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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沟通方法范文1
分类号 B844
亲子沟通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它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具体形式和重要途径，成为一个被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所共同关注的主题。早期的亲子沟通研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仅作为传播学中一个应用在家庭成员身上的研究主题。因此，早期研究缺乏对亲子沟通的专门界定，通常采用行为科学中对人类沟通的一般定义，认为沟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传递信息的过程，是以传递感受、态度、实事、信念和想法为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亲子沟通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有两种：量表或问卷法、观察法。其中，采用量表或问卷进行的研究通过自陈量表考察被试在某些沟通测量指标上的得分，研究者据此概括出被试家庭中稳定的、抽象的沟通特征和模式。而采用观察法进行的研究则通过对若干亲子沟通过程的观察，归纳出核心的研究变量来描述亲子沟通的一般模式(Dailey,2008)。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方法在探究亲子沟通的稳定沟通模式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状况。
1 亲子沟通研究中测量方法的使用与发展
应用量表和问卷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其研究内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理论框架及测量工具的发展。本文就以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主要测量工具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发展为主线来综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使用情况。早期亲子沟通研究缺乏独立的概念体系导致这一时期研究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而且所谓的理论，大多只是作为测量工具编制基础的简单理论构念而已。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测量内容界定不准确，影响测量效度。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编制的家庭沟通调查，其项目主要来源于以往亲子关系研究涉及的变量及作者有关家庭心理咨询的实践经验。调查大致包括如下五个部分：(1)父母的批评、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倾诉与分享；(3)感受的表达、倾听和语调；(4)父母的尊重、表扬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虽然该量表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完整测量工具，但对其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问卷的31个有效项目中，近一半实际测量的是教养行为与期望。可见，最初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框架建构和测量工具发展两方面都不够完善。
亲子沟通早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工具是由传播学者McLeod和Chaffee(1972)编制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FCP)。虽然这一量表及后来的修订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沟通的名称，但实际上，量表编制者和众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际沟通，即亲子沟通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家庭沟通概念、相应理论观点的提出及测量工具编制都是围绕亲子沟通展开的。McLeod和Chaffee(1972)认为，亲子沟通模式对儿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响并决定儿童对传播信息的加工方式。他们提出家庭中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ation)和社会定向(socio-orientation)两个维度描述。其中，概念定向指在亲子沟通中沟通者强调对概念和观点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行为合理性的依据而社会定向指沟通中信息或观点提出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儿童的关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较大作用，可能影响后续的行为。与此观点相对应，其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也以这两个维度描述亲子沟通。概念定向得分较高表明在沟通中儿童更重视对概念和观点的加工；社会定向得分高意味着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对儿童信息加工影响较大。这一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亲子沟通倾向与儿童服从行为的关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由于学科兴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从整体上描述亲子沟通模式，因此他们对这一工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RFCP)仍由两个维度构成，只不过维度名称稍有改变，分别称为对话定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服从定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其中对话定向的沟通指父母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容忍亲子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服从定向的沟通则强调儿童对父母的服从。可见，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订仅仅是针对量表项目表述和维度名称的调整，其修订工作并没有突破原来McLeod和Chaffee所设定的两大维度的理论框架，也没能超越亲子之间服从与被服从关系的基本理论假设。
尽管如此，这一量表仍被国内外致力于亲子沟通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广泛采用。根据对话和服从定向两个维度的得分高低还可将家庭沟通划分为4种类型：高对话一低服从型、高对话。高服从型、低对话一高服从型和低对话，低服从型。这种清晰的“两维度四类型”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让这一工具广泛传播。而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两种定向的沟通模式能有效区分和预测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复杂性(Koestcn & Anderson，2004)；同时，4种亲子沟通类型的儿童在亲子冲突解决策略(Shearman & Dumlao，2008)和压力应对策略的选择上(Vashchenko，Lambidoni， & Brody，2007)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以上两个理论观点明确、测量工具结构较清晰的亲子沟通量表之外，还有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所需编制了其他一些测量工具。例如。Lucchctti和他的同事(Lucchetti，Powers， & Love，2002)编制了亲子沟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C-PCA)，侧重考察亲子关系在沟通中的表现；McCarty和Doyle(2001)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Parent-ChildCommunication Scale)在亲子沟通总体状况之外专门加入测量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但是，这些工具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工具的编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论事，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未能提出专门的理论观点或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McCarty和Doyle(2001)仅提供了量表的测量常
模资料，还未针对量表背后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框架建设进行介绍和说明。这可能导致工具所使用概念(如“交流开放性”“交流技巧”“情感表达”)和测量维度都因缺乏专门界定和说明而被误解、误用，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这些测量工具的传播和推广。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的研究者中，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以家庭功能研究著称的Olson及其同事。Olson以其家庭功能理论为基础先后编制了两个与亲子沟通有关的测量工具(Galvin，Bylund， & Bromine，2004)。虽然Olson的家庭沟通理论明确提出沟通是家庭实现其各种功能的途径，也是提升其家庭功能的核心但是他并未在理论上详细界定亲子沟通的结构和特征。这为其工具编制带来一定困难。果然。Olson所编制的第一个测量工具：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th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Scale，PACS)在后来的应用中就出现了测量维度难以区分、测量内容含糊不清的问题。
