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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论文范文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应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存在着不太衔接的地方，与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条款、保险理赔体制等更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一、抢救费用的矛盾
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看，在抢救交通事故受害人时，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首先确定被保险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更不可能确定被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应赔偿的保险金数额等。而无论如何，保险公司都要按照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首先把钱拿出来，用于抢救人命。这体现出国家保障人权、维护人民人身安全的立法本意，但是与现行《保险法》恰恰相反。
《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实践运作来看，都要首先确定被保险人对受害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才能计算出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的保险金数额，然后保险公司再拿出钱来赔偿受害人。
如果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那么受害人就有权要求保险公司立刻拿出钱来救命，但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恐怕都没有这样操作过，其内部审核、批准手续不可能那么迅捷。一边是刻不容缓，一边是毫无准备，可想而知纠纷必会集中爆发。
二、保险金额与保险赔偿金额不一致的矛盾
《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使用了“责任限额”这个词，这个词并不是《保险法》中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责任限额”就是指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可是这就会产生冲突：即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保险金额往往与保险公司实际赔偿额存在差距，谁又来承担这部分差距呢？
矛盾论论文范文2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theoyofeconomic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矛盾论论文范文3
摘要：日本现代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通过对现代年轻人的孤独、寂寞、空虚以及矛盾等情感的描写，让年轻一代产生了共鸣。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工作和生活的拼搏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疏离。作者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处于孤独、寂寞中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爱情生活。
日本现代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不仅受到中国、韩国等亚洲读者的喜爱，甚至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也拥有不少的读者群。正如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家林少华所说的，时下，阅读村上春树作品已日趋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村上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到《海边的卡夫卡》无不充满着“孤独、寂寞”“忧郁、彷徨”“无奈”“青春的迷茫”和“社会的疏离感”等等。
村上春树在198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小说多次再版发行，据统计，1996年的销量已达到七百万册，这对于只有我国十分之一人口的日本来说，绝不是普通的数字。在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形成了“村上春树”读者群，并随之诞生了“春上村树现象”，以及“挪威的森林现象”等新词汇。在我国由中国海洋大学林少华教授翻译的“村上春树全集”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样受到我国年轻读者的欢迎。小说情节简单，笔调悠缓，语气平淡，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这部小说为何受到如此的欢迎呢？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它主要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青年对现世的虚无与伤感和那个年代文明的失落与个人意识的挣扎的内心世界，传达出了全人类对现实的那种不确定的感觉，即“不存在的存在和存在的不存在感”。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以第一人称“我”在汉堡机场听到著名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乐曲为开端开始追忆18年前的往事：讲述了“渡边”和死去朋友的女友直子及大学同学绿子两个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直子是个漂亮、美丽，多愁善感又自我封闭的女孩，在青梅竹马男友木月自杀后精神不振，最后住进了疗养院，由于精神抑郁而自杀；绿子活泼可爱、充满活力、前卫大胆，虽身处逆境却坚忍不拔。
一、孤寂与忧伤——现代人无法摆脱的情感
孤独作为存在主义文论的一个关键词，在小说中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诠释。存在主义诗学把他人看成“我”的“地狱”，“我”自然孤独。孤独精神使人超越万物和他人，孤独一词具有美学和文学意义。
小说题目“挪威的森林”是20世纪60年代甲壳虫乐队一支“静谧、忧伤，而又令人莫名地沉醉”的歌曲，歌中男子感觉女友的房间像挪威的森林一样神秘，可突然惊醒，却发现房间空无一物，更不见女友美丽的身影，房间像挪威的森林一样孤寂。昨夜的一切仿佛一个梦，男子在密林深处独自地品味着这份孤独。这是小说主人公的旧日恋人直子曾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18年后，“我”在飞往汉堡的飞机上重新听到此曲。随即小说主人公渡边以第一人称描述了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从作者借用这首充满忧伤、孤寂的歌曲可以看出，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孤独和忧伤。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为被剥夺了的自我而哭泣。
