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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1
关键词：翻译 求似律 变译 特效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5（c）-0170-01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翻译活动也随之增加，翻译的信达雅已成为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但是深层次的翻译求似律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翻译活动中。
全译求极似，变译求特效。“似”在翻译中拥有自己的内涵和结构。
1 翻译求极似
1.1 近似
译文与原文要最大限度的接近而非完全的相同。翻译是一项在创作的活动。译者首先要充分理解原文，其次在将原文的表达方式转成自己本土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最后要对文本进行二次加工完善。这样一来对于原文的忠实度就会有所降低，译者能否准确的理解原作者的意图是译作与原作是否吻合的必要条件。同时这样的文本更容易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因为这本译作是译者的再创作，更为接近译者国家的语言表达习惯。其代表学说是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学说。
1.2 胜似
译文远远超过了原文。翻译是一项再创作的过程，创作中要求作者对于原作者的文章，思维，表达意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在分析原作的时候，译者往往会深入地欣赏和批评原作。并将自己的理解深入融合到译文中。于是就产生了超过原作的地方。其代表学说为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
1.3 意似
与原作内容的似，是似的基础。在翻译中，最基本的翻译单位是词。翻译并不是词与词，句与句的逐字逐句的翻译，所以在翻译活动中，词和句子的缺失是无法避免的，这就出现了译文或高于原文，或次于原文。但是译作与原作的表达意思，题材，主题，人物等要素都是一致的。就出现了翻译中的意似。
1.4 形似
保持了原文的微观与宏观的结构。形似是内容等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是原作的组织方式和表现手段。包括题材，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要素。翻译是在原文表现的框架下忠于原文，而又与原文有一定的变化。首先，文章在翻译时是不能改变其主旨意思。这就保证了文章在翻译时的宏观方向不会发生改变。其次，文章在翻译成为另外一国的语言时，要充分考虑该国的语言表达方式，语言的使用情况。这就是对于原作的在微观方面的更改。尤其是在音韵结构，句式结构，修辞手法等诸多领域的更改。再次，根据译入者思维的要求及原文的形式特点，而进行的深度思考，使得译文更大程度上的和原文保持相似性。
1.5 风格似
风格是作家写作及创作过程中的特有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同时风格似是对于意似和形似的高度的统一。原文的表达方式和译文的表达方式存在不同之处。而是指原作与译作的表达风格的相似。要达到翻译中的风格似问题，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的有，首先要保证原作与译作在用词，句型，修辞手段和艺术手法形成的情调或神韵。再次要注意原作与译作的内容一致性。
2 变译求特效
变译求特效是指变译产生的特效效果。变译要求译者根据“三特”即特定条件，特定读者，特殊要求，采用变通的手段摄取和原作有关的内容，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读者中心论”的理论因其满足以下三特要求，所以在变译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2.1 特定条件
交际对象，交际环境时的文化背景的改变，导致翻译交际行为进入特定的条件。根据翻译的时间段的不同，对于翻译时所使用的词的不同，而导致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这系列的文章多出现在科学类的翻译中。对于这样的文本，我们采用的是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学说，同时因为这类文章是信息型文本，有满足于信息型文本的要求，即在翻译的时候侧重强调事实的地位，忽略作者的地位，这类文本适用于科学、技术、商务、工业、经济等类型的文本中，文本格式为：教材、报告、论文、文件、备忘录、纪要等。
2.2 特定读者
变译根据特定读者采取的变通策略，要满足接受者的文化，社会，地理等客观条件，以及政治制度，生活习惯，欣赏习惯等主观因素。对于政府机关的文章的翻译，因其读者是从政人员，在翻译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政治因素。对于儿童读物这类文章的翻译，就要充分的考虑儿童的语言习惯，接受能力，而斟酌的使用译入语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翻译中交际翻译学说的问题，这类学说中认为，翻译活动是要将源语通过译者翻译成为译入语，使得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时能够充分理解，并没有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阅读障碍。这类文本是在强调译者的作用，突出译者的地位。
2.3 特殊需求
