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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交流方式范文1
江总书记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做好领导干部的交流工作，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工作，不但不利于他们进步和提高，而且弊端甚多，一些不正之风也往往由此产生。因此，必须有计划地实行领导干部的定期交流制度。越是有发展潜力的干部，越要舍得交流，使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锻炼提高。有些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干部，也要定期组织交流”。近年来，合川市认真贯彻中央和重庆市关于干部交流的规定，加大了领导干部交流力度，全面实施乡镇和市级部门领导干部跨区域、跨行业的全方位交流。1998年以来，先后从市级机关交流了48名干部到乡镇，从乡镇交流了39名干部到市级部门，乡镇之间交流227人次，部门之间交流86人次。去年机构改革中，实行镇街和市级部门所有内设机构负责人跨区域、跨部门竞争上岗，127名干部跨镇街、跨部门参与了竞争上岗，56名干部通过竞争实现了跨镇街、跨部门交流。实践证明，干部交流对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在培养锻炼和选拔年轻干部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干部交流工作的实践来看，仍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
一、干部交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干部交流按照其目的来划分，一般分为培养流、回避流、任职期满交流、调整流四种类型。事实证明，不管是哪一种交流都必然会带来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相应地会给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直接的或潜在的影响。综合分析来看，在当前干部交流工作中，主要存在“三难”问题：
（一）逆向交流难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不愿”：
1、上级机关不愿平级交流到下级机关。从我国现行的政权管理体制来看，呈倒树枝状，越在上层的机构，在管理的权威性、职能的相对独立性、业务工作的宏观指导性也就越强；而越在下层的机构，对上负责的部门也就越多，受制约的因素也越多，而且接触的情况也更复杂，特别是基层乡镇一级，更是体现了“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的状况。就我市来看，市级部门工作内容相对比较单一，任务相对轻松，环境条件相对较好。而基层乡镇情况就不同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呈扩大趋势；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发展的慢，农民增收难度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多，责任重，工作难度大，目标考核压力较大，往往担心一票否决，而使乡镇干部如履薄冰，担心一事不成，全盘受损。因而，从部门交流干部到镇街，除提拔交流外，平级交流到镇街的难度很大。1998年以来，我市除提拔交流41名干部到乡镇任职外，只有2名团市委书记平级交流到乡镇担任党委书记。相反，从乡镇交流到市级部门，即使降职安排，多数同志都表示愿意接受。1998年以来，从乡镇交流到市级部门任职的39名领导干部中，平级安排的仅有21名，而降职安排的达18名，其中由乡镇党政正职安排到部门任副职14名，党政副职安排到部门作一般干部4名。从乡镇交流到部门，无论是平级交流或是降职交流的，被交流者都较乐意，认为是从“糠箩筐”跳到了“米箩筐”，是组织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
2、条件好的地方不愿交流到条件差的地方。这是干部异地交流中遇到最为普遍的情况。比如，镇乡之间的干部交流中，有些干部不愿到条件差的地方去，认为这些地方：一是经济基础差，想干事干不成，想干好干不好，甚至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不容易干出政绩来；二是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商贸不旺，工作和生活都比较艰苦；三是福利待遇差，由于工作难做，按上级规定应得的奖金相对较少，加之本身经济条件差，直接影响到干部的实际收入。因而，不少干部都想到条件好的地方而不愿到条件差的地方去。
3、职权大的部门不愿交流到职权小的部门。主要体现在县市级部门之间的干部交流工作中。根据执政和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事务管理上要求设立不同的管理和服务机构，代表国家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行使不同的服务职能，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但是，在很多干部思想中，却把部门职能大小、行使职权的实效，作为领导岗位“权力”大小的标准，如管钱管事管物和执法部门等，如果交流到这些部门任职，顿感前途光明，皆大欢喜，认为是组织的重用；若是交流到人少事杂、无职无权的部门如群团等，则往往自感无面，工作无心。如我市去年市级部门机构改革干部调整中，平级交流了2名长期在“重要”部门任职的正职领导干部到“一般”部门任职，结果两人均提出了提前退休申请，造成两个部门的正职人选出现了短期空缺，对该部门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机构改革中，市级部门内设机构负责人跨部门竞争上岗报名情况也可以看出，多数是从“冷门”部门（如办、档案局等），到“热门”部门（如建委、财政、国土房管等），报名参与的竞争，逆向报名参与竞争上岗的几乎没有。
（二）重要部门交流难
