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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交流范文1
一、满语文与中华民族文化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下面就满语文与清代满族文化、汉文化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展开叙述。首先，满语文是满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全面反映满族的产生方式、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思维方式，承载着满族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满族文化模式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有清一代，满语文的发展演变情况也是满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清入关以后，满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满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异质文化，尤其是汉文化，语言上尤为明显。然而，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放弃其固有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国语”和“骑射”两个方面），满族独立于世的标志将不复存在。因此，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持满族文化的特色，为此制定了保持“国语骑射”的文化政策，正是这种文化政策使得满族文化不是被汉文化全盘取代，而是在借鉴和融合中有所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其次，满文与汉文化的关系方面。入关后，满族很快就被融入到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大海之中，汉文化与满文化就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反映到语言文字方面，汉语文强势，而满语文则处于弱势地位。在语言方面，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满语逐渐衰落，从驻防八旗到京旗，从关内到关外，这个过程是满语不断受到汉语这种强势语言“融合”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满文而言，清入关后满文的职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与入关前满文主要是满文化的载体不同，满文承载更多的是汉文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汉文书籍被翻译成满文，而用满文创作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的极少；大量的满文档案、奏章、辞书、谱牒、神词、碑刻等，公文体或应用体的居多，而从深层次方面展示满文化的满文作品很少，乾隆皇帝一生做了约4万首诗，但据目前所知，用满文创作的诗歌却寥寥无几，这足以说明问题。清代的翻译科考试也是将汉文翻译成满文，其目的固然是要保持满语文的“国语”地位，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清代满文更多地是一个外壳，承载汉文化的因素更多一些。对于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必须从清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去客观分析。正是由于满语文在清代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与汉语文相比就逊色多了。这也是清代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相反，西迁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却能创造出大量的满文文学、历史等作品，也与新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有关，这里受汉文化的影响与内地相比就小得多，故而满语文不再弱势，而是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也新特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
再次，满语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像“雪球”一样，以华夏———汉文化为核心，不断融合了诸多民族的文化。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在这个过程中，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另外，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文化融合是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指两种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文化融合的一般过程为：接触———撞击和筛选———整合。在清代，既存在着满族“汉化”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汉人“满化”的情况[3]，由此可知，文化融合是互动的、渐进的，即在互动过程中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二、清代满语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古往今来的外国人都认为汉语难以掌握，但清初的西方传教士则注意到，满文因其为拼音文字而较汉文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比较容易学习。以著名法国传教士张诚（J.F.Gerbillon）为例，在汉文与满文的学习上，他认为：“汉文很难学，首先是难说，因为每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而每个字依照其不同的读音，要表达15—20个不同的含义。再就是难写，因为有与字同样多的字母。中文的字母和我们的不一样，但相同的是，有多少个字，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字母组合。”因此汉语文对西方人来说，就像“天书”一般。而满文恰巧没有这些难处。因为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动词的变化、动词词尾的变化、连贯语的连接词等语法特点对西方人而言比较容易接受，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说：“他们的（指满洲）文字与语言都容易学。”“满文无论从文字或语法结构上看，都比汉语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另一方而，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有需要也有机会学习和掌握满语。清廷的统治者与决策人多是满洲权贵重臣，与他们交往，掌握满文甚是必备。加之满语和西方语言特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早在清顺康年间，西方传教士就非常热衷学习满语文。因为满语文比较好学，所以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他们出版了很多著述，并将西方的一些著作如《几何原本》《西洋药书》《割体全录》等译成满文进献给皇帝。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1622—1688）自康熙十年（1671年）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27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帝，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学习的效果非常显著，能够同康熙帝用满语讨论西方科技，还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土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1696年，南怀仁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用拉丁文撰写的满语语法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继南怀仁之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和张诚于1688年抵达北京，被康熙帝留京供职。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也有些资料记载为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将满语文学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张诚，深受康熙帝的器重，曾数此随帝出游东北和蒙古。因为他熟谙满族语言文字，是当时传教士中学得最好的一位，所以得以帮助清政府与俄国进行有关《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他不仅在一些重要场合充当翻译，还指导其他传教士学习满文。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鞑靼语概要》，在欧洲是满语研究的开山之作，对整个欧洲的满语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此外他还编写了满语教科书和《满语字典》四卷。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其老师宋君荣在研究并翻译《尚书》时所采用的版本，就是康熙年间出版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他之所以要选《尚书》的满文译本作底本，满文的语言结构与法文相似是重要原因。他说：“欧洲人翻译鞑靼语，不至于像翻译汉文那样，一不小心，就会受对汉文结构的误解而产生的约束。”
