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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化交流范文1
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
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汉画像石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在徐州博物馆的设计中，虽然其布局和空间上体现了西方古典精神。但是，主入口两侧的巨型阙式构图抽象于汉代双阙，并在上部刻以汉代典型的“十字穿环纹”，形成立面上的肌理变化。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贯穿了这一母题，十字穿环纹还经提炼、抽象设计了外窗防盗铜花饰、灯柱及室外广场铸铁围栏花饰等。入口两侧大片石墙下部的装饰浮雕无论从题材到雕刻手法也都借鉴汉画像石艺术起到了良好的装饰效果，也传达了徐州的文化特色。
徐州汉文化景区三期是结合光影利用现代施工工艺打造一个具有现代意蕴的建筑空间。在建筑顶部的处理上，巧妙的运用了汉画像石的装饰纹样，人们在参观空间的同时，与光影进行了沟通交流，强化了空间的意境与气氛，使整个空间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
著名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对环境艺术是这样定义的：“环境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它比建筑艺术更巨大，比规划更广泛，比工程更富有感情。这是一种重实效的艺术，早己被传统所瞩目的艺术。环境艺术的实践与人影响其周围环境功能的能力，赋予环境视觉次序的能力，以及提高人类居住环境质量和装饰水平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景观设计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现代景观设计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讲究历史文脉的延续，因此在设计上更应富有通俗性、趣味性和层次感。
1.汉画像石长廊
徐州汉文化景区中楚王陵狮子潭东岸的汉画像石长廊，依地形变化而变化，两端连接了水下兵马俑和交流中心。该长廊一侧为临水开敞空间，另一侧为墙面展示空间，主要陈列展示了“汉代三绝”之一的汉代画像石。游客可以在长廊内欣赏展品，也可以到长廊外欣赏湖景，也可将长廊视为去下一展馆的通道，增强了文物陈列的整体性，也增进了游客对汉文化的了解。此长廊既满足游客驻足观景的需要，又起到文化交流的功能，使其艺术性凝铸在历史时空中。如此设计既增加了观赏性，又提高了空间的综合使用性能，同时又解除了游客徒步的疲劳。
2.汉文化交流中心
汉文化交流中心是楚王陵景区中一座借鉴汉代建筑神韵，建在水塘上的干栏式建筑，里面有开阔的厅堂，上层建有观景平台，周边的展厅倒映在水池中，营造出静谧、含蓄的文化氛围。汉文化交流中心院落中铺满静静的浅水池，池中静卧着汉画像石文物的复制品，供游人漫步细品。其设计手法的现代的，传达的精神是传统的，与徐州的地域特色与传统文化相协调，达到了景观与艺术的有机统一，烘托出周围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简洁、明快的装饰风格。将传统设计元素体现在现代设计中有较强的文化性，也应更时尚，更富有人文色彩和生活气息。在墙面的处理上，河南仲景会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元素相结合，运用中国传统的卷叶纹和汉代画像石纹饰和颇具古意的中草药方为墙面装饰，展示企业文化，弘扬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中医药文化。曲阜阙里宾舍在酒店服务台的立面采用代表吉祥幸福的羊纹和辟邪祈福的辅首衔环，在墙面上采用马赛克以及金银丝镶嵌天彩等多种现代工艺。
在室内装饰壁画的处理上，阙里宾舍的《孔子圣迹图》由左、中、右三面墙壁组成，刻画了孔子的一生，借鉴了济宁嘉祥的武氏祠画像，都是相互衔接的一个画面整体。左右两块壁画把画面分成两层，采用仿汉线刻，上层描绘的是车马，中间和下层是以描绘孔子的生平为主要内容，且每个故事旁边有题榜。用题榜刻画人物典故名称，并作画面的空间隔断，
在陈设艺术中的应用
作为室内设计的点睛之笔，陈设在室内环境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所谓“细微处显真情”。设计做得到不到位，考虑是否全面周到，直接关系到主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因此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陈设艺术，小到一个靠垫、花瓶、壁饰、到大到家具的设计、器物的摆放无一处可以不纳入设计之中。现在陈设不仅要具备实用功能，将一些设计元素和艺术符号加以提炼，产生一个具有感召力的物化空间，重视空间“意境”的塑造，丰富人们对空间的审美需求。汉画像石艺术内容丰富，其中许多传统造型包含了吉祥如意、幸福安详的主题，可叙事可单独使用。利用画像石做成的拓片，在玩味观赏的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空间的气质及主人的个性。
在各种风格、潮流充斥的今天，汉画像石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为现代艺术设计增加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汉画像石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和有地方特色的设计面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艺术学院）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2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麦积区,创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是5～18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交流荟萃之地。石窟开凿在秦岭山脉西段北麓状若麦积的红砂岩崖面上,现存洞窟211个、各类造像7800余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尤以石胎泥塑最为传神精美,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在规模上仅次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所保存的佛教题材的雕塑、壁画以北朝最为齐备,以盛唐最为绚烂,反映了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的完美结合。洞窟形制主要有方形“人”字坡顶、四面坡顶、平顶、穹隆顶、方楣平顶及方形四角攒尖佛帐式龛、圆形小浅龛等,各洞窟间以栈道相通。洞窟内部及外部大多为仿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
