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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范文1
――《高祖本纪》
项羽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项羽本纪》
两个不读书的人，都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并且都“泣数行下”，其情真挚感人。但他们究竟为何而哭，则需要我们细细地体会。
首先看他们当时所处的境况。刘邦是当上皇帝后风光回乡，项羽则是处于楚汉相争的末期，战争即将失败，他年轻的生命即将结束。其次，我们看两首诗的内容。刘邦是在感叹：自己挣下了如此庞大的一份家业，如今风光回乡，其情怀不可谓不雄壮。另一方面，他又流露出了自己作为君主的担忧和渴求，希望为国家为自己的江山招纳更多的有用之才。项羽，则是在生命的末路发出了自己的一声悲叹：如此英雄的我却时运不济，居然落得如此结局。对人世、对功名有太多的留恋，但为了尊严，一切都可以舍去。唯有自己心爱的宝马和美人，却是念念不忘的。虞姬啊虞姬，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一句无力的感叹，打动了无数的女儿心。
对于项羽的流泪，我们都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西楚霸王一生英雄，却终究不脱儿女情长。想当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称霸天下；即使身处逆境，也能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那是何等的气势！然而，现在却败于一个无赖老儿之手，其中的屈辱、愤恨、不解、无奈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回忆过去，面对现实，再强大的霸王也终究无法越过自己内心深处的这道坎。更何况，身边还有个如花似玉、不离不弃的虞姬，曾经坑杀数十万俘虏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霸王，看着无助的爱妾，心里那根最柔软的弦也被触动了。
“物以稀为贵。”项王大概是绝少流泪的，而恰恰是这珍贵的男儿泪更让人心碎，心碎到可以忘记他的一切错误、一切失败乃至一切罪恶。在我们的心中，那个傲视群雄的西楚霸王在乌江边留下了一个年轻而又沧凉的背影……
而刘邦呢，他为何流泪？在我们看来，此时此刻，是他一辈子最辉煌最得意的时候，而本就是一个酒色之徒的刘邦，此时应该大碗喝酒纵情享受才是。然而，已经五十多岁的刘邦却流下了数行老泪，动人心魄。此时，这个帝王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
他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小混混，吃喝赌，不务正业，过着荒唐而又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有不凡的志向，但仅仅是不想和周围的人们一样辛劳耕作。他曾经见过秦始皇，那样的威仪让他叹息不已。“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叹息中，有对现状的不满，对权力的渴望，但更多的是羡慕，流露着浓浓的酸味。他压根儿都没想过，有一天会“取而代之”，成为一个伟大王朝的开创者。我们总是对这样的事实很感兴趣：刘邦这样的人竟然成功了，了秦朝，打败了项羽，当上皇帝，开创了辉煌的大汉王朝。许多人一直在探究，穷尽自己的智慧和经历，试图找出刘邦的人生秘诀。但我们是否关心过，从一个小混混到一代开国大帝，要走过多少路？要经历多少艰辛和磨难？而且，他从来没想过要走这条路。
有人说，刘邦的这些泪水是他一生戎马征尘后的胜利者的夕阳返照，内心中有着深深的悲凉之意。的确，走到这最后的岁月，他付出了太多，甚至落下了千古骂名，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命运这只大手驱赶的结果。我想，在刘邦最后的岁月，他一定特别怀念在沛县的快乐时光，如果上天让他再活一次的话，他肯定再也不愿意走这条路，哪怕给他再多的财富，再多的美女。
项羽与刘邦范文2
鹬蚌相争
蒲城电力学校四年级一班
刘冠绪
今天天气不错，天空碧蓝碧蓝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大地，周围的花草也抬起了头，绽开了笑脸。
在一片草地中的小溪里，有一只蚌看天气很好，就慢慢向岸上爬，当它确定没有危险后，便张开它那大的壳，露出了它那又白又嫩的身体躺在岸上舒服地晒太阳。鹬早上睡起来了，伸了伸懒腰，这时它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它自言自语道：“不行，行找点吃的去才行。”
于是这只饿鹬便起飞了，它仔细地观察，看有没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蚌还在晒着太阳，动不动就换个姿势，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嘴里还轻声说：“舒服！舒服！”鹬飞呀飞呀，低头看见了这只在河边晒太阳的肥蚌。哇！好肥好嫩的肉呀！鹬喜出望外地说着：“这下午餐有着落了。”
它看见了蚌白白嫩嫩、又肥磊大的肉，就忍不住流下了口水，它抹了一把口水，向着蚌冲去。蚌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离它不远了，鹬伸着它那又长又尖的嘴巴，一下子就啄到了蚌壳内可口的肉。蚌突然感到很疼，才知道有危险，心想：现在也回不去了，便赶紧合上壳，紧紧地夹住了鹬长长的嘴巴。鹬生气地说：“快放开，你这个超级大白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我就能吃干烤蚌喽！”蚌想了想，本打算放开，可又一想，我不能先放，它反驳道：“别得意的太早，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你就等着饿死吧！”它们俩还是一个夹住一个，死咬不放，就这样僵执着，互不相让。
一位渔翁来到河边打鱼，听见了河边有人在吵架，赶忙走过去，一看是蚌和鹬在争吵，渔翁想着自己可有收获了，它渔翁得意地走过去，一手提起鹬，一手抓住蚌，把它俩扔进了鱼篓里，提着鱼篓哼着小曲：“今天是个好日子，不费力捡到蚌和鹬……”鹬和蚌在鱼篓里又吵了起来，互相埋怨着：“都怪你！”“都怪你！”它俩吵的热火朝天。
