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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创新论文范文1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农业科技型企业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批科技型农业企业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科研与经济的有效结合。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及传统观念的制约，加之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困扰，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还存在以下问题：
1．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有待于完善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与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农业技术创新及其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主要包括农业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目前，农业科研机构与大学具有较强的农业技术开发能力，但是由于受内部传统考核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其开发出来的技术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技术供给；而农业企业有很强的技术需求，但技术开发能力比较弱。
2．农业科技企业创新意识不强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企业大多数处于创业成长期，技术积累和经济实力较弱，加之一些企业家的短期行为和技术外部性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企业普遍存在着技术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
3．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力度不够
技术创新是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技术创新风险按阶段划分，可以分为决策阶段风险、技术开发阶段风险、生产阶段风险和市场阶段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农业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组织体系及技术队伍建设等方面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之，政府对农业科技企业扶持不足，使农业科技企业难以应对技术创新风险。
4．农业科技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因为前者的经费投入和经费使用均占绝对优势。然而，在我国，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方面，从技术开发能力看，我国科技力量的2/3以上在企业之外，企业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设立专门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偏低，并且，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开发机构要么资金不落实，要么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要么没有明确的技术开发方向，要么基础条件薄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企业外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
5．农业技术创新缺乏激励
目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大多数企业的产品缺乏科技含量和竞争力。造成这种状况除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外，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技术创新周期和高风险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业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其结果是企业轻视技术的自主创新，竞相引入成熟技术，虽扩大了生产能力，却未形成技术创新能力[①]。
6．现有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
创新人才是创新活动的主体。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研究轻开发的弊端，造成了其研发实践能力较差，难以满足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
二、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优化
根据我国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及配套政策的支持。
1．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
①在法律普及方面。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宣传教育，建立一支适应国家农业创新体系建设需要的农业知识产权队伍，增强全社会的农业知识产权意识。目前，农业知识产权审查、审判人才、律师人才奇缺，特别是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供需矛盾将是困扰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难题。因此，应大力发展农业知识产权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农业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提高灵活运用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策略的能力，促进农业科技工作更好开展、各学科更好发展。这是我国解决农业知识创新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同时要在全社会开展农业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重点结合典型案例宣传我国现行的一系列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
②在司法方面。加强农业知识产权的司法队伍建设。根据农业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技术性特点，要尽快培养一批专业法官，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集中审理农业知识产权案件。另外，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对案件所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其途径包括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担任陪审员、委托专家组进行技术鉴定和走访有关农业技术专家等。
2．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
不同的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理想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中间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利于农业技术创新。如我国的种子行业是国有种子公司垄断的市场结构，种子法律法规对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科技企业经营种子做出很多限制。因此，应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以激励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农业技术创新。
3．建立由政府引导，以企业和社会力量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投资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农业科技的重要投资者，而在我国目前财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的情况下，应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共同投资的多渠道、多途径的投入机制。由于农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要尽快设立农业科技创新融资担保基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定向募集等，启动资金应以政府为主。同时，支持和引导高新技术项目从资本市场融资，推动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②]。
4．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技术风险投资机制
①要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要制定和实施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的扶持政策，在税收方面给予减税或免税。其次，建立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保障体系。为鼓励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应对投资者在投资中的经济风险予以保险，为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再次，要规范资本市场，发展和完善支撑条件。
②发展农业风险投资公司，建立多层次的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体系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建立社会、个人、企业多方参与，并同国际接轨的我国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引导民间的大量游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筹资渠道的多样性。
5．加大农业共性技术开发的政府扶持力度
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而非个别产品或企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51]共性技术尤其是农业共性技术有很强的共用性、外部性、基础性和关联性。开发农业共性技术往往投资大，外部性强，所以，一般农业科技企业不愿意进行农业共性技术开发。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项目引导，协调组织大学、农业科研院所及有关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农业共性技术开发，项目应重点支持能够对农业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并显著提高农业产业技术水平的技术领域。
6．消除条块分割的科技管理体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要通过整合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力量，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技术创新人才的资源配置。大力支持和鼓励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改制为企业，促进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其次，企业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广泛的技术创新项目合作；再次，加快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重视科研中试基地、成果孵化基地的建设。此外，要改革农业高等教育体制，调整优化教学培养结构和方式，面向市场，加强培养农业科技创新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农业创新论文范文2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不断为农业经济管理创新带来新动力。创新永远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永远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所以，在当今社会新形势下，不断加强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最重要的是实现农业经济管理方法的创新，农业管理体制的创新，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的创新。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可以激发农业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又能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又能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
