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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同行范文1
近年来，青少年的体质不断下降。随便你进入一所学校，你都会很轻易地看到一个个“胖墩”可爱的身影；而一副副眼镜也不容辩解地搭上了许多同学的鼻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今年启动了“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要求85％以上的学生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以上，小学生每天坚持跑步1000米以上。
方案出台后，家长们开始议论了:1000米，一趟跑下来，孩子会吃不消的；那么长啊，跑完之后肯定会流汗，冬天快要到了,时冷时热,孩子着凉了怎么办？我们却不像家长们那样担心，体育课本身就是要运动的，跑步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更何况，大多数同学本来就很喜欢上体育课。不管怎么说，每天锻炼总是没有坏处。
从10月27日开始，学校组织五、六年级同学每天坚持长跑。起初，每天绕操场跑3圈，后来增加到了5圈。为了让长跑的气氛更加活跃，每个班级都精心准备了一个长跑口号。跑步时，领跑员喊口令，同学们叫口号，配合得自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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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型组织；中国传统文化；契合
中图分类号：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9-0016-02
1 学习型组织的背景内涵
学习型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被认为是新世纪管理新模式的理念。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因提出“学习型组织”而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指出：“所谓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具有高于个人绩效总和的综合绩效。”马恰德（Marquadt） 指出：“系统地看，学习型组织是能够有力地进行集体学习，不断改善自身收集、管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以获得成功的一种组织。”沃特金斯和马席克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改革组织本身的组织。学习在个人、团体、组织或组织共同体中产生。学习是持续性的，并可以战略性地加以运用的过程，而且可以统一到工作中或者跟工作同时进展。学习不仅导致知识、信念、行动的变化，还增强了组织的革新能力和成长能力。
2 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特征
（1）学习型组织的组织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共同愿景促使组织成员朝一个共同的目标迈进。在学习型组织中，组织成员学习是组织开展工作和发展的需要，组织正是通过其成员个体的不断学习、进步而获得组织整体进步、发展的。
（2）学习型组织善于不断学习。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过程包含四个“强调”，即：强调“终身学习” 、强调“全员学习” 、强调“全过程学习”和强调“团体学习”。
（3）学习型组织的成员善于自主管理。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自主管理”是使组织成员将工作和学习紧密结合的方法。通过自主管理，组织成员可以自己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自己选择伙伴组成团队，选定改革、进取的目标，进行现状调查，分析原因，制定对策，组织实施，检查效果，评估总结。
（4）学习型组织的特点――扁平化。扁平化组织的特点是管理幅度大，管理层次少，这样的组织有利于基层人员的成长。由于组织结构扁平化，在组织中上下级的信息传递快，管理层次少，信息失真少，决策的速度快，决策能迅速形成。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建立学习型组织有利于节省管理费用开支。
（5）学习型组织由多个创造性团队组成。由于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权力下放到每个团队，团队是最基本的学习单位，组织的目标是由团队来间接达到的。因此，学习型组织由多个富有创造性的团队组成。
（6）学习型组织重视文化开放和系统思考。学习型组织建立了新的学习模式，有开放的文化，也重视开发系统的思考能力。在学习型组织中，一方面，组织成员彼此接纳，坦诚相见，相互信任，相互学习，分享所得的信息及结论；另一方面，学习型组织用系统的思考和整体观看待问题并解决问题，帮助组织的领导者和其他成员重新审视组织价值观念和组织文化，更全面地分析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增加组织对于外部环境挑战的能力，促进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7）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的新角色。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领导者的设计工作是一个对组织要素进行整合的过程，而不只是设计组织的结构和组织政策、策略，更重要的是设计组织发展的基本理念；领导者的仆人角色表现在对实现愿景的使命感；领导者作为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界定真实情况，协助成员对真实情况进行正确、深刻的把握，提高成员对组织系统的了解能力，促进每个成员的学习。
3 学习型组织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3.1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主体意识
彼得•圣吉谈到他的理念与上一代思想家的区别时指出，他的研究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是承认改变自己的关键在于自己，组织不可能根本改变一个人，能改变的仅是人的思考与互动方式，这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回归与深刻反省。
“以人为本”是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标志，孔子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贵的。孟子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断。荀子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与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中国的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发挥主体意识以便与“天”一致，这是精神境界的升华与完善。
3.2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自我修炼、自我管理
学习型组织强调人的不断自我修炼、自我管理、自我超越。人们不断扩展他们创造生命中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 从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 从而形成组织学习的精神。
把人看作主体，强调其内心的修炼、超越、升华，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有云：“君子务本”，从管理学的角度理解，这个“本”就是要充实个体修养。“克己复礼为仁”，克己，自我克制，亦即自我管理；复礼，履行礼节，同样代表自我修炼， 自我约束。孔子对这种自我修炼、自我管理的境界，甚至用“仁”来称许，充分证明了这种自我修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
3.3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团队精神，强调集体主义的重要性
集体主义对组织学习至关重要，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五项修炼的重要内容，它是组织学习最为有效的学习单位。学习型组织认为组织竞争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团体智慧的提高。为什么个人的智商在一百二十以上，而整个组织的智商只有六十，原因在于传统的组织把团体看成一些个人简单组合，而没有真正发挥整体组织团队学习的威力，故而学习型组织特别强调团体学习的修炼,要求不断通过演练，提高团队学习的技巧，提高整个组织的智商。
《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中则写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同时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荀子也指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推崇的就是以大家庭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论断。
3.4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整体观念与系统思考
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中的核心法则。学习型组织要求将管理者的直线思维方式转变到系统的思维方式上来，不能把一切事情的发生归结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并非一切都是可预测、计划、组织和监督的，应该考虑到事物运行中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周易》将六十四卦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分层次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天、万物、人类社会、自然界意识形态便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做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 、“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为最高境界。由于在一个系统中，不同的部分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就要求人们在考虑问题时，必须进行综合考虑。要把具体问题放到系统中去，视其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出具体的处理决定。由此可见系统思考、整体观念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
