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可行报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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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可行报告

养老可行报告范文1

何为养老金替代率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养老金替代率越高,也就意味着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越少,生活水平相对越高。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为69.18%。

2011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2452元,月均约3537.67元,而国家审计署近日的审计报告则显示,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为月均1516.68元。若按照这个数据,2011年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按照国际经验,养老金替代率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

简单说,一个普通参保者,退休当年工资水平10000元,那么年养老金6000元至7000元的话,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延迟退休是选项之一

多位社保学者认为,若充分考虑部分行业及特殊人群的需要,弹性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制度,将可以有效提升大部分人的养老金领取标准。

影响基础养老金领取水平有三大因素: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个人的终生缴费基数记录,缴费年限。根据计算,如果在职期间是按个人实际工资100%缴费的话,50岁退休后养老金的替代率为35.37%,55岁为41.68%,60岁为48.93%,65岁则提高到58.62%。从这个角度看,延迟退休年龄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群来说,可以显著提高其养老金的领取水平,因此是有利的。

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养老保险由于在迅速扩大覆盖面,收入仍大于支出。但已经有多个省份出现收不抵支现象。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在制度难以大动的前提下,调整参数是可行的。

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三个重要参数:替代率、缴费率和赡养率。从现状看,替代率已经非常低,再调低已没有空间;考虑到企业的压力已非常大,缴费率进一步提升也不可能。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调整赡养率被认为是可行的举措。

建立多元保障体系

专家认为,要让替代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我国的养老保险就必须建立一个多元的保障体系。对此,我国最初的设想是建立一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早在1995年,原劳动部就出台过《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不过,直到2004年,原劳动部在此基础上出台《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后,这项制度才真正开始建立。如果企业年金制度能够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就有了“双保险”。企业年金能在政府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增加20%至30%的替代率。

养老可行报告范文2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养老功能;对接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本课题研究目的是建立京津冀一体化政策下新型异地养老模式,实现承德对接京津养老服务的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商品化。

1 承接京津养老需求――综合养老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市户籍总人口1277.9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7.9万人,占总人口的19.4%。这意味着每5个北京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截至2010年年底,天津市户籍总人口为984.85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6.4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7.91%。

北京城市发展畸形,功能覆盖太宽,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隐患增加。适度让北京减肥,弱化其中一些功能,比如把集中养老选址放到周边小城镇,是解决北京养老问题的关键。这也意味着为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异地老年基地市场前景看好。

2 落地政策、土地供应、配套设施全部到位――综合养老基地建设的可行性

首先在大城市内部建立养老基地的案例并不成功,大城市的建设成本和人力资源使养老费用过高,大部分老人无力承担,即使一部分富裕老人有相应的经济能力,也因为养老社区过少、预定不上而放弃。其次,外部养老基地集中在国内部分海滨和西南省份,以酒店、公寓出租为主,不能满足老人建筑特殊构造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弊端,比如海南养老基地由于位于中国最南部,探亲距离较长,对于父母和子女亲情联系造成不便[1]。

河北省环京津城镇土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以承德和秦皇岛为例,都是这几年京津市民选择度假产业的首选地,这些城市经济产业急需发展,但缺少可行的战略方案,这两者互补性强。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发展养老基地不仅解决了部分大城市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周边城市的发展。使区域的城镇化体系更加完善、合理,另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

在政策层面上,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步伐不断迈进,河北省各地市都做好了对接京津的准备。承德高新区位于北京东北部,距离北京较近,有天然的对接优势。

在地域上承德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耕地广阔、空气清新、水源充沛,森林覆盖率达55.8%,是建设规模化养老基地的最佳区域。承德市环抱京津、紧邻三港,是连接京津冀辽蒙的区域通枢纽,随着京承、承唐、承朝、承赤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京沈高铁、承德机场的加快推进,即将进入首都1小时交通圈。特别是市域面积达到3.95万平方公里,是北京的两倍多、天津的三倍多,承载力和开发空间非常广阔,是首都进行功能疏解的最佳对象。

