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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德育模式本质分类现代建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道德及德育的客观需要与强烈呼唤，德育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德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德育模式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德育模式的实践形态层出不穷。德育模式作为德育活动的基本因素之一，上承抽象的德育理论，下启具体的德育实践，它不仅是德育理论的范型化与实践化，而且也是具体德育经验的概括化与程序化，是联结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的纽带与桥梁。但从已有德育模式的研究成果来看，德育模式的概念界定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德育模式的实践形态仍过于繁杂、缺乏系统，德育模式的现代建构仍囿于传统、方向不明，这势必影响德育模式自身作用及功能的充分发挥，制约德育活动科学性和实效性的提升。为此，必须厘清德育模式的本质内涵，明晰德育模式的类型划分，把握德育模式现代建构的对策趋向。
一、德育模式的本质内涵
德育模式的概念界定，是德育模式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杜爱森认为，所谓德育模式是指在一定德育思想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德育实践而定型的德育活动结构及其配套的实施策略[1]。班华认为，德育模式其实就是一种教育模式，是运用“模式”研究法，对在德育现象中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较为系统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德育经验加以抽象化和结构化，使之形成特殊的理论形态，亦即在一定德育理念支配下，对德育过程及其组织方式、操作手段、评价机制等作出特征鲜明的简要表述[2]。黄向阳认为，德育模式实际上就是在德育实施过程中道德理论与德育理论、德育内容、德育手段、德育方法、德育途径的某种组合方式[3]。郑航则认为，德育模式是指在一定德育理论或观念指导下，对品德培养过程及其组织学生、活动方式、操作程序、实施策略、评价机制等所进行的框架构想和方案设计[4]。从上述德育模式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一方面，德育模式有别于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是构成德育模式的细节，是德育模式具体的智力操作范型，二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另一方面，德育模式也有别于德育理论和德育理念，它不仅蕴涵了人们的德育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而且还内涵着结构、程序、原则、方法、策略等实践要素。据此，笔者认为，所谓德育模式，是指建立在一定德育理念和德育理论基础上可以参照模仿的、具有操作性的结构性整体。具体而言，德育模式是在一定德育理念和德育理论指导下，德育的内容、方法、手段、途径等有机融合而成的比较稳固的程序及一整套策略体系。德育模式不仅可以表现为某种德育理论的简约化，运用简明解释或象征性符号反映其所依据的德育理论的本质特性，也还可以表现为对某些德育经验的总结、加工、抽象、概括与优化，是连接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纽带和桥梁，能给德育实践者提供一整套可供参照、借鉴与操作的标准的德育式样。
作为一种既不同于德育理论又不同于德育实践的德育因素，德育模式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其一是操作性。在德育实践活动中，任何一种德育模式都不是空洞的理性思辨，而是能够参照模仿和实施运用的程序化、固定化的操作步骤和行为范式。如西方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体谅关心模式、价值澄清模式、社会行动模式，以及我国的主体性德育模式、体验德育模式、欣赏德育模式、探究德育模式等，都有一整套可供模仿和操作的程序、步骤和策略等，具有极为鲜明的操作性特征。其二是优效性。任何一种德育模式的提出和建立，其根本旨归都是为了提升德育的实效性。如果一种德育模式不是优效而是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如传统的注入式模式、灌输式模式、强制性模式等，那它必然会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会退出德育实践的历史舞台。可以说，德育模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优效性，因而它也是德育模式的生命活力之所在。其三是发展性。发展变化是任何事物的普遍属性，德育模式也不例外，它也是一个开放的、运动的、变化的系统。德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德育理论的不断完善，德育实践的不断深化，必然会促发和推动德育模式的不断变革、发展和完善。如伴随着注入式、灌输式、强制性模式的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主体性模式、体验式模式、生活化模式等，由于它们更符合道德和德育的本真追求，因而逐渐成为当代德育实践中卓有成效的常用的德育模式。
二、德育模式的类型划分
由于德育文化、德育思想和德育理念的差异，致使德育模式的实践形态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德育模式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1.按照德育模式的功能分类
任何一种德育模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德育功能。如果依据德育模式的不同功能，德育模式可分为主知主义模式、主情主义模式和主行主义模式。“主知主义”模式是西方形成较早且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德育模式，它最初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后由美国著名道德教育家科尔伯格发展完善。这种德育模式注重张扬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和道德智慧，强调发展人的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理解、道德思维等道德理性能力，是一种具有重要价值和独特功能的德育模式。“主情主义”模式最早由英国学者麦克菲尔和诺丁斯提出，后由美国学者吉利根传承和发扬。相对主知主义模式来说，主情主义模式形成时间较晚一些，但由于其对道德情感在人的品德形成中独特作用的珍视，特别强调道德情感是人的道德需要和德性成长的源泉和动力支撑，因而成为当今更容易为人们认可和接受的德育模式。“主行主义”模式来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美国道德教育家纽曼的社会行动模式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模式都属于这种德育模式。该模式认为人的品德形成不单单是知“道”，更重要的是行“道”，不重视道德行为的养成，或者没有把道德行为置于德育的核心和关键地位，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有效的德育。
2.按照德育模式的内容分类
