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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翻译范文1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翻译：孔子说：“学习知识并且按时温习它，不也是令人高兴的事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交流、学习），不也是令人快乐的事吗？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怨恨，不正是品德高尚的人吗？”
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翻译：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地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尽力呢？跟朋友交往是不是真诚，诚实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过了呢？”
3、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翻译：曾子说：“我每天反复检查我的行为：为人处事有不真诚的事吗？与朋友交往有不诚实的事吗？老师教授的知识有不复习的吗？”孔子说：“复习旧的知识从而知道新的知识，可以凭借这个成为老师了。”
4、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翻译：孔子说：“只读书却不认真思考，就会迷惑；只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疑惑。”
5、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翻译：孔子说：“仲由，教给你的理解了吗？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这也是聪明啊。”
6、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翻译：孔子说：“见到贤人就要向他学习，希望能达到他的水平，见到不好的人就要自我反省。”
7、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翻译：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学习他的优点，如果自己也有他的缺点就加以改正。”
8、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翻译：曾子说：“有抱负的人不可以不胸怀宽广，意志坚定，因为他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或责任），路途又很遥远。把实现‘仁’的理想看作自己的使命，不也很重大吗？直到死才停止，这不也是很遥远吗？”
9、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翻译：孔子说：“年末天气寒冷，这时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论语翻译范文2
【关键词】翻译；宗教文化；理解
引言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经典随着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他们希望更多，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的范围非常之广泛，但实质都离不开它诞生的民族，以及人们对它的传承及发扬，深入了解源语文化是做好翻译的前提。因为翻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纯语言活动，而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沟通过程。辜鸿铭先生的英文造诣极高，为了使内容和思想易于被西方人理解和认识，还广征博引西方的名句、典故参证注释，以“勾起读者原来的思路”。他用现代欧美人熟悉的现代英语来接受中国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文明和道德，其目的是让西方人从精神和道德上尊重中国，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华文明。
一、文化翻译理解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文化翻译形式多种多样，任何翻译的存在都包含有文化差异的因素，因而都是文化翻译。狭义上的文化翻译是指具体文化信息的翻译，与之相对的是，就理论而言，文化翻译研究在宏观上讨论翻译中的文化策略，微观上讨论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处理。郭建中就曾指出，文化翻译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同时，应有广泛的文化意识，把翻译的文化因素和语言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对源语文化的准确理解是成功翻译的必备前提，特别是古籍翻译因其原文是古文，直到今天许多老祖宗的智慧以及名句仍旧被沿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并没有理解他的原本意义，所以首先理解原文就存在问题。因此在做翻译时追本溯源准确理解尤为重要。因辜鸿铭先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处于弱势，西方强势的时代，为了让西方人更容易接受中国的文化经典，辜鸿铭先生在翻译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二、宗教文化的翻译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是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不属于宗教范畴，但是其中记载了不少孔子时期人们的宗教意识。对一些表示宗教观念的词的翻译辜鸿铭先生的翻译也值得探讨。
（一）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辜鸿铭： When Confucius first attended the service at the State Cathedral （Ancestral Temple of the reigning Prince）， he enquired as to what he should do at every stage of the service.
根据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古代开国之君叫太祖，太祖之庙便叫做太庙。周公旦是鲁国最初受封之君，因之这里的太庙就是指周公的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庙，尊先祖貌也。”庙，是一种特殊的房子，是祭祀祖先的地方，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就成了太庙。太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的词汇，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这一核心词汇时辜鸿铭先生仍旧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式。辜式用the State Cathedral来翻译太庙，其本意是指国家大教堂，并用括号加注释说明是ancestral Temple of the reigning Prince意为统治者的宗庙，这两者都是极具西方文化特色的表达，因为教堂是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举行弥撒礼拜等宗教事宜的地方，教堂是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地方，因此Cathedral不仅是一个西方词汇而且还是一个宗教词汇。而《论语》中的太庙主要是为了让后代缅怀祭祀的，祭祀祖先是后代表达缅怀祈求得到先辈福佑的一种方式，这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文化的起源还是功能辜鸿铭先生的翻译都与原文相去甚远，因此这样的翻译是不太恰当的。
（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Ku： Life and Death are pre-ordained， and riches and honors come from God.