按照中央和重庆市关于领导干部交流的有关规定，区县纪检监察、审判、检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公安、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正职，一般不得由本地籍或者本地出生、生长的干部担任，已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区县任职满一届的必须易地或者在部门之间交流。但事实上，由于目前各地外地籍干部普遍偏少，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只能从本地人才中选拔，而且在本地干部中，也确实存在有些干部工作能力比较强，专业比较对口，非常适合在这些领导岗位上工作。如果这些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都从外地调入，一是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和特长，他们也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不利于工作；二是严重浪费本地人才资源，打击本地人才的积极性；三是没有统一调剂这类人才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因此，目前重要部门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工作，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基本上只能通过部门之间交流的方式进行。就合川市而言，目前这“八长”中，只有三位同志不是本地人，其余五位同志都是合川人。
（三）专业性强的部门领导干部交流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深化，民主法制法规建设的不断完善，经济的加速发展对信息、科技运用进一步增强，这些都对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公、检、法、司等执法部门领导干部，都要求具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或者执法资格，又如审计、建设、财政等部门领导干部都应当有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使组织在选择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时难度增大，而这些部门现职的领导干部若向外交流又容易造成人才浪费，这也给干部交流带来新的困难。
二、干部交流难的原因
干部交流中存在的“三难”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一）干部主观上的原因
1、宗旨观念不强，缺乏艰苦奋斗精神。这是干部交流中所出现“三不愿”现象的思想根源。少数领导干部没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位和权力当作一种责任，而是视为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表现在对领导岗位上讲权力大小，在条件上片面追求环境舒适。在干部交流中，特别是乡镇干部中有三种情况比较明显，一是进行顺向交流任职的干部，即使在生活、居住上，短期内会有较大的经济压力，但还是比较乐意；二是有些领导干部，经常找组织、找领导“诉难处倒苦水”，认为长期在条件差的地方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求顺向交流到条件好的地方，甚至提出即使不安排任职也愿意；三是有些领导干部，在条件好的地方买了住房，这本无可非议，但是，有的干部便以此为由，要求组织“照顾”交流到家庭所在地工作。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领导干部意志不坚强，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是造成干部交流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2、看重个人利益，缺乏奉献精神。这是影响交流工作的直接原因。作为领导干部，人民的公仆，应该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利益摆在首位，为人民服好务、谋好利。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分配方式的多元化，有些干部的思想产生了波动，在个人利益上看得过重，不愿意到条件差、职能弱、收入低的地方和部门去，他们不是比为群众办了多少事，谋了多少利，而是比谁的收入多、职权大、条件好，表现在安排其交流任职时，以各种理由与组织上进行讨价还价，明显缺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
3、知识结构单一，适应新环境能力不强。一些干部由于长期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受工作环境因素影响，偏重对本行业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培养，而对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情况了解不多，有的甚至满足于干好本职工作现状，因而在知识结构上显得比较单一，也形成了固有的思维模式，表现较明显的又是一些文化知识底子相对较弱、年龄稍微偏大的干部，一旦提出交流，在适应新环境、新工作上存在较大难度。特别是乡镇与县市级部门之间、专业性较强部门与综合性部门之间进行交流，较难适应，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二）客观原因
4、工作条件差异，导致干部心理上的不平衡。一是乡镇之间的地区条件差异。由于自然资源环境、地理区域优势因素，当然也有长期以来的政策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必然造成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基础条件的差异。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发展，除了主观因素外，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人力财力优势等方面的基础条件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干部工作积极性。从我市情况看，条件好的地方，领导干部可以全心放在抓大事求发展上；而条件差的地方，干部主要精力都花在了保持地方稳定，扶贫济困，解决农民负担，保证财政供养人口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上，甚至有些负债大的地方，只能发放基本工资。二是表现为部门之间职能职权的差异。由此导致部门之间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那些不具备行政职权、执法和收费的部门，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相对较差。在“公务员工资水平增长过慢和部门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调查中，共118人填写问卷，有93人认为后者更难接受，占78.8%。这些都导致了一些干部心理上不平衡，给干部交流工作形成一定的障碍。
