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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代表作范文1
心理学批评方法是20世纪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批评方法。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那种站在社会、时代、历史的大环境角度去看待文学现象与作品不同，心理学批评方法走进了文学文本之中，站在全新的文学主体的角度去看待整个的文学文本与文学创作；同样，心理学批评方法也与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不同，心理学批评方法不拘泥于文学形式的完善，而是自觉站在主体立场上去探究文学本身的审美意味，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关键词：
精神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影响
心理学批评方法中对于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精神分析学说，而弗洛伊德正是精神分析学说的领军人物。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文学批评影响最为深的就是“无意识”、“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结”、“梦的理论”的提出，不仅给研究者提供了深层次分析文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各时代作家创作提供全新视角。自五四新时期外国思潮的大量引进开始到90年代的文艺思潮的涌入国门，精神分析学说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作家创作绕不开的一个理论指导。
一、20世纪20年代
五四时期是一个宣扬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外国的文艺理论被中国作家大量地引用和译介过来，这是一个自觉与西方思潮建立联系的时代。精神分析学说此时也被介绍进中国，凭着对于精神分析学说的初步了解，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郁达夫践行着自己的文学创作。力比多是精神分析学说重要的观点，力比多被认为是无意识领域中最强盛的性冲动，而这种冲动在现实社会中是被自我意识所压制的，但是这种受到压制的冲动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化为一种为社会和道德上允许的一种形式———文学或者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郁达夫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总带有一种感伤的氛围，这确实与当时社会环境对于知识分子的压迫有关，但这种带有感伤的情调总是通过文中对于近乎病态的的描写所表现出来。这同样与作者自己的欲求得不到满足相关。身处压抑的社会、自身的任何需求无法满足转而通过文学中的描写进行发泄。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学说观点的暗合。
二、20世纪30年代
随着文学自身的不断吸收和发展，在进入3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多种风格并存的创作风貌。其中有坚持革命文学、坚持文学成为社会革命重大支撑的左翼文学；标榜自由、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化与商业化的京派文学；与商业化、市场化相适应，以文化市场、读者为依托的海派文学。这三种拥有各自创作风格的流派创作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主张现实主义和社会剖析小说的作家茅盾，积极地反映了时代给予他的表现任务，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社会各个阶级、反映社会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在其后期《寒夜》的创作中，在大方向上一直坚持着反映社会平凡人民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但在主人公心理和精神的开掘上，作者注意深入挖掘了主人公潜意识。精神分析学说将人的心理结构分成三部分：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处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是指此刻不在意识之中，但经过认真思考可以回忆起来的一种意识。茅盾正是运用了这种潜意识的描写，将女主人公多少年来潜移默化的受压制的情感全部倾泻出来，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完满。认真构建自己“人性小庙”的京派重要代表作家沈从文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民族传统的文化与精神分析较好地结合起来。沈从文着重于在小说中表现人性的真善美，在其重要代表作《边城》将地方色彩与民族传统优秀结合起来。细读《边城》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精神分析学说。《边城》中翠翠的父母其实是因为其性本能被压制最终选择以死亡冲破这种压制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人的生存本能，的内驱力是一切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就沈从文本身也追寻着人性的健康发展的思维传统，这种中华传统的哲学思想与，精神分析学说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多样的人性侧面。
三、20世纪40年代