渔翁揭开篓盖对它俩说：“你俩真厉害，今天我算服了，你俩进了我的鱼篓，还有心思吵架，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说着就背着鱼篓回家了。
项羽与刘邦范文3
摘要刘庆邦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其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关键词：刘庆邦 语言 地方化 本色化 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作者个性生命体验的文字呈现过程。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语言的成功与否是小说成功的关键。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他认为“创作上语言是第一位的，带着自己呼吸、有个人气质的独特的语言才美”。他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刘庆邦小说的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 地方化语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载体，乡土文学作家们无不有意识地从方言宝库中提炼、采撷鲜活的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进入文学作品，用浸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刘庆邦生于河南沈丘，他在这块大平原上生活了19年，那里的地方语言在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其创作中使用农民方言俗语时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感到既亲切又自然。比如，豫东地区方言中名词后面往往带上“子”这一后缀，这一语言现象在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瓜庵子、疯杈子、玉米辫子、辣椒串子、箔篱子、奶浆子、白面剂子，这样的词语随处可见。刘庆邦还善于使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些表现力极强的词语，比如：
吹奏者塌蒙着眼皮，表情是职业化的。（《响器》）
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鞋》）
凡是高玉华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听到有关高玉华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气的不行。
二姨以为香当着母亲的面碍口，想把香拉到一边去问个究竟，二姨一拉，香就一“卜楞”，二姨不能够拉她走。（《闺女儿》）
这孩子，恐怕要丢搭坏。（《小呀小姐姐》）
这是一只大号的瓦碗，鸡蛋茶盛得溜边溜沿，不只是五个六个，还是九个十个。荷包蛋已经成疙瘩打蛋。（《相家》）
上述语句中加点的词是豫东方言乃至河南方言中极富地方特色的词语，这些词语在一定区域内被一代又一代人长期使用，很传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日常口语表达中常常有规范的普通话词汇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魅力。比如“塌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类似于“耷拉”，但“耷拉”很难表达出眼皮下垂蒙盖在眼珠上的那种状态。“喷”的意思是花开得正旺，但却比“旺”显得更有气势。“美气”一词则蕴含了兴奋、快乐、幸福等多重意思。“卜楞”写出了对外力拉拽的推拒和反抗。“丢搭”指的是由于忙碌、贫穷等原因而疏于对孩子、家禽家畜的照顾。“溜边溜沿”指东西盛得很满，但却比一个“满”字要具体生动得多。
地方化的语言也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为方言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刘庆邦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民间俚语歌谣等表现农民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一腔一韵表达着农民最朴素而丰富的思想，使其小说语言既新鲜、生动，又很有嚼头。比如：
二姨笑了，说，我说过这两个孩子是一对儿，不会有错儿，一个葫芦嘴，一个嘴葫芦，都抱着葫芦不开瓢。（《闺女儿》
好看不过对肚子瓜，当媒人的两头夸，母亲允许表叔的话有所夸张。待到表叔把话说成了车轱辘，母亲才说了一句：她叔，闺女的事让您操心了。（《相家》）
在乡村题材的小说中，用地方化的语言去叙述产生、流行这种语言的地区的生活，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做到“文”与“言”的统一，即内容与语言的协调，增加真实的质感，对人事生活的叙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产生鲜明的地域或地区文化特色。第二，对于本地域、本地区的读者，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增加其阅读兴趣；对于外地域读者则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这也可以使之产生阅读兴趣。在词汇现代化的今天，有许多方言土语都在迅速湮没，而刘庆邦小说中运用的地方化语言不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们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具体生动，可闻可感。
二 本色化语言
