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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法实施条例范文1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越来越多地将婚姻中的房屋界定为夫妻一方所有，其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鉴于婚姻住宅对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从呵护婚姻、稳定家庭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法律保护，即赋予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居住权、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于房产的价值问题日益凸显，其往往成为夫妻离婚时的争议焦点。为统一司法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期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其中明确以下两种情形中房屋产权属于夫妻一方所有：(1)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产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的；(2)夫妻一方婚前订立合同购买并支付首付款和办理银行贷款，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对房屋产权归属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可判决该房产归产权登记一方。此外，夫妻双方婚后用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离婚时也不被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虽然此处的房屋并非属于夫妻一方所有，但由于另一方同样没有所有权，故本文在此一并讨论）。这些规定使得我国婚姻法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夫妻个人房屋所有权的地位，其对“同居共财”的传统婚姻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1]
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涉房条款规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只要有个人利益和房屋确权规则的存在，就总会有房屋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出现。夫妻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决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将所有与婚姻有关的房屋都界定为夫妻共有。结合《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涉房条款规定即会发现，虽然当前我国的夫妻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但房屋被界定为夫妻一人所有的情形却是越来越多了。[2]由于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由此产生的如下问题即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夫妻一方将其享有产权的房屋作为婚姻住宅（即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时，非产权方配偶对该住房是否享有权利或者享有何种权利？享有产权的一方配偶能否像对待一般所有物那样对婚姻住宅仅依自己一方的意思进行出售或抵押等处置？其是否可以将配偶赶出住房不允许其居住？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所担忧的问题。 网络上出现的诸如“一夜之间，丈夫变房东，妻子变房客”、“无产权者离婚将会被扫地出门”等言论就充分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和焦虑。实践中出现的妻子因对住房无所有权而被赶出家门的事件[3]使得这种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为了消除疑虑，一些地方出现了非产权方配偶要求在婚房产权证上加名的所谓“房产加名潮”。[4]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制定目的原本是想让家庭财产产权更加明晰化，结果却使得和谐的家庭关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欠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5]这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夫妻共同居住的婚姻住宅予以特别保护，尤其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规定的立法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本文试图在考察两大法系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能够更好地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纠正现行立法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并促进我国婚姻法的完善。
二、婚姻住宅的法律界定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所谓婚姻住宅，在大陆法系也称为家庭住宅或婚姻住所，在英美法系则称为matrimonial home或family home，其中后者对其含义规定得更为明确。如苏格兰2006年《家庭法》第22条规定，婚姻住宅是指由配偶一方或双方提供的用来供家庭居住，或者已经成为家庭居所的房屋、房车、居住船或其他建筑。加拿大安大略省1990年的《家庭法》第18条规定，个人对其享有一定的利益，并通常被配偶双方作为家庭居所以共同居住的财产就是婚姻住宅。虽然上述表述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所谓婚姻住宅，就是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的不动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住宅的用途（即家庭住所）和其使用人（即配偶双方），至于该住宅的所有权人是谁则无关紧要。就此而言，婚姻住宅可以是夫妻一方所有，也可以是双方共有，还可以是一方或双方租赁的房屋等。虽然我国婚姻法上没有确立婚姻住宅或家庭住宅这一概念，但它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其含义与国外的相关立法规定亦无本质的区别。就此而言，上述对婚姻住宅的理解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其一，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决定了法律应当对其“另眼相看”。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是夫妻双方以及子女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是实现养老育幼职能的基本场所，同时还承载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情感寄托。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并非仅仅具有财产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与人的生存、安全密切相关，与其他财产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6]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予以特殊的规定。
其二，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很多家庭只拥有一套房子，在该房屋为夫妻双方共有时，任何一方都会基于所有权而享受应有的利益，包括对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对房屋处置的决定权，以及在离婚时的分割请求权等。但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的情形下，如果只重视房屋产权人一方的权利和自由，而忽略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话，则在前者擅自将婚姻住宅出售、抵押、租赁等时，或者在因感情破裂而以另一方配偶无所有权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时，作为非产权人的配偶往往会立即陷入无房居住的困境。由于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多数家庭都是由男方提供婚姻住宅，这使得可能陷入上述困境的多数是女性。现行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避免地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陷入困境。[7]其结果是削弱了婚姻家庭本身具备的对家庭弱者特别是女性的保障功能，从而导致我国《婚姻法》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无法得以真正落实。
其三，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基于维系夫妻感情和家庭的考虑，产权方配偶一般也都会允许另一方在其中居住，但如果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权利仅仅建立在另一方许可的基础上，则不仅使得其利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为了有一个安身之所而忍受来自另一方的不当行为甚至是家庭暴力。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