(1)不断的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方法的创新当今社会已发展为信息全球化的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各个行业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也不断实施信息化方针政策。农业经济管理也离不开信息化的引导，农业信息化作为当代农业的前进动力，为现代农业提供了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导了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随着时代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农业经济管理也应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不断创新农业经济管理的方法和模式。随着当今社会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中国虽然基本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农业整体运行状态有所改善，但我国仍然面临新的科学技术的挑战。所以，我国仍然应该创新农业经济管理方法，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2)不断的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经过大量的无数的实践证明，农业经济发展的好坏程度不同的依赖于农业经济管理的水平，虽然造成农业经济产生波动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农业经济管理的水平比较落后。因此，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永远是农业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我国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都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发展状态，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速度的加速，我国农业在运用科学技术方面还比较薄弱，如果想要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拓宽农业资金来源渠道，只凭单单依靠国家提供的农业科研资金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涉农部门要想扩大农业资金来源渠道，以确保拥有更多的资金来购买农业科研设备，确保开发更多的农业新产品创造条件，又通过研究创造出来的农业新产品，争取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科研创新，以此来实现农业科研资金的可持续循环战略，最后达到农业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最终目标。
(3)不断的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的理念创新如果想要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的创新，首先要树立农业经济管理创新意识，并用于指导农业经济生产，针对农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用科技创新的眼光来看待农业经济管理中产生的问题，以此达到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的创新。传统农业经济管理理念非常落后，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中，比如，对农作物施肥，有的农民由于受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仍然按照以往的经验对所有农作物进行施肥，而不积极采取新推出的科学技术施肥方法。为此，就要注重对农民科学技术理念的培养，帮助农民早日实现科学种植理念的转变，使他们世世代代拥有先进的科学理念，以达到科学合理的种植各种农作物，实现农业的连年丰收。
2、结束语
农业创新论文范文3
农业信息化建设与创新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农业信息技术集成系统的开发建设及实施阶段；现代农业信息化阶段。其中，现代农业信息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成为比土地、生产资料等更重要的要素，信息对于农业生产附加值的影响更大［4］。目前，我国多数省份农业信息化总体处于农业信息技术集成系统开发建设及实施阶段，农业信息技术的重点是进行资源整合、硬件集成应用及多元化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应用同样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科学计算；第二阶段是70～80年代的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第三阶段是进入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当前，农业信息技术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5，6］。发达国家积极推广的农业信息技术有：农业信息处理和获取、农业系统模拟、农业生产管理、农业专家系统、农业计算机网络、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信息实时处理等［6］。如美国的精准农业信息化技术；德国强大的涉农数据库系统；法国集成信息、通信卫星及专家系统服务于现代农业；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全程信息化及农产品安全追溯；韩国建立的农场信息技术系统、土壤环境信息系统、农产品出口产品管理系统等。
2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创新
2．1发展特征及趋势
现代农业信息化科技创新的主要特征有：①以高科技为依托，具有高投入性；②相互渗透，具有开放性；③促进规模经营，具有高效性；④需求与要求矛盾多，极具差异性；⑤引进竞争机制，具有挑战性［7］。同时，智能化、移动互联特征鲜明，农业信息化呈现出集成化、专业化、网络化、多媒体化、综合化、全程化。当前，全国农业信息化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趋势：①从注重基础建设向注重资源整合转变；②终端开发应用开始由传统终端向高效便捷的智能化终端转变；③产业信息化开始由单一环节的信息化科技创新向全产业链信息化科技创新转变；④由单一信息化技术创新向集成技术创新转变；⑤农业信息服务科技手段开始由传统单一方式向协同化、精准化、个性化、可视化、智能化方向转变；⑥创新机制开始由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国家无偿投入为主，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国家有偿投入转变。
2．2发展策略
依据前述发展阶段，在发展策略上，第一阶段为政府主导型，农业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研究、开发，实验的人力、物力主要由政府投入；第二阶段是双轨协调型。即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农业信息技术的发展建设由政府、科研院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第三阶段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要承担发展战略制订和政策环境构建，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受技术创新利益驱动，企业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8］。“十三五”期间，我国大部分省份应该采取第二阶段战略，即双轨协调型，政府做好规划，引导企业发挥创新主体地位的作用。
3现代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
从信息利用过程来看，农业信息化技术创新的重点任务可归纳为：①信息自动获取技术，主要包括传感、遥测、遥感及摄像扫描技术；②信息传输技术，包括光纤通信卫星、通信激光等；③信息利用技术，包括数据库技术管理、系统人工智能与专家系统、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模拟与仿真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等［9］；④信息控制技术，包括生产自动化技术，如农业生产领域的自动灌溉、自动施肥、温度自动调节等技术。同时，农业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农业信息监测与速报系统、虚拟农业和精确农业等已成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其中，农业数据库产业是信息部门重点开发的领域，农业应用软件开发将成为农业信息产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0］。在农业信息智能分析方面，需要突破智能化数据采集与挖掘、海量数据管理、生产风险因子早期识别、农产品市场价格短期预测等关键技术［11］。其中，精准农业、数字农业、农业电子商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业技术集成、低成本便捷性农业软件和终端技术等将成为“十三五”期间农业发展研究的重点。
4现代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创新
4．1精准农业：农业生产过程信息化
针对农业生产环节精细化程度不高、农业污染、资源浪费大等突出问题，面向良种繁育、作物栽培、畜禽饲养等农业生产，以精准农业“3S”等关键技术集成开发与应用为代表，研究农田水、土、肥、气、温度等生长信息的智能感知与快速获取技术；研究土壤养分与墒情变化、耕地质量动态、气候变化等监测与处理技术；研发农田精准作业导航与变量作业控制、精准作业数字化管理与智能决策等管理系统；建设动植物防病治病、病虫草鼠害发生、重大疫情快速反应与预警体系。整合建设北斗导航、全球定位系统GPS、农田地理信息系统GIS、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农业专家系统、网络化管理系统等，构建省级主要作物精准作业体系。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一批共性关键技术和重大系统产品，提升省级以精准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精细化生产水平。
4．2数字农业：农产品加工储运领域信息化
针对农产品加工储运领域自动化控制水平不高、管理薄弱等问题，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运信息科技创新，重点开展农产品加工智能化装备、生产自动化控制、农产品储藏环境远程监控、鲜活农产品冷链运输控制、农产品物流管控等信息技术研发。攻克农业信息智能处理与知识发现技术，探索农业信息大数据应用建设。构建农产品加工数字模型和虚拟加工储运技术平台。研究农产品加工过程模拟模型，开发便捷性生产加工管理系统。利用工业化数字控制技术已有研究和应用成果，改造、改良传统农业产品加工领域的技术和设备，实现农产品加工储运优先向数字化迈进。
4．3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产品交易信息化
针对农产品信息流通、交易不畅等问题，顺应电子商务发展趋势，通过引进与开发，依靠信息科技创新，形成易用、好用的生态地理标志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及系统，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提高科技信息服务含量，提升农产品交易的快捷性和便捷性。建设新型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型农产品数据库；加强支付、认证、配送等环节创新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生产、流通、交易、竞价、网上超市等体验式服务。引导电信运营商、电信增值业务服务商、内容服务提供商和金融服务机构相互协作，开发电视、手机、电脑、公共服务等多种接入终端，建设并创新完善移动农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研发信用积分管理系统，加强交易双方的信用管理。积极研发以电子商务为导向的配送物流配套体系，完善农业电子商务创新体系。