在公共服务方面,承德具备城市基本生活设施,文化、餐饮、娱乐、购物、医疗等方面能够满足老年人基本需要。

3 对接养老基地建设要点

3.1 养老基地规模和功能设计

在规模和功能上突破传统养老院规模小、功能单一,只解决生理护理,养老基地将与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休闲度假等相关产业相结合,构建广义养老产业群,形成以城镇化发展为整体框架的区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包括健康养老模式、康复养老模式、农村养老社区模式。积极推进集保健、康复、锻炼于一体的综合体系[2]。

3.2 要有配套医疗机构作为保障

政府在老年人医疗、社保等养老保障问题上,对异地养老人员应给予一定的优惠、补偿,鼓励老年人异地养老。一方面需要把北京较好医院资源部分转移到周边城市,和当地医疗资源相结合;另一方面实现京津冀三地医保联网,老人可以在养老地使用医保卡看病和买药。

3.3 引入“以房养老”概念,解决入住资金问题

为“以房养老”的理念实施率先建立实验区。运用以房养老等融资手段,将老年人手中拥有的房产财富得以有效释放,基地养老和以房养老可有机融会一起,在针对不同经济状况的老人提出有针对性养老费用筹集方案。对于有自有房产但养老货币资金不足的老人量身定做住房逆抵押贷款方案[3]。

4 结语

本文提出的模式在理论层面上突破以往承接京津功能范围,以银色产业代替原来的低端产业。最终形成与大城市经济社会快速链接的通道,在未来的“京津冀一体化”中,发挥特色资源优势,准确界定城市定位与职责分工,为城市发展提速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张晶华,我国养老地产现状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0(4):71.

养老可行报告范文3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规模。中国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缺口,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公认的事实,但对这个缺口规模的大小,却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下面介绍几种研究成果的缺口测算规模,从缺口的量化认识来看划拨国有股解决这一缺口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世界银行对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测算是不断变化的。根据世界银行基于1995年中国第一次试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方案的测算,认为养老金隐性债务为1994年GDP的46%~49%,即21468亿~22868亿。如果提高费率,缺口还可以下降,在缴费率为18%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1.92万亿元。但根据世界银行一项新的测算结果,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约为1998年GDP的94%,即72349亿元。

2、国务院体改办《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研究》课题组的测算结果。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和美国安泰国际保险公司合作,详细测算了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隐性债务。在该课题组200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对隐性债务分5种方案和3种投资回报率测算,得到的债务规模在27627亿元至119354亿元之间。

3、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的测算结果。他们在2001年完成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中,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进行详细的数学测算,按照现行退休年龄,社会统筹基金在未来28年中平均每年将出现1030亿元的缺口,总缺口2.88万亿元。

在上述测算结果中,大体可以对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规模分为低、中、高三种类型。可以把测算结果不足3万亿元的称为低估算类型;把测算结果在3万亿元至7万亿元的称为中估算类型;把测算结果超过7万亿元的称为高估算类型。其中低估算类型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是一种比较短期和现实的测算。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等问题,其债务规模可能向中估算类型或高估算类型发展。当然,这个缺口是针对全国数据测算出来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养老保险金的收支情况差异很大,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离退休人员多的省份,养老金缺口可能会更大。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形成的原因。造成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应把它视为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带来的成本。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逐步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初步明确并逐步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养老保险制度。但是,这种新制度的前提是“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能够满足已经退休人员和不断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需求,这样才能使没有缴纳退休金的职工得到退休金。所以,只有在退休人员数量少、收缴情况较好的情况下,新制度才可以正常运行。问题是1997年开始实施的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严格控制住退休金的迅速增长,导致“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在新制度建立初期就无法满足已经退休和不断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需求。这样,很快使“社会统筹”基金入不敷出,导致社会统筹基金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个人账户”的积累基金不得不被挪作社会统筹基金使用。

