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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爱李白原文范文1
关键词：山陕会馆石雕艺术审美取向
河南南阳社旗山陕会馆以其宏伟的建筑，精湛的装饰，丰厚的商业文化而闻名全国。它与河南的开封、漯河、淅川、洛阳、山东聊城、四川自贡的会馆相比，被称为“天下第一馆”，它以建筑、石雕著称于世，成为国内现存80余座商业会馆中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它的石雕装饰艺术，圆雕与透雕相结合，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在今天仍有借鉴与研究的价值。
南阳社旗山陕会馆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年），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竣工，历时136年，是晋秦巨商议商事、谈戒律、论忠义的地方。南阳社旗当时水路四通八达，可直达丹江和长江。为联络通商和树立本籍商业形象，他们“运巨材于楚北，访明匠于天下”，集各地能工巧匠以展“绝活”，其石雕、木雕、琉璃雕、匾额、楹联、刺绣等装饰艺术无不造型生动、寓意深涵、神韵跌宕、气势磅礴，使社旗山陕会馆的建筑艺术达到了当时登峰造极的状态。它的石雕艺术特色与古建筑融为一体，特别是人物故事雕图尽得我国历史绘画与雕刻艺术之神韵，使其情景交融，形神兼备，被称为中国古建筑“石雕艺术之最”。
社旗山陕会馆的雕刻艺术作为一种装饰，它体现的是一种“忠义”“诚信”的主体文化心理。它们多以历史故事、演义小说、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为主体，并以吉祥动物作为秉忠、仗义、祈福、聚财的经商理念，使石雕本身透出一种尊儒崇文的意识，并透出一种商业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清末资本萌芽的商业繁盛、山陕富商的强大经济实力，为山陕会馆石雕“错采”纷呈的风格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现用“错采”来形容山陕会馆的皇宫般的布局，极尽堂皇富丽的装饰风格。其会馆建筑中无木不雕，无石不刻，并且多以圆雕、透雕为主。显示出了玲珑剔透、神采奕奕的感受。比如，琉璃壁照后和悬鉴楼前的石狮与其基座通高2.6米，和悬鉴楼下24个上圆下方的复式础座之束腰以装饰为重点，分别为浮雕奔虎、麒麟、云龙、天马、神牛等瑞兽。座上石狮威仪壮观，雄狮玩绣球，雌狮背负，怀抱幼狮，含笑欠体而立，颇具人情味。大拜殿的柱础、麒麟、月台围栏、石竹、及石牌坊上的狮子、猿猴、人面兽、石榴、仙桃等更是采用圆雕和深浮雕的艺术手法，造型夸张、饱满匀称。其中石牌坊下面的抱鼓石上蹲着的人面兽（也称，参见附图），人面、兽身、脊长飞翼、身披龙纹、脚有马蹄、目光迥异、恭谨沉着。粗壮的四肢雄劲有力，加上展翅欲飞、似收豹臀往前冲。其神韵在悍霸中欲显“秉忠”，在狰狞中欲显“仗义”。呼之欲出的气势彰显强烈的精神内涵和挥之不去的“张力”。它与麒麟、狮、虎排列整齐，虽然各个造型精巧，但气势颇足。这与其上以透雕为主的牌坊群雕灵秀窈窕、清逸雅韵的造型风格相比，可谓刚柔相济，动静结合。从雕刻的技法上分析，他们在不同的题材与不同造型中运用不同的手法与表现，体现了民间艺人真诚的创作心态与完善的雕刻意识，造就了今天的艺术杰作。另外，大拜殿柱础石雕也颇具特色。殿内有高84厘米，长1.16米的硕大清石圆雕构成狮础、麒础，赫然威武、傲然负重、震撼人心。其他的图案风格如莲叶青蛙之雅致，云龙牡丹之华贵，既庄严又生动。在大座殿前檐的四座老檐柱础边长90厘米、高89厘米，明间二础束腰的高浮雕出的“薛平贵探寒窑”“周文王渭水访贤”，还有《封神演义》的故事，础座上部四角以圆雕手法各雕二蟠龙，龙体侧面向上，龙目恰与俯视之观者形成最佳视角对接，颇具巧趣，是清代杰出的雕刻艺术。
隐喻和审美化的特质使其会馆石雕具有了象征性、假定性、类型化的文化特质，着力塑造了以关公的“仗义”“秉忠”为主的社旗山陕会馆的商业文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吉祥图案1000多处，反复集中渲染了一个既崇商又崇文的儒商大侠的追求和向往。比如石牌坊，有《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孟浩然爱梅》《周敦颐爱莲》《嵇康爱竹》《林和靖爱鹤》《俞伯牙爱琴》等，这些表达了古代文人墨客们缘物寄情的高士情操。牌坊四柱下方前后之抱鼓石面分雕了《八爱图》及梅兰竹菊等吉祥图案。其上部额枋均为双面五重雕饰，中枋明间额枋之上透雕“福禄寿”三星图，背面雕“五蝠（福）捧寿”图，两侧柱头透雕蟠龙望柱；二次间平板枋之上中部南面分雕“李白骑鲤”与“杜甫夜读”。背面分雕“赵匡胤输华山”与“赵彦求寿”。在此将大“诗仙”“诗圣”之像置于如此瞩目之处，隐喻了商人阶层的理想追求。这与大拜殿前的以高浮雕和透雕完成的巨幅石雕“十八学士登瀛州”“渔樵耕读”遥相对仗，宣扬了读书入仕方可登临仙境的尊儒崇文的理想。其牌坊下面多层枋面及雀替分雕“八仙庆寿”“雷震子下山”“日月二仙”“文王防贤”“王羲之爱鹅”，及“鹿鹤同春”“麒风呈祥”“大鹏展翅”“鲤鱼跳龙门”以及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体现着商人崇商和祈愿广开财源的殷切愿望，同时这种理想与徽雕殊途同归，和中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
社旗的雕刻艺术经历136年的时间，在创作手法上融合了写意、夸张、装饰、变形与表现的多种因素，在形式上以壁照、圆雕、透雕、浅浮雕为主，配以中国古典的系台、殿堂、大厅、神台等建筑与其浑然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与和谐的建筑群。这些艺术瑰宝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社旗县博物馆主编.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
谈爱李白原文范文2
