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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著教帝学书范文1
王著教帝学书范文2
易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故二妃嫔妫，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废兴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说云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
汉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馀内官十有四等。魏因汉法，母后之号，皆如旧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婕妤，有容华，有美人。文帝增贵嫔、淑媛、脩容、顺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华、脩仪；除顺成官。太和中始复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贵嫔、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昭仪比县侯；昭华比乡侯；脩容比亭侯；脩仪比关内侯；婕妤视中二千石；容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比二千石；良人视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书曰：后以汉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问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谯纳后为妾。后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将我兒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卻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脩，丁视后母子不足。后为继室，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其后丁亡，后请太祖殡葬，许之，乃葬许城南。后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脩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魏书曰：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珰数具，命后自选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问其故，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二十四年，拜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践阼，尊后曰皇太后，称永寿宫。魏书曰：后以国用不足，灭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后植犯法，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车都尉兰持公卿议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及自见帝，不以为言。臣松之案：文帝梦磨钱，欲使文灭而更愈明，以问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则太后用意，不得如此书所言也。魏书又曰：太后每随军征行，见高年白首，辄住车呼问，赐与绢帛，对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时也。”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帝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
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谥太后祖父广曰开阳恭侯，父远曰敬侯，祖母周封阳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赠印绶。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
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魏略曰：初，卞后弟秉，当建安时得为别部司马，后常对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与我作妇弟，不为多邪？”后又欲太祖给其钱帛，太祖又曰：“但汝盗与，不为足邪？”故讫太祖世，秉官不移，财亦不益。秉薨，子兰嗣。少有才学，魏略曰：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太子报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由是遂见亲敬。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兰薨，子晖嗣。魏略曰：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而帝留意於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帝虽不能从，犹纳其诚款。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於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又分秉爵，封兰弟琳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兰子隆女为高贵乡公皇后，隆以后父为光禄大夫，位特进，封睢阳乡侯，妻王为显阳乡君。追封隆前妻刘为顺阳乡君，后亲母故也。琳女又为陈留王皇后，时琳已没，封琳妻刘为广阳乡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汉太保甄邯后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岁失父。魏书曰：逸娶常山张氏，生三男五女：长男豫，早终；次俨，举孝廉，大将军掾、曲梁长；次尧，举孝廉；长女姜，次脱，次道，次荣，次即后。后以汉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寝寐，家中仿佛见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号慕，内外益奇之。后相者刘良相后及诸子，良指后曰：“此女贵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长，不好戏弄。年八岁，外有立骑马戏者，家人诸姊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诸姊怪问之，后答言：“此岂女人之所观邪？”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后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曰：“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丧中兄俨，悲哀过制，事寡嫂谦敬，事处其劳，拊养俨子，慈爱甚笃。后母性严，待诸妇有常，后数谏母：“兄不幸早终，嫂年少守节，顾留一子，以大义言之，待之当如妇，爱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与嫂共止，寝息坐起常相随，恩爱益密。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鄴，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世语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魏书曰：后宠愈隆而弥自挹损，后宫有宠者劝勉之，其无宠者慰诲之，每因闲宴，常劝帝，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乃获斯祚耳。所原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嘉焉。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请於帝曰：“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顺，前后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请曰：“妾受敬遇之恩，众人所知，必谓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惧有见私之讥，下受专宠之罪，原重留意！”帝不听，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皇后从，留孟津，帝居守鄴。时武宣皇后体小不安，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左右骤以差问告，后犹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动，辄历时，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忧愈甚。后得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懽悦。十七年正月，大军还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武宣皇后见后如此，亦泣，且谓之曰：“新妇谓吾前病如昔时困邪？吾时小小耳，十馀日即差，不当视我颜色乎！”嗟叹曰：“此真孝妇也。”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怪问之曰：“后与二子别久，下流之情，不可为念，而后颜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讳）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后之贤明以礼自持如此。