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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诗范文1
【关键词】现代；后现代；儿童；儿童观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2-0001-03
后现论的首要特点是认可世界的多样性。它了现代论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如统一性和普遍性等。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是现代论的代名词，那么自由、多元、包容则成为后现论的惯用语。后现论认可，甚至欢迎不确定性、复杂性、主观性和多样性的参与。从后现论的观点看，儿童总是存在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并总是处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不存在诸如儿童或儿童期这样的基本状态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确定。后现论对儿童与儿童期的解释建构了多样化的儿童与儿童期。例如，我们不再是等着科学研究去证实儿童是什么，而是可以主动选择自己的立场去解释儿童的意义。
洛克将儿童看作是知识、个性与文化的再生产者，将儿童解释成白板一样的新生命的开始；卢梭认为儿童处在黄金一般的年龄，天真无知，成人有义务为他们构建一个有保障的连续、安全的环境；皮亚杰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自然的存在体，儿童的发展序列和速度听从生物成长规律的决定。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儿童期是针对儿童并由儿童进行的一种社会性建构，儿童是知识、个性、文化的共同建构者。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的产物，儿童期总是随着时间、地点、文化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并会随着阶层、性别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既没有所谓的自然的儿童，也没有普遍的儿童，而只有多样的儿童与儿童期。
一、基于传统理论的儿童发展研究存在缺陷
后现论提倡的多样化儿童观在如何优化儿童的发展，如何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如何为特定年龄段儿童提供适当的保护等问题上还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目前许多来自欧美的研究试图依据西方社会的儿童观，探寻适合全世界儿童的发展轨迹，这无疑是不现实的。这些研究虽然提供了相当多的有关儿童发展的数据，但是并没有解答环境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以及儿童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些基于传统理论的研究在儿童发展研究领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1.盲目认为儿童期存在一个普遍的发展过程
这种观点认为儿童发展存在一种自然的顺序和法则，它决定了儿童成长成熟的过程。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儿童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如家庭氛围、兄弟姐妹的年龄、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周围的环境等。
2.错误推崇儿童无能论
这种观点假设儿童的状态是不成熟的，以被动、依赖为特征，缺乏理性和能力，缺少社会归属感。一些基于儿童无能论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成人都是对的，儿童则是错的，成人应该保护儿童，反对儿童过早进入成人世界。
3.笼统归纳儿童发展的普遍目标
有关儿童发展的传统理论认为，儿童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让儿童在个人、社会和政治方面获得自由、独立和自足。此外，理性思维的获得也是儿童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这些目标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说，儿童发展的目标是由所处社会的具体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决定的，是不断变化的，尚无法应用某种普遍标准进行统一。
4.过分渲染发展常态范围的临界作用
承认发展具有不变的阶段过程的理论流派都认为，每一种与已经建立的发展常态不一致的行为就是一种异常表现。这种假设的应用已经影响了上百万儿童的发展，许多儿童被贴上了“问题标签”，能力发展缓慢，或者出现发展偏差。
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一种理论构想，把儿童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文化过程，把儿童期看作是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明确了儿童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由文化决定的传统习俗和养育实践等对儿童发展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儿童发展应该主要是一种社会性概念，而非生物性概念。然而，我们也不能据此完全皮亚杰的儿童发展阶段理论。虽然儿童个体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仍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基于生物因素的儿童身体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特定的普遍性，例如儿童的骨骼、肌肉生长等。
二、后现代儿童观对传统理论的颠覆
1.了解儿童的新视角
后现论提倡对儿童和儿童期作多样化理解，颠覆了传统理论，为儿童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在进行跨文化比较时，儿童行为的多样化表现尤其明显。后现论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儿童看作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性别、身体状态、社会起源、文化、种族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会与年龄一起对儿童的生活及其能力发展产生影响。
