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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话剧范文1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涌现的优秀剧作家和剧目举不胜数。犹以的《北京人》和《家》，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和《闯江湖》，的《上海屋檐下》，的《丽人行》为代表。这些剧作者们大多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在私塾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吴祖光、郭沫若、老舍从小就热爱观看京戏。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借鉴在他们的剧作中是有所表现。其次，五四以来，的传播，郭沫若、、等人，本来就是文化运动的主将，对于西方的新理论，他们是最先接触的，在其作品中表现为由借鉴到开始出现自我反省，到成为自己独特的风格。可以说，对于戏剧艺术的技巧，这些创作者们是自我探索、在创作中进行摸索的结果。这就形成了属于自我的特点。
二、从剧本本身来说
(1)从主题上说
民族性话剧的特征在于表现一个民族的精、气、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话剧创作的确表现出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气息。《北京人》有的散文化的气质，曾文清的艺术形象只能是中国人特有的。曾文清的两次离家出走到返回家里，体现出了中国特有的迂腐、沉闷的知识份子形象。《风雪夜归人》中，从开头的大雪后两个小乞丐的对话后，一切安寂，归人而来后的悲凉气氛。魏莲生和玉春之间的复杂的情感维系在他人身上，这种身不由已，自己的命运无法作主的感觉体现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中。《茶馆》中，三幕换场，物是人非。随着时代变迁，人物命运出现转变，一个小小的茶馆勾勒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人物的喜怒哀乐也尽展现在这样一个画卷中，形成了独特的史诗般画卷风格。这些剧本都像我们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无论是在哪个时期，这些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样活着。优秀的剧作也就在于展现一种生活方式。曾文清至死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曾文清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明白着、活着的可能。魏莲生抛掉戏子的名利繁华，在玉春的启发下，去寻找另一种更为自然的生存状况，尽管最后贫困潦倒而死，但魏莲生的这种想去为活着而去活着的态度，是吴祖光所说的这群“不自知的人”的写照。屈原，一个爱国者，踌躇满志，内心火山一般。在世俗社会中，如此脆弱。选择田园，又不能局限于安逸，只能在听闻国都沦陷后，沉湖安身。这些人物形象，都具有中国人的特质。
(2)从戏剧情境来看
戏剧情境是关系到戏剧本质的要素。黑格尔认为情境是一个时代的总的社会背景的具体化和特殊化，艺术家只有把某个时期的社会背景转化为艺术情境，才能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找到动力。戏剧创作讲究戏剧情境的营造。“一个动作的目的和内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成为戏剧性的：由于这种目的是具体的，带有特殊性，而且个别人物还要在特殊具体中才能定下这个目的，所以这个目的就必须在其他个别人物中引起一些和他对立的目的。”也就是说，要使动作具有戏剧性，除了有内在目的，还要为动作设置具体情境。比如，《上海屋檐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北京人》中，曾文清、曾思懿和愫芳的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民族化的戏剧样式，也体现了自身的特点。中国古典山水画中讲究“气韵生动”，作品本身讲究“韵味”。“气韵生动”是将人格精神，道德修养赋予作品中，作品体现出特有的一种生命感觉。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必须是鲜活的。“韵味”是指艺术作品本身所散发出的气味味道。《北京人》中，一个四合院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像“坟墓里的虫子”在苦苦挣扎，找寻。仿佛就是有一个解不开的心魔，挥之不去的怪圈笼罩在整个家庭当中。这个“怪圈”，这种“心魔”正体现出作品的“韵味”。《茶馆》中鸟笼子，鸽子响，喝茶的讲究，都带有老北京似的特色。王利发的喊声，松二爷，秦五爷的嗓音，都属于特有的北京味。这都营造了一种特有的意境。
三、从舞台美术和导演艺术特色上来看
郭沫若话剧范文2
我国古典散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古诗一样在古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涌现出很多大散文家，汉代的杨雄、司马迁、张衡、贾谊，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渊明以及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等等，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散文就开始形成了，并产生叙事以及议论两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哲理政论等等形式的散文体层出不穷，散文家也是数不胜数。唐宋年间散文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描写景物进而来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现了市井民众所喜爱的适情作品。我们现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虽然格式上没有以前没那么严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现代的散文依旧和古代散文一样语言优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现代散文有时为了读得更加流畅也会力求押韵，这都是古代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现代 文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和继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锁，继承了其优美的语言和特有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现在的散文。
二、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