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鄴。魏书曰：有司奏建长秋宫，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令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敢守微志。”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於是，异乎所闻於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别立寝庙。魏书载三公奏曰：“盖孝敬之道，笃乎其亲，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谓生则致其养，殁则光其灵，诵述以尽其美，宣扬以显其名者也。今陛下以圣懿之德，绍承洪业，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忧，每劳谦让。先帝迁神山陵，大礼既备，至於先后，未有显谥。伏惟先后恭让著於幽微，至行显於不言，化流邦国，德侔二南，故能膺神灵嘉祥，为大魏世妃。虽夙年登遐，万载之后，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谥法：‘圣闻周达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谥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万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让允恭，固推盛位，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礼），非所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并奏可之。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户千，追封逸，谥曰敬侯；適孙像袭爵。四月，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又尝梦见后，於是差次舅氏亲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赏赐累钜万；以像为虎贲中郎将。是月，后母薨，帝制缌服临丧，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旧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节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阳陵。像还，迁散骑常侍。青龙二年春，追谥后兄俨曰安城乡穆侯。夏，吴贼寇扬州，以像为伏波将军，持节监诸将东征，还，复为射声校尉。三年薨，追赠卫将军，改封魏昌县，谥曰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温、韡、艳皆为列侯。四年，改逸、俨本封皆曰魏昌侯，谥因故。封俨世妇刘为东乡君，又追封逸世妇张为安喜君。
景初元年夏，有司议定七庙。冬，又奏曰：“盖帝王之兴，既有受命之君，又有圣妃协于神灵，然后克昌厥世，以成王业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挚、陶唐、商、周代兴。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宫庙，世世享尝，周礼所谓‘奏夷则，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诗人颂之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诗、礼所称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运，继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弥隆，庙祧之数，实与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无穷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灵符，诞育明圣，功济生民，德盈宇宙，开诸后嗣，乃道化之所兴也。寝庙特祀，亦姜嫄之閟宫也，而未著不毁之制，惧论功报德之义，万世或阙焉，非所以昭孝示后世也。文昭庙宜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永著不毁之典，以播圣善之风。”於是与七庙议并勒金策，藏之金匮。
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为射声校尉，加散骑常侍，又特为起大第，车驾亲自临之。又於其后园为像母起观庙，名其里曰渭阳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恭侯；子绍嗣。太和六年，明帝爱女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取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承甄氏姓，封德为平原侯，袭公主爵。孙盛曰：於礼，妇人既无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德自异族，援继非类，匪功匪亲，而袭母爵，违情背典，於此为甚。陈群虽抗言，杨阜引事比并，然皆不能极陈先王之礼，明封建继嗣之义，忠至之辞，犹有阙乎！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宰辅之职，其可略哉！晋诸公赞曰：德字彦孙。司马景王辅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复以女继室，即京兆长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德虽无才学，而恭谨谦顺。甄温字仲舒，与郭建及德等皆后族，以事宜见宠。咸熙初，封郭建为临渭县公，德广安县公，邑皆千八百户。温本国侯，进为辅国大将军，加侍中，领射声校尉，德镇军大将军。泰始元年，晋受禅，加建、德、温三人位特进。德为人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贵当世。德暮年官更转为宗正，迁侍中。太康中，大司马齐王攸当之籓，德与左卫将军王济共谏请，时人嘉之。世祖以此望德，由此出德为大鸿胪，加侍中、光禄大夫，寻疾薨，赠中军大将军，开府侍中如故，谥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历中书郎、右卫将军、侍中，位至辅国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喜与国姻亲，而经赵王伦、齐王冏事故，能不豫际会，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静免之。青龙中，又封后从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为列侯。毅数上疏陈时政，官至越骑校尉。嘉平中，复封暢子二人为列侯。后兄俨孙女为齐王皇后，后父已没，封后母为广乐乡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也。祖世长吏。魏书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谥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阳君，生三男二女：长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汉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异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字。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阼，为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黄初三年，将登后位，文帝欲立为后，中郎栈潜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妫，并以贤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祸阶末喜；纣以砲烙，怡悦妲己。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妾为妻’。今后宫嬖宠，常亚乘舆。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文帝不从，遂立为皇后。魏书曰：后上表谢曰：“妾无皇、英釐降之节，又非姜、任思齐之伦，诚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处中馈之重任。”后自在东宫，及即尊位，虽有异宠，心愈恭肃，供养永寿宫，以孝闻。是时柴贵人亦有宠，后教训奖导之。后宫诸贵人时有过失，常弥覆之，有谴让，辄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为之顿首请罪，是以六宫无怨。性俭约，不好音乐，常慕汉明德马后之为人。
后早丧兄弟，以从兄表继永后，拜奉车都尉。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婚，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魏书曰：后常敕戒表、武等曰：“汉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骄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东征，后留许昌永始台。时霖雨百馀日，城楼多坏，有司奏请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贞姜留渐台，江水至，使者迎而无符，不去，卒没。今帝在远，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群臣莫敢复言。六年，帝东征吴，至广陵，后留谯宫。时表留宿卫，欲遏水取鱼。后曰：“水当通运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当复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车所不足者，岂鱼乎？”
