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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范文1
刘小枫认为：“宗白华、朱光潜这两位现代中国的美学大师，早年都曾受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进而强调“本来就重视生命问题的青年宗白华，在接触德国哲学时，很快就与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一拍即合”。总的看，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西方美学思想对宗白华美学产生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宗白华美学是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相互融合的结晶。在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叶朗在《从朱光潜“接着讲”》一文中，不仅用“美学的双峰”一语高度评价朱光潜、宗白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和地位，成为被后来的学者广泛认可的经典概括，而且对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做出这样的评定：他“立足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美学思想，与西方现代美学是相通的”，在宗白华身上“反映了西方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趋势。”显然，他要强调的是宗白华美学思想是中西合璧的结果。第四种观点认为，宗白华美学的核心精神来自于庄子哲学及其人格。邹士方、王德胜两位学者十分看重庄子对宗白华的影响，他们多次提到：“他哲学的研究从佛学开始……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佛学，而是庄子的哲学和人格以及治学的方法。”“宗先生的哲学研究开始于佛学，佛理的境界投合了青年时期他心中潜在的哲学冥思。但他的哲学思想最深的心源还是在于老、庄道家哲学。老、庄哲学影响着宗先生的研究态度、方法和人格修养，影响着他美学思想的形成。”“他受老庄的影响很深，庄子的崇尚自然、反对雕琢、虚静坐忘、得意忘言等等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外，康德和叔本华的下述思想对他的人生态度和美学研究也有一定影响。”
二、对主要观点的分析评价
李泽厚是第一位对宗白华美学思想渊源问题做出评价的学者，其观点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主要关注了中国哲学思想对宗白华美学的影响，全面把握了宗白华美学思想中儒道佛三条哲学命脉，并且将三者放在同等位置上来评价其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毫无疑问，李泽厚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其最大的问题是全面忽略了西方思想对宗白华美学的影响，因而在他眼中的宗白华是中国式的，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面貌，这只能说是“半个宗白华”的肖像。而且对儒道佛思想对宗白华的影响问题，李泽厚也并未做出更为细致准确的研究，其观点也只好笼而统之，无法做出细致的比较与评判。当然，我们不能对李泽厚求全责备，因为李泽厚为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仅仅是就该文集中收入的宗白华的部分文章而作的，文集中所收入的选文，较多体现的是宗白华美学的中国面貌。李泽厚在当时并没有读到宗白华的所有论著，不可能全面深入地把握其美学体系的整体面貌。林同华第一个对宗白华美学思想进行了体系性研究，他的《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也是第一本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的专著，成为宗白华研究的理论奠基之作。所以，他们对宗白华的认识相对来说是比较深入的。他们并没有完全忽视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的中国元素，但总的说是把西方思想看成是宗白华美学的主要思想渊源。因此，林同华在立足于“德国古典美学作为世界史上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点上”来阐述德国古典美学对宗白华的影响时，使用了“不可泯灭”这样的词汇；刘小枫则在《湖畔漫步的美学老人———忆念宗白华师》中，有意记录了宗白华藏书与读书的一些细节：“宗先生的书架上放着的”“外文书远远多于中文书”“版本均为二三十年代”“宗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艺术里的精神和境界，但宗先生却对我说，中国的书籍他看得不多，只是闲时翻翻，大量读的是外文书”。如此看来，林同华、刘小枫二人虽然没有完全忽略宗白华美学中的中国思想元素，但总的看其观点重心是在西方思想元素方面，因此，仍然难免具有一定的偏颇性。叶朗的观点看上去比较全面客观，因为他在中西思想对宗白华美学的影响方面，没有偏向任何一方，而且特别强调了“几十年来，宗白华先生一直倡导和追求中西美学的融合”。这样评价尽管全面，但也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笼统感觉，因为这一观点给人形成的总体印象是宗白华美学思想非中非西或者亦中亦西，难以准确反映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独特本质和面貌。邹士方、王德胜在宗白华研究方面是两位无可取代的开拓者，因为二人不仅较早开始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还有合作研究成果，并且都为宗白华做了评传。现在进行宗白华研究的学者，任何人都无法绕过他们，都必须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升发和拓展。因而，他们的观点自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二人的评述中可知，他们在全面把握宗白华美学与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关联的基础上，突出了中国哲学的影响，而在中国哲学方面，更突出强调了庄子哲学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影响。不难看出，邹士方、王德胜对宗白华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相对于其他学者，他们对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的中西元素做出了更为具体、深入、准确的把握。在这一点上，邹士方、王德胜二人的观点值得称道。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完全赞同二人的观点，在总体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在道与佛、庄与禅究竟哪一家对宗白华美学思想影响更大、更深，以至于影响了宗白华美学本质特色的形成，乃至于成为宗白华美学思想灵魂方面，我们觉得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三、相关研究展望
美学研究范文2
邢建昌的《文艺美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是在文艺美学学科性质普遍遭受怀疑和解构的氛围中诞生的学术新著。可贵的是，这本新著不是笼统地论证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而是在积极回应现实挑战的过程中，寻找文艺美学独有的生存空间，以对流俗的社会文化现实敢于说“不”的姿态，高扬文艺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精神力量，在对时代“急难”的敏锐感受和积极的求索之中，培植、呵护与守望人类的精神家园。这样，作者既避开了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否存在的孤立的论证，又提供了一种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时代人类关怀自身的“知识”。在对这种“知识”的叙述过程中，文艺美学的学科意义也就显示出来了。
正是从这样一个思路进入，邢建昌在《文艺美学研究》中将 “文化研究与审美阐释”、“美是艺术的法则吗”、“大众文化对审美观念的影响”、“艺术与技术”、“超越后现代文化逻辑”等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可以说，上述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到当下语境中对文学艺术本质的理解。选取这些问题本身就显示了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思索热情。在“文化研究与审美阐释”一章，作者首先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旨趣等方面廓清对文化研究的种种误解，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颇有点历史性出场的味道，是人文学科回应社会挑战、转换批判武器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学理论内部知识生产和叙述方式发生危机与分化的产物。在高度评价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同时，邢建昌也坚定地指出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流行，决不是拯救陷入危机的文学理论的灵丹妙药，充其量是开启了一个研究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文化研究的新的维度。因为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广义的文化现象，分析的是凝聚在文本上的权力、阶级、种族和身份的政治因素，目的在于找寻文化内部可能的改造社会的力量。就其方法来讲，文化研究使用的主要是解构主义的方法、后殖民主义的方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这些方法就其本质而言是与审美的精神和旨趣背道而驰的。而如果用文化研究替代审美阐释，则会阻断我们对文学文本审美价值的体认，干扰我们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区别的判断。这里的关键是充分认识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价值，不能把对文学艺术本质的认识建立在对大众文化特别是大众消费文化性质的确认基础上。这种思想，对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混乱认识具有明显的纠偏的意义。