在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几个表现中，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诸如鲁迅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可以说时时可见。在《故事新编》这部小说中，鲁迅应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以及古代神话，也就对古典小说因素的借鉴。同时，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行文简洁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神写意的良好借鉴。在鲁迅之后，便出现了诸如郁达夫、孙犁等抒情小说家。这些抒情小说作品在对传统诗歌抒情特点继承的基础上，更具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小说《采石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同时还有《迟桂花》等非常注重营造良好的意境。此外，还有一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家，他们通常更加注重小说的故事，不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小说语言，甚至是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方式等。诸如出自赵树理之手的《登记》以及《小二黑结婚》等都对白描手法进行了集中的应用，对于小说故事性的特别强调，而且还在道具运用等方面对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借鉴，这样的白描方法与话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通常采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形式与叙事方法，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广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狭义英雄传》等等。
三、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
与前面叙述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相比较，现代话剧与古典戏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我国现代从事于戏剧舞蹈创作的优秀剧作家大都非常重视古典戏剧创作的经验，吸取古典戏剧的精华。诸如的《雷雨》，整个戏剧的情节非常符合大众的胃口，曲折的情节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大众对于故事性情节的欣赏习惯。整个剧目通过对戏剧冲突进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将整个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剧目的阶段，广大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地扣住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古典戏剧在情景交融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对于词句的写作更是备加注意。在戏剧中的诗词，通常都是抒情诗，意蕴深厚。而在我国的现代话剧中往往正是缺乏这样的诗意浓厚的作品，诸如郭沫若的《屈原》，的《家》等。在我国的时期，出现的新歌剧同样也对古典戏剧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变化的戏剧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同时在整个剧目的结构上更是对古典戏剧的写意方法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运用，此外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节中与民歌、戏曲的一些素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在延安进行旧剧改革时期，曾经涌现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均是古典戏剧的演变与发展，是现代戏剧家对古典戏剧的创新与改革。
四、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内容上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就是主题内容上的影响。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在主题内容方面也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诸如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突出主题，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再如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闻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将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诸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实际苦难，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诸如艾青和鲁迅的作品，都对《诗经》中的风雅进行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还有《诗经》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应用。《诗经》通过现实主义传统将下层人民群众的辛苦劳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等充分地反映出来，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将现实主义体现出来，表达出下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政府救治的渴望。
郭沫若话剧范文3
大致是80年代末，但谁也说不清是哪个关口开始，话剧观众忽然减少，大量话剧院团演不出戏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话剧院稍好，但也无法连续演出，内地院团，基本上成为电影电视的演员待聘库（类似江南民间的“荐头店”）。颓势来得猛，大出人们意料之外，一时许多人从创作题材上、演出风格手法上乃至经营体制上多方实验，寻找出路，比如小剧场运动，比如荒诞派剧目上演，比如大篷车巡回演出等等。到现在将近20年了，作用仍然不大。话剧究竟怎么了?