虽然对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势必会对产权方配偶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构成限制，但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行使都不是绝对的，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婚姻中的个人财产权利也同样如此。而从婚姻法的价值取向来看，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领域不是也不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虽然婚姻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民事契约关系，但婚姻的伦理性决定了这种契约关系的突出特点是长期性、非计算性、全面合作、互相信赖和难以转让，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将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8]这意味着理想的婚姻关系应当是一个长期合作、利他互惠的关系，这与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9]婚姻的上述特质决定了婚姻法应当更多地鼓励夫妻间的合作互惠，并通过合理分配婚姻家庭利益来实现个人自由与正义的平衡，而不应当片面强调个人财产权利，更不应当在家庭领域推行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理念。尽管近些年来，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不断地受到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与成本理性观念的冲击，再加上个人自由与契约婚姻观念的嫁接，一些人的家庭生活观念日益功利化，家庭成员中“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甚至“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观念更是不断滋生。但是，法律应当体现主流的价值观即以促成美好婚姻、充分呵护家庭为己任的价值观，而不能以片面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为主要价值取向。就此而言，对婚姻住宅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限制，注重发挥婚姻法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功能并更好地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三、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比较法考察
正是由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两大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对婚姻住宅予以了特别的保护，尤其是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各国对此种情形下配偶利益的保护也是相当宽泛的，不仅包括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同时也包括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等。鉴于本文的主旨，以下只对前者的法律规定作一介绍和分析。
英美法系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都通过“婚姻住宅权”这一专门的制度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的保护。如英国1967年的《婚姻住宅法案》、1996年的《家庭法案》，苏格兰2006年的《家庭法案》，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2009年修正），爱尔兰1993年的《婚姻住宅法案》等均对这一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归纳起来，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如根据英国1996年的《家庭法案》第30条的规定，在一方配偶基于使用权、所有权、契约或法令的继续占有授权而享有居住权利的住宅中，另一方配偶虽无上述权利或授权，但如果其正占有住宅，则享有未获法院指令不被其配偶逐出住宅或部分住宅的权利。如果其未占有住宅，则享有经法院许可进入并占有该住宅的权利。鉴于婚姻住宅权是一项确定的法律权利，为了便于认定，有的立法规定了婚姻住宅的确定制度。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第20(3)条规定，婚姻住宅应当在相应的地政机关予以登记。
二是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家庭法案》第21(2)条规定，享有所有权的配偶只有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才能处分婚姻住宅，包括转让、抵押等。如果未经同意则交易行为无效，除非第三人能够证明其在交易时对婚姻住宅并不知情。在英国，根据1996年《家庭法案》第31条的规定，婚姻住宅权利在地政局进行同意公告的登记后，就可以对抗第三人，包括房屋的购买人和抵押权人等。
三是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在英美法系，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何方拥有所有权。例如，在英国，所有权被区分为法律上的所有权（legal title）与衡平法上的所有权(equitable title)。在一方对婚姻住宅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时，法院会基于另一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而认可其享有衡平法上的利益。而一旦确定非产权方配偶享有受益权，法官对于该利益的大小就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可以改变所有权的主体。[10]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其家庭法则规定无论婚姻住宅属于谁所有，对于房屋的价值，配偶均享有平等的份额。即虽然房屋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一方配偶，但另一方仍可以得到房屋一半的价值。[11]而在决定婚姻住宅由哪一方予以居住或使用时，英美法系的法院更多地考虑双方的实际需要，一般而言，处于经济弱势者（一般是女性）特别是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通常具有优先权。[12]
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并不存在所谓“婚姻住宅权”这样的概念，在法律上也并无关于婚姻住宅权的体系化的规定。但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亲属法对于婚姻住宅以及非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是关于婚姻住所的确定及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2款规定，家庭住所应为夫妻一致同意选定的场所。该条并未对家庭住宅的所有权问题予以专门的规定，据此推断，无论家庭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何方配偶，他方都有居住的权利。《瑞士民法典》第162条、《澳门民法典》第1534条等也作了相似的规定。
二是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置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规定，夫妻各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家庭住宅据以得到保障的权利，也不得处分住宅内配备的家具。《瑞士民法典》第169条、《澳门民法典》第1548条第2款以及第1549条也作了与上述内容相似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需要经过配偶同意的行为不仅包括转让、抵押，也包括出租、出借以及在婚姻住宅上设定其他物上或债上负担的行为。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法典并没有对上述同意权予以专门的规定，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是通过对配偶权利的一般限制性规定予以保护的。[13]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婚姻一方只有在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后方得承担处分其全部财产的义务，婚姻一方如果未经婚姻另一方同意而承担此种义务，则必须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方得履行此义务。而在司法实践中，配偶一方的处分行为涉及不动产交易的，只要配偶一方除了该不动产之外仅剩动产，或该不动产占其全部财产价值的十分之七以上的，就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的规定。[14]这使得非产权方配偶对于婚姻住宅的权利得以保护。至于这种权利能否对抗第三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均未作明确规定。但在法国，学者一般认为原则上第三人在未经配偶一方同意处理婚姻住宅的案件中并不受保护。[15]在德国，学者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的是“绝对的出让禁止”，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或者根据公信力的取得。[16]但为防止配偶对同意保留的滥用，《德国民法典》赋予了家庭法院在特定情形下替代另一方配偶同意的权限。[17]
三是关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配。与英美法系相同的是，在大陆法系，婚姻住宅也可以由法院判决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居住使用。如《法国民法典》第285条规定，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在特定条件下（如另一方需要抚养子女等），法官可以判决将其租让给另一方配偶。《德国民法典》第1586a条第1款规定，考虑到在家庭生活中的子女的利益及配偶一方的生活状况，或者基于公平的考虑，法院会将婚姻住宅分配给更需要婚姻住宅的一方使用，配偶一方可以在离婚后要求另一方离开婚姻住宅，并要求作为所有权人的原配偶按照本地区的通常条件缔结租赁合同。此外，由于德国实行的法定财产制是剩余财产共同制，因此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在离婚时另一方也可就房屋的增值利益分得一定的份额。
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关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婚姻住宅从其他夫妻共有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中分离出来而加以特别的规定。二是在婚姻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一人所有时，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予以了规定，同时对所有权人对该住宅的处置自由予以了限制。三是在离婚的时候，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法院考虑经济弱者（主要是女性）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也会将该住宅的居住权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并会给予后者相应的财产份额。相比而言，英美法系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目的是实现一个更为公平的结果。四是各国及地区立法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模式，有的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了直接的保护，如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瑞士、澳门等；有的国家则予以了间接保护，如德国、意大利等。而就直接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系通过专门的“婚姻住宅权”制度提供体系化的保护，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具体的条文提供保护；二是对婚姻住宅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有的国家对善意第三人予以了相对的保护，如英国规定登记的婚姻住宅权即可以对抗第三人；而有的国家则更倾向于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如法国、德国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对婚姻住宅的处分不适用登记的公信力制度。