小说的人物性格也是孤独的，并因孤独而封闭自己。他们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与所爱的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同时也拒绝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直子总是不知如何与别人相处，甚至不能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男朋友渡边约会时也总是沉默，不能敞开心扉。实际上，直子在潜意识中用表达上的障碍在自己和外界世界之间树起一道屏障，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让任何人打扰。
小说中的人物在自闭的同时，心中又渴望爱情，渴望真情。家境贫寒的另一主人公绿子在富豪子弟云集的学校感到孤独，仿佛和别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和其他人之间总有一道难以逾越的界限。尽管如此，她仍旧希望“尽情地享受爱，哪怕一次也好”。她还经常让渡边抱紧自己，安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可见平时装作开朗活泼的她，内心是多么的孤独，又是多么渴望爱的滋润。所以“自闭”是主人公孤独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伴随着自闭的又是对爱的强烈渴望。
另外，内心的空虚也是产生孤独的原因。渡边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既无目标也无动力地活者，感到无限的空虚。他以“任何事都不过多思考”为原则，每天上课也不是为了学习，而是因为无事可做。他常常空虚难耐，就和在酒吧认识的女孩子睡觉，而睡后又后悔和自责，感到更加空虚。不仅如此，每周六晚上他都无所事事，装作看电视的样子，实际上是把自己与电视之间的“渺茫空间切割成两部分，又把切下的分成两部分，这样一遍遍切割，最后分成手掌心大小的空间”。这种病态的空虚多少让现代的青年人产生共鸣。很多外表看似坚强的现代人，在内心的深处都多少有些孤独、寂寞和空虚。
二、现代社会与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村上春树20岁左右，对他来讲，这一时代就是甲壳虫乐队、越南战争和“大学纷争”的代名词。当时政治动荡，古巴危机，1965年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伴随着技术革命与经济繁荣，人们逐渐忘记了许多旧的传统，但无人能阻止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在城市，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能更轻易地获得各种信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随之减少。一座座高级公寓的铁门拉开的不是空间距离，而是心理距离。都市与其说是生活的场所，不如说是生存的空间。信息量的极大化与生活圈的极小化之间的矛盾，使生活在都市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了孤独感、空虚感和寂寞感。
村上春树深深地感到了这种孤独、寂寞和空虚。他曾把物资丰富而精神贫乏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有大量家具却没有天棚和地面的，在宇宙中漂浮的房子”。而在村上春树的眼中，这座房子空空如也，只让他感到无边的孤独、寂寞和空虚。《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渡边说：“人们像是很幸福，但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只是看起来幸福。”这也可以说是作者对现代生活的质疑。
这份孤独可以说是对现实世界无言的反抗，是梦中的世界无法实现的失落，是两个世界都无法彻底融入的迷失。
他对现实状态存在不满，却不从正面直接反对，而像一位大彻大悟的隐者一样，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应。就像小说中的渡边，对那些一边呼吁大学解体，一边却为捞学分而上课的“两面派”做法非常鄙视，他说：“那种人在大学顺利地拿到学分，走进社会，又马上建立了这个卑劣的世界。”但他不用过激的方式表达鄙视，而是上课点名时不回答，这种无言的反抗表明他不愿进入肮脏的现实世界。同时，村上认为经济高度发展以前的世界是梦想中的世界，令他无限怀念。小说中的海边和精神病医院“阿美寮”就寄托了作家村上的美好情怀。儿时经常玩耍的海边给他美好的回忆，但多年后当他故地重游时，不禁大吃一惊：昔日的大海被填平，上面的大楼如墓碑一样鳞次栉比，失去大海的堤坝孤寂地残留着……所以他在小说中设计了失去直子的渡边去海边做“伤感旅行”。在那里想象着变化前的日本，是他无限憧憬的理想世界。而“阿美寮”正是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同样也是理想世界的化身。那里的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理解，没有虚伪和欺骗，能敞开心扉，展现真正的自己，如同“世外桃源”。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理想的世界已经远离了现代人，令村上感到无限失落。
由于无法融入现实世界，又不可能进入理想中的世界，宛如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没有依靠，只能独自漂浮。因此，村上笔下的主人公渡边突然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去向何处，这也是作者自身的一种迷失。
三、村上春树作品的特点
村上春树作为一个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人，描写60年代的故事，却历经数十年占据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阅读阵地，让他们产生共鸣，不能不说他作品中的的确确有着让年轻人为之心动的地方。困惑与追求历来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村上春树从城市生活这个独特的视角，探讨当代青年心灵奥秘的“城市文学”，便是这种困惑与追求的产物。一般认为传统的纯文学是反映成人的种种生活，而村上的书却是反映了年轻人的快乐与悲哀，很少有实质性的事件，而常常是一些思绪与感触，抒发着莫名的迷茫与哀愁。村上春树放弃以往作家以精致的生活实感所支持的青春小说的表达形式，只以敏锐的方法意识，以精选的独特语言，磨练出一种崭新的风格，用嘲弄式的玩笑，装出一副“心情愉快”的模样，企图以意识的感觉来说故事，而将现代的“不幸”逆转为“幸福”。村上春树的文学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现代社会由平平符号蜕变成的无机感性，极端敏锐，新鲜而发人深省。
村上春树的创作属于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城市文学”范畴，“城市文学”反映了日本走向高度自动化的消费性社会后人际关系的隔膜、人的异化和人的心理崩溃，宣泄了后工业化社会青年全新的、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实现个人的价值观。
