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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1
摘要：随着网络普及度的深化和大学生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加强，网络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的挑战压力越来越大。高校党建工作人员应加强相关问题的应对能力培养，不断探索制度创新与路径建设。
关键词 ：网络背景 高校意识形态 安全建设
一、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1.关乎党的执政安全。通过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可以使我国大学生对域外国家的思想渗透与攻击进行有效的防御，不受域外国家某些不良思想的干扰，逐渐提高高校教师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使高校师生坚定信念，与我党保持同样的思想方向，从而为执政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巩固基层基础。
2.构建和谐校园的必然需要。某些高校没有正确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性与作用，没有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和谐校园的构建相联系，从而导致思想建设远远达不到党建工作的要求。有些干部对工作持敷衍态度，甚至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放松要求，影响了高校的稳定发展。因此，高校教师以及党员干部都应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起足够的重视，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与和谐校园的构建工作相联系。
3.促进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高校大学生是我国发展的后备力量，决定了我国的命运与发展前途。一些有着不良居心的域外国家也对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认识，导致我国某些大学生出现了较为极端的思想意识。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得到持续加强，以此来保障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不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促进我国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网络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我国信息建设的不断完备，现代化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对我国国民的生活、学习、工作产生的影响也逐渐变大。高校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前沿，在网络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主要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网络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以及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工作环境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每种意识形态都是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文化不断积淀的重要保障，不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的意识形态会破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延缓发展进程。
第二，由于网络传播对传统媒体传播的强力冲击，意识形态的管控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和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其便利性和普及性不断提高，大量的网民加入到这个群体中，大学生作为新观念、新思想的传导者，是新型媒体的主力使用群体。而新型网络的自由性又给意识形态的管理和建设带来了诸多挑战。
第三，在网络环境下，域外国家的思想渗透变得更加直接，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网络环境的自由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这套体系并不一定适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一些域外国家的思想利用了网络思想的自由性，将其思想和观念强加给我国的大学生，这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还没有成熟的大学生群体来说，是有巨大风险的，因而给防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网络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途径
1.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组织保障。网络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应注意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组织保障。对此，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我党应注意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问题的科学决策能力、洞察预测能力以及调查分析能力；第二，加强高校党建工作队伍建设；第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2.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载体保障。网络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应注意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载体保障。对此，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借助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第二，增加网络意识形态信息资源，加大“红色”网络资源论坛、网站的建设力度；第三，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注意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尽量排除不良信息。
3.加强思想建设。网络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应注意加强思想建设。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参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第二，坚持意识形态中排他性与兼容性的统一，继承性与批判性的统一，以及实践性与理论性的统一。
4.注意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网络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应注意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运行机制，确保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有序进行；第二，建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制度体系，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高校的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大学生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不断适应新型媒体的发展，在网络背景下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组织保障、载体保障，加强思想建设，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为大学生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观形成提供制度保障和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2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范式建构
研究生教育事关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是适应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发展要求，培养有灵魂的卓越人才的重要保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关高校研究生培养成效，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然而，从其发展现状来看，却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必须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点、把握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独特规律，从新实践中探索新理论、建立新制度、形成新模式。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否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能否形成“导辅协同”的工作范式。
一、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的概念拓展