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婚姻法之稳定婚姻家庭、保护家庭经济弱者以及子女利益的价值取向，值得我国借鉴。
四、我国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颁布，作为家庭物质基础和生活场所的婚姻住宅被越来越多地界定为夫妻个人所有，而与此相关的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过分注重对夫妻个人财产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而忽略了对婚姻家庭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殊因素的考量，由此导致的弊端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有必要借鉴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规定，对于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以纠正机械适用现行立法有可能导致的偏误。
（一）关于婚姻住宅的确定
鉴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婚姻法应当将其区别于其他婚姻财产予以特别对待，并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婚姻法中对婚姻住所的确定予以明确的规定，即规定婚姻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婚姻住所。而为了便于婚姻住宅的确定，可以借鉴加拿大的规定建立婚姻住宅的登记制度，即将婚姻住宅的情况登记在相应的不动产登记簿中。在目前情形下，法院可以根据婚姻当事人共同居住的事实确定婚姻住宅。
（二）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利益
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产权方配偶应当享有如下权利。
1．居住权。即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享有居住的权利。具体而言，在其已经在婚姻住宅内居住时，产权方无权将其赶出住宅。在其尚未人住时，则有权请求居住，法院对此应当予以支持。应当指出的是，配偶之所以能够享有此项权利，是由婚姻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此项权利系非产权方配偶基于配偶的身份当然取得，不需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更不需要经过另一方的许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婚姻法对此尚未予以明确的规定，但基于以下理由上述权利同样应当得到认可：其一，婚姻住宅是夫妻二人共同确定的，因此无论房屋系何人所有，在合意中都有允许另一方配偶居住的意思；其二，我国《婚姻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而所谓扶养，在解释上不仅包括支付扶养费，也应当包括在配偶一方有能力时，须为对方提供相应的居住条件。
至于该权利的性质，虽然从内容上看其系对物行使的占有、使用的权利，颇类似于物权，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其物权性质予以明确的规定，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此项权利目前尚不能认定为物权，将其界定为配偶之间的兼具身份权与请求权性质的一种权利更为合适（但从保护家庭弱者的角度出发，今后有必要将该权利纳入物权的范畴）。[18]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此项权利目前不能被界定为物权，非产权方配偶仍然可以基于“占有”的事实而获得《物权法》上占有制度的保护。即在该房屋被侵占或遭受妨害时，其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2．同意权。即房屋所有权人在处置婚姻住宅时，应当征得非产权方配偶的同意。此项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而设，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需要经过同意的行为。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同意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其居住的权利不受妨碍，因此，需要同意的行为不宜界定过窄。应当既包括转让、赠与等使所有权发生移转的行为，也包括在其上设定抵押等物上负担的行为，还包括出租、出借等债权行为。
第二，同意的形式与作出方式。同意应当采用明示的方式但不必一定是书面形式。同意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向配偶方作出，也可以向参与交易的第三人作出。
第三，未经同意的法律行为的后果。如果婚姻住宅的产权方未经另一方配偶的同意而擅自处置了婚姻住宅，则非产权方配偶有权向法院主张该行为无效。但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此项请求权应当有时间的限制。《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将此时间界定为配偶知道此处置行为后的一年内或离婚后的一年内。此项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第四，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及解决。上述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配偶利益与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即当与产权方配偶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了解前者的家庭情况或不知道交易未经另一方配偶同意时，该第三人能否受到保护？现行立法虽然未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但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的确体现出保护善意第三人即保护交易安全的倾向。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屋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肯定。[19]以此推论，在夫妻一方处分属于个人的婚姻住宅时，当然更没有理由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但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民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设计，而婚姻住宅的存在与否涉及到家庭安全，家庭安全也是一种需要法律保护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比交易安全更为重要。诚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不动产上的利用利益，可分为资本的利用利益和生存的利用利益。资本利益所依据的是市场原理，生存利益利用的是生活原理，如果将生存利益按照资本逻辑的竞争规则处理，势必将造成社会弱者的生活处于困境。在资本的利用利益与生存的利用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优先保护生存利益。[20]因此，我国应当借鉴法国、德国的规定，优先保护另一方配偶的利益。上述理由和结论在婚姻住宅属于夫妻双方共有时也同样适用。
第五，配偶同意权的限制。为防止非产权方配偶滥用同意权，损害产权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应当规定在特定情形下，针对婚姻住宅的交易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主要是指产权方与第三方的交易并不损害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而后者无充足理由拒绝的情形。例如，夫妻一方或双方尚拥有其他的房屋可以居住；因夫妻一方或双方无力承担婚姻住宅之上的债务（如银行贷款），需要出售房屋以偿还债务，且已另行安排了其他婚姻住宅等。
（三）关于离婚时一方享有产权的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
在婚姻住宅的分割上，我国《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据此，离婚时予以分割的只是夫妻的共有财产，个人财产并不参与分割。这意味着在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不仅不能对另一方所有的住房主张所有权，也不能请求对该住宅的经济价值予以分割。此外，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的规定，该配偶还不能对该住宅的增值部分请求分割。[21]根据该司法解释，非产权方配偶可以请求另一方予以经济补偿仅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形中：一是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二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且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可以请求对方偿还自己的出资。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值得商榷。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是完全沿袭了大陆法系“以归属界定利益”的绝对所有权观念，而忽视了这一理论在婚姻法领域适用的局限性。在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被明确表述为一种对物的完全支配权，其重要价值在于确定物本身的归属，并通过界定物的归属来界定利益的归属。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种绝对所有权观念对于定分止争、分析既有的财产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却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例如，在公司法人股产权、信托财产权等问题上，传统的所有权观念就会捉襟见肘，进而发生“所有权失灵”现象。[22]究其原因，乃在于传统所有权观念的适用有其特殊的语境，失去了这一语境，这一理论就很难发挥作用。[23]而在笔者看来，婚姻领域恰是该理论适用的例外之一。首先，传统所有权观念的目的在于解决物的归属，而婚姻强大的伦理性和公益性决定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家庭的扶养功能，而并非仅仅在于确定物的归属；其次，传统所有权观念的语境在于个人主义，而如前所述，婚姻法的目的则在于促进夫妻间的互惠、合作，稳定家庭关系；再次，传统所有权观念是建构在个人完全占有物的基础上的，而对于婚姻住宅而言，其由夫妻长期稳定地共同使用，房屋经济利益的保值增值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夫妻双方的投入和贡献。