《挪威的森林》向你娓娓地道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的内涵远远不止爱情故事，它通过描写年轻人对爱情举棋不定却执著追求的态度，直达人生的真谛。
村上作品的另一特色是他拥有要想“打破境界”这一精神：文字和数字、人和动物、东方和西方、生与死、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现实和非现实、意识和非意识的界限等等。例如，羊男是打破了人和动物的界限。村上作品这种要打破所有界限的意志，这种拥有自由的精神是我们所有时代所共同向往的精神。
村上作品给读者一些遐想的空间，好像是读者和作者间的一种游戏，使读者尽可能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因此对村上的作品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诠释，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村上文学又是对消费文化和高度物质文化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痛苦地嘶喊，而是保持一种远距离冷静的态度；他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实，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摸索如何生存的方式。可以说他所描写的主人公被认为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自画像”。
村上是西方和东方的桥梁。日本的近代文学是在明治时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发展起来，通过私小说的文学形式，从西方接受了进行改良的纯文学，形成了谷崎、川端等一批杰出的纯文学作家。现在，村上时代，日本现代文学开始流入欧洲，并对欧洲的文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村上文学在西方的流行多少给日本文学一种“脱亚入欧”的感觉。
为何我国现代都市青年如此接受这部小说呢？是否可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也有这种倾向？甚至有人说喝着咖啡看村上春树的小说是现代小资的代名词，正是由于现代社会人与人心灵的疏远，导致这种小资情调的产生。而村上的小说也恰恰是迎合了这种心思才备受欢迎的缘故吧。
四、结语
《挪威的森林》一书的畅销及其在文坛和社会中引起的反响绝非偶然现象。村上小说关注了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日本青年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时描绘了青年对现实世界的虚无与伤感，以及文明的失落和个人意识的挣扎等内心世界，传达出了人类对现实的不确定感，即“不存在的存在感和存在的不存在感”。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人与人的交流日益减少，过于自我封闭，在人生的大森林里，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感到孤独、彷徨，茫然不知所措。就像主人公渡边不断徘徊、游离在直子和绿子这两个对立存在的女性之间一样，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希望在直子和绿子之间能找到生存的平衡点，避免让自己“走”向深渊。
对生与死的思考，对个人与社会问题的思考，值得每一个看过和未看过村上作品的人去回味和探索。
参考文献：
[1]酒井英行：《〈挪威的森林〉中的村上春树》。
矛盾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国企；改革；矛盾；问题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74-01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取得了重大突破，成效显著。但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沉淀多年的矛盾影响，制约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如何在新形势下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是各级党委、政府及企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干部职工的“思想改制”问题。国企干部职工的思想，特别是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能否真正跟上企业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行为能否真正有“脱胎换骨”般的跨越，这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仔细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领导培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治思想素养，另一方面也需要体制变革本身的支持，需要长时间的检验。
2．已有改制成果与深化改革的矛盾问题。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实施“债转股”政策的企业中。“债转股”确实对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有重大意义，但其弊端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会不会支持、以怎样的态度支持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国退民进”能否顺利推进的一大重要因素。
3．战略投资者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运用资本营运，解决改革当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确实是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创新出来的一个好办法。
4．养老保险金的代际转移支付问题。在政府不负担新旧养老制度转轨成本的背景下，通过企业缴费形成的社会统筹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已形成“老人”、“中人”、“新人”(分别指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前离退休职工、新制度建立以前已经工作的职工、新制度建立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之间养老金代际转移支付问题。
5．弱势群体问题。这里讲的弱势群体不仅指因企业改革已经形成的下岗、失业群体，亦包含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即将有偿补偿身份解除关系的分离、分流人员。改革是大趋势，且不可逆转。这种改变对任何一个职工都是一次心灵的激烈撞击，每一个人都处于“弱势群体”的范畴之列。
二、解决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策略
