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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1
(一)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1993年,意大利博科尼大学Pagano发表于《欧洲经济评论》的论文《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重新解释,分析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Pagano的分析,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1]在Pagano模型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例如,张宗新认为,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双轮驱动效应方面:一是体现在实现资本有效动员,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资本支持。二是体现在资本优化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李国旺等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3]
(二)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机制
发展低碳经济,是推进经济发展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而金融创新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4]1.实现资金向低碳经济配置。在低碳经济发展初期,一些产业成熟度不高,经营成本较高,盈利能力不强。同时,资本的逐利特征,导致资金很难流向低碳产业。这就需要通过低碳金融创新,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引导资金流向低碳产业,实现资本向低碳经济配置。2.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许多情况下,资本积累往往是新技术应用的决定性因素。通过金融创新,第一,促使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并集中投入到低碳技术开发中。第二,把已经发明的低碳技术应用到低碳经济发展中。低碳技术创新能否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取决于可吸收低碳技术创新的金融资本投入量。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低碳技术创新不可能获得持续的资金。3.分散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发展低碳经济,就企业而言,由于低碳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发展模式的探索性,存在一定的风险,加之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有限,致使部分企业不愿意涉足低碳产业,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而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不论是银行信贷还是股权融资、债券融资、风险投资,都可以发挥金融分散风险的功能。
二、金融保障经济发展创新面临的问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28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排名第56位,金融服务满足商业需求排名第64位,金融压抑现象较为严重。[5]
(一)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1.金融资源在三次产业的配置差异较大。金融资源重点向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配置,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配置不足。这是导致我国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2.金融资源重点向大企业配置,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配置不足。[6]近年来,虽然国家鼓励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专门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7]但仍然存在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从贷款余额看,2015年末,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7.39万亿元,虽然同比增长13.9%,增速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2.7个和5.3个百分点,但也只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1.2%。[8]而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小微企业1169.87万户,占企业总数的76.57%。[9]小微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中最具发展活力的群体,但金融支持的缺位,严重桎梏着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10]3.金融对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波动中逐步下滑趋势,1978年为62.1%,1981年达到66.7%。而到1995年,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最终消费率降到59.1%。此后,1996—2000年,呈现上升,2000年为63.7%。2000年以来,其下滑趋势更加强烈和明显,2010年,最终消费率仅有49.1%。2011年开始有所回升,为50.2%;2014年为51.4%。[11]即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4.金融资源重点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缺乏。这是造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大的重要原因。我国有学者划分了我国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包含的地区。第一个阶段是金融自由化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北京、上海、广东。第二个阶段是金融约束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浙江、江苏、山东、福建、海南、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第三阶段是金融抑制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云南、贵州、广西、青海、宁夏、内蒙古、。[12]
(二)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存在深层次问题
1.科技金融方面。科技金融是科技与金融的有机融合,是推进科技创新和进步的重要途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科技金融工作以来,特别是2011年10月,科技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指导意见》以来,科技和金融的结合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深层次问题:第一,新兴产业金融资源配置不足,存在两大矛盾: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下与新兴产业资金短缺的矛盾。效益相对低下的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受资金限制形不成规模效益。二是科技投入高风险与收益周期长的矛盾。金融业担心新兴产业科技贷款投入时间长,贷款风险大,从而对科技开发信贷信心不足、支持动力不足。[13]第二,传统银行信贷模式难以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科技型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或质押物、技术风险大、成长性难以把握、放贷成本高、收益相对较低,因此难以成为银行的重点关注对象。[14]第三,科技担保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担保公司数量少、规模小,未发挥应有作用。第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发展缓慢,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潜力远未发挥。由于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实际进入门槛仍然较高、发行审核效率偏低,创业板市场对自主创新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不足。债券市场仍不发达,虽然近些年市场规模有较大扩展,但市场上针对中小企业的集合债券、集合票据等债券仍处于起步阶段。[15]第五,我国创业投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规模有限、专业投资能力不强。创业投资10年来不足1500亿元,且大多投资于成熟期的、传统产业领域内的企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资金支持了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16]第六,科技保险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国家层面针对科技保险的资金支持还没做任何安排,对地方的引导和激励缺乏有效手段。二是科技企业保险意识亟待提高。三是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如实施细则不够明确、相关税收政策没有落实等。四是相关合作机制不完善,科技保险涉及的部门间缺乏顺畅的沟通和协作机制。[27]2.绿色金融方面。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金融决策和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绿色金融是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深层次问题:[18]第一,金融机构的盈利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矛盾。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是其基本目标。这种对利润追逐的内生动力,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活力和进步。从商业银行的实践看,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环境保护会影响其盈利性,甚至认为盈利性与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之间是矛盾的。追逐利润的内生性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外生性之间存在矛盾,致使金融机构在二者之间作选择时,在不履行社会责任承担的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追逐利润。第二,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甄别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能力有限。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处于发展完善时期,企业公布的环境信息有限,环保部门掌握的企业环境信息也有限。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借款企业可能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获得贷款,借款企业可能想尽办法掩盖环境问题,结果,商业银行最终提供贷款的企业可能是存在潜在环境风险的企业。也可能由于利益的驱使,借款企业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约定使用贷款,要么没有实施必要的环保措施,要么改变资金使用范围,投向高盈利性同时具有污染的项目。第三,绿色金融政策与赤道原则相比差距较大。我国金融机构实施的绿色金融政策中,绿色信贷政策更多是“一票否决制”,绿色保险政策采取的是自愿保险,绿色证券政策采取的是上市公司环境标准审核制度。这些措施更多体现为行政手段。从实施效果看,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比较明显,绿色证券政策次之,绿色保险政策最差。这说明,我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停留在行政手段的层面,没有站在潜在污染企业是经济人的角度制定经济性的措施,导致政策效果有限。
