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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成熟很现实的一段话范文1
不久前，《国际先驱导报》有一组专题，谈论了“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其中叶海林先生的文章说，我们认为世界误读我们，其实我们也在误读世界。他总结了国人的三个形象：第一，不再谦虚；第二，不再含蓄；第三，不再容忍。
杨锐先生的文章说，我们拥有一种与大国地位不符的心态，缺乏大国的优雅和从容。他引述了一段话：中国是一流的经济大国，二流的政治心态，三流的国民素质。
种种矛头指向国民心态与国民素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优雅的中国人哪去了？当今国民集体精神世界，到底有什么，缺什么？
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的问题，中国近代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辜鸿铭先生曾作总结。辜先生通晓九国语言，对西方文化十分了解，但他又留着长辫子，精研国学。他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精神》，试图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格有三：一是淳朴，二是含蓄，三是聪明。辜先生一百多年前说的，拿到今天来对照我们的同胞，会发现还是很准确的。
中国人很淳朴。就拿“愤青”来说，“愤青”的内在其实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这种感情本身是很简单、淳朴的，只是往往带上过激的情绪。
中国人也很含蓄。由于处于东方文化，本质上，我们是一个很深沉的民族，很多时候不擅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有时候一不小心，又会走向很感性、很情绪化的表达。
中国人很聪明这点就要区分而论，中国人每一个个体都很聪明，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却往往缺乏一流的创新能力；而聪明也分为大聪明和小聪明，中国人似乎是大聪明不够，小聪明很多。
那么，中国人“缺什么”呢，笔者认为，缺少一种“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中国正在崛起，国民自然充满激情和信心，这是好事。然而，这种情绪有时变成自我膨胀，表现出傲气乃至霸气；而有时又会显得迷茫，缺少真正的大气和自信。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而国民的集体精神世界也还不够成熟。
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一些现实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关：
一、中国没有经历思想启蒙的过程，因此民族心灵较为封闭和保守。这一点，德国与中国很相似。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进程持续了几百年，英国、法国都顺应了这股潮流，但德国没有参与其中。恩格斯说过：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在18～19世纪就像乌鸦般一片漆黑。人的心灵就像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只有经过教化，才能渐臻成熟。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近几十年来有所断裂，这导致很坏的后果。孔孟之道、儒家哲学是教人知礼，使人保持儒雅风范的。台湾没有经历过传统被阻断的过程，所以传统文化在台湾反而保护得比较好。
有人问，我们既没有开启现代文明的思潮，又没有守住传统文化，那我们得到了什么？现代商业经济的浮躁和冷漠。市场经济会促进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浮躁、功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得到前者，却不经意地拾起了后者。
那么，这个问题未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有两点要注意的，供读者参考：
第一，呼唤公民的个人良知。社会确实有很多无奈，但这绝不是良知泯灭的代名词，每个人都应当守住自己的底线。或许环境所迫，你不能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或许你不能帮助所有人，但至少不要去害人。
第二，媒体必须有公开讨论的空间。32年前，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这场大讨论影响了一代乃至两代中国人的思想，打开了许多中国人的眼界。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也存在很多问题，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从我做起”的讨论，并刊发人们的各种意见。通过这样的自由讨论，人们有了辨别的能力，心灵渐趋成熟，视野也慢慢开阔。
很成熟很现实的一段话范文2
误打误撞“爱上”架子鼓
顾永健开始接触架子鼓纯属“误打误撞”。高二的时候，同桌随手给了他一张美国某架子鼓老师的教学DVD。在引言中，老师边弹钢琴边说了一段话：“有一天，我的助手告诉我，她买了一个某某牌子的收音机，她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就像你今天看这张DVD一样，这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它也能开启你人生一段新的旅程――如果你像我这样坚持努力练习基本功、热爱这项艺术，你也会像我一样，因此而改变你的一生。”正是这张DVD中的这段话，让他顿悟――坚持、努力和热爱，才能成为最大的原动力。其实，当时看过那张教学DVD以后，顾永健说，自己在技术上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因为他当时还没接触过架子鼓，也不懂乐理，老师的讲解对他来说纯属“对牛弹琴”。然而，顾永健随后告诉笔者：“为了学架子鼓，我经常要赶末班车回家。我很努力地找很多老师学习、跟很多圈里人交流……他们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会这么努力？为什么我能认识他们、跟他们学到这么多东西？其实这一切的原动力，都源自这张DVD。确实像他说的一样，我努力练习，改变了我的生活，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同时也肯定了自己。”
被DVD上的一句话所打动，顾永健随后就跟家长说，自己想要学架子鼓。顾爸爸虽然觉得儿子已经高二了，面临高考，不是很支持他把时间花在“没用”的事情上，但还是带他去新街口乐器一条街买了一套最便宜的架子鼓。顾永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自己都觉得挺好玩的：“我爸带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一家店里的鼓手把架子鼓摆出来在街边打。我爸就随便给我买了一套鼓，在他们家报了10节课。我觉得我爸当时是想，我可能学一阵儿自己就不想学了，与其费尽口舌不让我学，不如等我自己兴趣没了就自动放弃啦。”
此后，每个周末，顾永健都会从大兴坐公共汽车到新街口去上课。顾永健回忆说，当年，老师的教学方式十分“简单粗暴”。没有基础的学生，刚开始只能用“哑鼓垫”练习基本功，枯燥得很。顾永健回忆道：“那会儿我买的鼓，在家放得都落灰了，老师愣没让我打――练了两个多月哑鼓垫，都没摸着鼓。练基本功其实挺枯燥的，练烦了的时候，就会缠着老师问：‘什么时候能让我上鼓啊？’虽然有时候也觉得没意思，但我从来都没想过不学了。”后来，老师在新街口的店铺盘给了别人，小顾也没有再找其他老师学习，开始了自学架子鼓的生涯。
追寻心中的非洲鼓