立德树人应当是也必然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根本遵循。导辅协同逻辑起源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生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从词义上看，“导”即启发、引导、主导；“辅”即帮助、佐助。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与“导”作为矛盾的两方面，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质量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唯物辩证法认为，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顺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研究生群体知识水平高、政治参与意识突出、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自控能力，总体上思想政治素质高，思想观念更趋成熟，多数已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抑或是在自身成才发展过程中，其主动性、自主性都极强。因此，与本科生“辅”重于“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同，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应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辅”为次要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内涵的理解与拓展、作用的辨析是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所谓导辅协同，一般地说，是指基于研究生的群体特征和研究生思政教育特有规律，贯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全程的基本线索和总体思路，是构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范式的基本遵循。具体地说，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从狭义上讲，导辅协同主要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中导师和辅导员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从广义上讲，导辅协同不仅体现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论中，还包括研究生思政教育功能、价值上的导辅协同，研究生思政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等。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导辅协同，不断拓展导辅协同的外延，挖掘导辅协同的深义，统筹设计、构建体系。
二、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要且必要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22－1996年）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和理论，他以范式及其发展变化为基点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结合库恩有关范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对范式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是同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这成为该学科或专业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框架，规定并指明了该学科发展的方向。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即在现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识、持用话语、既定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汲取研究生思政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有益发展模式，探求能为人们所认同并施行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新结构、新形态，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应具有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并非先存在，它孕育、形成、确立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性。其标志有多种，如确立了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性及研究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学科架构为核心，进而探析特殊规律的学术旨趣；在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客体、过程、内容、方法为主的概念体系，确立了着眼于运用此概念体系观察、反思和从事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基本框架与行动模式，这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理论研究和现实工作意义非凡。但是，面对当今世界所处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之战略机遇期，面对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之风险与挑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范式也面临挑战，体现在：我们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运用既定范式思考和回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时常发现理论关照和回应现实的不足与无力。（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在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导师和辅导员在处理“导”和““辅”的关系中存在“顾此失彼”误区队伍建设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依靠力量，是决定其工作成效最主要的方面。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却存在“重本轻研”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大学生总体结构上看，在当前高校中研究生规模普遍小于本科生规模，此外，与本科生群体的整体思想状况相比，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状况相对成熟，在学习活动组织和生活自我管理方面自觉性更强。这使得各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聚焦于本科生，在制定相关思政工作制度时将优势资源和利好政策向本科生倾斜，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生思政工作有关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队伍的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从客观外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结构虽逐步优化、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由大国竞争加剧、西方“中国威胁”思维惯性导致的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加之西方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式和策略的转变，隐蔽性成为其主要特点，这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大背景和重点攻坚领域。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预判不足，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主体自觉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此外，导师和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主体，直接决定研究生思政工作成效，其中，导师负首要责任。当前，绝大多数导师能着眼于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基本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学习指导、科研实践中，较好地完成科研育人的职责。然而，部分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体现出重科研指导而轻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重学业专业指引而轻人格品行养成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问题，即“导”而不“辅”。研究生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想政治队伍的要素，是骨干力量，也是主攻手。当前，研究生辅导员在做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方面总体上是好的。然而，受研究生培养模式影响，很大一部分研究生辅导员存在重日常事务管理而轻思想政治教育、重具体工作实践而轻系统工作统筹等问题，也即“辅”而不“导”。因而，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功能发挥的不平衡、不协调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工作实效。