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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信息化范文1
关键词：私募股权；财务风险；内容；管控；措施；研究
一、私募股权投资企业财务风险分析
(一)私募股权投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私募股权投资的重要前期准备工作就是要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但是部分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估值较低，导致投资收益较差，投资者难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目的；民营企业由于财务制度不透明，财务监督机制缺失，导致企业价值估值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没有充分使用贴现现金流方法的优势，没有对财务指标估值方法和期权期货估值方法进行比较。部分企业没有认识到企业市场股票价值的重要性，没有根据公司股票的净现值或参考市场交易价格综合定价，导致企业的实际市场价值难以得到准确的计量，使得投资者难以辨别优秀企业，投资风险增大。
(二)来自投资者的风险
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投资法人内部的专业人员素质越高，资金网络越完善，投资者在使用私募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反之，就会给私募股权投资带来阻碍，降低投资收益，加大私募股权投资中的非系统性风险。投资者可能会给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的带来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部分企业内部缺乏完整合理的信息支持体系，没有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对投资者的资信状况和财务实力进行记录和分析，没有对投资者的资金状况、专业能力、可靠性和诚信程度等进行调查，也没有及时建立投资者实名档案，对投资者的信用状况不了解，给私募股权投资活动带来风险，合约资金无法按时按量到账，呆账坏账问题时常出现。
(三)来自企业运营工作中的风险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复杂的投资方式，需要花费投资者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投资者需要寻找融资企业，并和融资企业进行多方谈判，及时着手准备法律协议，再根据双方的协议来安排资金入账工作，这一过程通常会耗费投资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交易成本较高，需要支付大量的管理费用。同时，投资者还需要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了解，并要及时跟进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而权衡项目融资的盈利性、经济性、灵活性和降低风险的好处。在投资项目运营过程中，企业要及时更新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降低由于技术故障引起的风险。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成熟技术还是创新技术，无论是那种技术都要注重风险防控，对项目技术、设备可靠性、生产效率和质量、产品设计和生产标准等因素进行风险评价，识别控制技术风险。
(四)外部环境中的风险
根据公司金融相关理论知识可知，企业开展投资活动会面临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对待不同的风险，企业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外部环境对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带来系统性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即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投资者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防控或者管理，如果是系统性风险，则只能依靠国家从宏观层面入手，完善金融市场制度，规范金融市场行为等措施来降低，企业投资者往往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消除系统性风险。外部风险通常有政治风险、利率风险和外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和环境保护风险等等，外汇风险又可以分为不可转移风险或者汇率波动风险。环境保护风险是企业在开展私募股权投资时，部分国家借口资源保护要求企业承担环保成本，进而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损失风险。
二、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开展财务风险管理的措施
(一)做好风险评估工作
私募股权投资企业要开展财务风险管理工作，首先就要对风险进行评估。风险评估是建立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根据项目风险的特点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预测风险的大小和破坏程度。企业要对风险进行评估，将风险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根据风险等级来制定风险防控的对策和方案。企业要了解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要明确风险事件发生涉及的范围和危害程度，可以采用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性分析方法对财务风险进行评估。企业要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首先就要熟悉风险评估的内容，并要根据财务工作业务性质来选取风险评估指标。风险评估指标的选定直接影响到风险评估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选取不同的评估指标将会得出不同的风险系数，因此企业要合理选取风险评估指标，可以运用财务信息建立计量回归模型，采用OLS分析方法来分析各项指标对风险的影响作用，以便的得出有效的规范性分析，为私募股权投资企业风险管控工作提供依据。企业在进行风险评估时要重视风险评估方法的选取，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主观评分法、决策树法、层次分析法等，企业要结合自身的风险管理情况来合理选择。
(二)明确财务风险管理原则和重点
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开展财务风险管控工作，就要明确财务风险管理原则。财务风险管理原则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具有约束和导向作用，企业开展风险管理工作要符合企业总目标要求。企业战略目标是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风险管理活动也要符合企业战略目标的要求。企业要在不同的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进行权衡，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来选取最佳的筹资方式，企业要注重优化自身的资本结构，慎重使用财务杠杆，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系数。其次，企业要明确财务风险管理控制的重点，要根据重点防控内容来选取金融工具，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企业的筹资成本。企业的财务风险往往取决于投资的期限、流动性、投资项目的收益、企业资金周转能力和偿债能力等因素，企业在开展风险防控工作时要对不同经营环节中工作重点进行分析，因为企业在不同的环节和阶段有着不同的工作重点。
(三)细分财务风险管理权责，重视合同
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开展财务风险管控工作，要细分财务风险管理权责，要以风险识别作为风险机制设计的依据，根据风险识别得出的规范性分析来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设计出风险分担结构。企业要重视风险管理工作的分配，可以根据不同的风险管理工作内容将权利和责任进行配比，将项目当事人作为风险分担的主要负责人。其次，企业私募股权风险处理的核心环节之一就是项目风险和项目当事人之间以合同方式形成的额对应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构建风险约束机制，保证投资结构的稳健性。企业可以积极构建风险约束机制，将合同作为风险处理的首要手段和主要形式之一，将风险管理工作具体化，保证合同效力运用的最大化，并以合同的方式明确规定当事人承担多大程度的风险，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财务风险得以规避。
(四)对私募股权投资风险进行全程管理，完善内控机制
在不同的阶段，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开展财务风险管理工作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在风险防控的前期阶段，私募股权投资企业要认真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要了解相关的经济法律和优惠政策，对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进行调研，设定不同的指标对投资环境进行等级评估，以便为企业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提供标准。在私募股权投资企业营运阶段，企业要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建立市场跟踪机制，及时了解市场发展动向，对风险实行静态和动态的联合管理，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加速企业发展，在市场竞争中成为强者。企业要可以运用合同和保险等方式对风险进行管控，与其他私募股权投资一起分享财务信息，并对风险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并要确保资金的及时供应，创新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方式。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可以上报管理层审核，也可以将风险外部化，实现风险转移。同时，企业要完善内控机制，做好内控工作，财务内控机制直接影响到企业风险系数的大小，内控工作质量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就会降低，因此企业要重视内控工作的作用，加强对财务工作的监督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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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信息化范文2
关键词：国际投资基金；投资形式；短期逐利性；国际收支平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6－0070－03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国际投资基金掀起进军我国的，投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以套利为目的的国际投资基金在我国国际收支高顺差、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肆流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国际投资基金就是在境外设立，通过汇集众多分散投资者的资金，委托投资专家（如基金管理人）按投资策略和一定的投资组合进行投资管理，为众多投资者谋利的公司或组织。国际投资基金本质上不是产业资本，而是货币资本，主要从事财务投资，以套利为目的。不同资金来源的国际投资基金，在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上也不一样，最擅长在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投资，很少直接投资。在我国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还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其在我国的投资形式基本上以“外资并购”、“风险投资”和“股权融资”为主。由于国际投资基金是典型的金融资本，显著的短期逐利性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像产业资本那样长期投资和经营所投资的产业，而是通过资本运作或项目运作等方式获取高额利润。这提示我们在利用国际投资基金时必须结合实际，在充分利用其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有效防范其可能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