4．4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信息化
针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重点研究及应用农产品电子标识以及物流网络构建技术。研发质量监控、追溯技术及设备，推广便携式快速检验终端。通过农产品信息采集、质量检测监控、质量安全追溯信息读取等新型信息技术研发，实现农产品质量全程控制，保证质量。重点综合应用推广农产品电子标签及条码标识、信息采集与传输、无线移动数据采集与可靠传输技术，降低RFID设备和标签的成本，提高RFID技术普及率。针对猪肉、牛肉、鸡肉、蔬菜、水产品以及茶叶等农产品开展质量安全监管与质量追溯信息化示范，提高农产品质量及其安全水平。
4．5共性关键技术：创新现代农业信息服务共性关键技术
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和经济组织急需的共性关键技术，主要进行信息化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开发个性化信息服务软件和设备，探索农业信息资源挖掘与便捷传送技术，通过大型智能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实现硬件云平台化、软件超市化，形成农业信息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体系。面向大田作物、设施蔬菜、集约化畜禽与水产等生产经营全产业链，集成数字农业、精准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关键技术，推进农业物联网信息融合与云计算等核心技术，开发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操作简便的现代农业软硬件技术产品和系统，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化、数字化、精准化［12］。面向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中小经济组织，进行移动互联网设备及软件的研发与创新，开发特色软件，提高软件稳定性，满足特定用户的使用体验，解决农业人口普遍存在的文化程度总体相对偏低问题，提升信息化水平。
5现代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创新保障
信息服务业作为新兴行业，需要依靠政府大力推动，这是我国农业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关键［13］。为实现我国现代农业信息化科技创新的战略目标，政府需通过重大专项的形式支持农业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和科研院所积极开展农业信息化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引导农业信息化创新，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实施（见图1）。
5．1关键技术创新思路
根据农业信息化发展阶段，结合农村信息化“十二五”发展情况，针对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农业信息服务共性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的具体问题，保障现代农业在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信息传播、信息接收利用等环节的畅通，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提供保障，实现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协调发展。
5．2关键技术创新布局
（1）农业信息体系创新布局。重点完善以科研院所、重点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技术集成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以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信息服务资源整合、信息传输以建设及信息服务终端研发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体系；形成以试验、示范为主要手段的推广应用体系。
（2）应用示范布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园区激发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建设精准农业、数字农业、农业电子商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业技术集成、低成本便捷性农业软件和终端技术等信息服务创新试验区、示范区。通过示范应用，推进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
农业创新论文范文4
关键词生态农业推广创新
我国生态农业经过20多年的推广历程，依然处于试点阶段，可以说生态农业在我国的推广步履缓慢，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生态农业推广缓慢的技术创新内因。
推广学认为，影响一项创新被采用速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的特性。这里所讲的创新特性强调的是指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特性的认识，或者说是潜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创新特性，而非技术专家或行为变革者所理解的创新特性。要想推广我国的生态农业，必须先了解它的技术创新特性。研究表明，影响创新采用的创新特性主要相对优越性、相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和可观察性。
1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
所谓相对优越性，是指一项创新的采用较未采用前的状况的改进程度。创新优越性与创新采用率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潜在采用者感到创新的优越性越明显，其采用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指的是生态农业与以往其他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的相对优越程度。下面主要从效益性因素来分析。
这里所说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国当前的生态农业的试点来看，生态农业的三个效益是较为明显的。
我国1993年开始建立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经过5年的实践，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51个县中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长分别为8.4%、7.2%和6.8%，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高2.2%、0.6%和1.5%。其次是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经过5年的努力，试点期间水土流失治理率达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达60.5%，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进步，拓宽了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领域，缓解了新的就业压力，如湖北省京山县在建设生态农业中产生了“三回流”现象，山下人往山上流，城里人往乡下流，县外人往县内流。至1998年该县农村劳动力有11万人从农田中脱离出来、转向林果业、养殖业和二三产业，占农村劳动力的57%。
但是，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在经济效益上的优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国2400多个生态村和生态试点中，几乎没有一个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能在当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纵观我国所有的亿元村镇，均是靠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致富的。而追求生态建设的村镇，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网建设、太阳能建设、沼气利用、生物链建设上了，工业往往发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现阶段，由于各种限制，生态农业的生态效益还无法“显化”为丰厚的经济效益，它主要是综合效益明显，远期效益突出，而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单项指标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从而大大缩小了农民对生态农业优越性的实际体验。
2生态农业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潜在采用者认为创新与其需要、既有的观念、以往及现在的经验等相适合的程度。从创新采用导致的不确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着采用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小，从而对采用者的冲击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来说，相容性往往会影响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认可。
就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对生态农业知识知之甚少，对常规农业存在难以割舍的恋旧情结，再加上我国农业的总体利益较低，农民们从心理上认为农业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对生态农业持怀疑态度，没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常规现代化农业从50年代起就开始宣传，已对农业科技人员、管理者和农民起到较深的潜移默化作用，人们一讲农业现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对“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对全球现今的新发展不了解，习惯性认识有意无意地阻碍着人们对生态农业的认同。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毕竟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实质内涵、它的优越性和他的技术要求，推动起来也容易被动和盲目。此外，我国生态农业研究和实践上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阐述比较复杂，科技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够，尤其是未总结出一套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短时间内就出效益的生态农业实用技术，这些也是影响生态农业相容性的原因。
3生态农业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一项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说来，创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复杂性和采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都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创新的复杂性越高，自觉可以领会和使用该创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们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农业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首先，生态农业的系统既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有多重时空上的相对独立的组分组成，这些组分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或构成时间上的延续，或得到空间上的互补。其次，在食物链设计上，试验的农业生物数量和种类、物质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产管理条件等都要从实践中获得数据加以分析，拿出科学的依据，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其三，生态农业的原理、原则过于抽象，难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掌握。例如，何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如何协调系统和组分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系统的组织作用等等问题，这都是很难掌握的。最后，生态农业强调的是对现有的技术的优化组合，这是生态农业的创新之处，但过多的利用现有技术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生态农业同其他农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同时，由于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过硬，缺乏具体的优化组合技术，又受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影响，如何在实际生产中实现技术的有效组合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如农业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等都比较抽象难懂，再加上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态农业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4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