(三)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结构不合理
1.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比例明显失衡。根据融资规模、总资产及相关指标来看,银行业在我国社会融资格局中占的比例明显过高,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发达。目前,我国债券存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50%,远低于美国的150%和日本的250%,也低于发展中国家100%的平均水平。这种过分依赖间接融资的社会融资结构,导致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还使得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银行体系,增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市场体系不完善。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发展滞后,不能高效地为企业融通资金,在优化资源配置和鼓励创新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股票市场在一些时期脱离企业基本面和经济基本面暴涨暴跌,无法体现经济“晴雨表”的功能。[19]
三、金融保障经济发展创新的路径
(一)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路径
1.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为此,要优化信贷结构,充分发挥金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第一,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促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第二,加强对服务业的金融支持,加快发展生产业,大力发展生活业,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第三,加强信贷监管,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通过提高信贷准入条件、提高信贷利率等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发展。第三,加强金融对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支持。通过降低信贷准入门槛、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不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2.大力发展“小微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要全面落实前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全力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全力支持小微企业良性发展。同时,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小微企业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20]3.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支持需求结构调整。拓展消费信贷范围,促进居民储蓄向居民消费的转化;增强金融对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拉动作用;引导资金流向,促进投资向科、教、文、卫等事业领域的流入。[21]4.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战略中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向中西部地区配置。我国学者针对前述我国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包含的地区,提出了开展分层金融的建议:对处于第一个阶段即金融自由化阶段的地区,给予金融发展的自由权利,适当结合自我特点,向国家化进军,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国内金融基地,或者是国际金融标杆;对处于第二个阶段即金融约束阶段的地区,各个金融机构应该形成互补的格局,结合自我条件和金融实力,规避恶性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作绩效;对处于第三个阶段即金融抑制阶段的地区,主要任务是在政府指引下,加强区域内金融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借助区位优势,主动加强与周边金融发达地区的互助和合作,实现协调性发展。[22]5.大力发展县域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施金融惠农政策,鼓励、引导县级和农村金融机构将本地金融资源更多用于支持县域和“三农”发展,不断提高县级金融机构存贷比。[23]
(二)发展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的路径
1.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进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是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打破技术和资本的壁垒,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互动发展,产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价值叠加效应。[24]针对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通过以下途径加以破解,从而促进科技金融的大发展。第一,促进金融资源向新兴产业配置。“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设立创业投资、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等政策性专项引导基金,提供风险补偿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投领域,”引导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新兴产业融资。同时,“成立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的科技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实行‘银行+担保+额外风险补偿’的运作模式”。“鼓励和扶持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的成长,”培育多元化的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投资主体。[25]第二,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主要从事与高新技术相关的活动,处于产业链的高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发展速度快、创新能力强,是我国科技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的排头兵。[26]要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探索建立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资金的风险补偿机制,允许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抵押物,扩大科技保险覆盖范围。第三,建立健全科技担保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担保公司,“综合运用资本注入、业务补助等多种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和积极性,“创新担保方式,加快担保与创业投资的结合”,推进多层次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27]第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弱化行政审批,增强发行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股票发行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同时,继续推进三板股权市场建设;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私募债等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28]第五,促进创业投资加快发展。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项关键措施,是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为此,要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发展创业投资企业和管理机构,培育优质创业投资项目源,建立创业投资管理团队激励机制,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完善创业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创业投资发展。[29]第六,积极推动科技保险发展。一是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研究建立专业中介机构保障基金。推动巨灾保险立法进程,界定巨灾保险范围,建立由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风险共担的多层次巨灾保险制度。[30]二是加强和完善保险服务。“保险机构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合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加快培育和完善科技保险市场,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业、并购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提供保险支持,进一步拓宽科技保险服务领域。”“探索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投资等支持科技发展的方式方法。支持开展自主创新首台(套)产品的推广应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以及科技人员保障类保险。”[31]2.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金融要支持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碳金融是必经之路。[32]针对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从以下方面努力,促进绿色金融的大发展。第一,大力宣传,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一是要通过报刊、网络、电视、广播、移动通信等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全社会的认识。