在对时代的“急难”做出积极回应的同时，文艺美学作为人文学术特殊“知识”的人文品格得到了彰显。在作者看来，文艺美学表面看是对文学艺术的一种审美的理解方式，深层看则是对人的感性生命存在的一种人文守护。离开了对人的感性生命存在的关切，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根据大可怀疑。这样，文艺美学学科本体的设定，就不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与心灵归依、伦理信仰有关。这一思考，正是建立在作者对时代“急难”的积极求索过程中确立的一种自觉的立场。它使我们认识到，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不在于回答物质世界存在的根据，而在于追问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昭示的是一种精神境界。
邢建昌在对文艺美学所遭遇的种种问题的澄明中，完成了对文艺美学学科本性的张扬和文艺美学对当下问题所独有的阐释力的建构。既不执著于理论体系的抽象思辩，又不一味顺应，让理论消融到世俗生活流之中，从而保持住了文艺美学作为人文学科应有的理论浓度和精神品格。《文艺美学研究》在为文艺美学研究拓展一种可能的空间的同时，也使我们最大程度地体会到了理论的魅力和精神的力量。
美学研究范文3
一、艺术设计中蕴含的功能之美
从本质角度来看，产品所具有的实用性功效与自身所产生的功能之美并无过多的联系。可是从主体范畴而言，实用性质的功能对它的审美评价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功能范畴所产生的美感从某种程度上深刻体现了对它审美体系的评价，在其中所能表达出的东西都能深刻体现出一种极致的美感。功能范畴的设计对十八世纪以来仅是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且忽略内在的错误理念进行了最大范畴的纠正。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尤为简洁，具有现代气息的崭新风格，能对功能范畴的结构之美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
二、艺术设计蕴含的材料之美
当前形势下，在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中，材料实质上发挥了尤为重要的功效，材料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在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在现代化科学技术能有效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上，材料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所以，现代社会的艺术设计与材料也是息息相关的，务必深入细致地处理产品结构层面以及环境设计范畴，产品在形态范围，颜色范围，质感角度和肌理层面的处理，如此一来就能够充分展现出新颖材料所具备的重要特点。运用各种恰当有效的方式去有效处理各种材料，就能从多角度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从而在通过艺术设计之后的材料中获得一种美感享受。对于各种不同的材料来说，工艺上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大相径庭的。例如我们经常说的材质漂亮，工艺巧妙，对于各种迥异不同的材料必须彰显出与众不同的特征，这就对产品所具有的功能性与美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于手工艺品来说，需要制造者务必真正意义上用手去触摸材料，深入细致地了解材料自身所具备的质地优势。譬如我国拥有古典风格的各种家具中，具有明式特点的家具就充分展现出了一种质地层面的美感。各种不同的器具，在材料的选用上、制作方式上、技术加工上都彰显出各种与众不同的特点，艺术设计者务必深入了解材料自身所具备的特征，采取与之特征相适应的设计方案，方能让器具在设计上通过材料体现出一种极致的美感，最终让产品、材料、美感、设计融为一体，这样就能彰显出艺术设计中的材料之美。
三、艺术设计蕴含的形态意境之美
所谓意境实质上是指艺术层面的形象与情境融为一体所展现出的情境交融景象。从艺术设计层面而言，意境通常不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形态，可是意境绝对是通过形态所生发出来的，人们看到某种具有美感的形态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进入一种想象性的境界，最终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最高艺术境界。从上述角度来说，艺术设计蕴含着形态意境之美。所以，从艺术设计范畴的角度看，形态意境是能够让艺术设计作品产生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它能让欣赏者产生“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感。艺术设计的形态意境之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就是将设计者的感情转化为具体的形态，切实做到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让感情与意境和谐，让感情与具象融为一体；第二，设计者务必通过设计表现出一种暗示与象征的意向，让意象在具象中体现出来，最终达到虚实相生的境界。我国古代私家园林设计中很多借物造景的手法，就是形态意境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最佳体现。总之，形态意境是中华民族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充分体现设计产品审美价值的完美概念。对艺术设计作品的欣赏，完全可以让欣赏者进入一种情景交融的自我陶醉境界，从而领悟到艺术设计的形态意蕴之美。
四、艺术设计蕴含的科学之美
在艺术设计的进程中蕴含着科学之美，这种美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审美态势，充分体现出理智层面的相关问题。从形态范畴对艺术设计的科学之美进行思量，主要包括科学层面的伦理之美与科学层面的产品之美。从创作学范畴对科学之美进行思量，主要包括理论层面的创造之美与科学层面的实验之美。然而，科学范畴的设计美感并非是积极展现在研究成果之上，而最为重视的是科学创造的进程。科学之美务必经过理智层面的熏陶方能深入理解。这就充分体现了艺术设计科学之美的独特之处。艺术设计中的科学之美并非是在自然常态下存在的，更加展现出一种对实践生活的深刻感悟。在这种独特的审美体验中，最重要的是体现了自然常态下的一种和谐与融洽。不管是外在层面的设计，还是内在层面的设计，都能让人产生一种极致的享受之美，领悟到一种至上的全面之美。实质上，科技之美也完全能够作为美感体验中的一种最高形式，在归纳出审美的必然规律之后，进行无限创造。人类在不断创造发明的过程中，总结出各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审美经验，这种审美经验完全可以和艺术设计融合起来表现出最高境界的科学之美。
五、结语
美学研究范文4
形式美学的概念渊源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什么是形式美学？哪个角度把握形式美学？形式美学的产生背景是什么？一系列问题都是这里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有许多新颖之处。什么是形式美学回答的前提是怎样解释形式，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现代意义的高度来透视的，“我们看到，后来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及形式美学家常常是在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意义上来讲形式的”。为了证实此说，作者细心地从新批评的重要理论家布鲁克斯和维姆萨特那里找到了两条有力的材料来证实形式美学的形式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的渊源关系。形式美学在现代意义上必然与现代文学发展变化紧密相关，而现代文学理论特质是作品本体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无不体现一种作品本体思想。因此，作者写道：“从理论构成形态看，形式美学主要是一种以文学活动中的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具体说来，如同前引埃亨鲍乌姆所说，它主要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关注文学的结构问题。”应该说，关于形式美学，这种说法是慎重的、比较合理的。作者简单地勾勒形式美学的演变过程后，提纲挈领地归纳出形式美学的四个主要特征，阐明了现代文学理论基本立场，即作品本位。关于形式美学产生背景作者从西方诗学传统、康德美学、近代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几个方面一路梳理下来，叙述详略得当，游刃有余，不温不火。在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基本上把握到西方形式美学的大致过程，简直是一部形式美学的简略史。