明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安宫。太和四年，诏封表安阳亭侯，又进爵乡侯，增邑并前五百户，迁中垒将军。以表子详为骑都尉。其年，帝追谥太后父永为安阳乡敬侯，母董为都乡君。迁表昭德将军，加金紫，位特进，表第二子训为骑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魏书载哀策曰：“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哀子皇帝叡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叩心擗踊，号咷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就黄垆而安厝。呜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嫔周，圣善弥光，既多受祉，享国延长。哀哀慈妣，兴化闰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罹灾殃。愍予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帝进表爵为观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迁详为驸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为观津敬侯，世妇董为堂阳君。追封谥后兄浮为梁里亭戴侯，都为武城亭孝侯，成为新乐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详嗣，又分表爵封详弟述为列侯。详薨，子钊嗣。
明悼毛皇后，河内人也。黄初中，以选入东宫，明帝时为平原王，进御有宠，出入与同舆辇。及即帝立，以为贵嫔。太和元年，立为皇后。后父嘉，拜骑都尉，后弟曾，郎中。
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虞氏遂绌还鄴宫。进嘉为奉车都尉，曾骑都尉，宠赐隆渥。顷之，封嘉博平乡侯，迁光禄大夫，曾驸马都尉。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騃，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孙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对扬至德，恢王化於关雎，致淳风于麟趾。及臻三季，并乱兹绪，义以情溺，位由宠昏，贵贱无章，下陵上替，兴衰隆废，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诗云：“絺兮绤兮，凄其以风。”其此之谓乎！后又加嘉位特进，曾迁散骑侍郎。青龙三年，嘉薨，追赠光禄大夫，改封安国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谥曰节侯。四年，追封后母夏为野王君。
帝之幸郭元后也，后爱宠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后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见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馀人。赐后死，然犹加谥，葬愍陵。迁曾散骑常侍，后徙为羽林虎贲中郎将、原武典农。
王著教帝学书范文3
如今，人们对王茂荫可以说是比较熟悉了。而对吴棠则比较陌生。其实，本文提及的这位吴棠，也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位名宦。他由七品知县一直晋升至官阶二品的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成为清代皖东籍唯一的封疆大吏，中国漕运史上的集权总督，安徽清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人。他在咸丰初年就“有声江淮间”[1]，后被誉为“以民慈父，为国重臣，江淮草木知名，天下治平第一人”[2]，“天子知名淮海吏”[3]。在整个同治朝，他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陕甘总督左宗棠等重臣齐名。吴棠仕途通达，主要是他本人能够坚持勤能为民，实心任事，清政廉明，老成练达；但与杨以增、王茂荫相继疏荐保举也有内在关系。本文对王茂荫与吴棠的若干故实予以简述。
一
吴棠，字仲宣，一字仲仙，号棣华，清嘉庆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813年8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盱眙县三界市（今安徽明光市三界镇老三界行政村），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九日（1876年7月20日）病逝于滁州西大街吴公馆。吴棠为唐休宁吴少微公之裔。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吴棠主持重修《盱眙吴氏族谱》，在《重修吴氏族谱序》中说其祖籍原“宅于休宁之商山村，明代中叶四世祖吴万由徽迁滁，卜居于滁州、定远、盱眙之三界。”[4]吴氏从始迁祖吴万繁衍至吴棠已有十二代。从其祖父吴起，辈份谱以“金水木火土”为偏旁取字，后吴棠又拟十六字为后人命名所依，即：克绍至德，继祖扬芳，诗书世守，福寿延长。
吴棠少时家境贫苦，父亲吴洹，字圣基，号北山，课馆为业。母亲程氏，定远县武庠生程光之女。因家贫，吴棠与兄吴检从小由父母自教。吴洹原课馆于外戚胡氏，每月薪俸仅钱二三贯，妻程氏以制酒酱佐之。后吴洹授徒家中，同时教吴棠及其兄吴检读书。因吴洹薪俸不足赡养，吴检从13岁起就以捻草为缗易钱补贴家用，程氏则兼以水磨作豆腐，由吴检挑入集市易钱。吴检为养家供弟就读，还置马磨一盘，磨麦成面粉出售。常常是一灯挂壁，吴检磨面，吴棠则在磨旁就灯夜读。吴检日后言“漏下三鼓弟犹读”[5]。时人亦言吴棠“家奇贫，不能具膏火，读书恒在雪光月明之下”。[6]吴棠早年还曾拜学于盱眙名儒钱坤门下。
吴棠19岁中秀才，次岁参加江南乡试以第六十二名举人及第。随后，四次应礼部试均不中。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32岁的吴棠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仍未第；但在此年“大挑”中被评为一等，作知县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试用期满，入漕运总督杨殿邦幕学习吏事。次年，他因防汛出力，奉旨免借补，以沿河知县补用而摄砀山知县；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桃源知县，筑滨卜家湖长堤保护县城，百姓称“吴公堤”。咸丰元年（1851年）冬，吴棠调清河县，任内严禁苛派，严禁赌博，严禁盗贼，因无积狱被百姓称“吴青天”。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吴棠署邳州知州，时值水患，岁荒盗炽。他施行“首恶必惩，胁从解散”政策，亲勘灾情，兴修水利，收养弃婴，并率卒勇击退山东捻众，地方暂靖，邳民称颂。咸丰三年（1853年）吴棠先是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旋回任清河知县。时值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吴棠带兵征战淮海间。早在起事的咸丰元年，因清河知县任上的吴棠有实实在在的政绩，河道总督杨以增上疏保荐他。杨在奏疏中说：
查清河知县吴棠实心任事，始终不懈，卓有政声，深受士民爱戴……吴棠以忠义号召士民，招集乡勇，倡办团练，申明纪律，乡镇立七十二局……合力防御，淮海数百里隐然恃若长城。江北得团练御敌，自吴棠始也。[7]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时任太常寺少卿官届正二品的王茂荫又向咸丰帝保举吴棠。《清史稿》吴棠本传中提到这件事：
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诏询以增，亦以治绩上，特命以同知直隶州即补，赏赐花翎。[8]
《清史稿》记载比较简略，《清国史・王茂荫列传》记载则明确具体：
（咸丰三年）五月，（王茂荫）疏荐马兰镇总兵宗室庆锡、副都统德全、前任福建布政使曾望颜请加察看。又先后疏荐江苏知州吴棠、陕西知县江开、江苏教职陈之琦、湖南知府张实、候选知县黄国光、庶吉士傅寿彤。得旨：吴棠交杨以增察看，江开、陈之琦发往周天爵军营差委，张实、黄国光、傅寿彤发往河南军营差委。[9]
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中的《王茂荫传》还记载说：
（咸丰）四年，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人才，称棠捕盗认真，士民称颂，上命杨以增察看。以增称棠实心任事，始终不懈。得旨免补知县，以直同知、直隶州即补，并赏戴花翎。[10]
王茂荫疏荐吴棠的同年十一月，咸丰皇帝给时任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钊降旨垂询：清河知县吴棠团练乡勇，深得民心，若令其带勇击贼，必当得力。咸丰皇帝的嘉许很快使吴棠成为“天子知名淮海吏” 。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疆臣都看重吴棠。
二
吴棠办事勤能，加上王茂荫鼎力保举后咸丰皇帝亲下诏令，使之很快得到提拔，由清河知县升任邳州知州，并赏戴花翎，由正七品升为正五品。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吴棠丁母忧去职，百姓相送，道途为之堵塞。因士民攀留，杨以增疏请夺情，咸丰帝诏命其治丧百日，以墨视事（即佩戴黑纱上班），仍署原职，一年半后才回籍终制。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吴棠父亲去世，吴棠按例奉讳里居，回籍倡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捻军和地方义军。驻安徽凤阳临淮专事剿捻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帮办团练大臣袁甲三又奏请吴棠丁忧夺情，前往临淮大营参与剿捻事宜，未获准允。这一年，李鸿章在老家庐州（治所合肥）被太平军李秀成部击败，祖坟被掘，曾逃到吴棠府上避难。咸丰九年（1859年），吴棠守制期满即被任用为徐州知府。此后，他仕途一直通达，咸丰十年补淮徐道，受命帮办江北团练。咸丰十一年（1861年），吴棠擢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同治二年（1863年）实授漕运总督；同治三年（1864年），加二品顶带，署江苏巡抚。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时吴棠疏陈“江境尚未全平，请收回成命，专办清淮防剿”。诏嘉其不避难就易，仍留漕督任。后军事初定，即诏其筹复河运，故署两江总督未几又回任。同治五年（1866年）吴棠调补闽浙总督，授钦差大臣；六年（1867年）十二月调任四川总督，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直至同治十年（1871年）兼署成都大将军等职。从咸丰三年至同治六年首尾十五年内，吴棠由七品知县擢迁为官阶二品的四川总督，仕途畅通，在大清一代实属少见。