一、国际投资基金在我国的投资情况
国际投资基金最早以“外商投资”的形式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市场，主要形式有“风险投资”、“股权融资”和“外资并购”等方式。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开放了境内居民境外融资渠道，允许境内居民通过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IPO等方式的投融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9月末，我国共有32个项目在国际投资基金的运作下实现了境外上市，69个项目构建了境外融资平台。由于目前各部门还缺乏对国际投资基金流入、流出情况的全面统计，进入我国的总体基金规模和区域、行业分布难以准确估算，因此我们着重从当前国际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具体运作模式进行分析：
（一）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参股境内优质企业并运作上市。将境内优质企业在境外运作上市（IPO）是目前国际投资基金在我国最主要的投资形式。参与此类投资的国际投资基金主要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企业境外上市后通过出售所持股份获利。以民营企业境外上市为例：首先，境内民营企业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在境外（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一个或若干个相互关联的特殊目的公司；其次，民营企业负责人以其所控制的境内资产作抵押向国际投资基金借得“过桥资金”，之后使用“过桥资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对其所控制境内民营企业的资产或股权进行收购，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收购；最后，特殊目的公司通过并购方式在国际投资基金的运作下实现境外上市，募集的资金在归还基金“过桥资金”后，以投资或外债形式调回境内使用。
国际投资基金通过IPO方式运作最典型的案例是2006年7月13日在香港上市的绿城房地产。绿城房地产通过向摩根大通借入“过桥资金”完成对境内拟上市权益资本的收购，被收购权益资本的账面价值约为0.47亿美元，之后JP Morgan Securities和Stark通过私募股权融资形式进行运作，帮助企业在香港成功上市。通过IPO运作，绿城房地产获得股权融资3.76亿美元，使权益资本扩张了9倍，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绿城”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二）通过并购方式取得境内企业控制权。并购境内企业资产或股权是国际投资基金流入我国的重要形式。参与此类投资的主要是国际“并购基金”，投资对象主要是一些特定行业中具有较好成长性的未上市企业，通过收购这些目标企业的资产或股权，获得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并对企业进行一定的重组改造，当企业资产或股权升值到一定程度后出售获利。
国际投资基金通过并购流入我国最典型的案例是软银亚洲在阿里巴巴的成功运作。阿里巴巴作为IT行业一家快速成长的网络技术公司，1999年10月由高盛基金投下了第一笔33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资金。2000年2月，软银亚洲介入运作，向阿里巴巴注资1800万美元。此后，阿里巴巴业务迅速膨胀，鉴于公司良好的成长性，软银亚洲于2003年9月追加投资3000万美元，而最早的风险投资者高盛基金也借此机会成功套现，获利丰厚。2005年底，阿里巴巴与雅虎公司完成了我国互联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股权置换交易，阿里巴巴以出让自身40%股权为代价，获得雅虎公司10亿美元的投资。交易中，软银亚洲从中获利3.6亿美元，与前期4800万美元的投资成本相比，软银亚洲的投资回报率高达650%。与此同时，阿里巴巴自身也获得新增投资2.5亿美元，并成功收购了雅虎中国的全部资产，公司核心竞争力得以迅速提升。
（三）通过其他形式投资我国。一是通过QFII形式投资我国的上市公司。2002年11月，我国出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政策，海外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可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投资额度内参与境内股票和债券投资。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已批准的QFII额度已达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投资我国的股票市场，近期国家新增加200亿美元QFII额度，进一步放宽了合规境外投资者资金流入的途径。通过QFII形式流入的国际投资基金一般为 “证券投资基金”，其投资对象主要为股票、债券等具有较强流动性的证券。二是直接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此类有国际投资基金背景的外商投资企业一般以金融服务、咨询和财务公司为主，其功能包括为国际投资基金收集境内投资信息，寻找合适的境内投资产品或项目，以及参与境内企业资本运作，为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中介服务等。
（四）国际投资基金的退出机制。国际投资基金的退出机制主要有两类：一是IPO运作方式下投资基金的套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将境内企业在境外运作上市后，可以在境外证券交易所将其协议持有的境外上市公司股份出售套现，而境外上市公司向基金归还“过桥资金”也是基金套现的另一种方式。二是并购类投资基金的股权转让。国际“并购基金”在持有标的企业资产或股权一定时期后，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退出：1.将标的企业运作上市并出售所持股份；2.将所持股权转让给新的战略投资者；3.标的企业管理层回购基金所持股份。此外，以QFII形式汇入的本金和境内投资获得的收益在达到规定期限（如一年）后，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可以分期、分批汇出；基金直接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后，可以通过清算、减资、向其他投资者转让股权等方式收回投资，相关利润及收益可直接到银行办理相关汇出手续。
二、利用国际投资基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国际投资基金能够整合地区产业经济，融通民营企业成长所需资金，帮助企业境外上市做大做强，优点不言而喻。但国际投资基金具有“双刃剑”的特性，潜藏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国际投资基金并购境内资产或股权可能对重点产业造成冲击。不论是IPO运作还是并购基金的境内收购，都涉及当前较为敏感的外资并购问题。其中涉及的焦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产业垄断。国际投资基金一旦并购境内资产或股权成为企业最大的股东，就可能垄断企业的生产经营，如果我国部分重点产业被海外投资基金垄断，就可能对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二是资产流失。出于种种原因，并购交易中折价转让问题时有发生，按账面价值或低于账面价值收购仍然存在，其直接后果就是境内资产的流失或转移。收购价格与被收购资产真实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直接反映了资本剥削程度，应当引起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
（二）民营企业“外资化”可能导致收入转移和税收流失。在IPO运作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规避监管，一般要求境内民营企业负责人通过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收购境内企业的资产，从而实现民营企业的“外资化”。由于特殊目的公司往往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可以通过关联公司交易进行价格、利润转移，更有甚者将境内原本产权模糊企业的财产收益以利润等形式汇至境外，汇入个人账户，以逃避税收监管，由此对我国经济健康运行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三）国际投资基金运作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在当前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额不平衡、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的背景下，海外投资基金的大量流入势必加剧国际收支失衡格局，进而强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其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短期来看，前期并购资本流出境外及境外上市后募集资金流入境内结汇将对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压力；中期来看，跨境关联交易将使借道经常项目跨境资本的流动增加，从而弱化资本项目管制的效率；长期来看，国内经济发生逆转时不排除境内企业借道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实施资本外逃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国际投资基金来华运作在短期内可能加剧国际收支失衡格局，在中长期内可能引发跨境资本流动的脆弱性问题，应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四）国际投资基金运作可能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造成冲击。海外投资基金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趋利性，据分析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回报率高达30-40%，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回报率还高于这个数字，在诱人投资收益的吸引下，国际投资基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推动重点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向上攀升。此外，国际投资基金流入在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的同时，给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稳定币值造成巨大压力。
三、利用国际投资基金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蕴涵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大大改善了投资的硬件环境，这无疑成为国际投资基金争相来我国投资的巨大驱动力。对此，我们要针对国际投资基金的“双刃剑”特点，扬长避短，使我国在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好处的同时，实现自身经济平稳、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统一协调，加强政策指导，建立严格的准入标准和规范的审批程序。当前国际投资基金准入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不分产业，不分期限长短，为套利提供了方便。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国际投资基金的发展态势，制定境外投资、并购的产业政策指导意见，建立有效利用国际投资基金的协调机制。