德育模式的选择与运用，必须依据德育内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德育课程。如果据此来划分，德育模式可分为德目主义模式、全面主义模式和混合主义模式[5]。“德目主义”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盛极一时，是一种源远流长且影响广泛的德育模式。这种德育模式主张把德育所要培养的道德品质以条目的形式排列出来，加以系统讲解与训练，从而使学生形成像“德目”所要求那样的道德知识、道德性格和道德能力。科尔伯格所说的“美德之袋”就是对这种德育模式的形象概括。“全面主义”模式也称“形式主义”模式，是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颇为盛行的一种德育模式。这种模式反对单纯的道德知识或道德条目的灌输，反对学校开设独立的学科德育课程，主张以全部的社会实践活动与独特的教育活动对学生施加德育影响，强调学生对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过程的体悟与理解，以此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践行能力。“混合主义”模式是对上述两种德育模式各执一端的修正，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德育模式。这种模式在德育目标上强调个体与社会所承担的共同责任，重视竞争与合作所形成的共同需要；在德育内容上突出西方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强调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意义，重视开设公民课程和伦理道德课程。
3.按照德育模式的作用方式分类
德育模式作用的发挥，存在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等不同的作用方式，据此可将德育模式划分为外铄型模式和内发型模式[6]。“外铄型”模式认为，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外部环境特别是教育的影响，强调从外部对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德育影响，利用一定的程序、步骤、策略、手段和方法，实现社会思想道德的个体化，从而使学生具备社会所期望的良好的思想品德。国外流行的社会行动模式、价值澄清模式等，我国传统的灌输模式、讲授模式、社会控制模式等，都属于这一类德育模式。“内发型”模式首先对“外铄型”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种道德的外部灌输且不说不能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即使学生获得的道德知识也只是冷藏的、死的知识的简单堆砌，其本身并不具有多么大的德育价值。这种德育模式特别强调学生品德发展和德性成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自身的道德需要，只有激发起学生内在的道德自觉，变教师“教的要求”为学生“学的需要”，变“要学生学”为学生“我要学”，才能不断实现个体思想品德的社会化。国外流行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体谅关心模式等，我国目前倡导的主体性模式、生活化模式、体验性模式、欣赏型模式、活动型模式等，都属于这一类德育模式。
三、德育模式的现代建构
德育模式现代建构是德育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它是一种以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为价值坐标，以促进人的思想道德现代化和主体性道德人格形成为最终旨归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1.由单一走向多元
任何一种德育模式都包括其自成体系的理论、预设的目标、独特的条件资源和具体的操作程序，当然也都各有其特定的功能与局限性，因而单靠一种德育模式有时并不能圆满完成德育任务，需要多种德育模式的有机配合。这首先是由学生品德发展特点决定的。因为任何一种德育模式无论多么完美，它也只能侧重于学生品德某一方面的发展，只有多种德育模式协调配合，综合利用，才能完成促进学生品德全面发展的任务。其次是由多种德育模式功能互补决定的，因为各种德育模式的功能与局限不同，一种德育模式的功能并不能完全由另一种德育模式所替代。最后也是由德育内容的多样性决定的，当代德育内容涵盖范围愈益宽泛，如心理健康教育、生命德育、生态德育、网络德育等，这就需要据此建构多元德育模式以适应德育实践的客观要求。现代多种德育模式的并存要求我们在进行德育模式的现代建构时，既要注意建构在知、情、意、行等方面各有其独特功能的德育模式，也要针对德育内容的扩展构建多种德育模式。事实上，我们在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德育模式基础上也正在致力于多元德育模式的建构，如体验德育模式、活动德育模式、主体德育模式、生活德育模式、生态德育模式、生命德育模式等。
2.由灌输走向对话
现代德育模式是在反对传统道德灌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主体性德育思想的确立，人们对灌输德育的认识愈益深刻：在性质上，是一种强制的、封闭的德育；在目的上，它是一种“无人”的、“非人”的德育；在内容上，它是一种旨在传授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的德育；在方法上，它是一种单向说教和灌输的德育。这种僵化的德育模式禁锢了学生的思想，窒息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现代德育模式倡导的是一种对话模式，“对话”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体间性”，它强调主体双方基于各自的“理解”，利用语言作为中介，把沟通、交往、交互和意义作为实践旨趣，从而实现主体双方的“融通”与“融合”。这种德育模式充满了人性，也因此能引起学生的独立思考，使他们获得真正的道德发展。由灌输走向对话，一方面表明了现代德育模式从忽视学生发展全面转向重视人及人的发展。道德教育家杜威、皮亚杰和柯尔伯格在推动这个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杜威首先反对灌输，他指出灌输的本质是强制性的、封闭人的思想的，是限制了学生道德智慧发展的；皮亚杰和柯尔伯格则发展了杜威的认知性发展德育理论，为反对灌输提供了科学支撑，进一步确立了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他们都相信学生是自身道德的建构者，学生的道德品质是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德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学生道德能力的发展。由灌输走向对话，另一方面也是从“奴化”的德育模式向“自主性”德育模式的转变。道德灌输只能培养奴隶性、顺从性人格，而自主性德育则能培养集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和责任性于一体的道德人格。
3.由自然本位走向以人为本