思前想后，世上没有无风的浪，无因的果。话剧如今的大滑坡，实际上可以说是过去多次衰落的总结，仔细求索，可以发现很多共同的或类似的缘由。不用详论，就人们常常提到的，就有：
1、几乎众口一词，说到话剧危机，都会指出中国和外国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巨大压力。大量优秀话剧人才和观众被拉走。
2、外国许多真的和假的高雅剧场艺术如交响乐、芭蕾、大歌剧以至杂技马戏等等戴着“全球化”的花冠昂然入侵，占领了最好的剧场和季节。民族话剧只得靠边站。
3、多年来不断改制，分分合合，人心不安，保留剧目难保，待遇低。
4、许多地方，包括一些大城市，多年欠账，没有建设标准的话剧场院，没有阵地，只得打游击，租金贵。
5、许多地方，领导不重视，认为过去话剧宣传能力强，配合政治任务快，管用。现在传媒多，影响大，比话剧更快，话剧成了秋天的扇子，偶或装装门面，其实无用。
6、社会风气浮躁浅薄，不少人迷恋流行歌星，喜欢小品相声，关注一夜成名，拼命多发横财，能安静坐下来欣赏话剧的人越来越少。
以上种种，都是事实。社会大转型，话剧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显然需要一段时间做多方面的研究、探索。但我以为，除了如何适应外在环境、条件外，同时更有必要深入考虑话剧艺术的内在问题。外因总是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自然是一个可能有多种看法的复杂问题。
中国话剧从来就强调自己的战斗传统。所谓战斗，首先指的自然是思想政治内容的战斗性。但这要做具体分析：建国以前，反复辟、反日本帝国主义等是民族大义，当然正确；建国以后，一系列的思想政治运动，情况就复杂了。有正确的，比如反对美帝国主义，比如反贪污、反浪费、反；也有不正确的，比如反、比如；也有当时似乎正确、却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比如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等等。每当运动一起，我们缺少独立思考，一概奉命战斗，于是只能匆忙写出大都是公式化概念化没有多少战斗力的戏，甚至在当时就是为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戏，岂非越战斗越糟。
话剧当然具有宣传教育功能，因此可以有宣传剧这一品种，正如美术有宣传画一样。我们不会忘记一出《放下你的鞭子》在抗战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但是我们的有些权威却往往过于夸大这方面的作用，过于强调其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教鞭和武器作用。然而，话剧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写现实的政治或政治思想理念。话剧题材广袤无限，对于个人的灵魂发掘，对于家庭社会的表里剖析，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打架，恋爱，分家，争权一直到战争，无不可以入戏。思想政治的基本原则是重要的。抗战时期有过三个坚持，三个反对；今天有四项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等等。时代精神是应该主动结合的，时代局限性是难免的，在此前提下，话剧题材应无。话剧的战斗性，决不限于政治题材，更不只是内容。《北京人》只写一个旧家庭，《茶馆》只写旧社会一角，何等深刻，何等动人。它们的战斗力（应称为思想感染力）是凭借其艺术表现、艺术形式的战斗力（应称为艺术竞争力）才显现的。我以为，话剧既然是艺术，不是政治文件，那么它的艺术性是特别重要的；话剧既然是戏，不是散文，那么它的戏剧性是尤其重要的；话剧既然是写生活中的一个个人，那么写出真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最为重要的。“以人为本”，才能体现话剧的根本精神。
许多年来，由于许多剧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削弱了我们话剧的战斗力，更由于艺术表现、艺术形式缺少竞争力，导致百年话剧出现多次衰落。由此进一步探索，也就显现出我们的话剧家们――首先是不少作家们思想辨别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不强的问题和创作功力不够深厚的问题。我这里只谈后一个问题。
所谓创作功力不够深厚，我以为是一些青年剧作家在继承传统方面下的苦功较少。我说的主要是指西方传统。话剧的根在欧洲，从古希腊以来，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一直到现代的多种思潮，积累了极为深厚的传统，出现无数大师和经典作品。不学习、继承这些遗产就无从谈创新，更别想超越。前面说过，早期话剧就因为没有在这方面努力求教，未能形成创新的基础，我们今天不能为了厚今而薄古，重中而轻洋。试看我们最尊敬的、洪深、欧阳予倩、、、郭沫若、老舍等等前辈，哪一个不是精研古典，学通中外。十几年前，佐临老师曾郑重建议制定一百个中外经典名剧的上演规划，一直未能得到政府和院团的重视。中国人学做中国旧体诗，还要“熟读唐诗三百首”，何况学习外来的话剧。我以为，中国青年剧作家如果不熟读并且精研古今中外名剧三百种，既使天分很高，也很难进入世界第一流戏剧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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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色故事;红色箴言;历史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不堪回首的日子，交织着惨烈、屈辱、自豪与骄傲。