顾永健与非洲鼓结缘，则是在大二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他参加了学长组织的一个乐队，演出一些原创的曲目，当时还小有名气。也是在那个时候，顾永健在网上结识了一位石家庄的吉他手，两人十分投缘，那位吉他手还曾邀请顾永健到石家庄跟他一起演出。通过这位朋友的介绍，顾永健开始在良乡的一个非洲鼓俱乐部上课。当时，小顾的学校在石景山处附近，他从石景山到良乡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每次上课都要穿越半个北京城。顾永健坚持在良乡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掌握了非洲鼓的基本打法后，小顾发现，这位老师的教学，系统性并不是很强，自己好像还是没有切实地感受到非洲鼓独特的魅力。后来，通过一位亲戚的介绍，顾永健了解到了大名鼎鼎的“北京后海鼓聚”。小顾说：“我在后海参加了几次活动，觉得有那么点儿‘意思’，但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顾永健学习非洲鼓的方式，也是以自学为主，偶尔请高人指点一下技巧。小顾经常把自己练习非洲鼓的曲子录下来，用电子邮件寄给上海的一位鼓友，向他请教音色、节奏等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位朋友经常会给顾永健一些建议，小顾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毕竟网上沟通不太方便。鼓友看小顾学习热情很高，就给他介绍了一位北京的非洲鼓达人。
2014年冬天，顾永健拨通了这位非洲鼓达人――老K的电话。小顾跟随老K学鼓的经历，也有点小坎坷：“虽然在电话里简单询问了一下上课的情况，但我当时觉得学费挺贵的，就没马上去学。2015年大年初五那天，我特意去了老K在宣武门的鼓教室，跟他聊了很长时间，也通过打鼓交流了一下。见到老K打鼓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这就是非洲的声音，这就是我想要的声音！当时就报了三个月的课程。”
由于之前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老K的鼓教室仅仅学习了一年之后，顾永健就跳过一级和二级的考试，直接考取了“TTM”非洲鼓乐“双三”级别。TTM非洲鼓乐考级制度，是全球首个Djembe（坚必鼓）和Dunun（墩墩鼓）的评级制度，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权威性的非洲鼓乐考级制度。此考级制度以非洲鼓乐宗师Mamady Keita创办的课程为基础，共有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又有Djembe和Dunun两个阶段。顾永健的“双三”级别，即表示他通过了Djembe和Dunun的三级考试。小顾介绍，现在国内顶级的非洲鼓乐手，只有北京的老K和杭州的一个鼓手。
虽然已有“小成”，但现在顾永健依然坚持每周到宣武门和大兴学鼓。由于白天要上班、教课和排练，小顾的学习时间基本都是安排在晚上。他介绍道：“下课挺晚的，我们家又离鼓教室比较远，每次下课都像‘赶三关’似的赶末班车。要是赶不上车，就坐别的公交车到离家近点儿的地方再打车，能省点钱。” 乐活非洲鼓
红旗下的蛋
和许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一样，顾永健最大的梦想也是组建一个理想的乐队，每天都能尽情地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在舞台上激情演绎自己热爱的音乐。然而，大四面临毕业的时候，小顾经过深思熟虑，却做出了一个与当时乐队的伙伴们截然不同的选择。
顾永健回忆当时的情景：“其实我爸刚开始根本没想到，我打鼓能从高二一直坚持到大四，也知道我是真的喜欢这个。但是当我跟家里人说，我想毕业以后不找工作，靠乐队挣钱吃饭的时候，我爸还是反对我。我爸说，乐队收入不稳定，我作为一个男孩子，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安身立命的本事、养家糊口的能力。跟父亲谈过之后，我也认真地想了想，觉得自己打鼓的技术还不是特别成熟，人脉也不够广。虽然靠乐队能挣到一些钱，但肯定达不到能养活自己的水平，养家糊口更是无从谈起。正好当时有一些机会，我就放弃了玩乐队的想法，踏踏实实找了工作。”
大学乐队的队友，对顾永健的做法十分不理解，也很生气。朋友责问他：“你怎么不坚持自己的梦想啊？当时我们说得那么好，说要坚持下去，你怎么现在自己找了一个‘铁饭碗’？”其实，当时顾永健并不是想放弃音乐梦想，而是觉得应该先找个能养活自己的稳定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再利用业余时间玩自己喜欢的音乐。在实习期间，由于小顾工作认真、干活麻利、悟性又高，有两家用人单位都对他十分满意，都有留下他的意向。然而，小顾却选择了工资相对较低的一家。因为这家单位虽然收入不高，但离家更近，也不用加班，小顾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可以练习打鼓和上课。
顾永健毕业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以前不认同，甚至看不起他的队友，几乎都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放弃音乐梦想。他们现在都觉得小顾当年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小顾说：“有时候，过度的坚持，会把这条路走‘死’。如果要靠音乐吃饭的话，就不是想做什么样的音乐就能做什么样的音乐了。比如说，到酒吧驻唱，客人让你敲‘小苹果’‘苍茫的天涯我的爱’，你不能说我就想打《The Dawn》，人家不想听这个。”谈到梦想，小顾感慨颇深：“大学的时候，乐队的队友老谈梦想。我觉得，梦想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 ’，一个过程。我的梦想就是一直走在音乐这条路上，我现在也觉得我的梦想一直在实现着。
崔健有首歌叫《红旗下的蛋》――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我深以为然。”
让人“又爱又恨”的小学生
除了上班以外，顾永健还在周末教课，挣点“外快”，补贴学鼓、买乐器的费用。小顾每周日都会到某少儿教学机构上5个小时的课，4个小时教架子鼓，1个小时教非洲鼓。 永健多才多艺，吉他也弹得不错
小顾觉得，自己的教学水平虽然不能说出类拔萃，但是起码在这个教学圈里，自己教的是正经东西――唱的歌、打的节奏绝不会错着位，也不会用自己“脑补”出来的音乐糊弄人。
顾永健现在带了4个学生，小的5岁、大的9岁，他教过的学生已经有10多个了。小顾觉得，现在的孩子能见到、接触到种类如此丰富的音乐，比自己小时候幸福多了。小顾的学生活泼好动、耐性差，他在上课的时候，遇到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小顾说：“这几个学生挺淘气的，特别让人‘抓狂’。比如说，正上着课呢，自己开门出去了;打鼓打累了直接躺地上了;我坐在鼓上示范打法，从我胯下钻过去躲猫猫……什么事儿都有，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些淘气的小学生，也给顾永健带来了许多温暖：“我们班上有个特别淘气的男孩。有一次课间他去饮水机倒水，我让他顺便帮我倒了一杯。从那以后，每次他出去倒水都会给我端一杯回来。而且，他每次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水递到你嘴边上，看着你。那小眼神儿，当时我心就融化了……”与孩子们的相处，让小顾收获了许多教学心得：“我教学的时候，会引导学生，激l他们的兴趣，拣他们喜欢的歌来教。带孩子的诀窍就是让他做，做到位了就行了。上课的时候少讲理论，讲多了孩子听不懂，还会觉得枯燥，失去学习兴趣。而且，讲得太多，还容易被孩子给‘带跑’了。比如说，你讲着讲着课，学生突然来一句‘我以后想当’，话题过渡得特别自然，你就理所当然地顺着他的话题说下去了，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这儿还在上课呢！”
“踢馆”与反“踢馆”
在追寻音乐梦想的道路上，顾永健认识了许多兴趣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遇到过许多好玩的事情。
有一次，顾永健和朋友到长阳半岛某商场购物，正赶上商场举办非洲鼓演出活动。小顾和朋友驻足观看，发现演出的乐队水平着实一般。演出很快结束了，主办方邀请台下观众上台体验一下非洲鼓，顾永健和朋友自告奋勇上台表演了一段solo。小顾说：“我们演完之后，台下观众都给我们叫好。下台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后边站着的乐队队员一片沉默……我朋友悄悄跟我说，咱们本来是来买东西的，跑这儿砸人家场子是不是不太好啊？”
很成熟很现实的一段话范文3
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而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就必须强调学生的个性 发展。要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就必须给学生自主活动、自由创造的条件。
