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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论语范文1
摘要《论语》中反映的孔子的修辞原则是得体性原则,它是对孔子的“修辞立其诚”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言语与语境的和谐统一以及言语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论语》修辞得体性原则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修辞以“诚”为本,重视修辞合乎伦理道德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精髓所在。孔子认为,言行相符是君子的最基本的德行。《周易・乾文言》以孔子的名义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中除了“修辞立其诚”的提法外,还有许多关于修辞的论述。孔门四课中的“言语”一科,所指显然并不是专门研究语言的内部微观结构,而是研究和学习语言的运用规则和技巧。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孔门四科中的‘言语’科其实就是修辞科,研究和学习的是政治、外交、公关言语的规范化和实际操作以及运用中的具体问题,当然也包括学习和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修养问题。”
在《论语》中,孔子的修辞原则概括而言,就是得体性原则。修辞的得体性原则是对古代“修辞立其诚”的继承和发扬,即不仅仅是指语言表达要适应语境,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语言交际中所形成的重道义、重伦理、重友谊和讲人情、讲礼仪的优良传统。得体性原则应当是真善美的统一。中国古代人是非常重视得体性原则的。陈《文则》说:“古语曰:‘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言有宜也。”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檀弓》文句,长短有法,不可增损,其类是哉。”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运用的修辞的得体性原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言语与语境的和谐统一以及言语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一言语与语境的和谐统一
修辞主体要受言语对象、场合、时间及言语内容等不同语境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个人风格,以达到交际双方言语交际的和谐统一。在《论语》中,孔子的言语体现出了言语交际活动中得体的美学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交际对象相协调
交际对象的知识水平,往往和他们的经历、职业、文化教养有关。由于个人的经历和文化教养不同,对话形式的识别能力、话语意义的理解水平就会不一样,这就要求在修辞活动中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否则就会影响修辞的效果。
孔子认为“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言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可见孔子很注重交际对象,交际对象不同,说话时就要考虑到该不该说、该说什么以及什么不该说等问题。如《论语・雍也》中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就是说,交际对象是“中人以上”的,就可以和他谈高深的学问;而交际对象是“中人以下”的,就不可以与他谈高深的学问,否则对方就会听不懂,因为交际双方处于不协调的对话语境中。
孔子自身的行为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如也,兴兴如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善于适应不同的交际对象,能够根据不同交际对象来调节自己的言语方式和态度,具有极强的适应不同交际对象的能力。
2 与具体场合相协调
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就是说言语交际要和具体场合一致。由于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场合进行的,交际双方对言语形式的采用和理解都要受到一定场合的影响,因此在修辞活动中要注意言语交际与具体场合相协调。在《论语・乡党》篇中,孔子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意思就是说,孔子在家乡温和而恭顺,让人觉得他不善言谈,以示谦逊;而在朝堂上则善于明辨,以示自己的政治才华。场合不同,孔子具体的言语行为也不同。
不仅如此,孔子出使到国外,在举行典礼时的行为又和举行典礼的场合相协调:“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争,足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观,愉愉如也。”孔子的行为可谓是外交典礼行为的典范,达到了言语行为与场合的完美结合。
另外,孔子与国君一起吃饭时,也很注意自己的行为。“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等等这些不同具体场合下的行为,孔子都表现得很符合礼节。
我们知道,孔子提倡“言行一致”,讲授“礼”,因而要求自己的行为也都符合“礼”。而不同的具体场合,行为也应该发生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符合“礼”的要求。
3与交际时间相协调
时空是统一的,所以言语活动不仅要考虑到场合,而且还要顾及在一定场合下的适时性。《论语・宪问》中说公叔文子这个人很有修养,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候才说话,在最恰当的时候才笑,因而才“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对此非常欣赏。又如在《论语・乡党》中,孔子提出:“食不语、寝不言。”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不交谈,睡觉的时候不说话。这些都说明言语交际受时间的限制,在言语交际中应该注意言语行为与时间相协调。
孔子在谈到和君子在一起时的没有与交际时间相协调的三种情况时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那就是急躁;该说的时候而不说,那就是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就贸然开口,就如同瞎子一样。孔子在此处说明了言语不仅要冷静、谦逊,而且要善于察言观色。