总之,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退休金债务,新制度安排对这些债务估计不足,没有建立单独的债务补偿基金,当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大量职工退休和提前退休时,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出现大规模缺口。值得注意的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越趋严重,将使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妥善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划拨国有股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一)合理性。从国有资产总量看,建国初期的国有资产只有200亿元,1993年上升到34950亿元,增加175倍。这是在几十年的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率的条件下形成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中的老年人、中年人过去的劳动贡献的积累。所以,在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上,实际包含着相当一部分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负债,现在盘活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保基金,实际是国家对职工的一种返还,因而是合理的。

(二)可行性。开通筹资渠道是否可行,关键看是否有“货”,是否能操作。

1、这条“河”里大有“鱼”在。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国有净资产值为2.2万亿元,如果考虑资产的质量变化,企业所占土地价值和通胀因素,则会达到3万亿元左右,而每年需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占国有净资产的比例不大,从中盘活,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存量,基金的缺口度有所缩小。

2、有初步的盘活方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采取不同的盘活方式:如对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破产、拍卖,对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对国有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等,通过这些方式既可以促进经济改革,又可盘活一定量的国有资产弥补基金缺口。

3、有灵活多样的划转办法:一次性和多次性。一次性是将国有资产转让、拍卖所得的资金合理过渡为社会基金,以救近火之急。另一种办法是结合国有企业改制,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以股权的形式折算人社保金。即在改制企业里,将与老年人和中年人的社保金相对应部分从现在的企业资产中剥离出来,以股权的形式由保险机构持有,然后将部分股权所得收益根据职工的工作年龄和原工资水平倒算出他们应得份额。

三、划拨国有股的方式选择

(一)对于国内首次上市(IRO)的上市公司,如果有国有股,在上市时统一划拨其国有股股权的20~30%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或省级统筹基金,这部分股权在上市之初就明确属于中央和省级社保基金所有,性质是非流通的一般法人股。中央和省级社保基金虽然没有以现金出资,但和其他一般法人股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在将来非流通股转流通股的过程中,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考虑优先转化为流通股。这样,新上市股票划拨国有股股权的办法是为了保证社保基金有比较固定和可以预见的资产收人来源,否则可能会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问题。对国外新上市的公司继续执行原来的现金减持办法,以保证社保基金的现金流动性要求。

(二)国内已经上市的股权属于中央政府所有的上市公司,对于那些国家认为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统一划拨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的20%~30%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这部分股权可以作为保持国有控股地位而“长期持有”,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得转让变现,而通过持有股份的分红来体现作为股东的权益。

养老可行报告范文4

外汇储备充实社保基金不可行

《中国经济报告》:截至2013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3.44万亿美元,如何善用巨额外汇储备是近来的热议话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来自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向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提问:面对人口老龄化、养老等方面的需要,中国是否会考虑将外汇储备资金注入到社保基金之中。之前,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建议,可以拿出1万亿美元投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将有助于释放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同时又不会加剧通胀。你们如何看这个问题?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耶鲁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的提问,本质是中国是否考虑将外汇储备资金注入到全国社保基金之中,壮大它的规模。而雷文的建议是将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投入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里面去,罗奇和雷文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它既有显性债务,也有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是指空帐,2011年空账额达22156亿。个人账户空账额继2007年突破万亿大关后,再次突破2万亿。我们几年前曾有一个测算,空帐额最大时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那时将达到6万亿人民币。这个规模,正好是雷文说的1万亿美元左右。所谓充实到社保制度里面去,那么我理解就是用来做实个人账户,对这个显性债务进行公开补偿。当期的收支不用立马进行补贴;社会统筹是有隐性债务的,但目前也不用将现钞准备在那里。

所以,在我看来,所谓“用外汇注入到社保制度”,其实就是指用于做实账户。罗奇先生的这个建议是很专业的,很内行的,他们没说用外汇去弥补当期有可能出现的收支缺口。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是非常落后的,投入进来是要承受贬值风险的。所以,权衡是否注入的一个经济标准就是看这个投资体制是否有效率,即它的投资回报率是否能跑赢外汇管理局的投资收益率。很显然,目前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是跑不赢外管局的。

