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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协议范文1
如何在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内部构建一套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基金投资人对基金管理人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是至关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也是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将从《合伙企业法》和有限合伙制基金合伙协议两个层面对内部治理结构的建立进行探讨。
一、《合伙企业法》建立的“法定”治理结构
为适应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同时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企业组织形式,我国《合伙企业法》引进了有限合伙企业制度,并以专章的形式对其进行规定。《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权利义务的规定构成了有限合伙制基金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架构。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基金投资人以认缴投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债务承担责任,基金管理人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基金管理人有权执行合伙事务,基金投资人不得执行合伙事务,基金投资人仅享有《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有限的监督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权利,包括:决定基金管理人的入伙、退伙权;对基金经营管理建议权;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的知悉权;基金利益受到侵害时享有衍生诉讼权等。
但是《合伙企业法》并未对普通合伙人的基本义务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尤其在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可能采取不利于基金投资人的行为时,《合伙企业法》缺乏界定和约束。如何约束基金管理人的行为,以保障基金投资人的利益,是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对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而言,基金管理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安排,并不必然能够促使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尽职尽责的管理。当前,我国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尚不能大规模进行举债投资,不具备发行公开发行企业债和公司债的主题资格。因此在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经营中,是鲜有对外负债的。因此基金管理人对有限合伙制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不能构成对基金管理人有效的约束机制。
因此,在《合伙企业法》建立的“法定”治理结构不完备的情况下,基金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必须通过签订科学基金合伙协议,通过协议安排的内部治理来弥补“法定”治理结构的缺陷。
二、通过“基金合伙协议”构建的“协议”治理结构
首先,应在基金合伙协议中明确基金管理人的信托义务,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原因在于我国《合伙企业法》并未对普通合伙人的基本义务作出细致的规定,因此有必要通过基金合伙协议对这一信托义务进行明确。“信”即忠实和,“托”即指行为的高度谨慎和注意。信托义务首先出现在信托领域,后被移植到英美法的公司法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2001)明确了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明确规定了普通合伙人负有信托义务。信托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忠实义务,即普通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应当恪守诚实守信义务,并专注于增进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应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全心全意为有限合伙企业服务,而不得直接追求自身利益;二是注意义务,即要求普通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要避免重大过失或疏忽、故意渎职行为等。
其次,通过基金合伙协议设计科学的薪酬激励和约束条款。有限合伙制基金中的基金投资人不能像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股东那样,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参与董事会、积极参加公司决策等积极的方式来约束基金管理人。为了不丧失“有限责任”的保护,基金投资人尽力避免直接参与基金事务的执行,因此无法像股份公司的股东采取“用手投票”的治理方式。
基金管理人的薪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管理费(Management Fee),另一部分是可变的业绩报酬(Carry或Carried Interest)。决定管理费数额大小的因素有两个:计算管理费的基数及其比例。计算基数可以是基金投资人承诺投资的认缴投资额(Committed Capital)或管理资本(Managed Capital),也可以是分阶段计算,即投资期内以认缴投资额为基数,在回收期内以管理资本为基数。计算管理费的比例一般在1.5―3%之间。业绩报酬是基金管理人分享的部分投资收益,其比例一般是超过门槛收益率以上部分的20%,门槛收益率的确定取决于市场情况和双方的谈判结果。
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对于不同的基金管理人而言,其重要性也不同。经验丰富、已建立良好声誉的基金管理人更看重业绩报酬的部分,因为这样的基金管理人对自己的基金管理能力充满信心,敢于接受更高比例的业绩报酬。根据Gompers和Lerner的研究,业绩报酬的比例每增加1%,基金管理人的总体薪酬净现值就能增加4%或更多。而对于经验不足、尚未建立良好声誉的基金管理人,管理费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此类基金管理人对自己的基金管理能力没有足够的把握,因此不愿意接受较低的固定薪酬和较高的业绩报酬。
以上关于薪酬激励的治理安排主要是从正面角度激励基金管理人勤勉尽责,发挥其专业知识、经验及技能,使基金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都分享到可观的投资收益。但在内部治理安排中,仅有激励条款是不够的,还需要设计一些约束条款,从反面角度来直接约束基金管理人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在基金管理约束方面,应对单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进行限制,防止基金管理人将资金集中投向少数几个项目;合理限制对债务的使用,避免基金投资人承担过大的风险;限制关联性投资,以防止基金管理人利用管理的不同的股权投资基金作出机会主义行为等。在基金管理人行为约束方面,限制基金管理人出售其在有限合伙制基金中的投资份额,以避免基金管理人丧失管理基金的内在动力;对基金管理人募集新的股权投资基金进行限制,防止基金管理人的精力和时间的过分分散等。
基金投资协议范文2
一、私募股权基金的定义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EquityFund,PE基金),一般是指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甚至参与到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待所投资企业发展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的一种投资模式。私募股权具备以下共同特点:一是投资对象是非上市公司;二是资金来源于特定的机构或个人;三是投资目的并非战略投资而是最终通过退出获得财务收益。
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
