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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态建设范文1
[关键词]智慧生态城市；内涵；规划建设；制约因素
自十二五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与规划工作已全面展开，而对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内涵，却未能形成统一认识。智慧生态城市是在智慧城市基础上，突出智慧城市的生态水平。如何界定智慧城市与生态城市之间的关联性，必然需要从“智慧生态城市”视角来全面审视其内涵、特征。结合对智慧生态城市的各个定义的归纳与提炼，所谓智慧生态城市，是建立智慧城市核心特征基础上，实现与生态核心特征的融合，促进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多元交互，并通过系统学、结构学、关系学、心理学、环境学、美学等理念来营造人居、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模式。
一、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基本理论
任何一种城市类型与城市规划，都需要建立在相应城市建设理论基础上，同样，对于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其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智慧理论从生命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来看，生态智慧是延续环境的适应性、生存理念及生存策略基础上，对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生态智慧强调对人的生态观及生态规律的认识，强调正确理解生态问题，结合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中来营造生态群落。如从气候、地理、人文等生态关系上来运用生态和谐理念，处理人居环境的协调性；从改造城市规划与布局上，结合技术、经济手段来充分发挥环境要素的作用。2.自律理论从“律”的解释来看与哲学上的“理性”具有相似性，自律理论是基于个体的理性，自律与道德关系紧密，也是道德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与体现。从一般意义来看，个体的自律与其道德准则相一致，不受外在力量的强制。智慧生态城市的自律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城市以其自身的行为方式、行为强度来遵循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格局，来调控城市生态性，促进城市的自组织、自抑制、自调节、自发展，实现人与城市、自然的和谐共生。3.公共利益理论对于智慧生态城市中的“智慧”，不仅表现在技术上，更多的体现在利益壁垒上。真正的智慧是超越自身利益，努力实现多方利益平衡的智慧行为。如个人与集体、国家利益在平衡中，牺牲自我利益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属于智慧行为。同时，在智慧生态城市的公共利益实现上，要通过智力、知识、创造力来实现长期利益、短期利益的平衡，要实现个人与个人之外利益的相互平衡。事实上，公共利益是智慧生态城市的重要目标，也是彰显智慧性、生态性，实现城市各主体之间协调有序的基础。4.集体智慧理论集体智慧是通过众多个体的相互协作来实现的智慧共享，也可以归结为智慧融合的结果。从概念上来看，集体智慧将松散的个人、企业、组织集合在一起，以集体成员间的相互融合来实现对某一事物或问题的解决。其产生必然具备个体数量、密度与智慧所形成的关系。王殿华通过对信息效用的分析，指出由多个生物个体所形成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自，可以实现“1+1”大于2的整体效用，将集体智慧理论应用到智慧生态城市的构建，可以实现集思广益、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建设宗旨，更能够从挖掘多元化智慧元素中来体现生态城市的人本性，如通过借鉴和引入多个层面、多个集体组织的协作来强调智慧城市的集体智慧。
二、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制约因素
智慧生态城市作为优化公共物品供应与协调的总任务，在立足城市空间资源布局上，其核心不在于加快城市进程的发展速度，更不是在于对某些具体建设项目的评价，而是对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协调。对于制约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多是偏离城市公共性的发展轨道。1.城市决策者意志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较大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是由政府主导下实施的，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由于受政绩观、晋升诉求的影响，在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中易受决策者主观意志的干扰，偏离应有的价值趋向。如地方政府决策者会围绕GDP增长来强行推进智慧生态城市建设进度，对智慧生态城市的构建目标与政府在其中的职能产生扭曲，严重制约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轨迹，甚至带来重大社会发展难题。城市规划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重要规划节点上，如公路、机场、商业圈等公共设施上，一旦陷入政府决策意志范畴，将带来项目建设重复、同质化竞争加剧，导致“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的恶性循环。2.对智慧生态城市规划缺乏经济化、效率化综合评价城市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推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的协同发展。从城市规划与建设效率上来看，公正、效率是两个极点，而城市规划终极目标不是效率而是公正。弗里德曼提出，城市公共领域的规划与市场理性观念无关，而应该基于社会理性来展开。对于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不是为了满足城市市场效率最大化。事实上，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多遵循效率性目标，利用城市规划工具性特点，冠以“规划跟着项目走”“根据投资需求来调整和修编”思路，以致对城市规划陷入了对效率与技术的不懈追求，而忽视了城市社会效益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当前，城镇化、工业化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主题，对于多数城市在规划与建设上，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忽视了城市自身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将城市规划作为促进城市经济增速的工具。很多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与扩张，高新区、房产热、CBD热、旧城改造等不仅破坏了城市原来的人文环境，也背离了城市规划发展的公共性目标。3.对城市公平性的缺失严重智慧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首先要强调对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公共服务是城市规划发展的重点内容，如城市医疗、必需住房、交通、教育等公共设施，既是保障个体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促进城市整体化发展的基础。然而，在多数城市规划中，将高端的文化艺术中心、CBD、高精尖技术示范基地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标准，而忽视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淡化了城市社区公共建设及公共环境的营造。以住房为例，在政府决策导向下，住房建设空间存在不平等，住房阶层化现象严重，公共政府空间被商品房所挤占，广大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高价住房空间却大量闲置，由此带来的城市空间阶层不平等问题，制约了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4.城市规划主体的单极化和利益错置问题突出智慧生态城市规划的主体以政府为主，专家、社会公众参与形同虚设，尤其是广大社会公众监督缺乏制度化，导致城市规划陷入政府决策者的主观倾向中。随着土地资源的减少，对城市规划经济指标的要求更高，在利益驱动下城市规划缺乏应有的合理性。对于旧城改造与规划，缺乏规范与制约，项目审批草率，随意变更规划，如对于原来城市规划内容进行重大变更，无法兼顾公共利益的应然要求。我国《城市规划法》在保障城市主体利益上也给予了规定，如“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并规定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和其他方式听取公众意见作为规划的必要程序”。但对于社会公众的参与听证来说，操作性不强，公众参与程序性较强，无法通过社会公众监督来防范强权主体的利益偏置。
三、结语
通过对智慧生态城市“智慧”的全面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停留在智能城市或信息城市阶段。围绕智慧城市的建设理论，从制约因素探析中来梳理“智慧”城市的构建思路，明确“智慧”城市的生态要素，并从智慧生态城市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挖掘其内涵和价值，以促进我国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当然，在推进智慧生态城市建设中，还需要结合我国城市发展背景实际，从当前存在的因素入手，全面理解和正确解读其内涵，坚持城市智慧性、生态性的融合，促进城市居住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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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大章.推进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J].建设科技，2015(17)：39-42.