水帘洞石窟位于天水市武山县鲁班峡中,拉梢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拉梢寺最为著名的是大佛崖北周巨型摩崖造像,总高42.5米、宽43米,浮雕一佛二菩萨巨像,为小乘佛教题材。佛结跏趺坐,禅定印,着圆领通肩袈裟,佛座由莲花、卧狮、卧鹿、立象相间共七层浮雕组成。胁侍菩萨立于佛两侧,戴三瓣莲式宝冠。这种形式明显受到了中亚艺术形式的影响,是北周与西域、中亚文化交流的产物,反映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畅通和繁荣的景象。在拉梢寺大佛崖佛座正中龛内,有一佛二菩萨像,为宋代重修,形象端庄秀丽,朴实自然,富有艺术感染力,其中左侧菩萨像温婉秀丽,楚楚动人,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宋代塑像中的优秀代表。
炳灵寺石窟―下寺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境内丝绸之路黄河古渡口之滨的小积石山沟崖中,濒临刘家峡水库,是甘肃中部地区重要的大型石窟群。始凿于十六国时期西秦建弘元年(420)以前,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诸代,不断有新窟营造或重修、重绘,西秦、北魏、唐代和明代是炳灵寺历史上佛教最为兴盛的四个阶段。现存窟龛主要集中在下寺沟西岸南北长350米、高30米的峭壁上,附近的佛爷台、洞沟、上寺等处也有零星窟龛分布。炳灵寺石窟以石刻造像闻名,现存窟龛216个,彩塑和石雕造像776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在169窟北壁保存的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造窟题记。元、明之际,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时人利用原有洞窟进行了大量的重修、重绘,从而形成了汉、藏两种佛教艺术共存的局面。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在今敦煌市境内,为汉武帝时设置,因输入和田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遗址包括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与河仓城(俗称大方盘城)两部分。玉门关为汉代玉门都尉、东汉玉门障尉治所遗迹,河仓城是边防储备粮秣的军需仓库。玉门关北依天山余脉,南邻阿尔金山麓,疏勒河自东向西流经关北,沿河两岸水草丰足,为天然通道。汉晋时期,玉门关在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玉门关道上留下过许多名臣武将的足迹,如西汉赵破奴率骑破车师,李广利两度伐大宛,东汉窦固攻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裴岑破北匈奴呼衍王,俱经玉门关出师。在玉门关道上,有西域各国使臣和商队人马络绎不绝,也有高僧学者相望于道,充当文化传播的使者。玉门关也是一个永久的诗家话题,许多诗人对它做过精彩的描述,写下千古名句绝唱,使玉门关声誉远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关隘。通过历次考古发掘,玉门关境内出土了大批量汉简,涉及内容广泛,其发现使后人在观览汉晋疏勒河流域边塞风貌的同时,充分领略到前人经营西北边郡的艰苦情形。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位于酒泉市瓜州县境内,是古丝绸之路咽喉道上的一座古城址,始建于汉代,唐代为河西重镇――瓜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历十一年(776)陷于吐蕃。宋景三年(1036),西夏占领此地,仍名瓜州,得以振兴。元灭西夏,州废;明代更名苦峪城,曾缮治其城,供流寓之哈密驻军居之,明末城废。锁阳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西夏古城之一,在河西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方面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锁阳城遗址汇集了古城址、古寺院、古墓群、古渠道、古垦区等多种遗迹,集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国内少有,尤其是保存基本完整的大量灌溉系统,显示了这一地区古代灌溉农业的发达及其以后沙漠化的进程。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位于张掖市高台县,地处古代甘、肃二州之间,地当丝绸之路要隘。始建于东汉晚期,为酒泉郡表是县,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河西建康郡治,北凉政权即发祥于此。唐代在此设建康军,巩卫丝绸之路,名将张守曾任军使。据《唐六典》载:“其时建康郡有田一十五屯。安史之乱后,代宗大历元年(766),甘州、肃州并陷吐蕃,建康军随而陷,废。”汉至唐是骆驼城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其后逐渐衰落。现保存有以古城为中心,周围墓葬群、古窑址、农耕区、防护工程等环绕的分布格局。骆驼城城址分南、北二城,城垣为黄土夯筑,基本保存完整。遗址东南1.5公里处,分布有占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汉至唐代大型墓群。遗址西南1.5公里处,在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约34座夯土台式封土墓葬,规模高大,形制独特,地方旧志中一度误称之为“点将台”。遗址北2公里处,分布有9座窑址,呈弧形排列,反映了当地手工业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兴盛。
果园―新城墓群
