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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王与沈元用范文2
【关键词】王士禛；《带经堂集》；文字狱；集外诗；《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
【作者简介】杨晓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甘肃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2-0056-05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清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继钱谦益之后，王士禛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在清代诗歌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王士稹一生创作五千余首诗，晚年刊刻的诗文集对旧作重新进行了删定，抽换和删削了一些作品，其中原因可能较多，清代文字狱应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一、陕西勉县《阮亭题诗碑》所见王士禛集外诗
在今陕西汉中市勉县武侯祠中，保存有很多纪念诸葛武侯的题诗碑文。其中有一座是《阮亭题诗碑》，清碑，碑高44厘米，宽90厘米，青石材质，保存较为完好，只有个别文字漫漶不清。该碑题诗四首：《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二首》《武侯琴室》《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其中《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不见于传世王士禛诗文集。
此录沔县武侯祠中《阮亭题诗碑》的《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诗如下：
武兴城郭乱山侵，肃肃丹青古殿阴。
三代仅存鱼水契，千年犹听卧龙吟。
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鉴临。
礼乐可兴身未死，中原人识老臣心。
关于在沔县作这首诗的时间，蒋寅先生《王渔洋事迹征略》中对《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的相关考述可作参照：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王渔洋三十九岁，闰七月“初十日，发汉中，沿汉江北岸而西，复涉褒水。憩虚谷庵，暮抵黄沙驿”（《蜀道驿程记》卷上。《渔洋续集》卷四《虚谷庵二首》是日所作）。十一日，次沔县，经定军山，谒诸葛亮墓、祠，有诗（《蜀道驿程记》卷上。《渔洋续集》卷四《南郑至沔县道中杂咏二首》《女郎庙》《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武侯琴室》《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诸诗作于是日）。”由此推断，《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也应该是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一日，王渔洋次沔县谒诸葛武侯祠时所作。
王士禛一生创作五千余首诗，生前结集诗作刊刻较多，单刻的诗集有二十余种，后来刊刻诗集往往对旧作进行筛选、删定。十五岁前作诗初刻为《落笺堂初稿》，顺治丙申（1656）至辛丑（1661）所作诗刻为《阮亭诗选》。康熙八年（1669），把顺治丙申至康熙己酉（1669）所作诗刻为《渔洋集》（即《渔洋诗集》），删去了原《阮亭诗选》中的部分诗作。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把辛亥（1671）至癸亥（1683）所作诗刻为《渔洋续集》（即《渔洋续诗集》）。
王士禛临终欲将毕生所著诗文删繁就简，汇为一编行世。康熙四十九年（1710），门人程哲、程鸣兄弟将王渔洋平生著作汇刻，将之前单刻作品和未刻作品合刻为一集（《带经堂集》）。其中收有《渔洋诗集》《渔洋续诗集》《渔洋文集》《蚕尾诗集》《蚕尾续诗集》《蚕尾文集》《蚕尾续文集》。王渔洋于病榻前置之前所刻各诗文集。亲自参与了删定工作。此次重新编选，将之前单刻作品和未刻作品合刻为一集，有些作品被淘汰。
按照王士禛生前单刻诗集和临终前汇集诗文集的体例，康熙十一年（1672）闰七月十一日王渔洋次沔县作诗原当收入《渔洋续集》，后汇集收入《带经堂集》。但是遍检相关王士禛诗文集（《渔洋续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带经堂集》）以及《清诗别裁集》，都为《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一首。今人整理的《王士禛全集》，搜集资料非常全面，也只收《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一首。相关王士禛诗文辑补和辑佚研究成果中，《渔洋山人集外诗》中辑录王士禛佚诗120首，闵丰《王士禛佚诗辑考》一文辑补王士禛佚诗29首，都未辑录《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
《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是否为王士禛所作？为什么不见于王士禛生前单刻的诗集和临终前汇集的诗文集？为什么会被淘汰？其中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二、《带经堂集》抽换、删改旧作与清代文字狱
把《带经堂集》与前刻诸集核对，发现有些作品被抽换，有些被删去。抽换和删削的原因可能较多，但仔细探究，清代文字狱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在《渔洋诗集》卷四中，较初刻抽去《送张元履之盱眙》一首，而换为《怀于大下第游江南》。比较抽换两诗的内容。
《送张元履之盱眙》：
小邑无城郭，青山驿路中。人烟临泗水，官阁望隋宫。江左前筹失，中都王气空。佛狸南渡日，百战忆英雄。
《怀于大下第游江南》：
含凄去京国，岁暮复南征。风俗收吴橘。骚歌吊楚蘅。空江白石垒，残戍赭圻城。迢递粱陈事，相思百感生。
这两首诗都为五言律诗，在前后不同版本的《渔洋诗集》卷四“戊戌稿”中同一位置。“戊戌稿”为清顺治十五年（1658）所作，当年王士禛二十五岁，由济南出发，经河北，赴北京参加科考，五月殿试进士及第，但未得与馆选，滞留京师，八九月间回到济南。
《送张元履之盱眙》一诗，如果把“江左前筹失，中都王气空。佛狸南渡日，百战忆英雄”这四句诗和时局联系起来，牵强附会，则有影射清廷的嫌疑。作这首诗，时当顺治十五年，清初文禁不严，文网未繁。再者，当时王士禛二十五岁，少年意气，诗中由历史的沧桑巨变而引起对英雄气概的追念，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到了王士禛晚年，心态老成，为人持重谨慎。更主要的是，康熙时期发生了两起较大的文字狱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庄廷蹴《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后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二年（1663）五月，将《明史》案牵扯七十余人在杭州处死，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经历了《明史》案，王士禛感觉到康熙后期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于是在重新汇刻诗文集时，谨慎小心，抽去了像《送张元履之盱眙》这样其中有敏感字眼的诗作，而换为其他作品。为什么不直接删去呢？可能是前刻《渔洋集》已经流传开来，卷目次序都已为人所知，如果直接删去，则与前刻目录不符（目录题“卷四戊戌诗七十四首”），更容易引起心怀叵测者的怀疑，于是用内容相近的另一首五言律诗代替，这样与前刻目录一致、版页也未发生变化。