涂永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教授):我认为罗奇的说法不可行。外汇储备是国家从企业和个人手中购买的外汇,与外汇储备等价的人民币已经给了企业和个人,进入到国内的流通中。如果国家将1万亿外汇储备拨给社保基金,社保基金用其兑换成6.2万亿人民币,央行就需要增发6.2万亿人民币,加上之前央行购买这1万亿美元时已经支付的6.2万亿人民币,这样的安排使得一笔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应了两笔6.2万亿的人民币,相当于在两个不同的时间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两张皮,凭空多增加6.2万亿的人民币投放,怎么会不增加通胀压力?因此,这样的提议,只能说明对外汇储备的性质及其与本币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用外汇储备购买外国的商品与劳务来补充养老设施、服务的不足,倒是一个可行的建议。

封进(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外汇储备不可直接投入社会保险基金,但可形成外汇资产,其管理所获得收益可以划拨补充社保基金。对内看,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央行通过发行信用货币换取的。企业和其他微观主体将贸易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向中央银行兑换成人民币,随着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央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也增加,相应地,投放市场的人民币数量也在增加。实际上,央行是用创造出来的信用货币换取外汇,外汇储备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央行或政府,而是属于微观经济体。实际上这些外汇收入也并不是企业的净利润,其中还未扣除必要的成本。

因此外汇储备不能直接用于补充社会保险基金,我也认为相当于再次发行了本币货币。如果将1万亿美元投入到养老基金中,老百姓拿到这些美元,需要再去换成人民币,央行就要多发行货币,这会导致通货膨胀,使得养老金的实际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需要将负债转换为资产进行投资,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运作,为储备资产进行保值和增值。如果能够保证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并获得收益,这部分收益是资产管理创造的净收益,有可能用于补充社保基金。

外汇储备不能用来发福利

《中国经济报告》:楼继伟不赞成外汇储备充实社保,他说,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假如做不到,风险就太大。 罗奇、雷文与楼继伟的观点有所分歧,如何看待他们的分歧?

郑秉文:基于上述事实,我同意楼继伟的观点,不赞成目前立即用外汇储备用于充实社保制度里面来,比如用于做实个人账户,把空帐给做实,条件还不成熟,起码要等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之后。但是,罗奇先生可能不太知道,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帐户都没有改革投资体制,巨大的外汇储备放在社保制度里面不可能保值增值,银行获活期存款利息,远低于多元化在海外投资水平,还不如现在放在外汇管理局那里获得的投资收益率高,所以,动,宏观上看是划不来的。

封进:3.4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至少1.26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美国的通货膨胀会削弱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实际价值。从经济学上讲,为什么偏要去买国债而不加强社会福利建设。我认为,外汇储备不能直接用于发福利。

社保基金2001年以来的平均投资收益率超过了8%。今后增加国有资产划拨给社保基金比例,增加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并更多用于社会保障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方向。

涂永红:外汇储备是外币资产,不可避免地有汇率风险,收益不稳定,例如,近三年美元对人民币贬值超过20%,欧元也如此。

外汇储备与国家的粮食储备一样,有其特定的功能。外汇储备要足够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进口、投资、偿债的外汇需求;要足够满足支付干预汇率、防止国际投机势力冲击本币。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手中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现金为王,不仅支持了人民币升值,而且还购买了价格比较低廉的资源、物资和技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债是安全性最好、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时代,保持流动性良好的足够多的外汇储备,是国家金融安全、危机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比较优势的前景吸引了全球热钱,在中国资本账户逐渐开放过程中,中国很可能遭遇类似亚洲金融危机中热钱攻击港币的事情,必须准备足够多的外汇储备。

社保漏洞

《中国经济报告》:楼继伟的“社保漏洞”论,引发舆论对社保体制的关注。他指出,现在社会保险等各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不把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约束、有激励的机制安排,包括管理方式上的改变,给多少钱也会吃光。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