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大部分是正面的。Kaplan(1989)研究了美国八十年代的大型公转私交易(public-to-privatetransaction,PTP),发现与收购前一年相比,三年后剔除行业因素的营业利润率每年提高20%,净现金流量每年增加40%,资本支出比例下降,企业价值大幅度提升。在杠杆收购之后,总要素生产率大幅度增加。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八十年代以后对PE基金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大部分的研究结论也认为杠杆收购带来了经营绩效和产出效率的提高.宫悦(2012)研究了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小板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认为私募股权基金对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证检验了私募股权基金对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提升的正面影响。徐新阳(2011)研究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对所投资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积极作用随着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减持而不断减弱;私募股权资本所投资的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还不如无私募股权资本支持的企业。中国欧盟商会调研结果显示,过去两年在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比同行业的上市公司高21%;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小型公司,其收入增长是可比上市同行的3倍;在2007-2008年获得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公司纳税额以21%的年增长率增长,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6个百分点;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公司继续推动中国消费品和零食行业的发展。
基金投资协议范文3
证券投资基金既是一种投资工具又是一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总是体现出一定的法律关系，投资基金无论是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基金都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的体现，因此本质上属于信托法律关系，但由于其投资对象是证券，因此也要遵守大量证券法律规范，而公司型基金则还要受公司法的调整，但无论哪种法都是民商法的一部分，都应以投资者或受益人为本位。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财设计比公司法和证券法离投资者更远，其特殊的结构，复杂的关系，信息的不对称，诉讼的弱势使得对投资者的保护犹为重要。而从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来看，证券制度设计的错位导致股票市场长期非理性的发展，投机气氛浓厚，价值投资理念屡受打击。我国股票市场的引入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上”[1]，担负着为国有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以及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沉重使命，无意中迷失了投资者保护的方向。近年来，亿安科技、蓝田股份、银广厦的恶劣侵权行为相继曝光，广大投资者要求法律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我国的基金业是与股票市场同步成长的，因此股票市场的恶习不可避免的要折射到基金市场上，我国基金引入的初衷是通过发展投资基金来稳定资本市场和提高市场效率，“基金要为稳定市场服务，是中国理性机构投资者的生力军”[2]，然而投资基金的实际运行状况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使市场行为更加不规范，正如《财经》杂志2000年10月发表的《基金黑幕》指出的一些基金管理公司利用超强的经济金融实力进行不正当竞争“对倒”“倒仓”“锁仓”“高位接仓”，加之，基金管理人进行大量违规关联交易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如果坐任基金管理人操纵市场，损害投资人利益，势必造成市场混乱，投资人丧失信心，影响基金业的发展。因此基金立法必须将投资者的保护置于首位，“投资人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是基金业立法的一个核心问题”[3]。
为在基金业中贯穿这一宗旨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针对目前基金管理的问题特设立了基金持有人大会并对违规基金关联交易作出了系列禁止性规定，但是笔者认为仅基金持有人大会不能解决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重新定位基金关系人的关系特别是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则能一定程度上弥补投资者保护的真空。
二、基金发起人与投资者保护
基金关系即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是指存在于基金设立、运行、清算过程中的受基金法律调整的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基金关系当事人指基金关系的主体，即参加基金关系，并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基金关系主体广泛存在于基金投资中。基金关系主体有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持有人。基金投资的法律关系属于信托法律关系，其中基金持有人既为委托人又为受益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保管人为共同受托人，而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定论。基金发起人是指设立和拟设立基金负责基金筹建工作，并在基金筹建中享受权利和负担义务的人。基金筹建工作包括：起草有关法律文件和办理设立手续；办理基金证券的发行事宜，募集资金，创设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聘任事宜。
关于发起人是否基金关系主体，学者一直有争论，一种认为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契约当事人于法理不合。因为发起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其行为及权利义务均发生在基金设立之前；基金设立后，发起人便退出了基金的运作，不可能享有基金契约当事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4]。另一种观点认为基金发起人是基金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只是设立阶段的主体。[5]笔者认为发起人的法律地位要置于投资者利益保护这一立法宗旨中考虑。基金设立同样是基金投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个环节对基金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保护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基金设立阶段发起人负责组织基金，起草基金契约，决定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而基金契约是基金各阶段基金关系当事人的“根本大法”，是其权利义务的根据，而管理人和托管人则是基金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与投资者利益密切相关，可以说牵一发动万家，因此基金发起人是基金设立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为保护投资人利益并保障基金的健康运行，法律必须对发起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因此至少在设立阶段发起人是基金关系当事人。
但是基金设立后，基金发起人的地位发生了转化，或者（1）只购买基金成为单纯的基金持有人和受益人，（2）转化为基金管理人，同时持有基金份额，兼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于一身，（3）由于03年基金法未规定发起人须持有一定比例基金份额，因此还有可能只转化为基金公司而不持有基金份额，（4）或者完全退出市场，从而存在四种去向。发起人的这四种去向将直接影响投资基金主体的关系，影响投资者的保护。
从上可看出在基金运行阶段发起人形式上已经退出，但除了第四种外发起人仍然以角色转化的方式影响基金运行。第四种情况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基金投资是一种商事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基金发起人是理性的，如果基金发起人只承担基金未设立时所募集资金本息返还的责任而不参与投资管理享受任何利益，发起人就不会设立基金。其它三种情况来看发起人的权利义务被运行阶段的其它主体所继承，这样在基金立法中发起人的归属就有三种方式：一为基金投资者，二为管理人，三为投资者兼管理人。这种定位出于两种考虑：（1）出于保护基金发起人的积极性考虑及保证基金的顺利成立。（2）出于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的考虑。两者相比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基于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考虑笔者认为发起人的归属应为投资者的共同委托人。