5、交流给干部本及家庭带来的不便
从现职领导干部年龄上看，普遍都有比较固定的家庭，上有父母需要瞻仰，下有子女需要照顾，有些干部家庭经济负担还比较重，往往一个人要供养多人。但是，从目前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看，特别是西部地区还普遍比较低，一旦被确定为交流对象，就涉及到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问题，其中最突出地又表现在异地交流任职的干部中。
对干部本人来说：一是住房问题。就目前我市乡镇情况看，财力普遍紧张，办公和住宿条件都比较差，特别是乡镇建制调整和撤并后，原来分散在几个镇的干部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导致家在异地干部增多，给办公和住房安排上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市39个镇街中，除市区范围的3个街道办事处能够较好地解决干部住房外，其余36个镇机关没有一个能够全部解决干部的住房，而且大多数干部只能自己掏钱租房或几人共同合租。二是生活问题。由于随着机关事务向社会化服务方向发展，多数机关食堂对内实行承包，向外开放营业，从而给异地交流的单身干部，带来个人生活不便，费用的开支增加。
对干部家庭来说：社会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就业方式、住房分配制度的改变，使交流干部的家庭随迁难度加大。家属务农、经商的，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不能随迁或不愿随迁；家属有固定工作的，由于不能很好地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而不能随迁，特别是从部门向乡镇交流的干部，家属往往不愿随迁。从而使得干部交流后不能照顾家庭，给家属工作和照顾老小的压力增大。
（三）历史原因
6、原有干部管理制度带来的观念障碍。一是长期以来的封建思想和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干部人事政策，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形成的“做官”意识和“权力”意识一时还难以完全转变；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监督体系的还不够完善，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表现在“官”越大位越高，“权”越大事好办；三是由于干部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不到年龄不退位、不出问题不变岗”的情况还比较普遍。这些都与领导干部交流中的“三不愿”现象密切相关。
7、原有人才分配和安置方式，使外地籍干部严重偏少。从我国干部制度政策上看，领导干部人才培养主要来自于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和干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毕业生分配和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特别是区县一级的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现职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外地籍人才严重偏少。
（四）制度原因
8、干部交流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交流的制度，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从制度上进行完善。一是重要部门干部异地交流，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各地方操作难度很大，以致于无法实施；二是干部交流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从目前情况看，尽管各级党委对干部交流工作比较慎重，但由于各种原因影响，在确定交流的对象上随意性较大，有些符合交流条件应当交流的却没有交流，不宜交流的也进行了交流，虽然只是少数，却给干部交流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三是交流期限的不确定性。交流制度虽然对需要交流的情况进行了明确界定，但是对“我们交流的期限到底是多久？”，由于干部交流的目的不同和各地情况差异，很难以明确时间来界定。这种不确定性，使处于逆向交流的干部存在着较大的思想顾虑，往往担心“有去无回”，特别是在市级部门向乡镇逆向交流的干部中表现较为明显。
9、干部交流配套制度不健全。一是干部的考核制度有待细化和完善。从实践工作看，由于地区条件差异，有的地方容易出显绩，有的地方干事却不显形，干同样一件事，由于地方基础差异，干部所付出的精力和劳动存在很大的差别；另外，有部分干部，为了盲目追求“政绩”，搞短期效应，主观改变当地原有的长期规划和发展思路，表面上是发展了，但是从长远看，既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又影响本地经济正常发展，这些都给考核任用交流干部带来难度，也给干部交流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选任制干部交流到位时间的随意性太大。这种情况在县市级部门基本不存在，而在乡镇就比较重要，由于异地交流干部往往需要重新熟悉情况，掌握民情，了解民意，但实际上到新岗位与选举时间间隔一般都比较短，给选举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也给交流干部增加了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有些情况比较复杂的地方，干部根本不愿交流去。三是交流给干部的家庭生活带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虽然干部交流制度规定，被交流的干部，其配偶子女是否随调随迁，可尊重干部本人自愿，但是由于现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有些问题难以解决，如对家属系务农或个体户的，根本无法随迁；即使家属愿随迁，但住房不能随迁，等等。