在以往的作文教学中，我们常常忽视作文的主体是学生自我，而对他们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又限制得过 于死板。这样，作文教学走入了一种毫无活力的僵化的训练模式。我们经常教育学生说：“你们的作文不是写 给自己看的，而是写给老师看的，只要让阅卷老师觉得满意就行了。”在这种缺乏终极关怀的功利主义思想的 作祟之下，“作文教学忽略了平时的观察、积累、思考，不是鼓励学生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而 是让学生生硬地背范文，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套改作文”（《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李建平 教育科学出版社） 。由此，作文教学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我们的作文教学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造成了学生自己真正想说的 话找不到语言来表达，不想说的却能说得出来的怪现象。因此，学生说出来的、写出来的往往是空话、套话、 假话。如此，作文成了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成了蒙蔽自己的帷幕。学生对作文自然兴味索然了。
为此，我对作文教学作过种种尝试。先是请学生打草稿作修改；后又是精批细改，加强面批；接着利用课 前三分钟请学生轮流演讲……虽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效果不大。我在不断反思中悟出：光是小打小闹，还不 能解决作文教学的根本问题，而应当在作文教学模式上作大胆地改革。一年以来，我注意回避上述作文教学中 的“死胡同”，尊重学生的自我，通过创设特别的情境，学生找到了自己所需要表达的内容，然后有了一种强 烈的要说出来的感觉，于是写出自己所必须要说出来的内容。这种作文教学模式，我暂且称它为“快乐作文” 。
二、实践的原则
快乐作文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需要性原则。需要是智力训练的启动力，并且是信息输入和输出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情感。需要的意 识越强烈，智力的发展潜力就越大；当需要的意识减弱时，智力活动就会随之减弱。作文是一项训练学生智力 及其它能力的活动。一方面，它能够提高学生的人格素质；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学生的观察、记忆、逻辑、 想象、操作能力并能最终诱导出人类最高的创造能力。因此，适当地把握住需要这一情感因素，就会引起学生 的感情共鸣，从而完成作文的真正目的。
（二）生活性原则。“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既是文学家的座右铭，也是学生习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试想，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没有现实的触发，学生能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吗？学生写作的源泉唯有在贴近自 己生活的土壤中产生。因此，作文的广阔背景应是现实生活。快乐作文应当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学生投身生 活，开拓视野，发展兴趣爱好，关心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新观点，从而沟通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体现在具体 的作文训练上，我们首先要让学生接触事物，激发他们的作文情绪，产生强烈的作文冲动，调动他们的信息贮 存，唤起他们的有效记忆，然后开启写作的灵感之门。
（三）创见性原则。语言的运用是千变万化的，但唯有新鲜活泼的语言，才有语言的价值和魅力。科学实 验证明：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功能增强，纷繁的语言信息被检索提炼，进行特殊组合，产生一系列新的信息 ，这就是创见。学生的大脑功能正处于青春活力中，大量地输入信息，触发的机会非常多。他们的大脑里没框 框，凡事都喜欢问个为什么，敢想敢说，因而容易产生创见。也许，学生的这种创见在社会大范围里是早已出 现的，但在快乐作文过程中，对学生的智力训练和智力发展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学生的思想达到一定 高度的结晶。故而，能够触发出新的见地，迸射出新鲜活泼的语言。我们要爱护学生的新思路，并要加强开辟 新思路的练习。
三、实践的方法
快乐作文的三个原则都要求学生充分放松自我，充分投入到教师设置的情境中，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激 起情绪，有创造的欲望，从而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作文来。因而其训练方法需要讲究有新意，能吸引学生。下面 就列举几个基本方法。
（一）模仿训练法。模仿绝不是一种呆板的复制。模仿应是从此事物到彼事物之间的“支撑点”。如果学 生能够发现事物之间存在的“类似”，那么，他的思维已达到新的高度。茅盾的《白杨礼赞》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 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这段话的确值得学生模仿。我们不妨可以这样做：先让学生找出这段话的基本框架 “我赞美……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尤其象征了……”，尔后用松树替代白杨树，请学生找找松树的外形与 内在有何联系，松树与什么人物有何内在联系。经过大家的讨论交流，认为松树与战士、革命先烈等人 物有内在的相似之处。于是，学生的思维被打开了，饶有兴趣地仿写起来。这样，虽看得出受了课文影响，却 找不出其生硬的痕迹；在潜移默化之中，快乐作文的目的也便达到了。
（二）联想训练法。联想总是由此及彼的，它是在模仿基础上的新发现。它先让事物与事物相接近，然后 从中引出新形象和新结论。譬如，我请学生用26个自己创造出来的符号代替26个英文字母，然后用英文写出自 己的姓名，接着用创造出来的符号替代姓名中出现的英文字母。这样，自己的姓名不再是英文了，而是无奇不 有的符号。然后请学生把这个联想过程写下来。这样，若干对象的有机组合，使这些对象在一个新的关系中发 生了质的变化，表现出新的相互关系，使学生感到新鲜而有趣，有了写作的冲动。
（三）求异训练法。任何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的。我们往往重视其一面，而忽视其另一面。如果我们注意 打破习惯性思维，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位、另一个侧面来考虑事物，往往能独辟蹊径，发现新结果，从而 就会进入求异思维。比如在进行审题训练时我们就要指导学生从已知看到未知，从一般中看到特殊。以《我的 第一任老师》为题，在未受到教师提示之前，绝大多数学生选择的写作对象是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如 果我们能够组织学生讨论“老师”这一概念的范围，那么学生就会明白“老师”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这里 ，“老师”的范围完全可以从广义上去理解：凡是给了自己某种启示的教育者均可以是自己的老师。如此，学 生的求异思维就被打开了。父母亲不是自己第一任老师么？但仅仅是父母亲吗？非人不可吗？一只蚂蚁，一只 小鸟，一条小狗，只要是它给了我第一次深刻的启发的，难道就不能成为第一任老师么？选材如此，构思、表 现形式等也是一样。总之，致力于新发现达到一种新的境界，都可以是快乐作文的根源。
（四）发散训练法。它是对事物各个侧面、不同层次的具体阐述。这种训练法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敏感地发现某一对象可有各种写法，要尽兴而写。比如，我们在课堂上完全可设定这样一个情境：先 在黑板上画一个漫画人物，伸开双手，撑开双脚，他的左手捏着一根细细的绳子，右手想要努力去抓住另一根 绳子，然而他却够不着。于是老师问学生，如果这人想把这两根绳子打个结，该有多少种办法呢？学生们自然 会热烈讨论，积极发言，对打结的办法也各不相同。然后教师把握住这一契机，请学生自取题目，将课堂上的 活动记叙下来。这样，学生们在出主意想办法之后有了一种写作激情，而思考的角度也多种多样，所写的内容 也丰富多彩，快乐之情油然而生。