抽换的《怀于大下第游江南》一诗，其中“空江白石垒，残戍赭圻城。迢递梁陈事，相思百感生”，因于大的江南之游而想起了六朝的兴亡。往事悠悠，种种感慨都上心头，但未曾说破，难以落到实处。与《送张元履之盱眙》一样，同是写江南之游，同样的六朝往事，但《怀于大下第游江南》如此收笔，不会为人曲解，也不会被人牵强附会。抽换之巧妙，删定者的良苦用心，或许能从中体现出来。
历史事实证明，王士禛抽换诗作之举是非常明智的。王士禛卒于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就在本年十月，戴名世《南山集》案起，牵连至数百人，即使死去者如方孝标仍被发棺戮尸。在王士禛删定全集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已经感觉到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
同样，《渔洋续诗集》和《带经堂集》中未收《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也与前述《带经堂集》把初刻《渔洋诗集》中的《送张元履之盱眙》抽换为《怀于大下第游江南》的情形相同，与政治时局有关。我们知道，明朝末年，清军攻破山海关，进而入主中原，起初文化较为落后。《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写道：“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鉴临。礼乐可兴身未死，中原人识老臣心。”尤其最后的“礼乐可兴身未死，中原人识老臣心”。容易被人牵强附会为迷恋前朝、歌颂前朝遗老。到了王渔洋晚年，看到了《明史》案的残酷，经历了人生的沉浮，感受到文字狱山雨欲来，是不会把这首诗收入诗集的，更不会在临终前重新编选时收入全集。
我们这样的比对和分析推断。也有文献材料可以相互印证。清人徐锡龄、钱泳辑史料笔记《熙朝新语》，转录清初至嘉庆各朝的朝章典故、人物事迹、风土人情等。其中卷二引录：“王司寇士正《谒武侯祠》诗云：‘武兴城郭乱山青，肃肃丹青古殿阴。三代仅存鱼水契，千年犹听卧龙吟。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鉴临。礼乐可兴身未死，中原人识老臣心。’全集不载，想系初稿，后删之也。”“全集”指合刻后的《带经堂集》。《熙朝新语》搜罗甚丰，取材多来自王士禛与袁枚的笔记和诗话、蒋良骐的《东华录》、李调元的《淡墨录》等，以及作者见闻。徐锡龄、钱泳主要生活于清乾隆、嘉庆时期，距王士稹去世时间不远，其中所转录、记述材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更为可信的是，《熙朝新语》中的所录材料与沔县武侯祠中的《阮亭题诗碑》碑文相合，在现存诗文集之外，王士禛还作有《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
三、《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的校勘与来源问题
传世相关王士禛诗文集、《熙朝新语》与《阮亭题诗碑》三者所录《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互有差异。
首先是诗歌题目。《熙朝新语》卷二引作“王司寇士正《谒武侯祠》诗”，传世相关王士禛诗文集中均作“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而《阮亭题诗碑》作“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二首”。《熙朝新语》为笔记体史料，非专门的目录学著作，书名的记载不是非常严格。检《熙朝新语》的行文方式和表达习惯，如果上下文没有歧义，书名、著作名往往随文省称。这种做法在书中很多，如卷一：“宋遂遥祀于此。然《史》《汉》《唐书》之文甚明，不始宋也。沈存中《笔谈》云：‘北岳谓之大茂山，半属契丹，以大茂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内，今祠乃在曲阳。’苏说本此也。”《史》《汉》《唐书》用习惯之省称。《笔谈》指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中的《笔谈》部分，省称“沈存中《笔谈》”没有歧义。《熙朝新语》卷二作“谒武侯祠”，是在具体语境下的省称。《阮亭题诗碑》作“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二首”，应该就是当时的原题。传世相关王士禛诗文集的纸质文献中均作“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是在结集时删改的结果（上文已有论述），首先是删去了第二首诗。然后将“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二首”改为“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对题目的改动，一是因为情境不同，称谓发生了变化。诸葛亮为蜀丞相，刘禅继位后被封为“武乡侯”（武乡在今陕西汉中市武乡镇），卒后谥日“忠武侯”，后人常称诸葛亮为“武侯”或“丞相武侯”。诗题称“丞相武侯”是用当时、当地人的称谓，符合当时作诗情境。结集时改为“诸葛忠武侯”是用官谥，显得严肃正规一些。二是结集时为了前后体例、诗歌题目结构一致，删去了“过”字。检《渔洋续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和《带经堂集》中的“蜀道集”或“壬子稿”，除了即景怀人和赠答、送别诗，其余诗歌题目中往往只有一个动词，有些重在写景或即景凭吊之作则只有地名而已。
其次是诗歌内容。《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熙朝新语》卷二引录内容与前录沔县武侯祠《阮亭题诗碑》碑文有差异。该诗第一句，《熙朝新语》卷二中引作“武兴城郭乱山青”，沔县武侯祠《阮亭题诗碑》作“武兴城郭乱山侵”。先从韵律格式来考察，《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诗二首，第一首为仄起首句入韵的七律，韵脚字为“关”、“山”、“间”、“谖”、“斑”，押上平声的“删”韵。第二首为平起首句入韵的七律，韵脚字为“侵”、“阴”、“吟”、“临”、“心”，押下平声的“侵”韵。如果第二首首句末字作“青”，则不入韵。“青”可与“庚”韵通押，但不能和“侵”韵通押。
再结合诗意来看。远望武兴古城，周围山峰叠巘，迫近城郭。身处古殿，武侯画像恭敬严正，一片幽暗。借对自然景物、历史遗迹的描写引出历史人物和事件，赞颂诸葛丞相的功劳、忠心与遗憾，以及后人的敬仰与缅怀。作“武兴城郭乱山青”则仅为自然景物的描写，况且“乱山”与“青”的结合不够恰当和谐，而“乱山侵”则更有杀伐之象。隐喻乱世之艰险，更符合汉末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的局势。