刘庆邦的小说立足于民间生活，站在民间的立场来写民间。其民间立场不仅表现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叙事风格上，在小说语言上也有所反映，具体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知识分子在语言上的优越感和叙事中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用极富乡土本色的语言来书写乡村人物与乡村生活。
刘庆邦认为：“我们写小说写什么呢？无非是写人，写人的喜怒哀乐，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写人性的丰富性……”那么如何来写人物呢？刘庆邦强调要贴着人物写：“看来还得贴着人物写，这是我们写作者的惟一选择。要贴着人物写，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故乡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对这些人物，我们是应该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闭上眼睛，他们如在眼前。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贴着人物写，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就是尽量让人物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讲话，让人物说贴合自己身份、性格及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怎样的人，处在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语言风采。
《谁家的小姑娘》里农村小姑娘改的弟弟开放哭时，改的娘问：“放儿哭啥哩？”得知儿子饿时，她又说“一会儿不嚼我他就不能过”，娘虽然累得没劲了，还是“一声没吭”让儿子“嚼”她。后来娘让改把地里的鱼送到黑叔鱼塘里去，改拒绝去，娘问“那是为啥？”改只说“啥也不为”。在娘中暑晕倒时，改带着哭腔喊“娘，娘，你咋啦？”小说中仅有的几处人物语言充满了泥土般的质朴气息，通过这些简短而生动的口语，娘的辛劳和改的倔强跃然纸上。在小说《鞋》中，因为妹妹动了守明视如珍宝的鞋，守明跟妹妹吵起来了，守明质问妹妹：“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你的手怎么这么贱！”“还敢嘴硬，看看上面你的脏爪子印！”母亲过来劝架，把鞋底看了又看，说这不是干干静静的吗！守明说：“就脏了，就脏了，反正我不要了，她得赔我，不赔我就不算完！”母亲说：“不算完怎么了，你还能把她吃了，你是姐姐，得有个当姐姐的样儿。”这是一场真实生动的吵架场面，几乎是将生活中姐妹吵架、母亲劝架的语言原滋原味地搬到作品里了。
不仅人物对话是人物本色语言，与之相关的叙述语言也是非常符合被刻画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小说《鞋》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守明心里像是生了杈子，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河那边就是那庄子的地，地尽头那绿苍苍的一片，就是那庄子，她的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庄子里。”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没有用到“思念”、“相思”、“刻骨铭心”之类的词语，只是写主人公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的动作，作者用极富乡土气息的语言刻画出了乡村少女内心对未婚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念与渴望。再如《夜色》写周文兴定亲后，心里“美气”得不行，走起路来都格外“带劲儿”，“美气”和“带劲儿”是最实在最真切的农民语言，表现了周文兴定亲后掩饰不住的兴奋与激动。《相家》描写“母亲”将要亲自去为闺女儿相家：“她想把这个事暂且丢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不行，她低头是这个事，抬头人还没有出门，梦里去相家已经去了好几次了。”这几句话简洁素朴，通俗明白如家常话，既贴近农村妇女的身份和性格，又极富生活气息，令人回味无穷。
本色化语言的运用使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从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形成的夹击里突围而出，以生动传神的对话和细腻到位的心理刻画再现了民间生命丰富的情感世界。
三 审美化语言
刘庆邦曾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得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刘庆邦对待小说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大量撷取民间语言宝库的可贵资源用于小说创作，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小说语言的驾驭，他的乡村题材小说语言在地方化和本色化之外，还体现出审美化的特色。
审美化首先体现在对原始民间语言的提纯净化。在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地方化语言还是高度贴合人物身份、性格、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对于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均具有普通话语汇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来自民间的东西往往是很俗的，如若把握不当，就会使得作品语言显得过于粗糙、野性，甚至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刘庆邦在处理运用来自民间的语言时是很讲究的，“俗”的表现方式也是极有分寸的。如《小呀小姐姐》对罗锅子弟弟平路驱鸡、骂鸡的描写，是用叙述人语言转述的。这是一段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用的是极其简洁朴实的本色化语言，有几分俏皮风趣，令人忍俊不禁。农家顽童那股子野性、倔劲活脱脱跃然纸上。若将口语中“骂鸡”的语言原封不动地写出，那必定给人一种过于粗俗之感，但经叙述人转述，就化腐朽为神奇，既没有改变原味，又显得干净和文雅多了。刘庆邦对少儿向来持肯定赞美态度，出于诗意化的需要，他把少儿的语言作了纯净化处理。