（五）集中训练法。发散和集中是一对挛生兄弟，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无论是过分强调或忽视 其中某一点都不足取。而要确定有价值的新发现必须要有相对的集中，若光是莫衷一是，那么也无法确定何谓 有价值了。因而在各抒己见之后必须要趋向相对的一致。比如，学生在作文《乐在其中――记一堂××课》时 ，学生写“开心”“笑声不断”“诙谐”，写“很严肃，但获得很多知识”，“很费气力和精神，却收获很大 ”都可以；但有一点非常明显，“乐”的内涵必须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有启发、有收益。切不能让学生离开这 一内涵泛泛而谈。
四、实践的体会
没有的事，硬要学生感触，硬要学生抒发，作文就变成一件无聊的苦差事。快乐作文就是为了摆脱这一无 形的束缚，去开创一番新的天地的。一年实践下来，我觉得如下几方面确实给大家一些启示。
（一）快乐作文还给了学生一方自由广阔的天地。快乐作文给学生设置一种崭新的学习氛围，充分肯定学 生的主体性作用。学生可以上黑板写写画画，可以动手作实验，可以随便地互相讨论，甚至也可以眺望窗外的 景色……总之，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尽可能地放松自己，全身心地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允许他 们发表自己不成熟的见解，从而调动起他们的兴奋情绪，引起他们的写作冲动。
很成熟很现实的一段话范文4
提到动画电影人们脑子里一定会浮现出那些经典的动画形象：唐老鸭、米老鼠、白雪公主、小人鱼、睡美人、狮子王等，创作这些经典和传奇的是全球闻名的迪斯尼公司。迪斯尼的全称为The Walt Disney Company，取名源自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两兄弟。1923年10月，沃尔特?伊利亚斯?迪斯尼与哥哥（罗伊?奥利弗?迪斯尼）一起租用了好莱坞皇后大道4651号一家房地产公司后院的地皮，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制片厂”。迪斯尼以动画电影起家，从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发展至今已为动画电影和动画产业的龙头老大，非常成功地走在了世界动画行业的最前沿。[1]不仅是动画制作方面，迪斯尼的相关产业从主题公园到迪斯尼手表、毛绒玩具、电子产品、音像制品、女装、箱包、酒店等相关衍生产业，都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可以说，迪斯尼是最成熟地将动画角色品牌化的企业。迪斯尼已成为动画、营销、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争相效仿和学习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迪斯尼铸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和传奇。但静下来想想，迪斯尼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其成功有何内在的原因呢？笔者谈谈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三点。
一、清晰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人们常说：“方向和目标确定成败。”这一点用在迪斯尼的创始人沃尔特身上再合适不过。沃尔特是家中排行最小的一个，1901年12月5日出生。在其三岁左右，一家人从芝加哥搬到了密苏里州的仙鹤农场，在这里沃尔特度过了自己快乐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他非常喜欢农场里的小动物，把它们看成朋友，给它们取名字，编织与它们有关的故事。不仅喜欢动物，沃尔特自幼就喜欢绘画，最高兴和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将小动物们最可爱、最俏皮的形象画到纸上。
在沃尔特16岁左右，由于父亲的投资由报纸业转向果酱厂，沃尔特一家又搬回芝加哥。在芝加哥麦金利高中就读，因其绘画方面的特长，开学不久，便被聘为校刊美术编辑。好学的沃尔特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还去芝加哥美术学院上课，并认识了他的美术老师卡尔?沃尔茨和莱罗?哥斯特。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沃尔特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作品的特色和幽默感，并立下了要做一名优秀漫画家的人生目标。后来的沃尔特给军队的士兵画过肖像和漫画，为广告公司做过宣传画，并在幻灯广告公司学习了新的艺术形式：卡通。沃尔特开始逐渐走上了卡通片制作的道路，并把他自己制作的卡通片统称为“欢笑卡通”。“欢笑卡通”因其轻松、有趣深受观众喜爱，沃尔特也渐渐小有名气。后来，沃尔特还成立了欢笑卡通电影公司，后因经营不善，一年左右公司就倒闭了。
那一年，沃尔特22岁，后来他回忆说：“当时的沃尔特很自由也很快乐，虽然只有22岁，但我经历了失败，我认为当你年轻的时候，经历一番严重的挫折是很有意义的。”[2]23失败并没有让他放弃梦想，后来，沃尔特到了好莱坞，在这里贪婪的吸收着一切与电影有关的东西。其间他还曾走进环球公司的人事部，想申请导演的工作，遭到了无情拒绝。接下来，沃尔特几乎跑遍了好莱坞所有的工作室，但每一次都没有收获，没有人相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也没有人愿意给这个执著的年轻人一次机会。然而，沃尔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其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下，沃尔特得到了哥哥、叔叔和朋友的帮助，与哥哥罗伊一起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制片厂”，开始了自己的动画梦。可以说，沃尔特从创业之初就认清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因为心中有一个清晰的梦想，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该去向哪里，所以他能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虽历经波折和坎坷，但仍然能将喜欢的事业，确定为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成立“迪斯尼兄弟制片厂”，标志沃尔特?伊利亚斯?迪斯尼走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也走出了迪斯尼迈向成功的最关键性一步。
二、成功选材与经典童话结下不解之缘
沃尔特不仅是一位天生的动漫画家，也是一位有着清醒头脑和敏锐眼光的商人。这主要体现在迪斯尼动画电影在早期的选材上，迪斯尼立足经典童话所具有的广泛读者群，在创始之初，就从经典童话中获取灵感、选取素材，成功将童话故事搬上动画电影银幕。迪斯尼公司1937年推出的第一部动画长片，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就改编自著名的《格林童话》。[3]在这之前的卡通片都是给人带来7分钟快乐的短片。本片用了足足近90分钟，电影从故事、画面到配乐、色彩等都让人耳目一新。经典的童话形象，可爱卡通的造型，再加上动听的音乐和精美的画面感，带给儿童和成人完全不一样的视听享受。1937年12月21日，长达83分钟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上映后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部最经典的迪斯尼电影集众多荣耀于一声，不仅有精彩的画面和动听的音乐，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举行隆重首映式的动画电影，并获得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可以说，迪斯尼用《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开启了动画电影史上的新篇章，开启了好莱坞动画片取材于经典童话题材的时代。