这一章是典型的中国宿命论，人们相信人的一生中的生死福祸、贫富贵贱等都是上天注定好的，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样愚昧的思想到今天还影响着部分中国人。上天是指什么呢？孔子提到的“天”就是指天地，世界的意思。在这里辜鸿铭把“天”翻译成God， God在西方主要是指基督教中的上帝，在基督文化中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这样翻译的确会让西方的读者有一种认同感，认为是上帝主宰人的一生，但是这样翻译完全就是误导，在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上帝的概念，与中国文化中的“天”是不同的，这是硬给中国的“天”贴上了基督教的印记，这样的归化策略虽然让西方读者在读的时候容易懂却丢失中国文化的本源，不值得提倡。叶子南先生就曾指出归化虽容易“懂”，却可能丢失不少东西，甚至歪曲原文的意义，因为表达本身就反映了源语思维模式的特征和特定的文化内涵。
三、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好的译文更要能够实现文化在目标语中的再现，这才能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我们研究辜式《论语》中的文化翻译现象考察其文化翻译的策略及方式，了解到辜式的翻译虽然有些缺失但是基于他的翻译目的，以及其文化传播效果无疑是成功的，对翻译实践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2.3
[2]王建国. 刘宓庆文化翻译理论简评[J]. 外语研究. 2010.2
[3]许均， 穆雷. 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12
论语翻译范文3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语言文字类型—换了，但是酒—内容风格效果—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论语翻译范文4
【摘要】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的语境观是动态的语境观，强调语境效果，正是这种新颖的语境观给翻译带来了更为有效的处理原则，也为译者留有较大的自由处理的余地。翻译可通过关联原则来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找出原文与语境的关联，对相关信息进行合理推理，从而正确理解原文的用意，用明确的方式再现出来。
一、引言
关联理论是由法国认知学家斯坡伯（DanSperb）和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逊（DeirdreWilson）1986年在其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一书中提出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类之所以能够进行交际的内在机理，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而关联理论正式进入翻译学的研究则是由威尔逊的学生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Gutt）在他的博士论文“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翻译与关联：认知和语境）中率先开始的。在翻译活动中，对源语文本进行最大限度的理解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在理解过程中，语境的作用不容忽视。语境存在于一切形式的语际交流活动中，只要有语言交流，特定的语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反之，语言交际活动又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而且受到语境的影响。“语境与语言的关系极其密切，它在语言的研究及其使用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翻译，作为两种语言之间以传达语义为主要目的的语言交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语境，正如纽马克所说：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语言学派及语言学者对语境有着不同的理解，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语境观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
二、关联理论语境观
语境是语用学言语交际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语境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也称为语境假设（contextualassumptions），在交际过程中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称为相互认知环境（mutualcognitiveenvironment）。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因此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关联理论将语境看作是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由于语境是一个变量，语言的交际过程涉及认知环境的制约，涉及语境假设的形成与验证，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在将语境应用于言语交际时，语用学学者们通常的做法便是列出丰富的语境成分对话语进行解释。而在关联理论中，语境被认为是由来自于交际者认知环境中的一部分假设构成的，语境假设是由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从认知环境中选择的。关联理论认为，意义的推导离不开语境因素，但不一定要依赖具体语境，因为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和思维已把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这实际上避免了先前语境观中将纷繁复杂的潜在语境因素看成是实际语境的问题，进而在对言语交际过程分析时只要关注构成语境的那部分假设就行了。与静态语境观相比，关联理论动态的语境观更加适合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更能反映人类交际时的心理状态。
三、关联理论语境观在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关联理论的创始人Sperber和Wilson，听者之所以能推导出话语含义，就在于他能根据最佳关联原则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在翻译活动中，语境应分析到何种程度则也是由关联性决定的。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关联原则是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一个不能违反的原则，只有找到最佳关联时，一个特定的语境才算确定。而所谓关联，简单地说，就是指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认识主体认为事物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关联原则就是关于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条原则或认识主体寻找事物之间这种关系的一条原则。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做出语境假设。关联理论把关联看成是话语语境效果对话语信息处理耗费之间的最佳平衡，适度的信息处理可加强原有语境假设。因话语基本上是片断性质的，语用者在话语过程中必须把片断性的话语充实成完整的命题形式，而这一推导过程通过由认知语境支持的推理产生。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关联程度依赖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语境效果与关联成正比，处理努力与关联成反比。