（二）制定国际投资基金退出约束机制，强化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督和管理。国际投资基金以套利为目的，要吸引国际投资基金来华投资，就必须扬长避短，鼓励长期投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完善国际投资基金的退出机制。首先，从法律法规层面规范国际投资基金退出涉及的各种交易行为，为基金退出提供稳定的制度约束和必要的法律保护。其次，鉴于国际投资基金的短期逐利性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承受能力，有必要对基金不同形式的退出渠道进行区别管理。对国际“并购基金”，在将所持重点行业企业的股权向新的国际战略投资者转让时，应规定事前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批，以防止国际竞争对手对境内产业的恶意垄断；对以IPO方式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签署投资协议时应同时对境外上市后的基金套现时间进行限定（如1年或2年），从而有效防范基金短期运作对企业股价造成的冲击。
股权投资信息化范文3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决策部署，现就进一步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拓展民间投资的领域
推进公平准入，实行同等待遇。允许集体、民营、外资等各类非政府的民间资本依法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当前，重点鼓励民间投资以下行业和领域：
（一）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通过项目法人招标、招股办法，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高速公路、港口、渔港等交通设施，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新能源开发利用，城市供水、供气、污水垃圾处理，风景名胜区经营服务设施和配套的旅游服务区开发等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已建成的政府投资项目，具备条件的经过批准可以依法转让产权或经营权，以回收的资金滚动投资于社会公益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先进制造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和禁止投资领域外，以及省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实施方案所确定的电子信息、石化、装备制造、汽车、船舶、钢铁及有色金属、轻工、纺织、建材、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节能减排及结构升级等方向的重点产品和工艺技术。
（三）服务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金融、物流、服务外包、商贸、创意产业、信息、旅游、会展、房地产、社区服务、社会化养老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投资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通过第三代移动通信运营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化增值业务，推动面向企业和民生需要的信息化建设。合理引导民间资本开发建设普通商品住房，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四）现代农业。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发展规划》实施的闽台农业合作示范园区建设；投资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农业“五新”推广等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项目。
（五）社会事业。鼓励民间资本兴办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建设培训、实训（实习）中心以及多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培训和职能培训机构及设施；兴建大中型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老年护理、康复医疗等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在城市新区、农村和贫困地区新建医疗服务机构；投资影视制作、发行、放映，图书馆、文化馆（站）、纪念馆和展览馆建设，广告等文化产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各类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室内娱乐、游乐、休闲健身娱乐等项目。
（六）小城镇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设小城镇供水、供气、商业配套、文化体育配套、社区服务等设施和商品住房开发。在统筹布局的前提下，鼓励民间资本在有条件的小城镇建设污水集中处理和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研究制定适合于小城镇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收费政策。
（七）股权投资业。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公司制、合伙制、契约制和信托制等方式，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种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公司制、合伙制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入股拟上市公司、进行企业并购和投资创业企业等股权投资活动。积极推动各级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阶段参股、提供融资担保、跟进投资或其他方式支持创业投资等股权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发展。
二、简化民间投资的行政审批
（一）下放行政审批权限。地方核准的投资项目，除矿产、水利等资源开发利用，跨设区市建设的项目，以及国家明确规定须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外，均下放项目所在地的市、县（区）投资主管部门核准；项目所涉及的人防、消防和施工许可等审批也相应下放。由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下放设区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对新设立企业所涉及的各项前置审批，以工商部门的企业注册登记审批权限为准，有关部门原则上要将前置审批下放到市、县（区）。
（二）优化行政审批环节。对不涉及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且周边不存在环境敏感点的非工业类项目，除输变电工程、高速公路、码头、畜禽养殖业项目外，不需进行报批前技术评估。对于鼓励民间投资的项目，符合市场主体登记条件的，在取得法定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文件前，可先予以办理筹建登记，经营范围核定为“筹建”，企业取得前置审批文件后，再予核定具体的经营范围。
（三）调整行政审批方式。将办理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手续简化为告知备案，施工许可后审查质量、安全措施条件，强化施工过程监督管理。建设工程项目已办理用地批准和规划许可相关手续、具备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告知备案证明、已确定建筑施工企业、须进行施工图审查的项目施工图审查合格的，给予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和建筑工程消防验收事项，由审核改为审核与备案抽查相结合。对国家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由公安消防部门审核、验收，其他建筑工程报公安消防部门备案，由公安消防部门进行抽查。
（四）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推行投资项目并联审批，按照“牵头受理、报送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加强监督”的原则，实现项目备案或核准、选址审批、用地预审、环评审批、节能评估审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初步设计审批、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施工图审查备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或开工报告等事项的网上并联审批。需要召开评估论证会或审查会的，一律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有关行业和相关专业主管部门参与论证审查，行业和相关专业主管部门不再另行组织召开行业审查会。对总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民间投资项目，涉及的审批部门应当建立审批服务“绿色通道”，指定专人负责联络，跟踪服务。
三、做好民间投资的用地和用海需求保障
（一）完善土地供应制度。各级政府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应明确保障民间投资用地的措施。凡符合《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第9号令）的民间投资项目，可按划拨方式提供用地。完善经营性用地的土地供应方式，根据土地用途和市场状况相应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推行用地预申请制度，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土地的有效供应。合理控制建设项目用地规模，对规模较大的项目，依据规划可以分期办理供地等相关手续。
（二）适当降低土地和海域出让价格。各级政府可根据市场状况，适当降低工业用地的土地出让价格。对于本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以及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确定土地出让底价。其他工业用地项目，在不低于国家统一规定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前提下，可适当调低出让底价。各类用海项目属于省重点项目的，其海域使用金除按规定上缴中央财政外，上缴地方财政部分减征30%。
（三）延长土地和海域出让金支付期限。对新出让的土地，各地可将土地出让金全部付清的规定期限延长至12个月；对总价较高或规模较大的地块，其出让价款支付期限也可适当延长，最高限定18个月。用海单位或个人应缴海域使用金超过3000万元，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经有关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可批准其分期缴纳地方留成部分，但最长不得超过2年，且第一期缴纳不得低于应缴海域使用金的50%。
（四）允许依法分宗办理土地登记。在符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人缴清土地出让金，不改变宗地整体规划条件及用途的前提下，经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原则上可根据规划道路或宗地范围内明显界标物，给原土地使用权人分割办理土地登记。