张爱玲是40年代重要的通俗小说作家，也是现代文学历史上重要的女作家。40年代文学依然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劲头，精神分析学说同样也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里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地较为明显。张爱玲的小说中总会涉及到男女的情爱，如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这很大程度上与张爱玲自身的爱情经历有关。在见证了自己的父母失败的婚姻之后，张爱玲对于自己的婚姻生活抱有很大的期待，但其自身的爱情失败让她体会到望而不得的失落。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心灵的反作用是指以人的相反的态度来掩盖某种理智上不能接受的无意识欲望和本能冲动。张爱玲这样一个十分向往真挚爱情的作家，在文中经常发出“世间哪有真挚的爱呢？”等等这样呼唤，实际上就是对于自己对于爱情的望而不得寻找心理上的一种平衡感。弗洛伊德同时强调作家幼时的记忆对于作家的创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张爱玲出身于封建官僚家族，对于封建官僚的家族内部十分熟悉，因而在其作品中经常出现，如《金锁记》的姜公馆等都是其幼时记忆中最为熟悉的一部分，作家也很自然地将其变为自己创作中最为得心应手的组成。精神分析学说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并且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参与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其中包括对于90年代女性文学对于自身的确认等。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对于中国批评文学理论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其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作者：孙小竹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石向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J］．博览群书，2008，05．
［2］李婉．精神分析的中国之旅（1914－1949）［D］．河北师范大学，2014．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2
[关键词]张爱玲 “负能量” 阅读深度
[中图分类号] G633.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310031
很多高中生在读张爱玲时，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认为张的文章太冷血，充斥负能量。我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冷血”是其刻意披上的外衣，“冷静、理解和包容”才是真正的内核。下面我想通过《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这个人物来谈一下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以及从中体现出的张爱玲对人生、对生命的解读。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那么，曹七巧彻底的什么呢？彻底的病态？彻底的疯狂？抑或彻底的孤独？
客观地说，曹七巧也是遗老家庭里的牺牲品。姜老太太的一念之善，让她做了残废公子的正室。她的人生却也从此走向了那无爱、没落的亡路，黄金欲、恋被近乎窒息的压抑着。然而，压抑有多沉重，寻求出路的渴望就有多迫切。当两种欲望撕扯着，挣扎着，像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灼烤得她痛不欲生时，她终于做出了选择，从此用黄金的枷锁紧紧套住自己的思想，也套住自己的命运。
“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多少孤寂无望的日子里，她一直以此作为精神的底层支柱。然而时间的流逝和无情的现实迫使她慢慢地失望下去了，也慢慢明白了姜季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至于那一点“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只能作为无人时落泪后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T了，所以，当姜季泽来到她的面前时，所谓的理性使她果断地拒绝了。当然，拒绝的苦痛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恐怕只有当事人可以知道了。
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现，那么泯灭了这渴望，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由一个有着情感的麻油店老板的女儿，逐渐变成了一个无爱的、麻木的，更可怕的是邪恶的灵魂。
不幸她还是人母，是婆婆，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病入膏肓，还要将身边的人拉来做陪葬。黄金欲变成了盲目的破坏力量。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傅雷）她不允许在她的世界里，还会有幸福的人存在，纵然这个人是她唯一的儿子，所以，她没有放过他。她当然也没有放过自己的女儿。七巧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彻底毁掉了女儿的爱情。
在曹七巧看来，只有金钱是真实存在的，是温暖的，至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只不过是虚幻的无法把握和控制的梦境，是不能用来作为生命依据的。也许这就叫作命运吧，她最终只能在自己一手造成的世界里自我折磨，也折磨别人。