3.5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无为而治”
学习型组织是一种“地方为主”的扁平组织，决策权向下层组织转移。所以，学习型组织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学习型组织中主要是通过学习来控制下层，而不是靠复杂的管理系统。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以及发展共同远景和共同承担企业复杂课题的能力。下层组织经过五项修炼可以到达地方自主、协调一致，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老子在《道德经》中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在，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为无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争”，“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所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无为不是拱手默坐，无所作为，而是循道而为，发挥人的主观努力，达到无所不为的目的。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都是“无为而治”的典范。
3.6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不断的学习
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理念。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在这种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动下，学习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校只是学习的一种场所，人的一生无法区分“教育阶段”和“工作阶段”，以大教育观念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
3.7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学习型文化主张组织与环境的适应。一般来说，一个组织不能去改变它所面临的环境， 而被动屈从于环境将意味着组织的淘汰。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组织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持续的变革才能适应环境，达到与环境和谐的状态。能够保持领先，甚至是基业长青的企业，如 GE、微软等，它们都是善于学习、能适应商业环境、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优秀组织。
中国文化以重和谐为重要特征。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天，天理，天道，即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人，人性，人道，即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合，即和谐、协调。天人合一的理念放弃了物我之别，主张物我之间亲密无间，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中国文化这种既不主动征服自然，也不被动接受外部环境的和谐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中得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1］罗伯特•B•登哈特等著，赵丽江译．公共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与祖国同行范文3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能力体系；网络培训平台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12-0114-04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3.12.022
一、模型构建的必要性
目前，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培训工作水平显著提升，但培训教师数量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水平低等“一缺两低”现象仍普遍存在。以新疆为例，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存在着覆盖面较窄、培训时长较短、培训内容单一、培训成本较高等问题。
在培训方式上，目前新疆地区培训主要依靠传统课堂培训实施，存在培训人数、培训时间和培训成本的限制。根据教育部语用司提供的信息，当前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教师为144780人，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教师为18342人，仅占总数的12.7%。约68.7%的双语教师三年未参加过培训，参加新疆地区以外培训机会更少；三年时间内人均培训时间仅4.19个月。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培训层次和时长很不乐观。
在培训内容上，目前更多集中在教学法、普通话等内容上，无法使受训教师形成完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曾煜认为“受传统课程观念及基础教育现有课程体系的影响，教师培训集中围绕国家课程的教学要求展开，不仅不适应教师多样化的学习要求，更不适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依托的远程教育技术有了长足发展，解决了传统课堂培训的部分不足。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培训的网络平台仍处于起步阶段，且依然存在培训内容单一、培训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
基于以上不足，本文尝试构建了一个五位一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网络培训平台。
二、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网络培训模型构建
目前，关于“语言能力”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1965年，乔姆斯基提出“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认为语言能力是由原则系统和语言知识体系构成；海姆斯则提出了相对立的“交际能力”，认为交际能力可以理解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迈克尔·康纳尔认为，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社会语言一社交能力、语言策略（应付能力）能力、话语能力等四个方面。李宇明认为，“讨论公民的语言能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认字多少、字写得美观与否、背了多少诗词古文这些层面上，还必须考虑语种能力和现代语言技术的应用能力”。杨亦鸣等对教师口语语言能力体系进行了分类与阐述。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的培训中，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内涵的理解比较笼统和模糊，层次感弱，方向性不强。定义语言文字能力体系不能割裂语言知识和语用能力之间的关系，只有把内化的语言知识外化到实际运用中，才能构成完整的语言能力体系。本文认为，完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体系应是一个包括政策法规能力、基础语言能力、教师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艺术语言能力五位一体的完整结构：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首先应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必须具备基础语言能力，同时还应具备从事教师职业所必需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即教师语言能力。此外，教师作为社会人，应具有在社会交际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即社会语言能力。教师还应具备适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艺术表达和艺术欣赏的能力，即艺术语言能力。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国家通用文字能力体系的底层是“政策法规能力”。即能准确把握和理解国家政策法规中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包括国家颁布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少数民族地区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地区及行业系统颁布的相关语言文字法律法规。
第二层“基础语言能力”。其核心指公民履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所赋予其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权利的能力，即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能力。此外，还包括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汉语拼音和数字的能力。