果园―新城墓群位于酒泉市肃州区和嘉峪关市之间,是一处面积约60平方公里、墓葬数千座、自魏晋至隋唐各时期的大型公共墓地。这些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世俗生活静态而且集中的保存和展示,通过这些墓葬,可以了解魏晋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的状况及居民生活状况,故有“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和“古丝绸之路上的百科全书”之称。该墓群已发掘的墓多为家族墓葬,建筑形制独特,墓室多有二室或三室,也有部分小型的单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器物和装饰墓葬的画像砖。画像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包括农桑、畜牧、酿造、狩猎、屯兵、出行、宴乐、驿传、六博和建筑装饰图案画等,均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农业生产活动、手工业活动,以描写墓主人的奢华生活等为主,与魏晋、隋唐时期河西繁荣富庶的史籍记载相一致。大量身着少数民族和外国服饰的人物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的历史场景。壁画用墨线勾勒,用石黄、红、赭石、浅绿等施彩,线条粗犷奔放,色彩明快,艺术价值较高,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成就的生动再现。
张掖大佛寺
大佛寺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区西南隅,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明、清两代屡有修葺,是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的典型佛教寺院建筑。在东西中轴线上,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有山门、牌坊、钟楼、鼓楼、大佛殿、万寿殿、藏经阁、土塔等8座建筑。大佛殿为重檐歇山顶两层楼,抬梁式构架,面阔九间,进深七间,占地面积1370平方米,是甘肃境内现存的最大单体木构建筑。殿内彩绘泥塑像31身,四壁绘有内容为佛教故事的明代壁画。正中卧佛身长34.5米,高7.8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是全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卧佛身后塑十大弟子举哀群像,前两侧塑优婆夷、优婆塞,南北近壁塑十八罗汉,均身形高大,过于常者,基本保存了西夏彩塑风格。大佛殿后为藏经阁,内有明正统十年(1445)英宗皇帝敕书颁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一部,及明正统初泥金书经600卷,弥足珍贵。藏经阁后为土塔,为砖土混筑的密宗覆钵式金刚宝座塔,主塔高33.37米,结构精巧,设计新奇,气势宏伟,为同类塔中所罕见。
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千佛洞
马蹄寺石窟群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连山北麓。金塔寺石窟、千佛洞始创于北凉,是马蹄寺石窟群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金塔寺分东、西两窟,皆属流行于北凉到北魏、西魏时期典型的中心塔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链中的重要一环,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窟内的大型彩塑飞天凌空悬塑,若从天而降,素有“东方飞天之精华”的美誉。
榆林窟
榆林窟又称万佛峡,位于酒泉市瓜州县西南70公里处,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之一。始建时间不晚于唐初,现存洞窟43个,分布在东、西两个崖面上,东崖分上、下两层,分别开凿于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代,清代对部分洞窟壁画进行了重修。榆林窟宗教活动自洞窟开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明代闭关停止佛事活动)。现存壁画面积5200多平方米,彩塑200余身,石窟寺前遗有塔、化纸楼等文物建筑21座。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西夏、元时期的壁画无论从内容、绘画风格,还是艺术水准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独到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晚期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榆林窟艺术门类众多,诸如人物画、风景画、图案画和建筑画等,画技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唐、西夏、元代壁画艺术具有独到风格,体现出显教和密教结合、汉密和藏密艺术特点,山水画笔法具有中原画风的笔墨神韵,西夏、元时期的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也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榆林窟上层唐、宋时期洞窟多,前面有进深较长的甬道,且横开连通毗邻各窟的长穿道,建筑形制独特。榆林窟还曾出土过一尊稀世珍品――象牙佛,雕刻技法精美,艺术风格独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微雕艺术精品。象牙佛来自古印度,是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交流的实物见证。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3
1 中秋节的发展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祭月，历史久远，是古代我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是古老的“祭月节”。中秋节普及于汉代，汉代是我国南北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时期，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节俗融合传播。“中秋”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中说，先秦时期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据记载，在汉代时，又在中秋或立秋之日敬老、养老，赐以雄粗饼的活动。晋时亦有出现中秋赏月之举的文字记载，不过不太普遍，晋时期中秋节在我国北方地区还不很流行。