这些情况，都容易造成交流干部思想上、心理上、生活上的障碍。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教育引导，提高思想认识。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要在深入学习领会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下功夫，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和地位观，深刻认识到部门职能强弱只是服务分工的不同，而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和手段；地方条件差异只是经济发展上的不同，而不是个人职位升迁的跳板，作为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何部门、何地方，都应当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求发展的放在首位，做“三个代表”的实践者。
2、强化知识培训，提高适应能力。江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教材作的《序言》，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精辟概括了我们党重视学习的历史经验，向全党发出了“坚持学习、加强学习、改善学习”的号召。当前，必须紧紧抓住建立学习型政党这个重点，以各级党校为主要阵地，强化干部的教育培训。同时，要充分利用好其他各级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干部的系统性继续教育，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改善领导干部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断增强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情况的能力。
3、完善交流制度，增强可操作性。干部交流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必须严格按照干部交流制度关于交流的目的、范围、形式、对象和条件、数量、流向、程序及交流的纪律作出规定，从干部交流的目的出发，根据各类领导班子建设、年轻干部选拔培养的需要，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计划，可以适当进行集中交流，但交流面不可过大，以免造成班子的不稳定；交流前要摸清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每个干部的德才表现、性格特长、家庭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周密细致的方案，慎重考虑，力求避免不利因素产生。对必须进行交流的，应当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对交流确有困难的，应尽量减小交流的空间跨度，既实现交流的目的，又尽量照顾到干部的实际困难。同时，在交流对象上做到正副职、副职间、同级单位间的多层次交流，在交流方式上做到纵向、横向、轮岗等多形式的相结合，使干部交流规范化和制度化，尽量减少干部交流的随意性。
干部交流方式范文2
一、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的特点
新媒体是在新的网络技术、传播技术支撑下出现的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移动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我们常见的报刊、户外、广播、电视这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来说，它传播方式和舆论格局正在发生全网络化的变化”。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手机用户的广泛使用，企业作为一个集体单位就可以开启一个新媒体时代下的受惠群体。而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播中新媒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媒体下的思政工作时效性强
打破传统媒体编排和印刷的限制，新媒体技术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使企业在第一时间消息，员工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受企业提示、新闻和工作指令，其时效性强，传播速度快。所以企业可以利用新媒体作为载体与平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员工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企业信息。新媒体技术下企业信息的透明性、时效性极大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关注度与信任度。
（二）新媒体下的思政工作交互性强
新媒体技术下的QQ、微信、微博以及论坛的出现密切联系了员工与员工、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为大家供了方便快捷的交流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这些员工常用交流方式向大家传递信息，员工也可以在这些应用软件下表达对企业的建议，增强交互性。这种方式也有利于加强民主监督，增强员工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三）新媒体下的思政工作内容丰富、融合度高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他不仅将世界联在一起，还使得各国企业文化内涵互通、技术合作互助的特征日益显现。现在多媒体下的企业之间的了解与沟通更加方便，先进管理经验的相互交流借鉴也越加频繁。同一个企业员工之间，干部与职工之间，部门之间的沟通也更加方便，相互之间了解加强，工作信息融合增强。同时，新媒体下的传播内容包含图片、影音、事件评论、相关报道等，其包含与传播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
（四）新媒体下的思政工作对象的思想具有多变性。