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质量，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开放的父母沟通”，描述了积极的亲子沟通，如“父亲努力理解我的观点”；另一个维度是“有问题的父母沟通”，测量消极和冲突的互动，包括“母亲生气的时候伤害了我”等项目(Hartos & Power，2000)。这一工具在家庭咨询实践和实证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它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两点：(1)量表结构不清晰。量表两维度实际代表的是沟通质量这一量尺的两个极端(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之间必定存在较高负相关，这为两个维度的计分和分数解释带来困难，也导致该工具在后来的应用中普遍存在计分方式不统一的问题。(2)测量内容不明确。虽然，这一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被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工具，但对其具体项目的分析表明，该工具实际测量的是父母在与儿童沟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沟通能力和倾向”。后来，Olson吸取教训，在其第二个家庭沟通量表中明确强调其测量目的为家庭沟通中个体的沟通能力。该量表结构也较简单，主要从倾听技巧、说话技巧、自我表白、说话的清晰性、话题集中程度和对他人的尊重等六个方面测量了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GaNm，et al.，2004)。
综上所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表现出一些独特优势，如其通常采用的被试自评方式能够帮助研究者迅速把握亲子沟通中抽象的、稳定的特征和模式；再如，各种测量工具从沟通模式、沟通能力等不同角度描述亲子沟通状况，丰富了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也表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如专门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缺失，导致测量工具缺乏理论支持；目前研究主要关注沟通中的服从性和开放性，缺乏对其他重要沟通模式的考察：由于缺乏理论背景和相应概念体系，目前测量研究中测量层次(关系模式层面、个体能力层面等)混乱。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观察法直接收集、分析原始的亲子沟通过程，希望能从中抽取并概括出更丰富的、更有代表性的沟通模式。
2 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使用与发展
在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两个领域中。两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关心亲子沟通过程，并能从丰富的沟通行为和复杂的沟通现象中抽象、概括出相对稳定的沟通模式。但是两者在对观察资料进行分析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分析维度，同时，两者对观察中所设定的沟通任务的看法也有一定差异。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观察法的应用情况进行综述。
2.1 观察资料的分析维度
虽然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者都观察并记录了亲子沟通过程，但在分析这些过程时他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分别抽取不同的分析维度，因此也发现了不同的沟通规律和模式。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关心某些心理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等)在某些家庭内的代际传递现象，于是深入到亲子沟通的实际情境中探究特殊被试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有别于正常被试(DiBanolo & HeR，2007)。多数研究者对亲子沟通过程的分析沿用鲍姆林德在教养行为研究中提出的“温情”和“控制”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分别从情感和行为两方面考察了亲子沟通特征，也符合多数家庭功能研究、家庭咨询和治疗实践者的分析思路。因此，“温情”和“控制”成为亲子沟通模式的观察研究中最常见的分析结构。例如，Barrett，Fox和Farrell(2005)对有能力的、攻击倾向和焦虑的三类幼儿与父亲在认知任务中沟通行为的研究就是从控制行为和积极情感这两个维度的比较中发现三类被试的亲子沟通模式差异的。虽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维度会冠以不同的说法。甚至还有研究者增加了其他，如身体控制、打扰性卷入(Hudson & Rapee，2001)、积极情感(Rubin，Cheah， & Fox，2001)等指标，但当研究结果需要解决理论或假说层面的争论时，这些指标又会被归为“温情”和“控制”两大类。
教育心理学家们将亲子沟通看作一个“教学”过程，希望通过观察亲子沟通中双方的具体行为来研究父母提供的“脚手架”质量与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通常不会使用教养方式研究中惯用的“温情”和“控制”维度，而是根据父母沟通行为所充当的“脚手架”或“认知支架”的水平或类型来命名沟通行为，如“开放式提问”、“提出建议”等，通过分析沟通行为所引发的儿童认知活动的类型来判断亲子沟通的优劣(van derVeer & van Ijzendoom，2000)。例如，Portes，Zady和Dunham (1998)对母亲和儿童在科学任务解决中的沟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了由“父母问开放式问题”、“儿童启动任务操作”、“儿童打断父母”等沟通行为组成的“合作性问题解决行为模式”，这种沟通模式能够预测儿童在科学任务上的表现及学业成绩。再如，Tenenbaum和同事们(Tenenbaum & Callanan，2008；Tenebaum & Leaer，2003)的研究以“使用科学术语”、“做概念性解释”、“运用因果推理”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指标，发现父母高质量的沟通与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突出的能力表现有关。
2.2 观察研究中沟通任务的设置与作用
采用观察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时，研究者通常设置一些任务情境以展示亲子沟通过程。研究者们常用的实验任务有三类：认知任务、社会性任务和自由活动。其中，采用认知任务作为沟通背景的研究通常选择对儿童被试而言较为复杂的任务，或者是在规定时间内儿童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如复杂的折纸任务(Barrett et al.，2005)、迷宫找捷径任务(Dumas & LaFreniere，
1993)、复杂的七巧板拼图任务和拼词任务(Hudson & Rapee，2001)、科学实验等(Portes et al.，1998；Tenenbaum & Leaper，2003)。这些对儿童认知能力构成较大挑战的任务能够充分激发亲子互动，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过程。这个过程在临床心理学家眼中是一个生动的教养实践过程：父母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做出各种适宜的和不适宜的行为。而它展现给教育心理学家的则是一个“教学过程”：父母作为有能力的成人、“教师”和知识权威与认知水平上处于弱势的儿童之间展开的知识传授和沟通过程。
认知任务背景中的亲子沟通过程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各取所需。临床心理学家关注特殊儿童(如具有焦虑、抑郁、退缩等问题的儿童)的父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是否出现特殊的行为或情感反应。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是父母的行为模式，而不关心任务的完成情况(如Barrett et al.，2005；Greco & Morris，2002；Hudson & Rapee，2001等研究)。与此不同，教育心理学家更关心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行为对儿童任务完成的影响，因此，其分析更加侧重沟通行为与任务完成之间的关系。例如，Portes等人(1998)详细观察并记录了母亲与儿童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行为序列，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及儿童在任务中的表现评价各种沟通行为的有效性，最终挑选其中最利于任务完成的沟通行为组合。可见，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认知任务本身就是分析对象，研究者对沟通行为的分析不会脱离沟通任务。
亲子沟通研究中常用的社会任务包括制定度假计划、社会冲突情景讨论、模糊情节故事讲述与讨论、亲子冲突事件讨论等(Root & Jenkins，2005)。这类任务通过压力事件引发亲子之间观点的充分交流，而且对这类问题的讨论会增加沟通双方的焦虑水平，使他们表现出未经思考、已经自动化了的沟通模式，以模拟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极沟通过程。这种任务常被临床心理学家用来研究具有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被试所表现出的消极亲子沟通模式(Root & Jenkins，2005)。
家庭中的自由活动被认为最真实，因此也被用来作为亲子沟通的分析背景，如考察母亲与害羞程度不同的幼儿之间的自由沟通(van Ingen，Moore， & Fuemmeler,2008)。但是，自由沟通由于无法控制亲子沟通内容和难度，可能给沟通行为评价和比较带来困难。此外，自由沟通普遍缺少压力刺激，不能体现亲子沟通的深层模式和动力特征(Granic & Lamey，2002)，而这些特征可能正是我们所关心的、导致儿童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自由活动任务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较少使用。
3 测量与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与发展状况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建构、测量工具建设和观察资料分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1 测量研究普遍缺乏理论依据
在亲子沟通的测量研究中，虽然有些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但是当我们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时却发现这些工具背后的理论建构工作极为薄弱，有些甚至缺乏相应理论基础。例如，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亲子沟通工具(Ritchie & Fitzpatrick，1990)虽然对维度名称等进行了修改，但其理论框架却仍然沿用传播学的沟通理论，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和理论目的相脱离，阻碍研究者深入、有效挖掘研究结果的意义。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者大都放弃对沟通过程本身的深入研究，而采用被普遍接受的工具研究不同群体的沟通特征(colaner,2009；Zhang，2008)，或者研究亲子沟通的各种影响因素(Keaten & Kelly，2008；Koesten，Schrodt， & Ford，2009)，这可能与该领域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或有效的理论模型有关。