他受乾隆帝敕编，第一次将《清文鉴》译成法文，经法国王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主朗格莱斯补充满文字母后，于1789年至1790年间在巴黎出版，名为《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字典收录了约13000个词条，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满—西对照字典，堪称西方人研究我国满族语言文字的集大成者。此外他还出版了《满洲文法》和《满法辞典》。德国语言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HeinrichKlaproth，1783—1835）编著了《满文选集———为学习满文的人准备的满文文集》一书，由皇家出版社出版。在1828年他写的序言里，我们了解到，在此之前，阿米奥（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已将其翻译的Mandchouisaboukhabitkhe（《满汉词典》）及一份法语版的满语语法摘录寄回欧洲，这些著作后来由热尔比勇（JeandeThévenot，1633—1667）著Relationd’unvoyageauLevant（《特夫诺文集》）。1665年，郎格列（Langlès）又将其列入Mem-oiresconcernanantlesChinois（《关于中国人的纲要》）的第十二卷。因此，当时在欧洲已经有了满语的语法和词汇学习书，不过尚缺满语的文章选集，这便成为了JuliusHeinrichKlaproth决定编写这部文选的动机。这部作品中收录了许多满语文章，其中还包括一些汉语翻译成满语的文章。1789年，郎格列还出版了Dictionnairetartare-mantchou-francois（《鞑靼满法字典》）。在序言中，他再次强调学习满语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关键：它帮助我们进入中国人文学的土地，并让我们避免学习难度极大的汉字，这种文字系统甚至吓坏本地人。然后，郎格列又接着补充列举了学习满语的众多优势：我们对满文书并无任何认识，这种语言的利益不可比拟，它能代替用来书写古书的其他三个或四个其他语言。作者警告，如果翻译词典时只是简单地去翻译一部现成词典，就会局限于只是对中文释义进行翻译。由上可以看出，以郎格列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多语种的语言资料来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广泛收集资料的严谨治学态度值得肯定和效仿。西方传教士充分认识到满文文献的重要价值，所以在中国大量收集满文图书运回国内。满文图书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历史上帮助了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用。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2
可以说，一个民族一旦缺少了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光大，可是，一个民族有了民族精神却没人把它发扬光大，那么也不行。因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就应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一员应尽的义务。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光从嘴上说说就可以了，我们还应该投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中去。就拿生活中的举手之劳说起吧，居住在同一个村，同一个镇的人，大家就应该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使各村之间的人际关系保持在友好交往，善待对方的状态下，这便是不可缺少的团结的力量。
还有，我们青少年一代，应多帮助弱者，尊老爱幼，使老年人不孤独，幼儿们不寂寞，使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被爱包围着。
我们只要多为别人，多为中华民族，多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努力做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能多做一些有益的事，那也算是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而出一份力。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3
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认知者对于该国家认知的反映。历史上，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面貌。从哲学家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的崇拜和赞美，到19世纪的政客商人对中国形象“堕落的黑暗王国”的丑化；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黄祸论”的流行，到20世纪对红星照耀下的苏维埃政权的礼赞；从费正清对于现实中国中传统的探究，到觉醒的龙、可怕对手的言论，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认知者眼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撰写的《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就将美国的中国形象细分为6个时期：18世纪的崇敬时期；1840年至1905年的蔑视时期；1905年至1937年的仁慈时期；1937年至1944年的钦佩时期；1944年至1949年的幻灭时期；1949年开始的一段敌视时期。
文化是一个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方面，是外来者认知该国国家形象的体验对象；它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基本面容，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在努力提升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必须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与文化形象的塑造。但是目前，从文化建设方面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还存在着一些困境，如思维与观念的惰性，我们常常重视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建设；常常重视现代色彩，而忽视文化传统；常常重视西方文化，而忽视东方文化。同时，我们还在民族文化素质方面存在一些弱点，如国民文化素质有待全面提高、崇洋心态、现代化的物质形态化等。我们的文化理论也十分薄弱，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文化理论创造的心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比较严重。此外，我们仍然存在上下之间的差距，如政府行为与民众意识的差距、领导意识与群众观念的落差等。
党的十七大强调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筑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的发展才是有后劲、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注重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就必须注重推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中的文化含量。