现代德育模式的历史转型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展开的。传统德育模式与现代德育模式的对抗是德育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可以说，德育模式由“自然本位”走向“以人为本”意味着人类个性的大解放，它不仅有利于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有助于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现代德育模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自然本位的德育模式、国家本位的德育模式以及人为本位的德育模式。“自然本位”德育模式强调自然适应性原则，如英国教育家洛克认为儿童的自然就如一块“白板”，法国教育家卢梭提出了“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瑞士教育家斐斯泰洛齐强调“教育适应自然”原则。“国家本位”德育模式是德育演进的高一级形式，它强调绝对服从，培养儿童的盲从人格；强调绝对权威，认为皇权、神权、教权不可侵犯；强调德育要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随着现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对人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新学校德育运动，人本化德育模式也得以崭露头角。这种德育模式凸显了道德和德育的本真追求，强调学生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人性发展和终极幸福。这一时期的德育模式呈现多样化发展，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体谅关心模式、价值澄清模式等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德育模式的改革，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4.由控制封闭走向自主开放
在传统教育观念里，人们对于学生主体地位的理解往往仅限于智育，而不包括学生的道德发展和德性成长。我们一方面提倡在教学过程中要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在德育领域中却仍然以听话、顺从作为“好学生”的标准，这不仅会人为地忽视了学生主体的道德生活需要，而且也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性发展，把学生仅仅看作是等待塑造的客体，看成是等待教师任意去装填的“美德之袋”，使学生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和束缚，形成一种无视主体性的控制封闭型的德育模式。其实，道德既是一种客观规范，也是主体的一种内在需要。个体作为道德发展的主体，其品德形成和发展既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他们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实际需要。现代德育模式的建立就是要从主体的道德需要出发，关注主体的道德生活。这种关注主体道德生活的现代德育模式就是自主开放型德育模式。它的基本特点表现在：其一，它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其二，它强调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德育过程；其三，它重视学生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其四，它主张德育与主体生活的紧密联系。现代德育模式不仅从理论上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且也重视以各种恰当方法，如价值分析、价值判断、角色扮演、社会模拟、社会探究、问题讨论、社会调查、情感体验等，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这些自主活动，或者作为德育模式实施的一个环节，或者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始终贯穿于德育模式的各个环节之中，从而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彰显并落到实处。
5.由理想空泛走向理想现实相融合
传统德育模式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往往把个人设计成理想化的革命者，这种理想空泛的德育模式虽然曾经鼓舞了人们的革命热情，也培养和造就了一些模范和典型，但它又表现出脱离现实、“假、大、空”和令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弊端。如果把德育提到一般人达不到的程度，就只能培养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圣徒”，它不能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就必然失去了现实功用。特别是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德育由于与现代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因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现代德育模式并非摒弃理想目标，而是特别强调理想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把现实的德育目标内化成理想德育目标的重要部分，以理想目标引领和指导德育实践的活动方向。因为这种理想德育目标一旦缺失，现实的德育目标就会失去了动力和统帅，从而成为一种自然的、盲目的活动。不仅如此，如果忽视德育的现实目标，过分强调理想德育目标的作用与价值，幻想人类期望的道德水平的突然实现，其结果也必然会破坏理想德育目标得以形成的现实根基，理想德育目标只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参考文献
[1] 杜爱森.关于德育模式的理论探讨.理论探索，1999（2）.
[2] 班华.现代德育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3] 黄向阳.德育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郑航.学校德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 陈洛湘,陈树文,孔琳.经典德育模式特点的比较与启示.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24）.
带泪的鱼范文3
关键词 原型―模型论 代换机制 英语基本句型 英语从句分类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7.073
Role of Substitution Mechanism in English Clause Classification
CHANG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totype - model theory， the angular relationship conjugate with students from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nglish sentences in English clause substitution mechanism classification.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substitute mechanism to define，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English clause， can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to understand complex sentences sentence structure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 sentences in actual generation of the semantic hierarchy， for us to learn and maste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lauses.