1．发扬老传统，开拓新思维，坚定不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一是要置换国有资产，实现“国退民进”。要在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鼓励企业职工、战略投资者对企业资产进行收购，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改革，达到以资产换资金，实现企业重组或者“关门走人”。二是要有偿改革职工身份，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三是要全面创新企业制度，激发发展活力。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为构建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大力为推进企业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矛盾论论文范文5
在以老通宝为代表的家庭生活中，男性一直是家庭的中心，对家庭负有重要的责任，但受到蚕价下跌的影响，虽然自己一家子辛辛苦苦，蚕茧还是“卖不到好价钱”，这种外在的经济上的压力，在家庭关系内招来了四大娘的抱怨，发起对其权威的挑战。女性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这在老通宝看来都是世界变了，“世界真是越变越坏”。男权受到的这种挑战在老通宝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洋蚕种”的影响，其实是“洋蚕种”背后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在现代性文化面前，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不堪一击，老通宝意识不到这些，只是认为世道变了，茅盾通过老通宝自己内心的活动反映出，在现代性冲击下，传统中国社会男权的中心地位受到女性权力觉醒的冲击，女性开始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
在茅盾的笔下，《春蚕》中女性的典型角色主要有四大娘和荷花，通过这两个女性角色的形象描绘，展示出女性对自身社会角色的重新认识以及对男权的反抗。四大娘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妇女的形象。女性在传统的男权制约下，被限制在家庭的内部，从事作为家庭生产补充的“女织”，很少有机会走出家庭，这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是男权对女性的最严重的压迫，将女性的社会地位界定为男权的附属物，这在茅盾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描述。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女性也在谋求自身地位的改变，尤其是随着江南蚕桑生产业的发达，原来作为家庭生产补充地位的养蚕、育蚕等工作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从事这些家庭生产女性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茅盾的笔下描述通过老通宝的眼睛看到，小溪旁洗衣服的女人们，她们放声地说笑、开玩笑、吵闹，这在老通宝看来都是有些难以忍受的，这种情绪积攒到后来看见阿多时，“老通宝像一匹疯狗似的咆哮着，火红的眼睛”，情绪集中爆发，这种爆发是对女性这种对男权的挑战的不满。
四大娘对老通宝男权抗争，围绕以育蚕、蚕种选择为中心，争吵是整个《春蚕》中茅盾描述的核心内容。在蚕种的选择上，老通宝固守着男性的权威不选用“洋蚕种”，四大娘对此非常气愤，“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在蚕种使用上，四大娘与老通宝的这种冲突，在传统社会中很难出现，但随着以“洋蚕种”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开始发挥作用，“不要来问我！阿爹做主呢！”表达了四大娘对这种权威的不满。“这些匾，浸湿了，就像死狗一样重！”也是对这种情绪的表达，茅盾此后多处使用相同的手法表达了以四大娘为代表的女性对于以老通宝为代表的男性在育蚕上的冲突。由使用蚕种引发冲突延续到了对借贷买蚕叶的问题上，老通宝借贷买了蚕叶，但四大娘却生气地认为蚕叶会“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在老通宝看来，四大娘的这种看法是对其权威的挑战，还击道：“什么话！你倒先来发利市了！年年像去年么？自家只有十来担叶；五张布子（蚕种），十来担叶够么？”这种争吵还在继续，直接导致了四大娘和老通宝“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与四大娘这种对男性权威的温和的挑战不同，荷花则是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挑战男性的社会权威。荷花与老通宝等人的冲突起源于在老通宝看来，荷花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老通宝一直这样警告自己的儿子。荷花的激进行为不仅受到老通宝等男性权威的压制，而且受到了女性的嘲讽为“那不要脸的！”。荷花代表的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相对与四大娘等传统女性的代表不同，荷花对男权的抗争也更为激进，荷花偷人家的蚕宝宝，原因只是因为“你们怎么把我当作白老虎，远远地望见我就别转了脸？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是男权所建构的，荷花被设定成“白虎星”，成为村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荷花为了抗争这种男权对自己的压迫，通过去偷蚕种以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对男权的抗争，可以说荷花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是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最有力的抗争。
大娘和荷花是自我意识觉醒较早的女性，四大娘有自己的主见，主张选择“洋蚕种”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争取在育蚕等生产生活中的话语权，由于蚕丝生产在当时江南的农家生活中关乎农家的生计，因此在蚕丝生产中权力的地位直接可以影响到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四大娘与老通宝之间抗争实际上就是男权与女权在家庭生活权力地位的争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为了实现女性权力与男性权力的平等，荷花等需要通过更加激烈的方式争取，荷花是茅盾《春蚕》文本中被压抑女性的代表，荷花被认定为“白虎星”。在荷花看来，这是对其莫大的羞辱，是男权对她最大的压迫，荷花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对这种压迫的反抗。在《春蚕》中，虽然四大娘、荷花等女性的代表已经开始争取女性的权力，但在茅盾的笔下，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改变，四大娘虽然对老通宝不愿意使用“洋蚕种”而生气，也与老通宝发生争吵，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服从老通宝，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自觉还只能服从于男性的社会权威。荷花为了“报复”男权社会对其“白虎星”的污蔑，去破坏他家的蚕种，但在被抓住后，说“我家自管蚕花不好，可并没害了谁，你们都是好的”，也表现出在男权社会统治中的这种无奈。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对男权的抗争的基础就是要否定男权的社会权威，这在茅盾的《春蚕》中已经有所表现，四大娘、荷花等代表着女性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重新界定和对家庭权力中心地位的争夺。以老通宝等为代表的男权，在女权的崛起中的表现除了无奈和努力维护的角色，老通宝等已经意识到自身的权力地位已受到来自女性的挑战，以“洋蚕种”的传播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则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社会条件，茅盾小说《春蚕》则反映了这种男女之间争取话语权的争斗。
