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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法律范文1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98-01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在网络言论现象出现之初，几乎没有针对网络言论的专门立法，这也是导致各种逾越法律和道德的网络言论出现的原因之一。人们对言论自由权的错误认知导致了言论自由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必须要解决网络言论自由权和其他权利冲突时的一个权衡问题，即如何对网络言论权进行限制？
网络言论自由的迅速性、匿名性、开放性等特点决定了网络言论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且匿名性决定了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观点，这就为一些道德低下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迅速性更加大了网络言论的传播速度，可以让消息在短短的时间在国内甚至国外传播开来。这样的特点暴露出网络言论的弊端可能会产生很多违法行为，以及与其他权利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比如与人格权、隐私权等。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的行使不能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权益，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过程中损害到他人的权利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应当对网络自由言论权进行必要地限制，同时言论自由权并不能在所有的基本权利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公民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因此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前提一定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言论自由权，而不是过分的限制，从而损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基于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问题，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较少，但从各国的做法来看，我们可以适当进行借鉴，再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不断完善，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下面介绍国外关于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做法：
美国对网络言论的管理以言论自由为基础，公众也认为政府对网络的管理不能以牺牲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代价，因此美国不得不通过变通的做法对网络违规行为进行限制。英国则是通过颁布网络监管行业性法规来鼓励网络服务商和广大用户的积极参与，加上政府的适当介入，以提高网络监管的效率。新加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内容提供者采取有特色的分类许可制度，该制度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内容提供者进行自我监督，同时通过立法明确了网络违法行为，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方便指导。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网络管理的规定，但存在以下问题：一、这些规定大都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少有涉及言论自由限制的内容；二、过分地对自由言论权进行限制，规定了太多的义务；三、很少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该如何进行救济；四、规定的内容在实践中落实不到位，久而久之丧失了法律的威信力。
网络法律范文2
目前，相当一部分网站都为网民提供网络“婚姻登记”的服务项目。登陆者只需填写系统要求登记的相关资料即可通过网络与另一登陆者结成“网络夫妻”，成立网络“婚姻”关系。之后，“夫妻”双方只要再次登陆，即可在网络世界无所顾忌地“谈情说爱”，甚至过所谓的“夫妻生活”。一部分已婚者往往因过分沉溺于此而冷落其现实中的配偶，进而引发现实夫妻双方的感情危机，甚至诉诸法院闹离婚。
“网络婚姻”已经对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目前来看，我国的婚姻法尚未对其作出相应的规定，特别是新婚姻法在规定法定离婚事由时没有明确把“网络婚姻”作为法定离婚事由。
由“网络婚姻”导致的离婚案件，无过错方大都会以过错方的“背叛”行为严重伤害自己的感情为由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对离婚时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仅限于以下四种情况：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公民婚姻成立实行的是登记主义原则，即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登记之后，婚姻关系才宣告成立。“网络婚姻”显然不具备这一法定形式要件，“网络夫妻”因此无重婚之嫌：“网络夫妻”双方登陆注册时通常都不以真实资料示人，彼此之间甚至连对方真实姓名和性别都不清楚，在网上更不可能有同居事实发生；至于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就更谈不上了。也就是说，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因“网络婚姻”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想要通过诉讼手段得到精神赔偿，在现阶段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网络婚姻”构成违法，理由是过错方有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的发生，符合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但从审判实践看，过错方的行为导致的后果通常是冷落其现实中的配偶，进而拉开夫妻双方的感情距离。然而，过分沉溺于电脑游戏、QQ聊天或足球也同样可能导致相似的结果，将“网络婚姻”行为视为侵权，一般审判人员可能认为过于牵强。
在“网络婚姻”中，过错方的行为的确给无过错方造成了巨大的感情伤害，对其行为不予以法律制裁和约束有违婚姻法保护无过错方的立法本意。在考虑法律的管辖范围时，不应仅仅局限于“网络婚姻”是否为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而应从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出发，考虑其对现实婚姻产生了何种影响。