之后的第二部动画长片改编自意大利作家科洛迪的童话作品《木偶奇遇记》，1940年2月《木偶奇遇记》上映，再次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然而由于二战的爆发，严重冲击了占迪斯尼电影收入近一半的欧洲电影市场，战争使迪斯尼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50年改编自《格林童话》经典篇目的《灰姑娘》公映再次获得了成功。1959年公映的《睡美人》，取材于法国作家夏尔?贝洛的民间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早期迪斯尼改编了大量经典的童话剧本，还有其他受童话故事启发而摄制的电影：如取材于安徒生的经典童话，1989公映的《小美人鱼》；1991公映将迪斯尼动画歌舞剧形式发展到极致的作品《美女与野兽》，取材于法国作家博蒙夫人的民间童话；还有取材于阿拉伯民间童话集《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神灯》也被搬上了银幕。可见，迪斯尼创始之初便与经典童话结下了不解之缘，迪斯尼从经典童话中不仅仅获取了创作的灵感，经典童话延续几代的读者群也为迪斯尼动画电影的成功上映赢得了广大的观众基础。可以说，是经典童话成就了迪斯尼，迪斯尼又将这些经典的童话人物形象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让这些童话形象留给读者和观众更加鲜活、生动、美好的印象。一定程度上，迪斯尼的动画电影让经典童话故事和童话人物获得了重生。
三、巧妙地将童话与现实相结合，
打造梦幻主题的乐园动画电影获得成功后，沃尔特迪斯尼并没有固步自封，停止探索和前进的步伐，迪斯尼公司又进行了相关产业的研发。富有创造力的沃尔特因带女儿去公园，发现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父母却在一边无所事事，加之，公园设施陈旧，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卫生状况等都不令人满意。沃尔特便开始萌发了建立娱乐公园的梦想。在1948年8月31日的日记中，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梦想中的主题公园：“围着公园建造一个大村落，村落中有火车站、凳子、乐队表演室、饮水泉，花草树木在公园中都有合适的位置，还有可供休息的地方，这会给孩子的母亲及祖母带来方便。我希望这个乐园可以给人带来放松、独具一格的感觉。”[2]68最开始，他的这种想法遭到了哥哥罗伊的反对，并被指责为“异想天开”。可沃尔特看准了建立乐园的巨大商机，成天便像着了魔一样，到处筹集资金。沃尔特坚定地认为：“动画片交出去以后就再也无法更改了，但是迪斯尼乐园不一样，它有着永恒的生命，可以不断地发展扩建下去，被改善得更好，是一个活的不断变化的东西，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激动。”[2]70后来的事实证明，沃尔特独到的眼光和判断是十分正确的。1954年的7月，迪斯尼乐园在洛杉矶的圣安娜高速公路附近的阿纳海姆破土动工，1955年7月17日，加州迪斯尼乐园正式开放，建成后的迪斯尼乐园占地面积182英亩，耗资1 700万美元，被认为是20世纪的一大奇迹。开张第一天，乐园里原本只储备了11万人的食物和饮料，但是却拥进了超过几倍的人。还没有到午饭的时间，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就被一扫而空。几十年过去了，迪斯尼的人气与火爆程度依旧不减。最令国人兴奋的是迪斯尼乐园在香港的修建。香港迪斯尼乐园是继日本之后亚洲第二个，也是全球第五个迪斯尼乐园，其余四个分别位于美国加州、佛罗里达州以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乐园占地面积126平方千米，是全球面积最小的迪斯尼乐园。2003年1月动工，2005年9月正式开放。游客可以从这里走进童话故事王国。
很成熟很现实的一段话范文5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本村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
这是纪录片《皮村》的开场白。在今年5月举行的北京宋庄“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这部时长52分钟的纪录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评委毫不讳言地指出，《皮村》的技术水准“可以说是报名影片中最为粗糙的一部 ”，“但是朴实得让人发笑的‘技巧’反而成就了影片”。在评委眼中，皮村和这片土地上真实的生活和故事，是这部纪录片最触动人心之处。
影片的拍摄者王德志，1995年从内蒙古科尔沁老家来到北京。当时还不满20岁的他单纯地幻想着来北京能上“春晚”、说相声。在梦想撞上现实之后，王德志做过厨师，当过面包加工师，也送过水、发过小广告。工作更迭、住处辗转，王德志在京十几年的经历和千千万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似乎并无不同。
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王德志业余时间还说着相声。不过，他早已不再梦想着上“春晚”。他在皮村说相声，那里有一群和他一样的打工诗人、打工歌唱家。他们不仅写诗、唱歌、说相声，还办起了自己的“打工文化艺术节”，以及拥有记录自己历史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第一个打工者创办的博物馆
“5000只是最保守的数据，皮村居住的外来人口可能过万。”“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孙恒向《望东方周刊》介绍。
这个村落比在纪录片中的影像中看起来还要局促一点。村内没有超过二层的房屋。一条纵贯东西的街道就是村子的主干道。街边参差开着各种商店和小饭馆，“两元店”循环播放的吆喝叫卖的录音回荡在街道上。在街道的最东头是孙恒他们办的同心实验学校。
在学校门口见到孙恒的时候，他正向3名前来参观的日本客人道别。时值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据孙恒介绍，平日里有400多名学生，基本上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因为这里处于城市边缘，生活成本低，所以聚集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年轻的本地人都进城去了，留下的老人大多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
“北京周边，五环六环之间，有很多像皮村一样的打工者聚集村落。”孙恒说，皮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但对生活在三环里的人来说，恐怕很难想象，这里也是北京。”
与这种地理上的“难以想象”相伴的，是认识上的空白。在孙恒看来，30多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农民工贡献巨大，但对他们的书写却寥寥无几。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孙恒说，发出自己的声音，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宗旨，“历史、文化需要一个载体，而博物馆就是这样的载体。”
200平方米左右的博物馆里，摆满了形形的展品。数量最多的是暂住证，放满了几个玻璃展柜。展厅的墙上，挂着精心制作的展板，上面用详细的数据、图表配合文字，梳理了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迁徙政策。
除了城乡之间的挣扎，在城里工作和生活的艰辛也被一件件展品默默诉说着。有工友寄来自己的工资条，也有工友将自制的烤羊肉串的铁皮架子捐献出来。在特别设置的“女工”展厅，一个玻璃柜中并排放了三块不同颜色的毛巾――这些是一个女“小时工”擦拭不同物品时用的工具。
还是在“女工”展厅，一封家书被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书信是一个打工妹寄给老家双亲的。这封信寄出4个月后，写信的女孩就在一场火灾中丧生―― 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一共夺去了82名花季女工的生命。