可实验性是指用户在正式采用创新前对创新性能所能试验、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创新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的过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实验或使用，也能够使用户对创新的特点和功能有一个实在的感觉，帮助消除诸多担忧和疑虑，从而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因此，创新的可实验性越强，创新的采用率越高，它们之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
总体上讲，我国的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较差。由于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的生产体系，技术种类需要多而且整合起来还比较复杂，且短期内不易见效益，单靠农民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消化和掌握，更别提单独操作和实验了。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的早期采纳者来说，它们对生态农业可实验性特别看重，因为它们可参考的经验不多，他们可以借鉴的通常只有从大众媒体获得的有关生态农业的一般知识。因此，他们常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对采用可实验性较差的生态农业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从宏观上来说，对于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县或省，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事业，建设面广，综合性强，单纯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生态农业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结合起来，按照各自的业务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采用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以弥补生态农业可实验性较差的不足。
5生态农业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创新的采用结果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程度。有些创新被采用后不易为人所知，有些创新的采用则一目了然，尽人所知，通常，对大多数创新来说，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生态农业毕竟是农业，无论是生产过程或是最终产品，外观上和其他农业的区别不大，其效益具有滞后性，因而，导致其可察性在短时间内不够明显。从附表可以看出，河南内乡县各种生态农业类型1999年比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远没有环境效益的增幅大，单从粮食产量这种可察性方面来看，生态农业的可察性就比较低。不过，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发展生态农业，特别是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的成功，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我国生态农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受各种条件所限，优越性不很明显，再加上它的可容性低、比较复杂、可试验性和可察性都比较低等特性，决定了其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而生态农业技术创新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对政府的吸引力很大（生态农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所至），这也正是国内所有生态农业试点均为各级政府组织和扶持，而农民大范围的自发“学习”却是一个十分缓慢进程之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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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劲松.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积极发展绿色食品.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1（12）
3陶战等.我国“十五”计划期间推进生态发展的目标和措施.农业环境与发展,1999（3）
农业创新论文范文5
文献提出了一种以多主体的顺序“接力”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模式，并称之为“接力创新”。文献［2］预测在生物制药业、生物农业、信息业、纳米业等新兴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其中，接力创新在生物制药产业的普适性已被文献［1，3－4］等证明。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也大量存在接力创新。那么，农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是否也如预测的那样遵循接力创新呢？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性以及为何会形成这种特性呢？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回答①。与生物制药产业相类似，生物农业产业同样建立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并且是除生物制药产业以外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最为广泛、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也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从理论层面看，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可以拓展接力创新的应用范围、深化和完善接力创新的相关理论。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农业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揭示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的特性，为中国生物农业的产业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帮助相关创新主体明确定位、科学决策，指导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的接力创新进行对比，探索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②。下文安排如下：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设计；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主要发现；探讨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总结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2文献回顾与研究变量
2．1文献回顾
接力创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Pavitt对“基于科学的高科技部门”的论述［6］以及国家创新系统中“基于科学的体制”［7－8］。“模式2”等理论也强调了“后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交互作用［9］，并进而形成“三螺旋”模型所描述的大学承担企业功能、企业承担学术功能的现象［10］。这些经典研究（但不限于这些研究）事实上分离出一类基于科学的创新。例如：Pisano认为科学的深度参与导致生物制药是“基于科学的商业”［11］；陈劲、赵晓婷和梁靓指出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创新是“基于科学的创新”［12］；对纳米产业的研究也佐证了这种特性［13］。那么，这类基于科学的创新如何才能获得成功？生物制药创新研究逐步揭示出接力创新这一新型创新模式，给这个命题提供了较为完美的答案。①文献［3］提出：专家型公司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专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前端的小型生物技术企业；而核心公司是在新药的研发、生产和营销等方面具有综合组织能力的大型一体化公司。生物制药源于20世纪70年明的DNA重组技术［14］，当前已成为涉及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组合化学、生物信息学、计算科学和纳米技术等众多科学技术的复杂体系［11］。文献［15］指出生物制药创新主要来自大学，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盈利性公司等不同类型的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建立联系、共同参与创新［16－18］，大型制药公司与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新药的专业化企业之间是合作关系［19］。李天柱、银路和石忠国等最早提出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之间合作的本质是两者的接力创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常见的合作方式其实是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3］①。在此后的研究中，李天柱等进一步针对生物制药起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性，将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纳入接力创新框架，提出了接力创新的完整概念，分析了“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之间的主要接力关系和接力方式［1］，并探讨了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发生机理，比较了接力创新与合作创新（包括产学研合作）、开放式创新和二次创新等其他典型创新模式的异同及应用思路［2］。虽然接力创新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但是由于它对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且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有学者运用接力创新研究了区域创新平台、新兴产业载体等［3－4，20－21］。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接力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物制药产业开展的，而生物农业产业等其他基于科学的产业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及其特性则尚无专门研究。
2．2研究变量