关键词：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生成资源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生成资源是指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学生和文本互动而产生的新问题、新思维、新情况，包含教师与学生两个方面。从教师角度看，教师的一言一行、瞬间的灵感、偶然的错误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课堂中的生成资源；从学生角度看，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奇思妙想、独特见解、质疑问难、突现的灵感，甚至是学生的情绪、行为等，都可以成为生成资源。教师要对这些生成性资源进行及时的捕捉、评判，并把有教学意义和能促进教学效率的一些生成资源融入课堂教学中，能动改变教学计划，调控教学过程，进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而这样的课堂将更加精彩、更富活力。因此，作为教师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关注课堂生成资源，打造高效语文课堂。
一、初中语文课堂生成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要想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课堂生成资源，首先就要了解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初中语文教学中生成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点：
1.观念陈旧，教法单一
虽然新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然而由于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在很多初中语文课堂上仍然是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要教学方式，甚至很多教师认为让学生互动既浪费时间，效果也不见得好。课堂上若有互动，也不过是教师问、学生答的单调形式，即使形式多样，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实质性的思维交流，这样很难产生生成资源。
2.生成意识淡薄
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的时候往往是以教参为主，或是只考虑到如何去处理教材，而甚少考虑学生的发展性目标。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教，而不是考虑学生如何学，即使在课堂中出现偶发事件也甚少理会，甚至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更甚者会批评学生，浪费了很多原本具有价值的生成资源。
3.教学缺乏弹性空间
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是考虑自己教的内容，忽略教学是否合理、教学环节是否紧密，这样的教学设计明显缺乏弹性，机动性不强，由于教学活动过于紧张，使得教学中很难去关注生成资源。
4.缺乏主动和创新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长期被教师牵着走，这种缺乏主动性的课堂很难让学生提起学习的兴趣，长期下去，学生就会懒于思考，依赖性强，更别提创新和发展了。
二、初中语文课堂生成资源开发和利用策略
基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教师必须充分关注课堂生成，及时调整教学，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互动，在互动中促进师生共同发展。下面就初中语文教学中课堂生成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浅谈几点策略：
1.更新教学观念，以生为本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这是新课程提出的新的教育理念。因此，教学中教师首先就要树立“以生为本”的观念，尊重学生的个性，为学生构建互动、探究的课堂，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积极互动，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其次，课堂生成资源是推动教学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增强对资源的利用意识，加强对课堂生成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能力。
2.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顺利开展的前提保障，要想产生更多的生成资源必然是建立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上。师生关系和睦、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彼此关爱，这样的关系才能真正地实现师生有效互动，对文本进行个性解读，彰显学生的个性。
3.激起生成资源产生的几种方法
（1）以疑促成生成资源
“学成于思，思源于疑”，适时的提问可以促进生成资源的产生。教师可以在学生“心求通而未得”的时候、在知识的关键处、思维的兴奋点上进行激疑布惑，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这就要求提问要有针对性、开放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积极的思维。在学习《送元二使安西》的时候，我让学生回忆以前学过的一些古代送别诗，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然后提出问题：思考送别诗具有的多项情感。通过这样开放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以疑引领学生不断地深入探索，教师或是启发、或是旁征博引，让学生在解疑中豁然开朗，这样更容易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可谓是促成课堂生成资源的一条既便利、又灵活的策略。