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设中，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努力发掘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着世界性的重要影响。自孔子以来的中国优秀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更为世界所折服。欧洲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志》中就写道：“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个民族，她在我们还没有发明文字时，就已拥有一部以固定的语言连续记载的历史了。”“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和资源。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关注西方、崇尚西方，而忽略了本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发掘与弘扬。我们应当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典籍中，去粗取精、古为今用，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在充分发掘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
二是全球化背景中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人们常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又对于发展中国家构成某种威胁，其中包括在世界性的文化趋同中对本民族文化带来的弱化影响。文化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面容，它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的生活形态。梁漱溟在谈到中国文化传统时认为，“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至少与各部门各方面相连贯）。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了中国人”。这表明，在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在城市改造建设中注重保护文化遗址和民族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传承民族节庆和民俗传统，在文化艺术中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艺术、民间手艺的传承保护。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本色构成了民族的面貌，也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推进文化建设中注重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才能真正提升国家形象，也才不至于在全球化背景中模糊了民族的身份和认同。
三是在汲取域外文化精髓中建设当代文化。推进文化建设、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色，并非意味着封闭、排外。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大国的气度，不断接受和汲取域外文化精髓。要以“拿来主义”的姿态，经过分析甄别，分清精华与糟粕，在传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汲取域外文化精髓，建设中国当代文化，在与时俱进中使中国跟上世界的步伐，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世界接轨。余英时在《以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意义》中指出，“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致于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各大文化当然都经过了多次变迁，但其价值系统的中心部分至今仍充满着活力。”这一分析，道出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因此，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应充满信心地汲取域外文化。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4
关键词：电影 翻译 文化间性 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4-0005-02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全球化也日益突显，西方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以汹涌的浪涛冲击着中国文化。各民族文化通过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突破地域限制和形式差异而走到一起。文化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集中体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过我们需要警惕文化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一是以其取代文化多元化，就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这必然会造成民族文化的沦丧。文化的多元化是建立在文化的民族化基础上的，离开民族化，也就无所谓文化的多元化了。二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化，也就是坚持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主张要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彻底否认文化全球化，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这很容易造成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必将造成文化交流的倒退。
文化全球化并不是要削弱民族文化，也不是让某种文化一枝独秀，而是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各民族文化之间互相交流和互补。文化全球化的主旨是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说要各种文化共存，这就是文化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枢纽，其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必然要落到文化间性的视野内，因为文化间性的共时观要求翻译体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
一、文化间性的概念
文化间性这一术语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中是非常常见的关键词。文化间性指的是国际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可交流性。文化间性的概念来自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其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
文化间性以文化间的对话为前提，它承认不同，在互动对话的过程中强调维持差异，和而不同。其中，差异最为重要。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异质文化之间才可能相互补充，并在相互的参照中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
文化间性本身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对话，而文本间性包括了文化的互相指涉，因此文化间性与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是紧密相关的。文化间性可以看成是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互相渗透而形成的一种复合间性，它同时具备了它们二者的特质。
所以文化间性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异质文化碰撞时互相作用、交互借鉴的内在关联，它以承认差异、互相尊重为前提。文化间性的重心在于异质性和对话性，对话的目的在于沟通。
二、电影翻译中的文化间性