新媒体下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新媒体下新的思想观念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融，企业员工的思想已经呈现出了多元、多变的特点。在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还面临着员工正确思想被社会上一些消极腐朽思想取代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干部职工，容易滋生个人利益至上的现象，正确的价值观被这些错误思潮腐蚀。
二、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企业管理层对新媒体工具缺乏认识与运用
新媒体技术是能够加强企业工作思想宣传、弘扬价值观的传播技术，虽然它不能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像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一样，直接给企业带来现实性的收入增长，但是所谓“思想支配行为”，通过新媒体技术弘扬企业文化，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可以起到根本性的工作效率的提高。新时代的企业中，存在很多政工工作人员对新媒体技术的重要性产生误区，认为这只是年轻人崇尚的交流工具，没有认识到新媒体技术的实际作用。
（二）企业员工在思想政治工组中对新媒体运用不足
传统思想的企业员工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新媒体的认识还不够，学习运用不足。尤其是老员工在对新媒体运用时表现出不适应、不会用，甚至年轻人对新媒体上的政工工作中不作为。这些现象不不利于企业各种政策的实施，进而导致员工对企业的政策、规定等各种信息的了解存在滞后性，进而影响到企业员工执行力的发挥。
（三）思想政治工作运用方式单一
在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会有不同程度的被重视。有的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能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其中也能够运用新媒体技术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但是，总体情况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这种运用仅仅停留在单一的学文件、听讲座这样的传统方式。这种方式，无法与员工之间进行新媒体技术下的深入沟通，对企业员工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无法了解，更无法做出解释和提出对策。
三、新媒体环境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对策
（一）加强政工人员对新媒体技术的重视与培训
新媒体技术的作用应该被领导层、政工科工作人员重视，并展开自上而下的学习与运用。加强企业政工队伍建设需要建立合理干部交流、轮岗制度，并吸引和选拔政治素质好、知识层次高、懂经营会管理的人员，为避免人才流失还需要确保政工干部在学习培训、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同级生产经营管理干部享受相同对待，以减少员工的工作意见，保证企业团体的团结性。
（二）对员工进行新媒体技术运用的宣传
员工是企业的主体，发挥新媒体技术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还需要广大员工来进行配合，因此除了启用有知识、有技术的管理人员之外，还需要对员工普及新媒体技术的宣传，并通过年轻员工帮扶老员工的方式扩大企业中对新媒体技术使用者的数量，进而扩大企业信息和政策在内部的宣传力度。避免产生员工对企业的决策方案不赞同、不理解，使企业团结力和凝聚力下降的现象。
（三）构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化平台
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需要搭建企业自己的信息化工作平台。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使得平板、智能手机等移动网络设备和通讯设备备受青睐，这些工具的广泛普及使得员工可以便捷的获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首先，企业需要在公司的官方网站的介绍中设置思想政治工作网页，企业思政工作的信息，宣传政府的相关的文件、提出的政策、颁布的措施；也可以通过网站领导层会议时间地点、党课上课通知、党小组会议通知等信息；企业还可以将企业内部热点问题放在官方网站上让大家进行探讨；网址还可以使员工和社会人士可以通过网址链接进行对企业思政工作开展的了解。其次，企业可以注册自己的官方微博，建立了企业微信公众号，建立企业各部门（支部）、各小组微信群组等方来搭建广大员工之间的交流沟通平台，让企业热点问题在群里进行讨论，群策群力，汇聚力量。也可以收集员工的邮箱，通过发送邮件、发送飞信的方式来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近年来，我公司将新兴媒体引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传播科学理论、引导主流思潮、展示先进文化、塑造时代精神等方面的阵地作用和教育功能，通过企业网站、数字图书馆、手机报、APP等新兴媒体，逐步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从传统的“面对面”D变为现在的“键对键”，开创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激发工作热情
干部交流方式范文3
关键词： 社会资本；灾变社会工作；关系性存在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1305
