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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道中遇微雨范文1
其实，古人从不提及驴的种种不是，而是认为驴鸣悦耳，每每喜闻之。考其开风气者，应为后汉戴良（字叔鸾）的母亲。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载戴母“喜驴鸣”，儿子戴叔鸾“常学之，以娱乐焉”。戴叔鸾是位孝子，可以想见，为了让母亲高兴，他学驴叫一定惟妙惟肖。
魏晋时期，许多风流名士喜欢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并不以为粗俗聒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曹丕带领其生前好友去开追悼会。在悼念仪式要结束的时候，曹丕提议“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追悼会在一片驴鸣声中结束了。
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长子叫诸葛恪，据陈寿《三国志・吴书》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这里虽也有以驴揶揄之意，但国君赏赐驴子，那是莫大的荣光。诸葛瑾字子瑜，这就是在古代诗文里驴子又称“子瑜面”的由来。
唐宋时期，驴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骑马，平民只能骑驴。因而驴又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给人以虽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成为当时高雅潇洒的象征。宋代《合璧事类》载，传说李白曾醉骑驴经过华阴县城门，县官有眼不识泰山，对其审问，李白说：“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是何等气派！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可见骑驴乃高雅之行为。邵宝《太白像》诗赞道：“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以此渲染诗仙飘逸的形象、不俗的气魄。史载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就骑驴。五代时著名道士陈抟也常常骑驴。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而且还是倒骑。
剑门道中遇微雨范文2
蔚为大观的交通方式
我国国土辽阔，地表形态千差万别，使古人旅行方式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徒步、篮舆、乘车和舟筏等各放异彩。
徒步应是起源最早也最简单的旅行方式，《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可能是最早的徒步旅行记录。战国时，纵横家苏秦也以徒步开始事业，《战国策・秦策》说他最初“A滕履，负书担囊”，在“挂六国相印”后行旅条件大为改善，“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事实上，古代较大规模的旅行生活大都以步行为主，杜甫诗“威迟哀壑低，徒旅惨不悦”就表达了徒步于高山深涧的艰难。当然，徒步也并非都是苦闷，贾岛《送贺兰上人》的“远道擎空钵，深山塌落花”、温庭筠《商山早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梅尧臣《鲁山山行》的“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都道出了徒步偶得美景的快乐。
骑乘是徒步的高阶形式，其最早出于军事需要，《孙膑兵法・八阵》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古人骑乘的工具也较多元，马、牛、驴、骡、骆驼等皆有。行旅诗文中“驴”出现频率较高，八仙中的张果老就倒骑驴。最早骑驴的是阮籍，史载他“骑驴到郡”，即从今河南洛阳骑驴到山东东平县上任，若按里程算，其“驴”行长近千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骑驴三一载，旅食京华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的“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鸣”和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也都是古代骑驴的明证。
古人乘车的历史十分悠久，人文始祖黄帝又名“轩辕”，就与行车关系密切。秦汉时，巨商大贾们 “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拥有“马车百乘，牛车千两”更是财富实力的象征。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燕姬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驾骆驼”，就描写了一位绝色女子驾着骆驼拉的车穿行于元大都繁华街头的景象。