本文旨在验证前人对接力创新的推断，但是由于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类似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实际上属于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针对这一研究目的，首先，本文将研究问题明确为“农业生物技术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机理是什么”，以避免被海量数据所“淹没”［22］；其次，除了可从研究问题直接推出的研究变量外，本文并未事前指定其他变量，以防止在研究过程中束缚思想、阻碍新理论的构建；最后，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逻辑，但尽量保持开放心态，以免限制研究发现和产生偏差［22］。基于上述思想，根据代表性文献［1－3］铺垫的理论基础，本文利用如下变量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1）接力创新。接力创新的本质是：能力显著异质、优势明显互补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创新，但各主体加入创新过程的时间有先有后，且它们承担不同的任务，在创新过程中地位平等、缺一不可、各司其职、很少“越界”，主体间的顺序接力推动创新获得成功。也有文献指出，在新兴技术的创新中，能力互补的创新主体通过联盟等组织间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创新是一种普遍现象［23］，因此不能认为只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就属于接力创新。为了使研究更加严谨［24］，针对接力创新变量，本文提出一个竞争性解释：农业生物技术不遵循接力创新，实际上只是采取了战略联盟等合作创新模式。2）接力关系。接力关系这一变量是参照当前接力创新最为典型的生物制药产业而提出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接力创新变量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具体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接力关系：第一，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第二，以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接力为实现手段；第三，以金融接力为支撑，即创新过程中存在不断有新的资金加入、原有资金退出的接力现象；第四，创新过程中政府支持政策也具有与金融支撑类似的接力现象。3）接力方式。接力方式是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参照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主要接力方式应包括授权许可、平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多种方式。与接力关系变量相类似，接力方式变量存在的前提也使接力创新变量得到较好的解释。
3研究设计
3．1研究边界
按照一般理解，农业生物技术是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改良动植物及微生物品种的生产性状，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种，生产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的新技术［25］。该定义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建立在以DNA重组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体系的基础上，从而与其他农业技术区分开来。例如，袁隆平院士发明了“杂交水稻”技术，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技术没有利用DNA重组及其他现代生物技术，因此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农业生物技术①。
3．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最适合于研究“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24］。案例研究以案例为基础，从中归纳产生理论，理论的产生完全根植并升华于案例内或案例间的构念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关系所蕴含的逻辑论点［26］。案例研究可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27］，其中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适性方面比单案例研究更具优势［28－29］，特别是当多个案例同时指向同一结论时，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会显著提高［24］。本文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正属于“how”和“why”的问题，适合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虑到归纳理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3．3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文献、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30］，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作为数据收集方法。数据收集按照下面步骤进行：第一阶段，研读有关行业报告和资讯收集，找出已进入商业化阶段的农业生物技术。在这一阶段，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司编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生物谷②等专业网站提供了最初的筛选范围。第二阶段，针对收集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名录，广泛收集其技术创新过程的信息，获得大量零散的技术创新片段。在这一阶段，除了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外，维基百科③、谷歌、果壳网④等网站也是丰富信息的重要来源⑤。第三阶段，使用三角验证法确认数据的质量，即研究者可利用多重证据来源和多重研究方法以减少偏见的影响［31］。第四阶段，将经过验证的创新案例片段进行拼接，从而得到完整的案例。在收集数据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建立了案例档案和证据链以保证案例质量。不可否认，诸如文献分析这种二手数据收集方法与访谈法、观察法等相比确实并非最优选择，这是在现有研究条件约束下所做出的一种满意决策。由于本文是从总体上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不以研究每个案例的微观过程为目的，因此通过上述过程收集的案例资料可以满足研究要求。待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利用一手资料验证本文研究。3．4案例简介多案例研究所需的案例一般以4～10个为宜［22］，所选取的案例要具有较大的典型性和极端性，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32］。本文选择表1中的8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案例选择主要基于3个标准：一是尽可能广泛覆盖生物农业的相关领域，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尽量针对典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及企业，以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在满足前两个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例，以增加对中国的指导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拼接案例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因此肯定还有其他典型案例无法得到，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质量，但笔者认为表1中的案例已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需要。
4研究发现
4．1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特性
表1中的案例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一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企业先后加入创新过程，分别完成创新链上不同环节的任务，创新是通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接力传递而逐步推进的。这一特征与接力创新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可确定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的重要创新模式。例如，NaturalIndustries公司在成功研发了生物抗虫害技术后于2012年被诺维信公司（Novozymes）收购，诺维信公司将此技术应用于水果、蔬菜等农作物种植市场。在这项创新中，NaturalIndustries承担上游的研发任务，诺维信公司在NaturalIndustries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商业化，属于典型的接力创新；在诺维信公司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联盟中，诺维信公司负责研究提高抗病虫害能力、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的生物土壤改良技术，孟山都公司在诺维信公司研发的基础上完成田间试验、注册与商品化，这也是典型的接力创新；孟山都公司收购Asgrow、Holden等公司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公司的市场网络将其玉米、大豆等转基因育种技术推向美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市场，本质上是孟山都公司完成上游的技术研发、Asgrow等公司完成下游的商业化，这也是接力创新的具体表现。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遵循类似的接力创新模式。事实上，笔者所收集的案例数量远超表1中的案例数量，只是很多案例因不够完整、不够具体或不够典型等而未被纳入分析，但其中很多案例也表现出上下游创新主体顺序接力的特性。必须承认，表1中的案例确实存在多个创新主体参与并广泛运用联盟、并购等合作方式的事实，但本质上还是上游主体完成其承担的任务后，像接力赛跑那样传递给下游主体继续开展后续任务，因此属于接力创新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创新，变量1的竞争性解释可以排除，对生物农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现象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但是，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相比，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表现出自身的显著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等领域，而在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等领域出现得较少。即便在转基因作物等接力创新的易发领域，接力创新也是最近10余年才逐步兴起的，一些生物农业巨头曾独自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成功，如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保铃抗虫棉花等。因此，笔者认为，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新趋势，该发现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推测生物农业应像生物制药业那样普遍遵循接力创新模式。2）文献［1］和文献［2］指出，生物制药技术的创新基本上遵循“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如忽略掉大学，则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顺序接力的单一模式。但是，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明显分化为3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NaturalIndustries－诺维信”和“TJTechnologies－诺维信”，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基本一致；第二类，核心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诺维信—孟山都”、“孟山都—礼来（EliLilly）”及“孟山都—拜尔作物科学（Bayer）”，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有差异较大；第三类，核心公司与其他中小公司的接力，如“孟山都－Asgrow、Holden”、“孟山都—中国种子集团、河北中业集团”及“杜邦先锋（Dupont）—山东登海种业”，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恰好相反。3）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极少涉及大学，或者说鲜有直接利用大学科学发现的情况———这进一步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猜想，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创新应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同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相对较弱，很多重要技术都是核心公司研发的。理论上讲，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其前端研发工作最适合由专家型公司承担，但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案例的支持。