（五）鼓励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对工业用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原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收取或调整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地方留成部分和土地有偿使用费。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单位，允许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街等存量房产、土地资源兴办信息服务、研发设计、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土地用途和使用权人可暂不变更。对企业使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的，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可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并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六）有效保障民间投资项目的用地用海。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国家产业政策的民间投资项目，项目落实的，优先安排当年用地指标，并依法及时审批用地。属于经国家海洋局批准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的项目，可以先开展围填海活动，再根据区域用海功能布局和实际用海面积，办理海域使用审批手续。
（七）妥善处理建设用地历史遗留问题。按照“尊重历史、明确界线，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的原则，对历史上未批先建的基础设施、工业等项目用地，在符合城市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经依法处理后，按规定给予补办规划、环保、立项、建设、土地等有关审批和权属登记手续。
四、拓宽民间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
（一）保持信贷规模稳定增长。完善多层次的政银企沟通机制，推动投资项目与银行信贷资金的直接对接。银行业机构要加快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专营机构。实行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制度，今年对银行业机构以其上年度小企业贷款季均余额为基数，按本年度小企业贷款季均余额增幅超过基数5%部分的8‰予以风险补偿。各级人行、银监部门要采取分类考核等措施，将年新增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和户数列入银行业机构年度考核内容，定期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通报贷款情况，力争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其他各项贷款。
（二）推广多种融资担保方式。鼓励银行业机构推广票据保贴、沿海沿江财产抵押、海域使用权抵押、知识产权抵押、保单质押、仓单质押、股权质押、基础设施项目收费权和收益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融资业务，提高担保物的抵押率、质押率。以码头、船坞、船台、水电站、水库等沿海沿江财产抵押的，由市、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办理抵押登记。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大型农机具等农用生产设施（备）、参保渔船、林权、采矿权、“四荒”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
（三）完善融资担保体系。支持发展多种形式、数量较多的商业性或自、互担保机构，鼓励区域内担保机构合理竞争。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金制度，对为中小工业企业提供银行贷款融资担保的担保机构，按年度担保额8‰的比例补偿；对为中小贸易企业提供银行贷款融资担保的担保机构，按年度担保额5‰比例补偿。发挥信用担保的信用增级、分担风险作用，对符合产业政策，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及自有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或高技术投资项目），自有资产不足以抵押银行贷款的，经由银行推荐，有关部门（中介）评估等程序后，可由省级再担保公司直接担保。鼓励和支持担保公司、小额信贷促进会等农村信贷中介组织发展。加强对信用担保行业的管理，对担保机构进行年度业务综合考评，对业绩突出的担保机构给予奖励。
（四）支持多形式直接融资。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加强对拟上市企业的储备、改制、辅导和培训工作，培育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大力推动企业进入主板、中小企业板公开发行股票融资。推进一批自主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在创业板市场融资。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阶段性支付应补交费用有困难的企业，完备上市前土地、房产等资产确权工作。鼓励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支持一批高科技、节能减排、文化创意等领域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开展集合发债工作。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支持部分信誉良好、资产优质的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工作。
（五）扩大创业投资规模。大力吸引境内外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社保基金、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投资机构依法开展创业投资业务；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融资创新，通过债权融资等方式增强投资能力，形成多元化的资本来源渠道。搭建创业投资企业等股权投资机构与“6·18”项目对接企业、上市后备企业、创业企业、拥有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等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对接平台。政府通过跟进投资、资金奖励、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对上述企业进行投资。
（六）调整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降低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铁路、公路、商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等项目资本金比例，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
五、用好鼓励民间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落实支持企业投资节能减排项目、综合利用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二）落实支持企业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节能节水专用设备、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税收政策。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三）落实支持加速折旧的税收政策。企业因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以及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
（四）落实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五）落实支持企业筹资融资的税收政策。对于符合规定条件并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审核批准的名单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收入，自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手续之日起，其从事信用担保或再担保业务取得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享受3年营业税减免政策期限已满的担保机构，仍符合条件的，可以继续申请减免营业税。对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六、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性收费
（一）取消和停止征收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贯彻落实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取消建设等部门征收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定额测定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费（含工业、交通、民用、市政公用等工程和建筑构件）、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费上级管理费，取消铁路部门征收的铁路工程质量监督费，取消水利部门征收的水利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费。
（二）减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水利主管部门征收的江海堤防工程维护费实行减半征收一年。水土保持补偿费等依法依规设立的其他涉及投资的收费项目，一律按照收费标准的最低幅度收取。对经贸主管部门征收的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实行减半征收一年。
（三）规范和降低中介机构的服务性收费。对与项目审批相关联的环境评价、安全评价、检测检验、质量认证、技术审查、公证等服务性收费进行重点整治。进一步降低收费标准，编制和评估环评影响报告书、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服务收费等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的下限执行，并可下浮；防雷技术服务（新、改、扩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施工跟踪检测，建构筑物、易燃易爆场所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收费、测绘服务费、招标和交易服务收费在规定的基准价格的基础上按下浮30%执行。严禁将明令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收费。
（四）调整部分涉及房地产投资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收取方式。调整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取方式，将一次性收取改为在土地出让、主体施工和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三个阶段，按3：3：4的比例分期收取。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改为预售之前收取，并凭相关缴费凭证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五）减免工业投资的收费项目。对投资建设工业标准厂房的，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特色产业园及一期投资2亿元以上的制造业转移项目，除国家规定的收费外，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企业进行增资扩建或技术改造，新增投资2亿元以上的，属本省有权减免的规费予以全免；新增投资1亿元至2亿元的，减免60%。