曹七巧疯狂了，病态了，而彻底的疯狂与病态又把她推向了彻底的孤独。
她知道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也恨她。……
繁华落尽，空余苍凉。
曹七巧只是一个典型，张爱玲的小说中多有这样“无爱”“孤独”的女性。果然是“冷血”的张爱玲？！
然而细加考量，张爱玲恰正自觉地以、以非理性来解释人性。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处于何种生存状态，都离不开整个社会，换句话说，个人的悲剧其实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张爱玲没有像当时很多作家那样从正面的角度去激励正处于革命时期的人们，尤其是女性，去为了自由和解放勇敢地抗争，也正因此，许多批评家认为她的作品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不管张爱玲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的，个人以为，她的冷静的笔触下的那些平凡、不幸，甚至性格扭曲的女性，何尝不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生的残酷，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大不幸，从而使得我们在追求崭新生活的时候会义无反顾。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3
[关键词]怨女张爱玲婚姻价值观
张爱玲小说一贯的底色是悲凉，而《怨女》作为她的代表作之一，让读者对女主人翁的不幸人生和自身的弱点深感同情与指责，我想“怨女”之“怨”更贴切的理解应该为心灵深处的一种“孤独、幽怨”，而不是表面所理解的“不满、怨恨”。银娣一生为了追求表面的风光，放弃了小刘，这注定她只能享受生活物质上的满足，而缺乏爱情这精神层面的慰藉。人往往追求的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越得不到越显得珍贵，比常人更加向往爱情，而从文本中我们得知，银娣是在现实面前放弃过一次爱情，结婚后曾试图追求，两次的失败使她退到鸦片的麻痹中度过余生。所以，银娣的幽怨表现在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希望，而这种求不得所产生的内心的惆怅、不可排解的忧愁，对命运的无奈就形成了小说的基调。但是，张爱玲不仅仅是想让读者同情可怜银娣，更重要的目的是从更高层面去分析她成为怨女的根本原因。
银娣从始至终都在埋怨她上了媒人的当，可是，这真是一场欺骗的婚姻吗？难道她没有自主选择权吗？我想她一生的孤独不仅是性格所致，更是自身处境以及价值观、弱点等所造成的。
一、性格决定选择，处境决定最迫切需要
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选择，长得漂亮，父母双亡，帮哥哥的麻油店站柜台算账，十八岁大龄女青年，从小说的开篇银娣的出场已经交代了银娣家境贫寒，出身低微，人一般情况下会向往自己所未拥有的东西，所以出身低微的她造就了她期冀富贵生活的心理。从银娣跟顾客以及哥嫂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的性格是泼辣、虚荣、刚烈、好强，在这样的心理和性格的驱使下她最终选择了高攀姚家二少跻身上流社会，摆脱自身贫困的境况，而不愿意嫁给药店小刘。小刘能给予她的仅仅是爱情，却不能给她金钱的享受。在张爱玲眼里，爱只是贫穷人的奢侈品，更是女人一生无法从男人身上得到的虚无的东西。
另外，银娣在娘家的处境使她对爱情失去了信心，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失去了爱心，哥嫂一直当她赔钱货，不顾她的幸福，为了不用帮她办嫁妆让她做二房，所以在她的世界里，亲情、爱情都是虚的，是贫穷人没法享用的，金钱才是生命的保障和生存的依靠。贫穷的生活、哥嫂的冷漠是她选择姚家二少的现实原因，摆脱贫穷的现状意味着摆脱让人看不起的窘况，这也是她最迫切的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理论中的基本出发点中指出当多种需要未获得满足前，首先满足迫切需要，该需要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示出其激励作用。根据马斯洛的理论，银娣当时最迫切的需求即是走出娘家，寻找一个有经济依靠的婆家，尽管这个婆家没法满足她归属与爱等更高层次的需要，但至少可以满足她对于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追求,而不会像她所想象的“她将成为她哥嫂的穷亲戚，和外婆一样。人家一定说她嫁得不好。”[1]张爱玲小说中还原人性的世俗形态。她认定“饮食男女”是人生“朴素的底子”，有着“永恒的意味”，是人摆脱不了的兽的性质。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当“饮食”受到威胁时，甚至爱情都不顾。[2]人物的行为是功利的、庸俗的，所以，银娣也是张爱玲笔下众多俗人的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物，这也是她最终成为怨女的另一个原因。