70年前，我们的祖国还是一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面临着灭国亡种的危险。而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繁荣、强盛、文明的伟大国家，我们正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带领下，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一切的先辈们，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再次重温这些催人泪下的箴言，让我的心灵受到洗涤，让我的理想更加坚定，让我的精神更加振奋！
阅读本书的过程，是学习做人、增长知识的过程，是掌握方法、开阔思路的过程，是提高素质、确立榜样的过程。《红色箴言大家谈》按照创作时间顺序精选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的《可爱的中国》、赵一曼的《给宁儿的信》、的《纪念白求恩》等文章;一部分是郭沫若的《雷电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词。这些箴言是干涸沙漠中的绿洲、是炎炎夏日中的清风、是茫茫冰雪中的火焰，给予我无尽的力量，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
在文章部分，的《纪念白求恩》让我记忆深刻。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而作。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白求恩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堪称典范。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为人民服务、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赞美》这首长诗，创作于抗战最艰难的年代，诗人穆旦以“我”这一祖国形象代言人身份，热烈赞美了为解脱祖国苦难而深陷苦难死亡也不屈服的人民。毕竟“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就是黑暗中最美的希望。作者诉说了祖国和人民所经历的无数深重的灾难，赞美了人民的勤劳与坚强，觉醒与牺牲，同时，也呼唤人们，要勇敢地站起来，与命运抗争。读罢，格外震撼人心，让我感受到了千千万万坚强、充满韧性、任劳任怨的劳动人民。
有一种信念，可以凝聚力量;有一种追求，可以锻造灵魂。作为军人的我们，就要以书中的一个个典型人物、一件件精彩故事为榜样，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在本职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不断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强化我们的事业心责任感，坚定我们的强国强军信念，让我们厉兵秣马，奋发图强，勇于奋进，拼搏进取，报效国家！
郭沫若话剧范文5
有一位哲人这样讲过：世界上震撼人们心灵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宇宙，另一个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而戏剧及戏剧表演艺术之所以对我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对人们心灵深处的震撼。当我们听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无不是惊天地，泣鬼神；当我们重新阅读老舍、、郭沫若的戏剧作品时无不为之心动。而现实中的戏剧或小品，能够打动观众心灵深处的东西有多少？不仅如此，在表演、台词、风格上，导演和创编人员，在不断刻意的追求上，以“贴近生活，求奇、求特、求方言”为名，在越来越通俗的表演上，达到俗不可耐的地步，距离我心中的戏剧艺术越来越远了。这样势必将戏剧艺术的发展走向死路。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个人认为：戏剧的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创作上的问题。一个是表演上的问题。下面就这两方面问题谈一下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请读者给予指教。
一、创作上的问题。
创作上首先是题材的问题。题材是创作的原始材料。将一个题材怎样转化为戏剧性艺术表达形式是一个基本问题。一个题材，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人们心灵深处道德观的矛盾冲突和震撼，这是题材的本源。这就是说，一个题材可以歌唱化、美术化、音乐化、戏剧化、电影化，这也就是可以被文化的。而戏剧化是文化形式的一种。不管什么化，题材的核心是能够震撼人心灵深处道德观的“事件”。但是，当今有些题材的采风上，确注重方言化、通俗化、娱乐化、戏说化。在创作的题材、选材上出现了艺术化的偏差和文化上的偏差，导致了戏剧艺术的衰退。