二言语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
美的言语行为不仅要有美的内容、美的形式、美的组合,还要求与语境的和谐统一,还要符合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社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影响着人们的修辞审美活动。《论语》中所要求的社会道德标准就是要做到“礼、仁、忠、信”四个方面,因此孔子的言语行为都是围绕这些道德标准来进行的。
1言语行为要合乎“礼”
孔子在《颜渊》中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非礼勿言”可以看作是言语道德准则。在当时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其道德伦理的核心就是礼制。一切社会行为必须纳入“礼”的框架之下。因此,言语行为也不例外,必须合乎“礼”。
2言语行为要合乎“仁”
孔子把“仁”看作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理想。《论语》提到“仁”有109次,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孔子认为“仁”是与日常言语活动密切相关的,可以通过“言”来观察“仁”,如《论语・子路》中记载:“刚、毅、木、讷近仁。”在这四者中,“仁”具体在言语行为中的体现就是“讷”,也就是“慎言”。“慎言”就意味着在言语行为实践过程中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并对言语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统一性进行认知。
3言语行为要合乎“忠”
所谓“忠”就是维护君臣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忠”反映到言语行为中就是“忠言”。所谓“忠言”,一方面是指说话或写文章的真诚态度,另一方面是指言语主体的忠心,即对言语对象的道德责任。《论语・宪问》篇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这里的“犯”就是要直言。“忠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忠谏”思想,更是被历代奉为为臣之道,以至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忠臣孝子、志士仁人。
4言语行为要合乎“信”
“信”是孔子思想体系中很重要的内容,也是儒家“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将信誉比作车上套牲畜的横木,说没有它就不能行走。孔子所说的“信”包括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内容,即一方面强调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诚信。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他人的信任是自己生活事业获得成功的条件,而要达到别人的信任,则自己必须要诚信。
所以,在言语交际中孔子特别注重言语与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而有信”。有一次他的学生子张问孔子,为人处世怎样才能行得通?孔子回答说要“言忠信,行笃敬”。即言语要忠诚老实,行为要忠厚严肃。孔子进而说只要做到这两条,无论在本乡本土还是到别国他乡都能行得通。孔子将“言忠信”和“行笃敬”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人的座右铭来对待,要求时刻不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论语》中表现出来的孔子的修辞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这是对“修辞立其诚”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陈炯:《中国文化修辞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3] 陈 :《文则注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4] 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
孔子的论语范文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论语》详细地记录了孔子和众多弟子学习和生活的一言一行，集中反映了教育家孔子及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在一部两万多字的《论语》中，“君子”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大概有一百多次。毋庸置疑，“君子”是教育家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更是其毕生的人格追求。笔者力图通过对《论语》中孔子关于“君子”的言语、界定和文字描述进行深入的归纳、探究和分析，从而探究、理解和把握“君子”的深刻内涵和衡量标准。
一、“君子”的内涵
“君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是“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孔子家语?五仪解》中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及者，此则君子也。”由此可见，“君子”的内涵丰富，要求宽泛，标准较高。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高频率出现，约有109次，可见孔子对“君子”的重视程度之高和向往程度之深。笔者认为，教育家孔子之所以大力张扬君子风范，严君子小人之分，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了借笔抒怀，展现自己的人格追求和修身要求，教育弟子注重个人品行的塑造和自身道德水平的提高，教化广大民众以“君子”标准做人做事，从而匡扶人性，合力转变不良社会风气。
二、“君子”的标准
所谓标准，指的是衡量某种事物的一般性准则。总体说，《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中，衡量是否是“君子”的标准大致有四个，即基本标准、核心标准、做事标准和做人标准。
（一）“君子”的基本标准是不忧不惧，善良厚道