第三层是“教师语言能力”。教师的职业语言是教师实施教育教学等工作最基本、最常用和最重要的工具。根据教学和教育的不同目的，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应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课堂教学和校园教育的语言能力。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也应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事与教学、教育相关的其他学校工作语言的能力。这些工作一般包括与全国其他地区教师之间的工作交流、在学校和领导及同事之间的交际，以及对民族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就业指导等。
第四层是“社会语言能力”。指在社会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为了沟通和交流的需要，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信息、表达思想、沟通感情的能力。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为日常社会语言能力，这包括在待客、宴请、打电话等日常社会情境下所应具备的语言能力：第二类为特定社会语言能力，主要是指人们在特定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目的时应具备的语言能力。如面试、谈判等特定场合中的语言能力。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而言，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社会交际的语言能力，不仅是提高其自身技能的需要，更是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培养学生人格素养。
顶层是“艺术语言能力”。艺术语言能力处于语言能力体系的最高层，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应具备适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朗诵、演讲、辩论、播音主持等语言艺术鉴赏和语言艺术表达的能力。艺术语言一般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可以运用艺术语言来表现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而学生则通过艺术欣赏来获得美感，并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加深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感知，增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的效果。
三、网络培训模型设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现实世界的模式，这一模式涉及储存信息的内部系统，而信息是通过人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获得的。学生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加工者（Bruner.J.S，1962）。这一理论是现代远程教育的基础，对网络培训平台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者通过网络构建的“现实社会”的模式，依据自身个性进行相应的意义构建，既可以发扬传统教育的精华，又能融合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基于此，构建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语言能力培训平台——“新疆双语教师语言能力培训I网”（http：//）。
1.网络平台架构
本平台基于Windows系统，利用PHP（Hypenext Preprocessor）语言，以MySQL作为后台数据库进行开发，并使用PHP类CMS系统——织梦内容管理系统（DedeCms）进行网站的维护和管理。平台采用B/S结构，学习者在客户端上无须任何专门软件，使用浏览器向Web服务器提出请求，服务通过中间组件与数据库链接，把请求服务的教学内容以Web页面形式通过浏览器反馈给学习者。
本培训平台的总体架构可分为五个层面：（1）导航。包括栏目导航、学习内容导航、网站功能导航等；（2）操作界面。操作界面是学习者使用本培训平台进行学习的接口；（3）网站功能。包含使用本培训平台可实现的各项业务功能，如：学习管理、模块管理、系统管理、资源管理等；（4）软件基础架构。包含技术框架、服务引擎等；（5）网络服务。包括平台培训服务的稳定性和数据存储的持久化。
2.网络平台设计
本网络平台根据已有模板进行设计，以绿色作为网站的主色调，并且始终保持整体风格的一致。包括结构设计、界面设计、导航设计、交互设计等。
（1）结构设计。根据培训内容，本平台分平台首页、教学模块、子模块三大层级：
（2）界面设计。界面设计包括平台首页界面设计、子模块界面设计和具体学习页面界面设计。
首页界面设计可以清晰地展示知识的结构，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标进行高效地学习。首页展示的各栏目板块使学习者能够迅速把握不同方面的学习内容，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特性，减轻学习者的认知负担。本平台对各模块对应栏目的位置、比例等进行分解设计，突出培训内容。
子模块界面的布局与整个培训模型的布局相协调，每个模块的右侧均有一个导航图和几个与各部分内容相应的导航条。导航图始终采用绿色加框字体显示，和整个网络平台风格一致，同时视觉上产生凸显的效果。
学习页面的界面展现的形式包含各种图片、表格、动态图像与文字等，赋予其丰富多彩的颜色。学习页面的界面重在加强界面的气氛、增加吸引力、突出重心、提高美感等。
（3）导航设计。本平台的导航采用汉语和维语双语对照形式展示，方便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的使用。首页各模块导航条设置在页面主体的上方，醒目大方；各模块的右侧还设计了子模块导航，方便在不同类型的学习内容之间切换。
（4）交互设计。本平台每一项学习内容的末尾均设置了评论框，学习者可以对学习效果进行反馈，也可以提出意见、建议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根据学习者的反馈，本平台将不断完善培训内容和网站框架。
3.模块设计
根据本文建构的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体系，结合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的特点，模型设计包括以下六个模块：
（1）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模块：着重介绍政府针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各项语言文字政策与规范（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语言文字规划纲要》《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等），并通过链接简介其他法规与文件。该模块在结构上通过合理的导航设置进行页面交互，内容上设置包括选择、填空等题型的练习专题，加强学习者对政策法规的掌握。该模块基于“材料驱动”理论，以教学素材输入为主，使学生掌握国家、地方及少数民族相关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宪法及其他法律中语言文字相关的规定。
（2）基础语言能力模块：包含普通话、标点符号和数字、规范汉字三个子模块。“普通话”子模块介绍普通话发音、汉语拼音规范使用、语音的规范化等；“规范汉字”子模块介绍汉字、现代汉字结构、汉字书写和汉字书法等；“标点符号和数字”子模块介绍标点符号和数字的规范用法。“基础语言能力”模块基于建构主义结构性知识理论进行构建，以文本与图片呈现为主。乔纳森（1999）认为，结构性知识是指规范的、拥有内在逻辑系统的、从多种情境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普通话语音、标点符号、数字等内容属于抽象的、去情境化的结构性知识范畴，在网络平台中应将其文字化、图表化、动态化，通过多媒体手段使抽象概念生动化。
（3）教师语言能力模块：包括课堂教学语言、校园教育语言、学校工作语言三个子模块。“课堂教学语言”模块介绍导入语、讲授语、过渡语、提问语、总结语等课堂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工作语言；“校园教育语言”模块介绍沟通语、说服语、劝导语、启迪语、暗示语、激励语等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及行为规范教育时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学校工作语言”模块介绍进行家访时与学生家庭成员谈话交流，召开家长会议时与学生家长谈话交流，接触领导、同事时与领导、同事谈话交流等教师完成学校工作时使用的语言形式。
（4）社会语言能力模块：介绍日常社会语言和特定社会语言。包括待客语言、宴请语言等一般社会语言以及面试口语、谈判语言、营销语言等特殊社会语言。
（5）艺术语言能力模块：介绍艺术语言理论及诵读、演讲、辩论、主持的内涵、类型、技巧等。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情境下学习能让学习者在已有认知结构中的经验同化所学知识，“教师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艺术语言能力”三个模块利用音频、视频、图片进行情境设计，将抽象知识与情境相结合，在交互中实现教学目标。
（6）语言能力测试模块：提供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普通话水平测试（PSC）等相关考试的培训材料和测试材料，为学习者提供自我检测和考试培训的平台。
以上六大模块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构建，以学习者为主体，突出个性化的自主学习及以问题为核心的驱动学习，通过学习者与情景的互动，使其能有效加工网络培训模型的信息，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与祖国同行范文4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媒体上涌现了众多的“地震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民众对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生命价值的追索。从诗与史的关系出发，本文描述的正是当前“地震诗歌”的价值蕴含，即其中表达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