诗的音乐性源于其自律性，在诗歌的翻译中我们要保证其对仗性，音律性，尤其是在译文中要充分体现出其对仗性及音律性是非常不易的。中国的古典文学，离骚在中国人的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翻译成为他国文字的时候却又体现不出这种对仗性及音律性了。而广告，告示等文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类文本唤起读者的共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起读者的购买欲望，因此，对于这类文本的翻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文本使用的要求和特定条件，以便于使得译文更好的服务于原文。
因此在翻译中，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了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说，必定不能满足现在的翻译活动。对于翻译中的进一步的要求，我们需要以变化的角度和眼光看待翻译活动，看待翻译理论。对于不同文本的需要我们要注重把握对应的翻译理念。对于科技类文章，我们更需要注重的是翻译的形似说，对于文学翻译中，我们更需要注重的是翻译的胜似说。
参考文献
[1] Newmark，P.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 Nida，E.A.1998.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
[3] 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 黄忠廉.翻译方法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2
新课程标准下的教材在编写时本身就具有一种比较的眼光。选择的外国文学作品较好地体现了经典性、时代性和流派的传承性，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编排作品体例则遵循了跨民族、跨文化的原则，同一板块内常常将主题、体裁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中西文章相互搭配。比如必修三“祖国土”专题“颂歌的变奏”板块中选择了闻一多的《发现》、艾青的《北方》、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和阿赫玛托娃的《祖国土》四首中外抒情诗，都是带着深深的悲剧感和忧患意识抒发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深刻的爱。“号角，为你长鸣”专题“底层的光芒”选择了高尔斯华绥的短篇小说《品质》和杨绛的散文《老王》，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底层普通劳动者的高尚品格。“殉道者之歌”板块则用三首中外名诗《离骚》《致西伯利亚囚徒》《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展现了屈原、十二月党人和林肯在历史重大事件中的人格追求。必修五“此情可待成追忆”专题下“执子之手”中就选择了《长亭送别》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中一外、一离一聚、一悲一喜两个戏剧选段，对应了爱情这一人文话题。“旧日时光”则选了彭斯的《旧日的时光》、朗费罗的《箭与歌》和冯至的《别离》三首抒情诗歌，传达友情这个人文话题。“直面人生”专题“苦难的尊严”中则选编了培根的《论厄运》和周国平的《直面苦难》两篇充满人生智慧的论说文，探讨了如何面对逆境的话题，在读本的相应板块内又选择了丁大同的《庸人》和王蒙的《人生三境》对人生中的顺境、俗境进行探讨。
外国文学实质上是翻译文学，是经过译者第二次创作的作品，译作不可避免地打上译者的理解、风格等个人色彩，不同的译本所呈现的文学样貌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有些甚至南辕北辙。外国文学作品的这一特征也带来了一种必然的比较，即译本的比较。当然我们毕竟不是英语专业式的去评判译文孰优孰劣，是否准确，而是应该从语文学习的目的出发，有效地利用对不同译文的比较，加深对原作的理解，进一步去体会原作的精妙之处，从而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如《鸟啼》的教学可以引进马澜的译文与苏教版于晓丹的译文进行比较阅读。有一句于晓丹译为“鸽子开始不间断地缓慢而笨拙地发出咕咕的叫声”，马澜译为“慢慢地，呆板地，一声不停歇地咕咕咕低语”，“笨拙”与“呆板”相比多含一份可爱天真，“不间断”和“一声不停歇”相较多了一种连绵而柔弱的意味，更形象地写出了弱小生命中蕴含的生机，更突显以死为背景的更为顽强的生。而《我为什么而活着》一文教材中所选的胡赵译文和比较常见的郑译文，在句式、语气和用词上有不少差异，前者更为忠实，而后者文学色彩更浓，可以让学生借此比较进一步来领会作者的观点。《啊，船长，我的船长哟！》这类原文较为浅近的作品也可以将原文、教材译本和通行译本进行比较，让学生感受原作形式、内容等多方面的妙处，甚至可以采用必修五《箭与歌》的课后文本研习中所提供的方法，即让学生尝试自己翻译原文，来展示学生对这些作品的个人化解读。二、 教学设计中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每每到了高三复习，遇到与前两年所学内容相似的知识，让学生回忆曾在何时何处学过，只有极少数人还能记起，大多数已是一脸茫然，老师们大多很是无奈。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学科课程依照内在的逻辑要求，被拆分成若干专题、板块，并最终借由单个课堂组成学生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学生需要从局部到整体归纳、建构知识体系。繁重芜杂的学习内容，对整体知识体系的一无所知，从一开始就使得学生的学习带有先天的盲目性和松散性，想要依靠单个的课堂串联起三年学习生活的记忆，实在强人所难。