“网络婚姻”导致感情破裂。所谓婚姻，男女双方只要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婚姻即告成立。从我国婚姻法来看，在婚姻关系的成立过程中，较为主要的是实质要件，而当事人双方的主观条件即自愿结婚是众多条件中的重点。纵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虽然对婚姻缔结双方的年龄、血缘关系的规定等存在差异，但均将双方自愿作为婚姻成立的首要条件。而在程序方面，除了一些生理方面的考虑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国家为了婚姻关系的稳定和便于管理而设定的，比如我国在1989年之前还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婚姻登记程序，婚姻关系虽在法律上得不到国家承认，但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因此，作为“网络婚姻”，我们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游戏，因为在双方当事人主观上已经或多或少的具备了与对方具备一种与现实相同的情感关系，这一点可以通过“网络婚姻”双方的语言和一些网络下的行为予以证明。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并不仅仅只是将双方是否见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因为除去见面，有配偶者的“网络婚姻”与婚外恋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更深一层讲，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相比，主要差异是双方是否有过性行为。但我们在考虑是否与他人同居时，主要考虑的是同居双方的感情，并不是将双方间是否存在性行为作为第一要件。如果将感情因素排除在外，则会出现同居与混为一谈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也体现出感情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因此“网络婚姻”应该作为导致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络婚姻”构成事实侵权。婚姻产生的基础是爱情，在众多由“网络婚姻”导致的离婚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都是由于时间的问题对另一方缺乏必要的体贴和关心。从心理学方面，需求的不满是导致婚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需求不满中，就包括一方或双方的正当感情需求如温存、体贴等得不到满足。而这种不满足的情况将会导致心理的痛苦并对对方丧失信心，从而促使离婚的发生。从大多数因一方过错而导致的离婚案件来看，这种感受是普遍存在的。在众多由网络问题导致的离婚案中，婚姻的一方均是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放在了网上。从网上对一些网民的调查中发现，关系较为亲密的网友在网上聊天的时间一般不会少于20个小时／周，同时加上日常工作的繁忙，夫妻间原本可以相处的时间被大大压缩。这是婚姻的另一方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的，对其而言，这与现实中的婚外恋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了，无过错方的权利实际已被侵害。
网络法律范文3
关键词：网络拍卖、网上拍卖、C2C、网络交易平台、责任
2004年中国个人电子商务市场波澜起伏，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网络拍卖用户人数由2003年的600万发展到2004年的1200万，市场规模较2003年实现217.8%的增长，全年成交金额达到34亿人民币。据保守预计，网络拍卖用户人数在2007年将达到3500万，市场规模应达到210亿人民币。网络拍卖（AuctionOnline）已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新交易机制，将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其中。但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不明，导致无法用法律规范网络拍卖行为。因此，研究网络拍卖的法律问题，对解决网络拍卖法律地位、交易纠纷、法律适用，网络交易服务行业自律和电子商务立法等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分析
目前，在互联网络进行拍卖活动的形式、方式各种各样，主体较为混乱，大致有三类：1、拍卖公司。因技术、专业人员、资金等因素，目前只有非常少的拍卖公司能够单独成立网站开展网络拍卖业务，现阶段，拍卖公司的网站一般多用于宣传和信息；2、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这种形式包括拍卖公司之间为联合开展拍卖业务而合作建立的网站，其代表有“中拍网”、“嘉德在线”；3、网络公司。在我国以eBay易趣、淘宝网为首要代表。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指具有开展网络拍卖业务的资格，即能够成为网络拍卖的主体。现对以上三类在互联网络开展拍卖活动的主体进行分析，看谁具有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
拥有经营性网站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网站作为销售商品（服务）的工具（手段）；一类是将网站作为服务于他人从事在线交易的手段，从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利润。本文称前一类网站为销售型网站，后一类为服务型网站。这两种分类可能存在着交叉。两者的主要区别为：
1、前一类网站设立人（企业）本身从事在线交易；后一类网站设立人本身并不从事在线交易。
2、前一类网站设立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现实空间中销售商品（服务）；后一类网站设立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虚拟空间（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为他人提供服务。
3、前一类网站的设立人是利用网站进一步扩大业务，网上在线交易只是它开展业务的手段之一；后一类网站设立人是依靠网站为他人交易提供网络信息服务业务，网站就是它的唯一（主要）的业务平台。
4、前一类网站设立人并不仅仅是利用网站从事在线交易，还利用网站来提高企业知名度，获得声誉，进而吸引更多的客户。但它利用网络所提高的知名度和声誉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企业在现实空间中的实力和商品（服务）质量；后一类网站设立人依靠网站开展业务，它的知名度和声誉一般来源于它在虚拟空间中提供服务的优劣程度。
从两者的区别中可以很清楚的得出拍卖公司单独建立的拍卖网站是属于销售型网站，因为它是将网站作为销售商品（服务）的工具（手段）；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的拍卖网站，也属于销售型网站，因为它的性质和拍卖公司单独成立的拍卖网站的性质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拍卖公司为实现其现实空间中的既有业务而在网络空间上的延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的联合经营行为应视为他们之间的业务合作。这两者进行的互联网络拍卖活动只是传统拍卖在网络上的当然延伸。拍卖公司自身从事或参与了在线交易。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是不具有网络拍卖主体资格的。
网络公司的网站是属于服务型网站，网络公司在网络拍卖过程中处于第三方地位，它通过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和网络拍卖交易平台为其会员、用户提供服务，网络拍卖的整个过程由买卖双方独立使用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来完成。据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在互联网络进行拍卖的网站中，网络公司网站的访问量和市场份额占绝对的优势。法律界对互联网拍卖进行的探讨和思考基本上是针对网络公司的互联网拍卖业务，网络公司具有网络拍卖的主体资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拍卖公司独立建立的拍卖网站、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开办的拍卖网站的拍卖中，它们的操作规程、运作理念和《拍卖法》所规范的拍卖是一致的，它们的经营行为也完全符合《拍卖法》。即先接受委托人的委托，然后对拍卖标的进行审查，最后在网站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拍卖，并收取佣金。而网络公司的拍卖网站采用的模式是其用户将拍品的信息上传到交易平台，网络拍卖的一切交易过程由网站的程序自动完成，网站方对拍品的质量、真实性、合法性等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亦不审查卖家出售物品的能力或买家购买物品的能力。