[3]辜胜阻，杨建武，刘江日.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软科学，2013(1)：56-59.
智慧生态建设范文2
[论文摘要]在当前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文精神衰微的时代困惑。新时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以人文价值的生态文化理念贯通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的过程，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使“义—利”相融、“德—得”相通，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精神系统。
现代社会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潜隐并伴随着“经济发展一元论”的价值陷阱(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标，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同时，也遇到了“小康难题”(虽然当前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农民增收困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重、区域差距拉大等难题)。为此，在新时期，应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理论研究中，经济、社会与伦理似乎是难以并存与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质现实世界与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现，然而，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却是伦理、经济与社会共生互动并日益复归于其生态本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中的理论突破，同时也是现代文明困境的实践超越。“伦理”作为人类生命与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人文精神生态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文化构成。“生态”不仅是“生物的居留场所”和“生命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姿态”和“生活样态”，以“伦理—生态”的文化理念渗透贯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过程，应当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生态系统，从而对有效抵制单纯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轻德性塑造、价值提升的现代文明的旧的发展模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和谐的人文价值底蕴
“冲突”与“和谐”的对立与角逐，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一直潜在或自在地存在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部人类文明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相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消除“冲突”、追逐“和谐”的奋斗史。然而，无论如何，“和谐”，并且惟有“和谐”才是生态伦理精神或者生态社会的价值“基地”与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并非传统社会中原生自发的和谐有序，而是历经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后加以反思并内化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进步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因而，社会和谐所衍生的应当是一种公平正义、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满境界，从而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会和谐内蕴着与生俱来的人文价值底蕴。“人文”是一种无限可能的意义世界生成，是对自我的不断创造、突破、超越与提升，是超越于“实然”以达“应然”的价值体系的无限赋予过程，人文价值的现实体现过程实际上是伦理的实行过程，“是通过伦理化对人的动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导、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建构的过程。”[1]是对实体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则是伴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而勃发的时代精神气质，狭义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为挣脱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羁绊而崇仰人的主体价值能动性、凸现主体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实现的人文关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则是广义层面上的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生幸福的实现为终极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层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个性的充分展现和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掘，在对现实物质世界超越与提升的基础上赋予人类以生存意义指向和生活价值旨归，是整体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价值的理想关怀。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人文价值发展后劲不足的态势，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矛盾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地带，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流于“片面发展观”的缺陷而遭遇严峻的“发展”难题，所以，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生态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谐社会建设根本上应当是人文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合理价值建构模式，是在伦理—经济—社会系统整合的有机生态体系中理解、确证并建构的一种自我生长、共生互动、良性循环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合理持续存在状态。
二、“义—利”相融的“伦理—经济生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伦理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之间的紧张与游移态势，而伦理与经济的关系在伦理视域中主要体现为义、利关系。利益需要必然导致谋利的冲动，然而，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决不是谋利本能的纯粹释放，谋利的努力应当具有价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经济冲动成为造福社会的力量，实现义利互动。归依于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中的社会主体，在物质欲望冲突与矛盾过程中彰显社会“应然”的价值理念，是“义”的社会诉求。然而，经济发展最深层的根源是趋“利”的行为倾向，“义”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利”的超越与提升，从而高扬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所以，义利关系的调节是伦理与经济关系调整的反映，伦理既是对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对过度的自然物质欲望的扬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与生活目的意义的肯定与提升，伦理—经济的生态基础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与超越本性的和谐中，是人对自身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如果没有欲望及其冲突，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超越，没有在道德的运作中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经济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义。‘义’来源于‘利’又与‘利’相对立，二者的紧张与和谐构成伦理精神的内在矛盾运动。”[2]所以，伦理—经济关系的生态整合点是“义—利”相融，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构筑起了一种合理的伦理精神生态，即“伦理—经济生态”。
(一)“利”的突显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模式转换