此诗写作源自明代储巏《大房金源诸陵二首》的第一首：“奉先西下乱山侵，涧道回旋入暮林。翁仲半存行殿迹，莓苔尽蚀古碑阴。秋山春水风流远，大定明昌德泽深。却是宣和解亡国，穹庐黄屋恐非心。”这也是一首平起首句入韵的七律，也押下平声的“侵”韵。两首诗的格律形式和押韵完全相同，《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的第二首有意模仿储嶝《大房金源诸陵》。从诗歌内容来看，《大房金源诸陵》的第一首描述金陵被毁后，“翁仲半存”、“古碑尽蚀”的废墟景象。乱象丛生，满眼虚荒，令人悲凉。诗末尾“却是宣和解亡国，穹庐黄屋恐非心”说宋徽宗赵佶知道国之将亡，但最终被游牧民族金人掳掠而去，羁留在穹庐黄屋之中，恐非本心。储巏《大房金源诸陵》第一首与王士禛《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的格律形式、押韵、结构完全相同，内容上也很接近。储巏（1457-1513）生存于明代中期，其时文禁宽松。此诗如此结尾，当无顾忌。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文禁严酷，于敏中、英廉等人在康熙年间朱彝尊编撰《日下旧闻》的基础上，考证和补充而成《日下旧闻考》一书，篇幅扩大三倍，为一百六十卷。虽然篇幅扩大，但删去了有些诗文，储巏《大房金源诸陵二首》就在被删之列。
肃王与沈元用范文3
孝子之乡的前世今生，要从中国“二十四孝”中的“一门三孝”讲起。
东汉年间，沈乡姜诗带着母亲妻儿在江阳（今泸州）作县官，姜母多病，想喝家乡的江水，吃家乡江水里的鲤鱼。孝顺的姜诗于是辞掉官职回乡，靠教私塾为生。姜诗与妻子庞三春不分寒暑不辞辛劳，天天往返七八里到江边担水、捕鱼，为母亲治病。在庞氏因谗言被迫寄身尼姑庵时，七岁的儿子安安终日担忧，每天从上学带的口粮中抓出一把米积攒成袋后悄悄送给母亲，还代母亲为婆婆挑水。姜氏一家的孝行感动了上天，住家旁边突然冒出一股泉水，味如江水，泉水中每天还跃出一对鲤鱼，成全了一家人的孝心。
宋代开始，“一门三孝”便在民间流传，元代时被郭居敬收入《二十四孝》，“涌泉跃鱼”“安安送米”的故事不胫而走。“羊肠七里，一肩江水劳往复。通衢三街，日积白米慰慈恩”家喻户晓。
“一门三孝”是故事，却事出有根有据。
宋以前的众多文献诸如当时的《后汉书》卷84中《列女传》《东观汉记》即有描述，之后东晋《华阳国志》、北魏《水经注》、唐《法苑珠林》等，也都明白记载了其地其人其事。而宋代郑少微《孝感庙记》则记叙了沈乡地名的变化：“今（指宋英宗时）汉州德阳县西北四十里有镇，东汉姜诗故宅在焉，故号‘姜诗（镇）’。治平中（公元1064年-1067年），知绵竹县事郭震者，谓诗行甚高，宜讳其名，白部刺史易之，镇遂号‘孝泉’。”宋代的孝泉镇，也就是今天德阳市旌阳区的孝泉镇，位于成都以北75公里处，距德阳市区19公里。
“以孝治天下”，最典型的朝代是汉朝。
汉代将“孝悌”纳入“三纲”，由伦理进而政治化、制度化，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汉家的皇帝谥号，自惠帝以下都称孝，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一直到东汉的孝灵帝、孝献帝。汉代选举制中的“举孝廉”分为察廉与举孝，即考察发现廉洁的官吏予以表彰、提拔，通过里、乡等推选孝敬父母、敬爱兄弟、勤于种殖耕耘的人予以表彰奖励，直至选拔为官吏。孝道是汉代官学和民间私学讲授的重要内容，学校设置《孝经》师，许多学生被推举为“孝悌力田”的乡官，通过他们又把孝道推广到民间，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四川古代自然与人文的开发，与两位蜀郡守休戚相关。一是秦朝的李冰，他打造都江堰，成就了物质上的“天府之国”；一是汉朝的文翁，他首创官学，教化子弟，奠定了蜀地人文的精气神。文翁招收的学官弟子，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孝子，他还采用绘画、石刻等形式普及孝道。孝风蔓延，以至于《后汉书》所载的列女十七人中，“出于蜀者”便占到四位，其中广汉郡姜诗的妻子、安安的母亲庞氏尤为著名。
有了名人，便有了古迹和祭祀，姜诗故里在东汉便开始为一门三孝立庙，香火不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御赐金匾，名声大显。宋宁宗甚至将姜诗封为“汉至孝广文王”，到宋英宗时，原来的姜诗镇更名为孝泉镇，原来的姜诗庙改名为“孝感庙”。民间历时30多年扩建的新孝感庙“为屋五十楹，益浚其泉流，择旁寺僧之洁勤者莅之。宏敞肃密，千载陈迹，一朝如新。”一间或一列房为一楹，五十间或五十幢房屋，规模堪称壮观。
中国偏远西南的孝泉小镇，先后被汉明帝、明成祖、清乾隆等帝王写诗褒扬，也受到韩愈、苏轼、李调元、谢无量等一大批文人墨客的称颂，而使它得到最广大传播的是戏剧。
一门三孝在明代被演绎为传奇（南戏）搬上舞台，明代《远山堂明曲品》，清代《新传奇品》《今乐考证》和王国维《曲录》等均有著录，《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还收录了明富春堂的《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四卷。
根据传奇《跃鲤记》移植的川剧《三孝记》（又名《辩非记》）高腔大幕戏，成为后来川戏的基本流行剧目“江湖十八本”之一，全剧共28场，其中第23场，以《安安送米》为剧名，经常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直至1950年代，重庆出版社出版的88辑大型《川剧》丛书，还收录了《安安送米》作为经典传世。
姜家两代孝子孝媳的故事，由艺术接力，不断演变，在漫长的时空中影响深远。《三孝记》特别是《安安送米》，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四川人、中国心。
少年安安的故事在戏剧中被表现得倍加曲折，一门三孝连同中华孝文化也是步履坎坷。
2000多年来，孝泉的孝文化建筑历经沧桑。
四川盆地在明末清初兵燹大劫难后，名胜古迹基本毁灭，孝泉庙宇也“栋宇无存”。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大移民恢复重建，成都平原才喘过气来。孝泉再建的三孝庙宇古迹芦林、邻姑庙、安安读书处、孝泉、孝泉洞等等，好多是老百姓根据戏剧重新指认的。虽然如此，它那浓郁的民间气息，更显示出一种顽强的力量与存在。
近百年来，中华传统文化遭遇了无数狂风暴雨，孝行、孝道也被以“反封建”“革命”的名义屡屡成为靶子。狂飚时代的一个毛病便是玉石俱焚，泼洗澡水连孩子一块倒将出去。到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孝泉的地名被取缔，庙宇、景观被捣毁，曾经作为美名佳誉的“孝子贤孙”一语，更被贬到、恶到、丑到极点，世人避之唯恐不及。
安安无辜，孝子何罪？
肃王与沈元用范文4
关键词： 三焦; 肺病证; 理论;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reating lung diseases and syndromes from five aspec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anjiao and lung meridians, the regulation of lung qi by Sanjiao Shaoyang, the maintenance of lung by Sanjiao phase fire, the collapse of lung dysfunction caused by Sanjiao imbalance, and the treatment of lung diseases and syndromes by Sanjiao. It is suggested that if the function of triple-focus is imbalance, the occurrence of pulmonary disease syndrome will be caused.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disease syndrome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blocked triple-focu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disease syndrome.