这里把在互联网络进行的所有拍卖活动定义为互联网拍卖，其种类有两种：一种是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为开展传统拍卖业务而进行的网上拍卖——指具有拍卖资格的主体单独或和他人合作将传统拍卖业务搬到互联网络进行的拍卖活动，是传统拍卖在互联网络的开展，即纯粹的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传统拍卖。另一种是网络公司所从事的网络拍卖——指网络服务商利用互联网通讯传输技术，向商品所有者或某些权益所有人提供有偿或无偿使用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让商品所有者或某些权益所有人在其平台上独立开展以竞价、议价方式为主的在线交易模式。网络公司在网络拍卖中提供交易平台和交易程序，为众多买家和卖家构筑了一个网络交易市场（Net-markets），由卖方和买方进行网络拍卖，其本身并不介入买卖双方的交易。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认定只有网络公司开展的互联网拍卖业务才是网络拍卖。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和网络公司或其他公司联合经营进行的网上拍卖业务应当严格按照《拍卖法》进行运作，按照《拍卖法》的规定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因网上拍卖所产生的纠纷和解决都适用于《拍卖法》的调整。
二、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分析
网络拍卖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议，对于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网络拍卖源于传统拍卖，并采用了类似于传统拍卖的方式或手段，所以网络拍卖就是传统拍卖的简单翻版。换言之，其认为网络拍卖实际上就是传统拍卖。但网络拍卖和传统拍卖有着本质的不同。
网络拍卖的交易方式主要类型有：从传统拍卖中演变来的网络英式拍卖、网络荷兰式拍卖；为适应互联网的特点和消费者的喜好而出现的集体议价(集体购买)、逢低买进、反拍卖（标价求购）、一口价等②。有的网站可能同时兼有几种交易方式。
因为网络拍卖中最主要、最基本的网络英式拍卖、网络荷兰式拍卖这两种类型（交易方式）及其表现的竞价形式和传统拍卖中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所采取的竞价形式极为相似，两者之间的相同点表现为：1、以竞价机制为核心。在交易过程中，物品的价格是由卖方先设定好（起始价、底价），由买方通过不断出价达到最终价格，如果这个最终价格不低于卖方交易前确定的保留价（即底价），交易成交；2、采取公开的方式。交易过程采取了公开进行的方式，以便更多的人参与交易，保证交易活动的公平、公正；3、最高应价者获得物品。交易过程中，竞价分为加价、减价两种方式。即两者都采取了表现形式相同的价格竞争机制，这种价格竞争机制的特点就是：公开竞价、物（权利）归最高应价者。我国《拍卖法》第三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据此有人认为：“无论以何种名义，这种网上竞买就是一种拍卖活动，利用网络进行只是拍卖活动的载体改变，但不改变拍卖活动的本质特性。网络拍卖的所有类型（交易方式）都应属于传统拍卖模式的变种——网络拍卖的本质就是传统拍卖。”
这里对网络拍卖和传统拍卖中各方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从根本上明确网络拍卖的本质属性：
传统拍卖中，委托人和拍卖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作为受托人的拍卖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拍卖活动而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委托人和竞买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在拍卖活动中，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处于缔约关系，拍卖人在缔约过程中与竞买人形成的是拍卖服务合同关系；拍卖成交后，拍卖人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此过程中，拍卖人与买受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拍卖人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的行为标志着委托合同的完成。即一个完整的拍卖合同应该由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服务合同和买卖合同三部分组成。
网络拍卖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值得思考。有的观点认为：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或是居间合同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平台提供商和卖方存在的是“柜台”租赁合同关系。事实上，在网络拍卖活动中，平台提供商向卖方（商品提供商）提供了一个网络交易技术平台，卖方在技术平台上展示其要出售的商品，由买方竞价或非竞价购买。那么，平台提供商和卖方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网络交易平台有偿或无偿使用。交易平台很大意义上是一个网络商场，平台提供商只是这个在线商场的网络空间、服务和交易程序（系统）的提供者，其本身并不商品信息（广告），也不参与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是提供一种为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合同的服务。它和卖方形成的正是基于这种服务而产生的服务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明显不是委托合同关系，和传统的居间合同关系也不能等同，虽然类似于“柜台”租赁合同关系，但平台提供商除了提供交易平台外，还为用户提供其他辅助推广交易的服务，其基于交易达成而收取相关费用。有学者认为：“交易平台的服务形成了事实上的居间，而这种居间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居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居间只是起一种“管道”或信息传递的作用，这里不存在居间行为，只是在效果上与居间类似③。”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卖方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一样的，即为服务关系。这种服务关系，本文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依靠网络技术提供交易信息从而产生的服务合同关系，它应当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和规范。