“比较”可以更高效地串联起松散的教学片断，由点及面地不断将新知与旧识相勾连，让学生融会贯通。而外国文学作品中常会出现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文学相似性，而这些异同常常就是各个民族不同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的反映。用一种宏观的比较的眼光去审视这种文学现象，一方面寻找某些具有共性的文学审美价值，另一方面感受各民族、各文化的不同面貌，可以更好地整合教学内容，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拓展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面对当前多元文化的应对能力。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1. 平行研究的方法
平行研究是指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平行研究可以是主题、题材、情节、人物、文体风格、艺术手法及其他形式问题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作家作品、文学类型、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在设计课堂教学环节时，就应该有意识地进行这种平行的比较。
同母题、同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可以挖掘作品内涵，展现不同的文学风貌。“殉道者之歌”三首诗的比较可以反映同一母题下不同作品的不同情感重点和基调，《离骚》的自信、忧虑与昂扬，《啊，船长，我的船长哟！》的深情、哀痛与悲壮，《致西伯利亚囚徒》的高亢，豪迈与奔放。戏剧选修中的《悭吝人》的教学设计则可以将阿巴贡、初中教材中的夏洛克和名著阅读中的葛朗台进行比较，使学生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作家对同一母题的不同处理而显示出的不同艺术风格和各国社会历史风貌，而且通过这几个人物形象可看到一幅粗略的欧洲近代文学地图——其背后有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三大文学主流及其重大代表作家及作品。
同审美趣味、艺术技巧的作品进行比较，可以让学生将陌生转化为熟悉，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比如把苏轼的《赤壁赋》、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王维的诗歌和德富芦花的《晚秋初冬》加以比较，就会让学生发现看似陌生的日本写景作品虽然和中国借景抒“人事”情怀、展现人心的传统写景作品不同，但那种不含人世间烟火味，将自我内在之情移入外在自然，个体融入了宇宙万物获得至高的精神愉悦的“静美”和“禅意”实质上与盛唐的山水诗，特别是王维的诗是一脉相承的。
而同文体的作品的比较，可以让学生拓展审美视野，更好地掌握文体特征。在教授《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可以在最后让学生将它和板块中的《长亭送别》从戏剧形式、意象及语言风格方面比较差异。《长》以唱词为主，全套曲词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具有一种意境美；选择的景物意象，带着浓浓的愁绪，情由于景的渲染烘托而表现得更突出；语言深沉内敛，表达含蓄优雅，表现出浓郁的东方韵味；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的不写实的极致抒情的优美的审美趣味。《罗》则更多的采用感情浓烈、富有诗意的对话来推动情节，展示人物性格，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色彩；意象不是为了构成意境，而只是优美巧妙的比喻；语句直白大胆，句式反复排比，多感叹句，构成莎氏特有的气势，表现炽烈爱情，表现人物在悲剧面前的生命感受。进而引导学生比较中西方爱情剧的异同，作家同情、歌颂为追求自由恋爱而献身的男女，憎恨、谴责、控诉破坏爱情的恶势力，是中西爱情剧的共性。西方更多的是从悲剧的角度去表现“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观念，大多表现为“悲—欢—离—亡”的公式，侧重于两个人的爱情心理。中国戏曲更多的是从喜剧的角度去表现同样的观念，大多表现为“悲—欢—离—合（大团圆）”的公式；大多与国家、社会相联系，从更大的社会背景去描写爱情。比较《茶馆》与《俄狄浦斯王》的不同之处，实质上是对戏剧结构特点的理性概括，是“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和“闭合式”戏剧结构的比较。
2. 影响研究的方法
影响研究是指比较研究跨越语境或民族的界限，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情感方面的彼此渗透。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雷雨》和《俄狄浦斯王》，我们会发现的《雷雨》从取材上看，明显受到西方戏剧传统的影响，即反映的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悲剧，这样才能较为深入和准确地看到剧本在展示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的同时，还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命运悲剧：人对命运的抗争与命运对人的主宰这一难以调和的巨大矛盾；才能发现《俄狄浦斯王》中所使用的“发现”和“突转”手法在后世大量的作品中都能看到，比如《雷雨》《玩偶之家》，比如“欧·亨利式结尾”。