咸丰元年起事后，捻军亦揭竿而起，各地义军纷纷响应，风起云涌，再加上外患，大清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中。为国家社稷计，咸丰帝登极后一再号召当国大臣举荐贤明，广纳英才，遂有王茂荫疏荐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疏荐马兰镇总兵庆锡、副都统德铨、福建布政使曾望颜，又疏荐吴棠等等。王茂荫前前后后给咸丰帝、同治帝上了一百多个奏折，所言皆国计民生大事，对用人理财两件事，念念不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上给咸丰帝的第一个奏折是主张改变币制的《条议钞法折》，第二个奏折就是《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他的用人理念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曾一再大声疾呼：“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而用人尤重。用非其人，财不可得理也。”[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茂荫在保举吴棠之先，与吴棠并不相识，既无私交更无深交，是在闻知其德能勤绩但未曾谋面，不认得的情况下疏荐的，纯属为大清江山社稷考虑。其推荐贤能完全出于公心。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有此胸怀，有此伯乐之举，实在难能可贵。
同样，在较长时间里，受到提拔重用的吴棠也不认识王茂荫。吴棠虽然早闻王茂荫大名，获悉王氏保举的人员中有他吴棠，有不胜知遇之感；但在战事频仍、时局动荡的境况下，并没有机会去拜见王茂荫。直到王茂荫病逝的前一年即同治三年（1864年）春，王茂荫奔继母吴太夫人丧事（按：同治二年，王茂荫继母吴太夫人及家人为避兵乱由王茂荫长子铭诏等侍奉在江西，同年三月十二日在南昌新建县樵舍舟中病逝。当时王茂荫正办案山西，六月接讣音即告假奔回京师，因兵乱道途不畅，不得不绕道奔丧），由京城沿运河舟行南下，途经淮阴，才与已加二品顶戴、署江苏巡抚但因江淮未戢仍请留漕运总督任上的吴棠见面。吴棠热情接待了他。王茂荫与吴棠在淮阴见面，即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谋面，也是仅有的一次。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次年六月二十二日，王茂荫在新迁居的义成村病逝。吴棠离世前十年即同治五年（1866年），为王氏遗著《王侍郎奏议》作序。他在序中回忆了与王氏在淮阴相见情景及感触：
棠之再宰南清河也，与公无一面交，首列荐剡，不胜知己之感。同治三年，公以奉讳返里，道出淮阴，始得一接奉颜色，蔼然深挚，语气呐呐，如不出诸其口，益信公之不欲仅以言见，而使世之人诵公之言，固非公之心也。棠识性浅陋，于公未能窥见万一，而即公之言以想公之行，公论所在，宇宙之广，必有非棠一人阿好所能掩饰者矣。[12]
近年有人撰文介绍：“后来吴棠得知，王茂荫在歙县义成村守孝期间非常清苦，只能靠到当地书院讲学得些薪水维持生计，于是决定以余薪助恩师颐养之需，特地委派亲信带了五百金送到王府，再次为王茂荫谢绝。王在回函中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吴棠因此深感惭愧，后来再也不敢以钱帛相赠了。”据笔者所考，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王茂荫由江西吴城扶继母棂柩返里，四月抵家，即经营卜葬事。暮岁还乡的他，见兵燹后里\成墟，亲知族党多半流亡，心情本来就不好，五月间驻扎徽州的清军兵勇又为兵饷滋生闹事，心情更为悲愤，六月中旬旧病复发，不久便告别人世。他没有也不可能去当地书院讲学以“得些薪水维持生计”。至于吴棠派人来看望王茂荫，这倒有可能。但凭王茂荫的官德人品，再次谢绝相赠金帛，并讲了掷地作金石声的话语，这也势之必然。王茂荫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清官。王茂荫作古后，吴棠应王氏后人之请为《王侍郎奏议》撰序，为王氏遗著印行助一臂之力，则自是题中之义，惺惺相惜也。
三
吴棠出于寒门，有过贫苦经历，居官之后，心系民生，实心办事，正直廉明，始终不懈，上下口碑都很好。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四川总督骆秉章病逝于任上，清廷调吴棠接任四川总督。他在蜀整八年，官声卓著。光绪元年（1875年），他因病请求开缺，时四川学政张之洞称赞吴棠治蜀功德：“蜀人八年夜安枕，蜀江三月花如锦……功在江淮德在蜀，年年俯仰饱食粥。巨人长德非空言，岁星所躔国有福。”吴棠在四川总督任上不畏权奸，上疏弹劾与清廷太监李莲英关系密切的奸商李光昭以及谏阻同治皇帝停修圆明园之事，曾在清廷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之说吴棠多少受到王茂荫直言敢谏之风影响并不为过。事情是这样的――
同治年间，寄居湖北汉阳的广东嘉应人奸商李光昭与清廷内务府有关权贵相勾结，以重修圆明园的名义，从东南亚等地低价大量收购木材，然后以高价卖给内务府，从中牟取暴利，从而导致大量官银外流，加剧了国库空虚。此事牵涉官员众多，涉及大学士、军机大臣、亲王贝勒等一批重臣和宗室皇亲。不少知情官员为保住自己前程，均装聋作哑，三缄其口。而疆臣吴棠得知此事情原委后，却毅然三次上疏弹劾，请求朝廷严厉追究。后来李光昭终被惩处。
吴棠谏阻修建圆明园更是非同一般。圆明园为清代著名皇家园林之一，原为康熙帝赐给皇四子胤祯（即后来的雍正帝）的花园。雍正帝即位后又费资数千万进行了修缮，增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乾隆间，圆明、长春、绮春三园格局基本形成。嘉庆间又对绮春园进行了修缮和拓建。道光朝对三园也有修饰。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遭侵占、洗劫和焚烧。在咸丰朝十一年和同治朝上半叶，为对付太平军、捻军及其他义军，抵御外夷，国力已衰竭。同治七年（1868年），满洲御史德泰为讨好慈禧太后，曾动议加收税赋用以重修圆明园，因违反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永不加赋”的祖训，遭到军机处痛斥。德泰吓得上吊自杀。同治十一年（1872年），16岁的同治皇帝载淳亲政，内务府又为修圆明园蠢蠢欲动。年轻天真的载淳为讨好母亲慈禧太后，使之不再干预自己朝政，便诏谕同意修建，“复回旧制”，并改用“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的办法兴工。御史沈准、游百川上疏谏阻，遭同治帝痛斥被革职。恭亲王奕?（同治皇帝叔父）与醇亲王奕X、大学士文祥、帝师李鸿藻等十名重臣联名疏奏劝阻，认为“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结果，年轻气盛的同治皇帝不给面子，大发，严厉申斥，还声称要革去奕?议政王之衔。当时朝中军机大臣荣禄、翰林院侍讲翁同及六部官员，无一人敢于再劝阻。连威望卓著的疆臣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左宗棠（陕甘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丁宝桢（山东巡抚）等，也都不敢议论此事。内务府原计划在同治十二年（1873）底完成修复，以此向慈禧太后40大寿献礼。可是诏谕颁了三个月，捐银只得40万两，仅占需要银两的百分之一。各地都在观望，事情陷入僵局。最后打破僵局的还是吴棠。他由四川赴京晋见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一再苦谏：国家打了十几二十年的仗，内乱虽然平息，但国库早已空虚。此时，百姓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切不可大兴土木，劳命伤财。他甚至说：只要停止修圆明园，臣死不足惜。臣一心为皇上着想，为大清江山社稷着想。请皇上三思！慈禧太后母子商议后，终于接受了停修圆明园的劝谏。
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在国事艰难之际，王茂荫就曾犯颜上疏劝谏咸丰皇帝奕}暂缓临幸圆明园。十七八年后，得到王茂荫保举、咸丰皇帝生前就知其名的“淮海吏”吴棠竟又力谏咸丰帝之子同治皇帝载淳暂停修建圆明园。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惊人的一致，都是为了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仅此两件事，即足以使他们名垂千古！
光绪元年（1875年）冬，吴棠因病乞归，次年二月病逝于滁县。清廷念其剿贼功勋，备加优恤，特颁诏书，其诏书曰：
前任四川总督吴棠，老成练达，办事勤能。由大挑知县擢升监司，循声卓著。嗣在漕运总督任内，带兵剿贼，保卫地方，历任闽浙、四川总督，克尽厥职。上年冬间，因患病准于开缺，俾得安心调理。兹闻溘逝，轸惜良深。吴棠著加恩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察例具奏。伊子廪生吴炳和，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用示笃念，荩臣至意。
钦此。
慈禧太后闻吴棠去世，特撰祭文，评价吴棠“柱石勋高，栋梁望重”，“历始终而勤事，为中外所交推”。吴棠卒后，清廷谥号勤惠，并敕建“吴勤惠公祠”于明光原老三界十字街西北角，祠堂内原供有慈禧太后所书“福”字鎏金匾额。
注释：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十二《吴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22页。
[2]此为清人钱振伦赞誉之语。钱振伦为淮上大儒、崇实书院长老、翰林院编修。
[3]语出李鸿章：《再叠前韵赠吴仲宣》诗句“天子知名淮海吏，苍生属望涧阿人”，见1998年7月时代文艺出版社版邱迎春主编《李鸿章全集》（12）第7045页。
[4]吴棠著有《望三益斋诗文钞》（同治十三年成都刻本），其中卷三《杂文体》载文亦言其祖籍休宁商山，四世祖吴万迁滁州，“始卜居滁定盱之三界”。吴棠六世孙现藏有《原籍商山族谱》《盱眙吴氏族谱》《皇帝封赠诰命圣旨》《清河移建崇实书院记》等家乘谍谱。