孔子提出，不忧不惧、善良厚道，这是要成为一个君子的基本标准和前提要求。在《论语?颜渊》中，司马牛曾经问孔子“何为君子？”孔子回曰：“君子不忧不惧。”这六个字看上去简单，但认真揣摩之后，其实不是一般都能到达的要求。何谓“不忧不惧？”通俗地讲，就是夜下无人时，自我反省，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愧疚的，更没有什么担忧和惧怕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要做到“不忧不惧”，反躬自问，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光明磊落，经得起深究追溯，的确是太困难了，可见，孔子的这个最低标准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君子的标准有三个，我是没有能力达到的：内心善良、心怀仁义、厚道待人、心胸宽广的人，就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困扰他，没有什么成败荣辱左右他;充满智慧、博文明理的人，他通常能够通达看事，抓大放小，懂得取舍，从而不会对这个纷繁复杂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所困惑;内心强大勇敢的人，心中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你勇往直前，他心中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畏惧害怕了。这三句话虽然是在两千多年前说的，但到现在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思想愈演愈烈，如何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中独善其身，这就需要我们从《论语》中汲取营养，努力拥有仁心、智慧和勇敢，最终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至于迷失方向，失去自我。
（二）“君子”的核心标准是胸怀天下，敢于担当
在孔子的思想中，不忧不惧、善良厚道只是成为君子的前提和基础，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孔子认为，成为君子的核心标准是胸怀天下，敢于担当，心系苍生，做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要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敢于承担，而不要总惦记着自己家里的小日子，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事情。这种责任担当和广阔胸襟，逐步就演化成为儒家学派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至于在后代的杜甫、范仲淹身上都能看到《论语》以及孔子的思想印记。为了阐述和证明自己的观点，孔子多次把君子和小人进行比较，通过对小人行为的驳斥，从而反衬君子的伟大。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心中常思提升道德水平，常思礼乐法度的约束;而小人则常思个人的私利，常念个人的荣辱与得失。言下之意，小人往往只追求满足自己的私利和欲望，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视道德于不顾，视法度于无睹，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真正的君子则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严于律己，从小事做起，以道德为约束，以法律为准绳，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胸怀天下，心系苍生，这也是君子的最核心的标准要求。
（三）“君子”的做事标准是言行合一，身体力行
要想言行合一，首先要心口合一，而后才能做到言行合一。言行合一也是一种求真求实的做人原则。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意思是说那些经常巧舌如簧，看上去老是讨好的脸色，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之心的。由此可见，孔子很厌恶那种喜欢说大话，善于夸夸其谈、说大话的人。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说，以前我对人的态度是，只要听到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的态度是，听到他说的话，还要考察他具体的行为后，才能相信。”孔子一生游历多国，阅人无数，正因为遇到过许多言行不合一的人，所以痛定思痛，在以后考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时，尤为重视对一个人具体行为的观察。正因为如此，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提出，真正的君子应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即真正的君子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话语谨慎，做事行动敏捷，身体力行见实效，而不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做起事来稀稀拉拉，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中的侏儒。
（四）“君子”的做人标准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孔子的论语范文3
关键词：《论语》； 孔子 ；天命观； 时代局限；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地位。历来学界对于孔子的天命观的看法颇有争论，大致看来有如下两种分歧：一是，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朴素唯物主义者的代表之一，他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另一派的观点则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鬼神是存在的，天命掌控着人事我们无法抵挡的。这样的两种针尖对麦芒的看法究竟孰是孰非呢？就我看来，孔子的天命观实际上是非常的模糊的，我们不能片面的由某一条或者某一句就单一的肯定或者否定孔子对于天、命等所保有的态度。
一.时代局限致使孔子天命观中有保守的部分
任何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必然要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他又是这个时代文明创造者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他又体现了自身与众不同的个性所在。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意味着个体人的心理最终是扎根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进化史乃至地球的生物进化史之中的。[1]