乘坐轿子的历史亦较久远，传说大禹治水就曾使用过多种交通工具，他“路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h”，其中“h”就是早期轿子的一种。三国时韦昭解释说“h，木器，如今舆床，人举以行也”，后来h因为多用竹子制作而称为“篮舆”。明代《三才图会》中有篮舆图，附文说“陶元亮（即陶渊明）有脚疾，每有游历，使其门生与其子舁以篮舆”。篮舆形状像竹篮，乘者坐于篮中，使二人抬之。宋代秦观在《龙井题名记》提到“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廖，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也’”，宋代陈与义的《初识茶花》也有“伊扎篮舆不受催，湖南秋色更佳哉”。但轿子或篮舆毕竟是耗费人力且特定阶层的旅行工具，又不适宜于长途旅行，故古代旅行选择的不多。
此外，我国境内大江大河繁多，所谓“游江河者托于船，至远道者托于乘”。在江河上旅行最早的交通工具为“筏”，筏是用竹木等物编制而成的简易的水上交通工具，由于制作简单、造价低廉，曾长期被运用于水路旅行，杜甫有“无数涪江筏，鸣镒芊⑹薄钡氖句。随着技术的改进，比筏更宽大舒适的舟和船诞生了，人们很快发现乘舟水行比乘车路行有更大的优越性，毕竟顺风顺水不仅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体验如鸟一般飞翔的快速;而且又不耽误沿途风景，正所谓“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苦中作乐的旅途生活
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安土重迁，主动外出行旅还是少数，所以诗人贾岛感叹说“世难那堪恨旅游”。由于古代的旅行多为艰险劳累所摧折，多为相思离绪所牵萦，多为悲辛愁怨所压抑，旅行的人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就难以迈出豪健的步履，更谈不上完成漫漫征途。所以，古人形成了一整套行旅文化体系，通过激发旅行本身的乐趣来排遣心中的苦闷。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旅行前的送别
折柳是古代送别友人的重要仪式，六朝《三辅黄图》中记述“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为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灞桥位于长安向东的重要交通要道上，人们在这里送别亲友，并用柳枝来象征千里相系的离别之情。于是李白在《忆秦娥》中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诗句，更有著名的《春夜洛城闻笛》中的名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正因为“折柳”已成为引发旅行人深切思乡之情的敏感文化符号，民间也出现了以“折杨柳”命名的流行曲调，其内容是诉说旅行伤别之情的。
家园忘却酒为乡，弦管笙歌消客愁――旅行中的精神生活
观察古人的旅行生活，自然会注意到他们以酒为旅行之伴的传统习俗：如曹丕在《善哉行》中说“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李白就写下“目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杜甫也写下“白日放歌需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等旅行与酒的诗句。除了酒之外，管弦丝竹之乐则是另外一个慰籍旅行古人的精神食粮，有所谓“家童解弦管，骑从携杯杓。时向春风前，歇鞍开一酌”;客舍酒家又有以女乐酬客的传统，旅行之人于是可以仰饮狂歌，暂时斩断思乡的愁苦，忘却旅途的艰辛。岑参的《邯郸客舍歌》便书写了这样的情怀：“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酩酊醉时日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
客舟题咏与驿壁题诗――旅行中的文化生活
客舟题咏与驿壁题诗是古代旅行中人们抒发胸选⒔涣髑楦械囊恢中问剑杜甫《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 “东郡时题壁，南湖日扣舷。远游凌绝境，佳句染华笺”，就描写了行旅中为此情此景感怀而题壁赋诗的情景，当然题壁赋诗是文化巨匠的特权，城镇酒肆的老板甚至专门留粉墙一面供大师们题咏。白居易贬官南下时，在沿途驿馆得见友人元稹往日旧题，感触良深，于是作了著名的《蓝桥驿站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寻墙绕柱觅君诗”;他行至武关以南，又读到元稹所作《山石榴花》的诗句，感叹路途虽同而时光迥异，诗句尚存而山花凋谢，于是写到“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门，榴花不见见君诗”。这种你来我往式的题壁很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社交媒体留言贴，洋洋大观的同时又增加了情趣和内涵。通过题咏、题壁，使得旅行的悲欢都能够由此得以展示，使得跨时空的友情得以延续，也使得千年后的人们能够重温这些古代旅行文化中的精髓。
还须更置软脚酒，为君击鼓行金樽――旅行中的接风文化
旅行抵达终点时，民间有接风的礼仪，作为旅行过程的结束。考虑到旅途中最累的是双脚，所以宋代以后，民间把慰劳旅客称为“软脚”，本意是让旅行之人疲惫的双脚得以休息，随后又具有用饮食慰劳款待的意义。这种提法到清代仍在使用，如诗人赵翼诗“一尊软脚筵，不觉成久坐”，厉鹗诗句“冷食正宜供软脚，几年相见更华颠”等。当然，我们更熟悉的叫法为“接风”或“洗尘”。汉武帝《郊祭歌》想象神仙旅行“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意思是神仙在旅行出发前要先下雨，防止旅途尘土飞扬，这也就成为洗尘民俗的由来。洗尘有时也被称为“洗泥”，就是洗净旅行中沾染的尘泥。杜甫有诗“出门复入门，两脚但如归。所向泥活话，思君令人瘦”，苏轼也说“当门洌碧泉，洗我两足泥”。与洗尘的陆地旅行迎接不同，接风最初出现是“风”作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帆船客运开始兴起的年代，也就是说接风是水路旅行的迎接风俗，“接风”一词的最早出现，在《秦修然竹坞听琴杂剧》第一折有“张千，便于我搬将来，打扫书房，着孩儿那里安歇，便安排酒肴，与孩儿接风”的表述。