二是要宣传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实践,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比如,2014年3月14日,《云南日报》以《“绿色金融”服务枝繁叶茂》为题,宣传了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打造“绿色主题银行”,在提供促进节能减排、支持循环经济、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绿色金融服务,对其他商业银行就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第二,完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探索实施的绿色信贷政策,更多是对列入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环保黑名单的企业,实行信贷“一票否决制”。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简单,容易操作。然而,尽管有些企业未列入环保黑名单,但有可能对环境的污染处于临界值。因此,商业银行应成立负责企业碳排放评价及碳排放审查的部门,把碳排放评价引入商业银行的信贷流程,使商业银行通过客观、科学评价企业碳排放情况,以此作为是否发放贷款及确定贷款利率的依据。政府应制定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测量方法和不同产业碳排放标准,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根据不同企业的碳排放量制定差别利率。第三,完善证券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政策。修改完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使相关制度不仅涵盖企业上市融资的环境要求,而且涵盖企业发行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改变绿色保险政策采取的是自愿保险的做法,通过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细则》,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一种强制保险。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环保部门、保险及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沟通。
(三)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2
新发展与新常态:2016年的资产证券化市场
2016年,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ABS市场”)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发行产品8460.31亿元,同比增长37.97%;市场存量为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66%。在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稳健运行
2016年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信贷ABS市场”)运行较为平稳(见图1),市场基础资产进一步丰富,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全年共有6家试点机构发行156.1亿元,占试点额度的31%。基础资产类型涵盖了对公不良贷款、零售类不良贷款、个人住房抵押类不良贷款等,拓宽了银行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渠道。
二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随着基础资产类型增加和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各类产品发行规模趋于均衡化。尤其是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全年发行规模已接近对公贷款资产支持证券(CLO),市场化、规模化特征明显。
三是绿色资产证券化创新加速。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金融的背景下,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取得了突破。2016年1月,兴业银行发行年度首单绿色信贷ABS,发行额26.46亿元,基础资产全部为绿色金融类贷款,盘活的资金也投放到节能环保重点领域。
四是流动性进一步得到改善。信贷ABS现券与质押式回购结算量增长明显。中央结算公司2016年处理的信贷ABS现券结算量为1435.28亿元,是上一年度的2.64倍;信贷ABS质押式回交割量1345.31亿元,是上一年度的1.75倍。不过,相比债券市场整体换手率,信贷ABS的流动性依然偏低,这也成为制约市场发展深度的关键因素,亟待解决和突破。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快速发展
2016年,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企业ABS市场”)发行4385.21亿元,同比增长114.90%,存量规模5506.04亿元(见图2)。市场运行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基础资产类型丰富。企业ABS涵盖了较多的基础资产类型,除租赁租金、应收账款、信托受益权和小额贷款等主要资产类型之外,还包括企业债权、基础设施收费权、类REITs产品、保理融资债权、委托贷款、融资融券债权、住房公积金贷款、航空票款、门票收入权和股票质押回购债权等。
二是类REITs产品进一步发展。基础资产涵盖了写字楼、商场等物业类型,呈现出了债权与权益混合的特征。但由于国内尚未颁布严格意义上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因此目前发行的都是符合国外成熟市场标准的类REITs产品。相信随着市场的发展,我国的REITs产品将在资产分散、永续性、税收等方面取得突破,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市场体系。
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存在的不足
第一,市场总体规模较小,发起机构动力不足。2016年末我国信贷ABS存量规模6173.67亿元,占同期信贷规模的比重仅为0.55%。而同期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存量为8.92万亿美元,约占同期消费信贷规模的71.70%。虽然中美金融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从数据的对比上仍可观察到我国ABS市场规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信贷ABS市场结构有待平衡。虽然2016年RMBS的发行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就存量规模而言,CLO依旧是占比最大的产品类型。美国2016年MBS发行规模为1.91万亿美元,占全部ABS规模的90.2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我国信贷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应鼓励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融资租赁资产、消费贷款等类型ABS产品的发行,进一步平衡市场结构。
第三,基础资产集中程度较高。2016年企业ABS出现首单违约,这提示我们,无论是单一收益权类产品还是基础资产较少的CLO产品,对于风险集中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现金流易受经济环境和经营情况波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结构设计、外部增信、跟踪监控等环节。
第四,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健全。一方面底层资产披露面临障碍。国际成熟市场对ABS产品底层资产有逐一披露的要求,而我国目前没有类似的要求。特别是CLO的特点是基础资产规模较大、分散相对不足、难以使用大数法则进行风险分析,因此需要打开资产包进行逐笔检查才可能有效防范基础资产风险。另一方面现金流披露标准有待提升,中介费用不公开导致无法准确预测产品各档未来现金流的分布情况,影响投资者对ABS产品的精确分析。
第五,创新与风险需要进一步平衡。企业ABS市场活跃,而信贷ABS市场则不温不火,二者分化明显。另外,在创新的同时,也应注意基础资产现金流的持续稳定性以及资产池的风险分散程度,警惕具有潜在风险特征的“创新”设计和措施,保证市场有序运行。
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建议
2017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改革发展也跨入新阶段,建议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市场发展:
第一,加强基础资产监管,提升资产质量。基础资产是证券化产品的核心,资产质量决定了市场的健康和长远发展。各种证券化技术的应用,无论是风险隔离还是内外部增信等,均是对基础资产进行重构改造。基础资产的选择应遵循“持续、稳定、可预期、有规模”的标准,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完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制度。当前“事后变更”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方式存在风险:如果发生纠纷,则善意第三人的受偿顺位可能会排在受托人的前面;如果采用发起机构赎回,也可能出现替换资产不匹配、替换资产不足或其他无法赎回的情况。这方面有国际成熟经验。美国抵押权的转让登记是通过名为MERS的抵押贷款电子登记系统来完善的。出于完善制度机制的考虑,对于基础资产物权变动问题,应清晰界定法律关系,健全基础资产物权变动规则,合理缓释业务风险。同时发行人也要充分揭示风险。
第三,支持绿色资产证券化发展。一方面应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保障绿色信贷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应给予信贷规模管理、税收减免等配套支持政策。完善产业结构,增强绿色经济意识。
第四,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2016年,上海市政府发行全球首单自贸区债券。随着债券市场开放步伐加快,可积极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助力资产证券化的国际化。
第五,规范和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建议信息披露管理能够穿透底层资产,披露资产池中单一资产情况,审慎把控基础资产源头风险,便于投资者进行系统判断、风险判断和更加精准的价值判断。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3
关键词:金融;银行信贷;货币信贷;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3-0044-06
一、货币信贷运行状况评析
1.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向下,货币供给量迅速增长,货币流动性增强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调动商业银行头寸,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从而维护金融体系预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大力促进信贷的发展,并通过“窗口指导”等手段,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保证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尤其是在下半年,中央银行对过快的信贷增长开始保持警惕,逐步采取发行定向票据等措施有意识控制信贷总量的过快增长。
在主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由于2008年底中央银行大幅调低存贷款利率,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已经接近历史低位,下调空间不大。因此,2009年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使用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央行票据,截止2009年9月底,中央银行累计开展正回购操作3.17亿元,发行央行票据2.71亿元。