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不能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的私人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阴影，华人企业是“两头大，中间小”的马鞍型组织，国有企业和传统的家族企业作为主要的实力框架占据两头，民营企业占据中间地带，后者缘于中国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不轻易相信外人的倾向而力量薄弱，“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赋予其责任无疑是一种弱点，这在自给自足的农家里尤其明显。”[3]104从而不能将管理制度化，并且遗产的均分继承制影响财产的相对集中，制约企业的发展规模。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种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缘”作为家的灵魂，是由家及国的出发点，更是中国人独特的“人化”起点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社会根基，既是个体生命活动的归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体，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最终跨越了基本的人际关系界限，逐渐包容涵括并渗透影响一切社会伦理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马鞍型”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取得与改革开放30年来所构筑起来的乡镇企业模型、民营企业模型以及外向型经济模型密不可分，特别是最为普遍的家族企业模型，然而，家族血缘伦理情结使得传统家族企业发展缺乏创造力和发展魄力，企业发展固守着传统的家族观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内部，对一切“外人”始终保持着极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备心，由此，企业的运作便囿于自我狭窄的小圈子，难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术创新体系，难以吸纳社会精英管理创新人才，难以构筑赶超型的企业内部竞争推动机制，也缺乏舆论大众的有效监督约束机制。此外，家族企业财产的均分继承制使得企业资产难以积累和积聚，极大地制约了家族企业的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因而，“马鞍型”企业模式下的经济运作因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因子而存在规模弱小和竞争力匮乏的弊端。新时期超越“经济发展”难题和“小康难题”，唯有实现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转换，诉诸社会信用和公民社会的竞争推动机制，从而推动国内企业组织模型的机制转换，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品牌，实现新世纪又一个跨越式发展。
(二)“义”的回归与社会资本积聚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未来两、三代间中国大陆的平均国民所得达到目前台湾和香港的水准时，最大的问题才会冒出来。”[3]358这个充满警醒意味的“最大的问题”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严重匮乏。“福山预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亚洲各国文化传统及经济特色的前提下，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后发国家若以经济的单一片面增长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指数势必抛开对社会资本的倚重，而后者却往往是现代化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会资本”被界定为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能力。美国、德国和日本以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资本”为主，陌生人能够在共同的组织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协作，因而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模式。相反，像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其“社会资本”仍旧囿于传统的家族血缘，信任限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造就的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单个家族的小规模的企业模式。“社会资本”的获取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诚信可靠、踏实忠诚的美德，而纵观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经济的发展，因局限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当面向社会市场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脆弱甚至贬值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信用危机，而这无形当中又降低了企业组织效率并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社会资本”是建构在普遍道德责任意识基础上的“人文精神”，社会资本的匮乏必定带来企业与社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源成本、社会风气成本和经济监督成本的无谓增加，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文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匮乏，所以，社会资本的积聚与“义”的回归成为弥补经济发展弊端的有效途径。
如何弥补经济信用的缺憾，及时在“小康”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积聚“社会资本”，实现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强化法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抵制欺诈失信的市场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环境氛围，引导市场行为主体明礼诚信、懂法守法、有序竞争;其次，由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面临“中空”地带，一端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体与众多单个的家庭，中间层面空场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组织社群，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人文资本产生的空间，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样的沟通、协调型的社区、社团以及工会组织，培养团结、协作意识，形成互信的社会氛围，逐步克服传统狭隘的家族血缘伦理局限，积聚“社会资本”;再次，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重塑个体、集体及相互之间的诚信、公正、平等、合作、创新的德性精神，培养普遍的社会公德，超越家族意识，克服当前社会资本闲置、分散、封闭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伦理—社会生态”
人文价值理念作为文化存在形态，在中国区域经济目标实施过程中不仅体现为伦理与经济达至的有机生态，同时还表现为社会伦理实体存在形态的精神价值模塑，即“伦理—社会生态”。在社会共同体的具体运作中，存在“德”与“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与意义世界、“德”的世界与“得”的世界的冲突与对立，正确处理“得”与“德”的关系，实现“德—得”相通，不仅是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互动点，同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德”不仅是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内在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即潜在形态的“德性”，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文化品质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品质，即自在形态的“品德”，内在的“德性”与“品德”的外推，必定彰显为个体与社会的道德行为，即自为形态的“德行”。“德”内在于“得”，“得”为“德”存在的内在依据，“德”的使命是透过价值的努力扬弃“得”的矛盾，从而提升“得”、升华“得”，以“德”获“得”，在“德”与“得”的辩证互动中，构建“伦理—社会生态”。
(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赋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长的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三者分别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观自由以及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相统一的辩证复归的生长层面，只有达到伦理阶段才是客观精神的生态境界，而伦理主要落实为三种社会伦理实体，即:自然社会(家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新时期中国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跨越式发展，有必要探寻三种伦理实体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辩证法中分析认为，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和自然的伦理精神”，是“神圣性和义务的渊源”，“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4]175“爱”的本质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但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爱和感觉为基础的自我与他人相统一的伦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谐再现，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认，反之亦如此，这便是家庭的主观性方面;但同时，家庭以财产等外在的定在确证自己的存在，这是家庭存在的客观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观的爱与客观的经济归属确证其伦理的存在，其中，“爱”是家庭维系的根基和纽带，而客观的财产契约关系并非家庭的本质确证。因此，在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内部，伦理精神是自然统一的。