通过影响研究，学生才能了解意识流的《墙上的斑点》、荒诞派的《等待戈多》实质上都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他们看似迷乱晦涩的形式下实际是对内心生活的真实表现，这种注重内心心理的描摹我们也在《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和《老人与海》中可以看到。运用影响研究，我们了解了冯至深受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影响，诗人在作品中自觉而深刻地对存在和生命价值进行探求，他的作品中含有浓郁的中古罗曼风味，在教学中可以比较《别离》和中国传统别离诗表现主题与写作手法的不同，实质上就是对东西方思维习惯与审美方式的比较。东方以形象思维见长，中国古典诗歌往往以意象的串联构建全诗，描情状物，营造一种意境之美，强调“言之有味”，主题侧重抒发个人情感，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也是建立在对自我经历的关照之上的；西方以抽象哲学思维见长，西方诗歌创作强调“言之有理”，思辨色彩浓厚，具有理性之美，主题向思想的纵深处开掘，进行人生、存在、意义等具有普遍性的哲理思索。这样的比较研究很好地将文学、文化、审美的视野加以拓展，丰富了课堂的深度与广度。
3. 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语文学科是一门综合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本质上就是生活，而在今天的文化高速发展融合的背景下，学科的界限也更为模糊，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还应当有意识地注意跨学科研究。比如哲学思潮会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就像前文所说的《等待戈多》和《墙上的斑点》。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与其所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在《肖邦故园》的课后练习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题目：“《肖邦故园》有许多地方对肖邦的音乐进行了文学化的再现和诠释。请仔细品味，看看作者是如何把音乐转换为文字的，并从肖邦的音乐作品中选择一些曲目（如《a小调玛祖卡舞曲》《g小调第一叙事曲》《降A大调波罗涅兹舞曲》等）进行欣赏，写下你的感想，与肖邦促膝谈心。”这显然是用跨学科研究的思路，从专题人文内涵理解入手，用语言文字将音乐形象、作品主题和审美感受表达出来，用音乐关照文学内容。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3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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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4
师：昨天同学们回去预习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文，我们先来聊聊《史记》、讲讲司马迁。
生：我先说说司马迁。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生：我知道，《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还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师：同学们预习得不错。读历史故事和其他故事一样，首先也要梳理文脉。请大家自由默读，用小标题形式归纳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根据学生汇报，归纳出如下小标题：殷切嘱托 忍辱负重 完成巨著）
师：快速浏览课文。（生读）可以用合并段意的方式，归纳故事的主要内容：司马迁遭受了飞来横祸后，忍辱负重，历时13年，终于完成了辉煌巨著《史记》。
师：同学们，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司马迁的年轻时代，寻找写《史记》的原因。静下心来默读课文第1～2自然段，在读懂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并写下来。
生：黄河的熏陶是司马迁决心写历史的原因之一。
生：还有历史故事的感染。那波涛滚滚的黄河龙门下，年幼的司马迁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满怀着梦想，他也要成为一名英雄，也要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
生：还有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喜欢历史，也有编写史书的志向，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尤其是病榻前，父亲泪流满面地叮嘱司马迁一定要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师：让我们一起朗读。（引读司马迁“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忙着研读历史文献”这两段话。）
【评析】预习、初读、浏览，梳理文脉，学会从文中筛选信息，学会概括，把长文读短，是阅读故事的一般方法。教者教学的重心始终停留在学生自主学习、交流讨论的方式上，很适合本文清晰明了的文字风格。
二、 感受一段心路
师：当在司马迁专心致志写《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出示）“飞来横祸”是什么意思？
生：“飞来横祸”就是意外的灾祸。
师：那是怎样意外的灾祸呢？课文中有一句话写得很明白，一起读。