七、加强政府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支持
（一）及时投资信息。省发展改革委、经贸委应当及时公布重要领域的发展建设规划，以及政府对投资的调控目标、主要调控政策、重点行业投资状况、发展趋势等政策信息，公布鼓励投资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引导民间投资行为。
（二）加大政府资金支持。对于民间投资的经营性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项目，各级政府可以相应安排部分资金，以资本金注入方式参与建设，并可在一定时期内不参与收益分配。对于民间投资的农业开发、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福利、文化产业等项目，符合条件的，各级政府应当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从“6·18”专项资金等预算内投资、工商发展资金、农业发展资金、文化产业发展资金、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以及社会福彩公益金等各种财政性资金中择优给予相应支持。对列入国家部委专项扶持计划的项目，各级政府在地方配套资金方面应给予支持。省发展改革、经贸、财政、农业、文化、环保等部门要分别制定、完善相关的财政性资金安排使用和管理办法，将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三）加强招商引资。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外来企业、行业商（协）会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加快组建和培育一批中介组织，实现以商引商。实施闽商“回归工程”，拓宽海外、省外闽商在海西投资兴业的空间，促进资本、资源、信息、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有效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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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重视和持续改进对制造强国建设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一）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和科技型中小制造企业的金融支持。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领域。当前，我国制造业仍存在大而不强，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金融部门应聚焦制造业发展的难点痛点，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原则，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向和结构，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中长期金融支持，积极拓宽技术密集型和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促进制造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和由大变强。
（二）突出支持重点，改进和完善制造业重点领域和关键任务的金融服务。金融部门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2025》重点任务和“1+X”规划体系，改进和完善金融服务水平。探索为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创新型、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加强对核心基础零部件等“四基”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提升工业基础水平。切实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中长期贷款支持，合理安排授信期限和还款方式，支持制造业两化融合发展和智能化升级。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积极运用信贷、租赁、保险等多种金融手段，支持高端装备领域突破发展和扩大应用。加强对工业互联网重点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制造业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型制造。
二、积极发展和完善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
（三）发挥各类银行机构的差异化优势，形成金融服务协同效应。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切实发挥引领作用，在业务范围内以财务可持续为前提，加大对重大项目、重大技术推广和重大装备应用的融资支持。全国性商业银行要积极发挥网络渠道、业务功能协同等优势，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不断改进和提升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金融服务的质量效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注重发挥管理半径短、经营机制灵活等优势，立足当地，服务中小，积极开发针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特色化、专业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完善银行机构组织架构，提升金融服务专业化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探索建立先进制造业融资事业部制，加强对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重点行业的专业化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先进制造业聚集地区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在客户准入、信贷审批、风险偏好、业绩考核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管理。积极推动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围绕制造业中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的金融服务。要完善小微企业授信工作尽职免责管理制度，激励基层机构和信贷人员支持中小微制造业企业发展。
（五）规范发展制造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集团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作为集团“资金归集平台、资金结算平台、资金监控平台、融资营运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的功能，有效提高企业集团内部资金运作效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鼓励具备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开展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消费信贷和融资租赁服务，促进集团产品销售。稳步推进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开展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试点工作，通过“一头在外”的票据贴现业务和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促进降低产业链整体融资成本，更好的支持集团主业发展。
（六）加快制造I领域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制造业企业在制造业集聚地区，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发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支持大型飞机、民用航天、先进轨道交通、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设备等高端装备重点领域扩大市场应用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直接租赁、售后回租等业务，充分发挥融资租赁业务支持企业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功能，通过“以租代购”、分期偿还等方式，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改造和智能升级。积极发挥融资租赁“以租代售”功能，支持制造业企业扩大销售和出口。
三、创新发展符合制造业特点的信贷管理体制和金融产品体系
（七）优化信贷管理体制。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制造业新型产业链和创新链，积极改进授信评价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合理考量制造业企业技术、人才、市场前景等“软信息”，将相关因素纳入银行客户信用评级体系，挖掘企业潜在价值。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结合企业“三表”、“三单”、“两品”等非财务信息，运用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和以品牌为基础的商标专利权质押贷款等方式，积极满足创新型制造业企业和生产业的资金需求。
（八）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依托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积极开展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票据贴现、保理、国际国内信用证等各种形式的产业链金融业务，有效满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需求。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降低银企对接成本。鼓励制造业核心企业、金融机构与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行对接，开发全流程、高效率的线上应收账款融资模式。研究推动制造业核心企业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供应链融资票据。
（九）推动投贷联动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稳妥有序推进投贷联动业务试点，鼓励和指导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投贷联动方式，为科创型制造业企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促进企业融资结构合理化，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建立银行及其投资功能子公司、政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融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间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有效降低银行信贷风险。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外部投资公司、各类基金开展合作，积极整合各自的资金、信息和管理优势，探索多样化的投贷联动业务，促进银企信息交流共享，实现合作共赢。