如小品《超生游击队》，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生子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对人们的心灵有着震撼的教育意义，是个好作品。而表演风格上的方言、口音是对题材表现上的一种润色。不用方言用电影写实或舞台口语表达，也是感人至深的。题材意义是本，表演形式是末。而现在的小品本末倒置。甚至一个小品就剩下一句搞笑风格话了。如果没有了这句话，作品毫无价值。这就是创作人员的刻意导向导致艺术内容和艺术核心的缺失所致。所以，戏剧艺术的创作，题材的选择，要遵循文学艺术的本质：能够震撼人们内心深处的心灵。
二、表演上的问题
柏拉图在论述音乐的《节奏论》时说过：我们要迎合节奏，因为有节奏的艺术表达是最接近上帝的。即使我们的艺术表达与节奏相同，我们还不是上帝，与上帝还隔一层。如果我们艺术的表现与节奏相左，我们与上帝就隔两层。
虽然，柏拉图讲的是音乐，但文学艺术是隔行不隔理的。我们戏剧创作的题材，要贴近群众。但是，群众的方言表达与题材的事件核心，也是隔一层的。怎样通过艺术的戏剧表达、台词表达更接近事件的心灵深处，这是表演艺术要下功夫解决的问题。一旦人类的灵魂被“戏说”，那么，我们距离文学艺术就十万八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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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之行得到爱
陈小艺原来是四川乐山话剧团的演员，1987年，因在话剧《郭沫若》中反串郭沫若而被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相中。之后，李导鼓励她去考中央戏剧学院，并且给她寄来了招生简章。就这样，17岁的陈小艺来到了北京。
考上中戏后，陈小艺才知道自己并不被看好，她是作为替补生入学的，陈小艺对此很受刺激，因而她更加发奋努力，第一学期末，她就以第一名的总成绩赢得了老师的青睐。
还在读大四时，陈小艺就被导演相中出演电视剧《外来妹》。作为第一部反映农村女孩都市打工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一经播出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因此获得了第l2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10届中国电视剧金鹰奖。成功饰演赵小云这一艺术形象的陈小艺也因此一炮走红，她不仅成为《大众电影》等诸多杂志的封面女郎，还获得了飞天奖优秀女主角提名。
此后，刚刚20出头的陈小艺，又因在电影《离婚》中的出色表现而站在了百花奖的领奖台上，获得了第12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可以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还未走出大学校园的陈小艺就成为了影坛上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大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令人羡慕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此之后片约不断，名气也越来越大。
1997年春天，陈小艺接到邀请去西安拍摄电视剧《老房子》。下飞机后刚走出接机大厅，就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男子走上前来对她说：“陈小姐，你好，我是刘惠宁，是来接你的。”
“刘惠宁？”听了那人自我介绍，陈小艺先是心里一惊：这不是该剧的导演吗？怎么亲自来接自己？她礼貌地朝着对方笑了笑，表示感谢。
那天天下着雨，刘惠宁撑着伞体贴地把她送到车前时，她注意到刘惠宁身上的衣服被雨淋得几乎湿透了，可她身上却滴雨不沾。这让她心里很受触动。
到了剧组开会，刘惠宁讲得头头是道，剧组的人都听得入迷。陈小艺想这个导演还真有几下子，心中对他又增添了几分敬佩。那部戏拍了两个多月，陈小艺演的是女一号，因此和刘惠宁的接触也比较多。在拍戏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发现言辞不多的刘惠宁很有思想，对拍片的要求也精益求精……这些也都是陈小艺作为一个演员最为看中的。
两个月以后，拍完了戏的两人就要各奔东西时，刘惠宁请陈小艺去川菜馆吃饭。上菜后，她吃得津津有味，而刘惠宁却辣得直吐气。看到刘惠宁“汗流满面”的样子，陈小艺很尴尬：“早知道你不能吃辣，何必到这来吃呢？”“你吃得高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刘惠宁慌忙说道。
两人相爱了。事后朋友们都拿陈小艺开玩笑说，别墅、宝马都没有俘虏她的心，刘惠宁凭着一桌川菜却抱得美人归。而陈小艺说，那一刻答应刘惠宁，是因为他的话语真切感人，如果真的如电影对白一般，她心中会觉得不踏实。
虽然陈小艺如此解释，可人们对已经是腕级明星的她爱上刘惠宁还是不解。但陈小艺说：“我确实比他名气大，但我坚定地认为，他一定会超过我，我特欣赏他的才华。”就这样，两年之后的1999年春天，爱情瓜熟蒂落的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铁蛋”与演戏的矛盾
2000年3月，陈小艺剖腹生下了将近4.5公斤重的儿子。当护士把肉乎乎的“宝贝疙瘩”抱到她面前时，她幸福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刘惠宁更是高兴地搂着妻子一个劲儿地说：“辛苦了，谢谢了。”看着可爱的儿子，刘惠宁兴奋地为之取了一个小名叫“铁蛋”。