在基金发起设立阶段,基金发起人扮演的角色盖过了后来的基金持有人，行使基金合同签定权，基金管理人和保管人选择权，这两项权利都事关基金健康运行和运行中基金主体的权利义务。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基金管理人有一种自发的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倾向。基金管理公司是一个自身利益的机构，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追求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基金投资者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基金管理人除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外，还有非货币收入的最大化，有时非货币收入的最大化目标甚至超过货币收入最大化。[6]基金公司还可能为追求业绩和管理费收入而采取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冒险策略；在股市低迷时为明哲保身而违背诚信原则擅自突破股票投资的下限，大量转为投资债券票据，将股票型基金转为债券型基金，违背投资者最初投资取向等等。因此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立场出发有必要通过法律发起人的法律规定，使发起人利益与投资者利益挂钩，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应从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立场出发对运行阶段基金关系重新构造，增加共同委托人，使其全面继承发起人的权利义务，由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共同委托人进行监督。设立共同委托人同时还可以弥补基金持有人大会的不足。根据现行基金法75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开要有代表基金份额50%以上的持有人参加，就审议事项的决定应经参加大会基金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通过，而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提前终止基金合同，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一般的基金管理公司大都认购一定数量的基金，假定基金管理人认购15%的基金份额，则之外的基金持有人要行使对抗管理人的权利实际上须经代表基金份额59%以上的持有人同意，而要行使管理人的变更权则实际上须经代表基金份额78%以上的持有人同意。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和足够信息，当遇到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利用持有人大会行使基金管理人变更权的可能性不大，大多会选择用脚投票，重演股市上的“一股独大”，因此基金持有人大会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由参加基金组建的基金发起人作为共同委托人，参与行使重大事项的审议权及委托人更换权的行使则可有效弥补这一缺陷。
三、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综上所述，法律有必要对基金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加以规定，就发起人的法律地位而言体现为市场进入资格和权利义务。就资格而言，我国曾对之进行规定，如97年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我国基金主要发起人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必备条件为（1）每个基金发起人的实收资本不少于3亿元，主要发起人有3年以上从事证券投资的经验，并连续盈利的纪录，但基金管理公司除外；（2）每个基金发起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3）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4）有明确可行的基金发行计划；（5）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条件。此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规定：开放式基金由管理人设立，即开放式基金的发起人为基金管理公司。除符合〈暂行办法〉（3）（4）（5）项规定条件外还应当具备（1）有明确、合法、合理的投资方向；（2）有明确的基金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3）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公司型基金的发起人直接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契约型基金的发起人的资格则由信托法或投资基金法加以规定。如以公司型基金为主的美国40年的《投资公司法》没有规定发起人的资格，但01年版的《台湾信托投资事业管理规则》规定：（1）证券投资基金发起人投资信托企业，即基金管理人。（2）发起人的自有资本不得低于3亿新台币。又如日本93年《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请人，必须是资本不少于5000万日元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人员、证券投资能力、收支预测方面应符合设立基金并作为委托公司的资格。[7]
遗憾的是，现行基金法没有对基金发起人的资格加以规定，而要对之加以规定须考虑以下三因素：（1）基金的顺利成立，（2）基金设立后的基金资金安全。（3）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笔者认为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又是重中之重。因为在我国证券市场极不规范，缺乏诚信，投资人保护机制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强化投资者利益保护是基金立法的必然取向。基于这些考虑，基金发起人的资格除应具备《暂行办法》规定的5项条件外还应作以下规定：（1）基金发起人应持有一定比例基金份额，且在基金存续期间不得赎回或转让。这是为了防止发起人为自己利益损害投资者利益而采取的将发起人利益与投资人利益捆绑的措施。“各国立法中出于防止发起人‘机会主义’的倾向均对其投资比例和基金券持有期限做出特别规定，如必须认购基金单位35%的份额或在基金存在期间不得转让或不得要求赎回其持有的基金券等。”[8]（2）基金管理人可以为基金发起人，但不可以是唯一发起人。有学者根据现行基金法36条“基金管理人依照本法发售基金份额，募集基金”认为基金发起人只能是基金管理人[9]，其实这是误解，这只是对基金管理人的职责和权利的描述，不能据此认为基金管理人就是基金发起人，事实上与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比基金法并未明确规定发起人的法律地位。鉴于基金管理人由基金发起人选定，基金发起人作为基金的共同委托人根据基金契约将基金委托给基金管理人，如果基金管理人与基金发起人重合则会出现委托人自己委托自己的情况，因此就存在如何签订委托合同以切实维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应禁止管理人成为唯一发起人。
就发起人的权利义务而言，这也是由基金法的立法目的决定的，基金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10]，而投资者利益保护又是立法的重点。发起人的义务是发起人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应履行的职责，而其权利则是保护其发起基金的积极性促进基金业发展所须条件。依各国基金法发起人要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办理基金设立事宜
（1）订立《发起人协议》主要是发起人为多数时拟订发起人协议协调各方，明确各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
（2）起草《基金契约》这主要是为保护基金投资者的权益，并规范基金的运行，用契约规范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基金投资者及基金发起人等基金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
（3）撰写《招募说明书》基金招募说明书是有关设立基金情况的详实说明，其文本须经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具有法律效力。招募说明书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履行设立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成为基金证券推销工具，二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主要依据。（4）取得《托管协议》和准备《财务报告》、《法律意见书》托管协议是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间用以明确权利义务的协议，发起人有权并有义务取得该协议。由于现行基金法没有规定发起人的资格，只在36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可成为发起人，因此财务报告多指管理人的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会计资料。法律意见书是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以证明发起人的资格、发起行为等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
（5）拟定《基金募集方案》，提出设立申请。《基金募集方案》主要规定基金募集的具体方式和方法。所有工作准备好后发起人须向主管部门提出设立申请。
（二）基金设立失败，支付基金本息和费用的义务
各国基金法均规定基金发起人负担设立失败后的基金本息和费用的义务，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第9条规定，如果基金设立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发起人）应该承担募集费用，已募集的资金加计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应当自募集期满之日起30天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基金投资协议范文4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8―0052―03