在比较了美国、危地马拉、印度和土耳其儿童的早期生活条件之后，Rogoff发现，尽管由父母实施的引导儿童参与日常活动的过程是普遍的，但各个国家儿童的行为表现仍然受文化环境的影响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在那些排斥儿童参与成人活动的社会中，成人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管理儿童的活动和兴趣；而在那些欢迎儿童融入成人环境的社会中，儿童会主动用成人的活动来鉴定自己的动机，并且会以成人为榜样，观察和模仿成人的技能。所以，与其过分渲染儿童发展的适宜年龄范围，不如采取有效措施尊重、保护和促进儿童能力的发展。
在为儿童创建适宜发展需要的环境方面，世界各国所作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适宜儿童发展的环境一方面要能够让儿童的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施展，另一方面又要让儿童在家庭、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当地社区和政府机构里获得对其参与和决定自身事务的能力的尊重。因此，我们需要挑战传统儿童观，全面了解《儿童权利公约》，让儿童参与到文化变革的立法和实践中来，使儿童的能力和儿童对社会的潜在贡献获得认可。
2.颠覆传统质量标准
早期儿童服务质量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概念，它具有主观性，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观、信念和兴趣建立的。这种质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眼睛，并非一种客观、普遍的现实存在（Pence & Moss,1994）。
我们质疑任何教育质量标准的全球可行性，这种标准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让世界趋于统一的危险，即为全世界开出一张优质教育的标准化处方。实际上，优质教育存在多种潜在的质量标准，每一种标准都与对优质教育目标和功能的信念紧密相关。这些信念又是由文化形态、个人价值观、个人对儿童期的理解方式等决定的（Woodhead,1996）。
儿童怎样看待生活世界？在我们看来，儿童总是在全身心地创造着，像艺术家一样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描绘世界，而所描绘的东西又不总是现实的客观反映。儿童向成人提出的一些看似奇怪的问题并不是他们一时的想法，而是他们试图与自己的经验保持一致的结果，是他们试图用已知的和可理解的要素来描绘世界的结果。儿童有自己的逻辑，而且大多数学前儿童更相信自己的逻辑和据此建构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是一份有价值的资产。很多成人因为童年时失去了这样的世界，所以他们今天生活在各种想法互相冲突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
儿童的思维能力远远超过其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能力，他们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科学概念。后现论提醒我们，当我们轻易地认为儿童还不能做某件事情时，或许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是否我们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件事，是否我们以为是事实的东西在儿童眼中却并非如此。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是已经进入了儿童的世界，还是仍然处在成人的世界里而自以为很理解儿童。认知理论研究已经证明，儿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儿童的世界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有许多独有的特征。
儿童全身心关注当前的现实。儿童是生活在当前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知觉去理解当前的一切。这使得儿童能够与世界保持对话，可以随时通过探索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儿童努力探寻世界的意义。儿童有一种潜在的理解周围世界的愿望，并且愿意赋予他们遇到的各种事实和现象以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与成人赋予的意义很可能有所不同，但并不表示儿童自己赋予的意义就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没有理由的。
儿童通过填空的方式创造理论。由于我们给予儿童的有关世界的解释常常是不完整的，儿童常常会创造性地进行填空，企图创造一个与他们的知识和想法相匹配的完整世界。
儿童对情境具有依赖性。儿童主要是基于事实发生的情境和各种条件赋予特定事实一定的意义。这种依赖性常常使儿童对特定的条件比成人更敏感。
儿童用“故事”划分世界。儿童认识事物时对情境的依赖性同样影响了他们的分类方式。儿童通常不是按照不同的类别划分事物的，而是将应该分类的物体组合成一个个“故事”，用“故事”的分类方式认识世界。
儿童推崇整体优先原则。儿童很强调整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意义是通过整体图片赋予的。例如，儿童首先会注意到物体的表面和体积，然后才会注意到线条；儿童会先理解整个句子的含义， 然后才开始理解单个词语。
对儿童来说，词语是十分重要的。儿童常常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区分原因和结果，他们可以理解数量概念和其他科学概念，即使这是一种原始的和未发展的方式。儿童用他们的奇思妙想认识和改造世界，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 of the Child: A Postmodernist Perspective
Sra. Selma Simonstein, OMEP World Presiden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le)
现代儿童诗范文2
关键词：分离焦虑 家庭因素 儿童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5（c）-0228-02