（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两重功能的关系有待调整升级整升级，在实践中偏向重“非意识形态功能”而轻“意识形态功能形态功能”从价值论维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均具有“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双重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即向教育客体传导意识形态、使客体形成教育主体期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观念体系，以此引导和规范教育客体行为方式的效能、属性。其首要目的是实现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所谓非意识形态功能，是除了意识形态功能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非阶级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虽然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然而，在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地位问题时，仍然要有所侧重、不能偏废。这根本上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发挥其功能时，意识形态性居于主导地位，体现并代表思政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其功能的“非意识形态性”之于意识形态学必须也只能是从属关系，不能独立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主旨是将广大研究生培养为我国意识形态战线的有力维护者，其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培养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水平拔尖的顶尖人才。然而，由于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投入大、见效慢、难度高，且教育效果难以评价和衡量，而对研究生进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则相对难度低、可操作性强、效果容易凸显，这与教育主体的教育理念方法更新不足、主体间分工配合不力、教育内容结构不够优化等负面效应叠加，就导致教育主体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社会实践、校园学术文化等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传统教育方式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的教育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引导研究生构建科学“三观”的主要路径之一。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广泛、有效开设已成为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由于部分教师的授课方式未能着眼于研究生的思想特点，更多地采取灌输方式，对研究生关注的时下热点问题涉及较少；再加上研究生课业、学术任务重，不少研究生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能力的提升中去，很大一部分甚至只是为了凑学分才勉强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上种种，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课程体系中被“边缘化”，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明显，主渠道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实践始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对于帮助研究生深入社会、认知国情、锻炼本领、锤品铸魂的作用无可替代。校园学术文化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应有之义，其内涵的育人资源、素材所具有的育人价值不可小觑。当前，大多数高校已经把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道德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中，以期促进研究生结合所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达成研究生专业素质提升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双轨并行。然而，由于各级各类高校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平衡性，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和落实的差异性、不均衡性，使得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缺乏必要的长效机制和保障体系，再加上研究生培养模式所限以及研究生繁重的科研任务，导致部分高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流于形式，限制了其作为教育载体的功能的发挥。此外，互联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手段，是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的必要补充。近年来，校园网建设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各高校开展思政工作的重点，多数高校都能够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利用校园网和公众号为研究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达成教育、引领研究生思想和风尚的目标。然而，鉴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再加上维护和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相较于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要高出许多，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评估难度相对较大，这使诸多高校在网络育人资源开发和育人平台维护方面望而却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线上线下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合力的形成与发挥。
三、导辅协同视角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构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独特规律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构筑方式，应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全面系统地从其主体、功能、内容、方式等方面着手。（一）存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构建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共同体”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增质提效，队伍建设是根本，实现对研究生意识形态的掌控，有赖于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这是我党长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从教育主体维度看，“导”即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处的主导地位，“辅”即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关键主体、相较于导师的首要负责人定位，起辅助作用。当前，突出导师和辅导员的双主体作用，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优化顶层设计，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地位，使之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的重点，专门安排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经费，实现优势资源和政策有效倾斜；着眼研究生群体特征和教育规律，以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抓手，高度重视运用制度手段推进工作。二是研究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素质培训体系和机制，着力提升两支育人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参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素养、专业水平，增强育人合力。三是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应苦练内功，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树立德育共同体观念，立足岗位职责做到既导又辅，增强教育实效性。研究生培养模式决定了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其两大基本职责就是教书和育人。因此，导师若想扮演好思想引路人和学业指导者的双重角色，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还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良教风引导、影响学生，重点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出发，真正理解和践行导师工作的“导”“辅”二重性，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者和研究生成长成才的主心骨，做党委工作的辅佐者和研究生成长的引路人，在保证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着重培养研究生的民族责任感，重视研究生理论水平的提升。