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在国内蓬勃发展，2010年更是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据统计，2010年新设基金235只，募集本外币基金共304.18亿美元(含首轮募集)，募资完成(含首轮完成)基金数量比2009年增加26.8％，而募资规模环比增加79.1％(以上根据China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数据库产品CVSource统计得出)。中国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群体迅速扩大，并逐渐走向专业化和多元化。
1、目前市场上通常采用的绩效分成方案
1.1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结构
参考市场上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常的结构如下图所示，投资者投入资金到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对目标企业进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赚取管理费，并有权根据获取投资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绩效分成；基金公司退出投资项目，收回投资取得资金；收回的资金首先用于偿还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溢出部分根据双方达成的利润分配方案在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进行分配。
市场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分配先后次序如下：首先，向基金管理公司支付保底管理费；其次，向投资人返还投入资本；再次，根据协议，参考市场上无风险回报率来计算并支付投资人优先回报；最后，剩余收益会根据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绩效分成比例进行分配。
1.2 私募股权基金绩效分成的计算基础
参考市场上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的与业绩挂钩的绩效分成通常被称为附带权益(carriedinterest)。常见的绩效分成计算方法包括以整体项目为计算基础(whole fund)或以单位项目为计算基础(deal―by―deal)。
(1)以整体项目为计算基础
以整体项目为计算基础，基金投资人的总投资(以及约定的优先回报)必须在基金管理公司的绩效分成实现之前全额支付。利润分配可能会设置补提条款，目的是保证有权获取绩效分成的基金管理公司同样能够参与优先回报的分配，并且所获得的优先回报份额与协议规定的绩效分成比例一致。从而，实际的基金利润分配反映的是双方最初约定的分成比例。在利润分配条款中常见，一旦优先回报获全额支付给基金公司，随后产生的利润同样会100％(或其他约定的百分比)支付于基金管理公司，直到基金管理公司得到的份额等于支付给基金投资人的优先回报。此后，剩余基金利润在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按协议比例进行分配。
(2)以单位项目为计算基础
当基金采用单项投资回报率作单位时，绩效分成是以每项具体投资的回报为基础进行计算。当某项投资回报实现时，其绩效分成的计算基础是根据每个项目获取的收益及处置投资收回的款项和投入该项目的资金来计算的回报。市场上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采用该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计算项目的回报率。在投资人入股协议中通常约定，在基金清算的时候需按照基金的整体投资回报情况，根据绩效分成比例确定最终的绩效分成金额。因此，在绩效分成实现前，必须考虑前期投资损失或剩余投资组合的潜在价值和收益。部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会对绩效分成(扣除税收调整)的回拨进行拨备，并确立支付机制用以保证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其他项目处置亏损的情形下能够偿还多分配的绩效分成。这个设计相当于一个利益回拨机制／弥补性收入(clawback)，回拨机制的存在可保证基金存续期结束时整体的利润分配符合约定的分配比例。
1.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利益回拨机制的作用
由于基金公司通过清算日的整体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为最终确认基金管理公司绩效分成的基础，因此市场上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入了利益回拨机制。回拨机制是指如果GP得到了超过事先协定的收益分成，或未能向LP返还全部出资并提供优先回报，GP必须退还其得到的超额分配。该条款一般在基金投资项目出现亏损时产生效力，在基金终止时或者中期可进行回拨。为保证回拨发生时能够顺利进行，基金应建立提存账户或向基金出资人提供回拨担保。
2、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模式的探讨示例
以建银国际医疗保健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医疗基金”)为例。其是由建设银行全资投行――建银国际发起设立的、中国第一只专注于投资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得到国家卫生部的大力支持，并已在国家发改委进行备案。我们仅以该基金设立之初制定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为例，探讨基金具体的收益分配模式。
2.1 医疗基金的绩效分层方案
为鼓励基金管理公司积极提高基金回报，基金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确立绩效分成方案，根据基金成立至清算日时的平均年化收益(不考虑退出项目后至进行分配期间的时间因素)，按照以下对应比例由基金公司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绩效分成，如表1所示：
例如：当基金整体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18％，基金管理公司就8％～15％的部分计提10％的绩效分成，并对余下的3％计提20％的绩效分成。
2.2 医疗基金预计提绩效分成
基金运作期间，基金管理公司会定期按项目净收益预计提绩效分成。项目净收益等于退出投资项目收回的资金按序分配以弥补亏损、返还出资、成本和费用后得出的余额。当分配完成后基金公司有权就项目净收益优先按每年8％的复利提取回报。对于剩余未分配收益，基金管理公司根据项目年化收益率达到的不同范围按以下相应比例预计提绩效分成(见表2)：
根据项目年化收益率预计提的绩效分成直接存入由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直至基金公司的累计收回资金达到一定份额，基金管理公司才有权提取分成收益(见表3)。
(1)预计提绩效分成调整
每半年末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就预计提绩效分成余额，根据基金公司成立至调整日时的已退出项目的累计年化收益情况，按表2列示的比例调整基金管理公司的绩效分成金额。若共管账户金额多于调整后绩效分成金额，则将多余部分返还给基金公司。
(2)提取绩效分成
当基金公司以各种方式累计收回的资金达到总出资额的一定份额时，提取预计提绩效分成机制启动，基金管理公司有权按表3相应比例提取存于共管账户内的调整后绩效分成账户累计余额。
当基金公司累计收回资金超过总出资额的150％，项
目的预计提绩效分成不再存入共管账户，可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提取。
(3)清算和共管账户取消
在基金公司清算前一年，根据基金公司整体的投资回报情况，按照表1绩效分成方案计算整体绩效分成比例，调整绩效分成金额，并在共管账户预留相当于尚未收回投资项目成本的金额用于保底。
待基金公司最终清算时，根据表1绩效分成方案确定最终的基金公司整体投资回报情况，按照绩效分成比例，确定最终的绩效分成金额。共管账户的预留金额用于弥补基金管理公司溢领的绩效分成。在完成所有清算后共管账户内的所有余额归属基金管理公司，共管账户亦告取消。
3、基金规模与基金公司注册资本的大小对基金可分配利润的影响
根据管理层提供的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基金规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章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的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因此，注册资本的多少，对日后的可分配利润有一定的影响。针对注册资本的变动对基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和可分配利润的影响，笔者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下表的敏感度测试结果，列出了不同的注册资本多少年后不用再提取法定公积金(见表4)。
4、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绩效分成的会计核算办法
4.1 基金公司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的绩效分成