另外，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理论基础，现有的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主要是对测量工具的说明)、所使用概念体系不尽相同。这导致相应测量工具中出现使用不同概念称谓同一特征，或者使用同一概念测量不同内容的情况。例如，上文中McCarty和Doyle(2001)的“亲子沟通”既指父母沟通开放性这类沟通模式特征，也包括父母或儿童的沟通行为特征。这些表现在测量工具中的问题很多都与理论建构有关。我们认为这是影响亲子沟通领域研究继续深入开展的关键问题。
3.2 测量工具存在的问题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主流测量工具及其相应的理论说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抽象沟通模式的有效手段和合理的解释框架，但这些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量表维度界定都不尽相同，但在实证研究中却经常被相提并论，进行直接比较。从前面的综述可以看出，目前的亲子沟通测量工具基本可以分为三类：(1)对个体沟通能力的测量(如Olson的家庭成员沟通能力量表)；(2)对沟通模式或关系的测量(如McLeod和Chaffee编制的沟通工具，以及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订工具)；(3)两者同时测量(如McCarty和Doyle的家庭沟通测量工具)。显然，有些工具测量的是沟通的不同方面，但在实证研究中却会出现将不同类型工具得到的结果互相比较，或者将测量不同方面的项目合成一个总分作为亲子沟通模式测量指标的现象(Lucehetti et al.，2002；McCarty & Doyle，2001)。
此外，这些工具大多存在明显的方法论缺陷：缺乏对沟通目标和具体行为特征的区分。通常，沟通是有目的的，或者旨在解决某个问题(如父母和孩子讨论如何改进学习)，或者通过沟通增进双方的关系或确保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特定地位(如父母显示自己对孩子拥有权威)。而沟通行为特征则是亲子之间典型的沟通行为特点，它可以是习惯化而无意识的行为，也可以是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识的做法。现有的量表要么是将沟通目标与具体行为(达成目的的手段)特征混为一谈，要么只是测定某个方面，缺乏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已严重阻碍了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有效应用。
3.3 观察资料分析维度界定不清晰
采用观察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温情”和“控制”维度是应用最广泛的沟通行为分析维度(DiBartolo & Helt，2007)。虽然这两个维度在理论界定上较为成熟、统一，但是在实证研究层面却出现操作定义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同一概念在不同研究中含义不同，这为研究结果的比较和整合带来困难。
在观察研究中，研究者用来测量“控制”的指
标包括敌意策略、打断、过度保护、关系退缩、命令、语言或行为垄断、过分溺爱以及在认知任务中接触儿童的游戏材料或给予太多提示(Rubin et al.，2001)。显然，其中的许多行为是不同性质的，应该划归不同类型，但在观察研究中却被视为对同一变量的测量。同样的问题在“温情”概念上也存在。许多不同质的行为被作为温情的操作定义，如低温情指退缩行为、不关心、拒绝，同时也指批评和消极行为。这就导致同样是温情得分低的父母可能是对孩子漠不关心的，也可能是对孩子有敌意的，但这两种类型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却根本不同。除此之外，温情和控制两个概念在实证研究中还存在很大交叠。例如，Rubin等人(2001)用“过分热切关注”作为控制的形式，而其中却包含了明显的温情成分：Greco和Morris(2002)在其研究中将明显的“退缩”归为低温情，而这可能被其他研究者评为低控制。
3.4 观察资料分析中的还原论倾向
还原论思想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个是将连贯的亲子沟通过程肢解为单个的行为元素；另一方面指对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去背景”的分析，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发生的具体任务背景剥离开来。下面将分别论述这两种情况。
第一个方面，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通常按照某个编码系统或分析维度对连续的沟通过程进行拆解，挑选编码系统中的行为或维度(如控制、温情等)进行分析(Barrett et al.，2005；Dumas & LaFreniere，1993；Hudson & Rapee，2001；Kubin etal.，2001)。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肢解完整沟通过程的还原论思想，可能导致许多有价值信息的流失。整体的行为序列和过程对研究结果的巨大影响在Capaldi对攻击性儿童的亲子沟通研究中可见一斑。Capaldi和同事的研究(capaldi & Stoolmiller,1999)采用观察法比较了纯攻击和混合攻击两类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行为，未发现显著差异。后来，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抛弃了Capaldi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指标(沟通行为各维度分数之和)，转而通过分析沟通行为变化的即时模式，发现了两类儿童亲子沟通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第二个方面，在肢解沟通过程时，研究者无意中剔除了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观察法相对于测量法而言较强的即时性和生态化优势。而且，行为对背景有天然的依赖性，那种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背景剥离开来的分析方法可能带来对沟通行为界定和解释的偏差。例如，Rubin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父母在亲子自由活动和认知任务两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表现出的沟通行为不同；Tenebaum和Callanan(2008)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在博物馆和在家庭两种环境中与儿童进行科学问题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沟通深度也不同。这表明，只有结合亲子沟通发生的背景才能准确判断父母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3.5 对儿童沟通行为的普遍忽略
目前。有关亲子沟通的大部分测量工具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父母行为上，较少关心儿童作为一个独立而具有主动性的个体在沟通中的表现。在此仅以亲子沟通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测量工具――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为例说明这种研究设计中的偏差。该量表共有26个描述亲子沟通的项目，而其中只有4个项目是描述儿童沟通行为的(Ritehie & Fitzpatrick，1990)，即使在这个工具的儿童版中描述成人与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数量亦是如此。
这种对亲子沟通双方关注程度严重不对称的现象也体现在观察法的应用中(Barrett et al.，2005)。多数研究在编码和分析亲子沟通行为时根本不对观察到的儿童行为进行处理。有些研究即使对儿童行为进行了编码，也不会将其作为正式结果呈现。而确实有证据表明沟通中儿童行为特征对父母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例如，Dumas和LaFreniere(1993)的研究发现焦虑儿童的父母在同一任务中与自己孩子和不熟悉儿童的沟通行为不同。这说明父母对孩子表现出怎样的行为可能部分取决于儿童的沟通行为。
其实，亲子沟通模式本来就是在父母和儿童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应反映“亲”和“子”双方面的行为。Portes等人(1998)对亲子沟通行为序列的研究就发现，良好的沟通模式既包括父母的提问、指导，也包括儿童对父母提问的反应、建议和主动发问等。同样，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也指出，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源自父母和儿童之间上百次的行为尝试和互动，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稳定结构，即沟通模式。所以，研究者们不应忽视沟通的双向性，在未来的实证研究中应同时关注沟通中每个成员的行为，这样才可能看到真实的沟通行为序列，发现亲子沟通的真正规律。
4 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根据上文所分析的测量和观察两种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的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在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的建构、测量工具建设、观察资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
上文中谈到的许多问题本质上都源于这一领域缺乏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例如，观察资料分析中核心概念界定不清和操作定义混淆的问题意味着那些在理论上被确立的维度可能缺乏生态效度，不能有效地描述真实的亲子沟通，所以我们在指出具体研究的不足时也应当反思一下亲子沟通理论建设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同样，测量工具存在的测量内容和方法论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概念体系明晰、观点明确的理论模型提供依据。而且，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能够为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两类研究结果的交流提供平台，有利于亲子沟通这一研究领域的整体推进。最近，国外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就亲子沟通研究内容、相应理论框架等问题进行研究(Edwards & Graham，2009；Vries，Bakker-Pieper，Siberg， & Vlug，2009)。例如，Edwards和Graham(2009)试图突破以往服从定向、对话定向的二维沟通模式，发现其他有意义的沟通模式，于是提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内隐的亲子沟通理论，这个沟通理论会影响个体在亲子沟通中对交流信息的编码和解读；Vries等人(2009)则通过多项词汇研究，归纳出清晰性、反应性、支持性等七个衡量亲子沟通能力的维度，并用实验证明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沟通能力的评价维度不同。这些结果都为今后的亲子沟通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亲子沟通方法范文2