Keyword： Triple energizer; Lung disease syndrome; Theory;
肺病证是指机体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导致肺脏功能失调，主要症状表现为咳的一类病证。中医常运用宣、清、肃、泻、温、补、润、敛等方法调理肺脏，协调阴阳，其中从三焦论治肺病报道较少，内容不够系统，本文拟从通利三焦功能的角度浅析其治疗肺病证的理论基础，希望为临床诊治肺病证提供思路。
1.三焦源流考
“三焦”首见于《黄帝内经》，其中确定了形态的存在，然而《难经》提出“有名而无形”形态之争，历代医家多有分歧，至今仍以部位之三焦和功能之三焦“引文”系统作区分[1]。明代张景岳《类经附翼·求正录》中解释三焦时说“所谓三者，象三才也，际上极下之谓也。”“三才”即《周易·说卦》所载之“天、地、人”，对三焦从上至下的位置划分，三焦应连通着人体躯干的“天地人三才”，直接关系到人体生理与病理的统一。三焦之“焦”，亦为“膲”，《集韵》云：“三膲,无形之府,通作焦。”又谓肉之空松处为膲，属象形文字，“膲”有月（肉）旁，且其系六腑之一。从《黄帝内经》认为三焦“有名有形”到《难经》提出三焦“有名无形”，从明代如张介宾概括三焦的“盖脏腑之外，躯壳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腑也”、虞抟的“腔子说”，到清代唐宗海的“膜油说”、张果的“右肾下脂膜说”、沈金鳌的“匡廓说”等，最后到现当代各家认同的“脂膜说”、“组织间隙说”、“十二指肠说”、“胰腺说”等三焦实质形态之争[2,3,4]，中医史上，以三焦为纲，将三焦系统化为理论的代表人物应属清代吴鞠通，其着《温病条辨》，以病变的部位和脏腑为基础提出辨治温病必以三焦辨五脏的证治体系[5]等。
中医诊疗注重脏腑功能，对三焦的功能，各时代医家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认为三焦能通行元气，运行津液。元气通行，能温养肺脏，其宣发肃降功能正常司职；肺主通调水道，三焦为津液的输布与排泄的通道，三焦通畅保证肺主行水功能正常。反之若三焦不能通行元气，肺脏失于温养，或三焦水道不利，阻碍肺输布津液，均能引起肺宣降功能异常产生肺病证。故可运用三焦理论治肺病证。
正常三焦的功能描述，使用了隐喻思维方式[6]，历代多有记载，直接论述三焦与肺病的关系在《素问·咳论》中有论述：“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说明咳病日久，病情加重，影响相关脏腑的气机运行和气化功能，上焦阻滞，肺失宣降，故咳；中焦郁滞，气机不畅，故腹满，不欲食饮[7]。由此可见“咳”与上焦和中焦关系密切。
2.三焦与肺经络气血相通
《灵枢·经脉》曰：“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遍属三焦”。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提出：“膻中主哮喘”等，由此可知手少阳三焦经通过膻中与肺相连。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曰：“咳逆上气，唾喘短气，不得息，口不能言，膻中主之。”说明手少阳三焦经可通过膻中，起到宽胸理气，降逆止咳平喘的作用。韩景献[8]认为肺之宗气的形成及宣发肃降与三焦调节气化功能息息相关，自创通调三焦的 “三焦针法” ( 取穴外关、足三里、血海、气海、中脘、膻中) ，以达到益气调血、扶本培元的目的。
《灵枢·营卫生会》曰：“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提示营气运行始于手太阴肺经，而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卫气昼始于足太阳膀胱经，夜始于足少阴肾经，膀胱与肾位于下焦，可知卫气出于下焦，黄泓文等[9]提出下焦膀胱促进卫气成熟，卫气的原动力是肾阳，卫气是膀胱气化作用具体体现，卫气输布与津液有相通通道。然而《灵枢·本藏》提到“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并且后世《黄帝内经太素》、《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都有“卫出上焦”之说。李具双等[10]探究三焦功能和营卫生成的关系后提出胃生津液，卫气为上焦泌津液所成，营血为中焦泌津液所化。营卫之气由中焦脾胃水谷化生，但依赖肺的宣发肃降功能才能敷布全身。故卫气生于中焦、布于上焦、根于下焦。《难经·三十二难》曰：“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通行经络，营周于外。”若卫闭营郁，临床出现风寒伤营的太阳表实之麻黄汤证。贾志超等[11,12]从三焦理论为基础，认为麻黄汤证病位应在肺和三焦；病机为风寒束表，营卫失调，三焦功能失常。治法当辛温发汗、泄卫调营、通利三焦。由此可知，通过调理三焦可控制气血的流注，从而调节肺的功能变化。
3.三焦少阳调节肺之气化
三焦与胆同属少阳，《素问·阴阳离合》曰：“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张景岳解释：“少阳为枢，谓阳气在表里之间，可出可入，如枢机也。” 此处“少阳为枢”正是以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说明少阳的功能特点有如枢机主运转而能够促进并调节表里阳气的正常出入。胆主阳气之生发，三焦统领阳气之气化，胆启运枢机，三焦则畅达路径，达到枢运机转。清代唐容川《伤寒论浅注补正》描述“少阳”为：“少阳之初，水木之阳也；少阳之终，木火之阳也。盖水生木，为少阳之根柢，木生火，为少阳之极功。”三焦具备少阳之特性，处于由阴转阳的中间阶段，兼有水木与木火之性。依据五行生克制化理论，三焦与肺的关系犹如水木与金、木火与金之间的联系，故临床常见的水饮凌肺、木火刑金等证型均可采用在本证治法的基础上，调畅三焦，生发少阳之气，以达到通阴达阳治疗肺病证的目的。贾英杰等[13]辨治肺癌时，重在疏通三焦气机，以调代补，通则受补的治法等。
《灵枢·本输》曰：“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 此句中“少阳”为三焦，其中两脏指肺与肾。句中“属”是通联之意，“将”有带领行走之意。全句说明三焦通联于肾与肺。正如《灵枢·本俞》曰：“谓少阳主三焦，下焦将肾脏，上焦将肺脏也”。清代张志聪曰：“少阳，三焦也。一肾配少阳而主火，一肾上连肺而主水，故肾将两藏也。”表明“两藏”指肺与三焦。此句既体现出三焦为水道，通行水液，上达肺，下至肾，参与水液代谢的始终；更能反映出三焦活动与肺肾气化活动密切相关，三焦功能正常才能保证“肺中之宗气”和“肾中之元气”功能协调。金元刘完素提出的“气液宣通”学说和清代章虚谷提出的：“凡表里之气莫不由三焦升降出入。”均表明三焦沟通表里内外，司职体内气和水的运行，若邪犯少阳，气机升降出入的通道阻塞，均能引起肺气壅滞、皮肤水肿等肺病证。
4.三焦相火温养固护肺脏