换言之，房屋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增长并非依靠所有权人一人之力，而是双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就此而言，传统绝对所有权观念之下的“归属与利益一致”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而基于婚姻住宅的特殊性，也不必强求用所有权理论来规范和解释，直接根据事实并基于公平的观念进行分析或许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应当区分所有权与其上的经济利益（即房屋的评估价值）。所有权可以依不动产登记制度和相关法律确定为夫妻一方所有，但其上的经济利益应当在二人之间公平分割。[24]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经济利益的贡献可以根据以下事实认定：参与房屋价金的支付、参与共同还贷、为婚姻住宅的保值增值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例如，通过家务劳动、装修等提高了房屋的价值）等。值得说明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把非产权方配偶的参与共同还贷以及共同出资仅仅界定为一种“借贷”行为，这种理解不仅没有尊重既成的婚姻生活规律，有违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抹杀了婚姻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性，否定了夫妻通力合作的价值，使得美好的婚姻沦落为冷冰冰的契约关系。相比之下，将非产权方配偶的贡献推定为其对房屋经济利益享有一定的份额更为公平和恰当。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房屋经济价值所占份额的比例，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结婚的时间长短、共同还贷在房屋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家庭劳动等无形贡献对房屋保值增值的影响等因素确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由夫妻共同出资购买、只是因为政策的原因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房屋，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该出资系对名义产权人的赠与的话，则虽然房屋的法律物权人是名义登记人，但夫妻双方作为事实物权人原则上应当享有房屋的全部经济利益。因此在离婚时，非产权方配偶应当得到房屋价值的一半。[25]但从作为名义产权人的一方父母那里享受到的福利，则应当予以相应的补偿。
在婚姻住宅的分配上，离婚时婚姻住宅原则上应当由所有权人居住使用，但非产权方能否请求继续居住？这个问题在我国婚姻法中也有所规定。例如，《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所谓以住房提供帮助，则既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居住权。在司法实践中，请求住房帮助的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住房所有权、暂住权和无期限的居住权。[26]该制度固然有利于解决无住房者的困难，但在笔者看来，其尚不能给那些家庭弱者以充分的保护。因为该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帮助”，而能否提供帮助，在多长时间内提供帮助，取决于帮助方是否有帮助的能力，这就使得无房者能否继续使用婚姻住房具有或然性，其利益不能得到确定的保护。学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在离婚诉讼中无房居住是当事人的首要困难，但法院判决直接以房屋形式予以经济帮助者甚少。如在北京市法院裁决准予经济帮助的63起离婚案件中，以住房所有权的形式提供帮助的只有1例，占1.6％；提供两年的住房居住帮助的有3例，占4.8％；提供住房无限期居住帮助的有4例，占6.4％。此外，还有一例判决提供住房至其有房或者再婚时止。[27]这说明在实践中，现行立法并未能解决无房居住者的住房困难。因此，如何在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家庭弱者的利益，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将一方所有的婚姻住宅分配给另一方居住使用的条件，其一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及经济上的困难，且比所有权人更需要使用住宅；其二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困难，且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在符合其中一项条件的情形下，法院有权将婚姻住宅的全部或部分判决给非产权方前配偶使用。但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此种判决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非所有权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法院无权将婚姻住宅直接确权给居住权人；（2）非所有权人的居住应当设定一定期限。需要抚养子女的，一般至子女成年或能够独立生活为止。不需要抚养子女的，应当至其有住房、再婚，或有购买、租赁房屋的能力时止，但一般不超过10年；(3)在居住权人能够承受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所有权人向居住人收取一定的租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论者系针对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但在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也同样适用。即非承租方对租赁的房屋同样具有居住权，承租方配偶在作出转租、解除租赁合同等行为时，也同样需要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在离婚的时候，法官根据双方和子女的需要，可以在承租期内将租赁的房屋判决由非承租方的配偶使用，一经判决，非承租方配偶即取得承租人的地位。
五、结论
在家庭价值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社会，婚姻法不仅是裁判的依据，同时也起着正确引导人们的婚姻观念及婚姻模式的作用。因此，无论个体对婚姻有着怎样的理解，婚姻法都应当坚持主流的价值取向。鉴于婚姻家庭是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本和基石，婚姻家庭的稳定就应当是婚姻法及其司法实践的首要任务。而目前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特别是有关婚姻房屋的制度设计却过分强调了个人的财产权利，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以及夫妻之间应负的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法律及司法实践应当充分注意到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尤其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的利益予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并同时对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的限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以及对产权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另一方面，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法院应当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注释:
[1]参见国博慧编辑：《婚姻新法之博弈》,http：//chinalawinfo-com/fzdt/subjectcontent.aspx? code=436,2011年9月12日
[2]根据《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规定，下述房屋也被认定为夫妻一方所有：(1)夫妻一方婚前的房屋；(2)夫妻一方婚后通过受赠、继承中明确的意思表示得到的房屋；(3)结婚前一方父母出资为双方购置的房屋且没有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
[3]参见河北电视台2011年8月22日《午间视野》报道，http： //v. ifeng. com/news/society/201108/d0e934cc-dacd-4a31-9946 -f647a8b47685.shtml,2011年9月10日访问。
[4]参见《婚姻法新解释引发房产加名潮 谁动了谁的奶酪?》,http：//book.qq.com/a/20110822/000040-2.htm,2011年9月10日访问。
[5]在当今中国社会，伴随着市场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家庭的观念与其根本价值逐渐被经济理性和消费文化所侵蚀，进而使得金钱与商业关系逐步融入夫妻家庭经济关系之中，夫妻之间的家庭经济关系已经渗入了理性化、商业化的意识。参见方乐：《法律实践如何面对“家庭”？》，《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潘鸿雁：《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6]参见孙若军：《家庭共同生活居住所需房屋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7]参见陈惠馨：《法律与生命—一个女性主义法学者的观点》，《法官协会杂志》2004年第6卷第2期。
[8]参见[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
[9]参见巫若枝：《三十年来中国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反思—兼论保持与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10]see c. m. v. clarkson, study on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s and the property of unmarried coup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l law, european commission/directorate general for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jai/a3/2001/03,pp.7-8.
[11]see the ontario family law act, section 19.
[12]英国的法院经常通过居住令的形式对女方以及子女的居住利益予以保护。如法庭可以“米舍令”(mesher order)，根据该令状，女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有权居住在原家庭住宅中直至子女们达到特定的年龄或完成全日制学业；法庭也可以“马顿令”(martin order)，该令状允许无房居住的一方当事人（通常是女方）在婚姻住宅里无期限居住，直至其死亡、再婚或者自愿放弃。see frances burton, family law, taylor＆ francis, 2007, pp. 253-255.