孔子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时期，作为殷商苗裔的鲁国人，必然会和其他民众一样，被当时“流行”的鬼神迷信思想锁笼罩。譬如，《春秋左传卷六・僖公十六年》“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2]宋襄公虽然在政治上颇有一霸天下的图谋，却依旧对于自己的图谋内心不安，认为天象或者梦境能够预示未来的吉凶。又如《春秋左传卷十四・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3]孟献子认为祭祀的先后顺序的颠倒才导致了占卜时的不吉利，神明没法显灵，这样的迷信的看法在当时社会是十分普遍并且是被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群众所接受的。
鲁国则亦是如此迷信。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来占卜一番“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4]；叔孙穆子刚刚出生，也用《周易》来卜筮。“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5]；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用龟甲占卜蓍草卜筮，而且听信童谣，用童谣就盲目地断定鲁国的政治前途。“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6]子产也不能超脱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他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不敢作勇敢的否定。《论语・八佾》中仪这个地方的边防官在受到孔子的接见出来后曾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连尧也曾感叹道“咨！而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7]。从这些实例足以可见当时社会迷信思想普遍存在，任何超脱传统的看法都是怪异的，会遭到世俗人的异样的眼光的。
二.《论语》中孔子的话语反映出的其思想中的局限性以及天命的不可抗拒性
孔子思想中并非一切都是积极的、好的方面，孔子的思想中也存在消极的、需要我们正确客观看待的少部分。例如《论语・学而》“子曰：无友不如己者“[8]和《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9]以及《论语・述而》中的“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10]]，《论语・子路》篇中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1]，都能够反映出孔子自负的倾向。又如《论语・里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点出了仁者也有“恶人”的一面。又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188页，17.25）历来也是多为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这些都说明孔子并非完人，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不正确的看法。
同时孔子曾在《论语》一书中多次强调了“慎言”的重要性。例如《论语・学而》中“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9页，1.14）又如《论语・为政》中“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19页，2.18）再如《论语・里仁》中“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40页，4.24）和《论语・公冶长》中的“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行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5页，5.13）我们都能够看出孔子“慎于言”。那么孔子的言论必然不会随随便便、脱口而出，反之会慎之又慎，经过再三思考之后方才吐露。可是孔子在《论语》一书中仍多次提及对于天命的无可奈何。其中孔子自身提及“天”多达十二次。这说明孔子在其内心中对于天命确是相信的一面。
我们采纳杨伯峻先生的看法，将《论语》中孔子自己提到的“天”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1、自然的天：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
巍巍乎唯天为大。（8.19）
2、能够主宰命运、人事的天：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3、义理之天：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从以上列举中可见这三类中占主要的是能够主宰命运、人事的天，可见孔子的天命思想仍然有着传统世俗思想的痕迹，上天总管着人事命运，我们只能接受。同时自然之天的“天”也有着无穷的力量，它不仅主宰着四季轮回的变化、万物的荣兴，而且“巍巍乎唯天为大”就喊出了孔子对于浩渺宇宙的赞叹与崇敬。作为“义理之天”的“天”出现在孔子与王孙贾的问答之中，王孙贾向孔子请假，孔子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也是阐明了孔子对于上天的敬畏之情，况且孔子本人也说过“信而好古”，正如他所言“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他勤奋敏捷地不断追寻而得来的。由此可见，实际上这三类共同证明了孔子思想中存在相信人力无法掌控的“天”的存在并发生作用。
《论语》中孔子谈论到“命”的有以下几次：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关于“天命”则有：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16.8）
孔子的思想中存在着宿命的一面，他的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实际上是对于宇宙之中不可知的现象的一种逃避，因为不知道所以也就不谈论了。伯牛是个大好人，却害着怎么治也治不好的病，那时的孔子无法从病理上解析，只能将其归之于“命”。正如《论语・先进》篇中所说的那样“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故才“存而不论”,所以才有了“子不语怪、力、乱、神”[12]的说法。
综上关于“天”、“命”和“天命”等在文中的指向来看，孔子确确实实是相信在人类所能掌握的力量之上还存在的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其中渗透出的是深深的落寞与感伤。
三.《论语》中反映出的孔子超越传统天命观的一面