生：“正当他……入狱受了酷刑。”
师：遭受飞来横祸、冤受酷刑，对于年轻的司马迁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会经历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板书：一段心路）静心默读第3自然段，多读几遍，可以用单竖线做上分层记号。
生：一开始司马迁的内心一定非常非常痛苦和气愤，可谓悲愤交加。（板书：悲愤交加）
师：请你读读文字。（生读）
生：这时候的司马迁一定很想死，死比活着痛快！可他又想到了很多很多，所以决定活下去。
师：也就是思想始终处于矛盾中，处于痛苦的生死抉择中。（板书：生死抉择）
生：最后司马迁改变主意了，他决定活下来，继续写《史记》。
师：也就是司马迁发愤著书。（板书：发愤著书）
师：从悲愤交加――生死抉择――发愤著书，写在黑板上只有寥寥十二个字，但对于司马迁的内心来说，是极其复杂的。就让我们细细地阅读、体会这段不平凡的心路。
【评析】教者逐步放手让学生自主阅读，从整体感知，梳理层次，提取关键词，解读司马迁不平凡的内心密码，教学的明线停留在学生习得阅读方法上，暗线则铺设了―条触摸人物情感，赢得自我情感共鸣的甬道。
师：遭受酷刑后的司马迁悲愤交加，“悲”的是什么？“愤”的是什么？课文中没有过多介绍。请你们读读补充阅读资料第一部分，再深入想一想。
生：司马迁悲的是入狱受了宫刑，失去了男人的尊严，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生：悲的是他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整个家族都蒙上了羞辱。
生：悲的是自己竟然被判了这样的酷刑，痛苦万分。
师：读历史故事就应该这样，联系历史资料阅读，能把故事读厚实了。宫刑是所有刑罚中最卑贱的一种，是一种奇耻大辱。那他“愤”的是什么呢？
生：愤的是汉武帝不辨是非，无故判他酷刑，受了冤枉。
生：愤的是因为多说了几句真话，就被迫害受了这样的刑罚。
生：愤的是朝廷官员黑白颠倒，不敢说真话。
师：正义直言换来了如此酷刑，忠心耿耿却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所以（生齐读）“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残”字在字典中有三种解释：（1）害，毁坏。（2）不完全，余下的。（3）凶恶。这儿该选择哪一种？“残生”的意思是什么？
生：这里的“残生”就是指不完整的人生。
生：因为他受了宫刑，已经没有了做男人的尊严，所以说是不完整的人生。
师：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士大夫气节，士大夫犯罪，杀头可以，但污辱性的惩罚是受不得的。士大夫如果遭受酷刑，一般都会自行了断，这就是常说的“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对于当时的很多文武官员来说，如果“死”和“宫刑”同时摆在面前的话，他们会选择什么？
生：会选择死。
师：对，所以――（齐读）“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师：司马迁后来在《报任安书》中这样描述：（画外音）“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安静地看看这一段话的意思（大屏幕推上译文），你能理解司马迁此时的感受吗？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说一说。
生：生不如死、非常痛苦、痛不欲生、悲痛欲绝……
师：此刻的司马迁悲愤交加，万念俱灰！让我们一起再读读这句话。
生：（齐）“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评析】课文仅用一句话说司马迁悲愤交加，寥寥数语不能触及故事源处，对于那时处境的了解正是感受司马迁形象的基础，教师的补充恰到好处，加上哀怨悲伤的旋律与声情并茂的阅读，在学生心底掀起情感波澜，对“悲愤”的理解自然也深了一层。
师：所有人的预料一定是司马迁会选择死，然而最终司马迁却选择了生，给世人一个大大的惊讶！为什么要生？这生死抉择后的“生”从何而来呢？
生：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
师：他的这一想法决定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几句话请你们一句一句地读，看看能不能读懂？
生：我读懂了第一句“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就是说每个人死的价值不同，有的比泰山还重，有的比鸿毛还轻。
师：原文是这样说的：（出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谁能读懂？
生：人必然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还要重，有的死比鸿毛还要轻，这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同。
师：因为追求不同，人生价值完全不同，多么鲜明的对比，我们一起朗读，要读得掷地有声！
生：我读懂了这一句：“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他觉得现在死了，就比鸿毛还轻，死的没有价值。对他来说，真正有生命价值的是写《史记》，真正重于泰山的是写完《史记》。
生：我受了宫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必须求得痛快一死。可是，不，不行，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还没有完成，我怎能就此求得自己的一死了之呢？将来我怎么去面对九泉之下的父亲啊！
师：《史记》何以那样重要？竟然让这位“士可杀不可辱”的士大夫坚持活了下来，他的内心一定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请你们替司马迁把“生死抉择”时的话写下了。[出示：司马迁想： （生写，然后交流）]