众所周知，焦虑是在人类成长和生活中最常面对的一种心理状态。伴随着年龄的成长、环境的变化，我们常常会感到不安、恐慌、不知所措，而这些负面情绪，就是焦虑。“美国精神病联合会给焦虑定义为‘由紧张的烦躁不安或身体症状所伴随的，对未来危险和不幸的忧虑预期，[1]。而对于儿童来说，焦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与父母分离、处于陌生环境中，过多的陌生人都会让儿童产生焦虑的情绪。而分离焦虑应该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早也是最频繁的一种焦虑情况。它通常出现在与父母分离或与所爱和依赖的人分离或面临分离的威胁的情况下。表现为恐惧、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反应。[2]许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了，3～5岁儿童在他们成长中经历着最强烈的分离焦虑”。[3]而现代城市儿童由于缺少同伴，大多数的婴幼儿时期都闷在家中与父母或者是保姆生活在一起，在进入托儿所或者是幼儿园的初期，分离焦虑情况更为明显。儿童产生分离焦虑除了自身因素之外，与原生家庭、幼儿园老师的教育方式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关联。一般来说，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家庭因素是现代城市儿童出现分离焦虑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时常可以在每个学期初期小朋友入园的时候看见很多孩子哭闹，抱着父母不撒手，甚至用绝食来表达激烈抗议的现象；同时，我们也会听见一些父母反馈孩子不愿去上幼儿园，或者渐渐不爱说话等反常现象。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理论，这是由于“儿童见生人而惊退，乃因为他习惯于……因此希望着……一个亲爱而相熟的面孔，主要是母亲。他既感失望，便一变而成惊骇……他的力比多，既无可消耗，那时又不能久储不用，就变成惊骇而得以发泄了。这个情境乃是儿童焦虑的原型，是出生时与母亲分离的原始焦虑的条件的复现。”[4]上述理论固然是在说明婴儿时期儿童分离焦虑的主要发展过程，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儿童进入幼儿园的初期阶段，他的焦虑来源主要是由于和长期的陪伴者（包括父母、保姆等）分开，并且进入新的环境，面对许多生人所产生的。而包括霍妮、艾里克森等心理学家都曾分析过这种心理焦虑与父母或者说原生家庭环境之间的联系。我们通常认为，在城市长大的学龄前的儿童由于缺少同伴，缺少足够的社会活动，甚至有部分缺少父母的关爱，主要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扶养，这样的孩子对家庭会有更为明显的依恋情绪，在进入幼儿园的初期会表现出明显的分离焦虑现象，这种现象与孩子的教养方式、父母关系、父母情绪、突发事件等多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是3岁之前孩子成长的最重要场所，家庭成员也是影响甚至觉得孩子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所谓的家庭教养方式，在普遍意义上值得就是父母在对孩子进行教育和抚养中运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5]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身体的成长和情绪的控制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以得出，儿童环境控制力和分离焦虑情绪的强弱都和家庭教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通常意义上，人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特别是那些父母亲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孩子一般情况下对于分离焦虑的适应能力较强。但是事实上，根据相关研究显示，这样的假设并不成立。许多城市中长大的孩子，由于父母亲忙于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心和照看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很多都是由祖父母进行照看，这也造成了许多体现两种民主和专制的极端案例。
1.1 过于溺爱
有部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常常由祖父母或者保姆进行照看，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关心孩子，而祖父母在照看过程中又采取了较为溺爱的方式，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而父母难得回到家中，对于年龄尚小的孩子也大多采取了溺爱、满足的方式。这样在溺爱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对于家庭的依赖心理更高。并且由于大多和祖父母一起玩乐，没有足够的同伴，常常对于陌生环境又不安感，大多以自我为中心，情绪不稳的情况比较普遍，容易过度自卑或者自傲，较难进行人际交往。因而在进入幼儿园初期，非常容易出现分离焦虑的情况。在进入幼儿园以后，他们在家里一直保持着的中心地位丧失，容易出现失落感；而老师要照顾全班的同学，他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人可以依赖，会出现不安的情绪；同时由于没有很多与同龄小朋友交往的经验，容易出现没有朋友，孤独无依，甚至被孤立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孩子的分离焦虑也就尤为明显。
1.2 过于严格
现代儿童诗范文3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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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建筑装饰 设计 传统手法 应用
引言
在历史文明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当今社会人类对建筑物的使用要求越来越高，在建筑装饰设计方面，不仅需要使建筑装饰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要兼顾建筑装饰的艺术价值与外观效果，这就对建筑装饰设计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通过中国传统元素的渗透，建筑装饰不仅更具艺术气息，同时其使用效果也得到进一步改善，因此，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关于传统手法的运用与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建筑装饰手法
在传统建筑装饰设计中，除了需要对建筑的平面色彩、立体方面内容予以考虑，同时也要兼顾结构装饰效果。其中在平面色彩装饰中，传统手法包括屏风、梁柱以及墙壁上的彩绘；而立体装饰则有屋顶的瓦当、屋檐、门窗的雕刻等等；在结构装饰中，传统手法则涉及到梁柱、建筑外部的斗拱等等。总而言之，在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手法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得到表现，通过传统元素的运用，建筑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其装饰效果也得到改进。就传统建筑装饰而言，在具体设计中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具体的象征意义或者内涵赋予到装饰物中，使其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例如梅花鹿代表“禄”、牡丹代表“富贵”等等。在建筑装饰中，这些图案的应用使得建筑物的生命力得到焕发，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