4．2接力关系
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的接力关系大体上符合变量定义中对接力关系的陈述，但又有不同表现。1）以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接力创新的本质是通过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的顺序接力，逐步完成创新中最基本的知识创造过程［1］。已证明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遵循接力创新模式，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必然围绕知识创造及其顺利接力进行构建。例如，在“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案例中，诺维信公司将自己研发的土壤改良技术知识传递给孟山都公司，由孟山都公司继续创造田间试验、注册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知识。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是如此，不再赘述。2）以知识产权接力为手段。在接力创新中，知识产权也是一个与知识创造协同发展的接力过程，知识产权转移成为创新主体实现接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符合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1］（具体的接力方式详见下文分析）。3）对金融支撑的接力需求不强。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通常有强烈的需求，如生物制药需要公共财政、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核心公司、资本市场等复杂资金接力支撑整个创新过程［1］。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位于创新链上游的专家型公司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和公共财政的资金，在创新任务被传递到核心公司后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因此整个过程表现出一定的金融支撑接力性质。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接力创新中，整个创新过程都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金融支撑接力的特性并不显著。总体来看，虽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投入巨大、周期漫长，但是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却不强烈———这与接力创新的现有理论相比可谓大相径庭。4）强烈依赖政策支持接力。政府政策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转基因作物为例：实验室研究阶段需要有利于转基因实验、动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育种研究阶段需要政府开放对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试验管制、大规模田间试验审批等方面的政策；更突出的是，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审批、品种审定和证书发放、大规模种植许可及国际贸易管制等一系列有利政策。只有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分别配置合适的政策且各政策之间无缝衔接，才能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任一环节上的政策变化都可能给创新造成重大影响。2012年欧盟质疑孟山都公司的“NK603”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曾造成孟山都公司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面临被欧盟禁止的威胁。政府政策对新兴产业创新普遍具有重要意义［33］，但是像农业生物技术这样对政策支持接力的依赖如此之高是罕见的。
4．3接力方式
农业生物技术的3类接力创新具有相对稳定的接力方式，不像生物制药创新的接力方式那样动态复杂。下面针对3类接力创新分别论述。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主要是并购。通常是下游的核心公司并购上游的专家型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这与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整体出售这一接力方式的相似度较高。采用这种接力方式的一般情况是，上游企业提出创意且技术研发已成型，而下游企业拥有田间试验、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一系列加速技术商业化的能力，且下游企业的营销网络和顾客基础规模较大，能使技术在商业化环节发挥更大价值。同时，上游的专家型公司大都是借助风险投资创办的，通过并购可获得较高的企业价值溢价，风险投资愿意推动这样的并购；而下游的核心供公司则拥有充足资金可为并购支付较高价格。诺维信公司收购NaturalIndus－tries和TJTechnologies都属于这种情形。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联盟、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这些方式的本质都是通过签订某种契约将知识产权从上游企业传递到下游企业，我们统称为协议合作。协议合作普遍发生在核心公司之间，一般是上游的核心公司提出研发创意且完成基础研究和实验开发，而下游的核心公司完成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商业化工作。其中，如果采用联盟方式，则会按照企业对创新的贡献预先约定好利益分配办法，上下游企业通过分割创新的终端收益获得各自的回报。“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联盟即是如此；如果采用技术转让或授权许可，那么上游企业通常事先划定下游企业使用技术的范围和条件，上游企业除了获得一笔技术转让费（或技术许可的门槛费）外，通常还能在未来创新成功后获得从创新收益中分成的权利。孟山都公司将其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技术许可给拜耳作物科学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第三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股权收购、合资等途径，我们统称为资产联结。使用资产联结这一名词是因为这种接力方式一般发生在上游企业为核心公司而下游企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核心公司掌控全部技术研发及田间试验、申报审批等后期创新工作，但在最终拓展市场（尤其是拓展国际市场）时面临较大障碍，因此以股权收购或合资方式控制下游企业，借助下游企业拥有的市场网络以及对特定市场熟悉等优势加速技术创新扩散。这种情形与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收购上游专家型公司的方向恰好相反、目的也不同，为区别方便称之为资产联结。杜邦先锋与山东登海种业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将其转基因玉米种子推向中国市场就是以资产联结方式实现创新接力的实际反映。此外，接力方式变量中包含的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接力方式并未在生物农业产业中发现相应的案例，这也反映出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不同之处。
4．4其他发现
除了上述基于3个变量得到的发现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中国企业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主要参与第三类接力创新，基本上是承接跨国公司已研发成功的技术并将之拓展至中国市场。从企业创新管理的角度看，中国企业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规避生物技术研发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且可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然而，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中国生物农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接力创新愈演愈烈可能使中国企业逐渐丧失自主研发的动力和热情，并使中国生物农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5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可抽象为图1。图1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过程（以转基因作物该过程由上游的实验室研究、中游的育种研究和下游的大规模生产与商业化3个序贯相连的阶段构成，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更多阶段。3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所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室研究的目标是克隆目的基因，创造转基因作物品系，因此基础研究能力在这一阶段最为关键②；育种研究的目标是开发育种工艺和方法，并通过小规模田间种植试验对工艺方法和安全性进行检验（试验面积约为100m2），这一阶段也有较强的科学研究成分，但更接近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研发；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田间释放试验确定稳定的育种技术和工艺，并对试验成功的作物品系进行申报审批和开展商业推广，因此，除了研发能力外，对政府的公关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也至关重要。平均而言，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周期长达13年、投入超过1．3亿美元。其中，创新链上游的实验室研究能否成功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创新链下游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面临的风险同样惊人，尤其是能否通过品种审批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创新周期中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于通过政府审批，平均审批费用超过3500万美元。此外，商业性推广还面临不同国家在政策、社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严格壁垒［34］。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特点与接力创新发生的一般规律十分吻合［2］。具体而言，受规模、资金、公关能力和市场网络等因素的限制，专家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基本上不具备完成整个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能力，也无力承担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下游风险），因此通常聚焦于从事创新中前段的实验室研究或育种研究，或在创新后段的商业推广、大规模种植等环节参与进来，因此此时不确定性已很低。