（2）从细节着手，扩展生成资源
教学的魅力往往是在细节处得以彰显，所以教师要抓住课堂教学的细节，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课堂生成资源。首先，要允许并鼓励学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效率，才是真正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在《背影》教学中针对父亲买橘子这一举动进行讨论时我发现有的学生领悟到了父爱的伟大。一些学生常常会对父母做的一些事感到反感，但是学习了这篇文章后，他们对父母的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正是扩展生成资源所要达到的效果。
（3）巧借错误促生成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出错是在所难免的，或是说错话、或是做错事等等，而这也使教学活动更加趣意横生，丰富多彩。教师要善于利用这些错误资源，促使学生良性生成。如，让学生默写《曹刿论战》的时候，有一个成语“一鼓作气”，有一些学生不是写成“一股作气”就是写成“一鼓足气”，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避免这些错误呢？由此设计了一个活动：结合课文自行改错。学生结合原文解释了“一鼓作气”的意思。看似是一个小小的纠正错别字的活动，实际上却是让学生重新审视文本，对文本的一个细加工、精加工的过程，这样学生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文本，而学生只有深刻地理解了文本，掌握了词意，才能更好地避免错误。
建设一个动态生成、生机勃勃的语文课堂，是每一个语文教育者责无旁贷的任务。我们要不断地积累教学经验，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努力为学生构建一个动态生成的语文课堂。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谈爱李白原文范文3
关键词:《花间集》;词学;寄托
词学中“寄托”理论在 什 么时代真正形成，学界存在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成熟于“清代”，以朱自清为代表，其《诗 言 志辨》云:“宋人已有‘比兴’论词的｡到了张(惠言)氏，才更发扬光大，词体于是乎‘尊 ’起来了｡”①(P82)因清代出现的常州词派直接以 “寄托”言词，但将清人的观点遥接宋人，宋､清之间这么长的历史时段，词学观念难道真 的 静如止水?恐怕难以认可｡其二认为成熟于宋代，以张惠民为代表，其《宋代词学审美理想 》中说:“宋代词学自北宋起即有寄托观念产生，而至南宋，自觉的寄托说已基本成型，虽 尚欠周全，但规模已具，且已经相当深刻｡”②(P234)这种观点的说服力也不是很大，詹安泰先生说:“《词源》不著寄托之条，殆亦讳莫如深 者”③(P234)，张炎不著寄托之条，恐非讳莫如深， 倒可能是理论意识未达之故，因此南宋有自觉的寄托说实属可疑｡对宋代比兴寄托有过全面 考察的段学俭，在其文《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中认为:“在绝大多数词 人和相当多的词评家的头脑里，比兴寄托的观念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自发的而非自觉的｡ ”④其评价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其略于考察元明二 代，将问题遥接清代，其思维模式和结论仍旧逃不出朱自清的宿命｡
上述代表性的词学“寄托”理论，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如下问题:其一，忽视对成熟形态特 别是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具体而辩证地分析，从而认为宋代所产生的“寄托”意识与后来 的“寄托”理论具有相同的生成机制;其二，专以前人论述为是，疏于考察明代词学的发展 ;其三，专从诗学背景下的寄托观念审视词学的“寄托”理论，忽视对词学中“寄托”理论 独特构型的关注，因而造成对词学别是张惠言“寄托”理论的重大误解｡本文从历史角 度具体考察宋､清二代“寄托”产生机制的不同，认为宋是“以诗为词”的诗位观念的产物 ，而清则是建立在以《花间集》为经典词学范本基础上的诗词文体互融的结果，正是后者建 立了完美的理论形式｡因此本文以《花间集》何时参与建构“寄托”理念为标本，认为词学 的“寄托”理论建构开始于明代中后期，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人完整的“寄托”理论｡
宋､清“寄托”形成机制比较
宋､清两代“寄托”理论的形成机制具有显著不同，前者直接将词与 诗骚相连，是宋代“以诗为词”思维的产物;后者则是通过建立《花间集》与《诗经》特别 是屈骚的关系，以词学经典的确立来建构理论｡从产生的效果看，前者鉴赏性多于理论的体 系性，呈散漫无依状态;后者则企望建立一套严密理论，有创作导向之用｡