对于项目的投资收益(已扣除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费用)，基金公司投资者首先提取优先回报，该回报根据基金投资该项目的时间，按每年8％的复利计算。在提取基金投资者优先回报之后，剩余部分的收益在基金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进行绩效分成。这一部分基金公司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的绩效分成代表基金公司对基金管理公司获取高于8％回报的补偿。基金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且基金管理公司所获取的绩效分成收益代表的是基金管理公司为基金提供投资管理意见等服务而得到的回报，而非以基金公司的投资者或股东的身份获取的回报，绩效分成应确认为基金公司偿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的额外管理费用。
4.2 基金管理公司的绩效分成收入确认
虽然基金公司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的绩效分成会存放于双方设立的共管账户，只有当基金投资人的累计收回资金达到一定水平时基金管理公司才可提取，但按照绩效分成方案，当基金投资项目的回报率达到赚取绩效分成的投资回报率时，基金管理公司就可以预提项目绩效分成。基金管理公司可按照每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预提绩效分成并确认为收入。但基金管理公司最终确认绩效分成的原则是基于所有投资项目的总回报，因此在预提绩效分成时，应对当期已实现和尚在进行中未实现的投资项目作出评估，考虑未完成项目的预计回报率／公允价值，调整预提比率以避免过度确认当期收入。也就是说，如果管理层在期末计提绩效分成时，通过对进行中未实现的投资项目公允价值的评估，认为相关尚在进行中的投资项目会产生亏损或较低的回报率，导致部分已实现项目中的绩效分成很可能不能流入基金管理公司，那么部分绩效分成应在计提时扣除。由于存入共管账户的金额未能提取，所以应同时借记应收账款。基金公司定期对项目预提绩效分成进行调整，根据基金公司成立至调整日时的已退出项目的累计年化回报率，每半年对项目预提绩效分成进行重新核算。若共管账户金额多于重新核算后的绩效分成金额，则基金管理公司须对预提的绩效分成进行调整，并将多余部分返还给基金公司。
5、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常的绩效分成方案的几点建议
(1)当投资人以各种方式累计收回的资金达到一定水平时，基金管理公司方可从共管账户提取调整后的绩效分成。因此绩效分成方案需进一步明确投资人累计收回资金的计算是以整体项目为计算基础还是以单个项目为计算基础。如果投资人的累计收回资金是以整体项目为计算基础，绩效分成一般要到基金清算前方能提取。若以单个项目为计算基础，绩效分成可以在某一项目结束后提取，但需要考虑其他未实现投资项目的公允价值和投资损失(见表5)。
基金投资协议范文5
公司制的私募基金是依公司法组织起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和其他机构法人。由于企业的闲置资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产业投资项目，加上银行利息低，把目光投向灵活性强、保密性好、投资回报高的私募基金。公司制私募基金有完整的公司架构，运作比较正式和规范。公司制私募基金在能够比较方便地成立。半开放式私募基金也能够以某种变通的方式，比较方便地进行运作，不必接受严格的审批和监管，投资策略也就可以更加灵活。
2.契约式私募基金
契约式基金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一般在暗中操作，不具备地位。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工作室”、“私人间基金”多为这种形式。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资本。由于个人投资者缺乏投资经验及时间等原因，以书面或口头协议的方式委托工作室或有良好投资记录的朋友，直接代为理财。具体的做法是：证券公司作为基金的管理人，选取一家银行作为其托管人，募到一定数额的金额开始运作，每个月开放一次，向基金持有人公布一次基金净值，办理一次基金赎回；为了吸引基金投资者，尽量降低手续费，证券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根据业绩表现收取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其优点是可以避免双重征税。
二、私募基金现有组织形式存在的缺陷
一是基金管理公司、契约受托人不是利益主体，缺乏激励与制约机制，投资者不能直接参与运作，造成主体缺位。
为了吸引客户，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大都对投资者作出了最低回报的承诺，即使是一些工作室在与客户签定口头协议时也会有类似保证本金的安全、保证年终收益率等承诺。然而，由于目前私募基金承诺的年终收益率大多在10%至30%之间，这个承诺的收益大大超过了银行存款利率。所以，有关专业人士指出，含有承诺的私募基金严重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实际上近乎非法集资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书面合同文本，委托人、受托人的利益也难以得到法律保护。这就容易导致各种纠纷的出现。这种方式还容易演变为高息揽存或非法集资，破坏系统的稳定。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和不及时，容易导致投资者无法有效监控管理方，蕴藏着较大的道德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资产管理中的保本、保底的做法很少见，且受到极为严格的法律管制。但是，我国目前的信用环境和投资环境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投融资市场并不规范、关联交易和黑箱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商业信用体系也未能有效建立起来，这些都不利于保护资产委托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保本、保底的做法就逐渐流行起来。一些资质较差的机构进行虚假承诺，或者资产管理机构进行超出保证能力的高风险投资，故意夸大收益率，结果导致保底、保本名不符实。
二是契约双方合作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极易产生委托风险。
对于一些小私募基金，如工作室，双方完全凭一种私人间的信任关系建立起委托关系，大多只有口头协议，根本没有正式的文本合同。因此，双方的合作关系就无法受到法律保护。例如，在委托理财中出现资金被骗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缺乏有效证据表明资金的所有权，委托人往往不得不吞下苦果。其中一个关键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下，客户提出的保证收益率也越来越高，而这些小私募基金管理人往往被迫接受。然而，要想达到如30%的年收益率谈何容易，给管理人造成的经营压力也相当大，这导致出现亏损或未能达到盈利要求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口头协议下，这样的纠纷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不利于维护各方的利益。
三是双重税赋制约公司制私募基金的。
对大型私募基金来说，如果采用一个专用账户来运作，由于风险较高，难以获得投资人的认同。这样，它们往往不得不采用公司制形式，所以运营成本相对较高。目前，这类公司型私募基金实际上面临着双重纳税的问题：既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同时在分红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另外还得面临着作为公司要应付的年检等一大堆麻烦事情。显然，这部分私募基金的运营成本要比公募基金高出许多。
四是公司制私募基金虽具法律保护，但主体缺位时因消息泄露建有老鼠仓。
“老鼠仓”的操作是指委托方和操作方在第三方（一般是证券公司营业部）的介入下签订协议，双方按一定的比例出资，操作方负责操作，但没有提款的权力，以保证资金安全。证券公司方负责监督操作，如“老鼠仓”内的资金损失超过一定比例（如15%），或者是接近操作方的出资量，证券公司会通知委托方，由委托方和操作方协商，或是就此平仓，损失由操作方承担，或是操作方增资继续操作，直到协议期满。协议期一般为半年或是一年。
“老鼠仓”到期后，双方按照协议分配所得。分配方式一般有三种：纯保底、纯分成、保底分成。如采用纯保底方式，委托方的收益一般在8%-10%，其余收益为操作方所得；如采用保底分成，保底收益一般为6%-8%，超出部分二八或是三七开，操作方得大头；如采用纯分成，分成比例可以达到五五开。例如，总量350万元的“老鼠仓”，如收益在30%，按五五开纯分成方式，委托方、操作方的收益均为50万元左右，委托方收益率为17%，而操作方则高达100%，达到了借鸡生蛋的目标。证券公司则因为资金交易量的增加而增加了佣金收入。
五是中国私募基金利益分配缺乏外部监管，制度上存在漏洞，不利于私募基金健康、稳定发展。
尽管地下私募基金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了持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是，大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仍然存在制度上的漏洞。一位从业多年的私募基金管理者称，虽然采用了西方基金的做法，有一套监管的方案，财务、市场、调查等完全分开，但地下基金做到一定大的规模，管理者从自己利益考虑，稍稍偏向于其中一位大投资者就可获巨利，这样就容易引起大投资人之间的冲突。因此，基金做大了又没有外部监管，问题迟早会发生，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波及的范围会较大。这位人士承认，地下私募基金越大，越是需要合法的外部监管。
三、制度创新：量身打造私募基金的组织形
随着国民的持续，个人资产数量的大幅增加，寻找有效的投资途径实现增值，是私募基金产生和发展的必然。中国私募基金发展有其特殊的沿革和现状，笔者认为，当前私募基金存在的种种的解决，关键在于通过修改《公司法》和制订《投资基金法》，建立中国有限合伙制，承认它是一种组织形式，赋予地位，并制订游戏规则，建立主体激励与制约机制。