近些年，波及面广、破坏性大的灾难在全球许多地区频繁发生，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促使社会急骤变迁而加速了灾区社会转型。灾难导致了灾民维系原有生活的社会资本受到了冲击与破坏，如何帮助灾民重构原有或建构新的社会资本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重点之一。纵观国际社会与地区灾难发生后，如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4年印尼海啸等，民间组织无疑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之一，而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大批民间力量的进入使其成为我国志愿者元年与灾害社会工作发展之年。由此对灾变社会工作路径及模式的探寻成为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新领域。其中包括恢复灾民原有的社会生活，重建邻里关系、修复已破损的社会支持网络，培育新的社区组织等，这些实际上蕴含着重构灾区社会资本的意蕴。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入手，借助灾变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探讨灾后社会工作的可行性路径。
一、灾变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及理论脉络（一）我国灾变社会工作发展现状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受灾影响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00年以后，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逐步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救灾机制不完善，应对灾害出现重大失误，有可能引发灾区的社会稳定，甚至波及到整个社会。[1]目前，我国传统的灾害救助方式与理念主要是物质性救助为主，工作形式单一，政府是主要的救助力量，救助的所有任务与压力都由政府完全包揽，而对灾区的多样性需求和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300多个社会工作组织秉持社会责任感与专业使命感主动参与了救灾和灾后重建。①这些组织主体是民间，但呈现出多样性：有民间的、有政府主导的、还有自主介入与基金会项目支持的，他们最初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志愿救助服务，随后逐步在学校、医院、福利院、社区等不同领域开展持续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老年人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社会工作在辅导灾区民众心理，协调各方关系，调适灾后适应性，传承传统文化，重构社会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汶川大地震是我国灾变社会工作发展元年，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量首次将社工理论运用到灾区社会中进行灾害救助与恢复重建的实践，如，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嵌入式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社区为平台，针对地震伤亡家庭、党政干部、残疾人和青少年儿童四类群体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绵竹青红社工站以“发展性的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服务行动的基本取向与理论指导，进行生计互助小组的培育与发展多元综合服务；汶川大同社工站立足“社会生态系统”去设计工作思路和服务措施，开展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农村妇女服务；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从“资源运作”出发，培育当地力量，形成长效服务机制；北师大港大剑南社区服务中心以“社区为本”的第三方介入方式，实现社区服务式辅导与陪伴式培训。
纵观近四年的灾变社会工作实践，每个机构从各自领域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形成了各自模式。不过，可以发现不同机构的共同点。一方面，每一个机构服务都有独特的理论取向，如嵌入式发展理念、发展性社会工作、社会生态系统、社区为本等；另一方面，每一个机构服务中都包含着整合社会资本的意蕴。社工是专业拥有者，其服务所依赖的各类“原材料”均需协调各方关系而内在挖掘或外部引入。这说明，灾变社会工作需要一个理论取向，且社会资本应当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二）社会资本是灾变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取向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并展开研究。继布迪厄之后，国外的许多社会学家也相继加入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卢里、福山等。我国也有大批社会学家不断关注与研究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问题。其中，边燕杰教授认为张文宏、罗家德、徐延辉、卜长莉、赵延东五位学者代表了国内社会学在社会资本问题上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证兴趣，虽然他们对社会资本定义不同，但其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存在于行为者与行为者联系之间的。[2]从最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形式是与潜在帮助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能够为拥有者带来利益的关系性存在。[3]
社会资本是资源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相比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职业性及应用性而言，两者在词源、内容、领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区别。即便如此，两者依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具体依据如下。