审美化还体现在小说叙述语言的诗意。叙述语言是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语句本身，也就是作者为表达写作意图而使用的叙述、描写等语言手段，它直接影响着作者表情达意的效果和读者进行接受的效果，凡是优秀的作家，无不在这些方面刻意追求。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中捕捉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娓娓道来，虽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委婉曲折的情节，叙述语言简练含蓄，朗朗如白话，但却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细微而美妙的韵味，这就是他的叙述语言的魅力。如《野烧》中这样描写一条黄狗：黄狗似乎也认为自己这样空嘴而归对于三位贪吃的哥子不好交账，它显得很抱歉，远远地就塌下眼皮，低下头，前腿一伸，卧倒在地，自我解嘲似地回过头来啃自己的背。这样的文字描写，描神绘物，宛在目前，如同中国画中花前月下必有一蝶一虫一样，在意境的宁静平和中，增加了画面的动感，强化了视觉效果。《曲胡》中也不乏优美雅致的语句：“秋叶飘零的夜晚，月白如霜，琴声悠悠扬扬传来，如泣如诉，使好多善良的农人痴痴呆呆，嗟叹不已。”“三月春风户外飘，柳条摆动，麦苗起伏，塘边的桃花花蕊微微颤动，托春风捎去缕缕清香。”上述描写典雅而通俗，有诗的意境、词的节奏和散文的韵律，同时也与小说主人公凄美的爱情和谐一致。这份诗意更多的时候是素朴的、自然的，且看几篇小说的开头：
“清明节快要到了，地上的潮气往上升，升得地面云一块雨一块的。趁着地气转暖，墒情好，猜小想种点什么。”（《种在坟上的倭瓜》）
“太阳升起来，草叶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该去放羊了。”（《梅妞放羊》）
“麦子甩穗，豌豆开花，三月三到了，三月三是柳镇的庙会。”（《春天的仪式》）
这样的开头与汪曾祺的手法极其相似，开门见山，直入话题，用的是纯自然的语言，自然得如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春雨冬雪一样应时而至，于平淡中氤氲着素朴的诗意。
诚如刘庆邦所说：“我深信一个写作者的价值就在于他对这个世界个性的独立的表达。”作家在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发现之后，就要努力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个性。反之，小说的语言个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存在个性。刘庆邦乡村题材小说的个性魅力即来自作家对乡村生活充满了审美理解的感受与关注，也离不开其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的个性文学语言。
参考文献：
[1] 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庆邦：《河南故事》，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
项羽与刘邦范文4
关键词：〗项羽;刘邦;鸿门宴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07-04
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从鸿门宴项刘会到刘邦袭取彭城挑起楚汉战争，双方维持了约一年零四个月的和平局面。这固然与刘邦积聚力量及时局演化有关，但也从侧面证明，项羽入关后对刘邦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削弱措施是有一定成效的。这些措施在前人已有涉及①，当代的一些学者也从个别方面进行过论述②，但较少有人进行系统性关注。研究项羽对刘邦的战略削弱措施，有助于厘清以下几个问题：鸿门宴事件中，项伯是告密者还是衔命谈判的使者;刘邦受封之后，是四月与各诸侯同时就国还是早已单独提前就国;刘邦受封前拥兵十万，受封后军队削减至三万人，削减的军队去向何处;主张“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③的项羽集团，为何分封毫无军功的韩公子成为韩王。笔者不揣浅陋，依据史料对这些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鸿门宴中的项伯角色
项羽入关前与刘邦在函谷关已经发生过一次冲突。《史记・项羽本纪》：“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④随着项羽率诸侯军破关进驻于戏，围绕关中地区的主导权之争刚启幕就已无悬念。项羽破关而入击跨了刘邦占居关中以拒诸侯的信心，让其认清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固不如也”⑤。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在此背景下启动。入函谷关前，项羽集团对关中地区已有分配方案，并且这一方案基本无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⑥的约定，在逼降章邯的过程中，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⑦。立章邯为王既是项羽亡秦战略的一部分，又反映出项羽集团分割天下的规划，但这一安置显然与刘邦占居关中是有冲突的。