研究生辅导员是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育人作为自身岗位的根本。这就要求研究生辅导员要坚持终身学习，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知识结构和宽口径的知识储备，加强科学研究，从工作作用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全面认识研究生辅导员工作的“辅”“导”二重性，即从辅导员岗位的特殊性出发，做好党委工作的助手、导师教学和科研的助手、学生成才发展的助手的同时，注意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事务管理相结合，将系统工作统筹同具体工作实践相结合，加强研究生政治思想引导、情感疏导、行为教导和就业指导。据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必然要求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导师和辅导员不断转变观念、精诚合作，由传统的各行其是向形成协同攻坚的德育共同体发展。（二）彰显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双重功能的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协同发挥同样须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必须补充、辅助于意识形态功能。目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趋势虽整体向好，但是个别人还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意识淡薄、知行合一不足等问题，反射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发挥亟待优化。因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突出其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应着力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大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其投身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感、自觉性和综合能力。二是立足研究生群体特点，科学构建教育内容体系，优化内容结构，科学设置“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内容的比重，形成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为核心与主导，兼顾学习观教育、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婚恋观教育、择业观教育的内容体系。三是探索并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评价机制，为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坚实保障。鉴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效果较难进行量化评价，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从科研、管理和活动等不同维度设计工作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其中，尤其要突出和增加意识形态教育所占权重，坚持以科学引导为方向和以客体效果反馈为中心相结合，更加注重教育主体对客体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效果，以期达到表彰和激励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四是在调研并分析现有主体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明确并协调好不同主体间的分工与职责，引导、激励各方着力构建德育共同体，研究并建立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机制，实现全程育人。（三）承接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传统教育方式同新兴教育方式相结合教育方式的适配性、丰富性、多样性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选取、运用必须因时而新。其中，所谓“导”，即继续坚持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模式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无法很好地适配，既定的教学理念、方式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教学内容的科学重置，既充分体现理论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专业性，还要重视教材建设的实效性，即教材的编写在结合研究生的思想特点及其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同时，还应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理论特点。此外，更要重视灵活选择和运用教学方式，以研究型教学为导向，在课堂上重视翻转式、讨论式、个性化教学方法的运用，并从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引导研究生感知和探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辅”，即注意发挥校园学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途径的补充作用，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在研究生学术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强化实践环节，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的交叉，在推进研究生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同步提高的同时，引导研究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同时，还须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自觉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充分运用校园网、公众号、手机APP等新媒介、新载体，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传统优势与新技术相融合，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开创新空间。
四、结语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提质增效，需要立足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构建导辅协同的新范式，通过优化教育主体的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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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3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大数据”一词由英文“BigDate”翻译而来。《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尔伯格指出，“大数据是人们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的事。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①大数据拥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动态的数据体系以及巨大的数据价值等特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一场深刻持久的革命，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启思想政治剧变、引领社会实现不断进步的利器。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给当今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尤其是2013年，大数据的触角更是延伸到我国的教育领域。面对大数据引发的深刻变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挑战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大数据时代资源共享、诉求互动，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受到巨大的冲击，大数据让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复杂性、技术性与伦理性的挑战。②大数据正在不断改变已有的传播形式，新媒体传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新媒体具有内容新颖、使用便捷、提供个性化服务、信息传递即时性等显著特征，深刻改变着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形式。
(二)挑战教育者的优势地位。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可自由选择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思想、政治等价值观、知识和技能，教育者拥有较强的权威性、自主性和优越性，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有绝对优势。而大数据时代拥有较为平等、开发和共享的数据环境，再加上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使学生获取资源的途径不再单单依靠教育者，学生可根据自身的学习需要和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和搜索学习内容，教育者不再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因此，大数据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者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