作者：韩敏 单位：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矛盾论论文范文6
关键词：资产定价理论；价格理论；金融秩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09-05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assets pricing)是指资产所有者为了实现其基本目标而在资产的未来收益和有关风险之间所作的权衡(trade-off)，或者说资产定价理论主要研究投资者最优资产配置和最优风险均衡收益问题。资产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金融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假设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且对资产的未来状态变化拥有准确的预测。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出现所谓的“异常现象”，更不会发生本质上是定价错误的金融危机。而实际上，金融市场时常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当前，肇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甚至导致一些国家金融体系崩溃。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资产定价理论显然存在问题。虽然资产定价理论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并没有针对资产定价理论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很少有对资产定价理论中内在的逻辑悖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一、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概述
(一)新古典资产定价理论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资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面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构成了资产和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不确定性”本身是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必须将其转化成可以定量分析的范畴。因此，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影响，就成为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核心。不确定性和收益是金融学理论和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般称为资产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资产组合理论是指由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研究追求收益极大化的投资者将如何行事。具体地说，它研究的是投资者应该选择何种类型的资产作为其投资对象，以及各种资产的投资数量在总投资中的分配。Markowitz认为，在分析追求极大化的投资行为时，不能忽略其不确定性，因为在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都不会更加偏好于一种分散的资产组合。人们在实际上采取的分散投资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的存在对理性投资行为的分析十分重要。在分析不确定性时，Markowitz假设投资者面对的是已知的概率分布。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他主要关心的是风险和收益，因此整个资产组合必须测定风险和收益，方差可作为测量资产组合风险的尺度。由于投资者有期望收益和风险这两个决策标准，所以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决策就相当于从帕累托最优期望收益、收益组合方差，即有效边界上选择一点。
广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在狭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与狭义资产组合理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中既包括Markowitz提出的有效组合决定模型的各种替论，也包括资本市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主要包括资本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市场效率理论。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理论主要是指有效市场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包括：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Sharpe和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Black和Scho-les。的跨期五套利定价理论，Merton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和均衡定价理论，不完备市场中的投资与定价理论，Shefrin和Statman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等。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由夏普(Sharpe，1964)首创，经林特纳(Lintner，1965)和莫辛(Mossin，1965)的扩展而成的一种纯交换经济中的均衡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1 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2 投资者遵循均值－方差原则；3 投资者仅进行单期决策；4 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贷；5 所有的投资者有相同的预期；6 资产交易时不存在税收或交易成本。这其中最关键的假设是，所有投资者遵循均值一方差原则。在这些条件下，有CAPM的一般形式：Ei＝Ri+(Em－Rf)βim