二、功利主义和落后的封建婚姻的价值观是银娣在男权社会中借助婚姻改变贫穷的命运的主观因素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物，人不仅存在，而且对自己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有所认识、有所反思、有所选择。生存价值就是人们对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综合的、整体的认识和反思。人的生存蕴含着价值，人的活动以价值为核心，人的生存价值主要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不同生存价值的追求和选择形成不同的生存价值观、不同的生存状态。”[3]银娣的生存价值观是功利主义婚姻价值观，持这种婚姻价值观的人总是希望从婚姻中获取什么，他们往往把门第、财富、名誉等当成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即使她从心里喜欢一个人，也会因条件不适合予以筛除，她把婚姻庸俗化，为了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不惜牺牲爱情。“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观念致使她把爱情当作与物质想交换的筹码。她宁愿相信金钱能给她的生活带来安稳，也不相信爱情，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她可以克服害怕瞎子的缺点，小说中“她看见街上的瞎子就有种异样的感觉，又讨厌又有点怕”，[4]而她的这种功利主义不仅仅体现在她自己的婚姻抉择上，在小说中还多次体现，比如当她嫂子有意思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她当儿媳妇时，她拒绝了，因为她打心里看不起哥嫂这一类穷人；
落后的封建婚姻价值观，任何与爱情分离的婚姻都是不健全、不完善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陈腐的制度的结果是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对象，更谈不上爱情，所以，在选择对象上更多考虑个人条件之外的因素，如婚姻的缔结能给家族带来什么好处，能否传宗接代、光耀门楣等。银娣对待婚姻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不道德的无爱婚姻，在两种选择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爱婚姻、无爱家庭的生活方式，嫁给不同的人，意味着嫁给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依附男人的少奶奶的生活，如同俗语“夫贵妻荣、母以子贵”，她的价值被局限于家庭之内，表面风光，实际上就如文本中写的“上一代下一代人中间没有她的位子”[5]，《怨女》中所构建的男权社会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种代表，一种看似依赖，实际只存在金钱上的一种安全，而精神上却是一种残缺、不可靠，不信任。姚家老二是身体的残疾，姚家老三是不务正业、、窝囊，而男人掌握天下的本事几乎没有，废物一般，由于姚家老二的没用，银娣慢慢熬成了男权社会中的主角，是她生了玉禧，是她利用分家的财产维持一个没落的家庭，是她为玉禧讨了妻妾。从始至终她忍受着一切歧视，也曾天真地想从姚家老三得到爱情，经过上吊自杀未遂、老三的两次借钱，让她彻底明白在这样的男权社会中，紧紧抓住金钱胜于一切，渐渐更加坚定功利主义的生存价值观的信念。
三、国民劣根性的体现
1.冷漠。我们从银娣身上的言行中感受到她对待周围事情的态度是十分的冷漠，一副冷冰冰的形象树立在读者面前，她冷酷地对待主要社会关系如兄妹、夫妻、母子、亲戚、婆媳等关系，对他人的痛苦和困境视而不见。哥嫂的几次借钱都被她拒绝了，唯一一次也是为了自己面子，不得不自己掏钱给哥哥办满月礼；她故意把念珠夹破戏弄眼睛瞎的丈夫，跟姚老三在寺庙厮混的时候嘴巴还诅咒丈夫；至于母子，她除了教儿子抽鸦片，还挑破离间他们夫妻感情；对待进门的丑媳妇，她冷漠、尖酸刻薄……银娣的这种冷酷让她周围的人都远离她，最终剩下的只有一丝的悲凉和永远的孤独。
2.缺乏自省，重蹈覆辙。
银娣把她嫁给姚二少归结为上了媒人的当，那么她却在为儿子选媳妇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只考虑金钱，不顾儿子的幸福。就如当初哥嫂不顾她的幸福劝她嫁给姚二少，虽然小说中她曾提到不再上媒人的当，但从她为儿子选择冯家小姐当妻子的行为中看出她显然是缺乏自省，才会重蹈覆辙。至于对待她所喜欢的姚三少，她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相信，一次死的教训还没让她清醒，姚三少的第二次借钱才彻底让她明白他不是喜欢她，而是想在她身上捞钱。
3.药物麻痹自我。
张爱玲的小说中，鸦片不单是男人独有的享受，很多女人最终也惹上瘾，过上颓靡的生活，银娣就是其中一个。一个精神空虚、梦想无法实现、活在虚幻现实中的人才会恋上鸦片，才会依赖麻痹自我，忘却疼痛，逃避现实的不美满。可以说这是国民劣根性最典型的，银娣最后在鸦片的迷雾中回味过去，做着她的鸦片梦。
银娣的一生是孤独的、悲凉的，在我们同情她的同时，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她虚荣、泼辣、尖酸刻薄的性格，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国民劣根性的呈现。
[参考文献]
[1][4][5]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怨女[M].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1997.15.12.91
[2]耿春红.对传统价值观的消解――谈张爱玲作品悲剧的现代精神[J].高教论从，2003.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4
[关键词]人物悲剧；半生缘；小说特点；性格色彩
一、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的剧情分析与故事色彩解读
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人物形象刻画得比较生动，对人物个人特点的具体分析，使得人物的性格与精神面貌跃然纸上。这本小说主要描写了顾曼桢、许叔惠、沈世均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他们三个人同在一个纺织厂工作，顾曼桢在工厂的写字间工作，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渐积累感情并且爱上了沈世钧。但是，沈世钧寄居在许叔惠家，许叔惠的家人却打算撮合他与顾曼桢之间的婚事。但是，许叔惠对于顾曼桢并无爱恋之情，他们三人在一次南京之行之后，许叔惠爱上了原本是许配给沈世钧的女子石翠芝。无奈，石翠芝家里人的门庭与礼教观念非常深重，对许叔惠非常排斥，最终拆散了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许叔惠伤心之余远走美国留学。顾曼桢与沈世钧真心相爱，可顾曼桢却被姐夫，无奈之下，顾曼桢嫁给了其他人，沈世钧娶了与自己并没有感情的石翠芝。全文中充满了悲剧的色调描绘，无论是描写顾曼桢和沈世钧在工厂写字间的交谈与互动，还是记录两人在夜晚的上海手牵手肩并肩的耳鬓厮磨，都无不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危机感。作者在描写原本属于快乐与喜悦的场景制式，却留下了一根故事的隐藏悲剧线索，让读者时刻都能够感受到不祥之事将要发生的压抑感。本书表现了作者对于旧社会封建礼教的不满，表达了对于自由、平等与美好的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