影翻译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加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找到一个位于不同文化间的一个支点，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平等互动，并通过沟通产生共同的文化表现形式。这要求人们要有包容异质文化的心理，唯有如此，对话才能实现，异质文化才能融会贯通，并通过文化共性来推进文化互动，从而达到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在被认同和接纳的同时，也均希望独立和区别，这样双方才能有文化交流的可能和发展的空间。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作为文化间性主义者的译者，在翻译电影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文化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双方的共同发展，并以此切实加强文化间的互动，从而确保文化交流的顺畅、有效。
异质是文化间性的前提。两种文化在电影翻译中是有差异的，要将异质文化包含在一个译本当中，就必须以的翻译理念来生成既能使观众接受又体现源语文化的译本。
电影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途径，是发扬民族文化和融会异质文化的手段，因此电影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这就要求译者必须通晓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异质文化。这二者在译文中的契合度取决于译者的文化自觉，要求译者在欣赏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尊重其他文化，最终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而不同。电影翻译体现的是文化内涵，它实质上是一个文化对话的过程。
三、翻译的伦理
翻译理论学家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01： 139-154）归纳总结了五种翻译伦理，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职业伦理。
其中“再现伦理”指的是准确再现原文或者原作者的意图；“服务伦理”指完成客户的任务，满足客户的需求；“交际伦理”指的是跨文化交流，要做到译出语及译入语的跨文化理解；“规范伦理”指的是要符合规范，符合译入语的文化期待；“职业伦理”强调的是译者的职业操守。
这五种伦理并非协调一致，而是一直处于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状态下。译者要做到各方面高度协调一致显然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里涉及作者、译者、客户、读者等不同的主体，各主体在交往和对话中一直要受到这些伦理关系的束缚和制约。因此，一个成功的译者要做的，就是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主体达成最大限度上的跨文化合作。
四、电影翻译中的文化间性伦理
文化间性对指导译者进行电影翻译实践、构建电影翻译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译者只有充分理顺由文化间性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和翻译中的各个主体平等对话、最大限度地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使译者从文化的角度认识电影翻译的本质
翻译中的“交际伦理”指的是跨文化交流，要做到译出语及译入语的跨文化理解。在电影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把异质文化映射到本民族文化的氛围里，一般都是本着不损失源语文化的原则。但电影翻译是两种文化主体的对话，是一种双向行为，每个文化主体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因此译者必须考虑文化差异，正视文化冲突。只有解决了这种冲突，我们才有可能生成既体现源语的文化特质，又能融入目的语文化的和谐译本，从而满足电影翻译的交际伦理诉求。
为了突破文化藩篱、促进文化交流，文化间性翻译观要求译者用文化自觉的态度从事电影翻译实践，同时也更加强调异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文化反思：既要用开放的态度去包容异质文化的各种元素，又要积极突显源语文化。只有承认差异的存在，单一和多元、个人与他者才能在辩证的关系中融合。
因此，在电影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认识到翻译跨文化交际的本质，并能够以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进行电影翻译实践，从而使译文实现继承本民族文化和吸纳异质文化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二）可以使译者从文化角度把握电影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再现伦理”指的是准确再现原文或者原作者的意图；“规范伦理”指的是要符合规范，符合译入语的文化期待。也就是说，译者一方面要力争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一方面又要满足观众欣赏电影的文化期待，译者唯有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才能实现最佳翻译。
电影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是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行为中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归化是目标文化为主导的译法，是为了照顾电影的目的消费者，而异化则是以源文化为主导的译法，是为了忠实于原剧本的作者。译者可以以目的语文化为参照而采用归化策略， 也可为彰显文化差异而采用异化策略。
在电影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界至今仍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再现伦理还是完全遵守规范伦理，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大部分的译者还是认为归化与异化都是不可或缺的。鉴于文化之间的诸多差异，电影翻译从根本上来说，应该适当传达源语文化中的各种要素，以促进双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因此，在电影翻译当中，异化策略应该是主导，归化策略应该是基础，这才能满足文化全球化的需求。与以往相对封闭的交流形式不同，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高速通道使得文化传播快捷而方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译者就更需要在译前研究分析作为文化消费者的观众对他者文化的消费能力和审美预期，以异化为主导，满足译作消费者对他者文化的客观需求。否则，电影翻译将失去它的市场。
（三）可以使译者从文化角度领会电影翻译的宗旨
“服务伦理”指完成客户的任务，满足客户的需求；“职业伦理”强调的是译者的职业操守。文化间性翻译观要求译者运用科学的电影翻译方法去影响一种因袭了千百年的文化思维模式，给目的语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它以文化共性为平台，力求满足双方的需要，使观众可以接触异质文化，并逐渐理解异质文化，最后可以融会异质文化范式。在这样的文化间性翻译观指导下，译者就可以把译出语中的异质性的相关元素呈现给观众，由此实现电影翻译的基本宗旨，使更多的观众得以感受全新的语言和文化境界，从而完美地完成客户所委托的翻译任务，身体力行自己的职业操守。
看一下西方的翻译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强势文化在翻译弱势文化的文本时，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归化策略用自然的语言来顺应译入语的文化范式，所以可以做到不露痕迹的翻译。韦努蒂（Venuti，1995）把归化翻译视为是主导的英美文化在翻译上的体现。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命题”。归化翻译以抹杀译出语的异质性为代价，将其看成是阻碍文化交流的元素，而且反映出了一种本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这是有违职业伦理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就是一种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抗衡的努力，是在后殖民语境下两个交际主体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出现不计其数的英译汉影视作品，而西方却只有少得可怜的汉译英影视作品这一现象。
在文化间性的翻译观下，译者可以从文化角度领会翻译的宗旨，在电影翻译实践中能够以文化自觉的态度有效地抵制文化霸权的侵袭，并积极发扬本民族文化，从而使二者真正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真正践行职业准则。