(三)挑战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是数据信息的最早参与群体，更是最活跃的“数据大军”。在虚拟的网环境络中，信息的刺激与感化打开了学生接受网络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和内动力，给大学生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扰。③除此之外，大数据使大学生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意识形态，但一些不良意识形态却在学生头脑中根深蒂固，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带来挑战。
二、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强化大数据意识。在大数据时代，若要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就必须树立大数据意识并掌握大数据技术，对学生的活动信息、思想动态和个人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与统计，进而获取更多、更深的学生信息，以便于教育者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二)创新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信息的采集和分析处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步骤。④一方面可与相关部门展开合作，创建适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大数据平台，建立科学的信息搜集、整理和分析机制;另一方面可积极组建跨学科研究课题，发挥多学科优势，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合力。
(三)提高教育者的媒体素质，加强思政队伍建设。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与发展，网络等新兴媒体正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教育者只有通过培训等形式，认真学习和强化理论知识和对新媒体的应用能力，借助新媒体的特点提高媒体素质，将新媒体应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日程中，更好地发挥新媒体的育人工作，进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
(四)保护大学生的隐私和个人责任。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对大学生的大数据使用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正规的测评，并及时地加以反馈。⑤对于那些存在问题的学生，在学校和教育者应通过掌握的数据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解决问题的同时，加强学校、家长、朋友之间的联系，发挥全方位的监督和督促作用，保护大学生的隐私。
三、结论
总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各高校应顺应时展趋势，将大数据技术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注重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等风险和不良影响，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王妍 单位:大连交通大学思政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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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淡化试题与教科书的直接关系是高考命题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基础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模式，加之意识形态的影响，造成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文本单一而枯燥。新课程实施以来，有些版本的教科书注意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有些版本仍比较传统。新课程虽然实行“一标多本”，但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在实际教学中，以教材、教师为中心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一些中学教师用旧的教学思想评价高考，过于看重教科书内容的再现，过于看重考查基础知识掌握的准确程度，不理解以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考查，仍然用“超纲”与否的标准评价高考试题。
高中新课程推动了高考命题改革，高考历史学科的试题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从考试内容来说，由于“一纲一本”被“一标多本”所取代，完全依靠教科书表述的内容来命题，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可能性。《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按照专题设计课程内容，导致教科书的知识体系跳跃性和开放性较强，高考命题仅仅依靠教科书已难完成任务。如此，通过补充材料来构建知识框架，并摆脱版本差异所导致的“偏见”，就成了命题的必然趋势。过去那种完全以单一版本的教科书为依据的命题模式必然被淘汰，选用新材料、新情景进行命题的模式应运而生。教学背景决定了命题模式的转型。
从考试立意来说，考查学科思维能力也是必然的趋势。《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知识与能力”目标有明确的规定，即“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目标最终强调驾驭知识的能力。“过程与方法”目标要求“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这些都可以概括为能力，或叫思维素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也不仅仅是情感问题，其中包含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这样，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命题就要以能力为主导，兼顾三维目标、综合素质的立意。显然，在新课程背景下，高考命题不可能再回到“以本为本”的时代，逐渐减弱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依附程度，合理地拓展和延伸教科书的知识，已成为高考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说，这是课程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高考淡化对教科书的依赖程度不等于完全脱离教科书
高考历史虽然不再依赖高中历史教科书命题，但这并不等于命题可以完全脱离教科书。尽管在理论上说教科书不再是唯一的教学资源，但它毕竟是对课程标准的具体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国家历史课程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实际的教学生活中，教科书也是学生学习的文本，教师落实课程标准的主要抓手。既然教科书仍然是教学的依据，学生学习的依据，那么，无论高考还是校内考试，就都不能轻视教科书的文本表述，更不能漠视教科书在教学中的作用。
重视教科书一直是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教学就是基于教材文本的学习，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式的教材观和课堂教学观，决定了考试命题不能完全脱离教科书。
历史学科的求实特性也要求命题不能完全脱离教科书。一方面，史实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想像出来的。教科书的编写者依据对课程标准的理解陈述史实，或许个别史实已经有了新证据，应该改写，但教科书所述绝大部分史实应该是可信的，因此，教与学都应优先了解和掌握教科书的内容。高考命题要以考生普遍的学习水平为起点。高考命题不能寄望学生一定要掌握教科书以外的史实，更不能将教科书以外的史实作为全体考生水平的起点。另一方面，历史的因果分析是基于客观的主观建构，不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史学界很多争议就源于此。新课标教科书大都选择了部分争鸣性的观点，以拓展教学视野，同时，也更多地采信公认的历史认识，因此，教科书也是历史分析的基本依据。另外，目前历史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比较强，高考命题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历史认识方面完全无视教科书的基本观点。
三、高考命题与教科书之间应有一个合适的依存关系
高考命题淡化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直接依赖，又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教科书，使高考命题与教科书之间形成一个合适的依存关系，合适的“度”是一个关键问题。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5
关键词：语言；认同；乡土文化；国家意识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072-04
一、研究背景
中央第五次工作座谈会和四川省藏区工作座谈会有关“民汉合校”的精神促进了异地藏汉双语办学的迅速发展。四川省汶川县水磨中学就凭借灾后重建的优势资源承担了这样的工作，并从红原、阿坝等县牧区招收了藏汉双语学生八百余人。在语言能力上，这些学生入校时汉语和英语水平都很薄弱；在价值观上，不少学生的中央政府和国家意识比较模糊，甚至存在价值信仰的认同偏差。双语班开办的前两年，双语学生与本地师生之间小矛盾不断，规模化冲突时有爆发，而一旦非藏族教师介入干预，他们就假装听不懂汉语或者故意只说藏语而不予合作。起初我们认为是学校双语办学经验不足造成的，但调查并未发现明显的过错。其后的调查从每次冲突的起因到学生的小学教育逐个进行，最终仍然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在几个月的驻校研究中，笔者发现该校其他各民族学生对藏族学生一直都很忍让，即使爆发冲突也极少还手；而这些藏族学生平日也不喜好勇斗狠，相反对各族教师都很尊重，半路相遇也会行大尺度鞠躬礼；至于上课，其他各科基本正常，唯独（汉）语文和英语课上容易表现出烦躁与不安，课堂上肆意啸叫、走动、脱鞋、敲桌子和大嚼口香糖，甚至还对教师搞恶作剧，与课后行鞠躬礼完全判若两人。