在中央银行的积极努力下,2009年货币供应量出现快速增长,截止2009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8%,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2万亿元,同比增长32.3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9月份M1增速超过了M2,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活跃度已经出现了明显提升,货币流动性在不断增强。
2.银行贷款高速增长为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做出了积极贡献,各项存款尤其是企业存款较快增长
2009年,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金融机构贷款出现高速增长,截止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同比增长31.794%,全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企业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增长迅速,比2008年多增2.7万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迅速增长,是我国货币信贷的一个亮点,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迅速企稳回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然,我国货币信贷结构的增长并不完全合理,房地产消费信贷与国有企业信贷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其他行业及经济主体,这种增长格局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全国性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影响经济活力。
2009年各项存款也出现持续攀升,截止2009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9.77万亿元,同比增长28.2%,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3.13万亿元,同比多增5.44万亿元。存款的快速增长,为我国货币信贷的扩张提供了基础条件,降低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但是,存款增长也出现了一定的结构失衡,企业存款尤其是企业活期存款增长明显快于居民存款,这反映了非金融企业在获得大量贷款之后,由于投资项目储备不足而短期内出现资金闲置。
3.外汇储备在出现短暂负增长之后重新大幅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之中带有结构调整
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总体保持增长的态势,除2009年1、2月分别出现325.74亿美元和13.9亿美元的负增长之外,其余月份均快速回升,并且在2009年4月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此后均保持在2万亿美元之上。分季度看,第1、2、3、4季度分别增长71.11亿美元、1778.65亿美元、1409.89亿美元和1265.47亿美元,截至1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23 991.52亿美元。
2009年,人民币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水平有升有降,波动弹性增强,但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从月度平均数值来看,2009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趋势,对其他货币出现升值趋势,但从3月底开始,人民币兑美元重新出现升值趋势,兑其他货币出现贬值趋势。
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欧元等国际结算货币近年来的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这也波及到中国同临近亚洲国家开展跨境贸易时的货币结算,为了稳定预期,降低跨境贸易中的汇率风险,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正式,统一规范了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活动。办法推出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进展顺利,资金清算渠道安全、畅通。根据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的统计,截止2009年9月30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账户融资、贸易融资等相关业务也顺利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人民币走出国境的第一步,为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5.积极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
2009年,世界各国的普遍任务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稳定本国经济与金融形势。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各国央行之间的沟通合作,共同行动起来。为此,2009年我国央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第一,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六个经济体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 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使其成为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重要手段。第二,积极参与共同外汇储备库建设,为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提供资金支持。2009年2月,中国与东盟、日本和韩国(东盟+3)决定将2008年5月建立的共同外汇储备库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中、日、韩三国在5月初就储备库出资份额达成共识。其中,中国将与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第三,中国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并将在今后3―5年内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信贷。
二、金融机构状况评析
1.银行类金融机构出现快速扩张
(1)商业银行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得以明显提升
随着2009年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快速增长,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张,截至2009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75.31万亿元,总负债71.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9%和27.5%。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的水平,不良贷款率则出现明显下降。例如,截止9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11.6%、12.1%和12.5%,其中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则分别下降了2个和1个百分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1.6%、1.6%和1.4%,均比去年同期出现0.4%―1%的下降。
(2)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继续稳步推进,政策性银行成为改革重点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此后,中国农业银行按照改革方案要求,围绕“面向三农、商业运作、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总体目标,稳步推进事业部制管理体制改革,制定面向“三农”的专门信贷政策,强化“三农”业务风险管控。目前,中国农业银行正在进行战略投资者选择工作,很有可能在2010年上市。
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2008年底挂牌后,正稳步推进风险管理和内控等内部制度建设,稳健拓展业务领域,完善运作机制。2009年8月末,成立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将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通过国开金融公司大力发展股权投资业务。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工作小组,修改完善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方案及章程。这两家机构仍保留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并在以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同时,适当经营自营性业务,未来的改革方式将有注资、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等等,不断提高其运作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
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展顺利。截至2009年9月末,中央银行已累计向2 321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兑付专项票据1601亿元,兑付进度达到95%以上;发放专项借款15亿元。经过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显著改善,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9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3 617亿元和7.7%,比2002年末分别下降1530亿元和29个百分点。同时,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银行化进程加快,截至9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29家,农村合作银行181家,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机构2 055家。
2.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重新恢复
(1)保险公司业务发展顺利,资产规模明显回升
2009年,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良好,保费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保险公司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216.76亿元,同比增长22.6%,比2008年底提高了14.6个百分点。总资产39 0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6%,比上年底增长16.89%,保险公司总资产明显回升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保费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内A股市场的重新上涨。
(2)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出现恢复性增长,制度创新也为其发展带来新机会
从证券公司角度看,随着2009年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股票市场交易量重新回升,加上国内A股市场IPO重启,证券公司的经纪、投资银行、自营和资产管理等各项业务都不同程度开始恢复,尤其是在创业板推出之后,很多中小型证券公司也得以进入IPO市场,证券公司的利润点增加,业务运转更加顺畅。