只能顺从，不能抗拒的天命观是当时社会上对于天命的普遍看法，但是孔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肯定天命的一面。这里的“肯定”也是建立在承认“天命”存在且发生作用的前提之下，只不过不再悲观失望，而是怀着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天命”的。这些都侧面反映了孔子肯定天命鬼神的一面，正是由于笃信，所以孔子不断地学习，从而更加了解上天的旨意。除此之外，孔子还在《论语》一书的其他章节中直接论述了“天”、“命”的伟大。例如樊迟曾经向孔子请教怎样才是聪明，孔子的回答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犹然记得颜渊去世后孔子的对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13]这一声穿透浩宇的呼唤，不仅仅是对最为得意的弟子去世的哀叹、感伤，更是对苍天的诘问，上天奈何对颜渊如此不公？事实上是要亡我孔子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是相信有一个本会主持正义、公道，无所不能的上天存在的。
因此，孔子对于“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天命”是存在，并且高居人间凡人所能掌控的权力至上。这一点是确信的。而存在模糊的是对于“天命”发生作用的情景所导致的：在平常状态下孔子笃信“天命”的存在，并且不断地学习，希冀通过增加自己见识的方式更加清楚明了上天的这种种旨意，更好的遵行其旨意；而在孔子失意，又或者是遭受了诸如颜回去世的打击时无可奈何地对上天的诘问与斥责。
四.总结
总之，孔子的天命观是十分模糊的。其中既存在着相信鬼神、天命的一面，这与当时社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的；又存在着超脱于同时代众人的长处，能够从无神论的高度来看待鬼神、天命的一面。韦勒克曾对小说中的两类人物形象作了说明：“扁型人物”称作“静态型的”，“圆型人物”则是“动态型或发展型的”。[14]事实上，圆型人物的多面性使其往往更加具有生命力，更加耐人寻味。套用这一概念，通过《论语》我们看出孔子也是其中所反映出的一个“圆型人物”。正是这样相互碰撞、尖锐矛盾的两方面，与孔子思想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遥相印证，共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并非只有圣人的见解的完人，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从《论语》等作品中所了解的真正的孔子形象。
注释：
[1]《文学批评导引》王先霈、胡亚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版，119页
[2]《左传译注・卷六・僖公十六年》，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246页
[3]《左传译注・卷十四・襄公七年》，同上，2004年4月版，661页
[4]《左传译注卷十四・僖公九年》，同上，673页
[5]《左传译注卷二十一・昭公五年》，同上，967页
[6]《左传译注卷四・闵公二年》，同上，178页
[7]《论语译注・尧曰》，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205页
[8]《论语译注・学而》，同上，6页
[9]《论语译注・公冶长》，同上，52页
[10]《论语译注・述而》，同上，67页
[11]《论语译注・子路》，同上，135页
[12]《论语译注・述而》，同上，71页
[13]《论语译注・先进》，同上，111页
[14]《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61页
参考文献：
1、《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
2、《十三经译本・左传译注》，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
3、《文学批评导引》，王先霈、胡亚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版
4、《文学理论》（第二版），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5、《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6、《子不语未必子不信――论的鬼神天命观》，吴明，《理论界》2006.6，172至173页
孔子的论语范文4
《论语》十则以语录和对话的方式论述了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学习、为人、处事的一般原则及方法，其中以学习方法的论述为主，而且这方面的论述也最具价值。
第一，孔子主张学与习的结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孔子看来，“学”和“习”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理念。“学”即是对书本知识的接受、领会、感悟之后所形成的思想认识，包括人生的理想、信念、追求以及对社会的见解、主张；“习”的本义是小鹰练习飞翔，《礼记》上有“鹰乃学习”的话可资佐证，这里是指书本知识在实践中的检验和运用。实践出真知，把自己在书本中学习到的人生见解、理想、信念时时刻刻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不也是很愉快的事吗？正因为这一理念的指导，孔子进一步指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与远方而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读书学习，不仅可以互相切磋，如琢如磨，共同分享求知的快乐，而且可以共同进步、共同提高，机会难得，自然让人感到其乐融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指志同道合的人，并且他们“自远方来”，不由让人浮想联翩，朋友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说明对我们主人公的道德学问心仪不已、神交已久，彼此的会晤必将擦出思想的火花，怎能不使人充满期待，无限快慰呢？
第二，孔子主张学与思的统一。有弟子问道：老师，学和问的关系怎样呢？孔子回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不可截然分开，没有脱离思考的学习，也没有离开学习的思考。没有了思考的学习只能算做机械的身体运动，缺少了学习的思考也不过是云山雾海的幻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把学和思统一起来，才能让读书学习变成思维的体操、精神的健美。