1.完善投资基金法，建立中国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制。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于1997年11月，而后未有修改，近日又颁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这两部法规由于缺乏《投资基金法》的指导，因此是不完善的，同时这两部法规与已颁布的《公司法》、《证券法》存在众多冲突，是必须解决的法律问题。例如，我国《证券法》第四章第七十九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但由于契约型基金的法人主体不明确，因此多次出现单个基金或关联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5%以上时，未做公告。而对于此类事件，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也难以进行评判。又如，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来看，基金的组织模式将走向多样化，公司型基金和有限合伙制基金必将出现，前者不设监事会的惯例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而有限合伙制则超出了我国现有《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范畴。
我国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私募基金一直在“灰色地带”运作，缺乏道德风险和政策风险的规避机制。结合本文对中国私募基金的现状，笔者认为量身打造中国私募基金组织形式，建立中国私募基金有限合伙制，管理层面应借鉴国外组织模式，并对这一模式实施制度创新。
(1)修改主要合伙人必备的资质条件，提高门槛。国、境外主要合伙人出资额为1%的惯例，设计中国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制，其主要合伙人出资额应大于1%，不高于30%，而我国现有私募基金的合伙人出资额实际上平均已经达到30%。
(2)提高私募基金从业人员资质条件，从严组织考核、审查，严把注册关，以防范私建老鼠仓之类的道德风险。笔者认为，管理层面还可以禁止多头开户，并通过开户实名制规范从业行为。
禁止保底分红，通过捆绑经营实现运作基金利益一体化。国外的老虎基金、量子基金采用捆绑经营，一般合伙人在利益机制上都是均衡的。我国目前私募基金由于采用不同的保底分红方案，难免厚此薄彼，这实际上违背了作为一般合伙人的地位平等的合伙制原则。
2.平等对待公募、私募基金，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促进基金业良性竞争
目前我国的基金大都是公募，而对私募基金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使得实际运作缺乏法律依据，从而不利于私募基金的全面发展和民间资本的启动以及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促进作用，因此，对私募或特定的中小型基金应有明确规定，应允许中外合作、合资的中小产业投资基金进入中国，对这类基金不设门槛，让市场来选择。同时也要在基金管理业中引入良性竞争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基金制度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允许所有有条件、够资格的主体参与基金管理业，使该行业充分市场化。只有减少人为的经营与投资进入门槛，消除各种制度障碍，才能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以及投资人、托管人、管理人三方的利益最大化。
3.完善有关基金从业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约束机制。
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从业行为作了一定的约束，但这些约束往往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处罚的力度也不够大，使其违规经营的机会成本较小，增加了引发道德风险、违规经营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基金投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对现有和待制订的法律法规中有关对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责任和约束条款加以修订并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使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护。同时可以考虑将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利益与基金投资人利益相捆绑。例如可在修改目前我国《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的基础上，成立有限合作制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基金并负责对基金进行管理，同时对偿债业务负连带的无限责任，而一般投资者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基金，对偿债业务负连带的有限责任。同时，基金管理人每年向投资者收取基本费率和赢利费率相结合的管理费用。这样，基金投资的效益首先到基金经理人的利益，而且如果由于他的失误导致基金资不抵债，那么他必须用自己的其他资产去弥补损失，基金经理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就使风险和收益完全对称，从而有效地弱化道德风险，达到基金当事人多方利益与风险的共享，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4.完善基金信息披露的立法。
目前基金业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其信息披露也作了大量规定，但其披露要求是相对宽松的，例如《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投资组合公告每季公布一次，应披露基金投资组合分类比例，及基金投资按市值的前十名股票明细。公告截止日后15个工作日内，基金管理人应编制完投资组合公告，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予以公告，同时分别报送中国证监会和基金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备案。而15个交易日后其公布的投资组合是否有意义尚为值得商榷的问题。另外相关法律法规中缺乏有关基金关联交易内容的披露规范。目前我国的13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主要是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同时现在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平均在3家以上，因此基金与管理人和发起人以及同一基金管理人旗下所管理的基金之间难免出现关联交易现象。
【参考】
[1] 《开展私募基金业务的构想》，《证券时报》，2003年1月。
[2] 伍纯：《中国私募基金需要制度创新》，《中国经济导报》2001年5月。
基金投资协议范文6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低投资收益率的原因分析
1．投资渠道狭窄，投资结构不合理。我国长期以来把保持基金的安全性作为首选目标，并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进行了严格限制。根据2001年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其中，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且不允许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截止到2004年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共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风险小的银行存款，占总资产的39％；第二类为风险较小的债券投资，占总资产的43％；第三类为有一定风险的股权投资，占总资产的7％；第四类为风险较大的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11％。从资产分布情况看，风险较小的投资占总资产的82％，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基金投资结构完全不同（见表1）。这种投资安排一方面保障了基金运行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基金投资渠道过于狭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资产过于集中，长此以往，不仅基金增值目标无从谈起，养老基金的偿付能力无法保障，安全性目标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2．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主体存在“缺位”与“越位”现象。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保基金，而社保基金投资主体应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即取得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业务资格、根据合同受托运作和管理社保基金的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我国目前有10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银行），他们应该是社保基金的投资主体。