形式美学本身流派众多，队伍庞大。对西方形式美学的主要理论问题的认识，作者以“问题系”的方式，尽显形式美学的内在问题。文学性、陌生化与突出、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情感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别、文学风格、隐喻与换喻、含混、反讽、张力、非个人化、反意图论、作者之死、音位批评、语境理论、细读法、叙事功能、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述者、作者、叙述接受者、作为手法史的文学史、主导、文学传统、透视主义、互文性、无主题文学史等，作者在筛选这些关键问题时可谓用心良苦。一些问题，如文学风格、文学传统等应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作者完全在现代意义上理解它们，老问题又焕发出新的活力。而像音位批评、细读法看似不起眼，但它们却是文学批评真正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第一次提出，如非个人化。对非个人化的理解，作者定位在作者地位的问题，就我的理解，这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关于形式美学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情况，作者从20世纪30年代算起，简述中国形式美学的传播和研究情况。作者整个描述显得概括适当，资料翔实。作者尤其关注的是中国先锋文学与形式美学的关系问题，因为中国先锋文学就是一个偏重“形式探索的文学派别”。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对于一个明显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文学现象研究不到位，正是“与我国西方形式美学研究不足以及中国本土形式美学建设滞后的学术现状有着很大关系”。中国形式美学的生长点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这实在是我们值得注意的问题。
美学研究范文5
Abstract：The library as a special aesthetic object，with two aspect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beauty，embodied in theThe hardware includes the library building location，external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library building，library book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inner beautyand so on；the software includes the library staff's occupation moral beauty and cultural knowledge，service skill beauty.
Key Words：Aesthetic；hardware；software
随着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图书馆的学科研究不再是孤立的发展，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也可以交叉发展，图书馆学与美学的交叉性研究就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审美”这个概念自从提出以来，代表的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特殊体验，所以也可以把图书馆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来研究，因为审美活动既不是感性的认识也不是理性认知，而是多方面的集成，所以对图书馆的研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从图书馆的建设到图书馆的管理等多方面来研究。图书馆本身有着形象美、实用美、氛围美和客观上的美，它除了本身的客观存在性以外，还有馆员和读者之间互动产生的审美活动。
本文试图从图书馆的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研究图书馆的美学。硬件方面包括图书馆的建筑位置，图书馆的建筑的外部及内部构造，图书书刊的外观和内在美等；软件方面包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美与文化知识、业务技能美等。读者在进入图书馆之后，就进行一系列的审美活动，包括从外部观察到的美，还有在馆员提供服务时感受到的美。这些美可以激发并保持读者的良好学习情趣，并有益于读者的身心健康，陶冶情操，对读者进行一定的审美教育。
1 硬件方面
1.1 图书馆的建筑位置
图书馆作为学校的“第二心脏”，是给大学生提供精神食粮的地方，而且图书馆作为重点防火防盗单位，它的建筑位置关系到图书馆的安全和服务质量，图书馆的建筑位置第一要选在方便学生找到的地方，如选在整个学校的中心位置，使大部分的学生能够便利到达；第二要选在周围环境优美的地方，这样容易营造一种优美的氛围，学生在好的环境里，产生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能调动起读书的心情；再次要选在向阳、通风的地方，以及开阔的地方，这样保证图书馆的正常使用及安全防范，当火灾或其他灾难发生时，读者和工作人员方便撤离。
1.2 图书馆的建筑的外部及内部构造
图书馆作为文化建设部门，不管是建筑外形还是内部构造，不管是从外部形式方面考虑还是从使用功能考虑，都要体现出图书馆的特点。第一图书馆的外形设计要美观大方，既要有古典气质又要充满现代气息，如北京图书馆就采用了孔雀兰琉璃瓦与孟顶、平顶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又在建筑群中点缀亭廊小品，穿插绿化庭院，力求从多方面反映出我国传统的馆园结合的建筑特点[1]。
第二图书馆作为一个特殊的部门，其内部构造还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物不同的，图书馆的内部构造要有足够宽敞的空间用来藏书，更要根据馆藏的特点划分建筑区域，而且每一层楼都要留有逃生通道，因为图书馆是一个火灾多发建筑。
第三图书馆的馆内设施也要好好布置，图书管理员要做好馆内绿化，创造一个自然的环境，促使读者身心健康；还可以在馆内布置艺术品，陶冶读者情操；馆内卫生也要保持好，例如图书馆里禁止吸烟，禁止吃东西等。
1.3 图书书刊的外观和内在美
图书馆书刊的摆放也是关系到图书馆美化的重要方面，书架要摆放整齐，墙面与书架的颜色要协调，书刊遵循中图分类法进行分类排架，每一层架子上的分类号按照从上往下、从左到右逐渐变小的规则进行摆放，力求读者能够很方便的找到要借阅的图书。另外图书馆工作人员也要告诫读者不要在书上乱涂乱画、不能撕书等，要爱护图书等。
同时图书馆书刊内容的质量美。高质量的文献资料是图书馆最本质的内在美。它主要指书刊内容政治思想性强，文化科学水平高，情报信息功能大，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图书馆的藏书要有针对性，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以某理工科高校图书馆为例，学校划拨给图书馆的购书经费有限，图书馆购买的藏书不可能保罗万象，应该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多的根据读者的特点满足其需求，该高校图书馆的藏书以自然科学类图书为主，占总藏书量的70%，而且针对大学生不同年级的特点，图书馆藏书内容还分为基础性和研究性两类。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信息化社会，图书馆也正在向建设数字型图书馆努力。图书馆除了要为读者提供纸质图书，还要给读者提供电子图书。如图书馆购买各类数据库，充实电子资源[2]。
2 软件方面
图书馆具备了以上这些硬件条件，也只是说具备了给读者提供美的读书的基础，真正在使用过程中，还要图书馆员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加高效地使用图书馆的现有资源，为读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展现职业道德美与文化知识美以及业务技能美。
2.1 职业道德美
馆员在为读者服务时，时刻都要体现出职业道德美。图书馆作为社会中一个部门，馆员第一要具备一般的社会道德与服务行业的职业道德，比如按质按量地完成工作任务。
第二图书馆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部门，馆员要有传承民族文化的精神，要爱书、护书、保护文献。再次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集体性单位，人员众多，馆员在工作过程中要团结协作，图书从购买到上架再到借出等是一系列的流水过程，只有各部门协调好、合作好才能完成。馆员与馆员之间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乐于助人，每个人都应该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3]。