《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明代赵献可《医贯· 内经十二官论》中解释：“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禀命而行，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如天君无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无形之火，与后天有形之火不同。”即相火与君火相对而言，相火须在君火的控制下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处于臣使地位。同样，君火的作用需由相火具体实施。《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少阳之上，火气治之”，唐容川解释为：“命门坎中一阳，行于三焦，只是阳气不名为火，惟上通于胆，得肝木之生化则成火矣……故三焦中之阳气，乃火之根，惟上合于胆，乃为丽木则明之火，是胆为火之焰，三焦为火之根，而肝木则是生火之物，故论火以胆和三焦为主。胆中所藏之火，出入皆以三焦为道路，而托根又在肾系，故胆与三焦同司火化”。说明三焦相火，主持并通行机体阳气，在人体阳气化生中起到重要作用。肺之功能正常，全赖阳气温养与固护功能。若三焦相火功能不足，阳气随之减弱，易引起寒邪犯肺，肺气亏虚等病证，故可通过温调三焦的方法，起到增强肺之阳气的作用。
5.三焦失调致肺失宣降
《难经·六十六难》“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其中“焦”有气的出入通道意思，提出三焦是元气运行的通路[14]，通行上、中、下三焦之气，布达于五脏六腑。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藏于肾中，依靠三焦，分布全身，推动肾纳气、肺主气、营卫之气、宗气等功能正常，故有“三焦主持诸气”之说。反之，若因元气通行不畅，气机阻滞，形成气郁[15]，易导致肺失宣降，故可通过疏畅三焦，通行元气，促进肺功能恢复。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证实三焦能畅通水道并运行水液。若三焦水道不利，肺、脾、肾等输布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便会紊乱，导致水湿痰饮病理产物产生[16]，而水湿痰饮是导致肺病证的常见病因，出现水饮停于胸胁，上迫于肺，肺失宣降，或痰饮伏肺，复感寒邪而致的寒饮阻肺，或痰热蕴结于肺，肺失宣降所致的痰热壅肺等证型。历代医家将三焦司职水液代谢的功能称为“三焦气化”。
《难经·三十一难》曰: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始终也。”《医学入门》记载：“三焦，……主气、主食、主便，虽无形而有用。”等均说明三焦是水谷消化、吸收、输布、排泄的通道，气化活动开始与终止之处。三焦具备以动而传输为特点的传化水谷的功能。若三焦水谷运化转输功能失调，水谷精气不能上注于肺，导致肺的宣散功能异常，产生肺病证。
6.三焦治肺病证临证举隅
患者陈某，女，30岁，2017年5月11日就诊，咳嗽微喘6月余。某中西结合医院诊为支气管炎。给予抗生素、中药止咳定喘、宽胸理气方药效果不佳。近1周感寒，咳嗽加重、气喘、咯痰清稀量多、胸闷满、伴胁痛、小便涩，舌胖、苔白滑，脉细沉。辨证为水饮凌肺证。治当温肺化饮、止咳平喘、调畅三焦。拟小青龙汤加味：麻黄、桂枝、芍药、苏子、白芥子、葶苈子、干姜、半夏、柴胡、香附、五味子各10克，细辛3克，炙甘草6克。水煎服5剂后，咳嗽、气喘减轻，痰量减少，胸胁舒缓，小便通畅。再服5剂，咳喘渐平，诸证基本消失。
按：《灵枢·本输》曰：“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该病病程较久，病位不仅在肺，亦涉及肾，单用小青龙汤恐效果不显，拟温通上焦、固摄下焦、止咳平喘、升发少阳。方中麻黄、桂枝发汗散寒，兼宣肺平喘，化气行水，麻桂相须，开腠畅营，宣肺利水，使气血畅运无阻，三焦水道通调[5]；干姜、细辛温通上焦化饮；苏子、白芥子、葶苈子降气化痰，止咳平喘；香附入三焦经，与柴胡，疏通三焦，升发少阳，调畅气机；五味子敛肺止咳、固摄下焦；芍药和养营血一散一收，既可增强止咳平喘之功，又可制约诸药辛散温燥太过之弊；半夏燥湿化痰；炙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
若证属风邪束肺,风水相搏，治当疏风解表，宣肺利水，通调三焦水道，行“开鬼门、洁净府”之法，表里双解，祛一身皮里之水；若证属肝气犯肺，治当解郁降气，调畅三焦气机。若肝郁化火，木火刑金，治当清肝降气，调畅三焦气机；若证属肺气虚，治当补益肺气，温调三焦，使三焦相火“代天行化”。入三焦之中药常见有香附可开三焦之郁，宽中理气，调经止痛；栀子可清三焦之热，凉血泻火；芒硝可泻三焦之实热，通下软坚，清火消痈；白颖苔草可利三焦之水，利尿通淋；水胡满根可通三焦之痹，活血燥湿，消肿止痛；巴豆叶可开三焦之寒，祛风活血。
7.结语
《中藏经·论三焦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三十二》提出“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号曰中清之腑，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荣左养右，导上宣下，莫大于此者也。”指明三焦功能实际上是对机体脏腑功能的概括，是管理生命物质代谢的主要渠道。
综上所述，三焦少阳能调节肺的气化功能，三焦相火能温养固护肺脏，三焦与肺经络相连气血相通，若三焦功能失调易引发肺失宣降，导致肺病证的发生，故可从通畅三焦角度论治肺病证，以确保肺病证的有效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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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王与沈元用范文5
关键词：《天问》；大鸟；王子乔；迁变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153-04
《天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之义，王逸云“崔文子取王子侨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于弊筐，须臾则化为大鸟而鸣，开而视之，翻飞而去”①，而自王逸首倡王子乔尸化飞鸟翻飞而去后，众多深信不疑，蒋骥云：“泰山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乔……其文与此八句，曲折相符。”②闻一多则认为：“以汉世所传王子乔史事证之，似无不合。”③然详析王子乔史事之迁嬗，恐怕未必尽如王逸等人所论。
今检核王子乔史事，在先秦典籍中鲜见：大致在汉代以后，则流俗怪说，陡然兴起。如《淮南子·齐俗训》曰：“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内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而《泰族训》又云：“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④
又传为刘向所著《列仙传》中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⑤此说始将王子乔与周太子晋事相提并论。后又有《艺文类聚》记载陶侃遇王子晋事，其称引《异苑》曰：“陶侃，字士衡，微时，遭父艰，有人长九尺，端悦，通刺子，字不可识，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晋，君有巨相，故来相看，於是脱衣合，服仙羽，升鹄而腾。”⑥此称王子晋升鹄而腾，而究其实，当是《列仙传》所云乘白鹤仙去之异变。郦道元《水经注》曰：“西有鸾冈，洪崖先生乘鸾所憩泊也。冈西有鹤岭，云王子乔控鹤所迳过也。”⑦晋湛方生《风赋》曰：“王乔以之控鹄，列子以之乘虚。”所谓鹤、鹄之变者，盖如此类。