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界定为“差别的阶段”，是“结合在家庭的统一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念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实在性”[4]195，通过社会教育的环节，家庭中的子女长大并逐渐脱离家庭融入社会，在社会中依靠社会契约建立组织关系，逐渐具备自身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自由的定在。随着家庭的解体，便出现众多个别性的人和多样性的个别需要，市民社会由不同的需要构成的需要的体系来建构，从而成为个人利益的战场，即面“得”而居。这种状态极易剥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再现一种自然本能的状态，于是，市场经济运作下的社会实体成为硬性契约中的枢纽，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导又容易造成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忽视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业公会与私法的约束。实际上，市民社会殊性与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要获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目的，必须以其他人或整体的存在为生存与发展的依托，在“普遍”中获得真实，“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4]199，个体与整体的共生发展构成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满足不仅应当透过他人和共同体的中介，而且要透过“德”的努力，努力建构“德—得”相通的逻辑进路。
家庭和市民社会在伦理阶段继续向前提升，便到了国家阶段，“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4]261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融特殊与普遍、权利与义务为一体，个体作为社会公民在为社会尽义务的同时，他自身的人身、财产、福利以及作为实体性的本质得到了保护和满足，在为国家伦理实体尽义务的过程中再现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在融入实体中体会到归依的幸福，从而达到个体至高境界的自由，实现“德”与“得”的辩证为一。因此，作为价值理想，“德—得”相通的价值原理及其价值合理性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自然演进，最后必须透过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会(国家)中才能够获得现实性，彰显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与实践落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整个社会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理念指导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兴盛、人文主义德性教育备受冷落，整体社会陷入经济发展“一元论”的泥沼。因此，实现“德—得”相通与生态互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在逻辑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结构性内涵。首先，“得”必须“德”，“德”是“得”的价值前提和原则规范，以“德”谋“得”是基础性的理论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坚定的道德价值信念应当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实践依据，从而正相契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善恶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这种德得观，与“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与一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对接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实现“德”与“得”的生态互动与价值整合。道德理论教育必须与道德管理相结合，这是内在自律意识与外在他律约束共生互动理念的体现。道德管理的滞后性势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学合理地落实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团结、文明的社会氛围，就应当重视道德约束管理的环节，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制约规避。同时，道德教育与道德管理的合理运作，最终要透过思想的熏陶渗透落实于普通大众的道德实践，实现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的合理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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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态建设范文3
关键词：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F1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70—05
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是当今社会人们的普遍追求，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把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三江源（黄河、长江、澜沧江）生态移民是为保护和恢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按照2005年1月26日国务院第7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进行的移民，移民规模为10 142户55 774人，涉及4个藏族自治州的16个县，从2004年开始至2010年基本完成搬迁。自移民工程实施以来，国内外专家及其他理论工作者，在对三江源进行科学考察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角度就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移民与环境保护关系，移民权利保障、社会适应、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所有这些都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指导。但他们缺乏从整体上对三江源生态移民作通盘考虑，所以难以达到解决生态移民问题的标本兼治之效。从长远来看，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的建构，是实现生态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不返迁”目标的根本之策。那么，在如何把握生态移民实际生产生活状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生态移民社会福利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建构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的对策措施，就显得重要而迫切。
一、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现状
社会福利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尚有不同看法和理解。美国学者巴克尔主编的《社会工作词典》把社会福利定义为：第一，一种国家的项目、待遇和服务制度，它帮助人们满足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医疗的需要，这些需要对维持一个社会来说是最基本的；第二，一个社会共同体集体的幸福和正常的存在状态。在我国，这一概念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社会福利既是具体的社会服务制度，又是社会共同体的存在状态。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社会福利表征着社会共同体良好的幸福的生存状态。作为具体的社会制度，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和”状态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旨在增进收入安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社会工作和个人社会服务。那么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现状如何呢？
（一）生态移民生产生活方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三江源生态移民原先大部分生活在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气温低，降水少，空气稀薄，日温差大，大部分地区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千百年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大部分牧民至今仍然没有摆脱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牧民迁移至城镇周围，形成新型聚居村落，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方式由以放牧为主向非农转变。文化生活方面，移民前由于受所处环境限制单调而贫乏，移民后可以看报纸、杂志、电视而且还能上网，闲暇生活逐渐丰富。居住方式由游牧走向定居，饮食结构及衣着打扮也都更多地趋向城里人方向转变。