二、女主人公顾曼桢命运的悲剧性分析
小说《半生缘》是女作家张爱玲的最优创作之一，这部书对于后世爱情与伤痕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半生缘》中的任务性格描写方式别具一格，并且始终使书中的人物笼罩在浓浓的不安定的悲剧色彩之中。张爱玲描写主人公恋爱的感受，顾曼桢与沈世钧相遇时“立在美丽深潭的边缘”，张爱玲的笔下埋藏了比较强烈的内心隐喻。顾曼桢与家人产生矛盾时，她的心情就像“热水瓶里直冒热气的水”，给顾曼桢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本书中的主人公顾曼桢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子，她与姐姐顾曼璐以及母亲相依为命。在工作中，顾曼桢爱上了原本是自己同事的沈世均，并且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是，在旧社会的上海，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青年男女在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生活时，却要承受着外界的非议以及生计的压力。顾曼桢为了给家里贴补家用，除了每天在纺织厂的写字间担任文书工作，还要兼职一份家教工作。繁重的日常劳动与长时间的上班时间，让顾曼桢的身体条件逐渐下降。顾曼桢的生活转机因为沈世钧而发生改变，沈世钧在上海与顾曼桢逐渐越走越近。沈世钧的出现为顾曼桢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而顾曼桢的善解人意与温婉可人也让沈世钧感到了极大的安慰。在日后的交往中，沈世钧越来越对顾曼桢产生了依赖，沈世钧从南京老家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顾曼桢告白。在恋人的相拥与相互扶持中，顾曼桢感受到了人生的方向与爱情的美好。但是，命运对于顾曼桢却是不公平的，两个相爱的人始终无法走到一起。残酷的社会现实让顾曼桢这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与真实美好爱情生活的女子不得不屈服。在与沈世均相爱和交往的过程中，顾曼桢不得不承受生活中的各种压力，还要帮助自己的大姐顾曼璐排忧解难。但是，在小说《半生缘》中，勇于追求自己幸福美好生活的顾曼桢却没有被幸运女神所眷念。自私的大姐顾曼桢为了满足丈夫的，设下一个险恶的圈套迫使顾曼桢被，使得顾曼桢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三、男主人公沈世钧命运悲剧性的分析
《半生缘》是一部追求高雅与通俗融合的小说。沈世钧与顾曼桢在一起的时候是快乐的，他与她的相遇，对他来说犹如“生之喜悦”，对于她来说，犹如“穷苦小孩捡到破烂的小玩意”。沈世钧的爱情生活受到了父亲的控制，也受到了女方家中男权的侵扰，最终让沈世钧感受到了“万箭钻心”般的痛苦。全书深度剖析了男权、父权和金钱对于恋爱男女人性、爱情、婚姻的压抑、扭曲和摧残。
张爱玲小说《半生缘》中的男主人公沈世钧原本是江苏南京籍人士，他的老家家境比较殷实，在前往上海工作的过程中，认识并且爱上了上海女子顾曼桢。沈世x在上海过得并不如意，每天繁重的工作和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年轻的他不堪重负。沈世钧生活在亲戚许叔惠家，寄人篱下的生活也给沈世钧带来了苦恼。但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的同时，也会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沈世钧的求爱之路一再遭到挫折一再碰壁，当得知顾曼桢陷入家庭犯的悲剧之后，他想要继续帮助顾曼桢，却遭到了顾曼桢的拒绝，在悲愤交加之下，沈世钧只好选择了妥协，他无奈地向残酷的现实低头，回到了南京老家娶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女子石翠芝。故事的男主人公沈世钧的身上也笼罩着比较强烈的悲剧光环，他的爱情生活遭到了残酷现实的打击，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却不得不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最终陷入了绝境。
四、男主人公许叔惠的爱情悲剧分析
小说《半生缘》中的另外一个男主人公是许叔惠，他的爱情生活也以悲剧故事作为收尾。许叔惠原本生活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许叔惠的家境并不好甚至来说有几分窘迫。拥挤狭小残破不堪的上海弄堂民居中，许叔惠一家接纳了来自南京的沈世钧。
沈世钧与许叔惠是亲戚关系，但是在上海这个工业生产环境氛围紧张的社会中，这种亲戚关系却变得寡淡。上海市井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与自私自利，让许叔惠感到厌倦，感到了不适应。许叔惠原本在上海的以及纺织厂拥有稳定的工作，由于顾曼桢经常到访许家，许叔惠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儿子和顾曼桢可以结下一段良好的姻缘。但是，顾曼桢造访许家的原因却是与沈世钧相会，长此以往，许叔惠的家长感到很不满，逐渐对许叔惠和施压，要求儿子追求顾曼桢，也希望顾曼桢能够逐渐接纳许叔惠。但是，许叔惠喜欢的人却不是顾曼桢，而是在南京认识的大家闺秀石翠芝。无奈石翠芝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礼教大家族，对于家境一般无权无势的许叔惠非常排斥。在多次努力毫无结果之后，许叔惠选择了远走海外求学，而与他真心相爱的石翠芝也与他人接了婚。命运对于许叔惠来说是不公平的，许叔惠在一次偶然的南京之行中遇上了自己的真爱，命运却在后来的日子中给许叔惠开了一个玩笑，本来相爱的人却无法在一起。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5