在网络拍卖中，买卖双方之间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合同的订立过程大致如下：1、在网络拍卖采用竞价式交易的类型中，卖方在网络服务商的交易平台上登陆商品、商品信息、展示商品、公告竞买底价等行为构成要约邀请，网站会员（用户）进入页面浏览商品，点击物品、进行投标，构成要约。在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前，虽然竞买人输入的竞买价格可以传输至商品提供商，但只要竞价截止时间没有终止，商品提供商就有权对该物品继续进行展示和销售，商品提供商此时处于一种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对方要约的地位。等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如果出价人出价等于或高于卖方的保留价，最高应价者拥有对该商品的排他购买权。竞价截止时间结束可视为商品提供商对最高应价者做出了承诺。而且在网络拍卖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特点：卖家可以在竞价结束后选择最合适的买家交易商品，买家的信用、所在地区、交易方式对交易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2、在其他类型的交易过程中，由于商品供应商已经在交易技术平台明确展示和具体标明了出售商品的价格，那么依据《合同法》第14条规定，其构成了签订网络拍卖交易合同的要约，如果买方做出了回应并对其要约内容没有做出实质性变更，即视为承诺。当电子数据到达卖方时，电子合同成立。网络拍卖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可撤消、效力待定等条款。当买卖双方在技术平台上就某物品达成买卖协议时，标志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为买卖双方交易这个物品所提供的服务结束，其和买卖各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随买卖协议的达成而结束。一个完整的网络拍卖活动中存在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和买卖各方之间的服务合同、买卖双方间的买卖合同。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做出以下结论：网络拍卖采用怎样的交易类型，只是一个商业选择，根本不涉及法律上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这些交易类型中某些方式类似于传统拍卖的交易类型，也不能反推其就是传统拍卖。网络拍卖不是传统拍卖，网络拍卖本质是在网络上以竞价、议价为主，其他交易形式为辅，为达到在线（网络）交易目的而产生的一种交易方式或手段；它是为适应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和令网络经济快速发展而将传统拍卖中的某些拍卖类型引入网络从而衍生并发展的一种在线交易的特有模式。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交易平台和网络信息服务，与用户之间形成的是服务合同关系。
三、C2C、B2C的法律问题分析
C2C是网络拍卖的首要代表，即用户对用户模式的网络个人拍卖。因国内主流观点把网络拍卖视为传统拍卖，所以对于网络个人拍卖的法律地位问题，目前也颇有争议。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个人网上拍卖很难被法律承认，进行网上个人拍卖有很大的法律与政策风险。”
在上文中，已经对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探讨，根据结论可以得出：无论C2C模式采用怎样的交易类型（竞价或非竞价），其是个人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物品价值而采取的在线销售方式。因为C2C是为了适应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和在线交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它的存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模式下签订的交易合同是属于无名合同，是一种基于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网络买卖合同，《合同法》124条对它有原则性的规定，受《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调整。
因为C2C交易的双方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体，且使用匿名进行交易，而这种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一般是买家先付款，卖家再发货。这种交易方式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会导致大量纠纷的产生，这是C2C发展的瓶颈之一。在C2C模式下,商品提供商为个人，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时，只能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解决纠纷。但是因为交易的匿名性和网络的虚拟性、无地域性导致侵权人身份和合同成立地点很难确定，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确立当事人和案件管辖地等问题，增大了被侵权人寻求救济的难度。且法律对C2C的规范是一片空白，其纠纷的解决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在C2C模式下，交易的多是小件物品，价值不会太高。产生纠纷后，因取证困难、寻求救济的途径极少或无法寻求救济，过高的救济成本往往让被侵权人望而却步。
B2C模式的本质和C2C是相同的。B2C模式中，卖方为法人（企业）。所以当买方遭遇欺诈或商品存在问题时，卖方身份和住所地很容易确认。被侵权人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寻求法律救济，救济成本较低，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责任承担问题，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已经有了共识：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ICSP地位，即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商（InteractiveComputerServiceProvider）。平台提供商对网站上他人的信息不承担责任，因为其本身并不参与信息的，只是提供信息服务。对于平台提供商的归责原则是：在网络上的信息引起侵权或违法，由信息人承担责任，平台提供商对其知道信息侵权或违法、被告知信息侵权或违法而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行为承担责任。其对商家（企业）或店铺经营者开设店铺时所提供的资料（如主体资格证明、经营商品的合法证明等）的真实性存在审查义务。如果平台提供商在经营过程中，给用户提供的服务侵犯了该用户的合法权益，用户可以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网络拍卖的立法思考
网络拍卖的法律真空带来争议不断、纠纷叠出，其面临最大的瓶颈就是法律和政策的空白。在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出台承认其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网络拍卖难以得到真正的发展。在网络拍卖迅猛发展的同时，关于是否对网络拍卖进行立法的争论也越发激烈，很多观点比较赞成对它应该采取“最小程度”原则：将已经存在的法律进行修订，使其适用于网络拍卖，以确保网络拍卖的发展。但是国内的网络拍卖市场经过6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交易模式和类型也基本确立下来。据相关数据表明：“随着网上购物站点的增多，对网站不信任，担心被骗已经成为了网民不进行网上购物的首要原因，接近三分之二的网民选择了这一因素。”如果仅仅是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是不利于网络拍卖的发展，因为网络拍卖的特殊性将导致对好几部法律④进行修订，这必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且修订后的法律条文之间、法律和法律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这是很难预料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其修订内容对法律原有内容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现有法律多是从实体上进行规范，如果对网络拍卖采用实体性规定，反而限制了它的发展。