二、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手法的应用实例
1、传统书法艺术的应用
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累与沉淀，其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中渗透已久，以书法艺术为例，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魍呈榉具有独特的样式以及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建筑装饰中将其思想内涵融入其中，能够使建筑物的艺术气息变得更加浓厚。例如在传统建筑装饰这能够，汉字的“形”决定了装饰物的摆放位置，并且对比例设计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这在建筑装饰设计中是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有广泛的应用。而书法艺术的“意”则将装饰设计的艺术风格充分展现出来，其具有的艺术代表性十分突出。
首先，传统书法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价值表现为字体选择十分丰富，例如草书的奔放可以将建筑装饰设计的活力激发出来；而规矩、整齐的宋体则能够衬托出建筑装饰的严肃与庄重。不同的字体有着不同的风格，在建筑装饰中发挥的效果也有着一定区别。此外，建筑装饰还可以通过艺术设计对汉字的应用进行优化，例如将字体进行夸张变形，或者变化其线条形状，如此一来，就可以将装饰中嵌入文字的形态美得到充分展现。在建筑装饰中，传统书法的运用除了在“形”上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意”表达出来。例如在门匾设计中，往往其汉字设计具有浓墨重彩的特点，并将建筑装饰的艺术风格传递给人们。总而言之，对于现代建筑装饰设计而言，通过合理运用传统书法艺术，能够使建筑装饰的生命力得到焕发，使其艺术价值得到提升，具有更浓厚的文化底蕴。当然，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一味的生搬硬套并不能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带到建筑装饰中，必须结合建筑实际需求，采用创造性的设计手法，如此才能够真正提高建筑装饰设计的水平。
2、传统装饰图案的应用
作为中国建筑装饰的文化结晶，传统装饰图案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民风民俗、人物、风景等等。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装饰图案的应用也不断趋于广泛与成熟，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价值。目前，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应用形式主要分为两种，即直接使用与整合开发，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在传统装饰图案的直接使用方面，由于传统装饰图案已经具备成熟的创作工艺，并且其选择也十分丰富，同时不同装饰图案的文化内涵也相对固定，因此现代建筑装饰设计可以对这些传统元素进行直接使用。例如喜鹊象征喜庆、龙凤象征吉祥。在壁纸与门窗设计中，这些装饰图案往往有着广泛的应用，并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体验。对于现代建筑装饰设计而言，设计人员必须与实际装饰需求相结合，对传统设计手法加以合理运用，例如保证建筑装饰图案与建筑主体的一致性，避免生搬硬套，使建筑装饰不协调。应做到在传统手法的直接使用之下，建筑装饰设计的效率与效果得到提升，使建筑装饰的文化气息与艺术美感得到增强。
其次，对于传统装饰图案的整合开发而言，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主要强调的是传统元素运用的灵活性。在社会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也在不断发展，为了适应时展形式，在某些建筑装饰设计中如果单纯的直接使用传统装饰图案，可能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设计人员就需要对传统装饰图案进行整合与开发，并融入创造性思维，使其结构、图形以及文化含义的价值得到全面体现。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必须对优秀的传统元素加以借鉴，并将其融入到具体设计中，并在现代先进设计技术的辅助之下，使传统装饰图案得到进一步加工。例如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可以改变传统装饰图案的造型，重组其结构，将现代先进的文化理念与思想融入其中；又比如可以在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中，将传统装饰图案的平面图向立体图进行转换，如此一来，建筑装饰设计的空间感与时代感就得到充分体现。当然，这种设计方法可能会对传统装饰图案进行改动，使其内涵发生变化，因此就要求设计人员把握住这些图案的灵魂，在保证不变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优化与升级，以此使现代社会对建筑装饰设计的不同需求得到满足，在提高建筑装饰设计传统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兼顾现代人类的审美情趣。在传统艺术的加工与升级中，如果没有掌握住其核心内容，仅仅是生硬的改造，那么建筑装饰设计就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不是真正的运用传统装饰设计手法，作为设计人员，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必须考虑这一问题。
三、结语
总而言之，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手法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作为建筑装饰设计人员，为了有效提高建筑装饰效果，在具体设计中就必须把握住传统文化元素的精髓，并将其充分融入到装饰设计中，同时也要注意先进技术的应用与创新，在二者有机结合之下，推动建筑装饰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天映.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手法的应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16）：107-107.