又，《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曰：“李奉仙者，东蜀人，自幼不语，年十八，常欲寒栖以避臭茹，人问之，曰：知白守黑，道贵昏默，我师南岳公云：‘吾周灵王太子吹笙者也，子三生奉道，而所试由功之不著也，今授子朱纲之法，将升度南宫，吾师浮丘公授予，今
收稿日期：2013-08-15
作者简介：周建忠，男，南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通226019）。
常威，男，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南通226019）。
付于子，子宜勤焉。若更迟，此生万劫不度。’吾将为南岳司命侍帝晨，又补桐柏真人。言讫遂隐。”兹言李奉仙事显然与王子晋事有诸多相似之处，盖李奉仙年十八升度南宫，与《逸周书》中太子晋十八而卒暗合，当是太子晋事另一变体。又《三洞群仙录》云：“王乔字子晋，周灵王之太子，生而神明，幼而好道。好吹笙作凤鸣之音，而白鹤、朱凤翔集。复过浮丘公，授以道要，接上嵩山，不归。一日忽乘鹤驻山巅，而童话曰：王子乔，好神仙，七月七日上宾夭。”⑧兹言“王乔字子晋”，又附会于《列仙传》所载太子晋事，这实则是王子乔与太子晋事又一迁变。
综上可知，王子乔与太子晋事多混而为一，且多为汉及其以后人所传信。然太子晋事见于《逸周书》曰：“师旷见太子……王子曰：‘请入坐。’遂敷席注瑟。师旷……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王子曰：‘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将及汝。’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⑨于此观之，太子晋与王子乔初实无瓜葛，不可将二者相混糅，疑汉之人崇仙尚道，而见“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之语，便附会其事，妄传其仙化升天，王符云：“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传称王子乔仙。”⑩其说殆是。又疑“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一语，后人所见《周书》中歌字或阙，又或附会者有意为之，而后便有王子乔之谓，而乔乃峤之变。（《马王堆医书·十问篇》中王子乔称王子巧父，《汉书·王褒传》“圣主得贤臣颂：‘呼吸如侨、松。’”中称侨，我们从巧、侨、乔诸字流转之中，可概而见之。）
又有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乔事，见于《汉书·郊祀志上》，其注引应劭曰：“列仙传曰：‘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乔，化为白蜺，文子惊，引戈击之，俯而见之，王子乔之尸也，须臾则为大鸟飞而去。’”（案：崔文子学仙事不见于世传《列仙传》中，此或是逸文，又疑为应劭附会）又见于王逸注《天问》“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失夫良药，不能固臧？”曰：“崔文子学仙於王子侨，子侨化为白蜺，而婴茀持药与崔文子。崔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侨之尸也。”而后干宝《搜神记》又进一步发挥增衍道：“崔文子者，学仙于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蜺，而持药与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须臾，化为大鸟。开而视之，翻飞而去。”然《列仙传》中载崔文子事曰：“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事，居潜山下，后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卖药都市，自言三百岁。……后去，在蜀卖黄散。故世宝崔文子赤丸黄散，实近于神焉。”今案：学仙堕药之说，实则是应劭、王逸等人将《列仙传》中崔文子事与王子乔事糅杂而成。盖王子乔昔乘鹤升仙，而崔文子曾卖药都市，然“引戈击蜺”，却堕崔文子之药，又复见王子乔之尸，将二者比而观之，约可探得其原貌。
又有王乔凫履事，始见于应劭《风俗通义》，其曰：“俗说孝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迁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常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无车骑，密令太史候望，言其临至时，常有双凫从东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罗，但得一双舄耳。使尚方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后天下一玉棺于厅事前，令臣吏试入，终不动摇。乔：“天帝独欲召我。”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夜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县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无知者，百姓为立祠，号叶君祠。……言此令即仙人王乔者也。”]然王乔凫履事，实则是前文所述堕药见尸事之异化，盖前文所言“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或衍化为“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履也”（尸，履古音同属脂部，一音之转，故尸或有履之讹），或又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进一步增衍，复又附会同名之人，遂有“使尚方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之谓。
此后，凫履事竟被《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全盘引述，而王乔凫履事，应劭虽载于《风俗通义》中，然而对其已有怀疑，以为此当指叶公子高，其曰：“叶公子高，姓沈名诸梁；古者，令曰公，忠于社稷，惠恤万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与国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逝，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肃官司，退而老于叶。及其终也，叶人追思而立祠。”而《后汉书》妄信不疑而载之，难怪会受到刘知几的嘲讥，其云：“至范哗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应劭撰。……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于今观之，叶令王乔事，当为太子晋与叶公子高事之共同变体。盖王乔所云“天帝独欲招我”，与太子晋“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如出一辙。略显不同的是，只是叶令王乔事淡褪了许多凡人的元素，而加之于更多仙化的笔墨。至于立祠之说，或如应劭所言，为叶公子高事之衍生（高、乔同属宵部，古音近同，子高或有子乔之讹），二者合而观之，略可得其仿佛矣。