宋代的“寄托”意识与《花间集》无涉｡《花间集》在宋代是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但未用 以参与“寄托”理论建构｡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唐末诗 格 卑鄙，而小词最为奇绝｡今世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唐《花间集》当为长短句 之宗｡”⑤《花间集》实为奇绝，可堪学习｡但参与 “寄托”理论建构是需要合法性的，宋人眼里的《花间集》是“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 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也?”⑥，而“寄托”理论作为中国以来一以贯之的诗学传统，“无聊”之作的《花间 集》当然不具备“寄托”的神圣资格｡宋代确有以“比兴”言词，也有以“寄托”赏词，但 此时的“寄托”意识与《花间集》无涉，只与苏轼诗化的词学理念相关｡苏轼提出:“微词 宛转，盖诗之裔”⑦，倡导诗词同源的观念｡其后出 现的以诗解词的趋向，无不与苏轼有牵连｡“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晏几道词作序说 :“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 桃 叶､团扇哉!”⑧，认为晏几道词中寓有诗人的句法 ，为此高者可入“高唐､洛神之流”｡南宋的“寄托”意识仍旧沿着苏轼的道路发展，代表 者如鎢阳居士将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进行了类《诗经》的解释，并得出结论:“ 此词与考?诗极相似”｡⑨ 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由此观之，二公(指王安石､苏轼)乐府，根性情而作者， 初不异诗也｡……观其乐府，诗之法度在焉｡……所谓乐而不，哀而不伤，一出于诗人礼 义之正｡然则先王遗泽，其独寄于变风者，独诗也哉!” [10] 曾丰《知稼翁词集序》云:“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绪余耳，犹有与道德合 者｡‘缺月’‘疏桐’一章，触兴于惊鸿，发乎情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义也｡” [11]他们解词的方式以及“寄托”意识的形成 ，无非是以诗位解读词，把词当作诗，词于是具备了诗所具备的寄托功能｡
言比兴､言寄托是诗学传统，以诗为词无疑改变了词学发展路径｡从大的历史视域看，词最 终走向诗，言比兴､寄托是必然趋势｡但中国词学发展的实际时时提醒人们，词要如诗，但 词终究不是诗，因此直接运用诗学理论建构词学注定是有问题的｡对此，宋人已有警觉，如 李清照就直接批评为“句读不葺之计｡” [12]虽然刘克庄提出“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 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 [13]之特别符合“寄托”的言论，仔细考察其 里仍然是诗学语言的套话，没有专属词学理论建构的独特性｡
表面上，清代的词学理论建构似乎继承宋人，其实不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人敏锐地预 期到词最终会被诗化，其由此产生的一些意识与清代以来的词学发展要求相一致，清人面对 词学发展实际不得不将宋人提出的一些话题重新提起｡如果仅仅从话题入手，不考究其中的 实质，就很容易掩盖二者之间的理论鸿沟｡清人在建构其词学“寄托”理论的时候，有两条 线索交织，其一是中国古老的诗学理论，其二则贯穿着对《花间集》的观照，正是第二点形 成了宋､清“寄托”理论的差别｡“强调词的比兴寄托，这可以说是清初词论家一种普遍认 识”[14]，不仅清初甚至可以说是有清一代多 数词论家的普遍认识｡清代的主要词派如浙西､阳羡､常州，不仅浙西､阳羡也讲“寄托” ，常州更是“寄托”理论的集大成者｡清初朱彝尊认为:“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 雅，斥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15] “必崇尔雅”“斥哇”，态度如此分明的朱彝尊似乎对宋人斥为“无聊”之《花间集 》却青眼有加，对造成明代香弱词风的《花间集》､《草堂诗余》，只反《草堂》､不反《 花间》｡他称赞陈纬云的词:“原本《花间》，一洗《草堂》之习”，且其词“假闺房儿女 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16]无疑在朱彝尊看来，《花间集》是“宣昭 六义，鼓吹元音”､“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的经典作品｡ 同 时代的阳羡词派代表陈维崧也不例外，认为《乐府补题》:“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 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17]《乐府补题》是宋末遗民的咏物词集，历 来认为其中寄托了宋末沉重的遗民心理;而《花间集》多写“”，将以咏物来寄托的《 乐府补题》与写“”的《花间集》相比附，无非是说明《花间集》在“寄托”中的显要 地 位｡其后常州词派建构“寄托”理论沿袭同样思路，张惠言《词选序》开头提出了一大套词 近“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的理论，如果仅就此而言，张惠言与宋人相比没 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其突出点在于从诗歌理论回归到词学传统，提出唐宋词的源流正变，其 中“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18](P1617)，特别具有意味地是，张惠言在词 史上第一次明确地用温庭筠词建构词学的“寄托”理论，其解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 金明灭”:“‘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19](P1609)，即以骚体精神释“花间”词｡张 惠言《词选》非常苛严，选词116首，范围从晚唐五代到南宋末期，“具体地说，是多采唐 五代词，而南宋词少｡……从作家上看，唐温庭筠的作品是十八首(全体的15%)，最多｡”[20](P388)从选录范围以及选录数量来看，不 难推断出张惠言认为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集》与其所持“意内而言外，变人之遗”[21](P1637) 的主旨相契｡