[2]张峰.试论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传统手法的应用[D].山西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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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增强综合生产能力”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分散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转变
近年来，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小生产”与“大流通”的紧密衔接，就必须按照十提出的“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新要求，推动我市农业生产走组织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之路。一是推动土地流转，实现“小户”变“大户”。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力抓手。要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的龙头作用，积极推动土地向种粮大户、合作社和现代农业公司集中，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方式，走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为了充分发挥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近期我们将出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意见》，完善农业合作组织各种服务功能，推动土地流转，让农民“抱团”闯市场。二是推动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实现“小块”变“大块”。农业园区具有设施先进、技术领先、规模适度、高效开放的特点，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提高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市农业重点打造的精品工程。我们要在继续完善现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基础上，围绕粮食、蔬菜、果品等优势农产品生产，再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和示范基地，集中打造示范带21条，示范区37个，示范园53个，努力把这些园区打造成展示我市农业发展成果、探索现代经营模式、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现代农业先行区。三是推动大型农机合作社发展，实现“小机”变“大机”。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所在，是先进生产力集中体现。我们要在完善提高已建的106个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抓住国家和省加大农机投入的有利契机，再争取新建一批现代农机大型专业合作社，力争全市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86.5%，提升1.5个百分点。
二、按照“改善需求结构”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数量增长向总量平衡、结构优化转变
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调整是提升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能力的基本途径。面对制约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我们要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前所未有的动作，做好农业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努力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一是“旱改水”，丰富“米袋子”。我市地处北纬45度，寒地黑土的资源生态优势适宜高产优质水稻生产，且江河密集，过境水丰富，能够有效满足水稻持续发展。同时，发展水稻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市参与全省农业经济区域分工的基础产业。近年来，通过实施“提水扩稻工程”，我市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提高，以五常、方正、通河为代表的哈尔滨大米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拓展潜力很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省大力扶持发展粳稻生产的契机，把发展优质水稻作为调整种植业结构的重点，每年新增水田80万亩，打造1个（五常）200万亩、5个（通河、木兰、依兰、延寿、方正）100万亩水田大县，两年后力争达到千万亩以上规模，项目区内农民每年人均增收4200元左右。二是“粮改菜”，建好“菜园子”。以发展棚室种植为重点，将市区周边粮田有序改种菜田，是平抑菜价、保证供给、惠及百姓的长效之举。在各级政府的努力和支持下，五常红旗乡、双城市公正乡、道里太平镇立业村等一大批设施蔬菜基地相继建成，结束了我市冬季不能生产蔬菜的历史，不但满足了市场供应，还实现了“北菜南运”，蔬菜基地区菜农收入大幅度提高。近期，我们将根据国家和省实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的指导意见，大手笔谋划2013年蔬菜产业发展计划，形成蔬菜生产设施化、基地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监管制度化新格局，在全省率先实现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储藏基地、加工基地、北菜南运基地“四型基地”的转型跨越。
三、按照“创新驱动”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向依靠科技进步转变