译者应根据关联论最小最大原则，即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对译文进行相应处理和取舍，使译文读者从认知语境中获得最佳语境效果。例如（1）Ihaven’tgotanearformusic.（我没有音乐细胞），ear（耳朵），意义指人们理解和欣赏所听到的某事物的能力，汉语中我们则习惯说音乐细胞。又如，It’snevertoolatetolockthedoorafterthehorseisstolen.（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汉语只说亡羊补牢，而不说亡“马”补牢。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说话者使用隐喻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一个有隐含义的信息以触动听者自己去构想一系列关联，在确定隐喻性的话语前，说话者要对听者的认知环境进行猜测，以构建一个相互显映的语境。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既要对信息的成功传递负责任，也要对听者能否构想出一系列语境信息以建立最佳关联负责任。由于认知环境的不同，不同的听者对隐喻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翻译时译者要秉承语境关联原则，才能更有效地传递源语的意图与效果。所以翻译时要通过适当改变语境来帮助读者建立最佳关联。再如（2）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Goddisposes./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两个译文中“天”的文化内涵不同，但功能上是等值的，即取得了同样的语境效果。对西方读者来说前者是归化法，因为他们受基督教影响深信上帝，后者是异化法，中国受佛教影响深信“天”。如果说前者读者容易接受，后者则可让读者增长见识，了解异国风情。何去何从，译者要根据翻译的目的、具体的语境而定。因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制约因素，比如社交礼仪、固定修辞原则等，语言形式的表现自然存在差异，不同语言中存在表现相同信息的不同形式，也可能出现表现形式的空缺。针对类似语用差异，在出现语境空缺的情况下，即交际信息和语言形式出现了断点时，需要进行基础语境信息的充实、调整与顺应，补充语境断点与空缺。例如：秋老虎———aspellofhotweatherinautumn；伯乐———goodjudgeoftalent（thenameofalegendarypersoninthestateofQin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whoexcelledinevaluatinghorses；（吃）皇粮———salarypaidbythestate；老三届———juniorandseniorhighschoolgraduatesof1966to1968。
参考文献
［1］Sperb，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
［M］.OxfordBasilBlackwell，1986.
论语翻译范文5
关键词：关联理论 翻译 研究 应用
1.前言
1986年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家Dan Sperber和英国语言学家DeirdreWilson出版了专著Relevance：Com-munieation and Cognition，提出了涉及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在西方被称为“关联理论语用学”或“认知语用学”。Earnst-August Gutt将语用学中的关联原则与认知心理学普遍原理结合起来，提出了关联翻译论（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
关联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自然语言的交际与认知，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认知――推理活动，是一种涉及到大脑机制的交际行为. 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它指出语言交际就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对话语的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Sperber&Wilson，1986）人们在语言交际中采用的是“明示―推理模式”（ostensive-inferential model），推理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某交际活动是否具有关联性，而是要找到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和获得最佳的关联效果（李寅、罗选民，2004）。推理的前提是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何自然，2004）。因此理解语言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解码过程，更是一个推理过程（inferential process），即给定言者的话语，单凭词语和句法所提供的编码信息而得到的真值条件语义解释是未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听者需要借助隐性推理机制，从言者话语中推导出显义（explicature），即话语语句自身的完整命题内容，进而推导出更多的命题――高阶显义（higher-order explicature）和可能存在的寓义（implicature）（蒋严，2002）。也就是说，要找到和对方话语以及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最终得到语境效果，使得交际成功。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的暗含，这一交际行为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其一，原文作者向译者明示其交际意图，译者则根据原文的信息、逻辑以及自己脑海中的百科知识，以读者的身份经认知获得最佳关联。其二，译者以交际者的身份在译文中向译文读者转达原文作者的明示和交际意图，而译文读者则要根据译文所提供的信息、逻辑以及大脑中的百科知识等进行推理，以最小的推理努力获得最佳关联。
目前，国内外在关联翻译研究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本文着重介绍了关联理论国内的研究进展情况。
2.关联理论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2.1关联理论在国内的发展
在我国，关联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1.1引入
沈家煊最早把该理论介绍给读者。在“迅递与认知的相关性”一文中对《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第一章“交际”和第三章“关联性”加以介绍，同时还对关联理论和Grice理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对比 （沈家煊，1988）。桂诗春也在解释语言学习的心理问题时引述了关联理论（桂诗春，1993）。
2.1.2研究
我国学者对关联理论的内容已基本熟悉，并意识到它大大地拓宽了语用学的研究领域，认为关联理论就是认知语用学的基础，并对其优缺点进行了探讨。近几年国内出版的语用学著作也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关联理论。何自然指出关联理论是对Grice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具有灵活性，并断言关联理论可以取代Grice会话合作原则。（何自然，2004）刘绍忠阐述了关联理论的交际观，认为关联理论把交际上升到哲学的位置以及从心理认知的视角解释交际活动。交际能否成功主要看交际者对认知环境能否相互明白和相互明示，最后进一步指出了关联理论交际观的优缺点及正确看待关联理论的态度。（刘绍忠，1997）
2.1.3应用