铁蛋4个月大时，《离婚女子驿站》剧组力邀陈小艺参演，刘惠宁看了剧本后觉得不错，让她演。他鼓励妻子道：“你有一年半没有拍戏，等于两年没在荧幕上出现，多少对事业有所影响，你是个很有潜力的演员，你应该早点出去拍戏，家里由我来照顾。”
在丈夫的鼓励下，陈小艺给孩子断了奶，开始锻炼身体。为了让妻子早日恢复身材，刘惠宁给小艺聘请了专门的健身教练，甚至每天清晨早起陪着妻子跑步。终于，陈小艺在最快的时间里恢复了状态，重返摄制组参加电视剧的拍摄。
在家的时候想着工作，离开了家，又忍不住挂念孩子。特别是刚离开儿子那会儿，思念儿子的状态就跟灵魂出窍一般。有一次，她在安徽拍摄《乡村女教师》时，面对着一个个可爱的孩子，她的思子之情让她的灵魂出了窍，总是走神，刘惠宁得知后连忙带着孩子去剧组探班，以解妻子思子之苦。
2002年9月，两岁半的铁蛋上幼儿园后，陈小艺又开始出去拍戏。一晃几个月没有回家，当她拍完一部戏高兴地赶回北京顾不上休息就去幼儿园接铁蛋，谁知铁蛋看到她后却如见陌生人一般，这让她很震惊，也很失落。
一边是年幼的儿子，一边是辛劳的妻子，刘惠宁这个大男人不得不两头“讨好”，这样总算让儿子和妻子又“热乎”起来了。为避免铁蛋和妈妈再次产生陌生感，刘惠宁总会在适当的时候由自己或岳母带着孩子去剧组探班。
慢慢地，儿子对妈妈的感情加深了，也特别能理解妈妈了，只要外婆说：“铁蛋，妈妈要出去拍戏了。”孩子就会乖乖地和妈妈说“再见”。
爱情打造的重磅戏
孩子的理解与乖巧，让陈小艺原来焦躁的心渐渐踏实了，有了温暖的家庭做后盾，她的演艺事业更有起色，先后拍摄了《军歌嘹亮》《苦菜花》《母亲》等数部优秀作品，2003年前后，当人们再次提起陈小艺时，想到的便不仅仅是“外来妹”了。
此时刘惠宁的事业也步入了一个新台阶，他先后拍了《12・1枪杀大案》《县委书记》等电视连续剧，反响很好。特别是他以纪实手法拍摄的《12・1枪杀大案》，播出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就这样，刘惠宁从一个不知名的导演渐渐成了名导。
成名之后刘惠宁首先想到的是与妻子合作。他想到妻子先前扮演的角色都是苦情女性，如果长期扮演这种苦“角”，天长日久，也许会影响她在生活中的情绪，因而他在思考着能不能创作一部适合妻子本色的作品，让妻子沉寂多年的事业再创辉煌。
带着这样的想法，刘惠宁一直找啊找，直到他遇到《半路夫妻》的剧本。虽说“举贤要避亲”，但他还是向投资方推荐了自己的妻子，因为他太了解生活中的陈小艺身上风风火火和刚中带柔的劲儿，十分符合剧中主人公“胡小玲”的影子。于是在《半路夫妻》中，陈小艺饰演了一个风风火火、干练大胆的女片警。
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由丈夫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中，还有陈小艺的荧屏初吻。拍摄之初，剧中跟她演夫妻的孙红雷在看了剧本之后为难地对她说：“在你老公执导的戏里拍吻戏，这怎么拍呀？”但刘惠宁却说：“如果剧中没必要安排这个情节，我肯定会将它删掉，但剧情需要不仅要拍，还要拍好，这样整部戏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事后，刘惠宁对员工们解释说：“虽然我也舍不得妻子当着我的面跟别人接吻，可这是工作呀，如此想我也就释然了，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虽然他们在拍摄这部戏时付出了许多，但是这部戏拍竣之后一经播出，就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至今已在全国30多家电视台播出，特别是北京电视台的收视率更是一路飘红，开播第一周便在北京地区创播出电视收视率排行第一。
2006年6月6日，中国电视剧风云榜颁奖典礼在北京天桥剧院举行。大会根据收视率调查机构AGB尼尔森的数据，评出年度“最佳收视”十强剧集，《半路夫妻》以极高的收视率获此殊荣。大会同时还评选了各个单项奖，当主持人宣布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为陈小艺时，她激动万分――这是陈小艺第一次站在“最佳女主角”的领奖台上，而上次她获得最佳女配角是在1993年，距今已有13年。13年过去了，她已由青年步入中年，而她的事业也几经沉浮，能在30多岁时再创造事业的辉煌，对于少年成名的她而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站在领奖台上，陈小艺哽咽道：“感谢本剧的导演、我的丈夫刘惠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而此时，台下的刘惠宁也与妻子一样激动，他一边接受朋友们的祝福，一边扭转头悄悄拭泪。
Love On and Off Screen
By A Zhen
In 2006, Chen Xiaoyi won the best female lead award at the Second Top Ten Television Dramas for her impressive interpretation of a middle-aged divorcee policewoman in a television drama named Late-in-Life Couples, a top-ranking television series in 2006. Thirteen years had elapsed since she received her last best supporting role award at the national Hundred Flowers Awards. The TV star shed tears when standing on the stage and receiving the honor.