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物品、细节、经历，是在官方的博物馆难以看到的。在介绍“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时，孙恒特别强调，这是国内第一个“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叙述的“主体性”是他和伙伴们最看重的。
自己搭台自己唱
孙恒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工友之家”总干事，不过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
1998年，孙恒带着一把吉他出走家乡。在此之前，他是开封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来到北京，最现实的问题是生存。他不得不打一些短工，当搬运工时，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现在的孙恒谈起这些轻描淡写。但是说到音乐，他一脸认真，说自己一直喜欢唱歌，也一直没有停止歌唱。
2002年，他在一次演出时遇到了王德志。两人一合计，“打工青年文艺团”应运而生。最初的成员只有两三个，都是在业余时间背着乐器挤公交车前往工地为打工兄弟们演出。演出多了，《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几首歌也渐渐在京城打工人群中传唱开来。不仅在工地上、厂房间，甚至高校校园里都能看到“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身影。几年下来，“打工青年文艺团”演出达几百场，步伐也不仅仅停留在北京，大江南北甚至香港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2005年，他们艺术团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通过京文唱片发行。出人意料，没有赔钱，卖出近5万张。有了唱片的版税，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同一年，“同心实验学校”在皮村建成。
2008年国际劳动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09年元旦，基于一个帐篷剧场改建的“新工人”剧场正式落成，真正实现了孙恒说的“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学校、博物馆、“同心互惠”二手商店、“新工人”剧场，这些场所构成了皮村的“打工文化圈”。
今年年初，“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三张专辑问世。更为重要的是，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在“新工人”剧场里举行了。
参加了打工文化艺术节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开幕辞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们会聚在‘新工人剧场’，参加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孙恒曾经为这个新剧场写了一首诗，说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有了剧场，我们再也不用到别人的舞台上去‘作秀’，去被自上而下地‘关爱’。从博物馆到‘新工人’剧场，从记录移民工人的文化到创造自己表达的舞台，打工者文化正在这里崛起，他们到工地、车间、社区去发现、记录和表达自己的声音。”
“像地火一样，喷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自己的声音”，这是为时三天的“打工文化艺术节”发出的最强声响，也是所有打工作品的共同旋律。艺术节上朗诵、演出的诗歌和民谣，汇成了厚厚一本册子。这些作品有对逝去生命的缅怀，有对城市生活光怪陆离的发问，更多的是对打工生活苦涩的倾吐。
“……小朋友最爱看我摊煎饼/简直摊出了艺术感/我感到了成就感 ……”
徐芳的这首《煎饼之歌》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在艺术节上也被朗诵过。1998年，徐芳从山东来到北京，在一个小区门口支摊卖煎饼。十年过去了，她还站在这个摊子后面。《煎饼之歌》的文字异常简朴，甚至有些笨拙，但却将打工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在皮村，像徐芳一样的“打工诗人”并不少，郝志喜就是大家公认写得不错的一个。
“我的诗用主流观点来看并不算诗歌。”一见面，郝志喜就略带羞涩地对本刊记者说。对于“诗人”的称号，他连说“不敢当”。在他看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写诗的人罢了。
在他的手记中，有一句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是每一个刚辍学者的唯一向往。”
1996年，郝志喜带着这种向往离开故乡前往深圳，诗歌写作从那时就开始了。写作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了记录打工生活”。选择诗歌这种体裁是因为他觉得“文章太嗦，不如诗歌简单”。
2007年，通过一次活动，郝志喜结识了皮村的打工艺术家们。一年后，他北上成为皮村的一名专职工作者。如今，郝志喜的诗歌作品已经有40多首，但他却始终认为诗歌只是“业余的事情”，只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
谈到创作理想，郝志喜很认真地想了想。他说他有一个愿望：让更多打工者看到自己的诗歌，让那些迷惘的打工者清楚自己为什么打工。
郝志喜的愿望同样也是许强的心愿。正是在这个心愿的推动下，许强与几个川籍打工老乡决定自费办诗刊。2001年5月31日，第一期《打工诗人》报问世。现在，这份报纸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打工者自办刊物。
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许强算是“打工诗人”里的一个异类。199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许强放弃了分配的工作，带着几十块钱南下深圳。因为没有办暂住证，到深圳的第一天他就被治安队带走。尝过有上顿没下顿的滋味，也体会过找不着工作的焦虑、流浪的辛酸。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许强说经历过这些后，他觉得教育背景并不能代表什么，没有吃透打工生活的艰苦，就不会有刻骨铭心的体验。
生活的磨砺也给了一直写诗的许强更深的感悟。源于生活的真实体验――在许强看来―― 这是打工诗歌最打动人之处。他说，与一般诗人不同，“打工诗人”普遍缺少浪漫主义情怀，也没有创作上的远大抱负。但对很多一无所有的打工者来说，诗歌是唯一支撑精神的东西，因而他们写出的作品，往往“像地火一样，喷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怎么能说我们是边缘?我们就是主流啊!”
为了让这股力量感染更多的人，许强开始筹建“打工文学博物馆”。
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一样，这也是打工者自己办的博物馆，同样是为了“真实记录打工者的文化”。不同的是，这座计划于今年9月在苏州木渎建成的博物馆，更注重表现打工者的文化生活和文学创作。
在许强看来，建立这个博物馆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全国有二三万打工文学作者，出版的相关著作超过了500本。”
2008年初，“打工文学”就已经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今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强和另外两位“打工诗人”罗德远、村主编的《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一书，它是继《1995-2005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出版)之后的第二部“打工诗歌”选集，也是全国第一部打工诗歌年度选集。
许强对“打工文学”被一些主流文化出版单位认可感到欣慰，“慢慢在被主流容纳。”他非常肯定地对本刊记者说，“并不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整体质量都不高。”
当本刊记者提及“边缘地位”的话题，许强有些激动：“打工人口近三亿，怎么能说我们是边缘?我们就是主流啊!”