【关键词】 “地震诗歌”；苦难叙事；“人民性”；国族认同：诗史互证
如何重建诗歌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精神关系，这是困扰当代诗歌甚至是整个新诗史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当诗歌（文学）“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之后，我们又如何让诗歌（文学）“重返”时代和社会，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或理论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态度和价值诉求的问题。
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媒体上涌现出了许多的相关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诗人及民众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伤和追索。一方面，有论者认为“大地震震出了一个复苏的诗歌界”，地震“引发了全民诗歌热潮”，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这些诗歌作品具有大众化、口语化、即时性甚至是“战时性”的特点，并不具有特别的“艺术水准”。
这些不同评价都涉及到了“地震诗歌”[①]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都未能充分呈现“地震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地震诗歌”也会为时间和历史（或者某种“文学史”）所选择和清理。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并不是要从诗歌（内部）艺术的意义上来讨论“地震诗歌”这一文学事件，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关系，也即是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描述其价值蕴含。在本文看来，“地震诗歌”中所蕴含的民族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意义指向正是其价值表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作为一种“战时性”（暂时性）的诗歌现象而且颇多雷同化的倾向，“地震诗歌”仍然为当代新诗写作如何“重返”时代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深刻启示。
一、价值的关联：地震与诗歌
仅以2008年6月号《诗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灾”诗专号为例，关于5·12大地震的诗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民族国家主体性等诸多内容，其他媒体上涌现的诗歌作品也同样在这些层面上多有表现。诸如李瑛《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组诗、商泽军《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国家的眼泪》、蒋同《国哀：那一朵小白花》、白连春《整整一个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证》、叶舟《祖国在上》以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着泪水》、《开往天堂的火车》、《爸爸妈妈，别为我们难过》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灾的“战时性”状态下，诗人和民众对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民族苦难的哀伤和痛惜，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民族在灾难和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团结。
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就建立起了一种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诗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关系，其中还存着在一种意义关系。“地震诗歌”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时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价值内涵。
如果说“启蒙”与“救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变奏[③]的话，那么，从整个现代文学史来看，“地震诗歌”则同时兼具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主题。大地震及其灾难，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现实的危难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获取了苦难的精神内涵。而“地震诗歌”同样也从文学史（诗歌史）的经验中获取了“民族救亡”的写作动力。从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④]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⑤]了的历史形象。“地震诗歌”仿佛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对现实灾难和民族生存苦难的观照中，我们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间、艾青等人歌唱的时代，同时又回到了“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等人沉咏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的语境（自然灾难与民族苦难）中获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与精神启蒙的意义。
可以说，在对地震灾难、人性磨难和民族悲怆的苦难想象与叙述中，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交织着生命、死亡、苦难、大爱与民族精神的繁复旋律，这些繁复旋律正演绎着“启蒙”与“救亡”的复调叙事，而非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的“双重变奏”。因此，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看，并在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上进行考察，“地震诗歌”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诗歌对苦难的书写加强了现代新诗“人民性”的文学品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族和身份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与诗歌再次确立了“诗”与“史”的关系，并缔结了多重的意义关系。“地震诗歌”的出现既是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大地震的历史书写，也是对隐秘的民族心灵史——国族认同的一种情感（文学）呈现。
二、题旨一：灾难考验与“人民性”
当下的“地震诗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考验，以及国家和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性”是“地震诗歌”的基本情感和价值意向。在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含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经验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灾——“民族救亡”的历史时期，“地震诗歌”体现出的这种“人民性”的文学品质，既是现实的呈现，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汇集。
从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诗歌的抒情主体再一次回归到时代的“大我”。如《这时候——写在5.12四川汶川震灾之后》：“当十三亿同胞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泪水打湿了一张张善良的面容/这时候，我们挺直了沧桑的腰板/我们昂起了高贵的头颅——/为了抵抗这无法避免的天灾/我们变成了热血沸腾的英雄 /这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在这样的诗歌里，抒情主体“我”和“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价值、观念和意图的差异，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地震灾难和民族精神进行反复的叙说。在诗歌里，“我”是作为一种视点而存在的，而“我们”才真正是诗歌情感扩张的辐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体。因而，作为诗歌叙述者的个人和作为诗歌抒情主人公的集体——“我们”、“十三亿人”在这里达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统一性。再如一首《我们的心——献给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诗歌”中颇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们”进行诗歌的抒情和叙事:
我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让我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泪/夜，很安静/往日的喧嚣也缄默了言语/俨若战后的城市/荒芜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满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楼道里的死亡气息/埋没了花草昨日的鲜艳/掩埋了螟虫昔日的笙歌/飞鸟也远离了故土/不忍视/汶川流泪/四川流泪/中国流泪
自然灾难的考验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汇集了。正如诗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爱这土地》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和民族苦难一样，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灾难的考验，诗歌抒情主体也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传达出了一个集体的声音。“故土”、“家园”、“战后的城市”和“灾难”等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种精神的意义，而“我们”则成为“地震诗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说，诗歌抒情主体的包容性使“地震诗歌”不仅仅起着一种集体代言的作用，而且还有效地传达出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诗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显现，使得诗歌再一次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
书写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重生是这些“地震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其他相关作品如郭文斌《中国，你为什么泪流满面》、刘继明《哀悼日》、鲁文咏《地泣与国殇》等作品都直接书写了民族和国家在面临地震灾难时的艰难和信心。这些诗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对灾难和苦难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现“人民”和“人民性”的时代主体。因此，重塑一种新的时代主体和主体精神也是“地震诗歌”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作为当代新诗的核心命题，“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诗歌”里被再次激活。
当代诗歌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后，作为一个诗学话题，诗歌的抒情主体从“大我”“回归”“小我”已经为当代诗歌史所确认，但我们会发现，当下诗歌写作的思想和审美空间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如何在现代诗歌写作中重新恢复“我们”——另一种抒情主体的价值和权利，或者如何在表达个人体验的同时融入民族国家的情感和命运的内容，这是在当下诗歌写作中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在这次大地震和“地震诗歌”事件中，诗人们及民众暂时放弃了理论上的成见和分歧，灾难、苦难、生命与爱、国家与民族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话语，这也许正寓示着诗歌写作应有的一种品质和良知：“我们”如何表达“人民”与“人民性”？
“地震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它给我们的启示恰恰在于：诗歌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诗学命题。当“地震诗歌”让“我们”重新成为诗歌的抒情主体时候，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也复活了。因此，可以说，作为历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诗歌，作为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也在激活诗歌的主体——“人民性”。从“地震诗歌”的写作者来看，众多“非专业”作者的参与也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如批评家谢有顺在评价“地震诗歌”时所说，“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⑥]当“我们”成为当下诗歌的主人公时，诗歌、诗人、民众与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才再次达成了情感和价值的沟通。因此，“地震诗歌”所展现的“人民性”，给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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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旨二：苦难叙事与国族认同
对苦难和灾难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地震诗歌”的基本题旨之一。对“历史”（现实）的“历史化”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和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作为一种“战时性”文学表现手段，“地震诗歌”则已经提前将大地震“历史化”了。在对大地震的“历史化”书写中，“地震诗歌”容纳了“苦难”叙事的成分，甚至带有某种民族寓言和神话的特征。在许多“地震诗歌”的叙述里，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正是这种集体的“苦难记忆”成为我们国族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已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
如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一诗这样写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在这样的诗性言说里，个人作为叙述者，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容纳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妈妈”和“孩子”穿越时空和生死界限的对白，将苦难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祷告。苦难让我们反观和照亮现世的生存。再如《开往天堂的火车》一诗，是将生命与死亡、告别与归家、苦难与幸福表现得最让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有一条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们的告别乖得没有一点声响/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孩子/变得像大人一样坚强/他们行将离去的站台/也不再需要爸爸妈妈与奶奶的/送行//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会穿过一片鲜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来自神灵的家乡
这些作品从苦难、人性的角度将灾难、生命的罹难和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的叙述，对大地震带来的“苦难”进行“历史化”的书写。“火车”、“告别”、“站台”、“天堂”和“家乡”等种种意象都无不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幸福。这样的苦难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审美化的倾向，灾难、苦难和死亡被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某种神话和寓言的意义功能。
在这些充满“个人化”的苦难叙述中，苦难已不仅仅是个体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关系，而是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阅读者的苦难记忆。“告别”与“归家”、“离开”与“寻找乐土”的意义结构是诗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话写作”的基本模式，而这一类“地震诗歌”则在这一向度上体现了生命、人性与苦难的意义关系。应该说，这样的苦难叙事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它们所表达的是苦难和对苦难的意义追索。“谁点燃了这烛。并且，让烛光成了中国铺满阳光的午后最痛的伤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宽仁的手指/就着厚厚的黄土与泪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烛光击中，然后/碎了……”（龚学敏《汶川断章》）在这样的苦难叙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烛光”等意象实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碰撞，地震灾难与民族传说一起呈现了人性、生命、个人和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原型，这种“神话写作”恰恰是有关人性和苦难的，这里面容纳的意义和价值正隐藏着一个民族国家潜在的精神结构。