Key words prototype - model theory; substitution mechanism; basic English sentences; English clause categories
0引言
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不同的语言学家与语言学派别各有不同的研究和见解。从“bow-bow”theory ，”pooh-pooh”theory 到“yo-he-yo”theory，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语言起源的思考。结合不同学者对语言起源的研究，我们知道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人类语言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一脉相承，由初级阶段向更高层次发展演变。从“最早的语言单位就是一个声音或一个声音的重复”（张今 姜玲 2005：4），到后来发展到一般的简单句子，再到复杂句的出现（各种复合句型，衍生句型）。根据张今教授的研究，从共轭相生的角度来看，英语句型的生成机制共有6种：
即动词中心机制，对应机制（此2种为原始生成机制）;捏合机制，代换机制（此2种机制生成各种复合句型―并列与从属）;转化机制，隐喻机制（此两种机制生成各种衍生句型）（张今 姜玲 2005：7）。我们现在主要讨论代换机制在生成各种复合句型特别是从句时，对从句分类的影响和基础性作用。
1代换机制的定义
“所谓代换机制，是指利用不同类型的语结去替换基本句型中的句子成分……例如，我们可以用不定式、动名词、名词性从句、抽象名词词组去代替基本句型中的主语、宾语、表语……但要指出的是，代换机制是针对每一个基本句型而言，而不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英语句子而言”（张今 姜玲 2005：45）。
例如：I need your help.
此例句是一个具体的英语句子，其中主语“I”和宾语“your help”是不能用不定式，动名词，名词性从句去替换的。也就是说代换机制中，我们要代换，替换的是某个句子成分，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句子里某个具体表意的语结。
1.1代换机制在主从句分类中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对英语基本句型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代换机制在主从句分类中的作用。英语的基本句型，不同的语法学家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有的把英语基本句型分成5类：SV， SVO，SVIO，SVC，SVOC; 有的把英语基本句型分成7类，尤其是英国Quirk，R.et al在1985年主编的《英语语法大全》，以“句子五成分论”（许国璋 1991：354）即：主语（S），动词（V），宾语（O），补语（C）和状语（A）构成七种句型：“SV，SVO，SVIO，SVC，SVOC，SVA，SVOA”（Quirk，R.et al. 1985：556）。结合英语7个基本句型，“原型―模型论”（张今 姜玲 2005：3）
1.2 代换机制在其余种类从句分类中的体现
以上我们通过英语中的7个基本句型来讨论了代换机制在从句分类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代换机制出发，清楚而又方便地将从句分类成主语从句，表语从句，宾语从句，和状语从句。然而，我们还有定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没有通过以上七个基本句型的代换机制体现。这是怎么回事呢？Quirk，R.et al的7个英语基本句型的分类是依据“五种句子成分（主、动、宾、补、状），其中没有列传统语法中所称的‘定语’，这是因为作者所列的五种成分是在句子的层次上立论的，通常所称‘定语’是在短语层次上立论的”（许国璋 1991： 356）。也就是说，定语都依附于或者说修饰主语，宾语，或表语，使定语体现在了短语层次上，使他们隐含起来，无法在七个基本句型中明确地体现，最终也使定语从句不能像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状语从句那样明显地在七个基本句型中，通过代换机制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把定语从句看作短语层次，如上例中where LuXun once lived 为名词短语（the house where...）的一部分，它只是在短语层次上发生作用，而不是在句子层次上发生作用。这样也就决定了定语从句的分类不像其他从句分类时体现显性特征。
最后，我们讨论同位语从句。这里要说明许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误把“同位语”当作“同谓语”。差一字而谬千里。出现这样的错误是由于汉语中这两个字的发音一样，又加上英语语法中谓语成分这个名称经常使用，致使英语学习者混淆概念。
首先，同位语和定语一样，是在短语层面立论的。其次，同位语可以理解为同位置的语言成分，并且与其同位的成分处在同一语法和语义范畴，说明或解释前面的同位成分。同位语可以有主语同位语，宾语同位语，以及表语同位语。
通过以上例句，我们可以发现同位语和定语一样，也是在短语层次上立论。因而Quirk，R.et al以五种句子成分立论的七个英语基本句型中，也没有列出传统语法所称的“同位语”。最后也使同位语从句的分类出现隐性特征。
1.3 代换机制给我们的启示
代换机制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把从句进行分类，当基本句型中的某个句子成分（谓语动词除外）被一个从句代换，我们就得出相应种类的从句。另外，英语中7个基本句型在描述简单句时，仅出现1个动词;在代换机制下，由于用一个从句代换了基本句型中的某个语言成分（谓语动词除外），造成一个完整的复合句中出现2个动词。于是，通过代换机制，我们发现，当复合句中出现2个动词，就表明这里存在一个从句;出现3个动词时，就表明这里存在两个从句;4个动词，就表明这里存在三个从句;……（从句种类可以相同，可以不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英语句子中动词是中心和灵魂――“谓语动词在句子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句子类型的选择主要依靠句子中的动词，因此动词是句子类型选择的主要因素”（姜玲，2008：15）。
2结语
以上对代换机制在英语从句分类中的分析表明，英语句型的生成机制――代换机制，以英语7个基本句型为基础，在原型―模型论的指导下可以很好地构建出不同种类的从句。同时，这种成功的构建也有赖于7个英语基本句型以及“英语句子构造的基本特点‘树式结构’，英语句子的扩展或者复杂化仍是在主干上进行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对应关系……词类和句子成分采用双轨制……担任句子成分的不一定是单词，还可以是短语和从句”（潘文国，2005：197-199）。在基本句型中，所有句子成分，谓语除外，都可以被从句代换，这也是共轭相生原理的具体体现。如沈家暄所说：“简单产生力量”（沈家煊 2008：4-5）。我们借助句子的生成机制――代换机制，把复杂的从句进行分类，深入浅出。
参考文献
[1] Quirk，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London： Longman，1985.