何自然归纳关联理论的几个修正与补充，包括关联原则、关联假设、概念意义与程序意义、正面认知效果、语境效果与语境假设的削弱等方面，从而展示关联理论的新发展。严世清对关联理论的隐喻观作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并指出传统隐喻理解的不足。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开始注重学科交叉研究，硕果累累，显示了关联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但是相比该理论在欧洲（尤其是欧洲的英国、西班牙）以及亚洲的日本的应用性研究，我国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缺乏应用性成果，同时也还存在一些误解。
2.2关联理论在国内的应用
目前关联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涉及言语交际、翻译、认知心理学、语篇以及第二语言教学等方面。
2.2.1言语交际中的语用问题
我国学者运用关联理论的语用观对中文里的幽默进行了解释比较了Grice会话准则和关联理论对幽默的解释力，探析了幽默话语及其翻译问题，指出幽默话语的发出和理解是建立在人的认知特性的基础上。文旭在“第二届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上，对反讽话语进行了讨论，、认为反讽话语的使用与理解也是由关联原则支配的。严世清在关联理论专题讨论会探讨了关联理论与隐喻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他指出，在隐喻问题上，关联理论与构建主义基本相似，都将隐喻看作一种普遍的语言使用现象，但关联理论更强调从关联性而不是语言内部去探讨隐喻的工作机制。
2.2.2翻译问题
总体上，我国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表现为理论构建，对翻译概念的剖析和对翻译现象的解释与应用。
王建国提出了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及意义的不稳定性和意图的相对稳定性，提出了意图翻译，认为意图可以作为忠实翻译的参照物，因此忠实的翻译是忠实意图的翻译。王建国提出译者必须保证与原语读者和译者读者推理作者意图的空间等距，即翻译的推理空间等距原则。（王建国，2003）此外，更多学者重在对关联翻译理论的辨析，在众多关联理论的争论中，关联理论能否解释一切翻译现象是争论的一个重点，许多学者都认为关联理论单纯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交际，忽视了人类交际中的社会文化特征，对文学翻译尤其具有局限性。
2.2.3关联理论与语篇连贯
关联理论则认为话语联系语的作用是连接语境、指明语境与语境效果。对说话者来说起到明示作用，使听话者更易于理解其内涵不至于付出太大的努力去理解话语。苗兴伟指出关联性能够解释语篇连贯，并对连贯理论进行了补充，但由于理论仍处于发展阶段，自身仍有不足，在解释语篇连贯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苗兴伟，1999）孟建钢也从关联的角度对语篇连贯作出了解释和分析，指出语篇的连贯性是由听话者能否寻求到话语关联性所决定的。（孟建刚，2002）
2.2.4关联理论与第二语言
韦汉、王志军基于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原则，实质为经济原则，结合心理语言学的记忆模式，提出了控制性阅读模式，将最佳关联原则应用到阅读中，为如何利用关联解决教学实际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指导。（韦汉，2001）唐燕玲运用关联理论从解歧、修辞效果、语言的使用等方面，论述在教学中如何利用关联正确理解交际中的话语，使得关联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唐燕玲，2002）
3.结语
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开辟了翻译研究新角度，很好地解释了翻译中许多复杂的现象，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框架，使翻译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研究的深入，关联理论还可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在第二语言教学的方面研究工作，在实证研究的方面，用数据说明问题的研究较少。目前，涉及如何用关联理论指导教学的探究文章也很少，这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寅、罗选民.关联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
[2]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蒋严.论语用推理的逻辑属性――形式语用学初探[J].外国语，2002（4）.
[4]苗兴伟，关联理论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力[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3）
[5]桂诗春.认知与语言[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6]沈家煊.迅递和认知的相关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3）
[7]孟建刚.关于批评关联理论的几个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1）
[8]王建国.论关联理论对翻译学研究的局限性[J].语言与翻译，2003（1）
[9]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0]Sperber，D. &D. Wilson.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Blackwell and Oxford，1986.
[11]刘绍忠，关联理论的交际观[J].现代外语，1997
[12]韦汉，关联理论与控制性阅读模式[J].外语界，2001
论语翻译范文6
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 Nature of 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 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 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 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 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 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 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 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 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 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 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 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 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所以我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 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 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 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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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