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节日，大约是在唐代。唐代时中秋风俗在我国北方已流行。《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赏月风俗在唐代的长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并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结合起，使之充满浪漫色彩，玩月之风方才大兴。唐代是传统节日习俗揉合定型的重要时期，其主体部分传承至今。
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成为普遍的民俗节日，并正式定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节令食品。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内延居民，深夜逢闻笙芋之声，宛如云外。间里儿童，连宵婚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到了明清时，中秋已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节日之一。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愈益浓厚，功利性的拜祭、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陆启泓《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宫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免；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也"。
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4
自2000年开始，北京的春天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献演而更显春意盎然。“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已成功举办6届，今年的“相约北京”自然不会爽约。记者3月22日从文化部获悉，第七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将于4月28日至5月26日在京举办，本届艺术节以“文化交流、创意共享”为主题，来自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个艺术团体，将与中国艺术家们一起演绎缤纷创意，庆祝一个分享各国艺术成果的盛大节日。
西班牙主题富有引力
秉承促进“文化交流”的艺术节宗旨，第七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将主要呈献“西班牙主宾国”“纪念中国话剧运动百年”“中法文化交流之春”“歌舞中国风”等四大板块。
以雄壮豪迈的蒙古音乐史诗《草原传奇》开篇，以主宾国西班牙国家芭蕾舞团的激情芭蕾压轴落幕，“马背上的音乐”呼应“牛角前的舞蹈”。大型民族音画《草原传奇》是一部蒙古说唱音乐剧，以蒙古草原民族的起源、生存和发展为主线，融合蒙古民族传统表演艺术，如“长调”“呼麦”“乌力格尔（蒙古语说书）”“伊若乐（祝颂）”“好来宝（联韵唱词）”等与蒙古舞蹈、器乐演奏融合一体。用内蒙古第二代长调歌王拉苏荣的话来说就是“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示”。
作为本届联欢活动的主宾国板块，西班牙板块将向北京观众展现沐浴着伊比利亚半岛的灿烂阳光、徜徉着斑斓色彩的西班牙人的艺术遐想；让火样热情的西班牙歌舞绽放北京。其中西班牙国家芭蕾舞团、先锋剧作《帝国》、说唱剧《美丽厨房》、实验舞蹈《自我》以及来自“橄榄王国”的钢琴、吉他艺术等，将以跨越西班牙传统、现代、先锋等不同阶段的艺术形式，全方位展示其现当代艺术成果。
“中法文化交流之春”板块将继续中法艺术家之间的灵感对话，再谱中法文化交流新年篇章。法国里尔国立交响乐团、德彪西四重奏乐队，歌剧《人类之心声》、中法合作芭蕾与现代舞、中国与法国版画联展等新颖的艺术形式继续给北京观众带来新鲜艺术体验。
共捧中国话剧百年
2007年是中国话剧运动百年，戏剧人林奕华、李国修、赖声川、王晓鹰、孟京辉将带着各自话剧作品，来个三地思想大碰撞。
有着“台湾莫里哀”之称的李国修将带来喜剧作品《莎姆雷特》，这部风靡台湾的话剧将以“与《哈姆雷特》无关和莎士比亚有染的复仇情境”笑翻无数观众；别样翻新福楼拜经典小说《包法利夫人》，香港“鬼才”导演林奕华用当代中国视角，重新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名媛们的美丽与哀愁，告诉你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是包法利夫人；台湾戏剧大师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将在剧场制造出“疯狂的笑声和宁静的泪水”；内地先锋戏剧代表孟京辉的《两条狗的生活意见》也将亮相“相约北京”，国家话剧院名导王晓鹰也将邀你前往一座探索人性光辉的《失明的城市》。而为纪念青春版《牡丹亭》百场演出，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将以中国古典戏剧光辉与现代话剧交相辉映。
据孟京辉导演介绍，5月中旬几位导演还将在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歌剧院举办“话剧十日谈”系列讲座，探讨都市文化与戏剧精神之间的关系。
民族艺术刮起中国风
第六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成功打造的艺术品牌《甜蜜蜜-大型金曲交响演唱会》将继续在第七届“相约北京”活动中保留。该节目20多首经典流行歌曲将带领观众回味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流行。
“歌舞中国风”还将集中体现中国艺术紧贴国际潮流，和国际文化艺术紧密融合的新风貌。享誉国际的华裔女抒情花腔歌唱家玛依拉将举办具有浓郁哈萨克风情的个人演唱会，华人青年钢琴家李昂也将举办“浪漫琴怀”独奏音乐会，中央芭蕾舞团新作《天鹅湖》将再现ABT版本芭蕾的艺术精髓。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5
1陕西体育文化的概述
由于陕西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划分习惯，陕西被分为陕南、关中和陕北三个地区。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致使陕西各地存在着不同风格的体育文化项目。
1.1陕西体育文化的特征