三、金融市场状况评析
1.货币市场
近年来,我国货币市场发展较为迅速,交易量稳步增长,参与主体不断增加。截止2009年11月底,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60.6万亿元,同比增加21.4%;同业拆借累计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加25.4%。2009年货币市场出现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信贷政策的适度宽松,给货币供给增长带来明显压力。为此,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明显增加,使得货币市场成交处于活跃状态。
货币市场利率稳中有升且波动性加大。在市场流动性总体宽松的环境下,2009年上半年质押式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基本稳定在0.85%左右;6月下旬以来,受新股发行重启等因素影响,各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且波动性有所加大。9月份质押式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28%和1.27%,分别比6月份上升37个和36个基点。
2.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提速,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债券余额为172 205.26万亿元,各类债券的具体余额见表1所示。
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年内已发行国债共15 368.48亿元,其中记账式国债11873亿元,凭证式国债1485.48亿元,另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2 000亿元;金融债发行49 641.6亿元,其中政策性金融债11178.1亿元,商业银行债券2 578.5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225亿元,央票35 660亿元;广义企业债发行14 398.38亿元,其中短期融资券发行4 225.05亿元,中期票据6 373亿元,企业债3 800.33亿元。
2009年以来,债券市场走势随着货币信贷的大幅扩张而逐步下跌,尤其是在1月份,债券市场出现快速下跌,市场成交量开始低迷,6―7月份,由于债券发行量加大,加之IPO重启之后部分避险资金从债市回流股市,债券市场出现新的一轮下跌,8月份企稳,在11月份,由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和加息预期加大,债券市场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
3.股票市场
截止2009年12月底,中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1718家,总市值24.39万亿元,流通市值15.13万亿元。2009年,企业通过IPO以及增发的方式从A股市场募集资金3 809.2亿元,其中IPO募集资金1344.78亿元,增发募集资金2 341.86亿元,配股融资75.9亿元。
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一路下跌之后,出现了明显上涨,上证综指从2009年1月5日开盘的1849.02点一路上涨到8月4日的3 478.01点,最大涨幅88.1%。此后出现高位震荡整理的走势,12月31日收盘3 277.14点。
经过上涨,中国A股市场估值泡沫逐渐显现,虽然以12月31日收盘价计算的全部A股静态市盈率平均在27.64倍,低于历史平均的39倍,但是,上市公司估值出现明显的板块分化,银行等大市值板块市盈率仅为20倍左右,有色金属行业平均为159倍,创业板股票的静态市盈率也已经超过100倍。2008年10月份延续到整个2009年的股票市场走势很好地体现了股票市场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提前显现了宏观经济触底回升的趋势。这表明,全流通之后的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
进一步增强,股票市场与经济运行态势的联动性逐步增强,股票市场已经开始成为宏观经济走向的经济晴雨表。
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性建设也逐步展开,创业板的推出不仅仅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市场和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创业板的推出为我国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对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创业板的快速增长,也为创业资本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退出渠道,对于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2010年我国金融运行展望
度过了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2009年,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情况看,2010年的宏观经济将会好于去年。投资方面,由于前期信贷的大量投放,企业资金较为宽裕,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投资意愿增强,虽然可能会低于2009年的投资增速,但2009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导致的,2010年里,企业投资尤其是民间企业投资增速将会重新提升;消费方面,我国政府也一直在大力拉动内需,尤其是着重启动农民的消费需求,消费方面应该也会成为推动宏观经济的积极因素;出口方面,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出口增速企稳回升趋势在2010年应该能够持续,这说明出口方面至少不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还会继续回升,经济走势向好,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控下,我国金融运行将会继续保持平稳,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均能够获得稳步发展,速度也会快于2009年。
1.货币政策将会趋于稳健,更加灵活机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情况看,2010年我国不会马上实现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而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的既定方向上实现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整体要比2009年收紧,但与其他年份相比仍然较为宽松,推动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增长趋于更合理的水平,同时根据2010年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下一步中央银行将会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安排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流动性管理,力求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从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看,央行票据和正回购等公开市场业务将是央行2010年货币政策微调的主要手段。在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总体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央行将会通过加大公开市场回收力度、加强窗口指导、加大风险提示等方式灵活动态地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采取措施适时干预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堵住银行资金和信贷违规流入资产市场的政策漏洞,使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从利率政策看,2010年还存在利率上调的可能性,如果我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出现较为明显,尤其是石油、大宗原材料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可能会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也许会导致通货膨胀形势失控;另外,从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情况看,美国经济也已出现触底反弹迹象,2010年不排除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入加息通道。如果出现上述情形,我国不排除对利率进行适当调整。不过即使上调,幅度也不会很大。这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实现全面复苏之前,由于普遍的产能过剩,短期内通货膨胀形势不会迅速恶化;同时,我国利率水平仍然要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单方面提高利率,很可能会吸引热钱流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从存款准备金率情况看,可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从调整动因分析,预计一方面是由于宏观调控压力所致,另一方面是用于对冲外汇占款不断增长对货币供应的明显扩张作用,防止货币供应量增长失去控制,但这一工具应该是与公开市场业务配合使用的,是在外汇占款出现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出现的。
2.信贷增速将会放缓,信贷结构面临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2010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信贷增长的控制。这是因为,经过2009年的迅速增长,银行信贷已经成为我国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要实现适度宽松,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将信贷增长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内,不出意外,可能会控制在7万亿左右的水平,并且中央银行还会尽量使贷款保持均衡,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信贷政策在保持合理增长的同时,还要体现出的将是信贷结构上的变化。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信贷政策将更加侧重于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支持内需的需要,将可能加大对消费信贷、三农、中小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可能会发展“绿色信贷”,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3.商业银行业务拓展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中间业务将成为重要着力点
经过2009年的“井喷”,商业银行信贷出现快速扩张,这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010年如果继续大幅扩张信贷,商业银行在今后的时间内将不得不面临无资本金规模可贷的境地,解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增加资本,包括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但核心资本的增加需要在二级市场进行增发,在股票市场走势不好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通过这一渠道融入资本金,实际上目前银行股二级市场较低的估值水平就反映了这一预期;附属资本的增加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但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附属资本只有在银行核心资本超过7%时才可发行,且发行的总额度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25%,这大大限制了附属资本的增长。因此,增加资本方面面临实际困难。另一类是降低风险资产,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主要选择就是控制贷款的增长。