Her acting career took a positive turn in 1987 when she, an actress with the Sichuan Provincial Drama Troupe, was discovered by a director at the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er, the most prestigious drama troupe in the country. The director encouraged her to sign up for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The 17-year-old Chen Xiaoyi came to Beijing and got enrolled after fierce competition and tough examinations.
It was not until she began her studies at the academy that she learned that she had been enrolled not as one of the best candidates, but as a substitute at the last minute when someone else was disqualified. She felt provoked, thinking it was a humiliation that she had not been viewed as the best. Highly motivated, she worked har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semester, she became the best student in her class.
In her fourth year at the college, she starred in a television series named A Country Girl Came to the City and became a sensational success overnight across the country. For her brilliant performance, she won a series of national showbiz honors. She was just over 20 years old.
In 1997, she went to Xi’an to join a production team for a television drama called The Old House. At the airport she was met by a young man wearing glasses. To her surprise, the man introduced himself as Liu Huining. She had known the name of the director but never met him. She smiled at him with gratefulness. It was pouring with rain. The young man shielded her from rain with a umbrella but he himself got drenched. She noticed other attractive things about the young director after the shooting began. The reticent young director became quite talkative when addressing his actors and actresses about the drama. She felt attracted to his charisma and talent. When the shooting ended after two months, the director invited her to a goodbye and thank-you dinner at a Sichuan restaurant. It was a dinner for just the two and a Sichuan cuisine for the girl from Sichuan. Chen was pleased but later embarrassed to find that the director was not especially fond of hot dishes. She was touched and the two fell in love at the dinner.
When their friends learned how the romance started, they teased Chen. Since she had turned down many a man who drove BMW and owned a villa, how come she allowed herself to be captured by the young director who offered nothing but a Sichuan-styled hot dinner? She replied that she was touched by his sincerity. She commented, “High-sounding things like lines from a movie would have given me misgivings.”In the spring of 1999 they got married. And in 2000, they had a son. When the baby was four months old, Chen restarted her career after a hiatus of about 1.5 years. She often felt guilty for she did not have all the time she wished to spend with her baby son. The separation from her son often made her distressed and absented-minded. Her husband now and then took their son to visit her. Gradually she came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y that she could not be with her son all the time and gradually her career picked up again. By 2003, she had appeared in a few big television series and her name wa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the media not for her role ten years back but her current ones.
Meanwhile the career of Liu Huining as a director began to take off. After two successful television series, he made his name known. It was this time that the husband began to rethink about roles suitable for his wife. He realized that the women she had played were more or less involved in various kinds of bitter stories. Aware that such roles could possibly affect her everyday life, Liu desired to find a good play for his wife that would both make her career take off again and keep her away from acting a distressed woman. His search bore fruit. One day he was approached to direct Late-in-Life Couples. It looked as if the script was written for his wife. So he persuaded the producer to bring his wife in to be the female protagonist. It was a good dec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