[2] 姜玲.英汉隐喻句对比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5.
[3] 潘文国.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97-199.
[4] 沈家煊.语言中的整合现象[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4）：4-5.
带泪的鱼范文4
一、并项与迭代求和策略
在“类周期数列”{dn}中，设数列{bn}的周期为T（T∈N），数列{dn}的前n项和为Sn.
将数列{dn}从第一项起，依次每连续的T项“捆绑”合并成一项，构造一个新数列{pk}（其中pk=dTk-（T-1）+ dTk-（T-2）+…+dTk-1+dTk，k∈N），并求其通项公式.当数列{dn}的项数n为T的倍数（即n=Tm，m∈N）时，数列{pk}的前m项之和即为数列{dn}的前n项和，即Sn=
{dn}的项数n不是T的倍数时，利用数列的关系式Sn=Sn+1-an+1或Sn=Sn-1+an（n>1）等，进行迭代求和.
二、并项与迭代求和的应用
例1数列{an}的通项公式an=n・cosnπ
2
前n项的和为Sn，则S2012=.
解数列{cosnπ
2}是T=4的周期数列，当n取1，2，3，4等正整数时，cosnπ
2依次周期性等于
0，-1，0，1.
设pk=a4k-3+a4k-2+a4k-1+a4k（k∈N）.因为a4k-3=a4k-1=1，a4k-2=-（4k-2）+1=-4k+3，a4k=4k+1，所以pk=6.
小结数列{cosnπ2}的周期为4，且所求S2012的项数2 012为4的倍数，因此可依次将数列{an}从第一项起，每连续的四项通过求和并成一项，构造新数列，并求出新数列的通项公式，再对新数列求其前2012
4
项的和，即得S2012.其中关键之处是设pk=a4k-3+ a4k-2+a4k-1+a4k（k∈N）.
本题若要求S2013，S2011，则利用Sn=Sn+1-an+1或Sn=Sn-1+an（n>1）迭代求和，即S2013=S2 012+a2013=3 018+1=3 019，S2011=S2012-a2012=3 018-2 013=1 005.
例2等比数列{an}中，a1，a2，a3分别是下表第一、二、三行中的某一个数，且a1，a2，a3中的任何两个数不在下表的同一列.
（1）求数列{an}的通项公式.
（2）若数列{bn}满足bn=an+（-1）nln an，求数列{bn}的前n项和Sn.
解（1）数列{an}的通项公式为an=2・3n-1.（解题过程省略）
（2）由（1）得bn=2・3n-1+（-1）n[ln 2+（n-1）ln 3].数列{（-1）n}是T=2的周期数列，当n取1，2等正整数时，（-1）n依次周期性等于-1，1.
设pk=b2k-1+b2k（k∈N）.因为b2k-1=2・32k-2-ln 2-（2k-2）ln 3，b2k=2・32k-1+ln 2+（2k-1）ln 3，所以pk=8・32k-2+ln 3.