为了缓解资本充足率问题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压力,商业银行未来需要通过发展中间业务,降低银行利润严重依赖存贷款的局面。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只有10%―15%左右是来自其向客户收取手续费的中间业务,这一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40%―50%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商业银行也要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通过把部分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可以将其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从而降低风险资产的总额,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困扰。
4.金融市场将会在曲折中稳步发展,制度建设与创新进一步增强
在这种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背景下,2010年我国金融市场将会在前期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但在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会出现较大波折。
货币市场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公开市场业务的主要市场,2010年将会继续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出口的回升,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将会继续增加,中央银行需要继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加之信贷政策收紧之后,商业银行可用头寸增加,这些都会提高货币市场的活跃程度,提高市场规模。
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4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产业分工;内需不足;产业政策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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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投行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
一、 引言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是中国发起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虽然亚投行在名称中有“投资银行”的字眼,但是其属性绝非投资银行。对于亚洲国家来说,由于亚洲地区国家之间政治特征、投资回报的长期性的特征,因此基础建设投资理应成为亚洲区域性发展的金融机构的投资重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一路”)是由主席在2013年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合作谋发展的宏大行动计划。
我国对于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将亚投行置于“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将其视为我们与世界对接的具体措施。基础设施建设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可以解决亚洲区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实现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投资和融资,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
亚投行作为一个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机构,其设立和运行过程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主要以“一带一路”规划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视角,对亚投行在该战略下的具体投资情况做出分析。研究这一内容,对未来亚投行改良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和更好的发挥职能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亚投行的筹建背景
总结来说,亚投行的成立,可以说是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亚洲的经济体来说,客观上存在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急迫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发达国家受其深层结构困难制约,或复苏乏力,或在衰退边缘徘徊难以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对于亚洲来说,尽管新兴经济体增速近年来进入了瓶颈期,且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急需通过基础建设来调整其经济发展方式维持增长。基础建设的正外部性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都有促进作用。对任何一个产业来说,水利、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不仅会使整个产业的运输成本、加工成本的居高不下而无法获得国际竞争力,而且导致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上下游产业无法生存,丧失获得更高经济利益的机会。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2008-2018年,整个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需要有8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而现有的多边银行,如亚开行,世界银行等并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面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实际上对亚洲国家来说,缺乏一种将庞大的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的机制。另外,亚投行的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通过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它将能撬动5000亿到10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规模。
第二,改进与完善国际经济体系治理结构的现实需求。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发达国家所领导的多边国际金融体系在结构方面、治理方面等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改革困境。国际金融领域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机制体制,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是70年前二战结束的前夕,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金融霸主地位。在这70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现存的金融体系曝露出很多弊病。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受到大多数国家所诟病,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渐增长。除此之外,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对新兴经济体拥有了太多的话语权,并且这些金融机构程序繁琐,改革缓慢,而且要求援助国接受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而亚投行有利于推动其改革进程,力求摒除这些弊病,正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失败的新探索。
第三,从国际战略来讲,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为了对抗美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P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美国发起TPP和TPIP的谈判虽然一方面对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不满,但更深远的原因则是在实行重返亚太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企图在贸易方面孤立中国。美国在谈判中提出高度自由化、企业社会责任、环境、劳工、人权等方面的高标准是目前中国很难达到的,这样的高标准一旦实施,将形成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此外, TPP和TPIP带来的重大贸易转移,而由于中国并没有加入相关协定,也没有与美国或欧盟双边贸易协定,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冲破“经济封锁”,抵消TPP和TPIP的负面影响。
三、机遇
1.高储蓄与巨大的外汇储备
经过35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中国已具备向世界输出资产的能力。据2014年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在2014年度,对外投资1140亿美元,加上一些资本的再融资,总共达到1440亿美元。而2014年国内利用外资为1200亿美元,其间差距200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已经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将巨大的外汇储备用于多边金融机构,不仅可以防范外汇管理风险,还带动更多的中国资金走出去。而实际上,外汇储备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内货币国际使用程度的提升,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将呈下降趋势。充裕的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而高储蓄的重要性要大于外汇。
中国将持有的大量外汇用于亚投行的基础建设融资,而融出海外的资金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而存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先行投入与融资安排,因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倡导与协调作用的国家,其国内必先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强大资本形成能力。由于人口协调和发展阶段特点,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结构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缓解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