又蔡邕《王子乔碑》（案《太平御览》作《王乔录》）曰：“王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也，闻其仙旧矣，不知兴于何代……洎于永和元年冬十有二月，当腊之夜，墓上有哭声，其音甚哀。……时天洪雪，下无人径，见一大鸟迹在祭祀之处，左右咸以为神。其后有人著大冠绛单衣，杖竹策立冢前，呼采薪孺子尹永昌，谓曰：‘我，王子乔也，尔勿复取吾墓前树也。’须臾忽然不见。……于是好道之俦自远来集……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又有《仙人王子乔碑》，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汳水》中，与邕文大体略同，其称述杜预之语曰：“冢侧有碑，题云：《仙人王子乔碑》，曰：王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闻其仙不知兴何代也。博问道家，或言颍川，或言产蒙……时天鸿雪，下无人径，有大鸟迹在祭祀处，左右咸以为神。其后有人著大冠，绛单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乔也，勿得取吾坟上树也。忽然不见。……国相东莱王璋，字伯义，以为神圣所兴，必有铭表，乃与长史边乾遂树之立石，纪颂遗烈。”
今观碑文所记，其言“有大鸟迹在祭祀之处”，这与上文所论王子乔化鸟而飞及王乔凫履事中有凫鸟飞来可谓一以贯之。究其因，盖凡神话传说，虽经变异，但原始之痕迹犹存。又，观永和、延熙之语，元和为东汉显宗年号，延熙八年，为东汉桓帝之时，则由此可知，至东汉蔡邕之时，王子乔仙化的色彩复又得到淡褪，一变而为常态，而正因为如此，王子乔得以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从而受到世人前所未有的瞩目和膜拜，不仅王璋、边乾之流欣然为记，而且“好道之俦自远来集”，乃至于“皇帝遣使者奉牺牲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
而又有王子乔尸解剑飞之说，见于《太平御览》，其称引《世说》曰：“王子乔墓在金陵。战国时，人有盗发之者，睹无所见，惟有一剑停在空中。欲进取之，剑作龙鸣虎吼，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案世传《世说新语》中不见此则）又《太平御览》称述《太极真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神经》曰：“王子乔者曾诣锺山，获《九化十变经》以隐遁日月，游行星辰。后一旦疾终，营冢渤海山。夏襄时有发王子墓者，一剑在北寝上，自作龙鸣，人无敢近。后亦失所之。王子乔墓在景陵，战国时复有发其墓者，见一剑，人适欲取视，其剑忽然上飞去。”又曰：“王子乔剑，乃凡下之铁耳。乔山尸解之剑，非昆吾之流金也。”合而观之，景陵、金陵一音之转，而钟山又为金陵之属，二者演化之迹可立而见之。此后便有王子乔带剑之说，如《太平御览》称引《金真玉光经》曰：“桐析山真人王子乔，年甚少，整顿非常，建芙蓉冠，着朱衣，以白珠缀衣缝，带剑，多论金庭山中事，言于众真。”而桐析真人又有桐柏真人之讹变，如《太平御览》称引《南岳魏夫人内传》曰：“九微元君、龟山王母、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乔，并降小有清虚上宫绛房之中，各命侍女金石发响。”又《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曰：“登桐柏山，遇王乔，授素奏丹符。登太华山，遇南岳赤松子，授上元真书。”钟山又或有中山之讹，《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言：“中山王乔、紫阳真人、西城王君、中黄先生赵伯玄、山仲宗等，并修行三真宝经上法，皆面发金容，项负圆光，乘虚登霄，游宴紫庭，变化无方，适意遨翔。”
今案：王乔尸解剑飞之说，诚如《册府元龟？对策》所云：“王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然而，剑乃精气所集，灵性无比，此或为道家所用，借之以代飞鸟（王子乔化为大鸟，翻飞逝去）。《太平御览》称引《东乡序》曰：“王乔有京陵之墓，剑飞冲霄，斯实真验九玄，精应太灵，神方灵致威剑之妙化也。诸以剑尸解者，以剑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剑皆自然还其处。诸以剑解者，不必止是。用丹书者，空剑亦可幽响无闻，恍惚难寻，不可得言矣。不可得为之者，见之者惟当应之於心耳。”细寻其意，庶几可为王乔尸解剑飞之解答。
而至《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所载王子乔史事中，诸说杂糅，已经融为一体，其曰：“王君，名晋，字子乔，亦名乔，字子晋。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生而神异，幼而好道，虽燕居宫掖，往往不食。……常好吹笙，作鸾凤之音，声贯行云，响满宫掖，白鸾朱凤，延颈鼓翼，集而听之，奇禽异鸟，率舞庭砌，以为常也。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录神之法。是时灵王二十二年，谷洛闘将毁王宫，太子晋累谏不听，以其忤旨，遂退居别宫，斋戒思道。浮丘公密降其室，赐以灵药，接以登高山。后数年友人林良遇子晋于缑山之上，谓良曰：七月七日，我当升天，可与故人会别也。至是，良与故人群官登山，见子晋弃所乘马于涧下，饮龁如初。子晋乘白鹤，挥手谢时人，升天而去。远近观之，咸曰：王子登仙。……子晋升天为右弼，主领五岳，司侍帝晨，号桐栢真人，理金庭洞天。楚辞离骚、天问篇云：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注引《仙传》云：崔文子学道于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蜺，而婴茀持药与之。文子惊怪，引戈击蜺，因堕其药。俯而视之，子乔之尸也，须臾化为大鸟，飞鸣而去。”
综上可知，王子乔故事虽几经更易，然其迁变之迹仍判然可别。溯其上源，盖在秦汉方士盛行之际，至蔡邕之时，备受推崇，而后遂窜入道家神仙的统系。向者王逸以之注解《天问》，于今观之，殊不其然。王子乔仙化之事显然是后人有意为之，并非实有其事，而种种迹象表明汉人或为此事的始作俑者。这不仅因为先秦诸多典籍中不见王子乔事只言片语之记载，至汉代始有大量有关王子乔史事的衍生，而且汉之人在附会、传扬其事中又用力最多，而汉以后所引称王子乔之事者，又多本原于汉人之说。因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王子乔仙化之事实为汉人新创的杰作，这或许是汉代盛极一时的“造神运动”的映射和折光。