（十）完善制造业兼并重组的融资服务。推动金融机构对兼并重组企业实行综合授信。鼓励金融机构完善并购贷款业务，在综合考虑并购方的资信状况、经营管理能力、财务稳健性、自筹资本金充足情况，以及并购标的的市场前景、未来盈利、并购协同效应等因素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和利率，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现行业整合。允许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发行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并购债券等方式筹集兼并重组资金。鼓励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等参与企业兼并重组，扩大企业兼并重组资金来源。
（十一）切实择优助强，有效防控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持独立审贷、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原则，择优支持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聚集区和企业，注重从源头把控风险。要发挥银行业同业沟通、协调、自律作用，通过联合授信、银团贷款等方式，形成融资协同效应，切实防止多头授信、过度授信，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形成新的过剩产能。支持制造业企业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实施债转股，合理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降低企业杠杆率。要稳妥有序退出过剩产能领域，对冶金、建材、石化化工、船舶等行业中有市场、有效益、有技术、经营规范的企业和技改项目，要支持其合理信贷需求。
四、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对制造强国建设的资金支持
（十二）充分发挥股权融资作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成熟制造业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融资，促进重点领域制造业企业做优做强。加快推进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上市或挂牌融Y，充实中长期资本实力。在上市融资企业储备库里，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制造业企业重点扶持。支持制造业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实现行业整合和布局调整优化，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十三）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扶持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创业投资发展，有效弥补创新型、成长型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缺口。鼓励种子基金等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人等创业投资主体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创新型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企业管理、商业咨询、财务顾问等多元化服务，支持技术创新完成从科技研发到商业推广的成长历程。鼓励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投向“四基”领域重点项目。发挥先进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国家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等作用，鼓励建立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各类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基金。
（十四）支持制造业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充分发挥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定向工具等直接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调整债务结构。设计开发符合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特点的创新债券品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园区运营机构发行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用于建设和改造园区基础设施，以及为入园入区制造业企业提供信用增信等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制造业企业在注册发行分层分类管理体系下统一注册、自主发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提升储架发行便利。
（十五）支持制造业领域资产证券化。鼓励金融机构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兼顾收益性和导向性的制造业领域信贷资产作为证券化基础资产，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银行间市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以及通过交易所市场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改善企业流动性状况。大力推进高端技术装备、智能制造装备、节能及新能源装备等制造业融资租赁债权资产证券化，拓宽制造业融资租赁机构资金来源，更好服务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妥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主动化解制造业过剩产能领域信贷风险。
五、发挥保险市场作用，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十六）积极开发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保险产品。进一步鼓励保险公司发展企业财产保险、科技保险、专利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保险业务，为制造业提供多方面的风险保障。鼓励发展制造业贷款保证保险，支持轻资产科创型高技术企业发展壮大。大力发展产品质量责任保险，提高中国制造品牌信任度。深入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市场化应用。研究启动重点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鼓励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符合本地制造业发展导向的保费补贴和风险补偿机制。
（十七）扩大保险资金对制造业领域投资。积极发挥保险长期资金优势，在符合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前提下，通过债权、股权、基金、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形式，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低成本稳定资金来源。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制造业企业发行的优先股、并购债券等新型金融工具。鼓励保险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共享信息、优势互补，合作开展制造业领域股债结合、投贷联动等业务。鼓励有条件的保险机构投资设立制造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允许保险资金投资制造业创业投资基金等私募基金。扩大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对制造业转型升级项目的投入。
六、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支持制造业企业“走出去”
（十八）拓宽制造业“走出去”的融资渠道。金融机构要根据企业“走出去”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海外机构布局，提高全球化金融服务能力。要积极运用银团贷款、并购贷款、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多种方式，为制造业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活动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支持“走出去”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开展外汇资金池、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支持制造业企业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下进行跨境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制造业企业利用境外市场发行股票、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
（十九）完善对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政策。不断优化外汇管理，满足制造业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真实、合理的购汇需求。支持制造业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优化对外人民币贷款项目管理，鼓励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和投资。推动设立人民币海外合作基金，为制造业企业“走出去”项目提供成本适当的人民币贷款或投资。鼓励进一步扩大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新兴市场开拓的保障力度。发挥好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实现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七、加强政策协调和组织保障
（二十）深入推动产业和金融合作。建立和完善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加强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沟通协调。建立产融信息对接合作平台，促进产业政策信息、企业生产经营信息、金融产品信息交流共享。探索对制造业部分重点行业建立企业“白名单”制度，为金融机构落实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开展产融合作城市试点，促进试点城市聚合产业资源、金融资源、政策资源，支持制造强国建设，鼓励和引导产融合作试点城市探索产业与金融良性互动、实现互利共赢。
（二十一）加大货判糯政策的支持力度。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综合运用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加强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水平合理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为制造业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正向激励作用，对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成绩突出的金融机构要优先予以支持。进一步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增强自主理性定价能力，合理确定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利率水平。