丰富多元的后勤补给
经历一个阶段的艰苦跋涉，行旅之人都希望得到理想的食宿条件以除却饥渴劳累、恢复体力，并顺利找到下一站的通事或向导。美食与安宿，不仅是下一个阶段行程的加油站和补给站，甚至也影响到行旅者的行旅心态。如贾岛《冬夜》所写“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简直就是行旅者的噩梦。不过，古代有着相对健全的食宿供给体系，人们出行前也会做扎实的准备以免“乞于途”的尴尬。
旅行饮食
早期的旅馆、客舍被称为“逆旅”。《左传・僖公二年》有这样的内容“今虢为不通，保于逆旅”。唐杜预解释说“逆旅，客舍也”，其中“舍”字从“舌”，可能因为逆旅中有提供饮食。《周礼・地官・遗人》曾有这样的制度规定：“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所谓“委”和“积”都是为了提供旅行饮食而准备的更丰富的物质储备，“庐”则是为了迎接旅人而专门建设的屋舍。可见上古时期旅行住宿类的设施设备还是相对齐全的。但庐舍只是供给有身份地位的公务人员或特定阶层人使用的，“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边”，一般的旅行人士往往自身携带干燥、轻便、不易腐坏的食品以备旅行之用。宋代楼钥《跋从子所藏书画》中便写到“问（旅行人）所携，前则草履，后则干粮”。
一般民间自行开设供中低层旅行者休息的逆旅，大都还提供些简单的食品。如范成大在《四时田园即兴》中写到：“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侬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当然各地逆旅也向旅行者提供酒，《水浒传》中武松过景阳冈前就在小酒馆豪饮十八碗酒。《喻世明言》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也写到旅行途中遇到酒店的场景：“离了东京，十里长亭，五里短亭，逶迤而进。一路上，但见村前竹篱，庄后茅舍。村醪相透瓷缸，浊酒满盛瓦瓮。架上麻衣，昨日芒郎留下当;酒帘大字，乡中学究醉时书。”
旅途中在客店进食休息，称作“打尖”。关于“打尖”说法的来历，清代福格《听雨丛谈》卷一这样解释：“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谓之‘打尖’。皆不晓其字义。或曰中途为住宿之间，乃误‘间’为‘尖’也。谨按《翠花巡幸》，谓中顿为‘中火’。又见宋元人小说，谓途中之餐曰‘打火’。自是‘火’字而误传为‘尖’也。”也有将住店进食称为“下程”，如陆游《杭头晚兴》诗中描述“野店风霜m装早，县桥灯火下程迟”。
那么，旅店的伙食如何呢？陆游在诗作《十一月上七蔬饭骡岭小店》写到自己在山中旅店享用“蔬饭”的情形：“新粳炊饭白胜玉，枯松作薪香出屋。冰蔬雪菌竞登盘，瓦钵毡巾俱不俗。晓途微雨压征尘，午店清泉带修竹。建溪小春初出碾，一碗细乳浮银粟。老来畏酒厌刍豢，却喜今朝食无肉。尚嫌车马苦縻人，会入青云骑白鹿。”山中小店的饮食虽然朴素，但是似乎满足了旅行者简单管饱的要求，但由于古代旅店饮食不可能做到今天严格的饮食标准，所以“村醅酸薄陈山果，旅饭萧条嚼冻齑”（陆游《客怀》），陈年的水果和味如嚼蜡的饭菜也只能将就着吃。
旅行住宿
长距离旅行必须中途歇宿，《周礼》“野庐氏”这一官职就负责交通线路及庐舍的建设，“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后人考证，“比”是“校”，也就是考察监理;“宿息”，是指“庐”一类旅行宾客晚间停留歇宿以及白天暂时休息的处所。此外，对于旅行中途歇息来说，“井”可以提供饮水的便利，“树”可以遮蔽骄阳和风雨。可见古时的旅店或住宿建设无论是从管理体制还是设施设备方面都考虑得比较全面。
当然，古代旅行住宿的形式也比较多。《穆天子传》卷一说，周穆王北行，到达可能位于山西平定的盘石，当晚“载立不舍”，也就是说，侍从人员都随车露宿，不再另设营帐。实在找不到庐舍，只有借宿，暂借别人或者宗教场所以作休息。旅行家徐霞客在旅行考察中就多次借宿在寺庙中，如他在《游雁荡山日记》中写到“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最简单的住宿方式当然要数“露宿”，所谓“风餐露宿”“露营野炊”都是这个意思。而乘坐舟船，休息大都于舱中，清代诗人黄景仁“水声到枕今何时”“扁舟梦断五更冷”都是关于乘舟旅行住宿的真实写照。
除了政府官办的驿站、庐舍外，古代民间也兴建了大量的旅店，相对于官办旅店“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的情形，民间旅店总是要靠“房宿饭钱”营利的，所以政府对于民间旅店的经营并非十分鼓励，原因是“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旅店、客舍后来大都通称为“店”，例如杜甫诗句“过客经须愁出入，野店山桥送马蹄”（《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杨万里《不寐》诗“忽思春雨宿茅店，最苦仆夫催去程”。旅店的工作人员则大都被称为“店小二”，旅店的管事人员多被称作“店都知”。
旅行向导（导游）
在信息闭塞和交通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向导就成为古代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向导多为熟悉线路的本地人，主要工作负责引路指路，一般也并非本职工作，换句话说在向导或者导游未成为职业之前，人人都可能成为向导。尽管历史中没有向导专题，然而向导曾真实的在旅行历史中存在过，且发挥过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