小结本题第（2）问的解法与例1的解法基本一致，只是情形更为一般化―――项数n是任意正整数.其关键仍是先通过并项求和，得到新数列的通项公式，再求出项数是偶数时的Sn，然后结合公式Sn=Sn+1-an+1，即可求出项数是奇数时的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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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语录”知多少
在近日坊间流传的一份“楼市专家IQ排行榜”上,董藩以“IQ指数25、重度低智”荣登榜首。董藩的“雷人语录”除了“反人类”说,还有“房价是唯一合法的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有力杠杆”,以及“未婚同居增加刺激购房需求”等。他说,现在中国有二种社会现象表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大大改变了:一是大龄未婚子女与父母分居;二是非法同居现象严重,这些都需要房子,这样对于拉动房市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语,着实让公众开了一次眼,本不为公众所熟知的董藩声名也自是扶摇直上。
在这份“楼市专家IQ排行榜”上,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也“榜上有名”,赵晓堪称“挺楼市”专家典范,他号召人民“现在买房,就是爱国”,国民经济约等于房地产(国民经济≈房地产),约等于民生。房地产发动机不能停,房地产崩盘老百姓更买不起房子。这番言论足以“雷”倒公众。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凭借“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一个房子能卖80万,你就不要卖50万,卖50万太糟蹋它了。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靠每一个物都要尽其用,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等高论,位列榜单也是顺理成章、情理之中的事了。惊人之语并不仅限于房地产业。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浏览网页,各类专家学者的言论充斥其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在一次年会上发言:许多企业之所以关门,并不是因为金融风暴,而是由于《劳动合同法》,他们的直接成本提高20%至30%。
2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对《劳动合同法》进行批评。他认为,该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它让工人找工作更难了,而不是更容易了。 4月,北大教授孙东东:“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腐败是改革的成本”,……等等,也均出自于专家之口。
专家?“砖”家?
各类专家们,尤以地产界专家为甚,因论调足够新颖、大胆,屡屡挑战着公众的认知底线,引来网友一边倒的“拍砖”,成为“伪学者”、“砖”家。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因宣称“买房就是爱国”,几近引起全民公愤。众多网友哀呼:想爱国咋这么难啊!无疑,爱国有多种表现形式和选择,买不起房的穷人就不爱国吗?买房的人就一定比不买房的人爱国吗?即使买得起房,也未必要当高房价的炮灰。针对董藩的“反对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说”,新华网友“滑力加”毫不客气地指出:公众反对的不是发展房地产,而是反对房地产商的暴利。将绝大多数人视为敌人,站在公众的对立面,就这一点来说,是董教授自己把自己弄到了“人民公敌”的地位上。网友“曾经沧海”反驳道:房地产复兴就是房地产复兴,救中国经济就是救中国经济,董藩教授刻意混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房地产复兴和救中国经济等同起来,试图阐述房地产不复兴,中国经济就要崩溃这么一个十分荒唐却又似是而非的理论,这是一种理论绑架。网友们认为,房产商打烟雾弹、摆迷魂阵、做虚假广告,专家帮着他们忽悠大众,这种行为才是名副其实的“反人类”。任志强、潘石屹等地产大佬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大呼“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是商人利益驱动使然,不好妄加指责。但是,专家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跟他们一个鼻孔里出气呢? 更让公众郁闷的是,从去年年底的“买房就是爱国”到现在的“反人类”说,在专家口中,老百姓不知何时竟背上了道德的包袱了。该为良心、道德缺失汗颜的,真的应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吗?
他们代表谁的利益?
口误,还是有意为之?当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们口不择言时,公众不得不怀疑,在话语权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专家正在与利益集团结成某种共同体。
《新文化报》5月13日发文称: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非民间论坛上,或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的经济学家频繁出现,纵论经济走向、把脉市场动态。和演艺界的明星一样,在邀请方、中介机构、经济学家之间,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而频繁走穴、赶场已成为部分经济学家的“主业”。该报历时一月的调查显示,经过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阶段,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阶段,经济学家的出场费一路暴涨,普遍由万元以下升至3-5万元。
《广州日报》署名文章指出,经济学家们应邀出席经济论坛之类的商业活动,拿了主办方提供的天价出场费,享受了钻石级服务,除了乱开药方外,在表达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时,如何做到心无旁骛,公平、公正?除了充当权力、资本的“二奶”以外,还能多大程度上站在百姓立场上凭良知说话。知名网络评论人士“五岳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跟着全球性金融危机被挤破,我们就看到各路学者粉墨登场了。虽然我们从来不对任何人的人品抱有过高的期望,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表演确实让人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不外是某些学者在学术上失去了自己的脊梁骨,变得如同软体动物一般,只要人家给钱就会去做花瓶,成为房产商的吹鼓手。 与“资本”的紧密相连,让一部分人顶着学者、专家的头衔,却因“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没有了起码的道义担当,倒在权力和金钱的石榴裙下,成为“御用一族”,已无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可言。