第三，孔子主张学与问的联系。孔子读书手不释卷，竟至“韦编三绝”的典故常被人津津乐道，而“子入太庙，每事问”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中国的“学问”一词大约源于孔子，后来经过儒家学者的整理发挥成为儒家的重要思想。“君子之学必好问。学与问，相辅而行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早在这种思想形成之前，他就谆谆教导学生“不耻下问”。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问的方向和对象，一个“下”字的确耐人寻味，发人深省。问的方向既可以“向上”，又可以“向下”，对象既可以是比自己高明的人，又可以是和自己相当的人，甚至是不如自己的人，不能眼高于顶，切忌目中无人，真知在哪里，老师就在哪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孔子之所以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就在于他具有虚怀若谷的境界、兼容并包的胸怀、不耻下问的精神和学与问相兼的方法。不失去任何向别人请教学习的机会，学问自会日积月累，智慧也将无比通达。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文化其实就是学问的集合，学问的传承就是学问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扬光大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孔子学与问的读书方法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居功至伟。
第四，孔子主张学与行并重。“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此句虽不在十则之列，但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孔子是言行高度一致的教育家，他除了广博地学习书本知识之外，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行动和个人品德修养方面。他的“见贤思齐”、“择善而从”的言行无疑是最好的证明。为了实现其“仁政”的崇高理想，他不顾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没有躲进学问的象牙塔埋头故纸堆，“明知其不可为而为”，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虽然到处碰壁，却矢志不移、初衷不改，开了儒家积极用世的风气。为了整理和保存中国古老的优秀文化典籍，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在个人创作方面反而“述而不作”，仅在《论语》中留下了并不多的一些言论。作为教育家，孔子坚持“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广收门徒，弟子三千，桃李芬芳，其中不乏名垂青史的贤者。他的学与行并重的思想方法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因此，课文之中就有了曾参“一日三省”、“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嘉言懿行，有了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请教。
孔子的论语范文5
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但是知识传递的重要条件、课堂有效性的基本保障，而且将会影响学生的整个人生。语文教师因执教学科的特点会有更多机会触及学生的心灵，在心灵碰撞的过程中，用知识传递知识，用智慧启迪智慧，对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将产生重要影响。
孔子对于弟子，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教导都体现出大智慧和“仁爱”精神。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孔子的弟子愿意追随他在外流浪十多年而不改其志，甚至在他去世以后还在墓地旁结庐为其守孝而不愿离去。正因为有这些爱戴孔子的弟子，孔子的思想精髓才被记录整理为《论语》。
现在我们讲台下面坐的是追求独立、张扬个性的“90后”，不敢奢望他们像颜渊一样听话，像子路一样忠诚，像子贡能于危难中解救老师。但是只要平等对待并尊重学生，教学中和蔼可亲，对专业知识驾轻就熟，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轻易否定，在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方面体现老师的修养，为学生树立榜样，就可以吸引学生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建构健全的心理人格，激发他们追求更大的成功和真正的快乐。当然，维持和谐的师生关系绝不能以包庇、纵容学生的随心所欲甚至是曲意逢迎其无理要求为纽带，也绝不是在讲课时寄希望于用笑话来迎合学生。
二、良性的语文教育教学
语文教育的本质特点是“内涵的多元性、体验的独特性”。内涵的多元性主要是从语文材料的丰富性及其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角度来说的；体验的独特性，主要是从不同学生个体对具体语文材料不尽相同的理解这个角度来说的。这是语文课程教育最为突出的特点。“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是《语文课程标准》里的第二个基本理念，很好地体现了学科教育必须突出学科特点的基本教学原则，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
2000年的新《课程标准》提出“以人为本”，这是语文教育的又一次飞跃。可如果悉心研读孔子，就不难发现现代人绞尽脑汁做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教学中始终如一地实施着，并身体力行地把语文教育的本质特点“内涵的多元性、体验的独特性”诠释得淋漓尽致了。孔子的语文教育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他尊重人，不轻易否定人，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中，夫子以“盍各言尔志”始，弟子们各述其志。其实夫子多么希望弟子的理想高度和自己一致啊，但当听到回答并非如己所愿时，他尊重弟子们的个性并不妄加评论，并没有因为弟子的思想与自己不一致而对其加以否定。尊重学生，张扬多元个性，这才是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有的观念和做法。
语文教师在课堂上该如何做呢？永远保留学生观点以期达到语文“体验的独特性”，抑或廉价鼓励美其名曰“以人为本”？如果这样的话，那老师就丧失了“以智慧启迪智慧”的天职。虽然在语文认知体验时“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就算是第“一千零一个”读者，解读的对象也只能是哈姆雷特，而不应该是别的什么东西，否则学生会抓住这一点无止境地要求“体验的独特性”。