可见，CAPM说明，投资者通过选择适当的资产组合，可以得到一个最优的资产组合。具有不同风险承受力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风险承受力为0和τm(社会分析忍受度)的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前者为最小方差资产组合，后者是资本市场组合；其他投资者可以在这两者中进行选择以获得适当的组合。此即托宾两资金分离定理。
CAPM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 市场资产组合是有效的；2 所有有效资产组合等价于市场资产组合(包括借款或贷款)；3 预期收益和臼系数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CAPM的假设条件太过严格，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克服这些不足的同时，也推动了关于经典CAPM范式的进一步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特纳(Lintner，1969)的模型，它侧重于实际回报；布伦南(Brennan，1970)的模型，它研究了税收的影响；默顿(Meaon，1971，1973)引入了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关注，建立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布莱克(Black，1972)，他考虑了无风险资产；鲁宾斯坦(Rubinstein，1974)的模型，研究了更为一般的效用函数；罗斯(1976)的套利定价理论；列维(1978)的模型，引入了交易费用；布理登(Breeden，1979)和卢卡斯(Lucas，1978)通过分析财富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着重研究投资者的消费偏好，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考科斯、因格索和罗斯(Cox，Ingersoll，and Ross，1985)等将生产技术因素考虑进去，从理性预期均衡中得到资产内生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默顿(Merton，1987)的模型，讨论市场分割；Markowitz(1990)的模型，考虑了对卖空的限制，等等。这些资产定价理论还是在有效市场范式内对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是和有效市场理论相对应的一种学说，主要内容可分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和心理学两部分。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内在价值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者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是会犯错误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市场中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投资者都是起作用的(而非标准金融理论中的非理性投资者最终将被赶出市场，理性投资者最终决定价格)。
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规律不变的前提假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成果引入到金融市场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行为金融学家和经济心理学家们通过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现场研究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的各种经济行为的特征及其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Shefrin和Statman(1994)]放松了完全理性人的约束条件。在BAPM中，投资者被分为两类：知情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音交易者(poise traders)。知情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相当于理性经济人；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当知情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呈现效率，市场是有效的；当噪音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没有效率，市场是无效的。BAPM中资产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s)，即正切均方差有效(tangent mean-variance-efflcl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音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噪音交易者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而且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使行为贝塔的估计比较困难。
(三)资产定价的基本方法
所有资产定价理论都基于一种思想：资产价格等于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或者以无风险收益率去贴现未来的收益，再加上一个代表风险溢价的误差因子。为此，资产定价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表示整个市场的变动情况或系统风险总体变动的随机变量暴露出来。资产定价总体上存在两种基本分析方法：无套利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定价法试图分析隐藏在价格背后的风险来源，它一般着重于分析影响经济结构的宏观变量，例如消费偏好、效用函数等。均衡定价法的优点是在原理上解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外部环境变化时价格如何变动。这种方法通过求解一定假设条件下投资者的选择最优化问题，或者市场处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一组方程，就可得出资产价格的表达式。
无套利(No-Arbitragc)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摩擦市场里，当市场均衡时，资产价格与其未来收益一定存在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即定价规律。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上资产供需平衡关系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一旦资产的市场价格偏离了其价值，金融市场上会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投资者会以疯狂的热情，极大量的资金构作套利资产组合，迅速破坏原均衡状态。形成新的均衡状态。