郑秉文:由于制度设计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社保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果说漏洞,其中一个最大的漏洞就是个人账户的空帐问题。按照制度的设计,这个账户是应该做实的,里面是应该有真金白银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账户是难以做实的,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记账额天天增加,年年增长,每天早上醒来,啥还没干呢,政府就欠大家个人账户几十亿元,每年几千亿元。可以说,政府找钱做实账户的速度跟不上记账额增长的速度:2006年记账额是0.99万亿元,2011年是2.49万亿元,我们能有这个能力去做实它吗?我们从2001年就开始做实账户试点,10多年过去了,目前还不到3000亿元,就是说,大约9个参保人里,只有1个人的账户是做实的。这个漏洞之所以说是漏洞,还因为,我们不但要有2.1万亿的现钞来做实账户,而且还要必须让他保值,否则,就真的是个漏洞:做实的规模越大,贬值风险就越大。之所以说它是漏洞,还因为,即使投资体制改革了,投资收益率提高了,但如果它不能赶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话,也是要产生巨大的福利损失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是14%以上,那么,即使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了,但如果投资收益率远远低于14%,其福利损失也是巨大的,这个福利损失可以量化,量化的标准就是替代率。比如,20年前从工资里每月都代扣代缴8%进入个人账户,年收益率率如果是14%,那么今天它提取成为退休金的话其替代率还跟以前差不多。但如果不是这样,它的年利率仅为2%,那么,今天退休获得的替代率就损失了12%,这就是生物收益率的概念,就是说,当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之和远远大于积累制条件下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时,这个积累制就是低效的,应该放弃,而应采取现收现付制,这样就可获得一个生物收益率,或称作内部收益率。

现在看来,即使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了,收益率也未必达能够超过10%,如果能达到或超过10%,这个制度是有效的,达不到就应选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这时帐户就应做空,而不是做实。

个人账户的引入显然不是一件成功的事情。它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很多问题都出在它的身上。就是说,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引入实账积累的个人账户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引入个人账户是划不来的,大家是不愿意让储蓄仅享有银行利息的收益率,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而是愿意去投资,于是,绿豆、君子兰、普洱茶、大蒜等都有可能成为投资品,楼市当然就必然都成了最佳的投资品,所以,楼价不管想什么办法都控制不下来。正是在这个外部经济环境下,你建立的社保制度强制性地仅给2%的利率,很显然,从参保人到政府,都没有积极性做实账户。

这里说的个人账户空帐只是其中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甚至成为一个漏斗,这个漏斗的含义是指,它只保输不保赢:账户资产是以平均寿命预期来计算的(比如60岁退休就除以139个月,55岁退休就除以170个月等等),但高于平均预期寿命的账户持有人就会产生缺口,它由统筹基金予以补充,而统筹基金由财政来补贴,等于缺口由财政补贴;而寿命短的人,其账户资产由家属予以继承。

还有很多其他一些漏洞。其中,参数碰不上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制度赡养率是33%左右,在当期收入和支出大致相抵的情况下(做实账户资产也都算进来),28%的缴费率应获得80%以上的替代率,但目前的替代率不到50%,这充分说明,费基和费率等都严重不实,费率很高很高,那只是名义上的;再如,按照当地上一年平均收入作为基数,这是严重的不合理,一下子就少了14%的费基,且收入多少存在太多的不平等。再例如,非正规就业人数参保的比重越来越多,而他们的费率要低于正规部门的8%,这也等于是拉低了费基。再如,多缴多得的激励因素太弱,大家都情愿以最低的门槛进入这个制度,再以最少的缴费去换取一个终生的权益资格。再如,越是富足的省份,执行的实际费率就越低,因为社保基金规模已经十分庞大,银行活期利率使其损失太大,只能人为降低费率,减少他们的正缴收入,这就增强了发达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使发达地区越发达;再比如,双重征缴体制(地税系统和社保部门征收社保缴费,在地域和人口比重上目前基本上各占半壁江山)在制定《社会保险法》过程中曾达白热化,但最终还是没能解决,保留至今,这个体制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地税征缴导致的后果是很多人和钱对不上;再比如,非正常缴费比重太大,它已逐渐成为补充制度收入和平衡财务的一个常规手段:2010年非正常缴费占养老保险征缴收入的12%,高达991亿元;2011年非正常缴费占养老保险征缴收入比例上升到13.6%,高达1900亿元。大量的非正缴收入导致大量人员以较低的缴费水平进入到制度当中来,弥补了当届政府的制度收入,但却永远地把这个定时炸弹留给了未来;再如,每年非正常退休人数都不少,2006年是63万人,占当年退休人数的22%,2007年这两组数据分别是74万和21%,2008年是85万和20%,2009年为86万和16%,2010年是67万和13%。在法定退休年龄本来就已经很低的条件下,每年有规模如此庞大的非正常退休人员,这显然成为未来财务不可持续的又一个定时炸弹;由于种种原因,由于统筹层次低,地区间基金积累严重失衡,支付能力差距很大,发达地区每年沉淀大量基金余额,而欠发达地区每年都收不抵支,不得不每年接受财政补贴,造成一方面基金结余太多,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大量财政补贴,每年多达2000多亿,十几年来已超过1.3万亿元。