与苦难同时传达出来的，还有关于爱的内容。苦难与爱作为诗歌（文学）写作中的一种原型或母题，同样在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现的空间。许多“地震诗歌”直接以爱为题，将自然的灾难、人性的苦难以及生命救赎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融合到一起。苦难、爱与生命本身结为一体，苦难因此而多了一层悲悯的宗教色彩，爱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为一种“大爱”。地震灾难带来的“恐惧与颤栗”背后是对苦难的担当和爱的力量。有诗句这样写到：“这不是诗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个死难者的声音/此刻醒来，就要永远醒来/因为我们还在经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它来自我们自身，来自阴谋和战争/来自掠夺、杀戮、膨胀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还来不及发现/灵魂已离去好多年……”（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还有诗句这样表达了对苦难和爱的悲悯：“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诗人的话语叙述里，有对自然、苦难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却家园的悲伤，也有对自我的责问，苦难与爱被赋予了忏悔和救赎、生命归宿与精神家园的意味。
尽管这些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化”和“神话写作”写作的痕迹，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作品仍然从“个人化”的苦难记忆里表达了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很多“地震诗歌”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或“我们”这一诗歌的抒情主体导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国人”，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写到：“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汶川人”与“四川人”作为一种地方性情感、知识和经验的主体，在“地震诗歌”里则获得了更高的意义，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它正是一种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个更大的主体性——“中国人”。其他诗歌如《国家的眼泪》、《国哀：那一朵小白花》、《14时28分的祖国》等作品则直接从时代“大我”的角度展开了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历史化”书写。
“历史化”意味着对记忆的整理，记忆则保存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对地震与灾难、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爱与担当的“神话写作”中，诗歌的抒情主体、国家、政府、社会和民众已经结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的苦难叙事，强化或者凸显了一直隐藏于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心灵深处的身份认同。
四、诗史互证：苦难记忆及其意义
随着灾难的过去，“地震诗歌”的热潮也会逐渐趋于平淡，“地震诗歌”作品也会经由时间的选择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与过去的几次诗歌事件（如“梨花体”等事件）决然不同，这一次的“地震诗歌”事件则激活了“诗”与“史”的互动关系。地震与诗歌发生意义的碰撞，也正是“诗”与“史”实现价值传递的历史契机。在“地震诗歌”热潮中，凸现出来的是“史”的意义，而“诗”的意义则已经退居其次。对于我们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则让我们在灾难考验和苦难记忆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质。关于大地震的苦难叙事让当代诗歌写作寻找到自我升华的机会，也让我们从诗歌写作和历史叙事中看到一个人、一个民族隐秘的心灵史。这也许正是“诗史互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也正如谢有顺所评价的那样，“这（地震诗歌）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⑦]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的意义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歌”既体现了现实对诗歌的情感激发，也体现了在长久的“个人化”写作之后，诗歌对介入现实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地震诗歌”现象已超越了单纯的诗学（诗歌文体）理论的阐释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震诗歌”写作也是“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⑧]因此，在文学史的视阈中，“地震诗歌”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诗”与“史”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给我们当下诗歌写作提供的可能性。“诗”与“史”的互证，以及其中容纳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价值因素为我们正确认识诗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
[①] 作为一种描述和概括，“地震诗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尚未成为一个诗学概念或文学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作品来源于《诗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网”及其他网络媒体，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③]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页。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诗作《我爱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诗作《赞美》。
[⑥] 参见《南方日报·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与祖国同行范文5
[关键词] 双水平无创正压通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Ⅱ型呼吸衰竭；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 R563.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5）14-183-03
Effect of 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 on chronic obstruction pulmonary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type Ⅱ respiratory failure
LAO Jinbo LIU Hui ZENG Yunping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Zhanjiang City Second Hospital， Zhanjiang 524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 （BiPAP） 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complicated with typeⅡ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54 patients with COPD complicated with type Ⅱ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27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27 patients）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used noninvasive BiPAP ventilation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rapeutic effect， the result of blood gas analysis and vital sig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blood gas index， heart rate and respiratory frequency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average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hor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BiPAP is safe and effective o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COPD complicated with type Ⅱ respiratory failur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use.
[Key words] 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ypeⅡ respiratory failure； Clinical effect