关键词 亲子沟通，认知压力，情绪压力，优生，差生。
分类号 B8442
1 问题提出
在教育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所有学生接受了同样的学校教育，然而每个人的学业成就并不相同”。“优生”“差生”现象是如何出现的，似乎不能总在学校背景中寻找原因，还应考察他们的家庭背景，特别是亲子沟通对儿童思维和认知表现产生了哪些影响。家庭中常见的亲子沟通大多是围绕学业展开的，如父母与子女共同参与某种学习活动(包括阅读、绘画、计算等)、父母对儿童学业行为的监控和督促。这是儿童在学校之外接受的与认知发展和学业有关的教育活动，也是家庭教育功能实现的过程。一些关注家庭教育功能的研究者专门考察了亲子学业沟通行为与儿童学业的关系。例如，蔡金法及国内学者提出了亲子学业沟通中最常见的鼓励、监控、内容指导、学习咨询等行为对儿童学业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间接指导(如鼓励、监控等)比直接指导(如学业咨询、内容指导)更能促进儿童数学学习兴趣和成绩的提高。这意味着直接指向问题的沟通行为对儿童学业成绩的提高作用并不十分显著。而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与此矛盾的结果。例如，Huntsinger等人的追踪研究及Sv等人的比较研究都发现，华裔美国儿童的父母所采用的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学业沟通使华裔美国儿童数学成绩好于欧裔美国儿童，而且其中许多从原来的差生转变为优生。这似乎表明父母对学业问题的具体指导与沟通是提高儿童学业成绩的有效行为。
为了合理解释以上矛盾结果，有研究者提出对亲子学业沟通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如将父母沟通行为进一步分解为开放式提问、封闭式提问、积极反馈、直接说出答案、言语提示等，考察这些行为对儿童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和解释。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些研究时发现，它们大多关心优生或差生亲子沟通中较多出现哪种行为，并未考虑这些沟通行为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机制对儿童学业成绩或问题解决产生影响。目前，有关研究已发现沟通行为对儿童学业是否产生影响取决于这种行为引发了儿童怎样的认知活动。
这种探知沟通行为对儿童认知活动影响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心理学中已有应用。教育心理学家Stevenson提出“认知压力”(coesngitive yholdingpower)概念来衡量学习环境中促使学生进行不同类型认知活动的积极力量19301。而且，根据学习者在从事认知活动时所调用知识的不同类型，可以将认知压力分为“一级认知压力”和“二级认知压力”。其中，一级认知压力指学习环境施加的压力只需学习者使用自动化程序便可达成目标；二级认知压力指环境压力迫使学习者调用那些专门用来解释新情境、解决新问题的程序来解决问题。Stevenson和Evans还据此编制了专门的测量工具――“认知压力问卷”来考察教育行为对儿童认知的影响。我国学者已应用这个工具考察了教师在课堂中对学生施加的认知压力。在本研究中，将这种思想和工具推广到家庭亲子沟通中，定量地考察亲子沟通行为究竟对孩子的思维活动施加了什么影响。之所以做这种推广，是因为在家庭中父母是孩子的老师，其典型“教学行为”是与孩子讨论学业问题，特别是有关家庭作业及课外学习的沟通活动。因此，父母是孩子在家庭中经受的认知压力的主要来源。本研究试图借此探究优生成绩优秀的家庭成因。
认知压力，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总是促进思维的，然而，在现实中很多父母的沟通行为并非总是指向认知活动本身。而是对孩子的“人格”进行指责，这可能造成孩子的精神压力，诸如损害自尊和效能感、增加焦虑和紧张，这种压力可以命名为“情绪压力”。这一负面结果最终会干扰儿童的认知和学习活动。可见，借助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概念就有可能区分对儿童认知和思维活动施加不同影响的沟通行为。
虽然“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的概念还未被引入到亲子沟通研究中，但沟通行为引发不同认知活动的思想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已有应用。例如，有研究者根据父母的沟通言语对儿童思维的不同促进程度区分了亲子沟通的水平。这说明借助认知、情绪压力解释亲子沟通行为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思路是可行的。本研究就拟在比较优生和差生各种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同时，考察亲子沟通行为是否对儿童的认知或思考产生不同影响，是否带来消极的情绪压力。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以下两个标准筛选优生和差生。第一，班级提名标准：请班主任提名班中学习最好、最差的学生各7-8名(约占每班人数的15％)；第二，成绩排序标准：要求被提名的优生和差生的期中考试成绩总分排名必须各位于班级排名前五名和后五名(约占每班人数的10％)；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学生即可称为优生和差生。根据这两个标准，在一所小学的五、六年级共筛选出37名绩优生和37名绩差生作为研究被试。
2.2 方法及工具
第一，采用“亲子学业沟通中的认知与情绪压力量表”收集儿童在与父母进行学业沟通时感受到的认知和情绪压力。该量表由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两部分组成，用来考察在学业任务解决中亲子沟通带给儿童的两种压力。其中。认知压力又分为一级和二级认知压力。一级认知压力能够促使孩子解决问题，但孩子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二级认知压力能促使孩子思考为什么这样做：情绪压力指父母的指导无助于问题解决，但增加了孩子的精神压力，有损孩子自尊或自我效能感。量表共包括16个项目，其中一级和二级认知压力各5个，来自Stevenson和Evans工具的中国修订版本；情绪压力6个项目。为本研究根据前期访谈结果自编。量表采用四级评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儿童感受到的相应压力越大。该量表构想效度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和数据拟合较好，具体拟合指标得分为x2(101)=218.95，2／df=2.17，RM-SEA=0.06、GFI=0.92、AGFI=0.90；各项目的因素载荷多在0.30以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都在0.70以上。
第二，采用观察法收集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资料。首先，设置沟通任务。选择适合小学五、六年级儿童的、不同难度等级的8道数学应用题组成一
个数学测验施测于被试。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这些测验题目在五年级群体中通过率为0.65(SD=0.28)，六年级通过率0.75(SD=0.20)。此外，研究准备了3道小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目插入学习优秀儿童的测验题目中，以确保两组被试都不会得到满分(满分被试将被剔除)。测验于正式观察之前三天施测。第二步。正式观察。邀请被试和父母针对上述沟通任务展开分析和讨论，研究者则按照操作程序对这一过程进行录音和观察。最后，对观察资料进行文本转写和编码。本研究将采用行为类型分析方法对资料进行编码。
2.3 研究程序
量表施测。对37名优生和37名差生施测“亲子学业沟通中的认知与情绪压力量表”。被试完成填答后，主试逐一收回量表并检查有无漏答项目。
沟通任务设置。被试在规定的20分钟内完成数学测验。测验获得满分的被试被剔除。同时保证优生和差生父母受教育水平基本匹配。最终参与观察研究的有效被试为26人，优生和差生各13人。
亲子沟通观察。邀请26名儿童被试和其父母在学校一间空闲房间里共同分析和讨论儿童做错的数学测验题目。整个过程录音，同时观察者记录沟通过程中父母和儿童的表情及行为。
录音转写及编码。观察结束后，对全部录音资料进行逐字转写，并将观察记录补充在录音转写资料中。以一个完整的表意短语为最小行为单元，按照下面的编码方案对转写文本中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编码，同时对数学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4 编码方案和任务评分标准
首先采用行为类型编码对以往研究者所关注的六种沟通行为进行整理分析：然后，就其中研究者们集中争论的“指向问题解决的沟通”进行了专门的编码和分析；同时，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4.1 对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编码
在对以往观察研究的分析基础上，选取鼓励、督促、指导、替代、指责和虚假指导六种常见的学业沟通行为作为编码框架。转写文本中出现某类行为(包括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则计其出现一次。下面是6种沟通行为的操作定义及编码示例。
鼓励性沟通：为儿童提供情感支持的话语或动作，例如，“你能力肯定没问题”等以及伴随这些话语的鼓励性动作，如拍拍肩膀等。
督促性沟通：监控并督促儿童学习的话语和行为，如“以后我给你留的作业一定得做”等以及看孩子解题等行为。
指导性沟通：根据指导内容的不同。分为具体内容指导和思考方法指导。内容指导的特点是不需要孩子做过多思考，家长通过提问或讲解的方式展现出主要的解题思路，多数问话中基本就包括了答案。例如“15+5不就是他实际上每天看书的页数吗?”。思考方法指导指针对问题特点和儿童遇到的障碍，采用提示、引导、启发等方法促使儿童思考得出算法和思路，而不直接告知具体步骤。例如“想想你需要知道什么条件?”
替代行为：代替儿童完成某些学业任务的话语和行为；如直接说出解题方法，或替孩子写出算式。
指责性沟通：对儿童行为或行为结果作出批评和指责的行为，如“上课怎么学的”。
虚假指导：看似在作内容或方法指导，但实际的指导不涉及具体题目内容。
2.4.2对“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的编码
参考Portes等人的编码方案，同时结合本研究被试沟通特点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更详细地编码分析。
编码在原始转写文本上进行，将父母和儿童在数学任务解决活动中连续的沟通行为划分为不同的行为单元，每个单元都包括一个沟通主体(父母或儿童)发出的目的明确、意义相对单一、与数学任务完成有关的10种父母沟通行为和5种儿童沟通行为。其中，10种父母行为分别为：父母提开放式问题、父母提封闭式问题、父母反问、肢体提示、言语提示、打断儿童、给予反馈、父母自问自答、父母直接说出答案和忽视儿童反应。
5种儿童行为包括儿童提问、打断父母、忽视或拒绝父母的建议和观点、回答问题、主动提议。按照这一方案对转写文本中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编码。记录每类行为出现的次数。
2.4.3数学任务评分
这个评分主要考察儿童借助亲子沟通完成任务的情况，因此评分中主要以儿童正确主动提议和正确回答问题两类行为发生的次数和比例为测量指标。沟通过程中由父母完成的任务因为不能体现儿童的认知活动而不予计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优生和差生亲子沟通行为及任务成绩的比较
对数学任务沟通的观察资料进行编码与分析，分别考察父母的鼓励、督促、指导、指责、替代行为和虚假指导等6种沟通行为发生的情况。为了平衡被试表达习惯及主动性等个体差异，以每种行为实际发生次数在所有沟通行为总数中所占比例为自变量的测量指标，
3.1.1父母沟通行为比较