学者应怀有“悲悯”之心
古人为学,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无愧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担负社会责任为己任,遗憾的是,这种优秀品质正离现今的学者专家远去。学者许纪霖曾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提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日渐“专业化”和“学院化”,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也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
专家学者的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是由其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影响所决定的,他们有可能作为政府智囊团的一份子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形成。因此,他们虽然有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利,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带泪的鱼范文6
关键词：考据类笔记；渊源；发展
“笔记”二字的含义初为散文，用来与辞赋等韵文对称，在南北朝时，有所谓的文笔之分，把有辞藻，能激发人情感的作品称为文，其余的作品皆为笔，而最早以笔记二字命名作品的当属北宋宋祁的《笔记》一书，而关于笔记的归类，历来目录学家分法不一，有归入史部的传记类的、有归入地理类的、还有归入杂史类的，但大多数笔记都被归为子部小说类和杂家类。而到了当代，笔记才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笔记自身所记载的内容庞杂，学者对于笔记的分类也不同，而真正站在“笔记”这有概念上对笔记进行分类的是刘叶秋先生，他将从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大致分为琐闻故事类、考据辨证类、小说故事类这三类，而考据辩证类笔记是指以考证史实、名物典章为主的笔记。
宋代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故而各种著作层出不穷，笔记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地涌现，其规模和数量都远远的超于前代。而在这些笔记作品中，宋代学者重视考据与记载，所以宋代的考据类笔记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但是宋代考据类笔记的渊源和发展却少有提及，本文拟对此做一些梳理。
一、宋代考据类笔记的渊源
“笔记”这种体裁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班固的《白虎通义》与蔡邕的《独断》就是笔记体。《白虎通义》乃是汉代班固记录白虎观会议的讲经记录，虽说是为讲说五经但其中分题立论，如爵、号、五祀、社稷、礼乐等，解释颇为详细，且各具系统，这对了解汉代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就是考据辩证类的笔记。而蔡邕的《独断》是一部个人所编写的笔记体著作，虽仅万言，但是记录了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有关礼制、车服、帝系等内容，也考证了汉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内容，它无疑也是考据类的笔记。故可以说《白虎通义》和《独断》是考证类笔记的滥觞。虽然汉代是考据类笔记的发轫时期，但是此时的考据类笔记也只是文人们随手记录经义的一种方式，只是汉代儒者考据经传的一种副产品。
魏晋时期，政治混乱，玄学兴起，儒士们为了避祸，避谈国事，整日沉迷于谈玄论道，文学类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大都以玄学为主，而所存的能称得上是辩证考据类笔记的仅有记录汉代琐闻、故事的《西京杂记》与记录民俗传说的《荆楚岁时记》及考证名物、制度的《古今注》三种。其中《西京杂记》虽为“杂载人间琐事”但是其中记载的汉代典章制度与风俗颇为可考，故也可称之为考据类的笔记。而到了唐代“笔记”就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开始有意识的运用笔记这种载体来记录自己的见解，但是纵观整个唐代的笔记，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占了大多数，但是由于“笔记”这种文体本身就所录庞杂，故也有不少笔记都还包含着考证的内容，但是还不能成为真正的考证笔记，而真正算得上考据辩证类笔记的当属《封氏见闻记》，其书前六卷记叙掌故、考证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最后两卷专述唐代士大夫的逸闻趣事，此书的考证部分后人的评价很高，四库馆臣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另外还有考究经传、订正名物、解释语词、辩证讹谬的《苏氏演义》，与纠正俗说之谬的《资暇集》及考究典故、论辩杂事的《刊误》等，唐代的考据类笔记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考辩精详，引据充实，内容广泛，为考据类笔记的发展提供了示范。
进入到宋代，“笔记”大量的涌现且种类繁多，考据笔记作为笔记的一个类型才算是真正地开始成熟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子部杂家类有杂考一项，其中收录的大多是考据类笔记，共收入了唐五代考据笔记4部，宋代28部，元明11部，清11部，而宋代考据笔记就占到了一半，可见宋代考据类笔记的繁盛情况。宋代的考据辩证类笔记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广博，既有百科全书式的考证笔记《梦溪笔谈》，又有讲经史、训诂的《困学纪闻》、《容斋随笔》、《学林》等，还有着重考证名物、解说典故的《演繁露》和《朝野类要》等，可以说到了宋代，考据类笔记已经完全成熟了。这些考据类笔记博采众长吸取前人笔记的优点，从而形成了宋代考据类笔记自己的特点。唐代以前的考据类笔记主要是以考经为主，宋人笔记中虽然庞杂，而对于经籍的考证却没有停止，到了唐代，考据类笔记开始发展，但是唐代的笔记主要是以故事琐闻为主，考据类笔记只是占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初见雏形，宋记继承了唐代小说故事类笔记的灵动笔法，同时又言语考证，到了宋记作品的大量出现，同时考据学的发展也促进了考据类笔记的出现，考据类笔记博采众长到了宋代才开始走向成熟。故《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载：“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咨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注：班固谓杂家者流出于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1]