在如何处置刘邦的问题上，项羽集团内部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人分歧明显，一位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一位是项羽的本家长辈项伯。根据班固和司马光记述，项羽随项梁起兵时很年轻，“初起，年二十四”⑧，“籍是时年二十四”⑨;刘邦还军霸上时“岁在乙未”⑩即公元前206年，依此推算，鸿门宴前后项羽年仅27岁。对这位年轻的统帅，范增与项伯均试图展现自己的影响力。范增主张对刘邦“急击勿失”，将其排除在“计功割地”名单之外;项伯主张“不如因善遇之”，实质是逼刘邦称臣。
至于项伯的角色，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被司马迁刻画成和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一样的告密者形象，对此早有学者提出质疑。梁玉绳就称：“项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报？且私良会沛，伯负漏师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诘曰‘公安与沛公语’，则伯将奚对。”现代学者韩兆琦也认为，鸿门宴“汇合了许多人艺术加工的民间故事”。两位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结合《黥布列传》中的记载，黥布降汉后，“（布）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楚汉战争时，项伯仍备受项羽信任。倘若项伯在鸿门宴前未经项羽许可而私会张良及刘邦，是泄露军情之重罪，不可能再受信任。然而鸿门宴后项伯在楚军中仍受重用，照此分析，其与张良乃至刘邦会面，逻辑上应是衔项羽之命劝其臣服，绝非私会。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鸿门宴前项伯奉项羽之命前往刘邦营中，劝说刘邦交出关中地区的控制权。而刘邦此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项羽对抗，又无稳固后方可退，因此急于加入项羽阵营，一则免受攻击，二则可参与分割天下。刘邦的理性选择保证了项伯使命的圆满完成，关中地区的主导权得以和平移交，随后项羽设宴鸿门，刘邦正式称臣于项。项羽集团此种手法和之前逼降章邯如出一辙，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威慑对方，进而达到目的。
至于刘邦在鸿门宴所言“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不过是臣服之词。项羽之所以任由刘邦解释，根本原因在于其战略目的已达到，“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项羽和范增虽然“疑沛公之有天下”，依当时情势，“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者比比皆是，在刘邦已然臣服的情况下，项羽自不必与之再有口舌之辩。
鸿门宴座次安排是考察双方关系的一个指标。项羽与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对此，学者杨树达认为，“秦汉座次，自天子南面不计外，东乡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盖承自战国”。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中，引中井积德的观点“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尊;不对堂下者，唯东南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项羽与项伯、范增等自居尊座，置刘邦于北向卑座，清楚地表明项羽已然把刘邦当作属下而非对手。笔者认为，这些关于座次的安排，应当在项伯衔命会刘之行中已有所约定，项羽已事先得知刘邦前来臣服，故以卑座安置。
二、诸侯罢兵戏下与刘邦就国的时间差
项羽迫使刘邦臣服并取得关中地区控制权是其“弱刘”战略的第一步。在随之进行的“分土而王之”过程中，项羽与范增借机迁刘邦于巴蜀，极力压缩刘邦集团的发展空间。
当时的关中地区，“自F、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进一步将天下财富集中于此。
从战略地位分析，刘邦谋臣张良称关中“左ズ，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项羽驻兵于戏后，也有谋士进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如此重要的地方，“疑沛公之有天下”的项羽显然不可能将之封于刘邦。而项羽自身，又因坑降卒、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等一系列事件而无法立足于此，于是项羽采取三分关中的策略，试图以此弱化关中诸侯的实力，并在分封诸侯时作了策应安排。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述恽敬观点，认为“项王之所忌，唯汉王也，是故未为取秦之谋，先为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丘申阳据三川，而北函谷、南武关，挈其要领矣，以司马n辅三川之北，而函谷之军无阻矣，以韩成夹三川之南，而武关之军无留矣，二王皆赵臣，赵睦于楚，故道通。韩成不睦于楚，不使之国，而楚制之，故道亦通”。近代的夏曾佑也认为：“项王之弃关中而归也，非真欲归故乡也，许以己新残破关中，留都之，民必不安，乃以三降将居之，而自居彭城，以遥制三秦，为待时而动之计，其所以策汉王者周矣。”
利用分封压缩刘邦的战略空间，透露出项羽和范增的真实意图，一方面“如约”封刘邦为汉王，另一方面将其赶到巴蜀等相对偏远之地。“巴、蜀亦关中地也”的解释，很容易让人想起刘邦的“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之说，都不过是应景之言。实际上，“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才是封刘邦于此的最重要因素，接着项羽“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打压刘邦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项羽此举，就连刘邦的部属都认识到“独居南郑，是迁也”，进而导致追随刘邦的一些将领（包括韩信在内）因看不到前景而逃跑。刘邦个人在初闻所封之地时也曾有愤怒，“欲攻项羽”，所幸萧何、周勃、灌婴、樊哙相劝而未实施。