孟山都、诺维信这类核心公司拥有完成整个创新过程的能力，但创新的不同阶段所需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由核心公司独自完成创新仍是低效率的。特别是在实验室研究环节，核心公司的能力有时明显弱于专家型公司。而在创新后端，单独一家核心公司———不论其规模和影响力如何巨大———突破不同国家的政策、社会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障碍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由优势能力各异的企业分别承担创新任务，通过接力合作推动创新成功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农业生物技术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其接力创新具有如下自身的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体系庞大、涉及领域较多，不同细分领域存在一定差异。我们观察到，一些农业生物技术（如生物农药技术、兽药技术等）的研发难度不像转基因作物那样大，其创新风险相对较低，尤其是遭受的政府管制相对宽松。这些技术的创新可能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内部或采取其他合作创新方式即可完成，因此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发生范围不如生物制药技术那样普遍。同时，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观察，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早期，专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家型公司相对较少，因此孟山都等核心公司只能自己开展技术研发并完成创新过程。近十几年来，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专家型公司的数量开始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10余年接力创新（尤其是第一类接力创新）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才大规模兴起的原因。2）生物制药技术创新所需的异质性能力严格分布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中，只能采取“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的接力方式［1］。而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严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的分化。有些技术研发专家型公司的能力突出，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第一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TJTechnologies—诺维信”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副总裁Videbk表示：“TJTech－nologies的生物解决方案提高了作物产量、业内领先，可与诺维信形成互补”。有些技术的研发能力掌握在一家核心公司手中，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另一家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了第二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Nielsen认为，这“很好地将诺维信的微生物研发能力与孟山都的田间试验和商业化能力结合起来”，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技术官Fraley认为，“这是技术推向成熟发展的催化剂”。还有一些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能力都掌握核心公司手中，但在技术扩散过程中运用其他公司的资源和网络更易克服市场拓展过程中的障碍，从而形成了第三类接力创新。例如，山东登海种业的规模远小于杜邦先锋，但前者在开发中国市场时却具备杜邦先锋所没有的本土化优势。3）大学科研更热衷于针对人类健康医疗的研究（如干细胞等），直接满足生物农业创新需要的最新前沿科学成果相对较少。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只能更多地利用相对成熟的现代生命科学发现，大学主要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技术手段，所给予的是间接支持。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大学进入接力环节的案例较为罕见。而生物制药技术创新的前端离不开大学的参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物制药的研发不仅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而且大学也乐于为生物制药提供直接可用的最新成果。此外，由于大学科研更重视人类健康医疗，因此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聚焦于农业生物技术的就相对较少。这可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性不强的现实，其实质是缺乏可以依赖的专家型公司。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农业的其他特点，可进一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其他特性。就接力关系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资金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由于仅有一部分新技术是由专家型公司开发的，很多农业生物技术都是由核心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的，因此核心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完全可以支撑整个创新过程。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远低于生物制药技术。但是，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作物）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更是政府严格监管的对象。针对转基因生物的政策法规不仅严格，而且相关政策法规密集地分布于从实验室研究到商业化的各个环节，政策变动对于创新进程而言可能是致命的，这种特性导致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高度依赖政府支持政策的接力。就接力方式而言，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理论上也可以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采取协议研究、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从专家型公司那里获得技术，但是表1中的案例全部采用并购方式。我们认为，这是核心公司出于对风险规避的考虑。在我们观察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案例中，核心公司并购的专家型公司均为已成功完成技术研发甚至开始初步商业化的公司，这使得核心公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虽然并购需要付出较高的溢价，但是可一并得到新技术和专家型公司的技术平台、研发团队等重要的创新资源，能够显著提高核心公司的吸收能力，给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提供技术保障。如果采用协议研究，那么核心公司一般需要在研发前期就介入，这不仅要支付给专家型公司一笔固定费用，而且要依据技术研发进程支付里程金，并可能需要在商业化成功后付给专家型公司以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能否成功仍是不确定的。如果采用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核心公司除了要一次性付出固定费用及未来商业化成功后的利益分成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商业化过程中很难得到专家型公司的专有技术能力的保障。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为势均力敌的核心公司，并购这种接力方式很难被双方接受，协议合作自然成为更明智的选择。第三类接力创新采用资产联结实现接力，主要是因为核心公司要掌控商业化过程。中种迪卡公司总经理汪泓在谈到与孟山都公司的合资时曾表示：“商业育种企业必须保证从育种、制种到销售全过程不脱节，否则企业的运营风险很大”。但是，下游的小公司本身不拥有核心技术，并购这类公司往往不符合核心公司的战略，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接力方式在控制方面又面临风险，此时资产联结就成为较好的折中选择。
6结语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最新趋势，其形成机理遵循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应以接力创新为理论指导，同时重点考虑本文所揭示的一些特性，主要包括：第一，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技术等领域，并分化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及“核心公司－其他小公司”3种类型，且接力链条的前端极少涉及大学，创新过程对专家型公司依赖不强，核心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很大作用；第二，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并不强烈，但高度依赖政策支持接力；第三，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采用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等方式实现接力，而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的接力方式则罕有出现。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之所以会形成自身特性的原因是：首先，农业生物技术的不同细分领域存在差异，即有些领域迫切需要接力创新，而有些领域的需求不大明显；其次，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严重，可根据创新的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类型的分化；最后，大学科研中直接针对生物农业的最新前沿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无法将大学纳入接力创新链条，由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较少承担前端的技术研发任务。上述这些因素进一步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核心公司，而核心公司自身的能力决定了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不强。然而，由于转基因作物等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政府对之严格管制，这致使其创新过程非常依赖政策支持的接力。而在具体的接力过程中，为了规避技术研发、商业化等环节面临的各种风险，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成为主要的接力方式。
6．2政策启示
农业创新论文范文6
关键词：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土地股份投包制；创新
前言
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完成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升，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与现行分散承包的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将日渐加剧。如何通过现行土地制度的创新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土地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和方向选择