汉唐时期，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形成了灿烂的文化，首都长安在公共建筑、祭祀礼仪、学术艺术与歌舞竞技等各个领域中都展现出它的文化风貌及文化成就。它所具有的雄伟辉煌的帝京气象、兼容并蓄的博怀及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等特征，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有历史借鉴作用。由于陕南、陕北、关中地区体育文化特征存在差异，从而总结出陕西体育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发展的状况和规律。可见不同区域体育文化发展的不同形态和不同的发展状况，展现了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差异。
1.2陕西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涵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独特的体育文化。通过选择不同的体育文化因子，对陕西区域内各地区不同风格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解陕西体育文化“刚健有力”的人文精神所在。体育是一种诉诸情感支持的活动，往往具有非功利性和超现实性。这样的运动具有调节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氛围的积极意义。而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人是万物之灵，从以人为中心观点出发，主张人可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从而达到人的智力和身体的和谐，两者都包含浓郁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人格的塑造，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对民族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机能文化区陕西体育文化的研究
陕西传统体育项目的收集多是利用史料、地方志等资料对陕南、关中、陕北区域内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的时段确定在清代及以后陕西境内的传统体育项目。明清时期，陕西的基本行政区域确定，凭借详细的文学资料和更多的本地历史，更好地促进了陕西体育传统项目的收集。由于体育是“舶来品”，在对传统体育项目整理时，主要是指健身养生项目、军事训练项目、游艺娱乐项目等具有身体锻炼价值的项目。
2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概念的界定
汉唐时期，对“体育”的概念并没有准确的界定，虽然不断的在争议这一问题，但大多在方法、目的和概念上有着不同的见解，很少会有人跳出这一模式，从整体上整理我国的体育概念。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其中既体现了南方民族文化、草原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特点和其运动内容，又有盛行在民间民俗和宫廷中的各种形式的体育项目。在中国古代体育发展过程中虽然很多时候都面临着挑战，但最终都传承了下来，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强生命力。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界定由陕西地理范围即陕西陕北、关中、陕南地区的地域风情不同有着不一样的体育活动形式存在，因而对于体育的概念也有着不一样的定义，由于陕南、陕北和关中地区的体育活动分布的不同，随之发展的体育形式也各有不同。
3汉唐时期陕西特色民俗体育分析
民俗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件瑰宝，发展民俗体育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和建设全民健身体系的重要内容。陕北民俗体育文化是建设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上，在南北交界线上具有鲜明特殊的地域文化的体育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具有鲜明的黄土高原文化的特性。
3.1汉唐民俗体育与民俗的关系
民俗体育与民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俗体育是历史传承的结果，是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游艺赋，它是中国古代赋体文学的重要题材门类之一，其中蕴藏着大量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文学研究与体育研究的学科门类有别，再加之赋体文学大多文字古奥，导致长期以来对古代游艺赋缺乏系统研究，对于其中所蕴藏的体育文化内涵更是缺少深入发掘。汉唐民俗体育总是和特定的民族精神相联系，是一个民族独具特色文化的历史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朝夕相处的文化精髓。
3.2古代民俗体育项目的发展
民俗体育是从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中脱颖而出发展成的体育活动形式。现在的一些体育项目也是由古代的民俗体育发展而来。汉唐时期的民俗体育基本有以下几种：（1）射箭、骑马和射击等。在古代中国，这些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和体育项目，更是一个重要的战争技能、生存技能。在古战场上，弓箭手精准的一箭很有可能出其不意、克敌制胜。这也就是在汉唐时期骑射运动在陕西体育项目中被人喜爱的原因之一。（2）蹴鞠、马球。在唐代宫廷中，蹴鞠和马球都是深受王公贵族喜爱的竞技运动，唐代也是我国马球运动发展旺盛的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大都“以此为乐”。汉唐时期的关中就因这一运动的兴起，不管是在宫廷中还是在平民间都广受大众人们的喜爱。（3）田径里的跑、跳、投，在我国古代史籍上就是跑、跳、掷。由于地域限制这些项目有着不同的开展方式。陕北地区偏北方，冰类项目大多分布在这里，是陕北人民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而水上项目则在陕南地区被更多的发展运用。这些项目在汉唐时期也被广泛用于军队作战和训练方面。（4）舞剑是在唐代兴盛起来的。杜甫舞剑器行描述公孙大娘舞剑绝技：“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搜索盛唐时期，剑不仅是装饰品和防身所必备的武器，同时，也是宫廷歌舞节目不可缺少的道具。这也就反应出舞剑这一运动当时被注重和喜爱的程度。（5）古代摔跤有着很多名称，如相扑、掼跤、摔胡，角觝、布库、厄鲁特、角力等。因为多民族的语言不同，摔跤的方法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名字。摔跤在古代属于徒手搏斗项目，是军事作战的一种方法技能。