[5]吴炳仁：《约园存稿》（下）第503页，吴绍坪编，2003年10月印。
[6]吴琨田：《四川总督吴公事略》。
[7]《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十二《吴棠》，中华书局1977年版。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卷十七、十八《王茂荫列传》。
[9]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4册）第4202页，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10]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吴棠》（上）第41页，中国书店1984年版。
[11]王茂荫：《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王侍郎奏议》第7页，黄山书社1991年点校版。
[12]吴棠：《盱眙吴棠序》，《王侍郎奏议》附录，黄山书社1991年12月点校版。
王著教帝学书范文4
关键词： 斗 中国古代建筑 符号意义
斗硎侵泄传统建筑特有的构件，其结构复杂多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木构架建筑的技术水平。在宋代《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中都将“斗怼绷形大木作的重点，在清工部《工程做法》的七十四卷中，用了整整十三卷的篇幅详细规定斗淼淖龇ǎ还用了六卷规定斗淼哪咀鳌⒂妥鳌⒒作的用工、用料。斗硎乔分建筑等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建筑断代的重要依据。
一、斗淼男问嚼丛
斗肀黄毡樽魑一种建筑结构看待，对其成因一般也是从结构方面来考虑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由井干结构的交叉出头处变化而成”;“由穿出柱外的挑梁变化而成”;“由擎檐柱演化为托挑梁的斜撑，再演化成斗怼雹佟5是结构上的需要未必是斗聿生的根本原因。在一些资料中有一些非结构性的斗碓煨停如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种人字恚到唐代仍在使用。隋代赵州桥栏板上的叶形人字砀〉瘢其中的“斗”是由两片对称的叶形纹承托而起的（图1）;四川南充白塔上的砖砌斗碇校补间铺作的底部也是由叶形纹或云形纹托起（图2）;西安大雁塔门楣上的唐代石刻上也有一种人字恚ㄍ3）。并且斗聿⒎侵怀鱿钟诮ㄖ中，很早就出现在其他器物上。关于斗碜钤绲氖滴镄蜗笫呛幽下逖舫鐾恋奈髦艹跗诘那嗤器令焐，其下部基座仿建筑的形式，四角柱头上有斗，斗底与柱头相接处有一条凸出的棱，类似汉代以后斗碇械摹懊蟀濉薄6酚攵分间有阑额，阑额上各立两根蜀柱，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斗”的形象（图4）。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一号墓出土的青铜器四龙四凤方案也有斗淼男蜗蟆T诹凤盘缠的案座四角，斜出45度的龙头。龙头上有圆柱形的蜀柱，柱上有栌斗（可能就是先秦所说的“节”），栌斗与蜀柱间有“皿板”。栌斗承托着45度的抹角恚淼牧蕉烁髁⑹裰（先秦文献称之为“z”），上置散斗，散斗上在承托枋。这反映了当时建筑中斗斫峁剐问剑斗淼恼庵肿龇ㄔ诙汉明器中也较为常见（图5）。这些斗淼脑煨筒⒎窃从诮峁构δ埽而应被作为一种符号来看。
在中国古代，“道”被认为是派生万物的终极概念，“重道轻器”是普遍存在的观点，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应去顺应这天地间的道，建筑也不例外。在中国建筑中包含着一种与宇宙同构的时空观，斗淼脑初形式应来自于这种宇宙意识延伸出的象征意义，其符号的产生与北斗七星有关，无论建构或是装饰都是斗淼谋聿憬峁梗其深层结构则与斗淼姆号意义有关。
二、“斗”与北斗
北斗七星在中国古代世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原始先民在漫长的观察中发现：北斗七星在天空的位置，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而斗勺总是对着天空的中心――北极星（图6）。战国时期的典籍《i冠子》中曾有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古人把北斗七星的斗柄方向的变化，作为判定四季的一种标志。人们将北斗七星作为认识大自然气候变化规律的工具，而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最大，民间用来量米的斗和升的造型是按北斗形状制造的，其寓意粮仓系上天恩赐，这是想得到北斗的赐福和保佑的期望，人们的生存和北斗可以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古人看来北斗七星是神秘莫测的，它居于天空中的中央区域，被认为有着神秘的力量。建筑上的“斗”与北斗关系的建立有可能来自“斗为帝车”的传说。《史记・天官书》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意思是说北斗星是天帝所坐的马车，天帝坐在马车上一刻不停地巡视着四方，巡查一周为一年，并由此区分出阴阳、四季、五行、节气的变化，太阳的方位也都根据北斗来确定。在山东嘉祥县东汉武梁祠石刻中，载有一幅著名的“斗为帝车”图，描绘了天帝巡游的场景（图7）。
三、斗碛胫泄建筑中的宇宙模式
中国建筑本身就与宇宙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缩微的宇宙模型。《淮南子・览冥训》云：“宇，屋檐也;宙，栋梁也。”建筑既被作为居住和各种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一种类似巫术的行为，而这种意识在仰韶文化、半坡文化的遗址中就已经显露出来②。“巫”在古文中就是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工”就是古代的“矩”，“巫”就是用“矩”来测量天地的人。
说到“斗”的产生，与在秦汉时仍在使用的中心都柱式的建筑有关。在这种建筑上，施于建筑中央的都柱象征着“建木”或“天枢”，这就使得这种建筑与古代流传的建木昆仑式的宇宙模型建立了联系（图8）。“昆仑之山有铜柱，高入天，围三千里，周围如削”③。“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极也”④。在建木昆仑式宇宙模型中，处于大地中央的建木的上端与天帝的居所相联系，因而结合中心“都柱”的结构，在其上放置“北斗”的象征物，这不仅来自于“都柱”的含义，而且使其功能、图式更完善。而且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就是“天枢”星。在古人那里，斗的使用具有特殊的意义。
日本学者福永光司认为中国古代的北极崇拜远远超过太阳崇拜，而这种对时空的理解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汉代司南的发明，本是风水术的一个“神秘”工具，有可能就是来自北斗星的启示，其中的勺应当就是北斗的象形（图9）。由此可以证明世界方位的划分是以北斗星为参照的。在河南济源王屋山紫薇宫三清殿藻井中可以看出，与司南地盘中所表现出的天圆地方的格局完全相同（图10）。而北京天坛的祭年殿可以说是建筑与天象对应最好的例子（图11）。从天坛的祈年殿的平面图可以看出，最外的方形是地的形状，最大的圆是天的形状，其中三圈小圆是殿的圆顶，而处于柱子上端的斗恚其位置不就是北斗星的运行轨迹吗？
在古代，不仅是单体的建筑，而且整个城市的布局都与宇宙模式有着内在的联系。秦的都城咸阳的规划布局几乎就是一幅天象图。据《三辅皇帝・咸阳故城》记载：“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⑤其中设有斗门。但是，按照天象设计城市会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出现种种的困难，汉代的长安城则依据八卦定方位，形成既能与天沟通又相对简单的规划方案，并将南北城墙筑作南斗、北斗两面城墙，以呈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的观念。
在中国古代先民的观念中，人与天地万物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具有特定的逻辑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通过顺应宇宙的秩序确立人间的秩序，使世界从无序走向有序，建筑的设计也体现出这样的原则。
四、从符号的角度看斗
斗砭哂忻飨缘姆号特征，一个符号的形成涉及信源、编码、解码等方面。斗淼男旁从氡倍菲咝怯泄兀应该是来自“斗为帝车”的想象。斗淼谋嗦牍程就是如何将“斗”指代为北斗的过程。对“斗怼闭庖环号的理解就是对它的解码。解码与信息接受者的所具有的知识与文化背景有关。当解码与编码吻合时就可以正确的理解其本义，如果不相符则出现偏差和误读。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意识的改变，斗碓始的编码意义变得模糊难以确认，如果仅以自身的经验去做判断，就会导致错误的理解。因此，获得准确的解码必须将它置于当时的语境中。
图1 隋代赵州桥栏板上的叶形人字砀〉
图2 四川南充白塔上的斗
图3 唐代西安大雁塔门楣上的唐代石刻上的人字
图4 西周青铜器令焐
图5 战国青铜器四龙四凤方案
图6 北斗星的方位与季节的变化
图7 “斗为帝车”图 山东嘉祥县东汉武梁祠石刻
图8 建木昆仑式的宇宙模型
图9 汉明的司南
图10 河南济源王屋山紫薇宫三清殿藻井
图11 北京天坛祈年殿平面图
图12 《营造法式》中八铺作斗淼慕ㄖ
符号的意义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斗淼姆号意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是从最初的语义的建立，语义的转换，再到形成新语义的过程。
1.人天沟通――隐喻的发生
上古人类认为世界有“神秘力量”存在于各种事物与现象之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进行沟通，也表现为巫术行为。巫术被认为是人类早期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时所运用的共同方式，巫术最主要的特征是相信“交感律”，也就是说相信通过两个或多个事物“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的相互作用。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的原则有两个：相似律和接触律。相似律是指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接触律指相互接触过的事物即使分离后仍然会产生相互作用。