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性部门，馆员对待读者应该真诚、热情，最大限度地帮助读者找到要借阅的书籍，还要做好相关的宣传，定期进行数据库的培训。如某高校图书馆在每年新生报到后，都会进行新生培训，以便新生尽快了解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及借阅流程等，来完成帮助其学习，拓展其知识面的目的。
图书馆作为防火防盗的重点单位，图书馆馆员有必要进行防范，如提醒读者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告知读者存包柜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不能在馆内吸烟；不能使用大功率违章电器等。
2.2 文化知识美
馆员要不断提升个人的文化修养，关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把握时代脉搏，了解学生的需求。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馆员要与时俱进，才能理解读者的新的需求，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服务。例如移动图书馆的出现就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它不再是纸质阅读也不再是电脑阅读，而是转移到手机或平板等移动终端上进行阅读。
其次图书馆馆员要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时事政治，跟上国家制定的各项方针等，高校大学生还没有踏入社会，思想还不够成熟，容易犯政治性错误，图书馆馆员有义务指导学生，为其指引正确的方向。
2.3 业务技能美
图书馆的馆藏按形式分有图书、期刊、电子图书等多种类型。图书馆是一个整体，是由各个部门相互配合来为读者提供服务的。以某地方高等院校为例，该校图书馆根据图书馆职能，一般分为采编部、流通部、信息咨询部、期刊阅览部、综合部。不同部门的人负责的工作不同，具备的业务技能也不一样。
如采编部门主要负责图书、期刊的采访、购买、验收、编号；书刊的分类、编目和标引；还包括书刊荐购，编写新书通报等。馆员应该熟练使用图书编目软件，对图书做好分类处理。
流通部门主要负责读者的图书借阅、图书续借、图书挂失、图书预约等工作。馆员应该熟练了解图书的分类法、排架方式，熟练地帮读者做好图书外借工作，以及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信息咨询部主要负责电子阅览室的工作、数据库培训工作、文献传递等工作。馆员应该熟悉并能熟练使用图书馆购买或试用的各种数据库。
期刊阅览部主要负责期刊的阅览工作；综合部主要负责借书证的办理以及整个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管理等。
美学研究范文6
刘勰的《文心雕龙》包含的美学思想，是“龙学”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本文论述了刘勰对美的本质、审美原则和标准、审美感知等问题的认识；对刘勰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不同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刘勰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美美感方法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历来被认为是我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自60年代以来，“龙学”研究者开始从美学角度对《文心雕龙》加以研讨，开掘其中深邃的美学思想，成果显著，遂使这一当代显学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另有些问题则有待深入开掘和拓展。这里谈谈个人的见解，补苴罅漏，故名之曰“发微”。
一
对美的本质，作为一种美学思想是必须首先加以界定的。刘勰一方面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美就是“文”，而“文”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作为“道”的一种形式原出于“自然”。这就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从人类中心说出发，认为美是作为万物的中心的人创造的，“文”作为心灵的显现原出于人。这就又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美的主观性。同时，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划分为三种范畴，即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从宇宙本体论出发，他认为自然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人类中心说出发，他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带有主观性；而人文美则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这就是刘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
对自然美，他认为这是先于人类，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它不是精神的产物，而是自由自在的。《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在他看来，天地、日月和动物、植物即天下万物都有它美的形式，它不但不是人工所为，而且为人的创造所不及。这种认识源出于老子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荀子的“王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类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人文美，他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人文美是与人类的生成所俱来的，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之美，天与地之间出现了人，也就有了人文之美。《文心雕龙·原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在他看来，天、地、人是所谓“三才”，即构成世界的三种本质因素，而人在三才之中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精华所在，是有性灵之物。人有性灵，便会有语言文字借之以表达思想感情，这种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文字就是人文之美，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认识源于《易传·系辞》所表述的宇宙生成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太极”。如果我们把“太极”理解为一种精神实体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与前面所说朴素唯物主义也不无内在联系。或者可以说刘勰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中不无唯心主义成份，客观唯心主义的某些观点中又不无唯物主义的含理内核。
至于他把人文美与自然美合而为一，相提并论，则是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观点，《庄子·齐物》说：“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这种物我同一，人与天合为一体的境界为最高境界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的观点。既然天人合一，那么人之外的自然有其美，人也有其美，人文美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然美。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推论。刘勰把人文美等同于自然美虽然不尽科学，但人体之美，语言文字之美说它具有客观性也是不无道理的。其实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人体自身也是一种物，不过是属别于“无识之物”的“有心之器”罢了。