其后的常州词家如“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周济虽然在学词途径上 没有给“花间词人”一席，但在具体的评述中仍可以看出“花间”词体现其“浑化无迹”“ 寄 托”理论的极致，如:“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 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 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22](P1631)发展到陈廷焯，将“寄托”说演化 为“沉郁顿挫”，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 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 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 ｡”[23](P3777)又说:“飞卿短古，深得屈子 之妙;词亦从《楚辞》中来，所以独绝千古，难乎为继｡”[24](P3903)历史线索考察证明，清代在构 建词学“寄托”理论的进程中，《花间集》始终是一条不能被忽视的红线｡
本文原文
明代中后期的“花间”词统与词学之“寄托”然而，以《花间集》构建词学“寄托”理论是清人的首创吗?考察词 学发展史，结论是创自于明代中后期｡之所以如此，当得益于其时词坛形成的“花间”词统 ｡明代词坛上劲吹《花》､《草》香风，明末词人徐士俊曾非常形象地说:“《草堂》之草 ，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25] 这句形象的描述如果理解为明代词学资源的大较，非常准确｡但明代中后期由于受到当时盛 行六朝文风的影响，类如六朝文风的《花间集》进入了词人以及词学家的视野，一方面虽则 《草堂诗余》依旧于世流传，但一方面反思《草堂诗余》的声音已经出现，如吴承恩《花草 新编序》:“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惑而含思难谐乎?”[26]还有如顾梧芳《尊前集引》:“余素爱《花 间集》胜《草堂诗余》”[27]等等｡同时在创作 领域也出现仿《花间集》现象，如《古今词话词品上卷》:“沈际飞曰:‘张杞和《花间 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韵……字字求新……’”[28];《词苑丛谈品藻三》:“范文光《续花 间集》皆画船歌席题赠之作｡” [29]无论从理论意识还是创作实践，明代中后期 俨然已经形成“花间”词统，正如清人谢章铤所谓:“升庵､? 州 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的｡”[30](P3433) 即使是影响清代词学甚巨的云间词派，无一不是宗“花间”的，如郑方坤《论词绝句》 曰:“云间设色学花间，汴宋余波着意删｡和者国中二三子，笙趝未 觉寂尘寰｡”绝句下有 小注:“明季陈大樽偕同里李舍人､宋征士唱倚声之学于江左，一以 《花间》为宗，不涉宋人一笔｡”[31]正因为宗“花间”，词学“寄托”理论借机 发展｡
现代词学家詹安泰有文《论寄托》，说到寄托必须问途于比兴，“比兴途径，亦各不同:或 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如韦端己《菩萨蛮》之类)｡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 家国之怀亦寓焉(如姜尧章《暗香》《疏影》之类)｡寓诸闺帏羁旅之中者，欲人即小以见大 也;寓诸风景物类中者，欲人触类以引伸也｡……北宋有寄托之词，多属抒写私情，南宋有 寄托之词，多属描摹物类，非无故也｡”[32](P226)詹氏通过寄托象体的不同，将寄托分为两类，甚符合词学发展的实际｡明代中后期以“ 花间”为词统，在词学“寄托”建构过程中偏取第一种途径:“取资闺帏之内，羁旅之中， 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在效果上趋向“ 多抒写私情”的寄托之词｡宋代是传统雅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私情在社会中是得不到正 面承认的，而《花间集》多写､闺情，因而《花间集》不可能进入到雅文化的大殿｡明 代中后期重“情”的社会思潮选择了“花间”词统，为《花间集》建构词学“寄托”理论扫 清障碍｡在词学理论表述中，明人公然兜售着“情”字，论证着词中写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明周永年《艳雪集原序》:“盖举乐府方俗之词､玉壶(按: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 论著选》页261以为:“玉壶”，疑为“玉台”之误｡指《玉台新咏》｡今从之｡)工艳之语 ，香蔹纤媚之调，一一寄之于词｡”[33] 难能可贵的是，周永年紧接着提出:“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 ，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34]，将私情 与比兴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词的寄托功能｡如果说以艳词寄托情怀诗歌中古已有之，那么周 永 年的序中加入词特别是以温词为代表的考量要素，如“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 诗者也”[35]，将李白的《清平乐》与飞卿的《金荃》， 视为以词的体裁传诗歌精神的典范｡为了明晰明代中后期“花间”词统与词学“寄托”理论 的关系，再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证明之:
予初读诗至小词，尝废卷叹曰:嗟哉，靡靡乎，岂风会之使然耶?即师涓所弗道者｡已而， 睹范希文《苏幕遮》､司马君实《西江月》､朱晦翁《水调歌头》等篇，始知大儒故所不废 ｡何者?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托也｡[36]
王介人曰:吾老于诗，思索情竭，多作绮思以发之｡闻此十五年久矣｡因思屈子江潭幽 放，托词于香草美人｡ [37]