迁封巴蜀是项羽削弱刘邦的重要一步，此举证明了范增的远见和谋略。偏远的巴蜀之地不足以供养大量兵员，刘邦若安于现状，势力必然逐渐衰减。一旦刘邦出现异动，需要冲破三秦之地才能出关，项羽可有充足时间予以应对（可惜项羽后来北攻齐地，给刘邦以战略机遇）。刘邦受封汉王后，实则已困于巴蜀，战略空间极为狭小。幸运的是，项伯作为项羽集团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由于收受张良之礼，“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结果刘邦如愿得到了汉中之地，汉中后来成为刘邦进入三秦的重要跳板。
关于刘邦受封和就国的时间，也是项羽对其战略削弱的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史记集解》徐广认为刘邦受封“以正月立”。《秦楚之际月表》载，正月分关中为汉，《史记索隐》称之为高祖及诸侯受封之月。《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载为“二月，羽分下王诸将”。但对于刘邦何时赴南郑就国，《史记》中未明确记载，仅称“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
从项羽分封诸侯到诸侯就国，时间长达数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知道的是，当时的天下形势仍相当混乱，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新的中央政权与各地的联系并不紧密，仅就楚地来说，陈胜吴广起兵后，“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虽说大部分渐渐汇聚到项梁、项羽旗下，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在各地普遍存在着，项羽分封后，各诸侯理应急赴各地重建统治秩序，而非留在残破的关中无所事事。对于项羽和诸侯分封后长期滞留关中，合理的解释是，各诸侯就国之前的这段时间，项羽及诸侯驻兵关中应是监视刘邦就国，观察刘邦及各地不顺从者对于分封的态度，以随时应变。
这从刘邦就国的举动中也可窥其一二。“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倘若是诸侯同时就国，刘邦根本无须防备诸侯攻击，因为项羽和诸侯是率兵而东，单单三秦之章邯等，不至于迫使刘邦做出烧绝栈道之举，《高祖本纪》里也未明确记述刘邦是在四月和诸侯一起“各就国”。笔者认为，刘邦就国时，诸侯兵仍在戏下。也就是说，刘邦是在四月之前赴南郑就国，与项羽及其他诸侯就国的时间并不一致。刘邦就国时，项羽和其他诸侯仍拥兵在关中，直至刘邦行至南郑后，诸侯才“罢兵戏下”。这也能合理解释为何一月分封，直至四月诸侯才“各就国”。而刘邦在就国过程中，为防备项羽和诸侯袭击，无奈之下才边行军边烧绝栈道。
三、刘邦所获关中兵的再分配
与夺地、迁封等系列措施相伴随的，还有对刘邦军事力量的削弱以及对刘邦重要谋臣的拔除。
鸿门宴之前，项刘双方相持时，“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到了刘邦受封赴南郑时，“项王使卒三万人从”，刘邦所属兵力骤然减少七万人。那么，刘邦被削减掉的军队流向何方呢？史书未提，已无确证。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刘邦军队的来源。刘邦起兵时“收沛子弟二三千人”。刘邦自武关进入关中时，仍不过区区两万兵力，“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i下军”。之后在秦地收降纳叛，还征兵以自益，迅速扩军至十万人。
刘邦到南郑就国后的部属籍贯，史料记载称“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而望归”。这说明刘邦入关中后所得八万秦地兵多数并未前往南郑。再看项羽所封秦地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三人所率20余万军队已于新安城南被项羽军坑杀，关中三王属下已无兵力。刘邦在关中所得兵员，较为合理的去向是被项羽借助分封之机，为平衡各方实力而划归关中三王以及其他诸侯。
项羽集团对刘邦人才的拔除，突出表现在对张良动向的安排上，此一策略在分封诸侯时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实施。项羽分封诸侯所提的口号是“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十八王中，刘邦等十三人被为有功者而封王，徙封者有魏王豹等四人，既无军功而又未徙封的是韩王成，韩王最早是项梁受张良所请而立为韩王。事实上，项羽封韩王成不过是权宜之计，处心积虑削弱刘邦势力的项羽和范增，不可能容忍一个与刘邦交好的韩王存在，“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至此，项羽封韩王成的真正目的显露，一方面项羽谋求自己控制韩地以监视刘邦动向，另一方面迫使张良离开刘邦，因为当初是张良请立韩成为王，在项羽承认并继续封韩成为王的情况下，张良不可能弃之不顾。从结果上看，项羽分封韩成确实达到了目的，“汉王之国，良送至J中，遣良归韩”。项羽暂时拔除了刘邦部属中最有谋略的人才。
四、“弱刘”战略早期成效及其消解原因
若仅仅以早期效果观察，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目的。刘邦集团对于所有加诸自身的束缚均予以接受，离开拥有战争潜力的关中而局促于偏远的巴蜀，实力弱小到一度只能靠“烧绝栈道”来防备诸侯袭击的程度，部属也大量逃离。至少从表面上看，项羽与诸侯“罢兵戏下”时，刘邦已经不具备与之争夺天下的能力。