张爱玲认为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正是人生飞扬的一面的底子。张爱玲用《传奇》扉页上的这样一段文字解读自己这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由此可见，张爱玲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凡俗的生活，不管历史的车轮如何滚滚向前，《传奇》中的人物热衷的都是柴米油盐、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谈婚论嫁，躲不开、离不了的都是爱人、情人、父母、儿女，各种拐着弯儿的亲戚。总而言之，家庭是《传奇》演出人生悲欢的最大的、最主要的舞台。也正是张爱玲对婚姻恋爱、家庭生活的重视和生动描摹，让读者在品味作品中不彻底的人物、苍凉的手势和悲凉的人物命运之余，不得不关注到那一个个像是被蚤子啮噬过或啮噬着的病态的、充满着矛盾的家庭以及这样的家庭给予子女们的不当家庭教育。教育作用与价值在文学作品中是隐性存在的，本文在解读张爱玲的《传奇》时，尝试关注其中蕴涵的家庭教育价值并予以剖析，以期抛砖引玉。
《传奇》中充斥的自私、享乐的生活氛围警醒世人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教育的根本。
张爱玲是现代海派文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从艺术气质上把握了市民阶级的心理，开拓出都市民间的新空间，主人公大多表现为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传奇》的日常起居、家庭生活颇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洋场特色，并且几乎都是负面的，一派混乱，充斥着自私、虚伪、享乐甚至之风。《花凋》中的郑家，郑先生、郑太太小小的发了点财之后，便在女儿郑川嫦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并且在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墓碑的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着无限深情的话语：“……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1]161正当读者为其眷眷深情感动之际，作者的一句“全然不是这回事”[1]161，揭开了郑家家庭生活和家庭氛围中的虚伪的面纱，展现出其自私、冷酷、耽于一己享乐的底色。
郑家除了郑先生夫妇，还有四个女儿三个儿子以及下堂妾，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混乱，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然而，“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1]163此外，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私，人人只为自己打算，只顾自己享乐，张爱玲在《花凋》中对于亲情与爱情的冷漠与厌倦描写得很是刻骨。郑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因此，她就格外被忽视。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
作者说郑川嫦在家里受的委屈，对于她实在是再没有过的严格的训练。这句语，不无讽刺意味地表明，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种家庭生活会对川嫦以及她的姐弟们有着怎样负面的影响。在郑家有“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1]164。正当最好年华的川嫦不幸患上肺病之后，她的亲人们最关注、最计较的是金钱，而不是她的生命。她的母亲怕她的先生知道自己有私房钱，不拿钱出来给女儿买药，郑先生的一番言语更是自私透顶，让人不寒而栗：“现在西药是什么价钱，你是喜欢买药厂股票的，你该有数呀。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1]178毋庸置疑，这样夫妻无爱、父母失和、亲情淡漠的家庭缺失良好的家风，是无法给予孩子健康的教育和幸福的生活的。传奇用鲜活的形象启迪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培育良好的家风是家庭教育的根本。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世及生活习惯等，每个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
《传奇》展现的以拜金为主的功利性家庭教育价值取向警醒世人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教育的基础。