封进: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原理是封闭运行,要求能自我平衡,不能长期依靠外源资金,否则难以持续。中国当前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主要问题是未能解决好转型成本问题,即由于改革形成的对老人的养老金债务。为弥补转型成本,个人账户缺口达2.2万亿,财政补贴逐年上涨,缴费率高达28%。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一是明确转型成本融资渠道。二是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如降低缴费率、明确个人账户收益率等,提高参保收益率,增加参保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

社保基金不存在“缺口”

《中国经济报告》:用巨额外汇储备做实个人帐户有必要吗?对于“缺口”争议点在哪里?

郑秉文:从我个人的研究来看,与其当期用于分配,像阿拉斯加那样,就不如用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建设;在投资体制没有改革的前提下,与其用于注入空帐,就不如建立一支养老基金,用于境外的投资以应对未来中国老龄化。众所周知,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异常严峻,比许多发达国家都严峻得多。

所以,我认为自然资源和外汇资源等都不要当期用光,要从长计议,将一部分资源或以金融资产的形态、或以物理的原本形态保留给后代,要考虑到人口结构的未来变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社会变化,甚至未来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到稳态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和结果。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们的人口远远少于中国,资源比中国还富有,但他们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挪威石油、矿产、森林等很多自然资源人均水平都高于中国,但他们仍然从长计议,其中,他们用石油的出口收入建立起一支养老基金即全球政府养老基金,将其在海外进行投资,增值保值,用来给子孙后代应对老龄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将石油的物理形态变成金融形态,他们认为,金融形态的资产容易保值增值,容易投资,比石油的物理形态要强得多。我们用出口商品换回外汇,就用财富的物理形态变成金融形态,那么,就应该让他真正地成为金融产品。中国经济增速趋于缓慢有很多原因,长期看,劳动人口减少也是一个原因。国务院将中国GDP增速下调到7.5%就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警示,对建立养老基金是有意义的。

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当前每年养老金制度的收支大致可以相抵,几乎没有缺口,如果加上2000亿元的财政补贴和非正常缴费收入,每年还能有几千亿的盈余,每年还能形成积累,不用四处筹资发放养老金。所以,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来看,庞大的外汇储备还暂时难以充实或注入到这个制度当中来,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一支养老基金。

封进:需要指出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社保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保险基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基金。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由企业和职工缴费和政府补贴形成,基金支出为日常的养老待遇支出,2012年养老保险基金总体上有约1.9万亿的结余,其中包含了各级财政的补贴,例如2011年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在2272亿元。目前有不少省份并没有结余,而是有亏空,需要政府补贴才能收支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微乎其微。随着人口老龄化,未来养老基金收支平衡需要更多的财政补贴。而采用社保基金形成的储备资产是未来补贴来源的重要渠道。

社保基金是储备基金,不用于日常支付,其目的是应对未来的社会保障支出风险,社保基金目前资产为1.1万亿。社保基金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财政拨款,占60%,另外的资产来源于投资收益、发行彩票收益、国企红利等。

如前所述,外汇储备不能直接冲抵养老金隐性债务,不能直接用于弥补空帐。社保基金本身并不存在“缺口”一说。

涂永红:再次强调,外汇储备对应的是对国外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力,不能简单地拿来兑换成人民币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养老金空帐,一方面会造成通货膨胀,使得养老金缩水,缺口更大;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汇率风险导致外汇储备资产不断缩水,因此外汇储备不是理想的补充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弥补社保基金缺口,关键在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降低2-3个百分点的投资,补充社保缺口的资金来源问题就可解决。当人们有了社会保障的安全感,就敢花钱,消费对经济拉动的贡献就会增加,经济增长、就业不会因为投资减少而受到不利的影响。

他山之石

《中国经济报告》:利用外汇储备充实社保,国外有类似做法吗?