然而，随着时局的演化，“弱刘”战略的缺陷逐渐显现。项羽集团此一战略有赖于两个主要支撑点：其一，项羽拥有对刘邦强大的威慑力并随时可以使用;其二，关中三王自身具备短期对抗刘邦的能力。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上述两个支撑点都经不起检验。就第一个支撑点而言，项羽率军东归后，其对刘邦的威慑力大为削弱，齐梁等地举兵反楚造成项羽多线作战，而项羽并不具备同时战胜田荣和刘邦的能力，所以对刘邦采取守势以便专心攻齐，由此给刘邦带来难得的崛起机遇。第二个支撑点则是严重先天性不足，秦地自商鞅变法后民俗以军功为重，章邯等“欺其众降诸侯”不仅为秦人所轻，还使得20万秦军被坑杀，虽然被项羽分封为王，但“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其抗拒刘邦的能力因而大为折损。失去支撑点的“弱刘”战略，因主导者远在彭城而无法遥制，最终被刘邦逐一突破。
战略空间的拓展方面，刘邦乘齐地田荣、梁地彭越等反楚之机而占居关中。为减少来自项羽方面的干预，刘邦在平定三秦时让张良捎信给项羽：“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并警示项羽“齐欲与赵并灭楚”。从而争取到宝贵的平定关中的时间，关中丰厚的战争资源再次为刘邦所掌握。
兵源扩充方面，刘邦首次入关占居咸阳时，萧何就“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所以对于“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均有所掌握，加上此前在秦地的征兵经验，刘邦集团在兵源补充方面相对得心应手。即便在此后楚汉争战期间，关中地区也为刘邦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保证，“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综合来看，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之所以随着时局演化而消解，根本因素在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取方面。刘邦在秦地经营的时间虽短，却通过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而赢得秦地民心。并且早在项羽入关前，刘邦已派人与秦地官吏到关中各县乡宣告“吾（指刘邦）当王关中”，还多种措施与秦人交好，“诸吏人皆案堵如故”，着手构建统治体系和舆论导向，从而在秦地累积了较高的声望。反观项羽集团，坑秦降卒、杀秦王子婴、烧咸阳王宫、封降将为王，事事给予秦人以羞辱，这种由羞辱所激发的民心疏离，随着项羽武装力量的撤出，而投射到其所封关中三王身上。民心的向背使得“弱刘”战略终究无法长期维持，东归后的项羽，再也没有能力二度跨进函谷关。
项羽与刘邦范文5
关键词： 《鸿门宴》 项羽失败 政治无知 寡谋轻信 沽名钓誉
项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天生神力，八尺有余，力能扛鼎，英勇豪迈，孔武有力，“吴中子弟皆惮之”。他是名将后裔，“才气过人”，少有大志，始皇游会稽见而呼曰“彼可取而代之”。他在秦始皇大帝国动荡之际举事而起，从者云集；他拥有用兵如神的军事天赋，能征善战，光明磊落，北上救赵，破釜沉舟，逐鹿中原，以霸王之名威震宇内，令天下诸侯“莫敢仰视”。他本应成为继秦始皇之后一个掌控天下的人。然而，出身草莽、“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刘邦与之对峙争锋数年后，在“楚汉争霸”中，却让他尝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最后，他兵败乌江，英雄末路，自刎而死。项羽之败，他自己归结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然而，他的失败，真的是上天让他灭亡吗？就让我们从《鸿门宴》中寻找答案。
灭秦之后，项羽对刘项两军事集团的利害关系认识不清。秦亡之后，刘项两军事集团就由以前的“盟军”转化为“敌军”，要么项羽对刘邦称臣，要么刘邦对项羽称臣，两虎相争。如果当时项羽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军在驻军新丰鸿门时，接到曹无伤的告密后，就会一鼓作气拿下刘邦。拿下刘邦，对于能征善战的项羽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的眼里，只有区区十万人马的刘邦，又岂是拥有“四十万军”的他的对手？而刘邦则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灭秦入关后，他听从樊哙、张良的建议，“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并当众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同时派人到各县乡村广而告之。这样，秦国的老百姓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这一点，聪明的范增看得十分清楚，“沛公在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刘邦现在的表现与他的本性判若两人，这绝非是“浪子回头”的表现，而是他为了达到目标，极力克制自己。
在项伯为刘邦说情时，项羽不怀疑、不调查、不取证就轻信了刘邦的谎言，竟然“许诺”“善遇”刘邦，并且在未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取消了第二天消灭了刘邦集团的军事行动。他是多么武断，多么寡谋轻信。这不是一般的幼稚，而是政治糊涂。而刘邦在得知项羽要灭他的紧要关头，张良向他推出项伯，他还不忘问一句“君安于项伯有故”，和刘邦相比，项羽至少也应当来一句“君安与张良有故？”，更不要说他听到项伯的话，就能立即警觉到项伯泄露了自己的军事机密。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项羽太大意轻敌了，政治警觉极差。这就与奸诈多谋的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鲰生献计“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正中刘邦下怀。这样大的事件，刘邦连谋士张良都未告诉，真有心计。