[13]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 matrimonial property law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amsterdam, 2000, p. 21.
[14]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符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5]同前注[3]。
[16]同前注[14]。
[17]《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第2款规定，如果配偶一方欲缔结或已经缔结的某法律行为符合通常的财产管理规则，而另一方无充足理由仍拒绝同意，或者因疾病或不在场而无法作同意的意思表示并且若迟延会有遭到损害的危险，家庭法院也可以代替另一方配偶作出同意。
[18]一些学者对我国物权法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有过较为深入的论述，参见周珂、梁文婷：《新时期居住权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曾大鹏：《居住权制度价值的理论争议及其评析》,http：//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071,2011年9月15日访问。
[19]该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参见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5页。相似的观点参见陈苇：《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优先保护》，《法学》2010年第12期。
[21]该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2]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所著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认为，在罗马法系各国中，所有权是指承认所有权人具有三种特权，即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这种分析尽管是传统的做法，但却惊人地肤浅，信托财产迫使人们懂得这一点……当大家明白了对所有权内容分析的全部不足之处后就有条件懂得信托财产。参见黎晓平：《司法活动与法制发展》，《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3]近代大陆法系的“绝对所有权”概念的语境是“物的分裂”和“个人主义”，其无法适用于团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物的情形，以及无形物的拥有和流通的情形。参见梅夏英：《民法上“所有权”概念的两个隐喻及其解读—兼论当代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4]事实上，我国婚姻法对该观点也是承认的。例如，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在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名义登记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其中“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指的应当就是房屋的相应增值部分，这实际上是认可了房屋所有权与其上经济利益是可以属于不同主体的。只不过该司法解释没有将此精神贯穿始终。
[25]关于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与确定，参见孙宪忠、常鹏翱：《论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社保法实施条例范文2
本文就油建企业三大市场如何做好现有人员的挖潜、培养和今后几年人力资源如何从这些方面来培养一支适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农民工队伍。
【关键词】
油田施工；人力资源；农民工用工
1 用工现状及特点
由于建筑施工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行业，操作层面中农民工占到用工的比例超过了50%，其中技术工种为30%，随着职工退休、劳务工使用比例的控制，这个数字在近2年将迅速增加。通过对我们近几年农民工使用的情况分析，有以下几个特点：
（1）总量增长较快。用工数量增加，工种增加，素质要求提高。
（2）用工年龄呈两极化，既年龄偏大或偏小。造成的原因主要在于青壮力对薪酬待遇、发展远景等期望值高，企业从政策规定方面不能满足其要求，转而在青工中进行培养，在年龄偏大的人员中寻求相对稳定的务工人员。
（3）技术等级水平逐年降低。虽然农民工大多没有技能等级，但工作经历和工作年限决定了其工作能力。由于相对固定人员减少，培养员工受到成本制约，更受到社会同行的挖人威胁，企业就培训不取证应对，所以表面上员工技能等级降低，但和实际业务水平不符。
（4）流动大。主要表现为员工主动离职和企业被动扩员。一是业务需要。新增工程开工都需要补充人员，抢进度时也经常采用增员措施。二是人才培养储备。三是项目完工后人员清理。四是农民工本地化需要（包括国外项目）。
2 建立一支农民工队伍的意义
2.1 是依法用工的具体体现
主要有3方面：一是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筑企业用工法定形式有4种，农民工为主要群体的以完成一定任务为目的的用工，在企业往往没有严格的指标限制而成为首选。二是目前企业可以自主实施计划用工的有保障的招录用工形式。三是该用工没有期满经济补偿要求，符合工程成本控制和单位工程成本核算原则（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另有规定）。
2.2 是对现有施工队伍的有益补充
根据人才储备规划，核心队伍的建立是关键，而农民工是自有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农民工队伍，可以对现有队伍结构进行补充、完善，为人才储备培养所需人才，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人才成本控制的有效手段。
2.3 是应对用工难的有效途径
从目前的用工a状况来看，留住所需之人比招到合适之人难度更大、意义更重要。一是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良好的口碑和积累的企业文化优势，有目的的建立一支熟悉本企业市场施工技艺的队伍，储备足够的备选队伍，解决源头问题。二是继续坚持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政策，对现有人员建立人事档案记载，保持流畅的进出库机制，继续充实人才储备库。
2.4 可行性已经具备
可行性依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经过几年培养使用，有相当大的员工选择源；二是使用的农民工，人员业务素质符合用工需要；三是近几年出现的用工荒使务工人员增加了风险意识，在选择上除了待遇，稳定性、福利、照顾家庭等条件权重加大，而这是我们的优势；四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企业用工呈增加趋势，可作企业中长期用工计划，更符合务工人员目前求稳心态。
3 防范用工风险是重中之重
3.1 防止重蹈长期用工的风险
完成一定任务为目的的用工（农民工），在《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实施之前，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在终止时企业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自2008年9月18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以来，其明确规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任务完成而终止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即一年一个月经济补偿。因此，企业必须在农民工的使用上具有中长远规划，逐步上升为企业人才战略层面。
3.2 避免人才大量流失
要充分理解员工跳槽现象，要在经济上理解，在机会上理解，要从中反思自身有待提高之处；
完善管理制度，健全以薪酬、绩效、晋升、培训机会、转正等内容的核心的人力管理制度，并在制度制定程序上须满足下列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内容合法，即符合《劳动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二是程序合法，即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经过民主程序方为有效；三是必须公示，即企业规章制度的立、改、废皆须向劳动者予以告知；四是内容明确具可操作性。
3.3 进行合理的风险转移
除了上述的制度规避风险意外，在用工具体操作中，要逐步建立社保、医疗、工伤等保险。
4 队伍建设的内涵延伸
4.1 适当的时候统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社保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务工人员参保意识加强，本着以人为本的观念，依法建立社保是一个企业应尽的社会义务。目前，要针对我处存在的复杂的参保情况和地方规定，切实和地方社保部分联系、沟通，建立处统一的集体参保制度，有条件的逐步实行对非农户口建立城镇参保。另一项工作是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的参保意识，使他们积极参保、连续参保，从而减少用工风险，也为建立稳定的施工队伍创造了条件，而企业成本并不因之增加太大负担。
4.2 建立合理的企业内人才流动机制
一是要实行企业本部员工流动制度。企业要建立一套流动制度，允许员工流动，根据工程施工特点、进度要求，统筹流动，一方面可解决冗员，另一方面对员工有刺激作用，能者多劳，劳者多得。