一是社会资本是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及视角。美国社会学家沃伦认为，社区存在着任务定向、工具性、个人化和正式的垂直关系和横向关系，社会工作应当从这些关系中入手。我国的许多学者、社工也从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与实践了社会工作，出现了大量理论性与经验性总结成果，如“社会资本视阈下的社会工作”[4]、“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志愿者组织管理和开发”[5]、“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就业服务的社会资本研究”[6]。无疑，社会资本已逐渐发展成为实施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
二是社会资本也是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手段。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机构都是社会工作承载的主体，是将专业转化为实际帮扶过程的执行者。在服务的开展中，社工机构、社工都必须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充分调动受助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他们社会支持网络构建，是社会资本社会支持功能的外部展示。
三是社会工作有助于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按照社会资本的关系性观点，王思斌教授总结了在弱势群体中发展社会资本的方法，提出应将社会工作的思路引入社会保障，即在保障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了关注保障对象的物质利益的满足外，还注意培养他们内部的合作关系，信任关系，促进他们之间社会资本的生成。[7]社会资本的生成是存量增长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途径。所以，社会工作有助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
二、灾后社区社会资本的冲击与流失
灾难的侵袭会造成人员伤亡、房屋毁损、道路破坏、基础设施损害等直接经济损失。同时，灾难也会造成当地灾民隐性的伤害，如恐惧感增加、生活信心不足、支持网络打破等。其中，灾难对各种关系的冲击，也就是灾后社会资本大量流失，在较大层面影响到他们正常生活的恢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灾害造成村民原有的社区、家庭关系丧失和破坏灾害对生活贫穷与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破坏尤其巨大，特别是农村大多是用砂浆砌成的砖瓦房，抗击灾害能力较弱，基本不具备抗震性能，在水中浸泡也会垮塌，即使修好后就有裂缝。汶川特大地震中，重灾区房屋倒塌或成为危房，原有的居住场所与公共设施在灾难中往往被毁损得面目全非，造成一部分社区不再具备居住条件，被迫重新安置或整体迁移。如四川重灾区理县，建筑物和农村房屋破损严重，全县房屋破损14 560户3169万平方米，其中倒塌2095万平方米，100%的不同程度受损，部分不再适合居住地区全部迁出分散安置，甘堡乡7个村庄100多户高半山农户就被分散安置在县城红叶小区与三湘小区。②这些安置户虽然居住条件与子女教育设施等硬件设施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原有的关系网络被打破，影响了居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限制了居民社会参与度及对新社区的归属感降低。加之新组合后的关系网络难以重新构建，进一步限制了交流空间维度的发展。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汶川特大地震已确认69 712人遇难，374 643人受伤，失踪17 921人。[8]如此庞大的数据，造成了大量家庭的破碎，使得原有的非正式关系无法得到很好的维系，加剧了灾区碎片化社会的形成。如重灾区理县的61户地震伤亡家庭中，由于家庭结构的破裂，原有的互动模式与交流方式也发生改变，50%以上的家庭出现了亲子沟通障碍、老人照顾等问题。③由此，地震造成的亲友逝世在一定程度也导致了非正式关系网络的破裂。（二）灾害对传统民族文化造成冲击灾难造成的破坏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损失、关系的破损及文化的冲击等。同样的，就文化冲击而言，其表现也具有多元特征。一是灾害造成了传统文化场地缺失。文化的展示需要平台，在灾害中基础设施平台被破坏，使得缺乏活动场所。如理县薛城镇一直都有跳锅庄的习俗，在地震前会定期不定期举办锅庄盛会，地震后由于缺乏场地，活动由此中断。二是灾害造成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下降。在灾后，人们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生活，忙于灾后房屋及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无暇参与到举办的社区文化活动中。三是灾害造成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观念发生变化。灾后，大量新鲜事物涌入灾区，现代的、时尚的、主流的文化观念，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总之，灾害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降低了人们的参与度，减弱了交流的机会。（三）灾害使原有组织功能弱化社会学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同时，着重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变化的研究。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灾后重建能够带来农村社会的急骤变迁。一方面，大批的灾后重建款的进入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以前，农村用于公共支出的资金十分有限，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处于隐藏状态。灾后重建过程中，大批的灾后重建款，使农村的利益冲突转向公开且突发。干群关系、村民关系在此变化中都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灾后重建进度加速了社会转型。随着灾后重建的进度，新事物、新理念不断涌入传统的农村社区，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长期以来被正式组织所压抑的利益需求由此得到了解放，农村基层政权管理模式受到了挑战。正是受到了这两方面的影响，农村原有的正式组织，如村委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等，在管理与服务村民的功能方面被削弱。