许强的激动或许不是没有道理。
很成熟很现实的一段话范文6
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高等教育这一历史不甚悠久但也决非短暂的人类实践形式所蕴涵的理性轨迹时,似乎首先需要对这一实践形式的复杂性作一简短的叙述。抑或,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教授哈罗德•珀金(HaroldJ•PerKin)的下述一段话能起到这一作用:“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到被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涵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¹的确,高等教育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目的、结构、职能、内容等方面的变易远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大,个中的复杂性也远远比我们所能认识的要大。现象的多变与繁杂部分地导致了对高等教育之内在本质进行探究的难度,因而成为高等教育之理论研究目前不尽如人意之状况的原因之一。但这决不是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我认为,认识论上的误导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现在我们需要首先进行分析的原因。
一自从12世纪中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问世以来,对大学教育进行理性层次上的系统思考始终不多见。人们多半满足于在感性的层次上管理被敬畏为“象牙之塔”的大学教育,并凭藉独处玄学或神学的领地而获得“超凡脱俗”的尊严。直到19世纪初,德国大学校长洪堡(wil-helmvonHumboldt)才开始在其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对德国的大学、尤其是他主政的柏林大学的教育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探究,提出了独立自由地办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等主张,初步形成了大学教育三个原则体系。洪堡的努力,向人们展示了研究大学教育的必要性。
此后,紧接着在19世纪中叶,纽曼(J•H•Newman)发表了《大学的理想》这一传世之作。根据纽曼的观点,大学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以发展理智(而且是“杰出的”理智)为目的、以理论思考(或者说“研究事物”)为手段。因此,在高等教育中,最终的结果是使学生趋同于某种普遍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人的认识或思维获得自由。这便是纽曼理性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纽曼的思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由美国人赫钦斯(R.M.Hutchins)、艾德勒(M.J.Adler)等人的发展,演变成以“永恒学科”(由历史上的经典著作所构成)为主要教学内容的“通才教育”模式,并在芝加哥大学等学府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模式及其改革实践,对60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弥深的影响。
从洪堡而纽曼而赫钦斯这一段西方高等教育认识发展史,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传统理解。这种理解的一个重要认识前提是把“高等教育”等同于“英才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英才教育”的一种直观概括。这一概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西方近代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实证思潮强化了人们对现象(而不是本质)的强烈关注,并将事物或现象在思维中的直观映照作为理论的标志。这突出地表现为对“归纳模式”的顶礼膜拜。第二,大学作为“象牙之塔”在本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前一直未能受到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高等教育广泛而深刻的、多元化的理性思考(因之也包括学术争鸣)并不具备现实的条件。有一个史实可以佐证这一点:关于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的系统理论阐述在17世纪就已产生,即形成了(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框架,但对高等教育的系统研究则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第三,对“高等教育”的上述传统理解,与西方主流社会的宗教传统及文化传统相吻合,至少在价值观上得到西方社会的强烈认同。
但是,到了本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民主思潮的广为普及,高等教育的规模急剧膨胀,高等教育的类型大量衍生。专科学校、社区学院、远距离高等教育,“无墙”大学,这些新的“模式”与人们一直憧憬的“大学理想”大相径庭。于是,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对之就显得无所适从,理论内在的危机开始暴发出来了,来自学术界的指摘和抨击不绝于耳。直至1985年出版的由瑞士学者胡森(T.Husen)等人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仍然对这一危机婉转地给予尖锐批评:“高等教育本身值得认真而系统的研究。这一观点是最近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规模、成本及其文化中心地位之提高的产物。应该有这种研究。
这一要求乍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容易做到的。事实上,这一概念在界定上尚有诸多问题,而且,从实际情况看,这种为高等教育真正需要的研究基本上进展滞缓。这类研究已取得的进展,与其说是它自己的内力所致毋宁说是外界刺激的结果。虽则它的领域和结构广泛而多样,但它始终是无系统的、误导的、被错误应用的。它的潜在价值巨大,但尚未被认识”。º在一定意义上,时至今日,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这一困境仍在持续着。
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系统化研究,远远迟于西方国家,大致地起步于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撰文《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率先就此作出呼吁,并且精辟地指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是为了适应当前高等教育大发展、大提高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对于丰富整个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提高,也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组织力量着手编写《高等教育学》,经历数年的努力后,于1984年正式出版发行了我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教材,次年又出版了该教材下册。这部教材的出版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后,有关高等教育原理的著述相继面世,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其理论问题得到高教界越来越大的重视。1992年底,“中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在成立的同时举办了首届“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从80年代至今,是我国历史上高等教育理论探索和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迭出的时期。然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但仍然不能满足认识上甚或实践上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理性思维的疲软,尤其是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疲软,已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由此而可能会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已为相当一部分人所警惕。王亚朴教授曾指出:“社会上要求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时代特点的高等教育理论的呼声甚高,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现状不满、埋怨的议论更多。对此,我们认为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可喜的,但应‘更上一层楼’。若没有基本理论的研究,持久地前进是困难的,落后状态的继续存在也将是难以避免的”。¼可以说,此种忧患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在今天这样的情势下,如果我们仍然轻视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系统研究,仍然不加强或提高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力量或水准,仍然不重视对高等教育内在规律或原理的本质揭示,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就很有可能会陷于缘木求鱼的误区之中,并损及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与持续发展。鉴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及其研究作一认识论层次上的分析,以避免或少走弯路。
二导致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现状落后的原因,无疑是多样的,并且也是复杂的。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对高等教育缺乏关注目光、高等教育在实践形态上的变化不定、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不尽如人意的数量与质量,凡此种种都历史地构成消极的制约因素。但是,拨开历史与现状的迷雾,我认为,认识论上的误导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导致认识论误导的一个客观原因,是西方学者在历史上对高等教育这一现象的哲学准备不足,漠视了这一现象所蕴涵的本质。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形成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步伐是缓慢的。在殖民地时期,学生大多数为谋专业而求学,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被公认为是那些专业的准备性学科。因而人们普遍认为无需建立一种论证它们的哲学。到了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阿姆斯•伊顿在润斯利尔多科技术学院,托马斯•杰弗逊在他那所‘革命的’弗吉尼亚大学以开设包括实用性更强的课程向旧传统提出挑战。这些新的实用性课程的普及也立刻向传统的课程提出了挑战。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明确地要求对此类问题作哲学性的解决——这就是说,要求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至本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高等教育思潮,把这个问题毫无分析地引向一个极端,从而使问题得不到“平衡”。
如前所述,西方历史上以“英才教育”为设立对象的理性主义高等教育观,其认识论的弊端是囿于直观。无论是洪堡大学教育三原则的提出,还是纽曼对“大学理想”的想象,或是赫钦斯等人关于“通才教育”的构想与实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从高等教育的现象出发,并依据感性的直观所作出的归纳,从而导致重客观现象(经验)分析、轻理论体系建构的认识模式。即便是最早由洪堡提出的、现时被认为是高等教育主要原理之一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一思想,也有着明显的现象归纳因素。西蒙•施瓦茨曼(SimonSchmartzman)在分析洪堡提出这一思想的背景时这样写道:“当时德语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科学研究成果成为在该体系中争得有威望的地位的决定因素。大学为了提高声望,四处网罗研究人员,而研究人员反过来要求大学提供实验室和其他研究设施,希望过大学生涯的学生必须走他们导师的道路,医生、化学家、药剂师有机会在大学里接受科学训练。……教学与科研必须结合的观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尽管有重重的明显的困难,但还是变成了典范”。¾应该说,洪堡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概括与归纳是准确的。问题是他对大学教育的认识只停留在归纳水平上,因此,他所提出的大学教育三原则(原理)之间缺乏整体的联系的特征。而这一点正是归纳法所无法避免的。
这一认识遗风被相当完整地沿袭下来,几乎成为西方学术思想库中的一个顽固堡垒。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或概括)、对感性内容的离析、对数量特征的精确揭示,并且倾力于寻求“理论”与实践之间种种简明的、机械的、线性的对应关系,这些构成了西方理论研究史的主流。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莫能外。本世纪70年代初,德雷塞尔(P.L.Dressel)等人对作为一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理论状态进行了一番调查,得出结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常常局限于纯粹的描述,并且,总是不能进行直接的研究。他们认为,高等教育中第一流的研究常常是由其他学科的大学教师完成的,而不是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完成的。另有统计也表明,在本世纪70年代所有的高等教育研究中,57%的研究是关于教与学的技巧(me-chanics),19%是关于规划和管理,24%是关于高等教育本身的研究及其社会作用的研究。