（二十二）优化政策配套和协调配合。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原则，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力度，撬动各类社会资本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通过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政府性担保基金、应急转贷基金等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制造业领域的信贷投入。进一步完善银行与融资担保机构的合作机制，建立合理的企业贷款风险分担和利率协商机制。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恶意逃废债行为要给予严厉打击，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
股权投资信息化范文5
（一）制订《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和产业目录》（以下简称《鼓励外商投资目录》），扩大开放领域，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及盲目重复建设项目。促进外商投资向集群化、高级化发展。（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科技厅、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我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三）我省现代产业500强项目、科技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项目开放。（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四）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项目，优先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属省核准的，由省统一安排。对符合《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且用地集约的外商投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允许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省国土资源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单位负责）
（五）结合我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立利用外资重大项目库，每年选择若干投资大、技术含量高、带动面广、影响重大的外商投资项目，实施全程跟踪，提供综合协调服务，对其中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为省重点项目，享受有关扶持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对具备条件的利用外资重大项目开展大用户直购电试点。（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外经贸厅、物价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六）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七）围绕我省产业发展的需要，引进境外研发机构，支持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组织在我省建立研发总部或分支机构，鼓励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与其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并纳入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公共实验室的建设体系。（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八）修订《广东省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加大对跨国公司到我省设立地区总部的支持力度，做好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认定、服务和管理工作；对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总部经济情况进行考核，奖励先进典型。（省外经贸厅会同省财政厅、公安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外办、工商局、金融办、海关广东分署、外汇局广东省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九）支持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省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服务、融资服务机构要加强对在粤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十）完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对符合国家规定、海关管理类别为B类及以上的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企业，为从事技术先进型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而进口的货物，实施保税监管。（海关广东分署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加强对外招商引资的区域引导
（十一）根据《粤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粤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粤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引导外商在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符合当地实际和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特色产业。（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二）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粤东西北地区转移，给予政策扶持，提供便利服务。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落户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安排挖潜改造等专项资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三）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向园区集聚发展。借助产业配套效应，全方位引导关联外资企业、配套项目向龙头企业所在开发区、工业园区聚集，加快形成规模效益和竞争优势。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向高新技术园区、技术先进型企业园区等特色载体升级。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和保税服务业务。（省外经贸厅、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海关广东分署等单位负责）
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十四）鼓励外资通过参股、并购等形式，参与内资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我省内资企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省外经贸厅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国资委、工商局、外汇局广东省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五）鼓励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投资省内企业，支持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省外经贸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金融办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六）充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及自身发展需要到境外上市。（省金融办会同广东证监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七）积极、合理、高效地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及外国政府贷款，优化贷款投向，重点支持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公共卫生建设、农村和城市饮水安全、社区服务、城市交通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项目。注重吸收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知识理念，发挥贷款项目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提高贷款使用的质量和效益。（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四、多渠道搭建对外招商引资平台
（十八）充分利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粤东侨博会、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招商会等平台，积极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和优秀的境外中小企业来粤投资。（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科技厅、侨办、旅游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九）充分利用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中国（广东）—韩国发展论坛、中国（广东）—日本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会和友好省州关系等平台，推进落实《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合作备忘录》，加强我省与东盟和日、韩等周边国家在高端园区建设、节能环保、科技教育、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中新知识城等重大合作项目建设。（省外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外经贸厅等单位负责）
（二十）充分利用粤港经贸交流会、粤澳大珠三角联合海外推介会等平台，加强与香港、澳门的合作，共同打造“大珠三角”地区品牌，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利用服务业对港澳扩大开放政策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契机，深入落实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加快粤港澳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重点吸引港澳服务提供者来粤投资金融、教育、医疗、物流、会展、文化创意、服务外包、旅游、专业服务等领域，提高我省服务业发展水平。积极推动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地区、珠海横琴新区等重点合作区域的开发。（省港澳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金融办等单位负责）
（二十一）充分利用粤台经济技术贸易交流会等对台招商平台的作用，及两岸实现“三通”、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机遇，加强粤台在金融、信息、光电、电气机械、石油化工、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提升粤台经贸合作水平。（省台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五、推动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技有机结合