无套利假设是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即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一定是无套利的，但是无套利的不一定是均衡的，因而无套利假设没有一般均衡的要求严格，假设要求的信息也比较少，例如适用于一般衍生证券价格的Blaek-Scholes微分方程，仅仅要求几个容易观察的变量，为后来风险中性定价原理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套利定价理论(APT，Ross，1976)假定资产收益率受N个共同因素(系统风险)和一个特殊因素(可分散的非系统风险)的影响。由于不同资产对N个共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不同资产应有不同的收益率；反之，对共同因素敏感程度相同的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在均衡状态时(即对非系统风险进行剔除后)，将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即具有相同的预期收益率；否则，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便会出现，投资者就会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超额收益，直至其消失。这就是套利定价理论最本质的逻辑。
二、资产定价理论的逻辑悖论
(一)实证中的悖论
首先对CAPM提出挑战的是“小公司效应”。小公司效应是指小公司股票比大公司股票的收益率高。Reimganum(1981)发现，公司规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据CAPM模型预测的理论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有效市场假设。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Lakon-ishok等(1994)的研究发现，高市净盈率的股票风险更大，在大盘下跌和经济衰退时，业绩特别差。市盈率与收益率的反向关系对有效市场理论形成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时已知的信息对于收益率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同样对CAPM提出挑战并推动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成果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CAPM实证中的一些“异象”(anomalies)。比较著名的有“股票溢价之谜”(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Mehra and Prescott，1985)和“无风险收益率之谜”(the Risk-free Rate Puzzle，Weil，1989)。Kocherlatoka(1996)发现，这些“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
交易成本是市场不完全的原因之一。Constan-tinides(1986)讨论了交易成本对交易的影响后，发现存在一个非交易区间，在每个交易时间，只要风险资产数量对无风险资产数量的比例在这个区间内，就不需要交易；一旦偏离这个区间，投资者就进行交易，使得该比例回到这个区间内。Constantinides和Duffle(1996)利用不完全市场和持久收入波动，研究了持久收入波动风险的影响，得出一个不同于新古典资产定价模型。
针对效用函数形式对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效用函数中，把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分开；另一方面则是改变效用函数的时间可分性假设，在效用函数中考虑跨期消费的相互影响。Weil(1989)，Epstein
和Zin(1989，1991)建立了非期望效用函数。这种效用函数有一个特征：跨期替代弹性与风险规避系数之间可以部分独立。利用非期望效用函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股票溢价之谜”。Sundaresan(1989)，Constantinides(1990)和Abel(1990a)研究了“习惯的形成”(habit formation)对效用函数的影响，认为投资者今天的消费将对明天消费的边际效用产生影响。据此，Constantinides(1990)、Ferson和Constantinides(1991)解释了“无风险收益率之谜”。
表面上看来，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实证上产生的问题来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当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时，可以发现，这些假设恰恰说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逻辑悖论。
(二)认识论上的悖论
CAPM的逻辑起点是投资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夏普(1990)认为，效用函数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原始效用函数，也可以看做是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预期效用的近似值，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效用函数时，投资者也会按照Markowitz期望效用准则行动。因此，CAPM进行了高度的抽象，从主观的效用出发得出客观的资产价值。而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人们离开这种高度抽象而有些许偏离的话，那么实际就会与CAPM的理论值相去甚远。
我们知道，价格是资产成交的价格，是供求双方达到局部平衡的结果；价值则是该资产内在的本质的属性，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整体均衡的结果。关于个别价格和作为整体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指出，“经济行动总是仅仅与行动的人赋予他必须直接从中选择的那个有限的数量的重要性相一致。经济的行动与他支配的全部供给对他的重要性无关”，也与“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供给对人类的重要性判断无关”。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必须只买一匹马时，他仅仅需要做出有关一匹马的价值的判断，无须关注100匹马对其值多少，或世界上所有马的价值几何的看法，也不会因此改变他的叫价。
(三)方法论上的悖论