2.输出过剩产能与低端产业链转移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根本弊病。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即为产能利用率 ( capacity utilization) ,被定义为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目前我国总体产能利用率为78.7%(2014年数据),虽然看似与区域合理区间差距不大,但不少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着实担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产能利用率过低的行业范围,已经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石油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扩展到新兴行业如光伏、风电等。
有学者认为,导致现阶段中国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一直以来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拉动投资,导致了外贸依存度较高和严重的产能过剩。由于十多年前中国也出现过产能过剩的情况,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通过对外承包输出工程,能够有效的缓解产能过剩。并且提出,当今全球产能市场配置不合理,造成了产能向外输出的可能性。短期内,一单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有相关产业1.89单位的生产扩张。对外承包工程不仅会带来自身的输出要素,还会从带动出口贸易、劳务输出、和对外直接输出等多个方面促使产能输出。
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借助沿线节点城市的枢纽优势和当地资源优势,强化产业优势,打造制造优势,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国际分工格局。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随着工资、低价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上升,将逐步转移到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随着美国“页岩油气”战略的推进导致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下滑,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将在数年之内陷入低迷,而“一带一路”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将有助于缓解衰退趋势 。事实上,由于古代“丝绸之路”的渊源,中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这一地区投资,特别在新的倡议下,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投资。根据IMF的统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已经由2000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5年的500亿美元。具体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去年12月已经确定了包括莫斯科-喀山(Kazan)高铁、霍尔果斯(Khorgos)-阿克套(Aktau)铁路、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等在内的6个超大型项目。
3. 为中国边陲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和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倾斜集中,造成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之间的在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上的巨大差距。1978年、2000年、2008年基尼系数分别为0.214、0.260、0.283,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板块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问题日益突出。而一带一路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一些受历史与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的省市。一带一路将为中国边陲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为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
一带一路的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实现中西部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能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张可云从如何保障“一带一路”区域战略的实施效果方面,根据区域政策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四管”的具体问题。安树伟总结了“十二五”政策以来中国区域经济进入相对均衡时期,但是东快西慢的格局并未改变,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区域格局态势将是东西两翼带动中部崛起,从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开放的格局。
四 挑战
1.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特点就是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前期沉没成本特别高。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存在着投资收益率偏低,要靠自身收费来收回投资的相关本息,需要很长的时间。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很多国际投资者不太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中国政府依然承诺了6%~8%的相对高收益率。
由于国际市场环境不同于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带来不同种类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的系数叠加效果,也不可能促进要素流通来改善总体经济配置。像亚投行这样的新兴国际多边机构,其发展理念也需要突破单一项目、单一工程的视野,向统合上下游产业的一揽子投资理念发展。在全球价值链日益整合的时代,亚投行对一国的基础设施规划,不能脱离于其下游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孤立孤立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如果没有下游的高附加值下游产业,亚投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就没有意义,项目偿还能力也面临着问题。如果没有前期的基础设施、高附加产业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指导,那么整个价值链的建设就需要更长时间,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也会更长。
2.投资安全面临的较大的风险
亚投行的成员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出资国;另一部分是受援国。亚投行的资助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处于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带,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宗教状况可谓是千差万别。
卢峰等学者认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项目实施层面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与风险。一是体制政策风险,即便在政治层面确立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治层面可能存在大量的协调困难。二是管理风险,在国外面对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方面的不适应。 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伴随着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人为干预。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环境破快极大的基建方式一直为以美国和日本所诟病,甚至基于此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国内执政党轮替、政局动荡、爆发内战等事件导致的中途停建、发生坏账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例如香港的一家投资尼加拉瓜的大运河项目的企业,本来之前跟克里米亚当地政府已经谈妥,各方面资源也已经调配完毕。但突然间并入俄罗斯的政局变化导致这项工程被无限期推迟,这家公司投资的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
3.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运营经验不足
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选择、评估、运营和后续评价等方面需要一系列的指导与技术支持,短期内需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丰富经验。亚投行需要在旧的体制上创新,规避旧体制的官僚性、无效率以及需要创新决策机制平衡各成员国间的利益诉求。
“一带一路”的战略提供给亚投行海量的项目,但是在具体的投资项目方面,亚投行需要准确定位细分市场。盲目的投资一方面将带来事倍功半的风险。另外庞大的体量或将挤出基础亚洲基建投资的其他参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有资本,以及来自亚洲区域内外的私人资本,最终将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具体措施方面,有学者提出中国首先要把投资聚焦到亚洲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市场失灵难题。长期以来,亚洲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短板,既是制约各国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次,亚投行投资融资项目宜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一国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结合起来,使所投资的基建项目真正有利于降低这些国家转型的交易成本。这需要亚投行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做足市场调研,摸清项目所在地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及其风险种类、立足现状,做适合当地长远发展的项目,照顾到当地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能力。
五、结论
亚投行作为新兴的国际金融机构,尽管在某些功能立意上亚开行、世行这些取向截然不同,但是在一些基本例如发行融资债券、确定基建项目的规模和风险等方面是具有同一性的。基于此因,前文所提到一些挑战的应对上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