但事实情况是，根据《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12月31日，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1711．44亿元，其中，社保基金会直接投资的资产1098．77亿元，占比高达64．20％；而委托投资资产仅为612．67亿元，占35．80％，投资收益率仅为3．32％。根据国际上养老基金的运作经验，有效的基金运作应引入竞争，由多家非政府部门依法经营，而国家管制型的基金运作，因为权责不明晰，难以有效防范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欺骗、侵吞、挪用及滥用现象。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基金运作的低收益率。我国养老基金投资主体的“缺位”与“越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投资比重过高的现状是导致基金投资效益低下的重要制度因素，不利于我国基金投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3．高质量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才匮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继2002年评选出6家投资管理人之后，2004年又增加了包括易方达在内的3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共4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投资机构过多使有限的养老基金投资过于分散，由于当前我国投资工具还比较单一，投资机构缺乏大规模、高质量基金运作的丰富经验，容易形成重复投资或相反投资，从而降低基金投资效益。而且当前开放式基金尚在试点，基金行业发展还处于初步成长阶段，制度结构尚未完善，运作行为尚未成熟，基金管理公司的评价体系目前也未建立，因此，理事会在遴选投资机构时缺乏统一标准，管理人的选择上易流于形式。另外，我国当前无论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还是这10家基金投资机构，在高级投资人才方面都比较匮乏，尤其是能够运作大规模基金，懂金融、管理、社会保障、证券投资、会计、法律等相关知识和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当前基金投资效益不高的重要因素。
4．地区分割和行政干预削弱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是区域性分级管理，养老保险基金基本上处于三级地方（省、市、县）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由于三方责、权、利职责不清，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和制约机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比较混乱，老百姓的养命钱时常用不到刀刃上。首先，尽管养老保险的收支由中央统一规定，但允许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缴费比例和支出水平。有些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提高缴费比例，降低支出水平，既增加了企业和工人的负担，又损害了养老保险受益者的利益。其次，有些地方政府违反专款专用的原则，随意挪用、挤占养老保险基金，又无法按时偿还，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极大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增加了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提高了支付风险。最后，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地方亏空大多由中央政府“买单”，这种责权脱节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加大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有恃无恐”，容易滋生等不正之风。
二、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效益的途径分析
完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提高基金投资效益，使有限的养老保险基金得到保值、增值，以应对我国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充分发挥其“稳压器”、“调节器”、“减震器”的作用，是我们当前社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提高基金投资效益：
（一）拓宽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结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范围不断拓宽，投资工具不断多元化，资产配置和组合不断优化。基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考虑，许多国家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象的风险程度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投资工具的控制比例。如比利时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控制比例为15％；法国规定投资于政府债券的最低比例为34％；英国规定应将5成以上投资于本国的股票市场，约2成投资于海外股票市场；瑞士政府对投资于各种不同风险工具的比例设置了最高界限，即国内股票为30％、外国股票为10％、外国货币资产为20％。根据《暂行办法》，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目前可以选择包括从实业资产到金融资产在内的各种投资工具。2004年我国各类投资品种占社保基金总资产的目标投资比例情况为：固定收益部分，包括协议存款、国债和债券委托目标投资比例是70％，可上下浮动10％；现金等价物投资，包括普通银行存款和国债回购的目标投资比例是5％，最高不超过10％；股票的目标投资比例由2003年的5．1％增加到25％，可上下浮动5％。和2003年相比，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因此我们的投资重点应当注重以下方面：
1．国债和银行存款。这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常规性投资渠道，由于有国家信用的担保，它们在安全性方面较其他投资工具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国债，它一般可以认为是零风险的，安全性好，利息所得免税，在收益性上优于银行存款，这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债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现在的国债品种比较单一、期限结构不尽合理、并对利率风险很敏感，收益率也较低。2006年记账式（一期）7年期国债的票面年利率仅为2．51％，远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因此，我国应加大国债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国债在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性上的特殊作用，并且将其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银行存款也应只作为短期投资工具满足流动性需要，投资比例更不宜过高。
2．养老金入市。2001年7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参与了中石化A股的申购和配售，业界专家称此举表明我国社保基金已“悄然入市”。2001年底出台的《暂行办法》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于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及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所占投资比例可达50％，这一规定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和商业化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社保基金在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额度不断扩大。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达1917亿元，投资范围几乎覆盖了中国资本市场所有符合养老金机构投资特点的投资品种，包括企业债、金融债、股票组合、回购组合、稳健组合、指数基金和参股非上市企业等。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有1150亿元投资资本市场，占基金总规模的60％。全国社保基金已成为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根据国外经验，谨慎地放宽养老金的股票投资限制，是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保证其增值的重要途径。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市场运行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到位，市场风险大大高于西方成熟股市的风险，且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可供养老保险基金选择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组合种类少。因此，我们可参照国际惯例，采取由少到多、逐步推进的战略，允许养老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条件、有步骤、有限度地进入证券市场，主要购买风险小、收益稳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或新股。待条件更加成熟以后，再允许养老保险基金参与股票投资、信托投资、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以及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