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美，他从人文合一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人具有这种创造能力和需要这种创造也是很自然的。《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情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气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在他看来，人受之于天而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种种情感，人与外界相接触或受到某种刺激，就会有所感发，通过不同形式的感发来表达思想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即人文合一的观念，它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还认为这种性灵的抒写就是一种美。显然，如果说《文心雕龙·原道》所说“文之为德”之“文”指自然更美，“人文之元”之“文”指人文美，那么这里的“立文之道”之“文”就是指艺术美了。而且艺术之美既包括文学之美的“辞章”，也包括美术之美的“黼黻”和音乐之美的“韶夏”。它们都是人的创造，而人之所以能有这种创造性，则为“神理”所支配。这“神理”便是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由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而天人合一，由天人合一而人文合一，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在对刘勰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论美的出发点是“心”，美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产物，就此提出，在《文心雕龙》中“‘心’是美的内核。”〔1〕与此相近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刘勰把感情视为艺术的本源，灵魂和血液。”〔2〕这种观点似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我们肯定刘勰把艺术美视为人的创造，但同时也肯定刘勰把这种创造的本源归之于客观世界，这在前面的阐述已清晰可见。那么，如果把美或艺术美的核心、本源仅止于艺术家的内心或感情，那就不仅不符合《文心雕龙》的本意，而且无异于把刘勰对美的认识归之于唯心主义的一派了。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二
美学原则和审美功能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对美学原则，刘勰认为创造艺术美尤其是文学之美应当以圣人为楷模，以经籍为典范，象他们的作品那样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自然和谐之美。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在《原道》之后设《征圣》，《宗经》的本意。《文心雕龙·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文心雕龙·宗经》：“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这就是说，追求文学之美就应当向圣人学习，应当以他们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为典范。它们的创作原则都是一致的，作品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又要有华美的语言和巧妙的表达方式，此乃金科玉律。《情采》所说“文附质”，“质待文”；《才略》所说“文质相称”，“华实相扶”也都是此意。完美统一亦即“自然”这美的最高境界。
对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刘勰提出了“六义”说和“六观”说。《宗经》“六义”是：“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这里的“情”、“事”、“义”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感情深厚而不做作，事实具体而不虚妄，观点正确而不诡诈。
“体”、“文”主要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文风简炼而不繁冗，语言华美而不靡丽。“风”则主要是指作品在社会中能产生积极的教化作用而不致造成思想混乱。《知音》“六观”是：“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是谋篇立体，“置辞”是遣词造句，“通变”是继承与创新，“奇正”是新奇与雅正，“事义”是选材与用典，“宫商”是平仄与韵律。这里包括了文学作品的诸多方面，既有题材、主题问题，又有语言、风格问题，乃至创造方法问题等，刘勰对审视文学作品考虑得是非常全面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六义”和“六观”到底什么是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过去曾有些不同的看法，学术界引起过一些争议。郭绍虞和罗根泽等人认为“六观”是批评标准，赵盛德等人沿用此说。而陆侃如、牟世金等人则提出异议，认为“六义”既是刘勰对创作的要求，也是论文的六个批评标准。“六观”则是需要考察的六个方面。后来牟世金又在《刘勰论文学欣赏》一文中说：“六观，不过是从六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方法，而不是六条衡量优劣的标准。”“‘六观’就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3〕马白进一步指出：“‘六义’是刘勰所主张的文艺批评标准。其中‘情深’、‘风清’、‘事信’、‘义直’是政治标准，‘体约’、‘文丽’是艺术标准。”〔4〕如何看待这一分歧？我们肯定《宗经》“六义”是批评标准，也可以说是审美标准，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总体来看，它主要是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要求的，所指艺术范围也更大些，而不是就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来谈的，所以它出现在总论《宗经》之中。然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就此来断言“六观”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因为刘勰在《知音》提出“六观”之后，紧接着就说：“斯术既形，优劣是矣。”这里的“术”固然可解释为方法、方面，那么，这里的“形”也不可忽视，“形”即表现。因而，这两句话就应当疏解为：看看这六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作品的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作此疏解，刘勰所说“斯术既形”的本意就不能说无涉批评标准，因为人们常说的“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本身就是标准，自不待言。只不过是“六观”主要从读者鉴赏文学作品这个角度看问题罢了，所指艺术范围也狭窄一些。
如果我们再在内涵上把“六义”和“六观”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它们存在着一致性，即都强调了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中来要求和衡量文学作品，都强调了艺术的和谐完美。不同之处在于“六义”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效果问题，而“六观”则补充了创作方法（通变）和艺术风格（奇正）方面的问题。综观“六义”与“六观”，它们与前面所提审美原则是一致的，不过是在和谐统一这一美学原则下所派生的具体命题，“六义”侧重于创作方面来谈，所指范围大些，“六观”侧重于品评方面而言，所指范围小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刘勰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
对审美功能，刘勰很强调文艺的美感作用，认为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心雕龙·征圣》：“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文心雕龙·宗经》：“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文心雕龙·程器》：“禽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教化，表彰功德，修身养性，乃至军事都贵于有文采。特别是人文关系，文章因人的德行产生，人的德行又借文章以流传。所以孔子在文、行、忠、信四教中，把文放在首位，足见它的重要。
三
美感是美学中在研究美这个对象而外，需要研究的另一个对象，美感研究包括研究审美活动中的感知、移情、联想、思维及情感等实践活动内容。关于刘勰的美感论以前人们论及较少，一般都以为在刘勰所处的时代，对美感这一较复杂的美学问题还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把提。我们认为，虽然《文心雕龙》中并未提到“美感”一词，“美感”只是在近代我国译介西方美学著作时产生的一个概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文心雕龙》并未论及有关美感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实际上，对美感接受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审美的认识过程，美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等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都有所论及，只是尚未运用“美感”“审美”等现代美学概念罢了。刘勰美感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反映在《知音》、《神思》、《物色》、《总术》、《养气》等篇目之中。