（二）住房、学校、卫生所和社区等社会福利设施得以建立
根据《总体规划》，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为生态移民建设户均45m。住房一幢和120m。畜牧业生产用畜棚一座，现已经基本完成搬迁入住，另有搬迁补助费每人400元，移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与此同时，在各安置点，按照所在区人口增加状况，对一些基本福利设施进行了扩建或新建。如对迁入人口在1500人以上的城镇，建立小学1所，卫生所1处，迁入人口规模在1500人以下的在原建制学校校舍和卫生所基础上进行扩建。在移民规模多于100人的定居区设立社区管理机构，配备相应设施，包括办公室、治安室、娱乐场所等，使移民不仅上学看病变得十分方便，而且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三）生态移民技能培训有了一定成效
生态移民迁进城镇后，基本失去了原来以畜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就必须转产转业，但三江源生态移民普遍缺乏从事非牧业产业的生产技能。为此，青海省三江源办广泛开展了舍饲和半舍饲畜牧业技术，人工饲草种植、机动车辆驾驶、摩托车修理、蔬菜种植、藏毯编织、纺纱、环卫、家政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技术培训。截至2007年6月，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累计培训农牧民及转产牧民6000人，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2000余人。从培训效果来看，相当一部分牧民经过牛羊饲养管理技术培训后，提高了生产技能，养殖效益显著提高，极大促进了农牧民增收。经过转产转业培训的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外出打工、经商、开展修理等，收入也逐步提高。
（四）后续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三江源移民属于生态移民，由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引发。要实现移民“迁得出，稳得住”的目标，就必须有稳定持续的收入做保证，而稳定持续的收入增长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的。为此，在实施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过程中，当地政府着力培育和发展后续产业，除发展现代畜牧业外，着重发展二、三产业。总体来看，发展后续产业势头良好。从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收入构成来看，主要有：生态畜牧业，每户年收入大约0.2万元；中藏药材采集业，年收入0.2万—0.8万元，收入占移民收入的20%～30%；商贸饮食服务业，年收入0.6万—1.2万元；农畜产品加工业，年人均收入增加600元。而劳务产业，受移民素质、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影响，移民务工人数只是零星的，收入较少，移民每天务工的收入20～30元。
二、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生态移民生活水平较低
虽然三江源生态移民迁入地诸条件优于迁出地，但仍未出三江源区，仍是青海省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据《总体规划》，贫困人口占三江源区牧民总人口的75.5%，三江源生态移民大都为无畜户或少畜户，90%是贫困户。移民进入城镇后，居住环境虽然有所改善，在项目实施期内有国家补助，按人均计算收入并不会比原来有所降低，但日常生活费用如水、电、燃料及食物等明显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移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冬春季节的取暖问题并不能完全保证。还有转产后由于受移民自身能力所限，就业困难极大，导致长期无所事事。总之，改变牧民千百年来遵循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是一件艰难的工作，有时这往往比教会一种生产技能更加困难。
（二）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发展程度低
三江源地区2005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分别占区内生产总值的54.2%、16.7%、29.1%。在农业总产值中，牧业占66.3%。近几年来，虽然着力发展二、三产业，但其比例变化并不十分显著。由此可见，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主导产业是传统畜牧业，二、三产业发展缓慢，所占比重很小。第一产业中以传统的畜牧业为主，种植业大部分地区不具备基本的光热条件；第二产业受地理、环境、牧民素质等条件制约，发展空间和前景也不大；第三产业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所占的比重很小。畜牧业是三江源地区农牧民主要的经济和生活来源。但生态移民后要禁牧、减畜，生态移民的生产生活已经不能依靠传统畜牧业，而必须从事其他产业。但迁入地普遍存在中小企业发展不足，特色经济发展薄弱的现象，产业布局不合理，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和经营水平低下。
（三）教育滞后，生态移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三江源生态移民搬迁前由于居住分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许多藏族群众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致使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据调查，三江源区生态移民50岁以上人口大部分为文盲，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上的不足30%；18—50岁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约占15%，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30%，小学文化程度的约占45%，10%为文盲或半文盲。农牧民的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基本不掌握其他生产劳动技能，甚至大多数牧民不能用汉语交流，导致择业渠道非常窄。当前三江源区民族教育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师资缺编、基础设施不足、不同阶段教育衔接不畅等。尽管近几年来在不断努力解决，但因投入、创新不够，民族教育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对移民文化适应问题缺乏足够关注
在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实施过程中，由于过分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发展，缺乏对生态移民原生态文化的足够关注。其实三江源生态移民有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其中既有宗教领域的，还有世俗方面的。三江源区人口主体为藏族，藏族全民信仰佛教，宗教气息浓烈，可以说宗教生活是其社会生活的首要组成部分。在迁出地社区，牧民与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寺院和活动点，发生着长久的互动和相互依存关系。牧民迁居城镇后，尽管大部分迁入地拥有数量不等的藏传佛教寺院，但仍然无法满足移民的信仰需求。与此同时，牧民大量迁居城镇后，随着其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民族文化有不断流失、损坏和被弱化的危险。
（五）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
三江源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既有独特而多样的自然景观资源，又有古老而淳朴的人文景观资源。三江源区平均海拔4 000米以上，冰川、湿地、湖泊、河流遍布其中，是科学考察、探险、旅游的极佳场所。三江源又是藏民族聚居区，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民俗风情。为此，由青海省旅游局负责编制的《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现已通过评审。据此将在三江源地区设立35个生态旅游重点项目，建设6个重点景区，设计了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科考线路及高原森林生态旅游线路等八条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涵盖了游、住、行、食、购、娱六方面的内容。近几年来已经开始吸引着大量游客来此观光旅游，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该区年旅游人数不足全省旅游人数的2%，旅游收入不足全区总收入的3%，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发展。
（六）后续产业仍需着力推进
为推动三江源生态移民适应新生活，使他们走向脱贫致富之路，青海省各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扶持移民发展后续产业，但总体来说还显得措施乏力，一方面是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有限，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是以本区域为主，区内自然环境严酷，生态系统脆弱，只是较之生态保护核心区要好一些。因此，这种迁移必然使迁入地自然环境承载超负荷的密集压力。再加上安置区的社会发育程度低、产业发展不合理，后续产业发展空间受限；另一方面，其主导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较低，龙头企业少，优势产业格局未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原因是选择移民点时没有结合特色经济进行研究和规划，所以在培育后续产业方面显得措施乏力。当然，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也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
三、构建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的基本内容