郑秉文:将资源留给后代,应对老龄化,这些举措在其他国家可以,为什么在中国不可以?可以借鉴的例子就是刚才说的挪威的例子。挪威1969年在北海发现石油,很快成为北欧最大的产油国和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为保值增值,把物理形态转换为金融形态,石油出口以后获得外汇,创立养老基金。2010年挪威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5%,预计在2020年和2030年将分别上升至17.6%和20.4%。该养老基金是挪威为应对未来养老金缺口而建立的养老金储备,平横由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冲击。所以,利用外汇储备应对老龄化,这是一个好主意,也是外汇储备的一个好出路。

养老基金大到一定程度应分拆,通过让其竞争,来提高运作效率,所以,我刚才说到,除充实现存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之外,应再建立一支新的养老基金,让这两支养老基金相得益彰,在海外投资时有不同功能和目的,进行风险对冲,配置资产时相互弥补。

封进: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收入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占比相对较少,随着经济发展,今后财政支出需要更多投入到公共品供给。但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参与社会福利并不是越多越好,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暴露出高福利导致的国家财政的脆弱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衰退和老龄化趋势下沉重的养老金负担,这种高福利难以持续,而且损害了经济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提供的福利应定位于广覆盖,低水平。较高水平的养老需求、医疗需求等应由市场解决。另外,为了让更多国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减税让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建立养老基金运作外汇储备,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如何管好用好这些储备是一个挑战。建立养老基金,完善养老基金的治理结构,可以制定更为契合的资产管理战略,更明确的投资收益用途,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资产管理收益,另一方面,可能成为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的一个来源。建立财富基金,用于应对老龄化是很多国家的做法。

养老可行报告范文5

1.养生、养老专业化程度不高。对于养生、养老的经济产业发展以及实际项目的经营都处在起步阶段,养生、养老产业的中高级研究和管理人才、专业化服务队伍、先进的养老理念等都比较缺乏,仍需要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提高养生、养老专业化水平。2.设施条件依然有待改善。按照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发展相应需求,加快完善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重点加快通景公路以及中心城区与主要景区之间快速通道建设,实现中心城区与千峡湖、阜山、方山、山口等主要景区之间的半小时交通圈。其次要强化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完善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卫基础设施,在重点生态休闲养生项目中实施建筑节能改造工程,切实增强生态保障能力。3.区域竞争更加激烈。未来一段时期内,丽水市各县市区都将把养生、养老经济定位为重点发展产业,而且各县市区存在着资源的相似性,因此在发展养生、养老经济上一定会面临激烈竞争和挑战,因而,青田县亟需通过科学的定位,利用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4.旅游资源缺乏有效整合。青田县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主要以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为主,但是旅游主题的定位不够清晰,虽然景点众多,但是比较零散,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核心旅游景区相对缺乏。

二、发展青田县休闲型生态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管理

加强组织领导。加快设立由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县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领导小组,在县发改委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类民间组织在发展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建立青田县休闲养生、养老经济联合总会,并在各行业部门建立分会,形成各行业各部门共同推进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加强考核监督。各相关部门根据总规和各自的详规,制定每年度工作计划;建立信息交流和定期报告制度,各相关部门要及时总结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定期向专门机构报告;制定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发展统计监测和评估考核制度,将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基地建设列为各部门的年度重点工作目标考核。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间团体参与监督和评估《规划》实施情况,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改善发展环境

坚持“环保优先,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生态保护与发展生态优势,加快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化,探索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促进青田县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加大宣传投入