采用非参数检验考察两组被试在各种沟通行为的发生上是否存在差异。表1呈现了观察研究中父母6种沟通行为所占比例：从整体上看，两组父母的内容指导行为都是最多的，占所有沟通行为的一半左右。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家长的方法指导和指责性沟通发生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优生父母的指责性沟通远少于差生父母，而方法指导却较多。
3.1.2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及优、差生比较
在上述6种学业沟通行为中内容指导、方法指导、替代行为等是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本研究对这类行为作了进一步编码，找出10种典型的父母沟通行为和5种典型的儿童沟通行为。本研究采用以往亲子沟通研究寻找特定“行为簇”的方法对围绕问题解决展开的各种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分析。
①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分析
Portes等人在其亲子沟通研究中指出，通过因素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出现频率相似或者经常同时出现的一些行为，这些经常同时出现的行为构成某种特定的“行为簇”。本研究在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进行编码的基础上也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分析数据。
首先，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进行编码，得到637次父母沟通行为和417次儿童沟通行为。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进行正交方差极大旋转对10种父母沟通行为和5种儿童沟通行为(共计1054次)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可从中抽取出4个因素，其对沟通行为总变异的解释率为67.20％。各种行为在相应因素上的载荷在0.42到0.91之间。根据每个因素中行为的含义分别将其命名为“常规指导沟通”、“儿童主导沟通”、“权威标定沟通”、“父母单向沟通”。其中，“常规指导沟通”指父母提问、儿童回答的常见指导模式，包括父母反问、开放式提问和儿童回答3种沟通行为：“儿童主导沟通”则主要表现为儿童对任务和沟通的积极参与和卷入，包括4种儿童行为(儿童提问、忽略、提议、打断)和2种父母行为(父母反馈和言语提示)；“权威标定沟通”指父母对儿童沟通行为的阻断与干扰，它看似指向任
务解决，但主要功能是标志和确定父母权威地位，包括3种父母行为(父母忽略、打断、肢体提示)：“父母单向沟通”指无需儿童参与，父母独自完成任务和思考活动，包括3种父母行为(父母自问自答、封闭提问、直接说答案)。
②优生与差生指向问题解决的亲子沟通行为比较
首先，比较亲子沟通中优生和差生及其父母发生的沟通行为次数的差异。描述统计结果表明，优生沟通行为发生238次，其父母的沟通行为发生265次，两者差异不大：而差生和父母的沟通行为发生次数分别为179和372次，父母行为基本相当于儿童的2倍多。可见，在优生家庭中亲子沟通相对来说或许较为平等，最起码在沟通行为发生的次数上如此。
依照上述因素分析结果，将同一因素中的各种行为次数相加，并计算其在总行为次数中所占比例。表2呈现了两组被试四种沟通发生的次数和比例，表明优生亲子沟通中较多表现出“儿童主导沟通”：父母只给予少许提示，儿童主动解决问题行为较多：而差生组亲子学业沟通中“常规指导沟通”较多。儿童需要在父母的提示下思考，主动探索较少。这说明儿童对问题的主动解决和探究、父母的较少控制是优生亲子沟通的显著特点。
3.1.3数学任务解决成绩的比较
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考察优生和差生在回答问题次数、主动提议次数、正确回答次数、正确提议次数及正确回答率、主动提议正确率等指标上的差异。表3呈现了两组被试的任务成绩和检验结果：两组儿童在数学任务中的主动提议行为上(包括提议总次数和正确提议次数)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回答问题各指标上没有差异，说明提议和回答问题两者意义不同，不能互相替代。为了简洁起见，下文将采用正确提议比例和正确回答比例两个指标表示儿童测验成绩。
3.2 优生与差生在学业沟通中的认知与情绪压力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考察37名优生与37名差生在学业沟通中体验到的认知和情绪压力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优生和差生在一级、二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三个变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优生在二级认知压力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差生：而在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上得分则显著低于差生。这说明优生父母在学业沟通中能够充分激发子女的思维活动，较少出现针对具体问题的解题步骤指导和不良情绪，能够较好地保护儿童积极解决问题的兴趣和主动性。而差生父母的具体解题指导较多，其所欠缺的是能够促进儿童独立思考来解决问题的指导：同时，差生父母在沟通中给子女的情绪压力较大，这不利于儿童学业问题的解决和学习兴趣的培养。
3.3 亲子沟通与认知、情绪压力及任务成绩之间的关系
研究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考察6种父母沟通行为与儿童感知到的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儿童任务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督促性沟通和指责性沟通都与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督促性沟通与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2和0.46，ps
然后，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进一步考察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4类亲子沟通与认知、情绪压力及任务成绩的关系。检验结果见表5。除权威标定沟通之外，其他三种亲子沟通都与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儿童正确提议比例存在相关。常规指导沟通与儿童一级认知压力、情绪压力呈正相关，而儿童主导沟通与二者呈负相关。这说明常规指导沟通可能让儿童成功地解决问题，但并不能引起儿童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而且这种成功解决问题通常伴随较大情绪压力，阻碍儿童主动性的发挥：而儿童主导沟通则相反，可能减轻儿童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促进儿童积极思维。对认知和情绪压力与任务成绩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一级认知压力和正确提议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0.57，p
4 讨论
4.1 亲子沟通行为类型分析的意义
本研究对6类亲子学业沟通行为的分析并未发现哪种沟通行为与任务完成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只是父母的督促性沟通和指责性沟通这类间接指导行为可能带给儿童一级认知压力，帮助儿童解决问题，但这只是支持了蔡金法等人的结果，而并不能帮助人们澄清或解释以往有关亲子学业沟通(尤其是直接指导)与儿童学习成绩之间关系的矛盾结果。所以，本研究又进一步对直接指向问题解决的沟通行为进行了重新编码和分析。研究借助因素分析方法抽取出了常规指导、儿童主导、权威标定和父母单向等4个沟通类型。这种编码和分析方法将儿童沟通行为纳人分析范畴中，打破了以往亲子沟通研究只关注父母行为而忽略儿童反应的“一边倒”模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儿童的行为在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在实际的亲子学业沟通中，不仅有常见的“父母提问一儿童回答”模式。即本研究中的“常规指导沟通”，也有儿童起主导作用(儿童主动发起、中断、终结沟通过程)的沟通类型，即研究中的“儿童主导沟通”，这也是优生亲子沟通中最常出现的沟通模式。这个结果告诉人们同样是“内容指导”或“学业讨论”可能因为沟通中父母和儿童主动性和所起作用的不同而出现截然不同的沟通效果，因此，简单化的类型分析不能反映亲子沟通的真实情况。
亲子学业沟通中出现的许多矛盾结果都与这种忽略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而过分简单的进行行为类型划分的分析方法有关。仅以本文所引四篇讨论“亲子沟通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为例，它们都是在对沟通行为简单分类的问卷调查基础上得到的研究结果，可能正是这种简单分类掩盖了不同研究者、不同被试群体对不同指导行为的界定和理解(其中涉及中国、美国研究者，涉及中美跨文化比较，涉及华裔和欧裔美国人的比较，其间对词汇、行为理解的差异可想而知)，才导致了同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而且，即使是按照严格定义被归人某种类别的行为也可能因行为组织方式不同或传递信息不同而对儿童思维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中“开放式提问”的行为划分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以往的生活经验和实证研究都认为“父母开放式提问”是积极的、能够启发儿童思考的行为_。但在本研究中它却并未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儿童主动思考。这促使作者重新审视研究过程。通过对原始转写文本中被编码为“父母开放式提问”的各片断的分析，发现同样是“开放式提问”，不同提问内容给儿童施加的思考压力或动力不同，有的问题只需要儿童从记忆中提取现成公式，如“长方形面积公式是什么?”；有些则需要做知识的远迁移，灵活地运用和改造已有知识解决问题，如“只知道长是宽的2倍，还有周长。你应该考虑什么?”。可见，仅从沟通行为的形式来判断其作用和价值并不可靠。近
来，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沟通行为给儿童认知带来的影响或帮助来划分和命名沟通行为。这可能是解释学业沟通研究中众多矛盾结果的一个有效途径，
4.2 优生和差生亲子沟通行为次数的比较
本研究对亲子沟通行为次数的分析表明，亲子沟通中父母行为发生次数远多于儿童(637：417)。两者比例大致为3比2。而这个比例在差生亲子沟通中则变成2比1，优生的这个比例约为1比1。这个结果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著名结论――“三分之二规则”惊人地相似。教育心理学家对课堂上师生对话的研究发现在课堂上教师的话语数量占整个课堂对话数量的三分之二，教师在课堂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着话语权。而本研究表明，亲子有关学业问题的沟通在沟通行为数量上类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父母也占主导地位。所不同的是，在优生和差生亲子沟通中这一比例分别被缩小和扩大了。这一结果反映了亲子沟通隐含的权力关系：父母权力大于儿童。有研究表明，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决定双方沟通行为，那些拥有获得各种资源(包括知识)的合法权威的个体在沟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可能性更大。正如本研究所提到的“常规指导”、“权威标定”和“父母单向”三种沟通中都是父母通过提问、反问、打断、忽略、陈述等控制沟通的方向和进程。而在两组被试的比较中，优生较多表现出提问、打断父母、主动提议、忽略父母提议等控制行为，显示其在学业问题解决中并不处于完全被动与服从的地位。优生沟通主动表明优生家长在沟通中有意无意地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权力让渡给儿童，而差生沟通被动可能说明差生父母在亲子沟通中沟通目的不够明确(是为了显示父母的权威，还是解决难题。或者是促进儿童思考?)，沟通方法也有待改进。