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福利机制的构建，是一个包括老年福利、妇女儿童福利、劳动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和文化福利等方面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一）确立老年社会福利
为了实现三江源生态移民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社会目标，就必须确立：（1）老年经济保障，即对三江源生态移民中因年老已退出劳动领域或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实行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护；（2）老年生活照料，指对三江源生态移民中因年事已高而在生活中存在困难的老年人所进行的包括吃、穿、住、行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照顾；（3）老年休闲福利。即为引导老年人愉快而平静地安度晚年，开展一些兼顾动静态等性质的文体娱乐活动，以增进老年人生活之丰富性。此外，还有如老年人合法权益保护、老年医疗、康复和保健服务等。
（二）进一步发展教育福利
教育是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石。一般而言，教育福利主要体现在国民教育方面。教育福利主要有幼儿教育、小学和初中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从当前三江源生态移民实际来看，今后应着力做好：一是大力发展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在三江源地区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移民前基本没有进行，为达到我国的《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应在建设移民聚居点时要搞好幼儿园规划建设，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二是在确保小学和初中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要采取多种措施，力争到2020年实现高中阶段义务教育；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把职业教育纳入三江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要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
（三）抓好医疗保健福利
医疗保健福利是使社会成员在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方面享受免费或优惠待遇的一种制度。从三江源移民区实际来看，今后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老人医疗保健，主要包括老人健康教育、健康检查，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在家老人功能恢复训练和对老人实行全方位服务等；二是妇女保健，即为三江源生态移民中妇女提供的如免费婚检、孕产妇优生优育教育以及孕产妇住院分娩制度等；三是儿童保健，主要指为儿童提供的儿童常见病、多发病防治、儿童预防接种等服务；四是社会公共卫生服务，即为生态移民提供的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为目标的医疗保健，如传染病控制、药品与食品安全、饮用水卫生、重大灾害及事故的医疗救护及处理等；五是加快建立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从而为广大农牧民提供方便、优质、廉价服务，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健康。
（四）搞好劳动福利即就业指导与培训
无论对个人还是家庭，就业是避免贫困和消除个人对政府依赖的可靠途径，是最大的社会保障。为此就必须下大气力加强转产转业培训，培训应按非农安置和仍然从事农牧业生产分别进行。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主要有舍饲和半舍饲畜牧业技术培训、高效人工饲草种植技术培训以及农牧实用技术培训（如农机具修理技术、驾驶技术等）。非农安置的主要有劳动力转移培训、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培训、劳务输出培训、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习惯培训等。培训方式应根据移民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牧民的素质决定了让其一下子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有一定难度，所以必须采取其能够接受的方式，如通过建立科技示范区或示范户，以现场教学为主，将集中授课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以真实事例和手把手的培训方式，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更广大范围推广和普及。通过培训使之能适应现代畜牧业生产，能从事二、三产业，使其收入不断增加，从而达到“能致富”的移民目标。
（五）加强三江源生态移民文化保护与建设
为了满足三江源生态移民精神需求，今后要加强文化建设，如修建图书馆、文化馆、影剧院、广播电视电台等文化设施，保证移民户广播电台（尤其是藏语广播电视）的正常接转，以不断满足移民日益增长的现代文化需求。与此同时，可按照移民意愿，适当修建一些寺院，以满足移民群体的宗教需求。此外，政府可通过组织赛马节、艺术节等活动，调动移民参与多种形式的文化创建活动，这有利于移风易俗，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六）加快后续产业发展
根据三江源区域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育特点，其后续产业的发展应突出重点，体现特色。移民后仍然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后续产业以提升和改造传统畜牧业为主，今后要大力发展人工草地和饲料草加工业，特别是加大优质牧草的种植力度，以解决舍饲圈养的饲草需求；通过引入新的畜种和改良原来畜种发展现代养殖业，积极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经营。非农安置的后续产业发展要：一是要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品如汉藏药材、各种畜产品、藏毯以及保健饮料加工业；二是在加强商品交换、城乡交流的基础上，搞好商贸流通，在促进发展传统第三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法律服务、会计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新兴服务业；三是大力发展如暖棚维修保养、家用电器维修以及洗浴、缝纫、理发等涉农（牧）服务和生活服务业。
（七）大力发展旅游业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追求，特别是人们对天然、原生态的旅游持续上升。如今青藏铁路的开通，为人们到三江源地区旅游带来了便利。为此，要紧紧抓住西部旅游升温的有利时机，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开通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线路，如世界屋脊科考游，山岳冰川探险游，草原风光休闲游，高原湖泊、河流、生物观赏游，神秘宗教文化游等。要挖掘具有本地特色的工艺品，制造出售与旅游相关的产品，拓宽移民就业渠道。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餐饮、住宿、商贸、交通、社会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带动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
（八）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
智慧生态建设范文4
关于落实区生态建设工作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誓师大会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
9月3日全区大会后，栗园镇高度重视，立即召开全镇落实区生态建设工作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誓师大会精神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9月至12月中旬，为我镇生态环境建设百日攻坚阶段，从七个重点方面猛药去疴，精准管控，形成治理常态化。一是重点工业企业达标整治管控常态化。8月11日，召开企业绩效评级培训会，邀请区环保局刘辰光科长为我镇企业做绩效评级专门培训，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绩效评级，引导更多企业，朝着达标规范发展，目前，春雨钢构、翔云涂料等企业正在按要求、按程序进行绩效评级申报。二是涉ⅤOCs企业等重点行业管控监督常态化。连日来，按照《开平区8-9月份空气质量强化保障方案》要求和《关于进一步加严管控措施的通知》要求，结合“零点夜查”专项行动，对境内15家涉VOCs企业进行全面巡查，建立《企业巡查台账》。三是对马陡路、振兴路等重点道路扬尘治理管控常态化。明职定责，划清各村环境卫生负责区域，增加清扫队伍，做到以克论净；制作并发放企业“门前三包”责任牌，主次干道两侧门店、企业自行张贴至外墙显眼处，明确责任内容、责任人及联系方式，成立镇级督导组，严格按照“门前三包”要求不定时开展督导检查工作，对“门前三包”履行不到位的企业，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立即整改到位。四是对重点场院“散乱污”企业整治管控常态化。近日，通过领导带队查、环保日常查、各村自查等多种形式，对我镇2017年、2018年被评为“散乱污”的87家企业进行逐一排查销号，同时，实行动态管理，坚决杜绝出现“散乱污”死灰复燃等现象，做到动态清零。9月3日，由镇主要领导带队，联合镇派出所、供电所对双庙村鹏城骨质瓷厂进行了断电处理。五是对重点领域管控监督常态化。即秸秆焚烧、露天烧烤、散煤偷运、双代改造、限高周边、监测站周边、北湖周边等重点区域进行联合执法，联防联控。六是对重点问题加严处理常态化。对问题频发，特别是被上级交办的问题，有一起严办一起，决不姑息。七是责任科室及重点人员巡查夜查常态化。成立专班，扎实开展“零点”夜查行动，并在《企业巡查台账》做好详实记录。积极筹备镇级指挥中心，对镇域空气污染情况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
我镇将始终坚定信心，敢于揭短亮丑，牢固树立目标，举全镇之力坚决打赢栗园翻身仗，为开平区退倒30做出栗园应有贡献。