每当春日骀宕，秋气明瑟，则寄情于思士怨女，以陶咏物色，祛遣伊郁｡示予 词一编，婉弱倩艳，俊辞络绎，缠绵氵奇娜，逸态横生，真宋人之流亚也｡或曰:“是无伤大 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玉宇，子瞻遂称爱君，端人丽而 不，荒才刺而实谀，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则元亮闲情不能 与总持赓和于岭春结绮之间矣｡[38]
所举范仲淹的《苏幕遮》词“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清彭孙?《金粟词话》)，司 马光､朱熹的词作同样是柔情丽语｡温博认为:“众女蛾眉､芳兰杜若，骚人之意，各有所 托也”，虽然所引用的词来自非“花间”，其实是以端正大儒为类如“花间”之词张本｡温 博的感慨系由编辑《花间集补》而发，不难推测，温博一方面为类如“花间”的词找到大儒 的例子，另一方面将其并入骚人寄托之列，同时引用茅贞叔氏告诉他的一段话:“昔人称长 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者，莫过《花间》”，认为《花间集》最具寄托之意，因此《 花间集》成为构筑词之寄托理论的经典范本｡陈子龙是受到《花间集》影响的典型词人，而 王介人是陈子龙好友，可算作云间词派中人，因此他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地受到“花间”词统 的影响｡他们认为“绮思”等同于屈原的“香草美人”，将“真心”“挚念”隐托于“ 妍貌”“佻言”，从此类如“花间”的词获得了“寄托”情怀｡以《花间集》的主要艺术特 征为本，进而阐述词的寄托精神，并将其与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意趣相连是明人的创见｡ 它是明代的产物，相比较宋代，其更具有理论自觉性｡正是在此影响之下，清代人继续以《 花间集》构建寄托理论｡于此王国维有一段话:“虽止庵(周济)词颇浅薄，潘(潘德舆)､刘 (刘熙载)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也｡”[39] 如果认为他们仅仅“推尊北宋”则值得商榷，但王氏实道出了常州词派词学理论与明代 中后期词学之间的精神意脉｡
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与词体文学清谢章铤对张惠言词的“意内言外”说提出了异议:“夫‘意内言外 ’，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40](P3569)的确，“意内言外”是一非常大而 化之的概念形式，可用之语言､诗歌､文章等等，因此将此概念形式用于词这种文学文体的 解释，恐怕是小头顶大帽子，宽绰过余｡谢章铤的质疑值得深思:“意内言外”不专属长短 句，属于传统诗学的理念难道可以专属于长短句吗?这里必须面对词学“寄托”理论的独特 性问题｡
其实，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寄托”理论已经对专属于词的“寄托”理论作出了回答｡明代周 永年《艳雪集原序》:
文赋有之曰:诗缘情而绮靡｡夫情则上溯风雅，下沿词曲｡莫 不缘以为准｡若绮 靡两字，用以为诗法，则其病必至巧累于理，僭以为诗余法，则其妙更在情生于文，故诗余 之为物，本缘情之旨而极绮靡之变者也｡从来诗与诗余，亦时离时合，供奉之清平､助教之 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大都唐 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唐诗主情兴，故词与诗合;宋诗主事理，故词与诗离｡ 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41]
这段话提出“唐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承认唐词继承了诗的精神，宋词则排 出在外，所以说“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 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李白的《清平乐》与温庭筠的《金荃》既得词之绮靡，又 传诗歌的比兴之义;而苏轼､柳永的词则淹没了诗｡其在序言中提出了词的源流正变，将唐 词作为正，宋词视为变，只有唐词才是诗之苗裔，这是中国词学史中较早地以词作为本位探 讨词学寄托理论的文字，姑且称之为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云间词派的蒋平阶也持相 同观念:“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 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42]认为词如诗，五代时词才保持着诗的风采｡ 张惠言同样继承了这种思维，其《词选序》 :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 谣里巷男 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则近之矣｡[43]
这段常见的诗学语言，若果单单就此而言词之“寄托”，的确显得理由不 充足｡一 般只是注意张惠言关于“意内言外谓之词”，而不注意该序开头的一句话:“词者，盖出于 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词出于唐之诗人，唐之诗人写词， 将诗的精神入词中，所以他在该序中也梳理了词发展的源流正变，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 罖､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 ､司空图､韩翭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 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 ，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王言，依托魏晋，近古 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 沂孙､张炎 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之伦 ，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 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44]