4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分析
汉唐两个封建王朝都致力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的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都十分重视体育的发展。在汉唐时期的陕西，各类体育项目在陕北、关中和陕南都开展的很好。在汉代的体育项目中它们没有明确的划分，这里将其粗略地分为舞蹈类项目、武术类项目、蹴鞠类项目、百戏和游戏类项目、田径类项目五种。
4.1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开展方式唐代西域文明之所以汇集于长安并产生巨大影响，与流寓长安的西域人有很大关系，他们将西域诸国的各种习俗带入中国，并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当时的长安城来说，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更加优越的传播条件，陕西体育文化道路发展的好，也加快了陕西体育文化对外的延伸。在汉唐时期的陕西存在的体育文化多种多样，陕北传统体育活动历史悠久，从绥德、秘制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亦有投壶、狩猎以及骑马、射箭的画面。龙舟赛在陕西南部更为普遍，五月端午节赛龙舟的概念成为一项传统活动。观看龙舟竞渡成为陕南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活动形式。除此之外，也有武术、游泳、骑射和举石锁等其他项目。
4.2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传播
汉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陕西民俗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民俗体育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发展积淀和创新，形成了许多丰富多彩、风格迥异、颇具观赏性的体育文化形式。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西方的交通要道，一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安息、中亚和欧洲诸国的丝绸之路得以开通，大大加强了汉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汉唐政府先后与亚、非、欧等70多个国家开展了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基础上，陕西地区的体育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陕西地区也纷纷学习外国和其他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精神，不仅使当时的体育文化流向世界，同时也把更多的外国体育文化吸纳进来。
4.3汉唐时期陕西体育文化的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汉唐长安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形成了多样的体育文化。武术、骑射、摔跤、举石锁等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倍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在西域盛行的体育项目“马球”也在这时候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流入到陕西地区。有关马球的起源，至今尚有争议，但学界普遍认为，马球运动一度流行于小亚细亚、中国、印度次大陆，也就是说，马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体育活动。不管是竞技性体育还是娱乐性体育，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体育项目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总有些项目人们对其热衷程度日益下降，使其走向了衰落。古代体育出现这一现象也正是陕西庞大的封建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不仅与古代社会更替、风俗演变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是民族人格的发展变化的一种反映。因此，从社会某些角度对汉唐时期陕西竞技运动的发展、演变做以探讨，或许可以从体育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上找到答案，得出一些更为切实的结论。
5结束语
汉代文化交流范文6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合作机制；合作平台
引言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尽管这一战略蓝图构想乃是由我国提出，但其惠及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中国，实则乃是一种全球化时代文化共同体的构筑。可以展望的是，此项战略蓝图将发挥文化的纽带作用，使不同国家与地区实现文化层面的深入交流，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在践行一带一路的进程当中，必须注重文化产业的凝聚性力量，并依托文化产业实现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深层次促进。
一、“一带一路”格局的提出
诞生于汉代的丝绸之路至今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这条打通亚欧大陆、曾有着“玉石之路”美誉的通道，昭示着人类突破地域阻隔，追求开放共享的精神。两千多年之前，刘彻麾下的张骞打通了丝路，其后，东汉时期的班超将丝路延展到欧洲大陆，自此开创了中国同域外文化、经济实现深度交流的全新格局。也正是自此开始，中国以其雄浑的气魄傲然挺立于世界之林，从此，中华文化开始了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丝绸之路犹如一条架设于亚欧大陆之间的高架桥，使中国同域外国家、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可以说，彼时丝绸之路的存在意义，相当于为彼时的世界创设了类似于今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契机。在2013年出访中亚等一些国家时，指出中国愿意同这些国家精诚合作，共同寻求发展的契机。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谓的“一带一路”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从这一战略蓝图的构想来看，其表明了中国同域外国家开展深度合作的决心与诚心，表明了中国政府长期遵循的与其他国家共谋发展的庄严承诺。