所以为了网络拍卖更好的、更迅速的发展，应该制订一部《网络交易法》对其加以规范。这部新法律的内容应该倾向程序性而非实体性，而其中关于网络拍卖的具体条款应该包括：1、确立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2、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ICSP地位；3、确立网络拍卖模式（C2C、B2C等）和交易方式的法律地位；4、确立网络交易服务及网络交易辅助服务的法律地位；5、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权利和义务；6、确定合理的交易规则；7、C2C、B2C模式下纠纷解决的管辖权、救济方式、具体法律适用等问题；8、考虑到网络拍卖市场已经初步稳定，可以适当对网络拍卖做出实体性规定，应该限制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上，其中包括平台提供商在得知纠纷产生后应积极提供当事人在其平台上的交易信息和侵权人的详细资料等。
对网络拍卖进行程序性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网络经济。因为网络交易的特殊环境，仅仅从立法上解决了网络拍卖的法律地位对其进行监管是不够的。要赢得广大网民的信任，合理、迅速的发展网络拍卖市场，就必需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合理的交易机制和一套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配合《网络交易法》的实施。这套交易机制应当包括：建立统一的网上支付体系；完善和推广实名认证制度；采用电子身份证，这将有助于对网上交易的交易者身份的确认；增加网络交易的透明度，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来展示产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在我国，因多方面因素，短时间内是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支付体系和完善的信用体系。所以尽快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显得十分迫切。这套机制的立足点不仅仅是解决网络拍卖或网络交易纠纷，而是应该以推动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为目标。国际上所指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的全称是Online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缩写为：ODR。即指“涵盖所有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决企业与消费者间因电子商务契约所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克服了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它特点是：解决纠纷方式和适用规则的灵活性、处理争端的效率性、解决纠纷的经济性。我国首家在线纠纷解决中心是“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⑤。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机制是针对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缺失提出的。在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没有建立，信息条块分割⑥等因素是其所面临的困难。建立一个由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的全国性网上争端解决机制对网络拍卖、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且具有很强的实际可操作性。具体构思有这几点：1、这个机制其框架涵盖法律、专业信用服务机构、政府管理等；2、它区别与ODR，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信息产业部联合组建，成立一个专门的网上争端解决机构；3、建立一个权威性、全面性的在线争端解决平台。4、通过发展网上法庭、网上仲裁、网上公证、网上调解等司法辅助机制，建立灵活的法制体系，以弥补现有法律环境灵活性不足的缺憾。这种机制的特点是：解决了管辖权问题、克服了网络的无地域性，增加了救济途径、降低了救济成本，便利、快捷，便于纠纷的解决，也保障了政府对网络经济的监管。如果当事人双方自愿，这种机制也可以解决跨地域、标的小、案情简单的非网络纠纷。
网络拍卖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在保护它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对它进行合理的约束。不仅要从立法上对其加以肯定与规范，更要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来促进个人信用体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网络拍卖的监管直接关系到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并促进我国网络拍卖政策法律环境的改良，进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注释：
①电子商务目前可以清晰的划分为四类：消费者——消费者模式C2C(ConsumertoConsumer),企业——企业模式B2B(BusinesstoBusiness),企业——消费者模式B2C(BusinesstoConsumer)，消费者——企业模式C2B（ConsumertoBusiness）。
②集体议价、逢低买进两种方式经常被一些网站结合使用，如：雅宝网。反拍卖（标价求购）这种交易方式也在雅宝网得到了实际运用。
③参见华东政法学院电子商务法研究所高富平、苏静、刘洋《易趣平台交易模式法律研究报告》
④就目前国内的观点来看，这其中可能包括《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拍卖法》、《广告法》等。
⑤中国在线争议解决中心——，由中国电子商务法律网、北京德法智诚咨询公司发起成立。
⑥我国法律、银行、税务等部分都有各自的信息库，信息在这些部门之间很难联网使用，更无法与社会共享。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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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Research:《2004年中国网上拍卖研究报告》，2005年2月
网络法律范文4
今天，人们用“互联网+”来描述这一时代。在笔者看来，“互联网+”即是互联网化，它是互联网技术向商业领域应用与传统行业网络的应用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结果，是整个商业组织和运行方式的变化，是商业模式和环境的网络化。
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应更名为网络商务。网络商务要比电子商务具有更丰富的内涵：网络商务可以更加准确地表述我们商业的生存基础。电子商务强调的是商务手段电子化(在我国也称为信息化)，而网络商务更宜表达电子商务所不能反映出来的内涵，它可全面描述现代商务生存和运营状态，具有电子商务不能涵盖的内容和意义，可以视为电子商务高级形式。
与电子商务相对应的电子商务法核心，是解决电子形式的商务记录具有书面形式效力、电子数据如何作为有效证据问题；与网络商务对应的网络商务法，可以实现对各种新形态的网络经营行为的规制、对网络交易行为的规范。
联合国定义电子商务示范法