美感的接受基础包括人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等。生理基础即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一切感知、认识和理解，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美感自然也不能例外。感觉器官是我们产生美感的窗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正是产生美感的源泉。没有感觉器官也就无所谓美感。感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美感的第一步，它还有待于深入到人的内心，即实现对美的心灵观照，从而成为特定的思想感情，这便是美感的心理基础。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就是讲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美感的心理基础不仅是生理基础的高级阶段，而且是生理基础的依存条件和原动力。马克思曾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杂，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5〕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处论及创作和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的这种关系。他这样论及创作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神思》：“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认为，文学家作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而后才能萌发创作冲动，而文学家之所以能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即“物沿耳目”，“目既往还”，通过听觉和视觉捕捉、接受客观世界美的信息。舍此，无所谓美感，也无所谓创作。同时，刘勰还认为，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还需要上升而为审美的心灵观照，即“神与物游”、“心亦摇焉”、“心亦吐纳”。这种心灵观照也就是现代美学所说的“内在感官”或“黑箱装置”对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美的深层感知。如果说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知觉到客观世界的现象，那么通过心灵观照所构成的则是审美意象了。
他这样论及艺术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知音》：“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总术》“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刘勰认为，无论对自然美、人文美还是艺术美的鉴赏，美感的产生也都首先起自作为生理基础的感觉器官，即“目”、“视之”、“听之”，舍此，无法进入鉴赏过程，美感也无从谈起。但在鉴赏中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同样有待于上升到作为心理基础的心灵观照，即“心敏”、“味之”、“佩之”，通过心领神会，通过咀嚼和把玩，才能真正触及美的意境和真谛。无论在艺术创造中还是在艺术鉴赏中，刘勰认为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敏锐的洞察力和较高的审美情趣。
美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都有一个心理过程，即审美认识过程，只有通过这一过程在创作中才能构成艺术形象，在鉴赏中产生审美愉悦。审美认识过程是复杂而微妙的。刘勰对此也有形象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
刘勰认为，在创作中创作冲动由客观世界美的事物所引起，文辞这种美的表现形式则产生于作家由美的事物所激发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美感表现为“物——情——辞”这样一个心理过程。而在鉴赏过程中，审美主体首先接触到的是文辞，由文辞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唤起作家所体验过的情感，由此而认识世界。在鉴赏中美感表现为“辞—情—物”这样一个相反的心理过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对由审美鉴赏所唤起的审美愉悦，即“深识鉴奥”“欢然内怿”。刘勰引用了《老子》中的两段话来作比喻，一是第二十章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一是三十五章中的“乐与饵，过客止”。这两个比喻形象而恰切地说明了艺术鉴赏中的审美。
在美感的心理过程中离不开移情和联想。所谓移情就是审美主体把情感外射到与“我”相对立的“物”上去，使审美主体的情感也为外物所具有，即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刘勰对这种移情现象也有生动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刘勰认为，“情”本为人类所有，自然物无所谓“情”，但在审美的心理过程中人的情感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转移到物上。譬如，无论春暖花开之日还是秋风萧瑟之时，都会牵动人的感情，在观赏自然景物之际把自己的特定情感象馈赠那样赋予自然物，自然物引起自己的兴致又象它对自己的酬谢一样，通过心与境的交融达到了物我同一。再譬如，富于情感的艺术家，登上高山似乎山都化作自己的情，面临大海似乎一望无际的海面都洋溢着自己的情。只有通过这种移情才能创造出美的意境，假若置身于良辰美景之中无动于衷，泰然处之，也就不会有美的创造。
所谓联想就是由此一事物而想到彼一事物，由彼一事物又想到相关的其他事物的审美想象，通过这一桥梁构成的以少总多，以一统万的意象。对此刘勰也有论及。《文心雕龙·物色》：“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刘勰认为，诗歌的艺术美的创造正是在移情的基础上，通过无穷无尽的由此及彼的联想，才能构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意境。其实这也就是在现代美学中所说的艺术想象或形象思维。
美感有其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审美成为全人类的活动，使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在人与人之间沟通起来，但美感又有其差异性，它使艺术创作五彩缤纷，也满足了人们在艺术鉴赏中的不同需求。刘勰论美感的共同性已如上文所论，它是全人类相通的“性情之数”，即人的共同生理和心理所构成的客观规律，亦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刘勰还注意到了美感的差异性。《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刘勰认为，由于美感的差异性不仅创作会有不同的风格，鉴赏也会有偏爱和异趣。
四
刘勰的美学思想在我国6世纪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可谓独步当时。对其后的美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后来的中国古代美学论著所难以企及。先进的理论成果总是与先进的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文心雕龙》美学成就的取得与刘勰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论分不开。
早在50年代范文澜就已指出：《文心雕龙》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方法论”〔6〕。60年代刘永济也认为，“彦和此书，思绪周密，条理井然，无畸重畸轻之失。”〔7〕70年代杨明照也曾盛赞“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而后王元化、马宏山人也都就其方法论有所论及，但专门进行探讨的论文还较为少见。80年代马白的《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及《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两文则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探讨《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的专论。他认为，“从方法论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红线便是朴素的初步的辩证思维方法。正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不仅使全书结构严密完整，而且分析剖视鞭辟入里，思想闪闪发光；也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引起中国美学史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从而使《文心雕龙》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占踞极其重要的地位。”〔8〕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大胆而有见地的论断。还有人认为，刘勰的方法论是“折衷”思想：‘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确实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要求看到事物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而不要只孤立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采取‘折衷’的方法，使得刘勰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比较全面，客观的。”〔9〕如果这里的“折衷”并非指不偏不倚调节过与不及的“折中”，而另有深意，那么，“折衷”也就是其辩证思维方法的一种含意。