在项羽要灭他的紧要关头，他又摇尾乞怜，连着两问“为之奈何”，向张良求救。他又怀疑张良与项伯的关系，产生了“君安与项伯有故”的疑问，继而心领神会，立刻接见项伯，恭敬地“以兄事之”，并“奉卮酒为寿”，与之“约为婚姻”。说得天花乱坠，做得天衣无缝。以至项伯遂感于厚爱，力劝项羽“善遇”他，并在鸿门宴上拔剑与项庄对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使范增的“杀邦”计划全盘落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项王”时，刘邦就那么卑躬屈膝地一称臣，一低头，一叙旧，就让项羽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就忘乎所以，更糊涂了。听了刘邦的“鸿门说辞”之后，项羽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这一句话就葬送了曹无伤的性命。看似直率，实则鲁莽。如果只牺牲曹无伤就算了，但他此时竟相信了刘邦的一派胡言，他惭愧得不得了。当范增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后，项羽竟然“默然不应”，使范增的第一套“杀邦”方案流产，错失了“杀邦”的良机，迫使范增启用第二套“杀邦”方案。他的这些举动看似光明磊落，宽宏大量，实际上是政治无知的表现。而刘邦的能言善辩在拉拢项伯时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去鸿门谢罪实属迫不得已，但明知山有虎又不得不向虎山行。同时，谢罪时又卑躬屈膝，称项羽为“将军”，自称“臣”，奉承项羽，掩饰自己称王的野心，又与项羽叙旧拉关系，把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归结到小人的挑拨离间上，再逢迎满足项羽的自尊。这样，他的一番甜言蜜语、谦恭卑微的说辞就让项羽攻打他的军事行动彻底流产。特别是在鸿门宴中，刘邦自己“北向坐”，张良“西向坐”，看似低三下四，实则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表现。
宴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对把守军门的卫士“侧其盾以撞之”，直接闯入帏帐。按理说樊哙是不可以进入会场的，对他的撞闯会场之举应予以制止，但项羽非但未将樊哙逐出，反而以欣赏的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颇有英雄惜英雄之感。特别是复又问“壮士能复饮乎”，给了樊哙一个机会，樊哙抓住机会在“义”字上做足了文章，慷慨陈词。没想到樊哙的一派胡言竟让项羽尴尬地只说了一个“坐”字。一个“坐”字写尽了项羽在政治上的幼稚、糊涂，缺乏政治手腕。在宴会中，刘邦逃席，让张良留谢，项羽竟然对刘邦的逃席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没有意识到放虎归山会后患无穷。项羽太沽名钓誉，轻敌自大，寡谋轻信。我们再把镜头对准刘邦。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际，他早已如坐针毡，所以，他借“起如厕”之际而“招樊哙出”，布置脱身方案。精明的刘邦脱身离开的手段太高明了。先看他选择的善后的人选。留下善后的是何许人也？张良也。此人智勇双全。他“独去”之时交代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他自己则“置车骑，脱身独骑”，还令他的四员大将“持剑盾步走”。安排得甚为周密，就是万一范增的追兵来了，没有马的四员大将只能转身拼死力战，成为刘邦最好的一道防火墙。
正由于项羽有上述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缺乏远见、谋事不深、才智不足服人的悲剧性格，造成了他最终自刎乌江的悲惨结局，他是历史上的一位悲情英雄，就算项羽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相信他以后也会败于李邦、赵邦、王邦。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2]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
项羽与刘邦范文6
打开《西汉历史》这本书，每当看到楚汉双方激战时，我都惊心动魄，胸中热得几乎到了沸点。书中展示出的英雄内涵，让我赞叹不已。
刘邦身世低微，没有饱读兵书，更不用说勇冠三军了。这平平常常的刘邦怎能打败项羽呢？可刘邦就是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中，真的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统一了中国，当上了皇帝。
刘邦善于识人，不拘一格用人，不管什么出身都可以成为朋友。如小史出身的萧何、屠狗的樊哙、当过吹鼓手的周勃、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他们都可以和刘邦同生共死，帮助刘邦征讨项羽。
因为有了张良纵观全局的谋略，有了萧何治理关中的才能，有了陈平外交方面纵横捭阖的手段，所以刘邦最后打败了项羽。这些人都是刘邦打败项羽的基石般的人物。
反观历史，项羽出身豪门，武艺高强，拥有百万雄兵。可为什么还会失败？这是因为项羽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太自负了。
在反秦战争中，韩信先投靠的是项羽，只当了一名看守宫门的武将。数次为项羽出谋划策，都不为项羽所用。一次，韩信为项羽上疏一册，项羽看都不看一眼扔在火炉里。韩信深感前途渺茫，逃之夭夭，投刘邦去了。项羽还无故地猜疑部将，使得黥布等将领也先后投奔了刘邦。
要知道，四年的楚汉相争，是英雄与英雄的较量，也是人才与人才的较量。孤家寡人怎能取胜？
韩信出身寒门，小时候经常忍饥挨饿，但他从来手不释卷，饱读兵书战策。直至刘邦封坛拜将，成为刘邦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刘邦采用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缓兵之计，顺利挺进关中，由此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