3．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随着“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这为养老保险基金开辟了新的广阔的投资渠道，可以为养老保险基金提供固定的资金存变量和长期稳定的收益。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将社会保障基金转入国家长期基础建设并不等于购买国债，因为购买国债的结果是基金投资的项目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经验表明，大部分由政府主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极低，容易造成浪费，这对于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的社会保障基金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合理的做法是10家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个过程。笔者认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要重点关注电力、通讯、交通、能源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建设周期长，规模巨大，投资回收周期长，且有国家政策资金的优惠，所以投资收益不仅一般要高于其他行业，而且具有稳定性，投资风险较低，能够同时满足基金对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应该成为今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重要发展方向。
4．国际投资。由于受信用风险、外汇管制、产业分布及养老金投资法规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养老金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涉足国际投资的。在1970年，只有英国和荷兰的养老金把少量的资产投资于境外。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出于分散风险和获得更高利润的需要，各国纷纷加大了养老金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比例，主要是投资于海外股票和债券。在一份美国退休金的投资动向的调查中表明，1992－1995年间，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国外股票，增长了2．3％，而同期对本国股票的投资只增长了0．5％。1998年，英国养老基金资产中18％为国外资产，法国为5％，德国为7％。在发展中国家中，2003年智利养老基金国际投资的资产比重已上升至18％。政府计划在两年内将国际投资比例的上限从20％提高到30％。而秘鲁已经将养老基金海外投资比例的上限从10％提高到20％。这些数据表明，海外投资已经成为国际上养老金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虽然证券市场的回报率较高，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晚，投机性较强，风险大而收益率不稳定，因此，在保障基金投资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将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海外，提高资产的整体收益率。
（二）明确投资主体，提高投资效益
社会保障基金属于社会性公共基金，应由社会自治性机构组织管理，避免各级政府及任何机构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影响和干预。而我国当前的投资机构主要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因此应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基金管理中心不直接进行投资），通过竞争，明确经过基金理事会资格认定的高资信、高效益的基金管理公司或银行的投资主体地位，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逐步退出投资领域。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大，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对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考虑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专门成立养老保险投资银行。为避免重复投资，国家应对养老保险投资银行的投资工具、投资收益和投资渠道有一个不同于现有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性商业银行的规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优惠，以促使其努力开发新型投资工具，积极吸引国内外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才。还可以考虑引进外资，与发达国家有经验的投资机构联合，扩大海外投资的比重，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体投资效益。
（三）加强制度设计，提高统筹层次，降低运行成本
针对当前养老保险基金区域分割和行政干预严重的现状，我们应加强制度设计的力度，协调关系，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垂直管理体系，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提高统筹层次。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正是我国当前努力建设的一项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于2006年1月13日透露，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统筹层次，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地区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和享受待遇标准的统一，加大基金调剂功能，消除参保职工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同时，通过减少管理环节和管理层次，建立风险分担和权利制约机制，可以实现集中管理，避免“隐性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减少中央财政的压力，降低基金分散管理的风险。同时，有利于打击挤占挪用基金和骗保冒领的行为，维护基金安全。在推行省级统筹的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市县两级政府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省市县三级责任分担机制，做到责任明确，各尽其职。
（四）强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管
一是要在《暂行办法》基础上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法》，对基金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方向、收益程度、风险管理等做出规定，使基金投资及其监管和保护有法可依。二是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督机制。在中央和省一级政府设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督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审计、纪检等有关部门参加，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监管。三是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险准备金机制。从各种投资机构的投资收益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一旦遭遇大的投资风险，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出现困难时，由投资风险准备金给予暂时弥补。风险准备金可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并由国家给予优惠利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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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探讨［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1）．
［3］刘磊．社会保障基金有效投资的分析［J］．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