二、原因分析
以笔者多年文化教学研究的职业敏感推测，双语学生在汉语和英语课上的躁动不安反映了他们在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s）与身份认同（identity）上的敏感与焦虑，这可能与笔者2008年发现的汶川大地震民族学生灾后异地复课存在文化冲突的问题[1]以及2012年提出的“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很容易导致学生，尤其是民族学生在紧张、焦虑和排斥中产生文化休克”[2] 有关。换言之，这些双语学生小学和初中所受的汉语和英语教育以语法翻译法为主，很少接受语言之间文化差异的知识普及和跨文化的适应能力训练，在面对各种“莫名其妙”的语言现象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更谈不上与自己的母语文化进行比较，加上从牧区到异地藏汉双语班，办学风格、教学理念乃至生活习惯上均有较大调整，一时无法适应，最终导致语言上的文化和政治冲突。
为慎重起见，笔者又从多个角度与其他科目的任课教师作了交流，并亲自深入到若尔盖、松潘和茂县的藏族聚居区、回族聚居区（这里还有一种古老语言的残存）和羌族聚居区调研，最终又发现这种躁动心态还可能与羌语区的语言焦虑（language anxiety）有关――德国尚且允许移民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将自己的母语作为必修外语或第二外语，而英语成为小学必修课的同时羌语课竟然被取缔了。学龄儿童羌语能力的丧失让有着辉煌历史的古羌人突然在文化上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时刻被语言和族群认同的焦虑袭扰着。羌人的痛苦迅速蔓延到了毗邻藏区，松潘、若尔盖的很多原住民都表现出了对土著语前景的忧虑。“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而言，语言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分配永远是造成语言不安感和语言压迫感的原因。”[3] 尽管藏语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在语言人群数量和语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上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但语言人群在经济地位和制度支持等方面的劣势仍然让藏语的前景充满变数。出于本能的对民族语言认同的保护，他们反应异常极端，拒绝学习英语和汉语，唯藏语独尊，甚至认同达赖喇嘛。
三、基于文化教学的实验论证
上述对水磨中学藏汉双语学生烦躁情绪的猜测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一点――跨文化焦虑。由于此前在乡土文化进课堂的实证研究上，我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基础与教改经验，并预期对缓解双语学生的文化焦虑会有所助益，于是笔者与水磨中学共同申报了课题《藏族乡土文化资源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课题期间，我们对全体英语教师进行了藏文化普及培训，同时深入藏区搜集整理学生的母语文化，并跳过汉语（媒介语）文化直接与英语文化进行比较，以避免学生在文化差异的紧张和排斥中产生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同时，我们将英语课本中所有生僻难懂的单词和语言现象全部换成了藏族的文化元素，并设计了一系列支撑模块[4]。在理论上，我们结合实验成果，对文化导入（cultural introduction）教学法的原则、内容、方法、尺度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证性研究，纠正了以往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5]，并进一步提出了“乡土文化优越感效应”和“语言立场”理论体系（叶小军，2013）。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乡土文化导入让双语学生从家庭和社会获得的既得认知在英语课堂上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延续，切实感受到了英语课堂对其母语文化的尊重，“同时也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吸收与理解”[6]，烦躁心理与潜在敌对情绪得到了明显有效的控制，校园规模化冲突从此绝迹，对英语课和英语教师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兴趣，学习成绩更是平均提高了近20分（叶小军，2013）。实验证明了笔者对藏汉双语学生文化焦虑的猜测，并且在英语课堂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我们并没有得意于上述成绩，相反学生对英语的热情和学习效能远远超过（汉）语文的情况又让我们对语言的文化安全问题产生了警觉。
四、母语与国家文化安全
过去少数民族自觉自愿学习普通话至少有工具性和功利性目的，于潜移默化中也并未产生过分明显的文化冲突，但随着英语普及教育的推进，少数民族语言的课堂空间被大幅挤占了，语言生态平衡明显恶化。当少数民族语言受到生存威胁时，族语的认同功能（主要是文化的，而非交际的）就会得到加强，汉语作为国语而不是通用语的国家性也会被凸现出来，其政治功能就会被夸大。水磨中学的实证研究表明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状况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外部反应之间存在关联，并且是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的，也就是文化问题上的政治冲突。虽然藏语的学校教育得到了有效保障，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迅速弱化的残酷现实毕竟让人感到不安，而且越靠近民族杂居区，藏语的优势地位（language dominance）就越弱，语言人经济上的劣势地位反而越明显，母语和文化认同焦虑也越严重。
“语言及其文化乃一国之国脉所系，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是国家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的历史与传统的精神纽带”[7] 。最典型的佐证莫过于以色列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满足国人对于寻根的需求，成功恢复了作为日常口语已经死亡近二千年的希伯莱语，并作为“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稳定、最持久的构成部分”[8]得到了强化，成了犹太人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强势高调地普及英语教育的同时却任由少数民族语言从课堂上消失。虽说一种语言消失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语言认同，但这种认同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当代多元文化社会，这种认同可能是模糊的、多维度的。以本案为例，在羌语严重退化的同时，与成都平原接壤的地区选择了汉语认同，与黑水、松潘接壤的地区选择了藏语认同，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都没有真正把自己看作是汉族人或者藏族人，而作为羌族人的族群认同又不如以汉语为母语的回族强烈。羌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上的遭遇进一步加剧了毗邻藏区的语言生存焦虑和民族危机感，语言上的文化问题逐步升级为文化上的政治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不少人英语学得比汉语好，故意挑战汉语作为国语的政治核心地位，加上双语学生的国家意识本来就比较模糊，缺少足够的理解与坚守，任其发展必将导致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混乱以及意识形态的被动。
王宁、孙炜（2005）认为“当前世界上的民族问题，大多与语言有密切关系” [6]。当年印度独立后，各少数民族为争抢官方语言地位而导致社会动荡，最后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却渔翁得利成了官方语言。本案中藏族同胞很清楚地知道藏语不可能与汉语对抗，故意选择英语来与之叫板，一旦这种情况被广泛复制，很容易演变成语言上的文化和政治冲突。而且，当英语成为升学和职场门槛的时候，“外语实质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一些人的受教育权并且影响到了其人生的发展”[9]，很多人因为英语问题被迫止步于继续深造或晋升的大门外，进一步恶化了当地本就薄弱的人才水平，并导致经济和文化的连锁反应，最终“语言的弱势”导致了“民族的弱势”[10]，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又成了国家安全的另一个隐患。
“文化安全的其他方面，无论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还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没有像语言文字那样成为一个国家文化中最稳定的要素”[11]。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环顾世界，追溯历史，也许我们可以从瑞士的语言国防政策上得到一些启事：面对法西斯的虎视眈眈，瑞士政府宣布罗曼什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剥离了该语言区与意大利的身份联系，有效保护了国家领土安全。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放弃外语谋求语言自保已经不可能，关键是我们要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学会应对挑战，尽可能消减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中产生的负能量。瑞士利用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成功化解了安全危机，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根据国情着手制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兼顾的语言战略规划，同时在微观层面的语言教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文化自觉，也就是潘一禾所说的“通过经常的自我反省，真正清楚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所属、所有和所求”[12]，以让全社会产生对各种负能量的免疫力，或者至少通过外语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不能忽视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自治。