中国古代的建筑因与宇宙具有相似性而获得“自然法则”，通过“接触”而获得神的佑护，其中既有“相似律”，又有“接触律”。斗硐笳鳌氨倍贰保使这种“相似”更加完备从而形成“相似联想”，这就形成隐喻。
在商代就已有关于上帝崇拜的文字记载，但上帝的观念出现可能更为久远。中国远古时期的上帝，演变为后来的昊天上帝，几千年来一直享受着皇家香火。在儒家经典中，如《诗经》、《周礼》等，就有“皇天”、“昊天”的记载。西汉末年，王莽将上帝称为“皇天上帝太一”。东汉继承了王莽的称法，称之为“皇天上帝”。三国时期，曹魏称之为“皇皇帝天”，孙吴称之为“皇皇后帝”。后来，晋称之为“昊天上帝”，南朝梁称之为“天皇大帝”。隋唐时，根据《周礼》将上帝定名为“昊天上帝”，为后世所沿用。宋真宗曾尊为“玉皇大天帝”，未能延续下来，在儒家制订的国家祀典中仍称昊天上帝，直到清末。现今的北京天坛祈年殿中仍保留着一块昊天上帝的牌位，“玉皇大天帝”的名号后来被道教所采用。
《尚书》写道，在汤建立商王朝时，“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⑥。“伊尹”是人名，“格”有迫近之意，“皇天”指上帝。意思是说伊尹这个人有接近上帝的能力。《史记・殷本纪》记载：“伊陟、臣扈，格于上帝。”⑦“原始人信仰至上神，不仅仅是满足追求原因的理智上的欲望，更有企求救助的需要。”⑧在建筑中使用斗，意图应该也是希望与上帝沟通，得到上帝的佑护。
2.从神权到王权――转喻的过程
斗硐笳鞅倍罚是通过隐喻的方式，从象征北斗到象征权力，则是通过转喻的方式产生的。斗碓诤罄从伞肮低ㄉ系邸钡奈资跣形转变为权力的象征，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王权的加强与神权的衰落。
殷商时期，上帝是至高神与祖宗神的统一体。到了周代，天神与人的祖先以有了清晰的界限。至高神渐渐自然化，抽象化，如《礼记・郊特牲》所言：“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上帝”逐渐与“天”等同，他所具有人格形象渐渐消失，形成抽象的概念。同时，王权得到加强并超越神权，祖宗神虽然仍仰仗神的威力，但也已具有独立的力量。周代的建筑等级分明，对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元素的使用加以限制，只有天子可以使用“四阿顶”、“山节”、“藻z”等。“节”指的就是柱上的斗怼！霸濉蔽水草名。“z”指大梁之上承托二梁的短柱。“山节藻z”指的是在斗上画山，在梁上短柱上画藻文。“四阿顶”、“山节”、“藻z”等构件的限用都是对祭祀权力和通灵能力的限制。
在中国古代，树立人与天地的关系也就意味着梳理人间的关系。建筑成为与自然进行沟通的中介物。建筑可以引发使用者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也被用来组织社会与人间的秩序。《礼记・月令》甚至为帝王的居处提出一套规则。书中对天子每个月居住的位置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种规定就是想通过特殊的方式使天子与天道对应，通过这种对应保证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在天人合一的背景下，使建筑的方位与宇宙同构。神权开始转向王权，而斗泶佑胗钪嫱构的符号开始向权力符号转变。能指没有变，而所指开始转移。
《汉书・货殖传序》记载：“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z;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王室衰落，礼法难以维持，大夫也开始用起斗砹恕？杉当时的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一思想分裂的时代，神的名义变成夺得王位的借口，原始神话开始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
3.等级的划分―符号的体系化
在汉以后的中国，由于儒家经典逐渐成为不可移易的东西，儒家的礼仪制度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中。儒家正统观念中的礼仪，使人们把自己置于特定的社会秩序之中，而这种要求也同时进一步细致入微的使建筑成为梳理世界秩序的工具，而斗碜匀话缪葜匾的角色。宋代的《营造法式》就是建立这个秩序的一个总结。
在对建筑的认识方面，李诫继承了儒家的经典表述。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李诫写道：“臣闻‘上栋下宇’，《易》为‘大壮’之时;‘正位辨方’，《礼》实太平之典。‘共工’命于舜日;‘大匠’始于汉朝。各有司存，按为功绪。况神畿之千里，加禁阙之九重;内财宫寝之宜，外定庙堂之次;蝉联庶府，棋列百司。”⑨就是说，营造要顺应自然的规律，依据“礼”来建造，形成合理的秩序。他把建筑和建筑营造作为建立世界秩序的手段，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建筑的评价原则。在《营造法式》中，斗砭弑竿暾的系统，有不出跳的“单口只替”和“把头绞项作”，有出挑斗碇凶罴虻サ摹岸房谔”，有从四铺作至八铺作的不同铺作和从一等材到八等材不同的用材规格，形成了明确的等级区别。宋《营造法式》中的八铺作斗碇氐繁杂，但是要起到“与民立极”和彰显特权的作用，也往往是不得不为（图12）。至此，斗硐蛉力转变的语义最终系统化了。后来清代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只是结构和材料计算上做了一些调整，等级规格的划分还是类似的。
综上所述，斗碜魑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它的演化是在明显的原始思维的背景下展开的，正因为有着沟通“上帝”的意义，才使斗砗罄醋化为划分封建等级的建筑符号，这成为影响斗硇翁的深层结构，决定着斗淼耐庠谛问健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10.
②王鲁民，著.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2：10-14.
③④罗哲文，王振复，主编.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
⑤⑨王鲁民，著.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2：40、77.
⑥⑦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第一册）：28、29.
⑧田兆元，著.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1：72.
参考文献：
[1]罗哲文，王振复，主编.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2]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大观（斗砭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
[3]王鲁民，著.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2.
[4]陈久金，著.星象解码.群言出版社，2004.5.
[5]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
王著教帝学书范文5
关键词：朱襄氏；瑟；柘城
中图分类号：K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127-04
朱襄氏是上古时期的重要部族和部族首领，在早期文献中虽有记载，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于21世纪初在柘城考察后完成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我认为“朱襄氏与神农氏为有血亲关系的部族”，“朱襄氏应该是炎帝系统中有影响的先帝之一”，河南柘城为朱襄氏的活动故地。虽然十余年过去了，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对朱襄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再论朱襄氏”的主要学术目的。
一、上古帝系是华夏早期文明标志符号的历史记忆
以朱襄氏为代表的上古帝系，在周汉之际已经形成。《庄子・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死而不相往来。”以上所记，是上古帝系的最早版本之一。在这里，伏羲写作伏牺，伏羲与神农，他们与其他古帝并列，并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在该文献中，没有朱襄氏，以及葛天氏的记载，但《吕氏春秋》在“古乐”篇中，不但有“古朱襄氏”，也有“葛天氏之乐”，以及“陶唐氏”，反映至少在战国文献中，上古古帝为代表的古老部族是客观存在的。
《汉书・古今人表》则将上古帝系系统化，将“太昊帝”与“炎帝”“黄帝”并列为“上上圣人”，而列出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庐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亡怀氏、东扈氏、帝鸿氏共19位古帝，应该说这一古帝谱系，在早晚文献中，应该是最全面的。《史记》仅从“五帝”开始写起，唐代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本纪》，以及稍早的《金镂子》，均采用了大致相同的帝系排序，只是有的帝名，稍有不同，如“栗陆氏”写成“票陆氏”，“赫胥氏”写成“赫苏氏”，“尊卢氏”写成“宗卢氏”等，但“朱襄氏”，在历代文献中，没有其他的写法，反映文献对朱襄氏认知的一致性。
关于上古帝系，除了《庄子》《汉书》等有记载外，《金镂子》《初学记》《路史》《通志》《皇王大纪》《册府元龟》《绎史》《十三经注疏》《古微书》《稗编》《历代建元考》《万姓通谱》等均有类似记载，有的并言明，这些上古帝系共15代，而大多数文献则将“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依次排列，放在10代以后。朱襄氏，以发明瑟而著称；葛天氏，以发明“葛天氏之乐”而闻名，两者都属于上层建筑精神层面的内容，为礼乐文化的早期源头。但有巢氏，其贡献则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层面，所谓“构木为巢”，人类最早的人工栖息场所的发明者。《通志》卷二十一，则在“三皇世谱”中，将有巢氏，放在“燧人氏”之前，即在古帝之首，以“教民巢居”而名列前茅。