二是要建立我处的人才有偿流动制度。要使流动机制长效，必须建立一套有偿制度：对培养单位有费用补偿（应该增加力度），使培养人也能为单位增效；对用工单位会改变他们的用人观念，会将用工效率放到重要位置。如此，在全处形成培养人才的良好氛围。
三是鼓励长期合作单位提供人员。重视与我处长期合作的联营单位，与他们在人员管理上相互学习，在业务合作的同时，对人才培养、流动进行合作，即企业可以以较小代价放养人员在联营单位，用时可取，闲时可由联合单位根据他们的情况再安排，再培养，而企业做相应用工补偿，这项工作其实已经在我处个别单位使用并取得较好效果。
4.3 延伸员工福利待遇
根据多年用工经验，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仅仅看中薪资：年龄的增长有了家庭的责任，挣钱养家，照顾家使农民工在矛盾中选择相对稳定的，所以，要认真与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困难，对子女升学、父母年长、家中建房等人员，在安排上尽量在国内工作、至少在附近工地，便于及时照顾，减少分心。对毕业班家长，了解子女所需，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招用。在年终等重大节日，将福利费体现在务工人员的家庭成员。
社保法实施条例范文3
特此证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盖章)
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扩展阅读：
没有离职证明怎么办
没有离职证明怎么办?这个问题视情况而定，如果只是一时忘记开具证明，那么可以去之前上班的公司要求给予。
如果公司不给开离职证明，那么解决方法如以下法律故障制度处理：
1、劳动合同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2、劳动合同法明确了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需要向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和社保转移单。
社保法实施条例范文4
合同期满离职证明从程序上来说，你的确需要在原单位开具一份离职证明，并持有新单位开具的劳动合同证明，到你现在所在地方的劳动局或人事档案托管单位办理。
一般而言，你需要的手续和文件如下:
1、原先单位的离职证明，并加盖原单位的公章。
2、新单位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也可能需要新单位开具工作证明。
关于社保，由于你原先工作时没交，所以就可以不管了。
现在新单位要交，你直接跟新单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说明情况:之前单位没交社保。
然后新单位会帮你去社保局开立新的社保账户的。
这个事情可能需要你提供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具体的工作，管人事的人会去搞定，你自己配合就是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也就是说，合同到期，用人单位如不与你续签合同，则用人单位须向你支付经济补偿。如果用人单位以原有条件(或更高条件)要与你续签合同，而你不同意续签，则用人单位无须向你支付经济补偿。
1、关于年终奖，法律无强制性规定。公司给不给这个年终奖完全由公司决定。
第六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2、前款规
离职证明
_______先生/女士/小姐，自____年__月__日至____年__月__日在我公司担任________(部门)的_______职务，由于_________原因提出辞职，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以资证明!
公司名称(加盖公章)
劳动关系解除/终止确认书
甲方:(单位名称)
乙方: 身份证号:
乙方原为甲方________(部门)的_______(职务)，于20xx年07月31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甲乙双方确认终止劳动关系。
双方现已就经济补偿金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并已一次性结清。同时，甲方已为乙方办妥离职手续。
特此证明。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甲方代表签字:
3、盖章有效
另:离职证明通常包含:离职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原单位工作时间(年月日--年月日),职务,离职原因,劳动合同签定情况,离职时间,签发时间,其它事项等.
4、自动离职很麻烦的，得看当地政策
大的规定，当地城镇户口才能自己交社保
同城转移手续，是否需要转移单之类的东西，得看当地社保的规定，如果需要，你还得找原单位，办离职手续，然后拿着转移单去户口所属区的社保中心续交
如果不需要转移单，只要原单位停交了、减员了，那么你拿着身份证、户口簿就可以去户口所属区的社保中心办理续交了
这个社保停止不是你能办理的，得是原单位负责办理
社保法实施条例范文5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法律保障；法规
随着高校的持续扩招和毕业生的结构性过剩，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自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来，全国各高校及社会各界对大学生创业日益重视，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措施越发完善，创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学生的创业热情、调动了大学生的创业动力并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促进了我国高端人才充分利用程度的进一步提升。2015 年全国“两会”中总理强调“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动起来”，鼓励大学生创业，很多大学生已经转变就业观念，越来越多选择创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七条，劳动者要确立正确的择业意识，提高个人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为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提供便利，有必要出台一部《高等学校学生创业促进法》，对大学生创业支持措施进行明确规定，让我国大学生创业更加便捷，企业组织形式更加灵活，不再局限于现有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
一、大学生创业法律保障的重要意义
（一） 在加强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法律环境中，法律规范已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创业领域也不例外。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法律保障是大学生创业宏观环境的必然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开发程度、政府的国际地位、信誉和工作效率、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与否、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形成了创业的宏观环境。具体来说，宏观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教育与科技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律法规环境。很显然法律保障是影响大学生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创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从创业者自身的角度来讲，了解法律对大学生创业的保障是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知识。大学生创业一般包括四种知识的准备：专业知识的准备、非专业知识的准备、商业知识的准备和法律知识的准备。法律知识是指创业者必须了解和掌握与企业开业和经营相关的法律知识，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工商注册登记、税收法律、经济法律等。法律问题就是大学生创业这一新生事物所涉及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大学生创业方面的法律保障
（一）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两年内自主创业，到创业实体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册资金（本）在50万元以下的，允许分期到位，首期到位资金不低于注册资本的10%（出资额不低于3万元），1年内实缴注册资本追加到50%以上，余款可在3年内分期到位。
（二）大学毕业生新办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经税务部门批准，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新办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企业或经营单位，经税务部门批准，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新办从事公用事业、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业、旅游业、物流业、仓储业、居民服务业、饮食业、教育文化事业、卫生事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经税务部门批准，免征企业所得税一年。