总体来看，辩证思维方法是《文心雕龙》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方法，也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文心雕龙》的辩证思维方法表现在刘勰论美和文学的各个范畴和命题之中。诸如美与丑、道与文、心与物、情与采、文与质、通与变、古与今、奇与正、形与神、风与骨等相对范畴及相关论断，他都能够“撮举同异”（《明诗》），“左右相瞰”（《熔裁》），“会通合数”（《体性》）“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附会》），即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具体来说，诸如文学活动中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文学风格的异同关系，创作方法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等等，他都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来加以考虑和阐述。
例如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鉴赏与批评的。《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里一方面谈到作品本身的复杂情况，即文体的驳杂，内容与形式的诸多方面结合等；另一方面又谈到读者的复杂情况，即人们审美情趣和学识见闻的差异等。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复杂情况造成了鉴赏与批评的见解多异，因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样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作家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的。《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这里刘勰视文苑为一整体，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局部，文苑的整体是由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所构成的，所以出现了丰富多彩而又五花八门的局面。同时，他又视每个作家为一个整体，每个作家的创作又由他的才、气、学、习这四个局部因素所决定，所以出现了风格各异的作品。这样就把问题看得很全面了。
对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刘勰是这样阐述情与采的关系的。《文心雕龙·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郭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剖析，首先看到了它们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接着指出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就使人们对作品的构成有一个全面、透彻的认识，而且在论述中，他把理论与意象的对立统一起来，给人以十分生动形象的理解，不可不谓手段高超。
再如《通变》中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则从历史的纵向阐述了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刘勰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在不同角度上，不同层面上展开的，而且有其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
五
刘勰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儒、道、释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并在汲取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美学思想自然也受到儒、道、释的深刻影响。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以意逆志，共同美感和论自然美等，道家的天道说、辩证法思想等，对此前贤已有所研究，但对其美学思想方法论渊源的研究却有待深入和拓展。
关于刘勰美学思想方法论的渊源，60年代刘永济就曾指出：“其思想方法，得力佛典为多。”〔10〕而后，杨明照也认为“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受了佛经著作的影响。”〔11〕王元化和马宏山等人则对此进一步指出是受了佛家因明学和“中道”论认识论的影响。这一点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其说憾在阐发欠详。我国南朝佛教盛行，梁武帝曾推尊佛教为国教，而佛学中的因明学在当时的哲学领域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论。古印度在公元5世纪由哲学家无著和世亲汲取了重逻辑和认识论的正理派的学说而构成的因明称为古因明。古因明继承了正理派的五支作法来进行推理，五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6世纪古印度的陈那及其弟子将古因明发展而为新因明，新因明推理用三支作法，三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比起五支作法更为简捷明了。如：“宗”为某处有火，“因”为发现了烟的缘故，“喻”为若是发现了烟就会有火，象厨房等处。这“喻”、“因”、“宗”，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形式逻辑所说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所组成的三段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演绎推理方式，它的特点在于通过中项把大项和小项联系起来，从两个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它反映了事物属与种之间的包含关系。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正是古因明学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时期。刘勰在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十余年，精通佛典，自然也就谙熟因明，运用自如，这也就必然使《文心雕龙》说理合乎逻辑，部类分明，严密细致，有条不紊。
另外，佛门的“中道”说也使刘勰的理论不偏激、不片面，做到他所说的“圆照”、“圆览”。佛典《大智度论》卷四十三：“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佛门的“中道”论认为，“常见”和“断见”都是偏执一端的，只有离开“常见”和“断见”二边而取中道，即看到事物的迁流无常和又相续不断，才能把握真谛。这其实与儒门的伦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中道”或“中庸”相暗合。
在《文心雕龙》中对因明和中道的运用，可以说俯拾皆是。《原道》中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便是明显运用因明所作的演绎推理。《序志》“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便是对因明学中属种关系划分的运用。正因如此，所以全书在整体上“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至于“中道”论也是贯穿全书，《序志》批评“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却又不无自负而自信地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那么，他不同于他人的立论方法就在于“弥纶群言”，“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衷”。但是，他又并非不偏不倚，骑墙式地“折中”，而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同地，理自不可同也”。其“中道”的核心还在“势”与“理”。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方法论的第二个来源是以《周易》为宗的儒、道、玄各学派中的比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对此一来源，80年代之前人们关注不够，专门研究甚少，范文澜和王元化等人对《文心雕龙》继承《周易》中的某些观点，曾有所提及，但尚未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加以评说。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首辟此说并加以探求，他说：对刘勰而言，“蕴含于《周易》、《老子》、《庄子》等典籍中的儒则是他辩证思想的重要渊源。”