或言《楚辞》中已载王子乔之称述，然其言称王子乔之语，不见于《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诸篇中，至《远游》始见“吾将从王乔而娱戏”及“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而后又有《惜誓》“乃至少源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再有《九叹·远游》“譬若王乔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然而《惜誓》篇作者，王逸云其“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九叹》篇则为汉刘向所作，至于《远游》篇，虽有王逸确言为屈原所作，然后人对此多有疑虑。因此，《楚辞》中虽然提及王子乔之事，但是它们大都非屈原所作，而多为汉以后的作品，因而不能认定先秦典籍中已有王子乔史事的记载，而从上文有关王子乔史事之迁变的论述中，我们认为《楚辞·远游》篇在很大程度上当为后人模仿楚辞的伪作，而并非出自屈原本人之手。
至此，在疏通厘正了王子乔仙化之事之后，再重新审悉《天问》“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的注解，王逸以汉流传王子乔仙化之事附会阐释，显然没有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屈原《天问》抱一种了解和同情。而考之于屈原所问之本意，或当指楚文王时之事。据《初学记》引《孔氏志》曰：“楚文王好田，天下快狗名鹰毕聚焉。有人献一鹰，曰非王鹰之俦。俄而云际有一物，凝翔飘摇，鲜白而不辨其形，鹰于是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大鸟，堕地而死。度其两翅，广数十里，喙边有黄，众莫能知。”盖《天问》“大鸟”之谓，当是指《孔氏志》所言“此大鹏鶵也”，大鹏“羽堕如雪，血洒如雨”，因是悲鸣，而疑丧乃葬之讹（丧、葬古同属阳部，音近多有讹误，《春秋左传正义》曰：“不以君礼成其葬也，不以君礼犹得书君薨。”校曰：“宋本葬作丧。”又《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曰：“吴欲因楚葬而伐之。”《左传》：“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世家》同。则《吴越春秋》一书中的“‘葬’字，恐是‘丧’字之误。”由此可知《天问》中“夫焉丧厥体”实为“夫焉葬厥体”，盖指大鹏“广数十里”，其体硕大，不知何处可葬。
肃王与沈元用范文6
戊午正月初八日中华民国六年(1917)2月18日
凤荪先生大人鉴：别后维道履安健，远念良深。兹有至友八字写奉，求为一看其前途如何。近来遭遇何苦、乞示知为叩。费心至感，能先口告子衡亦佳。专此奉启，虔请道安 振玉肃上
戊午正月初八日子时
致口君义
君义先生有道：奉示敬悉。洋银三十元照收舍亲尚有求益之意，弟赠宋铁泉数枚，了此事毛其馀各泉尚希早日退还，因都中泉值高于津沽，可就近售之也。沈贵承代荐一事，感感。
近得何嘉泉?范君处之布中布壮布，诸君定为赝品者，千祈属范君送来一看。费神至感。此请道安弟振玉顿首 十七目弟欲得一三件，求之不得，公能为弟留意否?又启。
君义，未详，揣信意，当寓津沽，为藏泉家。一三件当即一二件之意。雪堂鉴古有别裁，此信亦堪作左证。沈贵应为雪堂家仆人。范君即其妻弟昆仲之一。
致吴保初
彦公有道鉴：弟今晚赴扬，匆匆不及走辞。前言佐伯君下榻尊处，互习语言一节，已承定议。但何时至尊处，乞示为荷。此请道安 弟振玉顿首
此信当作于居沪办《农学报》及东文学社时事。吴保初字彦复，佐伯名理一郎。
致范兆昌
一
恒弟如握：前日明信片到否?今日阅报，知筑后丸初七始能启行，为之急杀。况弟之困守舟中耶。然无可如何，但有忍耐斗。
尊体想安好，诸祈珍重。令兄致兄之信，请誊写一分寄来(原信仍存尊处，恐有遗失)，此次携来之件，共装几箱(用何等箱)，弟此次是否坐二等舱，在停泊中何以自遣，均祈一一示知。恐行箧无邮票，寄奉四张，以便通信，亦船中消遣之一法也。宋拓唐慈恩寺题名两卷，系弟携来，抑系邮寄，亦望示我。今见信，言初七寄，今两礼拜矣，仍无消息，念之珠甚。此请行安 兄玉顿首 廿一日子敬嘱致候
二
恒弟如握：别后自暴风雨发，无日不念舟中人，顾每日细心看报，均不言及阿波丸，又翻十九日报章，言廿一十时发神户，翌翌(案衍一翌字)日发门司，以为廿二三日之大风，必在门司港内，尚未出发，心略安。乃顷接阿连信，言廿三报端载无线电言，阿波丸将出内海，在对马海峡遭风，尚无恙云云，又不放心。
不知弟及小女与耄孙如何受惊，悬念万状，此时不知风浪如何作恶，不知何时始得安报。以前视航海如涉江河，今知溟渤果不易航行也。此刻想弟已有信在途，然盼眼穿矣。望详示一一为盼。此刻邮政阻滞，沪信必一星期始达，益令人着急也。风后务须多多静养，望告小女。其叔公能闭此苦人，不迫令上道否?现费尽九虎二牛之力，始将造屋事定议(今日)，冬间可成，为渠留一屋，深盼渠能早来，家人均盼此次交涉得稳妥也。耄孙晕船，此行甚苦，令人怜念不去怀。每念及渠可怜之母子，辄为泪下。请时时劝慰，勿令忆我。能明春三月来此，则大佳矣。若能驻沪，月费房租食费，兄当分认，但不知能慰此心否耳。此颂侍祉，并贺出险之喜 兄玉顿首 廿日岳母大人前叱叩小女及耄孙前为我慰问之二弟如握：得来书，但有太息。惟小女不听教训，是其自作之孽。若弟等与存客气，则不啻害之；若弟等能不以姑息为爱，严定规程，令其必遵，甚善。否则听其归颍，是绝此女之生路，渠乃生死利害全不知者，亦无如何也。明春兄仍接之采东，断不久累弟等。给渠书请 讲与听。书毕浩叹。此请
侍安 兄玉顿首十九日见张杜杨许来见之文字白文方印上次来[书]，嘱秘而不言。舅舅对外甥女如此恐落嫌怨，尚何说乎。再，此书祈 裁下与绍周看。总之，兄现决计，不忍令小士返颍，千祈图之。在沪用费，小女月由兄寄奉不误。万谢万谢。此数行不必与现。再，小女此行，兄甚不放心，因其悲惨异常，祈时时慰藉之。幸甚幸甚。再，近李竹朋古泉到东京，精美绝伦，当世无两索价七千五百元，然博物馆仅出二千元(此外无一顾者)，其物若以弟售箍之价例之，当值三万元，以兄售价例，亦值二万元，弟之泉得售厚价，幸矣。
见张杜杨许未见之文字白文方印
四
恒弟如握：得 手书，知小女暂得驻沪，稍慰。
一切费神，至感。
绍周家事究如何，望详示。徐州匪势猖獗，颇与接近，不返颍，差释远怀也。目未愈，草复。此颂侍安 兄玉顿首堂上前叱叩小女在沪应赠之费，三五日汇寄。
此四信当作于雪堂东渡之初，第一信言子敬嘱致候，知振常亦在京都，振常在日本自民国二年夏历四月至三年春。后三信应在1913年春夏，因其中言筑屋事定，京都屋筑成在二年秋。后三信牵涉一事，即其如何费心照料丧夫抚孤之次女。可徵雪堂慈爱之心，质诸天地无愧；而亦可见其任事之周密严谨。据此可逆揣，何以当王国维长子去世后，雪堂赴沪上奔丧，其女哭告家事，即一怒携女，不告而归。殆已有前车之鉴，况此女又最疼爱者平(据书信自白，以其最解父母之心意也)。
小女即雪堂次女名孝诚，范氏夫人出。光绪三十四年(1980)适阜阳程传镳(字伴莲)，为恩培(字绍周)嗣子、文炳(字从周)孙，文炳为淮军宿将，曾任长江水师提督。宣统元年(19O9)，雪堂赴日本考察农学教育，归途停上海，夏历六月三十日特至太平与孝诚相见，时已怀孕五月，产后未几传镳卒，雪堂即遣兆昌赴颍州协助并慰问。此三信即作于雪堂接其来京都小驻后，派兆昌送回上海时。后雪堂尚多次召其至京都、上海及天津相见暂住。1922年卒于颍州，年三十。
耄孙即孝诚之子名家葬；阿连，雪堂长子福成乳名连生；堂上为兆晶母，即雪堂岳母，范氏夫人没后，雪堂终身照料无违者。
并节录《罗雪堂合集》之《永丰乡人家书》相关者如次：
《致范兆经兆昌》第二通：“兄近目又不佳，小女事究如何?目痛盖因此着急也”(廿二日)；
《致范兆昌》第二通： “得手书，知颍中患疫，吾弟自宜速离”，“兄及季缨(案雪堂长婿)有数信寄颍，弟不得览，此人家之荒谬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