4.3 亲子沟通行为与认知、情绪压力的关系
本研究将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概念引入亲子沟通研究中，以此判断哪些沟通行为能够引起认知压力，哪些只能带来情绪压力。结果正如假设的那样，优生父母的沟通行为能够带给儿童较多的二级认知压力。较少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而差生则从父母那里感受到较多的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只是被动地回答父母的提问，缺乏主动性。这一结果帮助人们认识到家庭沟通在提高儿童认知能力、学业成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在研究所设置的亲子沟通任务中，父母的督促、指责行为与一级认知压力、情绪压力及儿童正确提议比例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父母督促、指责等行为，引起较多消极情绪和一级认知压力，能促使儿童直接调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而减少了对解题方法的反思，从而降低了其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常规指导沟通(主要是父母提问，儿童回答)可能激发儿童一级认知压力和情绪压力：而儿童主导沟通(儿童掌握问题解决的进程)则可能降低儿童的一级认知和情绪压力，并促使儿童积极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以往有关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也发现能促进儿童思维的言语通常不直接指向答案，而是那些能够激发儿童元认知思考的话语。这也从侧面说明在问题解决或者学业问题上给儿童留下足够的自主空间，保持儿童的学习主动性和探索欲望可能是激发儿童深层思维的前提。这一结论也得到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支持。有关教师教学行为与儿童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关系的研究也表明成人对儿童问题解决过程的严格控制及过多针对问题的具体指导只能激发一级认知压力，而无法促进儿童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亲子沟通方法范文3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和W校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两大主阵地，和谐的家庭关系是学生心理素养发展的基础。而亲子关系被心理学家认为是家庭关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种关系。经调查研究发现，中职学生普遍认为家长对自己要求太高、不肯放手让自己去实践、与自己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方法。家长则普遍认为学生就读中职院校让自己抬不起头，不了解生活艰辛、不愿意与自己沟通、不理解父母的苦心，亲子矛盾日益突出。
2016年6月，我所在的湖州交通学校开展了一场名为“爱心手拉手”的大型亲子活动。有近150位老师、家长和学生参加了这项活动。在活动现场，家长和学生在心理辅导师的协助下沟通内心、倾吐心语。很多平时内向的孩子纷纷站到场地中心，当众向家长和老师表达感激之情。在这次活动后，我进行了反思。中职学生真的不懂得感恩吗？真的不敢向家长大声说爱？我们的家长真的对学生缺少关心和耐心？真的不想和孩子好好沟通？不是。可是为什么中职生的亲子问题尤为突出？答案是因为缺少一个相互沟通、了解的平台。
心理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一块重要阵地。开设中职心理课，旨在优化学生心理素质、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自我、悦纳自我、协调人际关系，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若将中职心理课堂教学与学生亲子教育相结合，既可以为亲子沟通搭建平台，又可以将家长纳入中职心理健康教育中，在教育学生的同时提升家长，用心理课堂促进亲子成长，根据亲子互动成果推动具有本校特色的心理课堂良性发展。
二、亲子心理课堂在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亲子心理课堂在国外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教育心理学起步较早，社会重视度高。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学校就重视学生行为习惯和心理素养的养成。在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中，心理教学服务于行业所需。以德国为例，职业教育中没有独立的心理学课程，在专业课程设计时会根据专业不同加入所需的心理学知识。如旅游专业的学生只需学习旅游心理学即可。亲子心理教学往往以家长到学校进行志愿服务的形式开展，且集中于低年级。若亲子问题十分严重，学生和家长会求助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解决。
（二）亲子心理课堂在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
在我国，升学以成绩为导向，不太重视学生心理素养的养成。心理课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常常被忽视。只有到某位学生或某个群体的学生出现问题时，才派心理教师进行心理疏导。到了高中阶段，很多中职生的心理问题集中爆发。据调查，中职生亲子问题主要表现在亲子冲突激烈、亲子沟通不足、亲子互动缺少正确的方式和恰当的技巧等方面。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职学校开始重视亲子问题，也进行了多种尝试，方式多为家长亲子讲座、亲子家长会等。由于师资、场地、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将中职亲子心理课堂形成系统，作为一门课程进行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
三、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探索
（一）中职亲子心理课堂教育的要素
1.亲子心理课堂的界定
所谓亲子心理课堂，就是把家长请到学校的心理课堂中，通过各种亲子互动的形式将家庭教育指导、家庭心理辅导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结合。达到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改善学生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学生和家长身心健康发展的教学目标。
2.亲子心理课堂教育教师及素养
亲子心理课堂教育教师需要具有专门资质的心理教师承担。要求心理教师的理论基础扎实，教育工作经验丰富，掌握一些有效的和操作性强的学生心理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具备良好的课堂调控能力，会根据不同的学生和家长组织不同的教学形式，同时还要能够时时和学生在一起，了解本校不同专业不同班级不同性别的学生心理情况。但是，仅靠一两个心理教师“单打独斗”，亲子心理课堂很难开展，要组成一个团队，由几位心理教师、班主任和部分科任教师积极参与配合，效果才会更好。
3.亲子心理课堂教育课程建设
亲子心理课堂教育课程建设要根据不同中职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还要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类别的学生的心理情况设定不同的主题。
4.亲子心理课堂教育家长及素养
中职亲子心理课堂教育的开展程度和效果直接受家长影响。亲子心理课堂中，家长的参与度、文化水平、平日对子女的关注程度、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思维方式都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效果。经实践证明，文化程度高、学习能力强的家长更注重家庭中的融洽度，这类家长课堂参与度高、平日对子女的关注度也高，课堂成效也就越好。以性别论，女性家长往往比男性家长更擅长亲子沟通，但容易在沟通过程中将子女的问题泛化，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男性家长喜欢就事论事，沟通前“功课”较少，方式以呵斥等强硬手段为主。这就需要心理教师在课前对家长进行沟通方式的指导。也需要家长在课后家庭亲子教育过程中注意沟通方式和思维方式，养成良好的亲子沟通习惯。
（二）中职亲子心理课堂教育初探
1.亲子沟通
良好的亲子沟通是改善中职生亲子关系的突破口。在课堂教学时，可以通过让家长和学生共同观看视频《变形记》，让家长产生共鸣，并敞开心扉谈谈视频里的孩子，再由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启发家长认识到自己和子女思想的不同，了解亲子沟通的重要性。游戏环节“背靠背测测你知道吗？”内容涉及生日、喜欢的颜色等问题。通过测试让家长和学生看清在沟通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更加了解对方。同时，游戏还设置了奖惩制度。奖励是对家庭良好沟通状况的肯定，处罚（让学生为父母敲背）能让家长享受到子女的贴心服务，让子女体会到感恩之心。游戏“盲人走路”是一个角色互换的游戏，让子女成为引导者，让家长成为“盲人”，意在把现实生活中家长和子女的角色进行互换。在活动中，双方通过口头交流和肢体语言进行更好地沟通互动。家长会感觉到子女的成长和责任心，子女会感受到父母教导自己的不易，从而体谅父母。“大声说爱”环节可以给家长和学生一个互相沟通、互说感谢的平台，打开亲子沟通困难的缺口，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2.职业生涯规划
中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阶段，也包括了整个从业阶段。职业生涯规划不仅为中职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提供了前进的动力。据统计，绝大部分中职生进入中职学校后目标并不明确，大部分家长对子女未来所从事的职业也知之甚少。在进行心理课堂亲子教学时，可以播放与本专业有关的《大国工匠》系列视频，通过观看视频、进行讨论使家长和学生共同了解本行业需要哪些优秀品质（吃苦耐劳、工作细致认真等），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这些品质。也可请从事本专业的家长或是优秀毕业生现身说法，展示职业特点，说明行业要求，为全班学生和家长提供可参照的模本，帮助学生和家长更好地进行针对性地职业生涯规划。或让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在更好地了解学生自我特质的基础上，学生和家长共同有针对性地选择本行业中最适合学生的工种，明确行业方向。
3. 青春期性教育