土地制度不是某种因素、某种力量作用的简单函数，它是某个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到制约其生成的种种条件。制约我国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主要条件有：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始终被认为是决定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部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农业比重还很高甚至是国民经济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土地制度更成为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鉴于我国整体经济性质和土地制度在整个经济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地位，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不能也不应当越出公有制的框架。
第二、从总体技术特征来看，我国尚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广大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特征还相当明显。全社会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这个最原始产业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会劳动人口仍然只能从农业中得到就业机会。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须与农业发展过度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不能超越农业发展阶段去建构现代农业阶段的先进的土地制度模式。
第三、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追求的而且是希望尽早实现的目标，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应有利于将农业生产导向现代化目标。鉴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加速导致农业资源的非农转移，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首选目标。政府这一农业发展目标偏好，决定了它必然倾向于有利于上地产出率提高的土地制度选择。增加农业生产收人，缩小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的利益差距，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追求的最现实的目标。上地制度的设计必须有利于满足农民对收人增长目标的追求，这＃才能使农民成为推动农业发展最积极的力量。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设计，既要有利于政府产量增长目标与农民收人增长追求之间的协调，又必须使它纳人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早日实现的长远目标的轨道。
第四、一种土地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最终只能由农民在这种制度下的行为反映作出检验。一种可行的土地制度，不仅不能背离广大农民的意愿，相反应当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在我国农业发展现阶段，占有土地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愿望，土地的流转化程度低就是证明；产权不受侵犯是来自农民最强烈的呼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对过重负担的抵制和抱怨；家庭经营是最受农民欢迎的生产组织形式，改革前后农民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是最有力的说明。
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来自制度安排与其所对应的约束条件的协调性。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只能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我国新型土地产权制度，只能在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框架内生成，并且只能是这些条件的内在要求处在耦合和均衡状态时的产物。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空间是相当狭小的。它们决定了我国土地制度创新只能沿着如下方向推进；（1）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权能完善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也就是说，虽然对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最好是集体所有制的完善或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建构，而不应是对集体所有制的替代。（2）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土地资源有效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土地利用方式。家庭经营方式的改变，不仅背离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也会使政府粮食总量增长目标至少经受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土地股份投包制：新型土地制度模式的设计
在理论界提出的各种土地制度模式中，完善家庭承包制模式对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约束条件的考虑相对最为充分，因而它受到政府的推崇并成为我国现阶段上地制度建构的主体模式。这一模式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对家庭经营方式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首先源于推行改革20年来农业家庭经营的成功实践，并且可以从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经验中获得支持，同时现代产权理论和农业发展经济学中亦不乏理论依据。但是，家庭承包制完善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对传体体制下形成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权属关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采取回避态度，试图绕过所有制通过经营形式的改善来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产权缺陷。不可否认，这只能延缓和积累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足进而刺激农业增长。
在现有土地制度创新模式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最具创新意义。一方面它在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较好地实现了集体产权的明晰化，另一方面又为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一条极富启发性的思路；一方面它迎合了农民实实在在占有土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政府土地制度创新低政治风险的要求。不难分析，土地股份合制与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依赖的约束条件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协调的，因而它的出现受到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现有土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反映出来的最突出问题，是存在着以合作化经营或集体化经营否定家庭经营的倾向。尽管其出发点是试图克服家庭分散承包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这种倾向还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因为农业中集体经营的低激励效应和高管理成本不制转变为土地股份共有制，并把股份共有制视作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实现形式。土地股份投包制提出的主旨在于消除一些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误区，即忽视农业产业特性而试图以集中化、统一化经营取代农户的个体经营。因此，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相比，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突出特点，是试图使家庭经营方式在土地产权清晰健全、土地配置规模合理的基础上继续成为农业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制度性保证。
三、家庭承包制向土地股份投包制的过渡
土地股份投包制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希图在较易得到政府和农民双方接受并支持的基础上，建构起土地合理流转和有效集中的机制，从而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顺利过渡。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现代化指向和规模经济偏好决定了其建构的主要条件是，农村非农产业应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能够实现较大规模的非农转转移，使目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与劳地关系得以改变。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出相对宽松的人地比例关系，70％左右的农业人口依然凝固在农业上实现就业和维持生存及低水平发展，那么，以减小土地有效流转阻力的土地股份化设计必然失去意义，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投包机制亦无发挥作用的可能。
土地股份投包制建构条件表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还不具备该模式普遍推行的条件。因此，上地股份投包制在我国的建构，第一，在时间上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我国农业人口的比重还很高，农业人口的非农转移任务还相当艰巨；第二，在空间上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展，首先在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地区形成，然后随着非农产业发展的地域扩张而逐步推开；第三，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应把土地股份投包制的建立与加速二、三产业特别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土地股份投包制是土地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而这一制度变迁的起点则是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由于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方面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其衔接过渡可以通过三个阶段完成：
1、由农户土地承包权向农户土地股份所有权转换阶段。（1）认定目前集体土地按人均承包的合理性；（2）限定这种合理性的有效期限为截止目前。以后土地不再根据人口的变动而调整；（3）在承包权稳定化的基础上，赋予农户对经营的集体土地份额的股份所有权；（4）实行土地股份所有权和相应份额土地经营权的统一，农户可以直接经营自己应占股份的土地。
2、股权与经营权统一向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转换阶段。在农村二、三产业获得一定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基础上，确立股份共有土地的经营数量下限，促成小规模经营农户在持有土地股权的条件下寻求农外就业和放弃经营土地，将土地逐渐向少数种田能手手中集中。
3、股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完成阶段，即社区农民股份共有上地的少数农户规模经营阶段。这时，原大部分农民持有土地股权而在非农部门就业，少数农民通过竟包在完成农业税和交纳地租的基础上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3、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