生：我因为多说了几句真话，遭受了如此的飞来横祸，现在的我这残生还有什么意义？我还是选择死吧？不行，我不能就此沉沦，想想那些英雄们，周文王被关，写了一部《周易》；屈原遭到放逐，创作了《离骚》……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写完《史记》，成为英雄！
生：我是一名史官，我有责任记下历史，留给后人，这可是我们两代人的梦想呀！……
师：同学们的内心独白说得有情有理，父亲的遗愿让他活了下来！从小的梦想让他活了下来！史官的责任让他活了下来！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让他活了下来！
师：同学们，你们走进了文字，更走进了司马迁的内心，真好！就在这样经历反反复复的内心抉择后，司马迁坚定了信念。（齐读“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
师：两个感叹号，两个“一定”请你们读好它。（生读）
师：把决心下在心底，读得更低沉有力些！（生读）
师：此时的《史记》对司马迁来说，是生命的延续，是精神的支柱，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体现。
【评析】文本细读的关键是借助关键词句反复品读、感受，想象，深化、共鸣……小练笔的目的不仅将散落在文中的“珍珠”串成一条项链，而且借助深情的朗读，使得情感得到升华。
师：司马迁发愤著书用了多少年？
生：13年。
师：整整13年忍辱负重的日子，只为了写《史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离我们有二千多年了，他发愤写《史记》的画面，仍会像一个个特写镜头，出现在我们眼前。
师：（引读）为了儿时的梦想、父亲的嘱托――（生读）“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师：为了百姓的期待，史官的责任――（生接读）“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师：为了实现自身生命的价值――（ 生接读 ）“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师：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忍受着一切的痛苦，执著地追求着，这就是――
生：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评析】情感的升华是怎样水到渠成的？复沓式的朗读是―种教学的艺术。教师导语的变化，为的是―次次地渲染气氛，就好像站在大瀑布前，听到的是―次次雷鸣般的轰响，看到的是―个永恒定格的埋头书写形象。
三、 领悟一种精神
师：从悲愤交加――生死抉择――发愤著书，终于，司马迁用生命之泉浇灌出了累累硕果。读读第4自然段，其中有两个数字，“13年”“52万余字”，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我体会到了司马迁编写《史记》时间之长，《史记》的文字很多。
师：数字是有温度的，让我们发自肺腑地赞叹：――（生齐读）
师：《史记》这部辉煌巨著名垂千古，鲁迅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史记》为（齐读：“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师：知道《离骚》吗？
生：它是屈原的作品。
师：对，《离骚》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抒情诗。鲁迅称《史记》是史家的绝顶之作，不押韵的《离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师：同学们，我们读到了司马迁的一个故事，一段心路，现在你还读出了什么？
生：我读出了司马迁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
生：我读出了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的责任和厄运打不垮的信念。
生：我读出了司马迁永不放弃、笑对人生的精神和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师：梦想、信念、责任、承诺、不屈不挠、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这就是一种司马迁精神（板书：一种精神）司马迁靠着这种精神完成了历史巨著。我们想象一下，当司马迁在光洁平滑的竹简上写完《史记》的最后一个字，欣然站起身来，他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呢？
生：他会边哭边说，《史记》是我们司马家两代人的梦想，现在我终于写完了，我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
生：他会跳起来大喊：太好了，《史记》终于写完了，从皇帝到汉武帝这3000余年间历史可以留给后人了，我安心啦！
生：他会对家人说，13年的风风雨雨，我终于挺过来了，但我终究是成功了，因为我写完了《史记》。后人可以读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希望这些英雄能激励更多的后人。
师：我相信完成《史记》后的司马迁，一定享受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和快乐，他觉得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说过（齐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评析】历史故事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探讨支撑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力量，感受司马迁坚定的信念和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是教者教语文，更教做人的朴实想法。借助想象说话，体会艰辛过后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感，也使得学生读这个故事时的心路历程变得丰满和完善起来。当然语文教学不是说教，更不应让学生被伟人精神吓着。