青春期性教育在中职学生的身心发展过程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中职生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对异性的态度和对恋爱、婚姻、家庭的理解大部分来自于原生态家庭的影响。但是很多原生态家庭缺少这块教育内容，甚至在中职生里有很大一部分学生的原生态家庭处于离异、父母缺失的状态，所以开设青春期性教育亲子课堂尤为重要。在开设有关性道德、性伦理教育的“幸福的基础是责任”一课时，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分享一些家庭幸福的经验，以及为人父母、为人儿女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责任。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成功案例，对家长的教育可能更直接、更生动，更易理解，也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学生今后对待爱情和未来组建自己家庭时会更为慎重。在开设有关性知识内容的心理课时，由于涉及内容较为隐私，可以根据性别分设不同的主题和教室进行教学，如面对男生可开设“我有秘密对爸爸说”，女生则为“我有秘密对妈妈说”。通过观看生理发展视频、心理教师讲解、讨论青春期性教育案例让学生和家长多方面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心理变化，为家长在课内或课后对学生进行家庭性教育提供生理知识和心理依据。
四、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几点思考
（一）对教学环节的要求
1.课堂教学主题要实在
心理课堂的主题要根据本校中职生和家长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包括学生的年龄特点、性别角色、专业方向、学制特点、班级实际和学生家庭教育特点等。只有家长和学生都感兴趣的主题，他们才会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参与，达到课堂教学目标。
2.课前要对家长进行了解和指导，做好准备工作
由于大部分中职学生与家长间有些较为突出的亲子矛盾，这不利于亲子心理课堂教学的开展。所以在开课前，心理教师要帮助家长和学生拉近亲子距离。如指导家长多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指导家长多鼓励学生，多倾听学生的所思所想。为了更好地开展亲子心理教学，心理教师也要对家长的个人情况、特长、工作等进行了解，将这些教学资源纳入课堂教学环节中，使课堂教学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具说服力。
3.课堂教学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中职生亲子矛盾非一日之寒，亲子课堂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破冰和互动。一节45分钟的课不能满足这些教学需求。在心理课堂教学过程中，亲子交流往往带有私密性，需要独立的教学空间，给家长和学生一个更为安静、安全的分享空间。
4.家长参与教学总结和评价
中职学校的家长平时大多对学生缺少关注，缺少长期有效的沟通方法。亲子心理课堂结束后如果不进行及时总结和巩固，将会大大影响课堂教学成果。所以，在课后要对家长集中进行教学总结。教师说课，家长讨论，共同总结课堂上亲子心理互动的方法。这既是对课堂成果的巩固，也能帮助教师优化本次心理课的教学环节，为家长进一步进行家庭心理教育提供指导。
5.课后要进行效果追踪巩固
单从心理课堂本身看不能体现亲子教学的效果，必须结合课后的效果追踪巩固，让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成果真正落到实处。
（二）对心理教师的要求
1.要求心理教师团队合作课堂教学
中职亲子心理课堂面对众多家长，家长的个人素质也参差不齐。所以在进行教学准备时，心理教师们要团队作战，多方面、多渠道了解授课班级的学生和家长，准备多套教学方案，以应对课堂突况。由于课堂参与人员众多，光靠一位心理教师，很难把握住整个课堂。要形成一位心理教师教学、多位心理教师辅助的教学模式，才能充分调动整个心理课堂。
2.对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中职生亲子矛盾引发的原因多种多样，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这就要求心理教师运用心理知识寻找矛盾根源，运用专业技术加以解决，这对心理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课后的效果追踪巩固也需要心理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运用多种专业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整合。
（三）现实中的一些问题
1.工作量过大，无法全面铺开
每一次中职亲子心理课堂的开展，都需要课前调查、制定方案、（专业指导）、上课、n后反馈、课后追踪等环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
2.家长难请
中职亲子关系冷漠很大原因是因为家长缺少对学生的关心，所以在邀请家长时，家长难请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三年制和提前批的班级里尤为突出。而这批难请的家长又是亲子问题最严重、最需解决的群体。家长难请使亲子心理课堂教育与指导的效果无法按计划达成。
亲子沟通方法范文4
关键词 高三学生；考试焦虑；结构方程模型(问卷法)；人格；应对方式；亲子沟通
高考对高三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应激源。面对巨大的高考压力，有不少高三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考试焦虑症状。轻度考试焦虑属于个体对外部环境刺激的正常应激反应，不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中度考试焦虑则会导致个体失眠、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降低其学习效率；重度考试焦虑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目前，国内针对考试焦虑与人格、亲子关系、应付方式、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考试焦虑的研究和干预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建议。但同时考虑考试焦虑与多种因素的关系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旨在探索考试焦虑的多种影响因素中哪种因素影响作用更大，为今后开展考试焦虑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江西某重点中学高三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由各班班主任当场发放，测试后当场收回。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96份。被试男生326名，占65.7％；女生170名，占34.3％；平均年龄为18.29岁。
1.2 方法①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少年式)采用陈仲庚修订本。由P、E、N、和L 4个分量表共88个项目组成，主要调查精神质(P)、内外向(E)和神经质(N)。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72，其效度在0.57～0.64之间。②应付方式问卷采用计划修订本，由62个项目组成，包括解决问题、求助(成熟应对)、自责、幻想、退避(不成熟应对)和合理化(混合型应对)6个因子。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72，其各因子条目的因素负荷取值在0.35或以上。③亲子沟通问卷采用Barnes和Olson(1982)修订版。由20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评定，由2个分量表组成，一个是开放性的、适宜的亲子沟通，另一个是有问题的亲子沟通，得分越高表示适宜的沟通越好或沟通问题越严重。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7。在本研究中，CMIN／DF＝2.987，TLI=0.978，RMSEA＝0.063。④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姜乾金修订本。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评定。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8。在本研究中，CMIN／DF=3.377，TLI＝0.913，RMSEA=0.069。⑤考试焦虑问卷。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Spielberger等人于1980年编制，由20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评定，有3个维度认知担忧、生理反应和一般倾向。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7。在本研究中，CMIN／DF=3.002，TLI＝0.875，RMSEA=0.064。
1.3 统计处理采用SPSS11.5统计，各影响因素与考试焦虑的关系用Pearson积差相关，高低考试焦虑组在各影响因素上的差异用t检验，各因素对考试焦虑的影响大小用Amos4.0结构模型的路径分析。
2 结果
2.1 各影响因素与考试焦虑的相关见表1。除人格中精神质与考试焦虑相关不显著外，其他人格、应对方式、亲子沟通和社会支持各维度均与考试焦虑有显著相关。
2.2 高低考试焦虑组被试在各变量上的差异见表2。将被试的考试焦虑得分按高低排序，将上下27％的被试作为高考试焦虑组和低考试焦虑组，比较其在各影响因素中的差异。在人格方面，高考试焦虑学生神经质得分显著高于低考试焦虑学生，而内外向得分显著低于低考试焦虑学生。在应对方式方面，高考试焦虑学生在“不成熟应对”和“混合型应对”上得分均显著高于低考试焦虑学生，而在“成熟应对”上得分显著低于低考试焦虑学生。在亲子沟通方面，高考试焦虑学生“问题沟通”得分显著高于低考试焦虑学生。在社会支持方面，高考试焦虑学生社会支持得分显著低于低考试焦虑学生。
2.3 高三学生考试焦虑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由结构模型图1～3可知，在高三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中，人格中的神经质和精神质、应对方式中的不成熟应对或混合型应对、亲子沟通中的问题沟通均能显著预测考试焦虑。其中，神经质、不成熟应对或混合型应对、问题沟通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精神质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不成熟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才是神经质。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三学生考试焦虑与人格、应对方式、亲子沟通和社会支持各个因子呈显著相关，这表明个体的人格、应对方式、亲子沟通和社会支持确实与考试焦虑密切相关。本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能显著预测高三学生的考试焦虑，高考试焦虑的学生神经质得分显著高于低考试焦虑的学生，这与程念祖、赵玮琳等的研究一致。这说明情绪不稳定的人常常出现焦虑，对各种刺激的反应较强烈，情绪激发后很难平复，因此较难适应正常环境与生活，易导致心身失调。