五、乡土文化与英语文化的抗衡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通过语言来调整自己的身份以适应所处的环境” [13]，特别是跨文化经济活动中，汉语的通用语社会功能是可以让少数民族自然产生“适应性的工具认同”[14]的，但同时Noels（1992）也指出“如果让某个人选择，他或她就会选择最具活力的民族语言群体”[13]，这其中就存在一种风险――尽管眼下英语在民族地区的实用性还及不上汉语，但英语的国际国内霸权地位却有可能让学生产生错误的认识和选择。解决问题并不一定要取消英语课，只要顺应语言的文化认同功能，重新确立起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的核心地位，建立起两者之间应有的文化脉络，就能从文化认同上缓解当前的语言和文化危机。
“中国具有深深扎根于历史的民族文化，作为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基础，这种历史文化根基要比思想意识形态更加坚实”[12]。借鉴Phinney和Tarver（1988）对个人民族身份和民族知识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即有强烈民族身份认同的学生对母语文化会特别感兴趣，我们可以从学生最亲近的乡土文化出发，本着“根在家乡，家在中国”的基本思路，将民族乡土文化导入英语课堂，通过对学生母语文化的肯定，让他们找到更多的母语文化自尊和自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养成对文化差异的普适心态；通过藏、汉、英三语文化的比较，寻求藏、汉语言的文化共性和情感共鸣，谋求藏、汉文化的“大同”格局，从而加强人文教育和国家意识教育。也就是从乡土文化向国家文化衍射，以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带动国家意识的培养，并最终与英语文化霸权抗衡。
从过去的实证研究来看，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容易导致学生在文化困惑中产生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过分强调文化共性，或者“理解其他民族”，又容易导致认同偏差；相反寻求“被其他民族所理解”，也就是石坚（2012）所谓的“用中国的观点和立场，用国际接受的表述形式讲好、讲透、讲深中国故事”[15]，倒是语言学习与文化产品打造的双赢良选。于是我们开始在现有政策框架内着手基于乡土情结和国家意识的英语教育教学改革，并且以英语乡土教材开发和文化教学法作为主要突破口。
就教材本身而言，校本教材开发不能为了提高学习者的兴趣而在文本内容上过分迎合学生甚至有些世俗倾向的需求，必须兼顾统编教材的权威性和校本教材的灵活性。比如，我们在水磨中学的实验就尽可能在确保高中以前单词总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高考毕竟是刚性需求）进行教材的文化内容改编，用反应藏区文化和生活的文本替换原来的内容。就教法来说，教师要在熟悉学生母语文化的基础上（为此我们做了一系列文化普及培训）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完成McDon ough & Shaw（2004）所谓的“匹配”（matching）的过程[16]，最终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而对教学过程中的语言文化现象，则应该看成是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再认识、再学习，“以往理所当然的东西，在学习中被重新审视，重新认识”[17]，努力做到以富有乡土特色的英语直觉学习代替规则讲解，在提高英语学习兴趣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寻根意识和国家意识。
当然了，英语课毕竟不是德育课，所有的改革都必须在确保英语教学效果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于是我们将藏―英文化直接比较改成了藏―汉―英三语文化相互比较，并且一改过去刻意寻求藏英文化共性的做法，转而营造藏汉文化的大同格局，谋求文化共鸣。举例来说，虽然表面看起来英语和汉语都是SVO结构，藏语是SOV结构，但其实英语的结构是程式化的，不能随意更改，而汉语却不同，SOV结构普遍存在于日常口语中，比如“他北京去了。”“你们饭都吃了吗？”等等。再如，藏族以左为尊，接待客人要在帐篷内部的左边（阳帐），与中国古代“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的历史典故相同。通过这些藏汉文化相融相通的举证分析，学生很容易产生历史文化的共鸣，继而形成共同的华夏历史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实验表明，虽然藏英文化的共性比较少了，藏汉文化的共性认识多了，但英语课堂对学生母语文化的尊重没有变，“乡土文化优越感效应”仍然在发挥作用，因而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没有受到太多影响，更重要的是润物无声中藏汉英三种文化的博弈能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六、结束语
波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一直被认为是从对英语的主动认同发展到对英国文化认同的典范，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整个民族身上，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汶川县水磨中学异地藏汉双语学生在语言认同上的偏差虽为个案，但该校从青海、甘肃借调的双语教师也存在英语比汉语精通的情况，一旦此类情况在民族地区被广泛复制，语言上的文化问题就可能演变成文化上的政治问题，因此刘跃进才会把语言文字看作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个构成要素[18]。作为外语教育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在课堂上，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上厘清民、汉、外三种语言的关系，加强人文教育，提高学生的国家文化认同意识，为促进地区文化安全，社会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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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Student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nglish Culture Teaching
――Also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Security
YE Xiao-jun
（Aba Teachers College，Wenchuan 623002，China）
教师意识形态风险点范文6
【关键词】新媒体 辅导员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优势 策略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6C-0045-02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环境，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与发展注以新的机制。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与学生有着比较自然的亲和力，在新媒体环境中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进而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加强新媒体环境下辅导员独特的教育作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长期以来，大学生主要是通过课堂、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的途径获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信息获取方式单一，信息获取量小。新媒体承载着内容极其丰富、种类特别繁多的教育资源，如汇集科学、文史哲、社会科学等十大领域期刊的中国知网，聚焦中国教育、科研发展、教育信息化等新闻动态的中国教育网，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著作的马克思列宁文库等。大学生只要拥有一台互联网电脑或移动手机就可以突破课堂和图书馆有限资源和有限开放时间的限制，了解国内外政治、文化、经济、思想，比较自由地进行自主学习。
（二）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双方的交流范式。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单向正面灌输的教育方式为主，多是通过讲课、报告、开会等形式对大学生施加影响。新媒体将过去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演变为双向的平等交流形式。现在大学生可以利用BBS、QQ、微博、微信等工具，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跨越教育双方在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别，随时随地与教育者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和交流；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话题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与教育者交流，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平等、开放的新媒体交流范式调动了大学生自主、自愿意识，促使大学生与教育者的交流欲望空前高涨，极大地刺激了大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