第一,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发行债券方面。世界银行具有将近70年的债券融资经验,其债券发行机制对对于亚投行具有示范意义。世行的发行机制主要由《全球债务发行工具》和《最终协议》两部分组成“母子协议”构成。且世行在国际资本市场持有3A级评级,并在债券市场长期实践中形成优先债券人地位。而亚投行具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般优势,由于加入者大部分均是国家,同时在债务信用担保上通常也是选择有国家通过认缴资本来进行担保,因此有可能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此外,由于老牌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优先债权人地位不仅在历次金融危机中保障了国际金融机构债务稳定,而且在各国的国内法律体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因此同样是作为多边金融机构的亚投行也有望享有优先债权人地位。在具体的债券方面,投行应当大力发展绿色债券,体现其运营的绿色理念;积极发展人民币债券,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重视发展非核心货币债券,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在确定基建项目方面。基建项目涉及的范围颇广,而因此涉及的项目甄选和有关项目风险的分析必然会借助世行的成功经验。例如世行为了确保项目实现和资金安全,特别设置了采购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具体到基建贷款项目上,以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为例。世行对中国采用与其他借款国相同的采购管理方式,采购管理贯穿项目全过程,包括项目准备、评估、谈判、执行和后评价等。而在管理规则制定上,采购管理遵循这两套《指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和信贷指南》与《世界银行借款人选择和聘请咨询顾问指南》)和一系列《标准招标文件》的指导和规范,这些规则通过世行不同级别采购人员审查执行。此外,根据最近的报道,亚投行与世行达成合作开发项目的协议,通过世行在项目采购、环境和社会保障之类的领域的参与,亚投行将在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优化运作方式,使其更科学和更规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地区性投资的新的金融机构平台,亚洲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各成员国将通过亚投行这个金融平台,共同合作改变亚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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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6
伊春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旅游资源丰富,开发力度不断加大。伊春市素有“林都”美誉,森林覆盖率达到86.5%,生态良好、野生动植物及旅游资源丰富。目前,伊春市有已建成国家2A级以上景区27处、其中4A级以上12处,另有国家级、省级旅游示范点或场所15个。近年来,伊春市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更加注重对资源的深层次合理开发,使旅游服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交通更加便利,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二五”期间,伊春市新增国家2A级以上景区8处,其中4A级以上6处。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潜力巨大。2005年旅游业被伊春市政府纳入优势特色产业,2012年被确定为支撑转型发展的三大引擎产业之一,逐渐驶入发展快车道。2016年旅游业实现增加值40.08亿元、同比增长41.9%,共接待旅游人数100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7.14亿元,同比增长40.24%、41.92%;“十二五”期间上述三项指标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8.58%、11.29%、19.54%。2016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96%,较2010年提高了9.75个百分点,已成长为战略支柱性产业。另一方面,仍存在游客在伊春停留时间短、消费少的问题。在旅游消费结构升级和构建现代意义旅游产业模式的背景下,伊春旅游产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可挖掘。
旅游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运营模式不断创新。目前,伊春初步形成了旅行社、各档次住宿和餐饮、旅游纪念工艺品厂、旅游文化企业等覆盖各环节、产业布局较为合理、市场发育良好的旅游产业体系。同时,伊春市不断推进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以“旅游+”为载体,推进旅游与体育、互联网、地产等产业的融合,促进旅游产业链条延伸。伊春市积极引入会展、养老、度假、康体养生等新型旅游模式,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及服务,提升了旅游产业综合带动效应的潜力。
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效率有待提升
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伊春市金融业从政策导向、信贷扶持和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受伊春“政企合一”体制,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且效率不高,旅游产业自身特性和资金需求特点等因素制约了金融支持效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金融支持完全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处于空白状态。目前,伊春旅游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入、自有资金和银行信贷,而银行信贷是旅游企业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支持的唯一途径,融资方式单一、融资结构不合理。截至2016年末,伊春市尚没有旅游产业上市公司、新三版挂牌企业,旅游产业债券、票据、资产重组、融资租赁等资本运作方式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银行信贷支持不足,存在较大资金缺口。2016年末伊春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黑龙江省的0.62%。当信贷规模较小、投放能力不足与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融资方式相叠加,会进一步加剧了旅游产业的融资难。同时,政策性金融介入不足,也降低了商业性金融参与意愿,涉足的金融机构较少、参与程度也不深。据银监部门数据显示:2016年末,伊春市银行业对旅游产业项目贷款的余额和全年累计投放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44.32%、91.33%。旅游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十二五”期间对旅游产业投资达到50亿元;但据有关人士估算资金缺口达50%以上。
金融产品和服务僵化,不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目前,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尚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持产品单一。针对旅游产业经营者的融资产品只有银行信贷,且是以项目类抵押贷款为主的短期流动资金;对消费者的旅游信贷类产品缺失、相关旅游保险产品缺位。金融产品较为单一,使金融支持的广度和范围受到限定。二是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需求。如很多景区的结算方式仍然以现金收付为主,虽然近几年加大了景区ATM机等自助终端的投放、但相关后续服务跟不上,景区周边也少有金融机构网点,游客的支付、结算、汇兑等金融基础业务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
金融体系不完善,影响金融支持效果。在直接融资方面主要表现为: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投资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极少,发展水平低。证券公司,保险机构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资金供给、风险分散作用微弱。在间接融资方面主要表现为:担保业发展不足。伊春市有5家担保机构,除2家隶属财政的法人机构外其余注册资本均在5000万元以下,杠杆率也不高,而且更青睐较为稳定的传统产业。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伊春发展全域旅游,县域金融对县域旅游产业的支持关乎全域旅游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随着金融机构业务收缩,县域金融的投放能力严重不足,而村镇银行、农村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伊春仍属空白。
金融支持伊春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
旅游产业已成为伊春市战略支柱性产业,政府应通过建立旅游产业发展基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等方式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金融支持的外部环境。
优化信贷总量和结构,支持旅游产业协同发展。一是要探索多种信贷模式,提升全产业链信贷配置能力和效率。探索“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模式,把开发性金融引入旅游产业及公益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弥补市场失灵。加强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协作,共同为重点旅游项目、大型旅游设施等资金需求量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金融业需从全产业链视角为“旅游+”定制“信贷+”支持模式,增强金融支持效力。如:根据“旅游+康体养生”的模式,提供“信贷+产业基金+保险+股权+市场”的支持方式;根据“旅游+特色农业”的模式,提供“信贷+土地经营权+合作社+保险+门票+订单”的支持方式等。支持方式中的要素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增减。
尝试探索直接融资,发挥资本市场配置作用。一是要推动国有属性旅游企业有序兼并、重组,为伊春市旅游集团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用全产业链视角进行集团化、集约化经营。要积极推动旅游龙头企业在中小板或创业板、新三板上市。运用债券融资相对宽松的有利条件,尝试利用公司债、重组私募债等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二是尝试推动优质企业联合发债。黑龙江省正在打造旅游强省,而全省旅游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题,建议发行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精x省内优秀的餐饮、住宿、景区、旅游商品生产及销售企业入围,并适当向旅游城市倾斜,有效分散行业和地域风险。此外,要积极推进项目融资,尝试PPP、BOT等演化模式。
务实推进金融创新,构建多元化支持格局。一是加快融资类产品创新。针对景区经营企业对该旅游资源拥有垄断性、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总价值稳中有升的特点,积极探索旅游资产证券化,拓宽融资渠道。根据旅游项目资金需求特点,在贷款期限、抵押物等方面进行适当创新。针对黑龙江省个人旅游消费信贷产品整体缺失的现状,建议联合有关部门及专业网站推出“畅游龙江旅行信用卡”,除具备信用卡基本功能外,还具备旅游消费打折、担保、尊享服务等特色功能。二是加快其它相关产品创新。发挥保险天然分散风险作用,开发针对景区的责任(纠纷)险、环境保险等,针对游客的意外及伤害险、救援险、住宿财产险等产品帮助景区和游客锁定风险。三是推动旅游产业融资专项统计创新,具体可以在旅游大省先行试点,待成熟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