本文所说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主要是指人们对其子女教育价值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教育行为取向的标准，它基本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定了家庭教育的方向、目标、方法、内容等家庭教育的方法内容。”[2]我们在《传奇》中混乱、自私的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梳理出其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功利。《琉璃》《花凋》中的女儿们有一个共性，就是美貌。对于郑家和姚家的女儿，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家庭给予她们的教育以及唯一目标和出路就是做“女结婚员”，并且要努力谋得好的婚姻。父亲用女儿们巴结人，谋求升职，女儿们也以嫁得好自矜。父母对女儿婚姻的要求就是对方有钱、有权势、地位，至于年龄、长相、性格、气质那是无须在意的，即使那个男人“椰子似的圆滚滚的头。头发朝后梳，前面就是脸，头发朝前梳，后面就是脸”[1]142。对于不合乎父母标准的恋爱和婚姻，父母是要极力挞伐和阻挠的。
姚家和郑家乃至《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等白家女儿，正如作者对川嫦的评价的那样：“是没点灯的灯塔。”[1]162没有独立的精神追求，没有灵魂，更缺乏平等、自由等现代意识，既是父母功利、享乐价值观的一粒棋子，也是牺牲品。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琉璃瓦》《花凋》等作品，读者会鲜明地感受到这些大家庭的家庭教育既缺乏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处世做人、以德为本的重德主义价值取向和诚信做人、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也缺乏现代家庭应有的尊重个性、重视人格、个人全方位发展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现代家庭教育应该以此为鉴，树立积极正向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
《传奇》中“去势”的父亲形象和男性形象警醒世人人格渗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
当然，家庭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仅父母影响孩子，孩子也对父母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家长的角度进行讨论。本文所说的“人格”不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个人品质或者名誉，而是指这个人所思、所言和所行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传奇》中男性形象遗老遗少不少，家里虽然表面上维持着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模式，但是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生理上，张爱玲笔下这些男性形象已被“去势”，甚至干脆是缺席的，比如《金锁记》。“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3]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男性形象的精当概括。《传奇》中的那些父亲形象亦是如此，他们从外形到内心，从精神到人格，都是苍白空洞的。《花凋》中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张爱玲说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其生活经历就是连演40年的一出闹剧。他不仅保守、怯懦，而且极端自私，面对病中的女儿却这样抱怨“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1]178《茉莉香片》和《心经》中的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和许小寒的父亲许峰仪，虽然有着不俗的仪表，内心却充满阴暗。以聂介臣为例，他曾是纨绔子弟，对聂传庆的生母因爱生恨，并把这种怨恨转移到聂传庆身上，人格渐渐扭曲。在生活中，他没有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给予真诚的爱与尊重，而是以冷漠、刻薄、粗暴对待儿子，不仅造成儿子耳聋的残疾，还对聂传庆心理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聂传庆越来越孤僻、懦弱、沉溺、自卑、敏感，最终性格变态以至犯罪。在很大程度上，聂介臣是造成聂传庆悲剧的源头。
张爱玲在传奇中塑造了一群或徒有其表或身体残疾、精神残障的丑陋男性，他们缺乏高尚的人格，没有责任感，毫无积极、健康的精神追求，耽于享乐，已经与父亲原有的伟岸形象相去甚远，是失掉宗法社会赋予男性正统的精神的“去势”者。作为父辈，这样的丑陋人格及其表现出来的丑陋言行——狂滥赌、昏聩丑陋、猥琐无能注定是无法给予子辈精神滋养和正向能量的。但是作为审美形象，他们依然有教育价值，给读者以启示。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不管是良好的家风还是积极正向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都需要家长言传身教，形成人格渗透。人格渗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方式，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总之，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的现代社会，《传奇》通过文学手段展示的家庭生活、家庭教育问题以及不当、不良家庭教育的恶果，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启示意义，可视为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2] 张梅，胡学亮.日本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及其背景——兼与中国的比较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2011（03）.