（三）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要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提供小额贷款，并简化程序，提供开户和结算便利[2]，贷款额度在2万元左右。贷款期限最长为两年，到期确定需延长的，可申请延期一次。贷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确定，担保最高限额为担保基金的5倍，期限与贷款期限相同。
（四）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所属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免费为自主创业毕业生保管人事档案（包括代办社保、职称、档案工资等有关手续）2年；提供免费查询人才、劳动力供求信息，免费招聘广告等服务；适当减免参加人才集市或人才劳务交流活动收费；优惠为创办企业的员工提供一次培训、测评服务。
三、目前我国与大学生创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1、关于组织形式方面：《个人工商户条例》，《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等。
2、关于税收方面：《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营业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消费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进出口关税条例》；《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
3、关于优惠政策方面：《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问题的公告》； 《关于鼓励和促进科技创业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若干意见》，《关于本市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实施问题的公告》等。
4、关于融资方面：《贷款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信托法》；《合同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等。
四、大学生创业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其规避
大学生进行创业，首先应当根据投资额、合作伙伴、所进入的行业等情况成立一个创业组织形式并进行工商登记。这就需要进行创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一般而言，大学生进行创业所能选择的创业组织形式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形式。但不同的创业组织形式自身所存在的法律风险是不一样的。
（一）创业者对不同创业组织形式的债务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
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对该组织形式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的投资者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修改之前，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2006年8月27日修订通过的新《合伙企业法》，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则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也是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由于我国尚没有个人破产法律制度，一旦创业者对创业组织形式的债务承担无限或者无限连带责任，且该组织的债务又是比较庞大的话，则创业者不但将倾家荡产，并且将因还债的巨大压力无法重新创业。
因此，创业者在选择创业组织形式时，如果选择的是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等组织形式，应尽量控制该组织的资产负债率。由于创业者自己说了算，因此是完全能够控制住的；如果选择的是个人合伙、普通合伙企业等组织形式，由于人合的因素部分创业者可能无法控制该组织的债务规模，则创业者应当通过合伙协议、规章制度、参加保险等法律措施对组织的债务规模进行约束，对相关的风险进行控制和规避；而如果选择的是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则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公司股东由于对组织债务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这些创业者则不必考虑这方面的风险了。
（二）创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应考虑到组织运行后的管理成本风险。
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顺序上讲，组织运行的管理成本是不断增加的。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往往没有注册资本的要求，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有注册资本的要求。即使在有限责任公司的两种组织形式之间，管理成本也是不同的。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许多人也注册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是10万元，必须一次交齐，而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3万元，对于注册资本高于3万元的可以分期缴纳。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运行过程中将公司与股东、家庭没有严格区分，则有可能被揭开公司的面纱，股东就要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则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意义就失去了。因此，选择创业组织形式应考虑到创业者在组织运行后对管理成本的承受能力。
（三）在一些创业组织形式中存在着人合的风险。
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这些组织形式，明显存在着人合的性质。合伙人之间、股东之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如：经营思想的、利益的甚至性格的。这些冲突往往会演变为组织的僵局，使组织因为创业者之间的矛盾而陷于危机。因此，在选择这些创业组织形式的同时，选择志同道合、善于沟通、以创业组织的利益为重的合作者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李祖芳.更新就业观念促进大学生就业.中国大学生就业，2011.（12）.
社保法实施条例范文6
国库监管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在依法经理国库､执行预算收支任务的过程中，依据有关规章制度对国库资金核算和使用的全过程实施的监督和管理行为。包括对财政预算单位､征收机关､国库经收处等部门在执行预算收支任务中涉及国库工作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其他业务进行的监督;对国库业务机构办理国库业务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对辖内国库业务办理的合规性进行管理，对国库资金风险进行防范控制等等。
国库监管大体可划分为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内部监管主要指对国库内部执行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外部监管主要是对财政机关､征收机关､国库经收处､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商业银行等部门执行国家预算收支有关规定的监督管理。会计核算是国库管理工作的基础。因此，按照预算资金的时间流程，可以确定国库监管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国库监管工作范围是预算资金收支整个过程中与国库工作密切相关的包含于国库监管工作上下限在内的全部工作。
国库监管范围上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国库监管应该从经征收机关确认的预算收入资金从付款人账户划出之时开始，此为国库监管范围的上限。国库监管范围下限:按照《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国库监管范围的下限，就是按地方预算､根据财政部门开据的库款支拨凭证将预算资金拨给指定的用款单位。用款单位若不按预算合理使用资金，则主要由财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二､当前基层国库监管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国库监管法规制度相对滞后，不利于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是国库监管工作的上位法规定不够详细，指导性不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等相关法律，对国库工作规定的相关条文比较原则笼统，均未对国库监管工作做出明确､详尽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可操作性不强，对实际监管工作开展发挥的参照借鉴作用不大。二是《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虽然对国库的基本职责和权限作出相关规定，但由于其制定于1985年，当时的一些相关规定与当前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有的甚至明显过时，很难适应国库监管新形势的需要。三是国库部门出台的制度规章法律层次低，且不够系统，外部监督监管约束效力有限。当前国库监管的工作部署主要出自人民银行系统内部，相关制度规定也仅限定在对国库内控制度建设､国库业务处理风险要害环节､各个岗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等国库内部监管范围内。国库人员在对外监管工作方面缩手缩脚，甚至退化到了“柜面监督”的微小领域，形成国库内部监管日渐严格､外部监管依旧乏力的尴尬状态。