（三）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空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在话语霸权现象，大学生或不被允许发表意见或表达权被随意中止，即使被允许表达，也只能够在特定的主题或中心下发出有限的声音。新媒体为高校学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课堂、讲座、报告会、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地缘等方面限制的信息平台。大学生不需要经过采访、编辑、审核、发行等环节，只要以新媒体终端接入互联网，就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在相对自由舒展的空间里表达意见、创造信息、分享资源，大大改善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众的被动地位，其话语权在较大的程度上得到伸张。
二、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新媒体信息庞杂而大学生的信息评判能力不足以影响三观形成。新媒体承载的信息五彩纷呈、庞杂多样，其中包含许多“无意义”、“虚假”的信息，宣传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信息，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攻击社会、侵害他人权益、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言论等。大学生的自我判断力和鉴别力较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新媒体上的这些不良信息容易使大学生在理想信念问题上产生疑惑，在价值判断上出现偏差，甚至放弃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敬仰，最终影响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二）大学生对新媒体的过度依赖导致思维方式固化。在新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不再用过去一种线性的、一页页、一行行、一本本的方式阅读，而是习惯超文本的阅读方式，习惯通过以搜索、浏览的方式获取知识，将驻足的思考让位于随意的浏览、频繁的搜索。满足于从新媒体上获得零散知识和信息，导致大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力、接受力停留在较肤浅的感性认识层面，既降低自身知识储备，又在很大程度上打压了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能力，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中，出现言之无物、缺少深度、假大空等缺点。
（三）新媒体中大学生话语失范。一是大学生新媒体话语权利意识扭曲。新媒体拓宽了大学生话语空间，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被束缚和被压制的话语权。网络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使得个体话语权一旦与不特定群体达到一定共识，在这样的虚假空间中就会形成舆论合力，使得大学生个体话语权所产生影响力快速放大，很快集合成一个网络话语群体。这使得思维水平和认知能力都有待提高的大学生在行使网络话语中面临着潜在风险。二是大学生新媒体责任意识淡薄。大学生对自己作为网络公民该“有何为、有何不为”认识模糊，对自己该承担怎样的网络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并不明确。加之网络的虚拟性又使大学生误以为承担责任是现实社会中应尽的义务，虚拟世界没必要履行。最终导致话语随意粗俗，话语失范。三是大学生新媒体法律意识虚化。新媒体缺少像现实生活中的纪律、法律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大学生难以形成这种受制于外部规范的“他律道德”，常出现信息滥用行为，如不加注明地引用、转载、复制、抄袭网络信息。也有部分学生能够意识到这些行为的潜在危害，但行为自律性较差使得网络信息侵权现象已成为大学校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辅导员在新媒体环境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
（一）年龄优势。辅导员总体上是高校中最年轻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他们多数刚刚毕业开始步入社会，与大学生年龄相仿、生活圈子类似、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相近，比较了解大学生所思所想所需，在与大学生的思想交流上不会产生“代沟”。这些都为启发大学生思考与探索，帮助大学生自己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提供有利条件。相比年纪大的教师，年轻的辅导员在开放的环境中长大，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又具备开放式的学习品质，往往能够很快的掌握新媒体技术，进而借助网络、微博、MSN等工具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情感优势。辅导员工作涉及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实践、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需要经常深入学生宿舍、教室，在频繁接触交往中和大学生结下深厚的情谊，使大学生愿意敞开心扉向辅导员倾诉内心深处的想法。辅导员在熟悉大学生、了解大学生后，更加深入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掌握学生思想状况，并在第一时间发现学生的思想波动，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及时地解决大学生思想上的问题。
（三）工作优势。辅导员选聘的标准：一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二是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德才兼备，乐于奉献，潜心教书育人，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三是具有相关的学科专业背景，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接受过系统的上岗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这为从源头上保证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供了制度保障。辅导员双重身份所规定的工作职责，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比其他教师更为有利的形势和优势地位。辅导员能够将一些主流意识和观念消化、加工、包装成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在日常工作中或以教师或以管理干部的身份向大学生展示宣传。一个素质高、能力强的辅导员通过日常的接触交流就能如春风细雨般地影响大学生，帮助大学生打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四、新媒体时代辅导员开展和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须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开放民主性、坚持法制性等原则，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彰显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先进文化。辅导员是最接近学生的一线工作者，最清楚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需要，可以在主题网站上设立贴近学生、学生喜闻乐见的栏目来增强网站吸引力。
（二）加强大学生新媒体素养教育。应大力普及新媒体知识。让大学生了解常见的新媒体类型、性质、特点、用途等，掌握新媒体最基本的传播与信息基础知识，是加强新媒体素养教育的前提。一方面，通过在各班级开展新媒体知识有奖问答，在校园网滚动播放有关新媒体的科教视频、科教宣传片等形式向大学生广泛介绍新媒体知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新媒体开展实践教育，利用辅导员博客、班级论坛、网络视频等方式与大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开展活动，重点培养学生辨别是非、理性选择的能力，让学生通过新媒体实践来提升自我新媒体素养。
（三）提高自身新媒体素养。辅导员在大学生新媒体素养教育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只有具备一定的新媒体知识与传播技术，才能借助它们更好地引导学生提高正确辨别信息的能力，引导学生成为先进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播者。辅导员可以通过定期参加新媒体培训、社会考察活动、邀请社会上的媒体机构到学校加强业务的互动交流等方式强化自身的新媒体素养。
（四）加强网络法律法规教育。辅导员通过开展专项网络法律法规教育，提出“文明上网”、“争做网络道德学生”的倡议等，加大网络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自觉规范网络行为。在宣传网络法律法规时，可结合网络法律法规告诫学生要注意甄别网上不良信息，及时剔除不良信息、恶意信息。
总之，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机遇。这就需要高校辅导员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学生的正当需求，积极正确引导学生，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堂之外向着正能量方向得以延伸，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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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高校“党的十精神研究”专项课题（DSBD13YB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