Ⅱ型呼吸衰竭，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常见并发症，是COPD发展到严重阶段的表现，临床发病率高，病情复杂，会引起多器官损伤，病死率高。由于病情轻重、缓急不同，且受机体代偿情况及治疗措施等影响，可出现多种类型酸碱失调及生命体征的变化[1]。近年来，双水平无创正压通气（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ventilation，BiPAP）广泛应用于临床中，使COPD的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2]。为了进一步评价BiPAP治疗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的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对54例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对不同治疗方法的效果进行对不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9月～2013年12月在本院呼吸内科住院的 COPD 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54例，所有患者均符合2007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COPD 急性加重期诊断标准和Ⅱ型呼吸衰竭的诊断标准，其中男28例，女26例，年龄55～90岁，平均（69.7±9.2）岁，病程2～26年，平均（12.20±5.84）年。排除伴随有严重心律失常、心肌梗死；意识和精神障碍；合并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及糖尿病；以及拒绝行BiPAP治疗患者。
将所有的患者随机纳入观察组和对照组， 其中观察组27例，男13例，女14例，年龄55～90岁，平均（70.7±9.4）岁，病程3～23年，平均（12.41±5.21）年；对照组27例，男11例，女16例，年龄57～90岁，平均（68.7±9.1）岁，病程2～26年，平均（12.00±6.50）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内科基础治疗，包括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如吸氧、利痰止咳、控制感染、纠正酸碱平衡和营养支持等）。观察组患者在常规内科基础治疗的基础上加用BiPAP无创通气辅助治疗，选择合适的口鼻面罩，选用S/T通气模式，呼吸频率为每分钟16～18次，吸氧浓度为35%～50%，初始吸气压力（IPAP）为12cm H2O，并在较短时间内升至16～20cm H2O，呼气压力（EPAP）为4～6cm H2O，外周血氧饱和度维持在90%以上，每次通气时间不少于2h，每天3～4次。观察组患者均适合应用BiPAP，无应用无创呼吸机的禁忌证[3]。此外，对照组还应用鼻导管持续低流量吸氧治疗。
1.3 观察指标
（1）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制定的疗效判定标准，对两组临床疗效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显效为临床症状明显改善，血气指标疾病恢复正常；有效为临床症状有所改善，血气指标有所改善；无效为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4]。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2）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根据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指标（pH、PaO2和PaCO2） 和生命体征[脉搏（HR）、呼吸频率（RR）]变化情况，比较其气管插管率、平均住院时间及病死率。气管插管指征： 患者出现严重意识障碍、严重呼吸困难或呼吸停止，pH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为88.89%，对照组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为81.48%，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x2 P
观察组 27 21 3 3 88.89 2.139 0.419
对照组 27 16 6 5 81.48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气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pH、PaO2 和PaCO2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pH和PaO2 均高于对照组，PaCO2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指标比较（）
时间 组别 n pH PaO2（mm Hg） PaCO2（mm Hg）
治疗前 观察组 27 7.24±0.07 47.56±4.93 72.00±6.32
对照组 27 7.24±0.09 48.87±4.37 73.75±8.50
治疗后 治疗组 27 7.37±0.07 78.39±12.77 43.20±9.13
对照组 27 7.32±0.10 70.86±13.87 48.48±8.58
注：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指标比较：pH，t=0.368，P=0.714；PaO2，t=1.037，P=0.305；PaCO2，t=0.857，P=0.39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指标比较：pH，t=2.063，P=0.044；PaO2，t=2.077，P=0.043；PaCO2，t=2.191，P=0.03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命体征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HR和R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HR和RR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命体征比较（，次/min）
时间 组别 n HR RR
治疗前 观察组 27 103.26±6.37 30.93±2.72
对照组 27 104.26±5.93 30.00±3.50
治疗后 治疗组 27 90.93±9.72 22.89±4.32
对照组 27 96.74±11.05 26.22±5.27
注：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指标比较：HR，t=0.597，P=0.553；RR，t=1.086，P=0.282。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指标比较：HR，t=2.053，P=0.045；RR，t=2.544，P=0.014
2.4 两组患者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率、病死率、平均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 讨论
COPD患者由于肺部过度充气，导致呼吸肌疲
表4 两组患者插管机械通气率、病死率、平均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气管插管通气率
[n（%）] 病死率
[n（%）] 平均住院时间
（d）
观察组 27 3（11.11） 1（3.85） 14.30±6.88
对照组 27 6（22.73） 3（11.11） 20.81±13.07
x2/t 0.587 1.080 2.292
P 0.444 0.299 0.026
劳，长期作用容易并发呼吸衰竭，引起低氧血症和二氧化碳潴留，出现Ⅱ型呼吸衰竭[5]。由于老年人呼吸肌功能减退，循环供氧量减少，易导致氧气的运输和利用出现障碍，因此COPD 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多为老年人[6]，本次研究的患者平均年龄为（69.7±9.2）岁，也证实了这一点。
常规治疗COPD的方法是药物治疗、氧疗等，然而长期的循证医学研究表明，这些常规治疗存在效果差、费用高等缺陷[7]。有创机械通气虽然效果肯定，但其创伤大、并发症多，易致呼吸机依赖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8]。无创通气与有创通气的区别是无需建立人工气道，采用无创的方式进行正压辅助通气，避免了建立人工气道所带来的并发症，减轻患者的痛苦[9]。BiPAP的优势体现在通过压力支持通气与自主呼气状态下持续气道内正压通气的结合形式，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患者的SaO2，纠正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的同时，保留呼吸道的防御功能，减轻呼吸能量消耗，不会加重呼吸肌负荷而导致呼吸肌疲劳。此外，BiPAP的高压有助于COPD患者吸气时扩张气道，克服气道阻力，改善通气泵功能，提高肺泡气的氧分压，促进肺泡中的氧向血液弥散，减少无效死腔气量；而低压则起到呼气末正压的作用，可对抗内源性呼气末正压，防止细支气管陷闭，改善通气/血流状况，使肺泡内CO2 有效排出[1]。BiPAP 还可使回心血量减少，心脏的前负荷和后负荷均得到减轻，增加心肌供氧和供能，减轻心脏负担和肺水肿，从而改善心功能 [10]。
已有多项研究结果[11-12]表明，运用BiPAP治疗COPD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低氧血症状态，有利于患者意识得到恢复，同时，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医疗费用。本次研究也得到一致的结论，在血气分析和生命体征的指标比较上，观察组患者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患者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表明BiPAP联合常规治疗能缩短患者住院周期，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有效地改善生存质量。但在总治疗有效率、气管插管率和病死率等指标比较上，观察组与对照组无明显优势，可能与本次研究病例数较少有关，有待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进一步发掘BiPAP的优势。
综上所述，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实施双水平无创呼吸机治疗能够改善血气分析指标，有效缩短康复时间，有利于患者的恢复，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Ⅱ型呼吸衰竭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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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同行范文6
关键词：不同压力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下肢深静脉血栓 脑卒中 预防方案