认为温庭筠词是最上品:既有词之韵味，又有诗之精神，在张惠言看来，五代之后的词学发 展渐渐进入迷途:要么失去词的文体特征，要么忘却词应具有诗的旨意，正所谓“安蔽乖方 ，迷不知门户｡”透过上面分析:明清人关于词之“寄托”理论的建构均是以源流正变为基 础树立唐词特别是温庭筠词的地位，将词之“寄托”理论从先前的以诗建构的外在模式回到 以词为本位的建构模式｡
词之“寄托”理论相当重要，决定着什么是词体文学的重大问题｡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 论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词从抒情的本质讲，词是诗;如果从文体美学风格看，词不是诗 ｡明代中后期，关于词应具备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带来诗词曲体式之辨，因此回归到以词为本 位的“寄托”理论当是必然结果｡早在宋代已经存在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和苏轼“词自 是一家”的言说，前者以词为本位，后者以诗为本位，虽然在创作中存在越位的情况，但在 理论意识上，两派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元明以来的词学实践，无疑强化了词如诗的理念，互 相分离的理论意识开始互融，如明朱承爵所言:“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向与诗略有不 同｡”[45]但词从此成为诗，会不会从此取消词 的独立性呢?明人在此问题上论述颇多且几乎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即“大约词体以婉约 为正”[46]､“词须宛转帛系丽，浅至儇俏，挟春 月烟花于闺辤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 乃为贵耳｡”[47](P385)在此种词体风格指导之下展开了和诗之间的辨 析，如“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48](P385)，到清代李东琪仍总结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49 ](P606)如此执著地辨析，无非是说明诗词有相通之地，且应有相别之 处，相通在于词应有诗的寄托精神，相别在于词具有不同于诗的美学风格，所以李冬琪认为 写词“不得因媚写入一路｡媚中仍存庄意，风雅庶几不坠｡”[50 ](P606)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集》，在反复的诗词之辨中得到张扬 成为了词学正典，成为诗词二者中途的理想地带:既得诗之菁华，又存词之美媚｡
以寄托言词本非首开于清代常州词派，但由此引发的得失无不集矢于此｡宋代已有用诗学观 念言词的先例，但其言说方式无不是就事论事，自发的诗词比附并未引起后人多大争议｡清 代常州词派引发后人争议的无非是其将温庭筠的词解释为“离骚初服”，而史书记载温庭筠 “士行尘杂”“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辞”[51] ，如此人品怎可产生如此词品?后人的争议其实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以词学为本位的“ 寄托”何以可能｡其实张惠言的词论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是言词，其二是作词，二者实为 二而一的关系，言词是为了指导作词，而这正是今文经学典型的做法｡张惠言说:“以其文 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难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 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52](P1617) 提醒作词者:词虽文小却有至者存焉，不可因其小而“苟为雕琢曼辞｡” 此点常州后学周济领会最深，张惠言编辑《茗柯词选》，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 周､ 秦之面目｡”[53]一“铸”字大可考究｡道光时 潘曾玮也说张惠言《词选》:“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周济《词 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无不是在说明他们的词学理 论以说词来指导作词，那就是所作之词“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其中当有至大至刚的诗魂 存焉，言下之意则是词既有词本有的雕琢曼辞，又存诗的寄托理想｡
总之，明代中后期开始的以温庭筠词为代表的《花间集》介入词之“寄托”理论建构，改变 了先前诗词比附方式，回归到词的本位，理论效果是建立了词体文学的认识，并由此指导新 一轮的创作实践，正如周济所言:“诗有史，词亦有史”，影响之下，清代后期词创作回应 了明代中后期以来的理论呼声，自觉地创作了既有诗魂､又有词心的词学作品｡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张惠民《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③[32]詹安泰《论寄托》，《詹安泰词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段学俭《比兴寄托说在宋代词论中的生成与演化》，《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