按照社会资本关系性存在的观点，无论是交流平台的缺失与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是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减弱，都说明灾后社会资本受到了影响，被严重削弱。
三、灾变社会工作中社会资本重构路径
灾难破坏了各种社会关系，灾后重建需要恢复和重新建构各种社会关系和网络，重建社会资本。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助人方法，运用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手法，能够帮助村民逐渐解决适应，畅通交流渠道，修复灾区社会支持网络，培育新的社会组织，改善由于灾害影响的关系性存在。（一）社会工作增进村民互动交流，重构灾民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实务工作时，经常需要熟练运用沟通技巧，包括与村民沟通以及促进村民之间沟通两个层面的技巧。社工服务过程中增进了村民的互动交流。一方面，社工为村民间交流提供了机会与平台。社工通过组织相关的服务活动，如社区文艺活动、社区小组活动等，增加了村民彼此间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社工为村民间交流提供了技能性支持。在每一次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社工都在用生命影响生命，传递着尊重、接纳、同理心及学会表达的沟通技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村民们的交流技巧。如重灾区理县某村一老奶奶，因灾后重建时过多地照顾自已的孙子，将自已应得的重建款全部交由孙子重建房屋，最后孙子不尽养老的义务，老奶奶只能寄居他人，生活异常艰苦，社工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社会的关心与支持，社工运用个案工作中家庭联合治疗模式，协助其解决了面临的困境，并改善了家庭内部的关系。④（二）社会工作促进社区组织发展，重构灾民与组织间的关系社区组织是由居民自己构建的相对独立的组织，它不是政府的次级结构，而是根据个人的利益需求和市场的要求作为目标开展活动的。培育社区组织，能够激发居民社区建设主体地位的思考，有助于整合社区内的优势资源，强化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推动社区多元化治理格局的形成。灾后社会工作既包括社区原有组织功能的完善，也包括培育新的社区组织，能够重构每一位灾民与组织的关系，还能协调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
社区组织与协调是一种工作过程，将社区各社会机构组织起来，多方予以协调，促进其合作努力，使社区内各种资源得以充分运用，社区需要藉此而获得满足。社区组织的培育，一直是社区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针对妇女的单亲妈妈小组、针对残疾人的创业小组、针对青少年的知识学习小组等。作为第三方独立的部门，社会工作者能够较好地发挥组织与协调角色，促进不同组织间的交流，重新建构组织间的关系，使其得到契合式发展。如理县克增村成立的志愿者组织，属于四川阿坝州首家村级志愿服务组织，为村民志愿服务提供了平台，畅通了村民与村支两委的沟通，改善了原有村民间、村民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三）社会工作挖掘与传承传统文化，增强灾后社区内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人们在某一特定地域内通过长期实践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成果。由于灾害对活动场地及相关关系的破坏，加之灾后重建现代文化的冲击，灾区传统文化亟需挖掘与传承。分析现有的理论成果，结合实践经验，社会工作者应坚持灾民需求为本、建设系统性与多元化的基本原则，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四川理县的经验，运用三步走策略实现内源性资本整合，推动灾后社区传统文化发展繁荣。具体作法：第一步，打造平台，建立社区活动中心，通过开放式的活动中心吸引灾民参与进来，以日常交流形式或观察行为表达发掘传统文化；第二步，培育骨干，成立群众性文化组织，依据灾民兴趣通过分享会形式培育骨干并成立组织；第三步，营造氛围，开展各种社区文化活动，恢复传统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觉性。目前效果非常好，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村民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灾难打破和瓦解了灾区的许多网络会和关系，使原有的社会资本受到强烈的冲击，社会工作在灾区的出现有助于社会资本的迅速恢复和构建，促进了灾区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建设。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灾区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在协调各种关系、挖掘灾区内部资本、引进外部资源方面都受到了许多挑战，完善现有灾害救助体系与发展灾变社会工作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①本数据来源于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灾害救援与社会工作资源汇编（二）》第3页。
②本数据来源于理县民政局的《汶川大地震理县灾情统计报告》。
③数据来源于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2010年度地震伤亡家庭服务总结》。
④本案例来源于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2010年度社区服务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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