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常见于下肢，是脑卒中并发症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1]，瘫痪肢体尤为常见。国外有研究报道，脑卒中患者DVT发病率为30%～40%，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是DVT最主要的危害，严重时可造成患者突然死亡[2]。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是一种序贯的从踝、小腿至大腿加压的装置[3]。仪器是一种非侵入性、无创伤的治疗方法，具有渐进性、方向性、累积的“挤出作用”，采用多腔体充气囊集资进行波浪式充气、膨胀、放气，促进淋巴液及静脉血回流，可达到降低凝血因子对血管内膜的黏附程度及预防其聚集的作用，从而避免血液淤积。另外，该治疗方式可通过刺激溶解纤维，增加前列环素，从而达到预防DVT的效果[4]。
研究显示，空气压力波治疗仪可改善微循环，能有效增加下肢静脉排血量及血流速度，稀释炎性因子，减轻疼痛，改善患者血流高凝状态，对血栓形成起到有效预防作用。脑卒中患者中的高凝状态及血管内皮损伤均可给予相应药物治疗[5]，而针对血流缓慢滞留需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解决静脉回流速度是预防DVT的关键方法，故对脑卒中患者使用空气压力波治疗仪的护理干预，对预防下肢DVT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凌康等建议在使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时，选择空气压力80 mm Hg的作为治疗压力，可以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与蔡莉莉等建议使用压力45 mm Hg不同。为了解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在不同气压下工作，对预防脑卒中患者下肢DVT的预防效果有何不同做出结论，确定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工作时的最佳治疗气压，是本研究的目的。资料与方法2018年5月-2019年4月收治脑卒中患者15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1(压力30～59 mm Hg)、观察组2(压力60～89 mm Hg))、观察组3(压力90～119 mm Hg)、观察组4(压力120～149 mm Hg)、观察组5(压力150～179 mm Hg)，各30例。同时选取常规护理患者30例，作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病情较稳定，意识较清晰；(2)经核磁共振成像(MRI)或CT检查证实均为脑梗死或脑出血病症；(3)经彩超检测将深静脉血栓排除入选之列。(4)全部患者均无气压治疗禁忌证。
方法：使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型号：LGT-2200H。具体操作：连接电源线和充气气囊，设置参数包括压力和时间、模式，将充气气囊的拉链和搭扣打开，放置于患者瘫痪肢体，调整合适后，将搭扣和拉链拉紧，采用周期性充气加压方式，充气加压时从脚底经小腿、膝盖至大腿根部序贯加压，反复加压、释压，加压间隙5～6 s/次，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观察组1(压力30～59 mm Hg)、观察组2(压力60～89 mm Hg)、观察组3(压力90～119 mm Hg)、观察组4(压力120～149mm Hg)、观察组5(压力150～179 mm Hg)，给予常规护理，及时纠正患者高凝状态情况，入院当天开始使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进行治疗：利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腿套调整患者的双下肢，将气压控制在每组各自不同范围内，治疗30 min/次，2次/d，连续应用10 d。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指标：比较6组患者DVT发生率。
判定标准：利用软皮尺测量患者的患肢，其大腿周径测量应于髌骨上缘10 cm位置，而小腿周径则需以胫骨粗隆下侧10 cm予以测量，而周径发生减少则评定为未发生，而其他情况则视为发生。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6组患者DVT发生率比较：在试验完成后各组内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状况，其中对照组发生率最高，发生率为9例(30.00%)，高于其他5组，观察组1DVT发生率高于其他4组观察组，观察组2 DVT发生率高于3、4、5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3、4、5组DVT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6组患者DVT发生率比较[n(%)]
讨论下肢深静脉血栓在目前临床上较常见，如果不对患者进行及时治疗，则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6]。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需不断改进治疗方案，尤其是中心型血栓，如果不对患者进行恰当的治疗，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患者生静脉血栓的复发率会进一步增加。就目前来说，我国国内大多数医院在进行治疗时，选择的是抗凝+导管溶栓治疗，但其中涉及的出血风险依旧是无法回避的一项重要问题，而存在严重出血倾向的患者，更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治疗过程中多次血管造影会增加患者的血栓治疗成本，而采用外科手术直接取栓，又有可能加大患者的手术创伤，使患者的病情更加容易复发[7]。
在对患者进行预防时，将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应用于其中，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最终的治疗效果。空气波所产生的压力属于一种循环压力，通过设定好的压力周期反复对多囊气囊进行充气和放气[8]，这样能使机体受到间歇性和持续性的压迫刺激，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促进血流和淋巴流动，使患者的下肢血液循环得到改善，并且这种治疗方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的微循环进行改善，使患者的DVT得到预防。
传统的DVT预防方式包含穴位按摩、下肢活动以及用药预防等，但无论是下肢按摩还是用药操作，均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并且如果护理人员在进行按摩时，对按摩力度把握不精准，无法满足患者的舒适度要求，这就会导致患者依旧会出现DVT的情况，并且在进行按摩时，护理人员也需要担负一定的风险，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而即使采用药物进行预防，由于患者的DVT，运行状况较为缓慢，所以在进行实际的用药时，整体的用药效果也并不理想[9]。机械波压力治疗仪在临床上属于一种现代化的物理疗法，主要是应用机械方式来替代传统的人工按摩，在应用过程中主要通过对多腔气囊进行反复充气和放气，能对机体产生逐级的压力，对于患者大面积的肢体产生挤压和按摩，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患者血液循环，使患者的动脉灌流量得到进一步的促进，使患者的血液和淋巴管得到优化。将仪器进行加压，其血流则会加速，这样就能够有效预防人体内出现凝血因子聚集的情况，使患者的病情得到进一步的康复[10]。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在进行压力调整时，将压力设置为90～119 mm Hg就能获得较为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大压力，并不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预防质量，但本次研究在开展过程中存在摄入样本量较少的问题，故而还可以通过增大样本量的方式来判断具体的治疗和预防效果，探讨最为合适的压力。
综上所述，在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压力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应用时，将压力设置为90～119 mm Hg即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患者的DVT预防效果最为优良，能够应用于临床治疗工作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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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卫.集束化护理对脑出血手术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的影响[J].国际护理学杂志,2016,35(3):333-334.
[3]李海宁,胡秀壬.空气波压力治疗仪预防深静脉血栓的疗效[J].当代护士,2014(6)48-49.
[4]王静梅,周颐,史艳萍.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预防脑卒中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效果[J].护理研究,2013,27(5):1496.
[5]李志梅.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脑卒中患者预防深静脉血栓的疗效观察[J].北方药学2013,10(11):108-109.
[6]王燕,王爱丽,李保兰.空气压力波联合护理干预对预防脑卒中偏瘫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响[J].激光杂志,2013,34(5)81-82.
[7]吴侠.空气压力泵在预防脑卒中患者的下肢深静脉血栓中的应用[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4,16(6):85-86.
[8]凌康、夏清.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对健康者下肢深静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J].安徽医学,2017,38(2):136-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