四、 记住一个名字
师：同学们，学到这儿，司马迁这个名字，你们一定牢牢地记住了。（板书：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请你用一两句凝练的话写下来，署上你的名字。
生：我对司马迁的评价是：铁骨铮铮好男儿，壮哉司马迁！
生：司马迁不仅让我们读到了一部辉煌的著作，更让我读到了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一种伟大的
专家看课
精神。
生：司马迁，你把历史装在心里。站起来，你是一座山；倒下去，你是一座伟大的丰碑！你是我们心中永远大写的“人”。
生：一个故事、一段心路、一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司马迁，你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师：两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坚定的信念，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司马迁也被称为中华文化的脊梁。（板书：文化脊梁）希望你们也能拥有这个脊梁，活出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
【评析】阅读提炼与自我评价，把司马迁伟大的名字和中华文化脊梁联系起来共留学生心中，从中受到激励并传扬，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这也正是本课的目标和归宿。
【总评】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文化自觉。历史是什么？用一个著名学者的话说，历史就是那朵“沙漠玫瑰的开放”，看上去已经干枯，其实所有的宝贵就在于把它放在水中一段时间的浸泡，便又是完整的丰润饱满的复活了的玫瑰。历史就是让你知道它的过去，并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学习历史人物故事，王老师把目光锁定在一个故事、一段心路，一种精神，一个名字上，就是力图打破历史人物与学生间的历史隔膜，引领学生走进这段历史，回到起点，让学生浸润在语言文字中，浸润于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触摸、感悟并提升一种文化精神”，让这个记载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获得重生。综观本课，有如下几个特点：
1. 螺旋上升的板块设计。整堂课在整体架构上采用了“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板块设计，这样的设计用意是十分明确的：以细读文本为基点，铺设学生与历史人物之间，由认识到熟悉进而评鉴的路径；以人物心路的反复琢磨为重点，把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复杂的情感变得可感可触；以获得精神与信仰的共鸣为标点，将文路与心路自然结合，课路与学路的和谐共振，把学生推到历史人物面前思考生命价值，感悟信念力量，体会实现人生价值的幸福。这正应了那句话“读史使人明智”。从课堂上学生的反映来看，学生学得开放主动，思考深入，思维活跃，情感真挚，这样的架构正是教者追求“关乎精神，生长智慧，获得积淀”的语文教学境界的有效体现。
2. 咬文嚼字的课堂细节。这堂课，在文本细节的处理上可谓独具匠心。学习历史故事，遭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像司马迁这样充满传奇经历的人物故事，要获得内心的认同和体悟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王老师首先长文短教，面对教材始终关注语言文字的细节化处理，像整体感知、筛选信息、梳理层次、学会概括、提取关键词、觅得读书方法等细节的打造，目的是使得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历史故事越来越明了。但仅此是不够的，王老师又将眼光落在学生学习文本不易理解的几个部分，让“短句长教”，重点聚焦“忍辱负重”，重锤敲打最能突出司马迁形象的重点部分。读司马迁被冤枉事件，听《报任安书》的内心独白，以“情感”为主线，读懂艰辛、曲折、屈辱、坚强等的一段段内心矛盾挣扎的前因后果。咬文嚼字的工夫还体现在搭建对话平台，恰当的自主学习和交流，还将学生的触角向四面八方张开，想象《史记》何以那样重要的心理活动，学生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
3. 链接拓展的创生机制。语文的课堂教学所追求的，不只是那些可见的、物态化的符号、图像或行为，还应当是一种只有孜孜叩问，它才会彰显的内在意义。一种精神性、人文性的价值取向和情感信仰。王老师在教学中始终没有忽视儿童的精神发育，她让学生站在历史人物面前，不惜浓墨重笔让学生书写、聆听、讨论，不惜花时间在反复、多样的精读、细读、拓展阅读上，尤其是几处恰到好处的补充与拓展阅读，既渗透了“联系”的思想，也使得“司马迁”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学生心灵扎根，可谓水到渠成。当学生用语言文字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活出自己生命的精彩时，不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