智慧生态建设范文5
领导在全区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
一、认真总结，进一步坚定开展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的信心
自去年开始，我区以百村整治工程为龙头，把康庄工程、万里清水河道整治、千万农民饮水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等项目有机结合起来，开展了以“二改、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提出了“一年试点，三年推进，五年完成”的建设目标，排出了21个示范村、159个整治村。到目前为止，全区已经完成3个示范村，23个整治村建设，并代表我市参加省里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考核，获得了优胜奖，整个工作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村庄整治工程和生态村建设的作用得到显现，开展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村庄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整治工作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
在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一是领导高度重视。今年，区委、区政府把村庄整治建设列入区政府八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各乡镇也高度重视村庄整治工作，年初有计划，工作有部署，年终有考核，党委、政府班子专题研究，并确定了一名领导具体抓村庄整治工作。各整治村千方百计想办法，积极筹措资金，主动处理一些难点问题，为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部门密切配合。区规划分局完成3示范村和10个重点整治村的村庄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并开始着手编制列入规划的21个示范村的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区林业局根据自己职能，开展了送苗木下乡活动，帮助有关村绿化余平方米；区水利局在农村河道整治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区农业局结合沼气池建设，对农村污水处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区委组织部、宣传部，区建设、国土、卫生等部门也结合自身职能，对示范村、整治村进行了帮助和指导。三是取得成效明显。从目前的整治情况看，工程进展顺利。截止到9月份，各整治村和示范村已投入建设资金1270余万元，完成年度投入任务的94.1%。硬化道路21.3公里，新增绿化面积4万平方米，新增农村公厕8座，新增自来水使用人口2861人。
一年多来，虽然我区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应该看到，与省、市的要求相比，特别是与整治工作力度较大的县市相比，还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差距还很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工作开展不平衡。村与村不平衡、乡镇与乡镇之间也不平衡。据区百村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止今年九月份，投入大的村已经投入资金几十万元，如华墅乡上墅村、花园乡上祝村等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进度慢的村则投入不大，进展缓慢，个别村还停留在原来的建设水平上；二是资金筹集渠道比较单一，办法不多。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的资金主要依靠村集体结余资金和部门扶持资金，一些村眼睛向上，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筹措资金的办法不多。三是区域布局规划比较滞后，特别是中心镇、中心村的体系规划框架尚未形成。四是农村环境长效管理机制没有形成。一些已经整治过的村在卫生保洁、村庄环境管理管理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从存在的问题看，我区村庄整治工作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一定要提高认识，进一步坚定村庄整治工作的信心。一是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角度认识村庄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农村环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反映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步伐，关键是要解决农村落后的生活状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村庄整治工程是改善农村环境的重大措施，也是一项科学的发展道路，必须坚定不移的抓好落实。二是要从落实省、市重大决策的角度抓好村庄整治工作。这届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用5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区政府每年从财政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这次村庄整治工作省、市、区三级是下了决心的。三是要从顺应农村发展需要的角度落实村庄整治工作。经过50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提上了重要位置。从我区实际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又位于城郊，开展村庄整治，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尤为迫切。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一定要认识村庄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落实好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和各项措施，扎扎实实地抓好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工作。
二、严格标准，进一步明确“百村整治”工程建设的工作重点去年是我市实施“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态村建设的启动年，今年是扎实推进年。目前，我区的“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态村建设进度和质量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各乡镇、有关村要针对当前“百村整治”和生态村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措施，激发广大 群众参与工程建设的热情，全面推进“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态村建设。当前主要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进一步加强村镇规划体系建设力度。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市里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完成中心村、中心镇基本规划框架，全市要求在今年年底前高质量高标准完成109个示范村的规划编制，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1012个整治村的规划编制。根据这一要求，我区要争取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完成中心村、中心镇基本规划框架，为下一步乡村布局调整打好基础。全区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21个示范村的规划编制，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180个整治村的规划编制。各乡镇和规划部门要集中人力、财力、时间，尽快编制完成村镇布局规划框架。区规划部门要加强规划队伍建设，确保“人员、措施、责任”三到位，采取有效措施，把规划编制好、论证好。
（二）要严格按照村庄整治考核标准开展村庄整治。按照区委办（）24号文件精神，今年年终区委、区政府要对各乡镇村庄整治村进行考核，根据考核分数补助资金，考核分达不到70分的，一律不给予补助。所以，各乡镇一定要严格按照村庄整治标准开展村庄整治，认真抓好“两改四化”工作。“二改”就是改水改厕，要加强村内给水、排水设施建设，有条件的村可以考虑建设集中污水处理池，对村庄内的生活、生产污水的进行无害化处理，村民的饮用水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各乡镇、行政村要对露天粪缸进行一次摸底，逐步进行清理，特别是对列入今年百村整治工程的行政村和一些乡村主干道两旁的露天粪缸,年底前要坚决予以清除。“四化”就是要实施道路硬化、卫生洁化、环境美化、路灯亮化。村庄整治村和生态村还没有完成通村道路及村内主干道硬化，要积极筹集资金，在公路硬化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划实施，使村庄道路布局合理，主次分明，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各乡镇、行政村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切实抓好农村垃圾的减量、收集、管理、清运等环节，要动员群众实行卫生包干，对可以利用的，结合农村清洁能源推广和有机物还田处理，引导和鼓励建设农村沼气池。各村要合理设置垃圾箱、垃圾池、垃圾中转点等固定设施，做好日常的卫生保洁。在环境美化方面要按村庄规划搞建设，纠正乱搭乱建行为，村内要建有公共绿地，并对主要道路两旁、住宅之间进行绿化，有条件的村，还应结合新村规划，实施宅基地整理、自然村撤并和旧村改造，使村庄布局合理，建筑实用美观、房屋错落有致，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各乡镇、村要结合实际，合理安装路灯，方便村民出行，特别是村庄主干道和公共场所的路灯安装率要达到90%以上。