二、“一带一路”为文化产业带来的发展契机
从我国的整体地区经济建设版图来看，西部经济整体发展情况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因而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积极践行西部开发战略，以期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同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看齐。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蓝图的构想，能够为西部地区创设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而且将使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一带一路”并非仅仅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其更是一条使中华文化同域外文化实现深度交流、深度沟通以及深度合作的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承载了沿线不同国家与不同地区的独特文化记忆，推动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中华文化进行交融过程中的文化大繁荣，这既是以往中国开拓丝绸之路为世界作出的卓越历史贡献，亦能表现出现代中国推动区域合作、文化交流的决心和信心。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馆应该切实完善合作机制，构建文化合作平台，积极组织文化交流，从而不断地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强国伟大构想的实现。
1.切实完善合作机制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机制，加快国内“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为此，文化馆应该积极贯彻行动计划，与兄弟馆站建立合作关系，完善合作机制，通过不断地加强合作，来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互促。
2.构建文化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的合作需要一更为广阔的平台。而作为文化服务部门的文化馆，则有构建文化合作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一带一路”战略下，政府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而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作为文化馆，应该积极配合政府和民间的文化合作活动，为其提供更好的平台，比如举办一些文化年、艺术节、文化推介活动、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等。只有积极构建这样的文化合作平台，才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不同文化有可以进行合作的平台和载体。
3.积极组织文化交流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唯有依托文化沟通的方式，才能够促进和拉动不同国家与地区实现深度合作。据文化部资料，这些年来，我国与沿线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如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同沿线诸国相继订立了政府层面的文化交流协议，所涵盖的文化交流领域不一而足，进而依托文化层面的交流，为中国同沿线国家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文化层面的有效交流，能够创设出由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其中的国际文化共同体，进而藉由这一共同体的问世，加强各方的文化信任，架构起彼此文化深度认同的机制，进而搭建有益于各国开展深度合作的文化平台。
此外，在文化交流合作中，各地文化馆要加强设计和战略部署，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精心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品牌，承办种类丰富、别致新颖的文化交流论坛以及大型文艺活动。还有就是，各级文化机构应当以“文化新丝路”为活动主题，积极引进、译介各国优秀的文化书籍、影片，同时也将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成果的优秀书籍、影片推广至沿线国家，从而实现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互。
四、结束语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蓝图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彰显文化产业对这一战略实现的引领效用，通过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互，使不同国家、地区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业态，也可以丰富与壮大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与规模。文化的交流、资源的整合开发、产业的规模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平台机制的形成上，而文化馆与文化站则应该积极完善机制，构建平台，促进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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