电子商务的定义是由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法会)在制定《电子商务示范法》过程中创立的，被世界各国沿用。贸法会认为，凡是使用数据电文的(data message)即为电子商务。数据电文是指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商务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
贸法会旨在解决计算机通信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但用了涵盖各种电子通信手段的电子商务概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要“借力”，既然传统电子通信手段的法律效力已经得到解决，那么计算机通信手段法律效力亦应当援用相同的方式解决。只是联合国并没有采用扩张书面合同解决的方法，而是采用独立类型立法方式来解决其效力的。在这方面，贸法会在技术中立原则指引下，发明了“功能等同法”，认为只要电子数据满足传统书面的功能时，即可在法律上受同等待遇，具备相同法律效力。基于此，贸法会早在1996年就推出了《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以解决国际贸易中电子通信手段应用的法律不确定性问题。贸法会的“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法”一经创立，迅速为各主要国家接受。虽然主要国家的立法模式不同，但其立法宗旨、内容则大同小异，均移植联合国示范法，解决电子通信技术应用的法律效力问题，或者电子记录等同于书面形式问题。因此，也有学者将电子商务法称为形式立法。
网络商务亟待法律规范
随着2004年电子签名法的实施，由联合国贸法会开创的电子商务立法任务在我国已经初步实现。“合同法+电子签名法”立法模式，基本上解决了我国电子通信手段应用于商务领域所引发的法律不确定性。
虽然电子商务应用中，电子形式如何等同于书面形式，如何认定电子数据的证明力等电子化引发的法律问题，在实践中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它是法律实施层面的问题，而不是需要再立新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电子商务已经不需要立法了。但是，电子商务的高级形态──网络商务却面临巨大的法律不确定性。
举例说明。首先，网络商务的准入问题。在营业自由是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国家，利用网络从事商务本身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商务活动不落入增值电信服务，根本不需要政府许可(获得ICP许可证)；如果按照现行法需要政府许可的营业，已经获得许可证的主体当然地可以利用网络从事经营活动，不需要再另行审批或许可。但在我国，许多政府部门将传统准入式的事前监管延伸到网络环境，似乎利用网络从事商务需要准入。因此，需要法律明确网络营业自由原则，以鼓励人们利用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
其次，网络交易法律关系界定问题。互联网的应用，打破了地域和行业界线，创造产业融合、整合，产生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如何界定网络环境下不同商业模式的法律关系，就需要立法明确或者确立判断规则，以指引人们从事交易行为，对行为后果事先预期。
再次，网络经营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从法理上说，网络上所有经营行为必须遵守现行法，凡是现行法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在网络环境下亦属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网络环境下有许多新类型的有违公平竞争的行为，就需要法律给予特别明确，有些侵害消费者的行为，甚至欺诈交易就需要规范和打击。
还有，在网络商务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规范，比如用户协议、政策和规则等，目前没有法律对网站或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网络用户协议、网络交易规则、网站政策等法律效力明确规范，其贯彻执行面临法律不确定性。需要法律明确这些协议、政策或规则在法院的可执行力。我国是一个高度依赖制定法的国家，网络商务发展和运营中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成为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的解决，正是本次电子商务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法律不仅要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而且还有重要的引领产业或经济发展的功能。尤其是，“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产业转型的基本战略，迫切需要一部网络商法勾勒未来的商业秩序，引领我国经济转型和商业升级发展。虽然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商业中的应用才刚刚开始，但是，未来的商业生存模式和环境已经初步展现。如何在网络商务初露端倪的时期，创制一些引导性规则，促进我国网络商务大发展，也应当成为本次立法的重要目的。
网络商法是商法的特别法
如果电子商务法旨在解决商务电子化问题，解决商业手段形式问题，那么网络商法即解决商务的网络化问题，解决商业本身法律规则的问题。也就是说，网络商法旨调整网络环境下经营行为和交易关系，确立网络环境下商事行为的基本规则和商事交易的基本秩序。简言之，网络商法即网络商事行为的法律规范。
网络法律范文5
论文关键词 网络聊天 违法行为 网络 网络谣言
一、两种以网络聊天为载体的典型违法行为
（一）“网络”
那么何为“网络”，我们一般将其定义为：一种凭借网络平台（聊天软件）并依靠摄像头，向其他不特定群体暴露自己的行为。下面我们将对网络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进行解析。
1.网络能否视为聚众罪。这个争论的焦点在于何为“”。一般而言聚众被认为是发生于自然空间中的聚众行为，而网络聊天发生的空间却是虚拟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聚众罪其对象仅能够发生在自然空间内。对于网络这种虚拟空间能否满足聚众罪的构成要件，我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若持有将网络聊天行为定性为聚众罪的概念，则可以类推出同时又网络，网络杀人等众多罪名，因此该观点是不妥当的。
2.如何定性网络行为。简单的认定网络行为是犯罪或者是无罪都是不合理的。《刑法》第365条的内容规定了组织表演罪的以下主要表现形式：（1）组织者组织多人为不特定多人进行表演的；（2）组织多人一对一为他人进行表演的。可以看到在犯罪主体可以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同时面对不特定多数人进行表演，也可以是独立的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进行表演。那么也就是说组织表演罪追究的就应当是组织者的刑事责任，相反被组织的个人则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综上认定该罪名的重要一步就在于其主体是不是“组织者”。但是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无组织者，双方自愿进行网络视频，从构成要件来看，双方自愿的限于两人间的视频没有对社会道德风尚造成侵犯，而且没有涉及到损害第三者的利益的情形，那我们可以认为该行为不成立犯罪。
（二） “网络谣言”
各国学者对谣言的定义各有不同，通常我们认为的谣言就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言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做出的定义相对更贴近我们的理解：“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的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