五、结语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各民族的文化杂合是大势所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要想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用开放的精神去融合他者文化。翻译是开启跨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在跨文化翻译中，我们必须以文化间性为基础，以翻译伦理为规范，做到在世界文化的共性的基础上保护民族文化的特质，共同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礼。
参考文献：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5
一、中学多元文化英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
随着语言全球化的到来，多元文化不断渗透使英语教育饱受争议，民族文化认同受到巨大冲击。随着全球文化浪潮的波涛汹涌，世界各国的文化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同化和冲突，我国中学的英语教育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狭义的理解：一个民族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可，包括该民族的行为、思想和制度等内容。民族文化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讲，关系着整个民族的团结和人心的凝聚力，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因此，一直以来备受人们关注。民族文化认同诠释着民族认同，是它的具体表现，也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
在英语教育的范畴内，由于英语具有语言的工具性特征，使得中学生或多或少忽视了文化价值传播的意义和文化认同构建的效应。国内外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从宏观上来探讨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囊括了传统宣传、教育引导和制度构建等方式。在传统的语言教育中，大部分学者通过研究都希望能成功地学习好外来语言和顺利完成跨文化的交际；只有极少数学者关注了多元文化交际中的本土文化认同构建。客观地讲，任何一门语言都具有引导性，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多元文化语言教育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构建迫在眉睫。
二、中学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当我国本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外来的多元异质文化就会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化，本土的民族文化认同就会面对挑战和危机。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我国中学英语正处在改良转型期。外来多元文化的侵袭，打乱了正常的英语教育秩序。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尚处于懵懂期，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就显得尤为关键。随着全球化概念的普及，英语俨然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极大地威胁着整个世界的语言生态环境。随着英语的迅速发展，使用英语国家的文化等也将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就有可能吞噬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使其丧失多样性。如此一来，处于被传播国家的文化就会逐渐失去生存空间，文化主权就会受到极度破坏。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深刻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因此，我国中学英语教育应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及其带来的各种影响。
中学英语教育不再只是教授外国语言知识，还跟社会有密切联系。语言是文化的媒介，所以英语教育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教育者个体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度。对于我国中学教育而言，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我们应关注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处理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发展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对中学生进行英语教育。
总之，中学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应该解决的问题。如何从理论上理清外语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认同建构的相关概念及其实施策略也成为本领域研究的当务之急。
三、中学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构建
在中学英语教育中，老师主要以文化教育、文化活动等主要方式来解释文化认同与英语教育的关系。民族文化认同可以被当作是英语教育的非语言结果；同时，也可以把民族文化认同当作英语教育中多元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的基石。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民族文化认同是与其他视角有区别的。多元化英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是从人与人相互交流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认同发展历程的，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民族文化认同，探究语言传播过程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变化。
英语教育不可以没有意识形态，英语教育活动中经常会传递一些价值观念。从目前的中学英语教育过程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状况分析，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国内大部分中学逐渐意识到英语教育中的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一般英语课程中都包含了民族文化的内容，选择的是一种常规认同构建的方式。教学目标单一，有着比较直接的教学效果，容易进行评估。然而，此种教学方式形成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不稳定也是不长久的，很容易被外来文化颠覆和破坏。
在多元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中学，如何从中学英语教育中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具体需要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改革中学英语教学内容和考核机制、提高师生多元文化交流能力等方面进行构建。
1.增加中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理性对待外来文化
中学英语教育使中学生不可避免且经常会接触到外来文化。不得不承认，外来文化中的确有些思想和先进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更多的内容是英语国家通过文化传播强加到中学英语教育内容中的，妄想瓦解或减少我国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这是每个中学生都不能接受的。若要增强中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首先要熟悉我们民族的文化，并对其中优良传统进行传承和弘扬。再者，要学会用理性的视角和思维去对待外来文化，自觉抵制外来英语文化的侵袭。
2.改革中学英语教学内容和考核机制
一直以来，我国中学英语教学内容选材都是坚持选材的广泛性、体裁的多样性和语言的规范性。选材兼有的趣味、知识和思想等特性。诚然，这些都是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益的，但从研究者对中学师生调查的数据表明，现在中学英语教学内容中涉及民族文化的内容相对较少，这个现状是亟待改变的。首先，要加大民族文化和英语教学逻辑关系的理论研究，强调民族文化对中学生学习的重要意义。其次，适当增大中学英语教材民族文化内容的比重，从而能更好地提高中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积极性，也能增强中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再者，开展民族文化与外来英语文化比较的课外知识活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活动方式。