〔12〕该文从刘勰分析文学现象本身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指出了他对《周易》中“分而为二”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考察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勾勒“变动不居”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辨别文学发展史的轮廓，指出了他对《周易》中事物的异同，深入揭示艺术思维规律，建立完整的文体论，指出了他对《周易》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思想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颇为深刻的。关于“分而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除贯穿于刘勰的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和批评论中而外，似还应补充上：刘勰对创作与鉴赏、批评中的主观因素的辩证思维，即对主观因素的对立统一问题的分析，也是运用了“分而为二”的观点与方法。关于主观因素中的对立，《周易·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创作风格的不同时，认为由于作家“才”、“气”、“学”、“习”的不一，“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四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在《知音》中分析鉴赏与批评中的不同见解时，认为“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一切情况都是由“分而为二”的方法推演而出。关于主观因素统一方面，《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不同创作风格的相反相成时，认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在分析鉴赏与批评中又需有大体一致的标准时，他于《知音》中又认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衡”与“镜”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只有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中主观上的对立与统一，才能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这其实也就是《周易》中的“分而为二”。另外，刘勰对儒、道、释、玄的认识，也是把握了“见仁见智”和“殊途同归”这两面的，因而能有一个空前透彻的看法。
六
我们认为《墨经》中墨家的形式逻辑应当是《文心雕龙》方法论的第三个重要来源。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墨家的形式逻辑大体分为六个部分：明辩，言法，立名，立辞，立说，辞过。所谓“明辩”，《墨子·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异同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云云。“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的标准，否则无是非可言；“明异同之处”即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事物中，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他把“同”分为四类：“重同”即二名称一实体，“体同”即部分在全体之中，“合同”即共同组成为一集体，“类同”即以类相从而同。“异”也分为四类：“二”却二必异，彼不是此，此不是彼，“不体”即不由“兼”分出，不连属之体，“不合”即不同所，集合的范围不同，“不类”指分属各类。“察名实之理”即考察名与实的关系，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之，“明辩”讲逻辑的对象意义。
所谓“言法”，《墨子·非命上》说：“言必立仪”，“言”是立论，“仪”是法度。确立思维的两大原则，即理由原则和同异原则。理由原则是“立辞必明其故”，同异原则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墨子，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这是同一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保持自身同一。《墨子·经下》说：“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这是矛盾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是A又是非A。《墨子·经下》还说：“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这是排中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总之，“言法”是讲思维规律。
所谓“立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即通过下定义来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他把“名”划分为三种：达名，即范畴；类名，即普通概念；私名，即单称概念。至于下定义的方法，《墨子·大取》又划分为三种：“以形貌命者”，“以居运命者”，“以举量数命者”。确定概念的外延离不开对概念的分类即属、种划分，《墨子·经下》：“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这就是说要把同一属的事物划分为若干种。总之，“言辞”是概念论。
所谓“立辞”，《墨子·小取》：“以辞抒意”，即联合两个概念来反映事物的本然的联系，属判断论。所谓“立说”，《墨子·大取》：“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即演绎推理。“故”类于因明之“因”，“理”类于因明之“喻”，“类”类于因明之“宗”。《墨子·经下》：“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即归纳推理。所谓“辞过”则为谬误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墨家的形式逻辑之处也贯穿于全书。如关于“明辩”中的“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标准，刘勰论创作与鉴赏、批评所确立的《宗经》“六义”和《知音》“六观”即是非标准。“明辩”中的“明异同之处”，即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序志》所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的方法就本源于此。再如关于“立名”中的属种分类“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序志》所说“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把天下文章分为“文”、“笔”两属，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又各分为20种，每种里又有子目，如《明诗》中再将诗分为四言、五言、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十分细密。“立名”中的“以名举实”下定义并以实加以说明，《序志》所说“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在论及每种文体时都首先下定义加以规范，并例举典型篇目加以说明，如《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再如“立辞”中“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演绎推理，《物色》所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即是此法的运用。“立辞”中“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的归纳推理，《比兴》中“宋玉《高唐》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即是对此法的运用。
刘勰的美学思想及其方法论都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不仅对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也有着重要意义。而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决不是它的终结。（收稿日期：1995年12月2日）
注释：
〔1〕胡学远，赵伯英：《“心哉美矣”》，《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易中天：《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牟世金：《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4〕〔8〕〔12〕马白：《美学纵横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52、306、3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6〕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1页。
〔7〕〔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