谣言的危害性无法准确界定，无论何种危害程度的谣言，一经传播，尤其是出现在网上，小到可能损害某个人的名誉，大到可能破坏社会秩序。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国建立完善关于网络谣言的法律体系势在必行。
（三）我国关于网络谣言法律规制方面的缺陷
我国在网络谣言方面的法律主要存在以下两点缺陷：
第一，违法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太轻。对于通过造谣、诽谤、侮辱等方式损害他人利益、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我国《刑法》均有规定，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很显然《刑法》中对于没有事实依据的有危害性言论的人的制裁并不严重。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件期间，“抢盐风波”的始作俑者被行政拘留10天，处罚金500元；2010年山西“地震谣言”使得百万人上街避难，五名造谣者中，最低行政拘留5天，最高的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2011年盐城响水乡“爆炸谣言”引发了群众大规模出逃，其间造成了多起车祸，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四名编造传播虚假恐怖消息的人分别被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等。结合案件中对于网络谣言事件的处理方式来看，我国法律对于网络谣言的惩处力度不大，法律威慑不强，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事件在社会中层出不穷。
第二，受害人难以维权。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在网络聊天中，陌生网友之间一般不会透露彼此真实的个人信息。因此在发生侵权事件后，由于网络聊天的匿名性，被侵权人无法获得侵权人的真实身份，导致公安机关不受理案件，被侵权人无人可诉。
二、网络聊天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自由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称得上自由，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也会有这样的权利。”网络聊天亦是如此，人们在网络上的表达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一）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在网络环境中，大多数人都是以匿名的方式存在的，而网民的个人信息，一般都处于保密状态或者是虚假的。那么当人们在网上产生了某种联系，就会有很大可能将个人信息传递出去，这其实就已经给自己的个人权利保障埋下了隐患。比如有人会窃取网友的财产，或者盗用网友的个人信息进行诈骗等。还有更典型的网络侵权行为是“人肉搜索”，这一行为的初衷虽然是好的，意在将应当受到社会谴责的人公之于众，借助舆论的力量维护公平正义，但是由于法律对网络规制的局限性，“人肉搜索”这一行为开始偏离初衷，波及到了其他公民，使很多人的个人权利受到侵犯。
（二）对司法权威的影响
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现如今关心时事的人群数量庞大，每一起司法案件都会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当人们在网络上对司法裁判随意评判，传播错误的司法价值观，妄图挑战中国的司法权威，便会给司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破坏司法的威信、动摇法律的威严。
三、网络聊天行为难以规制的原因
（一）网络聊天立法尚不完善
由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时间不长，且网民数量众多，对网络环境的规制和发达国家相比难度更大。虽然我国已经对网络有了很多规定，但是一旦发生网络侵权，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依然很难得到保障。问题主要出在以下方面：
第一，虽然我国对网络规制的办法和条例颁布了很多，但是很零散，不同位阶的法规在应用时还会发成冲突，所以我国缺少一部核心法律将这些零散法规整合以完全发挥出法律应有的威力。
第二，我国对网络的监管工作多是由政府执行，而政府和公民的交流太少，以至于在制定网络规制的法律法规时，无法考虑到公民的利益，便也无法使制定的法律法规在网络监管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受限于我国的国情，法律对公民自由的认可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不小差距，法律的实际开放程度与网络环境的自由程度不相符，造成网络言论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网络言论监管困难
由于网络环境与现实生活的不同，我国以往制定的法律对媒体的监管无法涉及监管的灰色地带。网络言论监管的难点来自于三方面：一是承载网络聊天行为的平台数量大，聊天信息数量巨大。二是网络言论的真实性分辨困难，监管人员工作难度较大。三是网络言论违法行为取证难度高。网络作为虚拟空间信息的流动性及即时更新性使得证据不易保存。
（三）公民的网络法律素质不高
我国公民关于网络聊天的法律意识总体上较为淡薄，网络的虚拟性以及众多网络聊天行为的匿名性也不利于提高公民网络聊天的道德素养及法律素养。
四、网络聊天法律规制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网络聊天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订立与发展、完善的基础。因此，想要将网络聊天的法律规制进行完善，首先就要明确网络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
1.合法性原则。对网络聊天自由的限制应符合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执行，不得存在规定模糊，限制范围过宽过光等现象，公民应从各项法律法规中明确得知自己在网络聊天行为中的各项权利义务。规定的内容应该是“可获知”和“可预见”的。
2.比较衡量原则。网络作为法律应用的新领域，其复杂性和虚拟性特点使得法官需要较高水准的自由裁量，法官需要对网络聊天行为中的各方利益进行比较衡量以得出保护公益与私益的平衡点，使正当利益得到保护，不当行为受到限制。
3.公共利益原则。公共利益是有关网络的法律所要保护的最大利益，任何公民在网络聊天行为中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作为权利人在主张网络言论自由的时候不得对抗公共利益。
（二）加深有关网络实名制的法律法规建设
1.扩张网络实名制的覆盖范围。现代社会，网络实名制已经成为规范网络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针对网络的虚拟性特点，网络实名制通过确认网络使用人真实身份来实现对网络环境的有效监控。但当今我国网络实名制主要集中在网络游戏产业，针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心理身体健康所实行的网络实名制并不能对网络聊天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网络实名制应落实在各个社交软件中，通过实名认证的社交软件不仅提升了公民在网络聊天中的自觉性，也为执法部门对网络聊天违法行为的查处提供了快速有效的证据手段。因此，扩张网络实名制的覆盖范围是使其能够发挥有效监督作用的必要手段。
2.完善有关网络实名制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网络实名制大范围实行的最大阻力在于公民的隐私保护问题，社交软件，网络游戏若实行实名制，则用户的个人信息等不可避免的泄露给网站或游戏公司，加强对于实行实名制公司的监督体系，设置关于企业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标准制度等，为网络实名制的推广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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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私与网络隐私权