[3] 常彬.类型各异的男性世界——张爱玲小说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6
然而,由徽剧、汉剧等地方剧种扎根北京而形成的京剧,其表演艺术与文学水平却发展得极不平衡。在京剧的早期历史上,表演艺术家可谓人才辈出、流派纷呈,但京剧文学家则凤毛麟角、乏善可陈。京剧剧目多是由艺人移植兄弟剧种的传统剧目,或改编自历史故事、笔记小说之类,由于艺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此,水词随处可见、错讹不绝于耳,自然长期以来就难免受到文学性贫乏的诟病。进入二十世纪,经过齐如山、罗瘿公、金悔庐、陈墨香、清逸居士、翁偶虹、景孤血等传统文人的努力,、欧阳予倩、吴祖光、汪曾祺等新式文人的参与,俞大纲、陈西汀、陈亚先、郭启宏、习志淦、谢鲁、罗怀臻、李莉、王安祈等当代文人的开拓,京剧的文学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京剧的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剧本的文学性至少应该包含:台词本色当行、意蕴丰富,情节引人入胜、层层深入,结构巧妙合理、不枝不蔓,人物个性生动、具有人性的深度,主题思想深刻超越、能以自由狂欢的精神审视人类的悲剧性和喜剧性等等。优秀的剧本文学足以刺激表演艺术家的创造欲望,激活沉睡的艺术传统,挑战表演的潜在可能性,开辟表演艺术的新天地。这就是本文所谓的表演与文学的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三十年来在文学和表演相得益彰的融合上取得了高度成功的作品,至少可以举出湖北省京剧院的《徐九经升官记》、《膏药章》(朱世慧主演、习志淦、谢鲁等编剧),上海京剧院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童芷苓主演、陈西汀编剧)、《曹操与杨修》(尚长荣主演、陈亚先编剧),江苏省京剧院的《骆驼祥子》(陈霖苍、黄孝慈主演、老舍原著、钟文农改编),云南省京剧院的《凤氏彝兰》(主演、李莉编剧)等等。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台湾“当代传奇剧场”改编自希腊悲剧、莎剧和荒诞派戏剧的《欲望城国》、《王子复仇记》、《楼兰女》、《奥瑞斯提亚》、《李尔在此》、《暴风雨》、《等待果陀》(主演吴兴国、魏海敏)等系列演出。
所以,不断地追求文学性,不断地拥抱文学,最终实现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京剧改革的努力方向。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内,这种结合不仅实现了,而且硕果累累。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世纪,当大陆的京剧在拥抱文学的道路上呈现停滞与徘徊的状态时,台湾京剧则在这条大路上越走越潇洒。除了“当代传奇剧场”新作迭出之外,著名戏曲学者王安祈教授担任艺术总监的国光剧团也给京剧发展带来了新景观。这次为世博会台北文化周助阵的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京剧《金锁记》,正是一部表演与文学相得益彰的成功之作。
改编张爱玲的作品,是公认的艰难之事。最难之处,就在于如何传递出她所有作品共有的底色――不是简单的吟颂风月,不是无端的刻薄怨毒,更不是没落贵族的无病,而是在品尽无常、看穿世相之后依然难掩的悲悯,或者说,就是她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的那两个字――苍凉。当然,要将张爱玲那精炼到近乎吝啬的文字凝成的短章,扩展成从人物到冲突各个要素一应俱全的一出大戏,在技术上也是有难度的,这对创作者同时提出了文学体悟和艺术表现上的双重要求。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小说里,她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曹七巧,一个被扭曲的折磨得变态、疯狂,最终在“黄金铸成的枷锁”里自我毁灭的可恨又可悲的女人。这篇小说曾经多次被搬上舞台和屏幕,但都无一获得令人信服的成功。而传统框架里的京剧,大多拘泥固定的程式和行腔,让人很难将其与意象无限的张氏作品联系起来,国光剧团的演出于是担负起了为“张迷”和戏迷同时“释疑”的艰巨任务。
此次,京剧通过《金锁记》给人以全新的观感,而张爱玲的作品由此也找到了最贴切传神的演绎典范。和传统京剧的编排方式不同,《金锁记》里采用了很多现代剧场的表现形式,整台戏从布景到化妆,从演员的对白到走位,包括整个故事的结构设计,都完全是话剧式的;剧中多次出现的时空交替、虚实对照的场景,又在舞台上营造出电影蒙太奇式的效果。比如全剧由一个精心设计的梦境开始,梦中的曹七巧和少女时代的爱慕者小刘成了亲,生下一双儿女,一家人日子过得清苦却其乐融融,但小刘一声“七巧”的叫唤,却猛的把她拽回冷硬的现实,此时梦中人物退下,姜家大宅里富贵豪奢却冷漠压抑的环境在舞台清晰浮现,与曹七巧错失的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再有姜家三少成亲的一场戏中,姜三少成亲的场景、曹七巧当年嫁入姜家的场景、曹七巧幻想中和三少成亲的场景、以及和病瘫的丈夫屈辱相处的场景,同时出现于舞台上,相互叠印。在唱腔上,此剧也没有搬用传统京剧西皮二黄的行腔,而是根据剧情的需要,为人物重新设计了唱腔,唱词经过编剧的精心打磨,更是有了如昆曲一般的雅韵,于是整个戏在突出京剧标识的同时,又符合现代审美趣味,给人以既是京剧又不止于京剧的丰满感受。张爱玲用洞穿一切的尖利笔法构筑的那个“华丽而苍凉”的世界也在剧中得到准确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