有关上古帝系的真实含义，仍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还应结合考古发现，来印证人类童年漫长历史中的标志性的发现和创造。上古帝系，是华夏历史文明的源头，是人类东方（东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源头，其真实含义，仍有待探究。宏观而论，人类文化多中心的起源，其发展的阶段，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与人们面临的问题和所受到的挑战的一致性，有很大关联。上古帝系实际上正是华夏历史文明早期发展标志型符号的历史记忆，也是这种历史记忆的真实反映。
二、朱襄氏与葛天氏：中国礼乐文化中乐文化的源头
精神文明的最早贡献者朱襄氏与葛天氏同为上古古帝，他们的事迹，亦共同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朱襄氏的贡献，主要在乐，葛天氏的贡献主要在舞，两者有机组合成最早的乐舞。
朱襄氏的贡献在于“乐”，不是乐曲而是乐器。这个乐器就是“瑟”。“琴、瑟是周代早期典籍中提到的仅有的两种弦乐器，也许可以说，它们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弦乐器。”①朱襄氏部族中发明瑟者，名字叫“士达”。不但《吕氏春秋》有记载，后世文献也多认同。《乐书》卷五十六，“朱襄氏之时阳气凝积物鲜成，故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广博物志》卷三十四，“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曷，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蔬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乃令士达作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命曰来阴。”虽然有士达作“五弦之瑟”，但历史上乐器瑟的发明，还是归之于朱襄氏，《乐书》便有“五弦之琴始于朱襄氏”的说法，《乐圃余稿》则将“朱襄氏之瑟”与“阴康氏之舞”等并列，反映了朱襄作瑟在上古文明中的标志意义。因此，“我国问世的第一瑟，乃是（朱襄氏部族）士达所造的五弦瑟了”②。
朱襄氏作瑟，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吕氏春秋》以为当时“多风而阳气畜积”，作瑟的目的为“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乐书》卷六十三，“朱襄氏之时，阳气凝积，物鲜成实，故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然后四时和，万物成，而天下治也。”“五弦之瑟”的发明，与当时的“阴阳失调”而导致阳气旺盛，即天旱干燥，民不聊生，极大地影响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有关，以“五弦之瑟”的发明使用等一系列措施，见了成效，于是阴阳平衡，风调雨顺，达到了“四时和”、“万物成”与“天下治”的目的。而这种“五弦之瑟”，也被后世文献如《说略》《广博物志》等“令曰来阴”，“五弦之瑟”又称之为“来阴瑟”。所以，瑟的发明，从一开始便有极强的现实功能。《乐书》多次谈到古人对瑟的认识，如“瑟有君臣之节，臣子之义，然后四时和，万物生，由一器生，由一器推之，如此则备成之乐，是以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其势然也”（卷十七）。瑟，作为中国最早的最具特色的弦乐器，则被赋予了极高社会属性，可见礼乐从最初便具有至高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古人论瑟，常谓君父有节，臣子有义，四时和万物生。则君父有节，臣子有义，所以乐人道也。四时和，万物生，所以乐天地之道也。三才之道，而瑟具焉”（卷一百二十）。所谓三才，即天、地、人，瑟与天地人的和谐平衡，有机地结合在一块。瑟“堪与素有‘中国乐器之王’的古琴并列媲美，‘琴瑟和鸣’之说，早已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不争事实。如果说古琴是‘中国乐器之王’的话，那么瑟，则是‘中国乐器之后’了”③。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地位，从其发明之始便已具备。朱襄氏，这一古老的部族，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礼乐文化中乐文化的源头，成为精神文明的开创者和最早贡献者。
朱襄氏还是“六书”的发明者。“六书”是中国文字的造字方法，甲骨文的字例，也确证了这种造字方法，在当时已有较多使用，但并不能将这六种方法全部印证。也就是说殷商时代已局部地应用了这其中基本的造字方法，反映了“六书”的方法，可以早到更古老的时代，甚至可能为华夏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三，“伏羲命朱襄氏造六书”。《俨山外集》卷三十二，“伏羲命朱襄氏造六书。”这种说法在明代十分流行。《书史会要》卷一，“三皇”篇有“太昊伏羲氏，风姓，以木德王，龙马负图出于河，帝则之，以画八卦，而文字生焉，盖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以代结绳之政也，有龙瑞以龙纪官，乃命飞龙朱襄氏造六书。六书，八卦之变也。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六书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谐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于是始有龙书”。因此，朱襄氏造六书的说法，其发生的时间比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还要早许多时间。除前述文献中提到“飞龙朱襄氏”外，《六艺纲目》《六艺之一录》等，均有类似的说法，有的以为飞龙为朱襄氏之臣属，实际上依伏羲以龙命官的说法，“飞龙”只是一个职官，朱襄氏担任过“飞龙”这一职务，并在这个职位上奉伏羲之命而完成了汉字六书的创造。因此，朱襄氏作为中国文化早期践行者，以“作瑟”与“造六书”而名垂史册。
三、朱襄氏作为上古重要的部族与部族首领
其部族存续的时间历经伏羲时代与炎帝时代朱襄氏，在后世文献中完全拟人化，作为个人，其归属于那个时代，也即为三皇中何人之臣，在文献中是有争议的。
自汉代经学家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便强调“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玉海》《册府元龟》《仪礼经传通解》《礼书纲目》等，均有相同的记载。《黄氏日抄》《太平御览》，则直接标注为“炎帝别号”，这也是《辞源》所述朱襄氏为“炎帝的别号”的文献依据。但是，历代文献对炎帝的谱系，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初学记》卷九，炎帝神农氏“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册府元龟》卷一，“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本起烈山氏，或称之，一号魁隗氏，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这里明确“炎帝时代”为530年，其中知名的古族族首领有8个，神农氏、烈山氏，列入其中。有的文献，如《读礼志疑》卷四，“郑玄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也就是汉代的另一位经学家郑玄，也以为原属于“古帝”的大庭氏，为“神农之别号”。神农与炎帝，还是有区别的。炎帝，与黄帝、大昊，为专有的称谓，犹如后世的皇帝一样。炎帝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可能长达530年。在这个历史阶段，有先后袭炎帝之号者，如神农氏、烈山氏、朱襄氏、大庭氏。只是因为炎帝神农氏太为著名，所以后世将炎帝与神农等同，这是太庭氏为“神农之别号”的由来。
但是，在文献中朱襄氏又与伏羲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史记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大庭已下一十五代君，皆袭庖之号”。《初学记》也有“皆袭庖之号”的说法。《路史》谓之“皆袭包羲之制”，《稗编》则谓“皆袭伏羲之号”，《读礼志疑》则称“皆袭伏羲之号”，《州四部编》则称之为“世袭庖号”。其中伏羲虽有多种写法，但明显讲的就是伏羲，而不是“太昊”。除了“袭……号”之称外，《通志》则为“皆臣于伏羲”，《绎史》《历代建元考》则称之为“伏羲之臣”，而《全史日至源流》卷首下，则将古帝分除中央氏、尊卢氏、有巢氏、无怀氏外，包括朱襄氏在内的古帝，均为以龙纪官的“太昊之臣”，这里的“太昊”与前述的伏羲，含义是一样的，尽管两者本意有较大差别，而此时所用的“太昊之臣”与“伏羲之臣”，意义是一样的。伏羲时代，先后有十五位部族兴起，《通志》《御批历代通鉴辑鉴》等，以为这“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年”。《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八，引《禅通》讲上古古帝“十八姓”（18代），共八十八世，其中朱襄氏有三世。我认为伏羲时代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代，《太平御览》《万姓统谱》《佛祖历代通载》专记上古古帝十五代，“合万七千七百八十七年”，说明古代文人已知道这是一个遥远悠长的时代，朱襄氏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部族，所谓三世，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部族，有三代首领最为著名，先后袭伏羲之号。即使到了炎帝时代，这个部族也仍然有杰出的部族首领成为一代炎帝，而名留后世。