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因此它自然而然成为教育的基础和核心。语文教学的过程是知识传递的过程，如果语文教师能够“以人为本”，那这一教学过程还会真正成为“成人”教育的过程。教学与教育融为一体，这才是良性的语文教育教学。学生从学语文到学知识、学做人，完善的不单是知识，更是人格。
三、“冷读”《论语》，启发教学
在文人眼里，《论语》主要是讲“个人修身”的，但在我眼里，《论语》就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教学实录。如果学生的目标仅在于考取一所“重点大学”，三年里接触过的任课老师在高考完的那一刻便很难再被忆起。而孔子的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无论后来去做官、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其行为都能体现出老师的学术与文化熏陶。这正是激发我从教学角度“冷读”《论语》的最大动力。
古人说：读《论语》“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余英时先生也说《论语》需要“冷读”，尽管社会上曾掀起一股《论语》热，但《论语》是不能“热读”的。因为它深深地蕴含着孔子的精神，可以成为中国语文教师的“根”，值得我们用一生来体悟并身体力行。
语文教育的成效决定于教育者的理念背景与精神格局，如果语文教师不能通过学习与思考来加强自己的人文思想理念，铸造个体独特的精神格局，那教师本身也许就只能怀有空虚的心灵，又拿什么来熏陶学生、感染学生呢？因此，语文教师应从《论语》、从孔子学起，“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现在有的学生置身校园，却不知自己心灵到哪里去了。从古到今都有“难教的学生”，连孔子也说“朽木不可雕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虽然每位教师都引导这些“不好的学生”转化，但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主”。怎样才能做好教育工作呢？如果在教育中采取“攻心计”慢慢了解沟通，然后用“美学计”加以熏陶，可能教育会出现转机。而整个过程贯穿的无疑是孔子“仁”的教育，更重要的还是孔子对子路那种“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
语文教师要苦练内功，应该做“学而时习之”式的老师。孔子五十尚且“学易”并带出一批批贤士。我们应该以对话而非灌输的方式来构建孔子式的课堂，时常用鲜活的思想吸引学生，激发学生发现自我、发现人性的美好、发现生命的本质。这样的语文课堂才能吸引学生，学生的心灵自然愿意放飞在思想的高空。
孔子的论语范文6
孔子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孔子之前的教育状况是“学在官府”，学校由政府创办，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入学读书。孔子摒弃这一传统，不分贵贱等级广收学生，使得大量士民阶层同样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出现“学在庶民”的现象。我们每个人既是受教育的对象，也可以是施教主体，如何把握教学规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完善自己培育他人，孔子的教育观自然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孔子的教育目标
1.培养君子
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育仁德完善自我成为君子。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喜好追求的不是饱食终日而是对事机敏、出言谨慎、依道而行，如此才算是真正的爱好学习。君子拥有完满德行，为人做事有礼有节、中庸不偏。因此，教育的首先要求学生修身养性、“约之以礼”、培育仁德。培育仁德才能广施仁德。通过教育使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那么构筑和谐大同的理想社会才有主体基础。
2.出仕为政
子曰：“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学成之后应该入仕为官治国安邦。樊迟请学稼篇，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与樊迟的对话明确表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在上位的统治者。孔子的学生中从政者不在少数，他本人也升任过鲁国的司空和大司寇并过宰相之职。正如钱逊先生所言：“这个道，就是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为了行道，他主张为政以德，并努力于教育。为政是行道，教育也是行道。如此构成了道德、政治、教育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孔子培育君子是为了为统治阶级输送治国人才，对普通老百姓的道德教化是为使其“易使”更容易被统治。“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这样，经过教育后的社会各等级之间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别尊卑有等的局面。
二、老师标准
1.学无长师
一个人的学识和能力总是有限的，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所以从教育主体上讲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我的老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我们要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长处做到“不耻下问”，才能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正是体现了孔子虚心好学的态度。
2.教学相长
实际上，教学相长是“学无长师”的引申，只是对象明确为老师与学生之间。颜回是孔子最赞赏的学生，但他对老师的观点没有不同意不顺从的，对此孔子对他“亦步亦趋”的学习方法提出批评。“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意为“颜回啊，这不是在帮助我啊。对我所说的话没有不赞同的。”说明孔子并不欣赏“灌输式”的教育，学生没有主见没有思考，只是被动的全盘接受老师的观点。同时也表现了儒家博大的胸怀，善于反省且勇于改过的求道精神。
三、教育对象
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社会里，孔子大胆提出“有教无类”的光辉命题。孔子有弟子三千，大多出身贫寒，但孔子并没有将他们拒之门外，而是一视同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给我一点薄利，东西不在多寡重在一种礼的精神，我就没有不收为徒弟悉心教导的！孔子的学生的确是来自各个阶层甚至各个行业。有贵族子弟南宫适，有贱民子张，山野之人子路，还有商人子贡，甚至有身在“缧绁之中”的公冶长。
