，会计人才培养质量也相对整体低于其他知名高校。为此，根据西部民族高校的实际，结合用人单位对会计本科毕业生职业能力的需求，构建适宜的、有特色的会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寻求提高西部民族高校会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口，是西部民族高校会计本科教育改革与完善的重要内容。
二、调查问卷设计
（一）问卷调查对象的选取 考虑到会计人才培养方案不断修订，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也处于不断完善之中， 因此，在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上，以湖北民族学院近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所在的用人单位为样本， 即2006年至2010年毕业的会计本科学生所在的用人单位。
（二）调查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所设计的14个问题共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用人单位对会计本科毕业生能力方面的需求状况与能力要求；二是用人单位对会计本科毕业生能力的评价，包括会计本科毕业生能力状况以及与其能力要求的差异；三是用人单位对提高会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建议。
（三）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查问卷主要是以电子文本形式发放，发放时间为2011年10月10日，并要求被调查者在2011年11月10日前将电子调查问卷发回到问卷所附的电子邮箱之中。回收调查问卷共92份，经过筛选剔除无效的调查问卷18份，有效问卷共74份。
用人单位的类型与性质不同，其对会计本科毕业生能力方面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74家被调查用人单位其类型与性质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被调查用人单位中企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占到83.78%，非企业单位仅为16.22%，这与西部民族高校会计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的整体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亦即相关调查研究对于西部民族高校会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较强的指导性。
三、用人单位对会计本科毕业生的能力要求
（一）用人单位招聘会计人员时最注重的内容 用人单位招聘会计人员时，不同的岗位可能其注重的内容不同，亦即其条件有所差异。通过调查可知，用人单位招聘会计人员时最注重应聘人员的方面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用人单位招聘会计人员时最看重的是实践经验即工作经历，其所占比例为72.97%；其次为专业知识，即招聘岗位与应聘者的知识背景是否相符，其所占比例为45.95%；最后是专业技能，即应聘者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操作技能，其所占比例为35.14%。对于毕业生来说，会计实践经验往往很缺乏，但可以通过在校学习期间的仿真实验和顶岗实习或见习予以弥补，这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操作技能。
（二）用人单位对会计本科毕业生能力的侧重 用人单位招聘会计人员时如果面对的是应届会计毕业生，则其关于实践经验的要求往往很难满足，但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侧重，这种侧重对于会计本科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在调查中，用人单位对会计本科毕业生首先考虑的内容如表3所示。表3表明，被调查用人单位初次使用会计本科毕业生时考虑个人实践经历的仅占24.32%，不同于招聘一般会计人员时首要考虑的即为工作实践经验。此时，综合素质成为用人单位初次使用毕业生时的首选，其所占比例为54.05%；其次是岗位需求和个人能力，即考察毕业生的个人能力能否胜任所招聘的岗位，其所占比例分别为37.84%和35.14%。因此，在会计本科人才培养中，应当首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即提高其综合能力，在此基础上再注重其个性培养，加强其专业技能的训练。
史记高祖本纪范文5
1、传统的说法认为废丘在今陕西咸阳区域兴平市东南约4公里的阜寨乡，不过在2019年考古发现废丘在在今西安市长安区高桥街道东马坊村。
2、《史记·高祖本纪》中载：“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东马坊遗址附近有一条填满淤泥的沟，北面和东面都发现了大面积的淤泥，周围有大量的水面存在，这说明废丘旁边有充足的水源，并且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适合用水攻。
3、东马坊遗址南边是古沣河河道，从沣河引水很容易实现‘灌’城，在收集整理东马坊遗址相关地址的时候，验证了这个地方和历史记载的正好吻合。
4、关于废丘还有很多的记载，比如索隐孟康曰：“县名。今槐里是也。”韦昭曰：“周时名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废之，故曰废丘。”正义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废丘，故城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地理志云汉高二年，引水灌废丘，章邯自杀，更废丘曰槐里。”、“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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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本纪范文6
【关键词】上市家族公司；资本结构；高管激励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1―0172―03
【作者简介】苟朝莉，重庆工商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诚信与民营企业成长；
周立新，重庆工商大学经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经济与管理。(重庆400067)
从理论上讲，在现代公司的运行中，资本结构与高管激励机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如冯根福(2000)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结构与公司账面资产负债率负相关；李义超(2003)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负债水平负相关；肖作平(2004)发现，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偏低的情况下，管理者股权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是微弱的。由于中国家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上市行为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导致国内学术界对于上市家族公司资本结构与高管激励机制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几近空白。本文试图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上市家族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和高管激励机制安排提供一些经验性结论。
为研究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资本结构与高管激励机制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在沪、深两市随机选取了20家直接上市和20家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样本公司选择标准是：(1)最终控制者能追踪到自然人或家族；(2)最终控制者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3)截至2001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家族公司。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巨潮资询网》2001―2003各年的相关上市公司年报。