讨论到这儿，我们又回到了文献中所记载的“琴”“瑟”等乐器的发明。《世本》卷九，有“庖氏作瑟”，“神农作琴”。该类说法，在历代文献中有较大影响，《路史》卷三十三，“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来尚矣。……《三都赋》、《补史记》以为神农制瑟，《说文》、《世纪》、《隋志》、《小史》则以为神农造琴，盖修之也”。《事物纪原》卷二，“《小史》曰：太昊作二十五弦之瑟。《西都赋》曰：神农造瑟。《吕氏春秋》曰：朱襄氏之王天下，多风，阳气畜积，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五弦之瑟”。有关琴、瑟的发明者，在文献中有多种观点，后世文献多予罗列，如《乐书》卷一百十九，“瑟，一也。或谓朱襄氏使士达作之，或谓伏羲作之，或谓晏龙神农作之”。《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七，文字与《乐书》基本同，但明确为“神农使晏龙作之”。朱襄氏、伏羲氏、神农氏均为瑟的发明者，有的文献明确说明，瑟弦有多少之分。《事物纪原》依据有关文献，伏羲作瑟有三十六弦、二十五弦之分，但朱襄氏之瑟则为五弦之瑟，则是没有异义的。《明集礼》卷五十，则称“伏羲作五十弦，为大瑟；黄帝破为二十五弦，为中弦；十五弦为小瑟，五瑟为次小瑟，或为朱襄氏使士达作，或谓神农作”。从目前所见有关文献分析，对朱襄氏作瑟的文字最为详细，也最为具体，而且所作“五弦之瑟”，也最为原始。
由伏羲氏、朱襄氏、神农氏，所关联的瑟的发明，可能有两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三者为瑟的发明者，实际上反映了早期瑟在定型的过程中，三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朱襄氏的“五弦之瑟”，最为原始，应当是最早的或最初的瑟，文献中也有朱襄氏等古帝的时代可能早于伏羲氏的说法，这也为理顺瑟发明链条三者的关系，提供了基础，朱襄氏初创者，伏羲氏为第一个集大成者，炎帝、黄帝则为第二、第三个集大成者，这也是《汉书・古今人表》将伏羲、炎帝、黄帝列为九等中的“上上圣人”的关键所在，他们与朱襄氏为代表的“上中仁人”是有明显区别的。二是瑟的发明与三者有关恰好反应了三者间，尤其是朱襄氏与伏羲、神农的特殊关系。朱襄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这个部族与伏羲氏、神农氏部族，一样的古老，朱襄氏能够“袭庖之号”，又为“炎帝的别称”，最少反映这个部族在上古时并不是仅仅在某个时段偶然闪亮，而且是在伏羲时代、炎帝时代，朱襄氏均占居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朱襄氏因发明瑟而著称，这些功劳有时与伏羲、有时与炎帝交织在一块，正是历史复杂性的真实反映。
四、朱襄氏部族的活动地在柘城及其周边地区
是没有争议的朱襄氏为上古古帝，时代久远。《史记索隐》卷三十，“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地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说郛》卷五下，“自无怀氏已上，史经不载，莫知都之所在”。但是，历代文献对朱襄氏之域在柘城，却有着明确的认知。
朱襄氏为何名朱？《路史》卷九，朱襄氏“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后有朱襄氏”。也就是说，朱襄氏所居地域为朱地，因以名之。《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七，“柘城县，本陈之株邑，《诗・陈风》‘株林’，刺灵公也。至秦为柘城县”。柘城县为秦置县，先秦时名株。《后汉书・郡国志》也证，“陈有株邑，盖朱襄之地”。陈为伏羲故都，也是炎帝故都，陈为今河南淮阳，而朱襄氏与伏羲、神农关系密切，柘城属今河南商丘，淮阳属今河南周口，两者虽分居两市，但两县几乎为邻，直线距离，极为接近。
朱襄氏与柘城关系密切，还表现为：一是柘城为朱襄氏之邑。《太平寰宇记》卷之十二，“柘城县，即古朱襄氏邑，春秋时陈之株野之地”。《路史》卷二十九，“《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记纂渊海》卷十八，“襄邑，古朱襄氏邑，春秋时为陈株野地，柘城汉属淮阳国，以邑有柘沟故名”。所以，柘城为朱襄氏邑，为多种文献肯定。二是柘城为朱襄氏都。除《路史》外，《河南通志》卷五十三，也有“朱襄氏都柘城”的说法。虽然都与邑没有根本的区别，《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也有柘城为“古朱襄氏邑”的说法，反映，邑之说更为广泛，邑都均表示柘城为朱襄故里，为古朱襄氏部族的活动中心。三是朱襄陵在柘城。《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四，“朱襄陵，在柘城县东十里，今地名朱”。《河南通志》卷四十九，“朱襄陵，在柘城东一十里，朱，上有寺以守焉”。柘城县城有朱寺，也是朱襄陵之所在。《归德府志》卷三十三，“朱寺，在柘城县东十里，上有朱襄陵，故名”。朱襄陵，虽然在上世纪有短时破坏，但地点明确，现在已经恢复，因此柘城县为朱襄氏故里、故都（邑）与陵墓所在，也为朱襄部族活动中心。
总之，朱襄氏为上古时期重要的部族，在华夏历史文明的源头，以发明瑟，造六书而著名，在伏羲时代和炎帝时代较为著名，并名留至今，柘城为朱襄氏都邑与陵之所在，值得珍惜与深入挖掘。
注释
①王洪军：《上古琴、瑟研究》，《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②③李志远：《关于“瑟”的起源流变及传说》，《乐器》2004年第6期。
王著教帝学书范文6
清代皇宫中，有许多宫殿成为清代帝王存储图书、取监阅读的场所，像昭仁殿、文渊阁、三希堂等都是宫内著名的藏书及读书之所，这些遍布紫禁城内各处的书房，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皇家文化。
天禄琳琅昭仁殿
这里先说说清宫内廷的昭仁殿。清代帝王中，乾隆皇帝的文化功底最为深厚，乾隆帝继位后，非常重视对于传统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为了体现盛世景象和文治武功，下令大量收集图书，内府藏书蔚为壮观。
乾隆九年(1744年)，他下令内廷翰林检点内府善本，择其优者移藏于昭仁殿，御笔亲题匾联悬于殿内。匾日“天禄琳琅”，联日“风奏南薰调玉轸，霞悬东壁灿瑶图”。“天禄”取汉朝天禄阁藏书旧事，“琳琅”乃美玉之称，意谓内府藏书琳琅满目。价值非凡。
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记载了每一部藏书的刊印年代及流传、收藏、鉴别等情况。当时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书429部。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认为南宋岳珂所刻的《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十分重要，命诸臣在昭仁殿后室特辟一小室，赐名“五经萃室记”，旁有联日“有秋历览登三辅，旰食惟期协九经”。
后来嘉庆皇帝亦常临室阅览，并作《五经萃室观书诗》。但是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失火，延烧昭仁殿，《天禄琳琅》之珍贵藏书焚为灰烬。虽然同月嘉庆帝命重辑《天禄琳琅续编》，终归是众多珍贵藏书已成过往。
嘉庆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贮《天禄琳琅续编》659部，12258册。“五经萃室”亦重新恢复，藏《相台五经》。
昭仁殿的藏书中，宋金版本用锦函，元版本用青绢函，明版本用褐色绢函，分架排列，此后，昭仁殿一直成为清宫中专藏宋、辽。金、元、明各代善本书的地方，乾隆帝十分看重其藏书，称其为“古今至宝”。皇帝可以随时到此览阅，十分方便。昭仁殿更成为清帝调心养性的重要场所，“重以琳琅续天禄，几暇万遍读何辞”。
图书荟萃文渊阁
文渊阁亦是宫中著名的藏书楼。文渊阁始建于明代，当时这里用于收藏各地进献给皇宫的珍贵吉籍。明宣宗曾在这里与大臣讲论经史。《典故记闻》卷十七记载：“内阁规制旧甚狭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与大学士李时等议，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而阁制益备矣，”但是，这些藏书在明亡时被攻占皇宫的李自成军队毁于一炬。不禁令人感慨，每逢历史动乱，遭劫者除却老百姓就是那些文明积淀，文物典籍。
清代的文渊阁，重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当时乾隆皇帝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正在进行中，乾隆四十七年告成。该全书共三万六千册，修成后的每一册书上，卷首钤盖着“文渊阁宝”，卷尾钤盖着“乾隆御览之宝”。贮藏于文渊阁。另外抄成三套，分别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和盛京文溯阁。在这之后还抄过三套，分别为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其中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合称“北四阁”，文宗、文汇、文澜台称“南三阁”。
乾隆以后，每年的经筵进讲结束后，皇要在文渊阁赐讲官荼。清代重建后的文渊阁是一座三层楼宇，瓦用青绿色。阁前有一个砖砌的方池，池上建一座石桥，内金水河的水从这里流过。阁东建一座碑亭，树立着乾隆皇帝御制的《文渊阁记》。文渊阁中，高悬着乾隆皇帝题写的匾额“汇流澄鉴”，对联日“荟萃得殊观，象阐先天生一；静深知有本，理赅太极函三。”
为管理和完善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朝廷从内阁中书和翰林中选定若干人担任校理，校阅藏书，修订错讹，并存每年的三、六、九月曝书。道光年间，进士及第不久的被授任为文渊阁直阁校理，道光皇帝每年二月到阁中阅看藏书，得以侍从皇帝一同阅看《四库全书》。
文渊阁可谓皇家大型的图书馆。《四库全书》及《钦定卉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图书，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阅。
二层中三间与一层相通，周围设楼板，置书架，放史部书33架。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外，其他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存放于此，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
赏心阅目三希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