⑤[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陆游《花间集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苏轼《祭张子野文》，苏轼《苏轼文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⑧黄庭坚《小山词序》，转引自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页194，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⑨[宋]鎢阳居士《复雅歌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页60， 中华书局1986年
[10][宋]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见其撰《霁山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宋]曾丰《知稼翁词序》，见其撰《缘督集》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李清照《词论》，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页1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版
[13][宋]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后村题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14]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页691，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6年
[15][清]朱彝尊《静惕堂词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543，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6][清]朱彝尊《陈纬云序》，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17]陈维崧《乐府补题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89，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4年
[18][19][43][44][52]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86年
[20]伊藤虎丸《张惠言的以“雅俗”观念为中心的词论》，王水照､保佳昭编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1年版
[21][2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 86年版
[23][2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5]引自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八，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6]吴承恩《花草新编序》，转引自蔡景康编《明代文论选》，录自刘修业辑校本《 吴承恩诗文集》卷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顾梧芳《尊前集引》，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43，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4年
[28]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词苑丛谈品藻三》，[清]徐?编著，王百里校笺《 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30][40]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1]《蔗尾诗集》卷五，转引自孙克强《清代词学》页1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3][34][35][41]周永年《艳雪集原序》，赵尊岳《明词汇刊》，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6]明温博《花间集补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页634，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4年
[37][明]朱一是《梅里词自序》，朱一是撰《梅里词》，清远堂刻本，《续修四 库全书》1734册
[38][明]陈子龙《三子诗余序》，陈子龙撰《安雅堂稿》卷三，明末刻本
[39]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42]蒋平阶《支机集凡例》，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5]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7册
[46][明]张謌《诗余图谱凡例》，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 》1735册
[47][48][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 86版
[49][50][清]王又华辑《古今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 198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