一、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统计分析显示(参见表1－表4)，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资本结构总体上显现出：“负债优先的外源性融资为主导，留存收益为主的内源性融资为辅助”的融资格局；两类上市家族公司的内源性融资比率大致相当；在外源性负债融资中，以流动负债为主，表明大多数家族企业经营者不喜欢长期负债的硬约束；在外源性股权融资中，直接上市家族公司的股权融资比率波动较大，如2001年直接家族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比率达41．74％，在2002年其股权融资比率却为0，而间接上市家族公司的股权融资比率很低且相对稳定。
总体上看，与一般家族企业相比，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及外源性负债融资比率明显要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这些企业规模较大，实力相对雄厚，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二、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高管激励的现状分析
从中国上市家族公司高管激励的实践来看，虽然总体上高管激励强度处于很低的水平，但若把上市家族公司划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家族公司两类，可以发现，两类上市家族公司的激励制度安排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就货币性收入还是就股权激励来看，直接上市家族公司的激励强度都强于间接上市家族公司(参见表5)。以2001年为例，就货币性收入而言，两类公司的前三名董事与前三名高管人员的平均货币性收入分别为66．03万元、58．00万元与32．18万元、32．40万元；就股权激励而言，两类家族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平均持股量分别为1465862股、1292887股与4759股、8592股。
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内地直接上市家族公司高管激励强度明显要强于间接上市家族公司，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主要以国有控股公司为基础改制而形成的间接上市家族公司，受原有体制的影响，现阶段其高管激励模式不可能如直接上市家族公司那样走上完全市场化的道路，高管人员的激励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位消费。
显然，在两类上市家族公司的高管激励模式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的前提下，高管人员的经营目标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否会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产生影响呢?对此，我们先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公司高管持股对其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根据Leland and Pyle(1977)关于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理论，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债务水平来增加其所持股份。而Harris and Raviv(1988)则从公司兼并的角度，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Kim and Sorenson(1986)、Berger et 8l(1997)等来自美国公司的经验研究支持了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的假设；另一方面，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管理者股权有助于减少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掠夺股东财富等机会主义行为，债务和管理者股权可看作控制成本的替代机制，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管理者更具有减少债务水平的激励。Friend and Lang(1988)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大，他们越有动力向下调整债务比率以适合自身的利益，从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负相关。Friendand Lang(1988)、Jensen et al(1992)等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表明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负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家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上市行为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管理者股权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可能是微弱的。现从经验的角度进行检验。
三、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资本结构与高管激励机制的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持股对家族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现对上述四十家样本家族公司在2001至2003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并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DAR=α+β1MSO+β2Dμ斗
(模型1)
DAR=α+βB,MSO+β2C1+β3D+μ
(模型2)
DAR=α+β1MSO+β2CR5+β3D+μ
(模型3)
其中，DAR为资产负债率，MSO为高管人员(仅指董事长和总经理)持股比例，C1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5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D为虚拟变量(间接上市家族公司设为1。直接上市家族公司设为O)。表6是对40家样本家族公司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表7是上市家族公司的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与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持股比例的回归分析结
果。
由表6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很低，平均为0．57％；股权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于自然人或控制性家族手中)，第一大股东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37．29％和54．68％。
由表7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高管持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其一，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普遍偏低，高管人员在拥有极少量股权的情况下，资本结构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不够显著，激励本身及调整后的股权激励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作用不大。其二，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上市时间一般很短且以间接上市方式为主，这些间接上市家族公司主要通过股权授让的方式获取企业的上市资格和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的，该类企业的原有身份一般为国有企业且资产负债率较高，从而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主要受上市方式的影响。其三，现阶段我国内地上市家族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还受股权集中度、尤其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统计分析显示，上市家族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家族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低。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我国内地40家上市家族公司为样本，对其2001年至2003年间的资本结构、高管激励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