（二十二）制定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对符合条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在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教育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三）参照引进领军人才的做法，制定外商投资企业海外高管人员评审办法，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享受《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享受特定生活待遇暂行规定》的相应待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四）对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引进的境外技术专家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财政给予适当的工作、生活经费资助。（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科技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五）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高管人员、高层次人才，以及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聘请的境外技术专家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给予优先办理来华签证函电、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专家证，协助办理延长在华停留签证手续。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系服务制度，积极为其在粤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对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外人才，推荐其参加省“南粤友谊奖”和国家“友谊奖”评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外办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六）建立政府主导、中介组织参与、市场多元化调节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智力引进机制，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提供海外高层次人才智力信息等相关服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七）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著名科研组织与省内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产业共性技术、核心技术、尖端技术和基础性研发项目的研究，支持其联合申报省重大科技专项等科技研发项目。（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六、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二十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1亿美元以下的基础设施和采掘业外商投资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省有关部门核准外，由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其合同、章程由地级以上市外经贸部门审批。（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九）清理涉及外商投资的审批事项，调整审批内容，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增强审批透明度。按照“同步审批、限时办结”的原则，改进和创新审批方式，大力推行在线行政许可。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设立分公司，除有特别规定的外，均改为备案管理。（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外经贸厅、工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三十）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的程序、条件和服务标准。调整下放外商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管辖权限，除有特别规定的外，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属地登记管理。（省工商局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七、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十一）编制外商投资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标准》手册，公布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经营过程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省物价局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三十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定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工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超级秘书网
（三十三）进一步优化口岸通关监管服务。实施分类通关管理，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和海关监管条件的高资信企业，凭电子验放回执即可办理出口装运手续，提升通关效率；进一步推广“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简化通关作业程序；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企业所进口的大型机械设备，采取非侵入式查验或预约上门查验。（海关广东分署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三十四）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手续。支持跨国集团公司成员企业之间开展外汇资金拆放、外币资金池管理的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外汇局广东省分局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股权投资信息化范文6
关键词 基础设施产业 外来直接投资 产业影响
近年来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成为各国政策制订者高度重视的领域之一。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产业投资成为各国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匡算，主要经济体为支撑本国经济相继推出的2009年财政刺激规模将占到全球GDP的1.5％，其中基础设施产业成为刺激计划的主要受益行业。在中国，超过50％的刺激性经济支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2010年这一投资将占到GDP的6％。美国、法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和其他主要亚洲经济体经济复苏计划中的头一年投资基本上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另一方面，随着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关于该产业投资的争议(包括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不断增加。截至2007年底，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了解到的外国投资者和国家之间基于投资协议的争议中有三分之一(95件)与基础设施产业有关。
对于逐步深度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基础设施产业引进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管理和利用好这些投资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政策课题。关于基础设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形式、规模和技术性细节的探讨。本文将在介绍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产业影响、存在问题，并针对中国提出对策建议。这种研究对相关国家吸引和管理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以及参与该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上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1996-2006年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06年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
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00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 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 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 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 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 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
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2007)。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2007年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07年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 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 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 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三、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则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200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 (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 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 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 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四、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