二、宋代考据类笔记兴起的原因
宋记大量的涌现，而考据类笔记也在宋代蓬勃发展，这与有宋一代的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宋代立国之初，重视文化，优待文士，甚至还立下了不杀文士的祖训，重用文人治国。统治者重视文人，提倡文化，故宋代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唐代的科举取士，虽然比前代有所进步，但是基本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而寒门学子很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宋代的科举则是面向全国的各个阶层，这就为很多寒门学子提供了可以走向政治中心的机会，而参与政治就要讲求务实，故在宋代的科举不断改革下就更加注重实用性，所以就形成了其重策论轻辞赋的风气，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宋代学子要想进仕，就必须要加强对于经典的研究，而笔记无疑是记录他们思想的最好的载体，所以大量的对于经典的考证就以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了。
再者，宋代不同与唐代的学术风气也为考据类笔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中唐以前儒者讲经，皆从师说，疏不破注，学者只能墨守成规，而这种墨守成规的学术风气极大的束缚了学者的思想，使学者自身的见解得不到体现，而兴起于宋代的新儒学，试图打破以前株守师说的传统，提倡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讲究义理。这个学说也就成了是宋人重考据而轻师说的学术风气的思想基础。而由于宋人重考据，考据学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在宋代考据学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问而存在的，这就为学者们则通过对经典的阐释乃至于怀疑来发扬自己的学术见解开辟了一条通道，而笔记由于其自由的特点，无疑成了记载学者们学术思想的最佳载体，学者们利用笔记阐经释典，记录下自己的学术成果，故考据类笔记的在宋代才能大量地出现且释放出光芒，这与宋代的重考据的学术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再次，科技的发展也是促进宋代考据类笔记兴盛的原因。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书籍的出版量也大大的远胜于前代，宋代不仅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佛经可以结集刊行，就连一般的乡村私塾所用的启蒙读物也可大量的流传。印刷术的发展就就为文人的作品流传提供了方便，而普通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将自己的作品付梓，流传于世，这也大大促进了文人们创作作品的积极性，而考据类笔记作为宋代文人阐经释典发扬自己学术见解的一个载体自然就会大量的印刷传播与流传。
三、宋代考据类笔记的发展
纵观整个宋代考据类笔记，不仅继承了前代学者考据方法，而且内容更加的广博，汉魏的考据类笔记以考经为主，而宋代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考证繁杂。特别是宋代，学者们严谨注重考据，且与实证相结合，特别是在科技和民俗的考证方面，如《梦溪笔谈》卷六就记载了沈括对于声学的研究，宋人重实用，故考证注意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特别是考史，如《容斋随笔》“宣和冗官”条评论朝政得失，“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蔡）京之罪恶至矣！”[2]，《云麓漫钞》中“选人之制”条中直指宋代的的冗官之弊“国朝既收诸镇权，自一命以上，皆注吏部选，而选人有七阶......于而员益沉。举削日减，人有淹滞之叹。”[3]都是通过考证来达到劝戒当时的目的。
宋代的考据类笔记虽是各自成书，但是前代的笔记常常被后代文人所引用，同代之间且相互批判考证，互相讨论，甚至还有针对某一书的专门考证的笔记。如《梦溪笔谈》成书较早，其中不少条目为后世笔记所讨论。《能改斋漫录》成书后，其中不少条目遭到叶大庆（《考古质疑》）、刘昌诗（《芦浦笔记》）的批评。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则是专为考据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一书而作，即以笔记来考据笔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笔记与笔记之间，笔记其他著作也互有影响。如《能改斋漫录》对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有所征引，而后《能改斋漫录》中的条目又被《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所引用。这些都是前代考证类笔记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宋代学术的兴盛情况。
尽管考据类笔记在宋代大量的出现，但是考据类笔记在南北宋时期情况并不相同，在北宋时期，考据类笔记的数量较之于南宋少，且北宋的考据类笔记多于叙事之中夹杂考辩，或者于考辩之中，间叙杂事，考辩类笔记的体例、内容也与前代相同多并无严格的区别，只是由于笔记中考据类的内容较多故归为了考辩类笔记，而到了南宋，考据类笔记的内容就趋于专门，如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就专考经史诗文，这与南宋的考据学的兴盛已密切相关，“宋南渡后，考据史学开始深入发展，出现了李焘、李心传等考史大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重考证历史现象的史家越来越多，考史著作和一些零散的考史条目，在各类书籍中均大量出现。”[4]，故笔记这种形式自由随意的著作体例，自然就成为了承载学者思想的最好的载体。
综上所述，考据辩证类笔记做为作为宋代学者学术思想的一种承载，其笔记的价值历来是受到人们的重视的。宋代的笔记不仅吸收了了前代考据类笔记的优点，考经与考史并存，内容广博庞杂，并且更加的注重实用性，随着宋代考据学的发展考证也渐渐趋于专门化，考据类笔记的门类也更加的精细，它开启了后世明清考据笔记的先河，明清代的考据笔记无不从中吸取养料，将宋代的考据类笔记的方法与成果融入自身，故宋代考据类笔记的承启之功不可忽视。
【注释】
[1][清]永.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00
[2][宋]洪迈. 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68-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