由于匮乏有关高等教育内在原理的系统研究,对高等教育的本质难能加于完整的把握,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界万不得已,只得求诸于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一些作者叹息道:“高等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又如此多样化,任何一位作者都难以孤军作战”。Á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跨学科研究浪潮。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组织学、社会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对高等教育发生浓厚的兴趣,形成了一些结果。但这似乎并不是“灵丹妙药”,它并不能解决高等教育理论内在的危机。已有学者指出:“1960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扩展问题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不满引起了公众和学者的极大注意,但是所采取的方式是分散的、脆弱的。研究的课题集中在政府和其他资助者寻求解答当时问题时的即时的问题和事件”。
借助于“归纳”来揭示“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这种认识特征在价值观上受到实用主义的左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动因,自然地,理论研究的目的(以及价值)在于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因此,这类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功用性,把“实用”作为理论取舍的标准。然而,任何实践问题总是局部问题。在现象上,诸实践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往往难于直观地反映出来。如若我们孤立地去考察它们、研究它们,并且浅尝辄止地满足于特定问题的操作性解决或对策性解决,那么,所谓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总体上永远是“支离破碎”的。对此,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直未予应有的重视和澄清,在认识论上的误导也就势所难免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已开始意识到理论研究中的认识论误导问题,有关的学术争鸣此起彼伏,并且逐渐波及到教育理论界,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感到:沿袭已久的经验式理论研究陋习颇多,与之相匹配的强调“实证”的定量化研究方法也是漏洞百出,被认为是“客观的”科学知识到头来却被证明仅仅是“一种虚象”(aveiledform)。这类“新”认识旋即得到广泛的共鸣,但同时又遭致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于是形成了一个“‘焦虑’时期”(“angst”period)。不管怎么样,在这场论争中,反对经验性理论研究的主张不仅对传统的理论研究范式构成强有力的挑战,而且逐渐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居上风。到了70年代末,西方教育理论界也走向这种“焦虑”,对传统的教育理论研究加以抨击,反对由来已久的定量化研究方法,大力倡导定性化的研究。象豪(K.R.Howe)的《教育研究的两种教义》bl、舍曼(R.R.Sherman)与韦布(R.B.Webb)主编的《教育中的定性研究:焦点及方法》bm、费特曼(D.M.Fetterman)主编的《在制度研究中运用定性法》bn等著述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新的教育理论研究认识倾向。同样,这种认识倾向也在向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渗透。美国高等教育学者哈撒韦(R.S.Hath-away)为“制度研究”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作出理论假设及阐述。他强调:“制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论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制度研究本身不是一门学科。……这个方面包含着现象、事件、制度、问题、人员以及过程,它们本身就构成了用于诸多探索类型的原材料。诸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基础理论(thefoundation),据此来形成各种政策以及制度方面的调整”。bo从这一段话来看,至少哈撒韦已认识到,对高等教育制度的研究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其本质,即形成基础理论(请注意:foundation用了单数形式),而这种基础理论是制定政策、实行改革的依据。西方高等教育的系统理论研究虽然为时不久,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认识论误导所产生的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历史重任,需要批判性地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史中的经验与教训,扬长避短,以不辜负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重托。
三回顾十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历程,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与进展,但问题也不少。就其大端而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进展不尽如人意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如果我们忙于对付来自实践的种种所谓的“热点”问题而无暇顾及理论建构,如果我们依然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向固着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这不啻是一个历史的悲剧。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本”,在于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哪怕是在理论研究层次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末”。在认识上,本末的关系决不能倒置。与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一样,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有其相应的认识途径与方式,有其自身内在的理论发展规律。恩格斯曾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有所帮助”。bp恩格斯进而认为:“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bq这些经典论述至少告谕我们:经验的实证的材料仅仅是科学认识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低级阶段);理论的价值在于揭示直观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只有借助理论思维(而不是经验方法)才能做到;理论及其科学体系一俟形成便“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并且有可能与现实世界“相对立”(而不是“相对应”);到了一定发展阶段,理论便不再受制于现实,因此理论的发展就服从自身的内在规律。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及其发展的上述精辟见解,应该作为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认识论指南。基于此,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需要在认识论上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毋须置疑,高等教育的理论与高等教育的实践存在着种种密切的联系。实践作为理论的源泉同时又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理论赖于产生、存在、发展、完善的前提条件。这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理论、尤其是基本理论,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就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超越实践,并因这种超越而对实践活动发挥指导(或者匡正)功能和预测功能。所以,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是一种对应的、简单的、机械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间接的、潜在的关系。过分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联系,过分强调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作用而忽视它对实践的超越(超前)特征,就会使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走向歧途。
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的理论似乎缺乏超越现实的勇气,理论的视野似乎总是局限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热衷于解决持续出现的“热点”课题。大的如高校如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实行校长负责制和扩大办学自,高等教育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小的如高校科研成果的转让,“211”工程,高校有偿分配毕业生,高校收费并轨,等等。很少有人认真去探索上述曾经“热”过的或现在仍在“热”的现象和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鲜能见到通过对这些内在联系的揭示来规定、认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总是跟着实践“走”,理论发展远远滞后于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这一局面现在是到了切实加以改变的时候了。
(二)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理论研究,尤其是基本理论的研究,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评道:“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他认为,这种研究遵循“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过程;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则体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过程,也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br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这是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
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现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没有科学地对待、处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所导致的。按照马克思对理论建构的“二条道路”(过程)划分标准,我们已有的绝大多数理论研究都有意无意地走向“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一道路。对十几年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稍稍作一下分析,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对高等学校各种“管理”模式的探讨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诸如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后勤管理,等等。
客观上,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使“管理”问题一下子突出出来,亟待解决。但在主观上,也不可否认,我们在认识上也习惯于从“实在和具体”出发,通过研究“抽象”出若干规定,形成模式,再付诸于实践。而这一习惯也同我们始终要求理论具有“操作性”这一实用主义价值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十几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对策性”研究。问题在于: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包括基本理论)尚未发育成熟,我们因而也就缺乏从“抽象的规定”出发上升为具体的前提条件。然而,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地位及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抽象”的研究往往被斥为“空对空”。从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到高等学校领导部门,仍然青睐于“具体的”能直接付诸实施的研究成果。这种认识导向已经并且会继续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产生负面影响。应该看到:没有“抽象”理论便难能真正地解决“具体”问题;抽象与具体是“源”与“流”的关系。
(三)演绎与归纳的关系
演绎与归纳是研究方法论上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如何辩证地使用演绎与归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形式,一直是世界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悬而难解的重大问题。就理论研究而言,对现象、事物的归纳固然是一条认识途径,但这种认识途径往往会导致对认识对象之整体的机械割裂与离析,从而失之对其内在矛盾运动及其各种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本质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理论的力量(因之也是理性的力量)得之于演绎的力量;理论能否对实践产生超前性的指导,取决于理论本身演绎体系的缜密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