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以及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让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在第二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包括隐私权。这意味着我国法律已将其纳为人格权的一种，成为现今社会中每个人都无条件享有的权利。
而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网络在打破了阻碍人类发展的时间以及空间的界限，给人类的交往带来便利的同时，使得束缚人类交流的时间、空间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小，传统隐私权所赖以存在的屏障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正如美国学者A.斯皮内洛所言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社会里、社会中每个人拥有的个人隐私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网络隐私权的说法应运而生。
网络隐私权与隐私权有异曲同工之处，指的是自然人在网络中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复制、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也指禁止在网上泄露某些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实、图像以及诽谤的意见。笔者认为，这个定义基本涵盖了网络隐私权的概念，包括内涵与外延，本文即以此展开阐述。
二、国外对于网络隐私的保护方法辨析
从世界各国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制度来看，占主导地位的分别为行业自律模式和法律规制模式。下面笔者将对于这两种模式的概念，特点，利弊分而述之。
(一)行业自律模式
网络中的行业自律指的是由网络业者(从事网络服务和提供网络产品的主体)制定的与之相关的标准规范，用来表明它们在网络隐私上的立场、态度和具体的保护措施，通过这些行为规范或标准来约束网络业者的行为，从而实现对网络用户个人隐私的保护。
这种模式最大优势为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其次，它避免了传统法律过于僵化，只具有稳定性而缺乏自由裁量空间的弊病，更加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制定出高于法律规范的保护水平，更好地为社会和网络发展服务。
但由其特性所限，也导致此种模式缺乏有力的执行措施和保障手段，即无国家强制力作为基本的支撑手段，其公信力以及公示力都较法律大打折扣;另外，行业自律仅仅局限那些加入了该计划的团体或个人，而对没有加入此种计划的团体或个人来说，无任何约束和规范作用，因此，其实施范围又较法律规制要小很多;另外，行业自律模式成立的前提在于假设网络隐私权保护所追求的所有价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然而，这却忽视了网络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意义。
(二)法律规制模式
较之网络自律模式，法律规制模式更注重于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这种模式通过法律手段对个人数据进行保护，给数据的收集，储存，处理，传输和使用从立法、执法、守法到监督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业规范，从而有效地遏制数据库的使用者越权存取个人隐私数据的违法行为，为信息过渡提供良好的环境，在信息管理中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法治的根本要求。
当然，法律规制模式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法律具有滞后性，众所周知，社会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法律的相对滞后性是必然的。因此法律界有一句名言法律从制定之日起就已经过时，而这与网络发展的一日千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法律具有极强的僵化性，采用高标准法律规范，虽然可以达到保护个人网络隐私权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增加了以网络服务商为代表的整个信息产业的成本，可能会损害信息产业的利益并阻碍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保护模式各有利弊，故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两种保护模式，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二者的优点吸收为我国所用，营造一个完善的法律保护环境。
三、我国目前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现状以及对我国保护模式的构想
随着近些年来，我国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事业的发展和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网络隐私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对于我国网络应用的飞速发展，侵权事件频繁发生，没有形成有规模的行业自律组织，立法也严重滞后，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的时间里，网络隐私权的规定只是散见于一些部门法中，例如，《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12条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立法目的在于规范整个计算机行业的管理，是粗线条的笼统概括式规定，并没有特别针对隐私权的保护。而且只是规定了不得怎么样，却没有相应的救济方法和救济程度，一旦发生网络隐私侵权，其隐私权内容范畴的界定，以及规则原则，侵权责任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笔者认为，要做到全面保护网络隐私权，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对于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应做到如下几点：
(一)制定除《侵权责任法》之外的其他关于保护网络隐私权的法律法规
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侵权责任法》将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正如上述中所提到的，这部法律中正式确认了隐私权属于公民人格权的一种，并且涉及到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规范。但是，只有这一步规范性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在出台原则性的基本法律之后，相应的法规规章也应该相继出台来具体规范我国网络现状。
(二)行业自律模式与法律规制模式相结合，推进技术保护措施在网络中的应用
由前文可知，行业自律模式和法律规制的模式对隐私权保护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在于保护网络隐私权，增加人们从事电子商务的信心以促进互联网产业的持续发展;后者注重保护个人隐私、遏制网络中的侵权行为。本文建议采用行业自律模式与法律规制模式相结合的模式，推进技术保护在网络使用者中的应用。
第一，起草统一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敏感领域实施专门的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