CAPM事实上假定现实世界上的资产价格能够在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复制出来。CAPM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把动态的资本市场上的不确定状态转化为静态的确定状态，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演绎出CAPM。但是，在考虑到实际的人类行为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当人们试图用人工的量化模型来代替人类的实际行为时，由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环境的易变性和复杂性，他们就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方法论问题。而如果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和CAPM一样，把不可用首先方式计量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用数学方式计量的投资收益的概率分布，当做理性经济主体在并不知道客观概率时将按“概率信念”行动，并认为这些概率信念或“主观概率”完全像客观概率一样，这个时候也就忽略了人类有目的的主观活动与客观世界的本质上的区别，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市场的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检验CAPM科学性方面也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一方面，在理论上，CAPM是对事前预期收益的一种(主观的)预测，属于事前分析；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上所使用的数据却是(客观的)历史数据，属于事后分析。在实证时假设资产的报酬呈正态分布和市场是有效的，将事前的预期形式转换成事后形式。针对CAPM的这种实证分析方式，罗尔在分析了截面非正态证券业绩和CAPM的实证结果后，提出了“罗尔批判”(Roll’s Critique，Roll，1977)，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1 CAPM的唯一合理测试是确定市场投资组合是否具有均值一方差有效性；2 若证券业绩按照事后的有效指数计算，则从有效集的数学观点出发，当偏离证券市场线进行计量时，不存在证券具有正态分布业绩；3 若证券业绩按事后有效指数计算，则任何投资组合都是可能计量的，这取决于非有效指数的选择。罗尔批判表明，即使市场是有效和CAPM是成立的，截面证券市场线仍然不能作为计量证券事后业绩的方法，而且资产组合的有效性和CAPM的有效性假设也是不能计量的，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计量市场资产组合的有效性。罗尔(Roll，1977)声称，既然真实的市场组合永不可考察，那么CAPM也就永远不可检验，因此CAPM不应被视为用于资产定价的完美模型。这样看来，有关资产定价的理论与实际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外，对CAPM的实证分析还面临着与EMH的循环论证的问题。CAPM的一系列假设与EMH的假设非常一致，在理论上，CAPM也是分析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工具，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市场是无效的，CAPM的基本假设也就不再成立，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CAPM的检验。因此，CAPM的成立要以EMH成立为条件。那么，在这个范式内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实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如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时，并不能证明CAPM是不成立的，而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无效所造成的；反之，如果发现了支持CAPM的证据，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有效所造成的，也不能说明CAPM是成立的。因此，所有在EMH范式内对CAPM的实证研究，都是对CAPM和EMH的循环论证。
总之，CAPM在认识论上存在着混淆主观和客观、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忽略了二者间的本质差别而放大了其共性，并进行高度抽象，忽略了实际资产交易过程中本来是十分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个悖论，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资产(组合)的交易价格与理论价格上的差别。因此，CAPM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悖论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资产定价研究的展望
不管是CAPM、APT还是BAPM，所有这些资产定价模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难以克服的问题。已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诸多假设条件之下的，如果没有这些假设，那么有关模型也就不复存在，而这些假设有时看来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够完全找到甚至根本就无法找到。这是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实际之间必然存在的悖论!
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是基本假设不断放松求解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由于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仍然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资产定价还是一个谜。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必须摆脱原有理论的羁绊，立足于新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要立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运用实际交易或实验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找出影响资产定价的主要因素，为实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那么，资产定价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资产定价理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的复制，在理论上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资产的理论价值，这个价值的波动性小。而资产的实际价格却由于种种原因，波动性较大，甚至会产生“泡沫”。所以，利用资产定价理论得出的资产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