在农业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科技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为无论是提高农业的产量、质量和效益，还是增强农业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目前我市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还只有55%左右，而农业发达国家已达到80%左右，且农业人才严重流失，走科教兴农之路是不二的选择。一是大力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引导重点龙头企业加强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延长农业生产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围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 的农业发展方向，应集中突破一批节能、节水、节地、节肥、节药和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切实把农业科技的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运用生物技术加大种植业、园艺等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努力推进良种产业化。重点支持本地科研单位和企业发展适宜我市种植的玉米水稻等优良品种，形成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二是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主要抓好优良品种、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作物栽培与管理等的推广。2013年，重点推广玉米坐滤水种、玉米通透密植栽培、水稻全程机械化、生物灾害综合防治、测土配方施肥等十大重点技术，建立新型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启动实施农业科技示范“千户工程”，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推广应用高产、优质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99%。大规模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集成推广良种良法，通过提高单产水平来克服耕地资源限制。三是加强对农民的培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使其实现从经验型向知识型、从单干型向组织型、从身份型向职业型、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现在农村文盲人数虽然减少，但真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并不多。因此，加快培育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民显得尤为迫切。
四、按照“优化产业结构”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高产优质向精深加工和利益联结转变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核心要义是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用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一要优布局。事实充分证明，农业发展的动力在产业，潜力在产业，希望也在产业。针对我市农业资源趋同性特点和粮食生产功能区规划布局，合理调整结构，加快建立生态循环农业产业体系。积极引导企业提升加工规模和档次，提高农产品原料利用率和科技含量。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重点发展产业，培育三大特色养殖加工板块，打造十大产业基地，”的总体布局，区、县（市）也要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立足自身资源，研究制定自己的产业规划，上下对接，有序发展。二要抓龙头。龙头企业壮则带动能力强。要通过强管理、扩规模、上水平，做大做强我市水稻、生猪等8大主导产业，进一步叫响宾县肉牛、双城乳品、五常大米等名优品牌。采取招商引资大上一批、改造扩建壮大一批、整合资源发展一批的方式，扶持壮大以双城雀巢、尚志蒙牛、巴彦金锣、方正绿宝石米业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群体，努力争取政策和资金，重点扶持销售收入超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市级龙头企业增加到130家，销售收入增长8%以上。基地面积达到2024万亩，参与农户增加到100万户。三要建基地。坚持全市一盘棋，打破行政区划和城乡分割，采取政策扶持、以奖代补、利益返还、税收分成等形式，鼓励围绕龙头企业规模化发展原料基地，切实解决龙头企业吃不饱和农副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引导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向产业基地聚集。四要重双赢。强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通过风险基金、订单生产、保护价收购和返还加工利润等多种方式，加强契约联结、服务联结和资产联结，建立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真正让广大农民在产业化经营更多地分享增值利润、得到实惠。
五、按照“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封闭运行向工农联手、城乡互动转变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虽然已进入中期阶段，但农业的基础地位没有变。一方面，农业自身发展受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因素的制约，对工业的反哺的依赖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城市和工业发展迅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条件和实力，但由于涉及利益分配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滞后于城市的问题仍没有改变。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新变化，要求我们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坚持一手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一手抓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着力做好工农联手、城乡互动的文章，探索大城市、大工业如何带动大农村、大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