高三学生的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采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非成熟型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型应对方式对改善考试焦虑等方面是有利的，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此外，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在诸多考试焦虑影响因素中，自责、幻想、退避等不成熟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具有最大的预测作用。这提示我们如果要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可以通过训练学生成熟的应对方式取得较好的效果。
亲子沟通是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是指家庭中父母一子女之间交换资料、信息、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以达到共同的了解、信任与互相合作的过程。本研究表明亲子沟通不良家庭中的学生表现较多的考试焦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提示我们要缓解高三学生的考试焦虑应注意促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有效沟通。
亲子沟通方法范文5
关键词：幼儿园亲子体育活动；亲子感情；家园沟通；早教观念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04-014-1
我园是一所乡镇园，结合乡镇幼儿园天时地利的独特条件，全园开展“快乐体育”的课题研究，课题以“快乐体育”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乡镇幼儿园的环境优势，利用本土文化开展游戏，开发家长资源，丰富幼儿的活动内容；教师正确运用适应幼儿年龄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创设生动、活泼、和谐的教学氛围，激发幼儿的快乐情感，缩短师生间的距离，唤起幼儿自主性、能动性，使他们快乐地参与体育教学，并从中享受体育的乐趣，以得到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
一、幼儿园组织开展亲子体育活动是增进亲子感情、培养良好性格的有效手段
我们组织的双休日公园亲子活动就是有效利用了周边的环境资源，为家长和孩子们创设了一个除幼儿园之外的活动平台，让家长和孩子们过了一个个健康、快乐、又有意义的双休日。对于工作繁忙的父母来说，双休日是和孩子增进感情、培养其良好习惯和性格的最好时机，但是很多家长却不能很好的安排，很多时间是和孩子一起在家看电视，玩电脑。也有家长有这样的意识，利用双休要带孩子多到外面去开阔视野，于是带着孩子逛商场，逛公园，一天下来很累，却感觉并没有玩得很有意义。同样作为孩子家长的老师们对此也深有同感，通过听取家长意见，学校设计了一系列的亲子体育游戏，自发地组织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的公园亲子游戏活动，只要提前一周把活动安排向家长公布，收集好报名家庭名单，约定好时间和公园地点，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如期而至，从近一点的自己镇上的金浦公园，到稍远一点的沙湖生态园、白塘植物园，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老鹰捉小鸡”、“两人三组”，“揪尾巴”这些都需要合作才能开展的游戏，家长和孩子们玩得是那么的尽兴。家长们都说，虽然这些公园平时带着孩子也经常来，但是由教师组织这样的亲子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快乐。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大集体中，孩子们不但身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和愉悦，更让他们体验到了亲子间的快乐和同伴间的合作与关爱，培养了孩子们的良好性格！
二、幼儿园组织开展亲子体育活动是加强家园沟通的有效途径
现在我们与家长进行沟通的途径有很多，如家校路路通、班级博客、家校联系册等等，这些都可以让家长比较及时，也能较为直观地了解孩子在园的学习生活情况，但是有了这些平台后，家长与老师面对面的交流少了，缺少了更正面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通过组织了几次的亲子体育活动后，我们发现，我们与家长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家长对我们的工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由被动变为主动地参与到幼儿园的各项活动中。
比如，为了使双休日亲子活动的开展具有常态性，形式内容更为丰富。我们把幼儿园也作为亲子活动的场所之一。在双休日，利用半天的时间，把家长和孩子一起请到幼儿园来，除了组织开展一些亲子体育游戏之外，我们还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体育玩教具，大家一起事先收集好各种废旧材料，有的家长还带来了在网上搜集到的各种制作方法和图片，集思广益，激发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的热情，让家长了解教育内容，掌握教育方法，体会教师工作的艰辛。而且通过这样的活动，大家还有了坐下来一起探讨育儿经的机会。
我们还结合各类民俗节日，组织开展各类民间亲子体育游戏。如重阳节，我们把爷爷奶奶请到幼儿园，和孩子们一起玩爷爷奶奶小时候的游戏，“滚铜板”、“滚铁环”、“踢毽子”、“丢沙包”，这些游戏，爷爷奶奶都会玩，很多孩子却是第一次看到，忍不住都要和爷爷奶奶一起玩一玩。在户外活动的安排中，我们每周都要和孩子们玩两次以上的民间游戏，在制定民间游戏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发动家长，帮我们一起收集适合本年龄段孩子的民间游戏，将收集好的民间游戏再和家长资源共享，鼓励家长在家也和孩子玩一玩这些有趣的亲子游戏。
通过如此多的家园互动，联络了家长、幼儿、教师三者之间的情感，培养了家长与家长、家长与教师、家长与孩子的合作意识，得到广大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三、幼儿园组织开展亲子体育活动是宣传健康早教观念的有效方式
亲子沟通方法范文6
与初中孩子有效沟通的方法1.善于寻找、安排和孩子交流、沟通的时间。
在亲子交流中父母处在一个相对主动的位置，所以作为父母要善于寻找、安排和孩子交流的时间。比如可以利用和孩子一起外出逛街、购物的时间和孩子交流。也可以在家里建立“无电视日”，就是规定某一天(这一天应当是家人的时间都相对比较宽松，比如周六、周日)家里的电视不能打开，一家人就利用这天的时间在一起聊聊生活中的快乐和失意，听听彼此的打算和想法，在没有干扰的时空里用心去聆听彼此的心声，用心去感受真情、关爱和幸福。有的家长可能工作很忙，也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而孩子可能在寄宿学校读书休息时间比较集中，这时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集中休息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日程，事先把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好，在孩子集中休息的时间空出一至两天的时间来和孩子在一起。
与初中孩子有效沟通的方法2.要尊重孩子，相信孩子。
作为家长，我们往往总是习惯性的把孩子当作“孩子”，而孩子随着年龄的增大会越来越强烈地希望成人把自己当作一个“大人”，希望自己能独立地做事，希望自己被尊重、被信任。要想有效地与孩子交流沟通，我们就需要尊重孩子，在非原则问题上给孩子更多的自主空间，让孩子自己试着决定自己的一些事，让孩子独立去经受一些事，因为孩子总是要长大的。也许我们能通过自己的参与或替代让孩子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苦累，但我们不可能永远的参与或替代，更无法替代孩子的成长。对于我们赞同的事情，我们要尊重孩子;对于我们不赞同的，如果孩子选择了而且不会给孩子或者他人造成伤害，我们也应当尊重孩子的选择。当孩子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一定不要一边做事一边听孩子说，而应当停下自己手中的事情认真地听孩子说完，或者让孩子先等一等，等自己把事情做完再听孩子说;对于孩子的问题要认真地回答不要应付了事、心不在焉。
与初中孩子有效沟通的方法3.要平等交流，放下家长的架子。
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和信息渠道的多元，有些时候孩子了解到东西我们并不一定了解，孩子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我们可能也无法理解甚至难以接受。在出现观念冲突的情况下孩子可能会和我们“理论”，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占不了上风，这时我们切忌拿出“老子的威风”——“小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没长几天你就觉得翅膀硬了，我告诉你，你还嫩着呢!”在跟孩子的沟通中，我们越是端出家长的架子跟孩子的沟通就越容易出现问题，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和孩子同样的高度上，像朋友一样和孩子去探讨，在探讨的基础上引领孩子而不是拿出一条道“咣叽”扔到孩子面前，说：“就这一条道，你走吧!”只有彻底放下家长的架子我们才能真正走进孩子心里，才能听到发自孩子心底的声音，从而实现亲子间的顺畅、有效沟通，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与初中孩子有效沟通的方法4.要善于倾听，注意沟通的方式。
沟通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在于孩子沟通中要想顺利、有效，能否理解孩子的意思以及自己在沟通中带给孩子的情感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沟通中家长要善于倾听，在倾听中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在关注什么和需要什么。这样不仅在需要时能够给孩子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也会使以后的沟通更加顺畅。当孩子跟您诉说时，在认真听得同时您也应当用有声语言、肢体语言和表情神态给孩子适当反馈，让孩子感受到你很关心他(她)，很重视他说的问题，比如“是吗”、“后来呢”“嗯”、拍拍孩子的肩膀、看着孩子点点头等。
亲子沟通是一个情感渗透其中的包括信息传递和接受的互动过程，不同情况下，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方式也需要有所调整。坐下来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是最常用的一种直接沟通方式，但有些时候尤其亲子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用这种方式可能就很难保证沟通的效果。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书信等间接的方式与孩子沟通，通过书信的方式把你的想法、看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告诉孩子。当然，如果你的确做得不对，也应当诚恳地向孩子道歉(记住，做错事时向孩子道歉不仅不会降低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反而会使提升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会使亲子关系更加密切)。同时，在书信中也不要忘了告诉孩子“妈妈(爸爸)爱你!”“等待着你的回信!”。随着科技的发展，除了书信之外，电子邮件、博客等也同样能在亲子沟通中派上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