四、教育内容
1.书本知识
孔子用的教材主要有六种：《诗经》、《尚书》、《仪礼》、《周易》、《乐经》、《春秋》。涵盖了诗歌、历史、礼仪、占卜等各方面的知识。孔子认为“君子不器”，君子不应该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而应该通晓多方面的知识然后融会贯通成为博学多才的人。所以孔子教授的书本知识也是丰富多彩的，下面分别简述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诗而达到举止典雅思想端正的效果。《论语?阳货中》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诗经》可以抒发志情感和志向，可以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刺抱怨不平之事。近可以帮助侍奉父母，远可以帮助侍奉君主，就连不常见的鸟兽草木的名字也可以学到。
《尚书》是一本多题材文献汇编，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举《尚书》内容向弟子们讲述孝悌与为政的关系，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即使不做官，也算是为政了，又何必一定出仕才算是为政呢。
《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记载着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孔子口中的礼主要是指调整社会等级秩序的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仪节。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礼的作用就是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实际生活中表现在方方面面的活动都要依礼而行，因而学习礼仪是必修的课程。
《周易》本是部占卜之书，但里面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孔子晚年喜好读易，也颇有心得。孔子教导学生说：“五十读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周易中有大量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与孔子的执两用中、中庸不偏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乐经》也是六经之一，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趣净化人的心灵，可以使民风淳朴，化民育德于无形中。孔子本人就经常抚琴而歌，陶醉在音乐的美妙韵律中。《论语?述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讲授《乐经》相当于今天学校里开设的音乐课，也是美育课的一种。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此书乃孔子所著，古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不管它是否为孔子所作，《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用词遣句“字字针砭”形成独特的文风，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此书也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常用课本之一。
2.社会实践知识和道德修养知识
社会实践方面，孔子要求学生具备六种基本的技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前有论及不再重复。数，是算数之学。射指射箭技术，相当于今天的体育项目的一种。在古代，无论打仗还是狩猎都需要高超的射箭技术。孔子还认为重视射礼可以培育君子之风，“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御，指驾车技术。古代的作战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因此驾驭技术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论语?述而》说“予以四教：文、行、忠、信。”体现孔子的德育思想，即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光有了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还不够，这些只是成为君子型人格的基础条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德教化比严刑峻法要有效的多，影响也更深远，它使人们自觉遵守礼仪规范道德要求，化他律为自律。避免了“苛政猛于虎”民怨四起的局面，也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五、教育方法
1.因材施教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出类拔萃者有72人。面对众多性格迥异、各有所长的学生，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论语?雍也》中有“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学生中有机敏者就有迟钝者，若以同样的教学内容与进度，教育效果肯定不尽人意。《论语》中经常看到对于学生们问的同一个问题，孔子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比如何为仁、何为礼怎样才算是君子等等孔子有许多方面的论述，究其原因就是教育对象不同，侧重点不同，其实都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因而后世再解读这些回答时也要全面分析综合考量，才能得出孔子对某方面问题的全面思想。
2.学思结合
《论语?为政》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广为流传。深刻分析了学与思的关系，既要重视学也要重视思，两者结合才能学有所成。光学习而不善于思考就会只虚浮于表面文字而不理解其意，就会产生迷茫。光整日思索而不踏实读书，就会陷于空想一无所获。孔子在教学中经常同弟子们讨论问题启发他们多思考，如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虽然得到的回答各不相同，但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志向的不同，说明弟子们在孔子的教育下都善于思考各有所见。
3.启发式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