(二)对国库业务机构约束激励机制不健全，增大日常监管难度
随着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整合力度的加大，基层国库业务不可避免，但由于相关管理机制没有得到相应完善，对国库机构的监管相对薄弱。在管理权限方面，《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明确规定:未设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区，由上级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商有关的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后，委托有关银行办理。依此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在决定国库业务机构方面享有重要的协调､督导职责，但由于人民银行和地方财政部门分属不同行政序列，加之相当部分地方政府认为国库分支机构的设置是人民银行自己的事，机构存撤和日常管理完全依赖人民银行，互相协调､共同管理的工作变成在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内部唱“独角戏”，工作的有效开展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经费拨付方面，按照国家相关制度规定:国库支库的代办业务费，按受理各种原始凭证的笔数，以适当标准计付，具体计付标准和拨付办法由上一级人民银行与当地财政部门商定后，由当地财政拨付至人民银行，再由人民银行拨付至行。这就决定了在支付支库的代办业务费方面地方财政部门应履行义不容辞的付费职责。然而，由于缺乏操作性好､约束力强的相关制度规定，加之部分基层政府财政资金相对紧张，机构代办业务费拨付不及时甚至拒绝履行付费义务现象时有发生，大大影响机构业务开展的积极性。
(三)国库监管形势日益复杂，面临的挑战更多
一是国库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涉及面更广。目前国库业务涉及到财政､国税､地税､海关､国土资源､环保､财监办､社保､商业银行等多个部门，国库监管范围随之大大延伸，地方财政的国库单一账户业务､国税部门的出口退增值税业务､财监部门的一般增值税退税业务､地方财政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业务､地方环保部门的排污费征缴业务､国土资源部门的土地出让金和新增建设用地审批业务等等，都是政策性强､牵扯面广的业务，业务处理稍有不慎，就会给国库工作质量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国库政策性资金受到商业占的可能性更大。随着商业化经营意识的增强，国库经收处受利益驱使，延压税款结算资金，以适当方式增加预算资金结算周期的倾向更加明显，截留甚至挪用资金现象屡禁不止，国库结算秩序不能得到很好维护。其他如地方财政以“往来款”方式将大量财政存款从国库划至在商业银行开户的财政集中收付中心，形成客观存在的“第二国库”，已经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被大量人为滞留在各家商业银行机关团体存款账户不能及时入库等行为，大大削弱了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预期效果。
(四)监管主体间沟通协调不够，监管效率大打折扣
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对国库财政性资金征收､报解､使用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监管，国库､财政､征收机关､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均有一定监督管理权力，不同环节有不同的管理部门。实际工作中，地方财政部门的工作重心更加侧重于督促各征收机关完成预算收入入库进度，侧重于预算单位按预算使用资金，至于预算收入资金在入库过程，以及国库资金在地方财政存款账户上滞留情况，则很少问津;征收机关重纳税申报，轻税款缴纳。财政部门､征收机关､国库部门各管一段，互不相干，职责权限的划分不尽明晰，客观上造成了各部门都应对国库资金进行监管，但又都不能彻底实施监管的“可管可不管”的不正常局面，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现象并存，职责既存在交叉又有断档。各部门间缺乏政策沟通意识，加之尚未健全稳定的定期信息交流沟通机制，相互之间对其他部门政策规定知之甚少，监管合力难以有效发挥。(五)现有国库人员素质偏低，难以适应监管工作的需要
从人员数量方面看，目前在一个地级市中心支库管辖范围内，国库经收处一般超百个，多则数百个，而基层国库人员定编一般只有10多人，完成日常核算报解任务尚十分紧张，更无法对属地国库资金合法合规情况实施有效监督管理。从人员素质情况看，当前国库工作对内部控制､资金安全和风险防范的要求更高，懂金融､懂财政､懂税务､懂核算､懂调研､懂监管几乎成了国库工作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然而，当前从国库干部队伍远远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国库业务量成倍增长，使多数国库人员整日忙于日常核算业务工作，参加脱产学习､培训的机会极少，人员素质与业务形势发展要求相比差距较大，国库外部监管工作尤显乏力。
三､提高国库监管工作效率的政策建议
(一)规范立法
建议结合国库工作的发展状况，对《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家金库条例》､《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关于国库监管工作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位和完善，站在不断提升整个预算执行效果的高度，充实､丰富各预算执行部门在配合国库部门业务开展中的职责作用，有效提高国库的外部监管工作效率。合理确定各预算执行部门和商业银行在预算资金收纳､报解､入库､支拨等各个环节中应负的主要责任，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健全奖惩处罚机制，体现立法功效。
(二)树立财政在预算管理工作中的绝对权威地位，规范各预算执行部门的业务操作
一是真正维护地方财政部门在国库机构选择上的决策权力。充分体现地方财政部门对国库业务的指导和监督作用，本着利益共享原则，在充分谋划财政管理预算工作､提高财政预算资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合理考虑国库机构的经济利益，使其权力､义务与经济收益趋于平衡､对等。调动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的积极性，使其对地方财政真正负起责任来，从而实现财政､国库､银行等部门的利益双赢､多赢。
二是全力加速财､税､库､行横向联网推广进程。最大限度地减少预算收入入库中间环节，加速预算收入无纸化办公推广速度，取消纸质凭证在征收机关､纳税人､银行､国库等部门的低效传递，以横向联网的强大功能优势，影响国库经收处及早撤出纳税大厅，削减预算资金在途风险隐患，提高国库监管工作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库款支拨电子化推广进度，积极拓展单一账户业务覆盖范围。推广财政库款支拨业务在财政与国库部门之间的远程控制与操作，实现库款支拨业务电子化､无纸化。充分利用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功能优势，实现库款按预算直达最终用款单位。逐步变商业银行直接支付业务和授权支付业务，为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直接受理直接支付业务和授权支付业务，拓展单一账户业务覆盖面，取缔财政集中收付中心中间业务操作，消除预算资金在商业银行的人为滞留，为区支库业务最终收归人民银行国库部门经理创造先决条件。
(三)加强财政､征收机关与国库部门的政策沟通与配合，规范业务操作
一是建立法规､政策沟通机制。地方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在预算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管理作用，加强与上级财政的政策沟通与联系，保证财政政策执行效果;组织征收机关与国库部门之间的政策传输与辅导，在加强国库外部监管方面多倾听国库部门的建议和呼声。最大限度地让国库部门能够及时､准确获得相关部门最新的政策､制度信息，以增强国库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是增强预算管理政策公众透明度和国库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国库监管工作的作用范围可上至国家机关，下到普通百姓。特别是退库业务，政策依据繁多，涉及各类经济主体，国库､征收机关､纳税人等各方需要有统一的政策标准。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利用各种网络､媒体优势，搞好对服务对象的政策宣传，增强预算管理政策的透明度，合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提升国库服务水平的同时，增强国库监管工作力度和实施效果。
(四)搞好国库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和现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