（三）要因地制宜创出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各乡镇和有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创出特色、形成有知名度的品牌效应。要在两个方面创出特色，一个是要在村庄规划建设上创出特色。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不要求每个村搞成一个模式，我们提倡根据每个村的不同环境和特点，搞出特色，村庄规划要坚持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历史性与前瞻性相协调，充分体现地方特点、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努力规划建设一批具有浙西文化和生态特色，反映田园风光、融合现代文明的农村新社区，形成一批特色村、小康村、生态村、休闲旅游村。另一个就是要在卫生保洁长效管理机制上创出特色。要努力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卫生保洁长效管理机制，特别是农村的保洁员、卫生员，要做到人员、经费、责任“三落实”。乡镇要统一规划设置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所，对本区域内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进行统一规划设置，原则上每个乡镇设立1个垃圾中转站，远郊乡镇自行设置一个垃圾集中填埋场，同时对中转站、填埋场要做到专人负责，定时清运、定时清理。各乡镇、行政村要积极筹措资金，确保中转站、填埋场按期建设到位，区财政对按期完成垃圾中转站、填埋场建设的乡镇，将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各乡镇的垃圾填埋场要求今年12月底前建成使用。
（四）要多方筹措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资金。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要立足自力更生，充分利用好村集体自有资金，挖掘潜力。同时也要千方百计用足用好省里的各项扶持政策，如宅基地整理政策（用地指标）、农村土地整理政策、省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政策以及其他支农政策。要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投入机制，广开思路，大胆引进外力，扩大融资渠道，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以经营的理念，组织实施“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态村建设。
（五）全民动员开展农村垃圾卫生环境集中整治。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今年要结合我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机遇，全市要在农村深入开展一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各乡镇要在春节前，统一开展一次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重点是抓好公路主干道、溪流、河渠两侧的综合整治工作，禁止乱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工业废料、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废物。同时，各行政村要组织和发动农民投工投劳，参与村内垃圾大清除，彻底消灭卫生死角，对村内河道垃圾等漂浮物进行一次全面打捞，杜绝向河道乱倒垃圾，特别是对农村烂桔要进行一次整治。
三、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村庄整治和生态村建设的合力
“百村整治”和生态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单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是不能做好的，要集中有限资金，把有限的资金整合在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态村建设中使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部门的认识已经非常到位，下一步部门和乡镇要统筹好项目，做好项目的结合文章，在编报项目过程中，力争做到“下面怎么做，上面怎么争取”。要加大班子工作力量。实施“百村整治”工程，工作量大且繁杂，日常工作、实际工作需要有专门力量、专人负责。为此，各乡镇要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抽调4—5个精干人员，落实必需经费，明确责任，进一步加强“百村整治工程”的工作力量。各部门要加强服务，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示范村、整治村规划在哪里，相关部门的项目、资金、服务就跟到哪里的要求，顾全大局、形成合力，主动对接，主动服务，做好工作。同时，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将各项任务、责任落到实处。省有关部门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非常支持，各有关部门要像抓其他工程建设一样，抓项目、抓投入、抓引进，借力发展，千方百计包装项目，向上争取支持，使整个工作整体推进，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下面，我借这个机会，对当前农业和农村的几项工作再强调一下。
第一项工作：要采取有力措施抓好秋收冬种生产工作。昨天，省、市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专门落实秋收冬种工作，今天上午，区农业局召开了全区秋收冬种生产现场会。各乡镇要结合当地实际，鼓励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和油菜、小麦，不能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要种上绿肥，培植地力，重点是要解决国道、省道、县道两旁的耕地抛荒和连片抛荒问题。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抓紧做好种子、化肥、农机等冬种物资的组织供应。
智慧生态建设范文6
关键词：生态环境；投资软环境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15年度咨政建言课题“关于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加快完善创新环境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lslzz-70；本文系沈阳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关于进一步改善沈阳生态环境的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YSK2015-14-10。
一、关于进一步改善沈阳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着力强调改善生态环境既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也明确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主要内涵。大力推进沈阳市生态环境建设是面对新时代机遇与挑战积极响应，是夯实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基础。进一步改善沈阳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节约资源、优化投资软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实力，提升沈阳市的综合竞争实力，加快沈阳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
二、关于进一步改善沈阳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把创建工作作为重大任务来抓，增强贡任感、紧迫感，力争走在全国、全省前列。创建工作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二个关系：一是数据指标与群众感受之间的关系，大力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以环境的明显改善赢得群众的环境感受。二是生态建设决策与群众支持之间的关系，创新生态决策形成机制，探索生态建设补偿与利益分享机制，使生态决策能获得群众的普遍支持。三是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之间的关系，注重吸引群众参与，促成全民生态建设氛围。
（二）大力加强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着力转变发展方式。沈阳市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节能减排，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努力实现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旅游、会展、房地产、金融、商贸和新兴服务业。推动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按照大调整、大开放、大实干的思路，全力推进产业结构由偏重调到轻重协调发展、产品结构由初级调到精深、工业布局结构由分散调到集中、所有制结构由国有经济占大头调到民价经济占大头。争取构建循环经济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循环利用、生态保障核心系统、生态农业、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旅游和循环经济服务产业等各大循环产业。建立严格的项目环评市批制度，加大节能减排力度，逐步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三）发展生态环保产业。自然生态是大自然对城市的赐予，必须得到充分保护。充分利用城市所在区域的自然因子，保护好这些自然要素，包括水、土壤、大气、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和城市自然生态系统。改变目前简单脆弱的城市生态结构，规划、重建和维护适宜的生物种群或群落结构，恢复健康的生态过程，提高城市生态系统自我维持、自我更新、抗干扰的能力；加快恢复自然生态。实施创新型环保产业强市战略，围绕国家环境保护目标、节能减排目标以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以生态环保装备与技术、生态环保产品、生态环保服务、智慧环保为重点，以关键领域、骨干企业、特色产品和核心技术为突破口，以打造国家级生态环保产业园区、打造基木完善的生态环保产业链为核心，快环保科技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全而提升我市生态环保产业集群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