3.提高老师和学生的多元文化交流能力
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提高老师和学生多元文化交流能力的。根据这个现状，考虑到英语学习中文化背景知识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应该充分弄清楚和理解多元文化与英语学习的关系，这也是提高教师和学生多元文化交流能力的首要步骤。英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是互补的。通常的认识，语言教育是文化传播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语言涵盖了文化的各种元素，并且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对语言学习的中学生而言，无论是母语学习还是外语学习，在学习语言的同时，都是要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的。在英语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善于处理二者的关系，给予学生正确的指导。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6
关键词：全球化 语境 汉籍外译者 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汉籍主要是指所有能体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反映中华民族的语言特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著作。汉籍外译者主要是指从事汉籍外译工作的中国译者。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紧密的联系，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词汇，而是我们真实的世界进程。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在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如何既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精华，又保持本族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文化发展同样面临如何在与世界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问题。这其中在全球化语境下汉籍外译者文化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汉籍外译者的文化意识源于他们的文化使命和由此产生的文化态度。为此，本文从全球语境下汉籍外译者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态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其文化意识。
一 汉籍外译者的文化使命
有史以来，译者的职责便是将本国的文化介绍给其他民族，同时将外族的文化介绍给本国人民，起着两种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而汉籍外译者的主要职责便是将我国的优秀文化介绍给其他的国家，这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起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不同时代的汉籍外译者在时代的要求下有着不同的文化使命，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汉籍外译者更是肩负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的文化使命，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弘扬中华文化
众所周知，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还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起始于该民族的语言，同样也终结于该民族的语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而英语的历史优势使得各国对英语的学习和重视与日俱增。全球“英语化”的浪潮更加凸显了弘扬民族语言文化的迫切和必要，因此汉籍外译者的首要文化使命便是弘扬中华文化。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不仅源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更在于我国人民所创造的深厚丰富的文化。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属于我国人民的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伟大成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曾说过21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毕竟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重新占据主导的地位。这句当时被很多西方媒体嘲笑为夜郎自大的言论在今天已经被历史所证实，由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所引申出来的“和谐”不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更是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矛盾的主流思想。
而汉籍外译工作者的首要文化使命便是弘扬中华文化。这不仅是我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的关键时期，客观、积极地弘扬中华文化将有助于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将有助于中国以更加独立、绚丽的姿态融入世界全球化中去。在汉籍外译过程中，翻译者应该主动地把中国优秀的文化著作翻译成外语，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从而让世界共享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
2 与全球多元化文化平等对话
当前，我国人民正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中，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应该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实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成为世界文化对话论坛中的一个主要声音。
翻译工作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起着文化的引进与输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桥梁作用。在当前全球语境的大环境下，汉籍外译工作者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与全球多元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是时代赋予其的又一重要的文化使命。在翻译的过程中，工作者应该以平等为前提，从客观的角度，立足介绍中华灿烂、丰富的文化的基础上，把传统和现代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思想和具体的科学文化精品作品翻译成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让属于中华文化的经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时让中华文化以平等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到全球多元化文化的对话中去。我们展示中华文化，但不会违背其他国家的语言规律；我们不会称霸世界语言文化，但也不会屈服于其他语言文化的压迫。
当然，在争取与全球多元化对话平等对话的过程中，汉籍外译者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应该以博大宽容的胸怀，兼收并蓄的思想方针，克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既反对文化霸权真友谊，也不一味盲目地排斥外族文化，使中华文化在与全球多元化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弘扬中华文化，共同推动世界进入一个多元共存、各抒己见、百花争鸣的文化开放的新时代。
3 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