进一步加大宣传投入,大力宣传青田生态休闲养生、养老品牌。紧紧围绕体验式营销与情感营销方式,结合“孝文化”把这类服务包装成年轻一辈孝敬父辈的最好礼物。广泛利用各类媒体举行休闲养生旅游推介活动,并利用网络、报刊、户外广告、宣传片、旅游指南等宣传媒介开展多渠道宣传。加强与周边市、区县的休闲养生旅游合作,积极融入丽水市生态休闲养生旅游线,走差异化开发、集约化促销的旅游合作道路,大力提升青田县休闲养生旅游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国内食品安全与交通安全问题频出,作为一个生态休闲养生、养老项目,绿色健康与安全就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此,将质量严格把关,设置监督机构,保证各类膳食、健身器具等的绿色健康与安全,大胆公开部分产品与服务的细节,消除消费者内心的顾虑,坚定其对高质量养生、养老的追求,这种将“质量可靠、质量至上”的信息巧妙传达至消费者的宣传与营销方式可以在全国乃至海外迅速打响“最放心的养生、养老基地”的品牌效应,确立品牌优势。

(四)申报国家级示范城市

养老可行报告范文6

中国养老金空账危机来袭

养老最怕什么?恐怕莫过于“人还在,钱不够”,不过这个问题却越来越成为现实。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有19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达到2.95万亿元,比2011年空账缺口扩大了240亿元。

而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推测,截至2012年底,中国养老金备付能力仅为154%,只够支付一年半,据此判断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肯定大于20万亿。

中国养老金制度最初是针对城市公共部门员工所制定的以慷慨的固定收益为分配的制度。随后发展成为拥有三柱式养老金体系--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养老保险,由城镇企业及员工共同缴纳)、个人账户(员工缴纳8%)以及企业年金或私人退休金(实际情况凤毛麟角)。

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基金净投资回报不足、未覆盖农村人口、监管缺陷以及安全网不够,这些都威胁到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3亿,但同时每年有3800多万人中断缴纳养老保险。

华尔街日报表示,不到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拥有3.4亿老年人口。届时中国退休人口数量将较目前增加一倍,可能成为全球养老金负担最重的国家。

按照目前形势发展,政府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保障体系负担。通过对比外国养老金制度,并考虑中国经济特色,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可以寻找公共和私有制之间的平衡点,并鼓励养老基金逐步私有化。

他山之石却未能“攻”出好玉

全世界的养老金体系所使用的方法多种多样,成功程度各不相同,旨在尽力并实现为民众提供舒适退休生活的共同目标。在尝试改革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时,了解全世界其他成功和不成功的养老金体系至关重要,以效仿好的,避免其他国家已经历过的错误。

美国养老金体系为公私混合体系,由两个核心部分组成,社会保障和个人退休账户(IRA),如401K。

美国体系的优势在于,通过公共和私有基金相结合来为退休人士提供高标准的生活。不过,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第一是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中国也有,其将导致养老金体系公共部分的融资缺口不断扩大。第二是401K体系的个人投资灵活性过高,由于投资少或投资选择欠佳,可能会使很多人面临退休时养老金不足的困境。

希腊的养老金体系被广泛认为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养老金体系,也是众多嘲笑的对象。数万已去世的希腊人死后仍多年接受养老金支付。

希腊养老金体系不可持续、不公平且效率低下。由于养老金体系的负担由政府承担,其也不具备财政可持续性。一旦经济陷入衰退,养老金体系遭受三重影响冲击。

该体系也不公平且缺乏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转变所致。在对该体系进行改革或瓦解之前,更年长者人群将获得更高的收益金,而更年轻的人群将不得不增加供款或获得的收益金越来越少。如果把希腊的名字遮住,仿佛发生在身边。

瑞典的养老金体系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养老金体系之一,成功经受住金融危机及其自身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考验。

瑞典养老金体系的公共部分和私有部分之间较为均衡。这就实现了强大的保障网络,但同时未给政府预算太大压力。并且在两大支柱范围内,瑞典的替换率约为60%,意味着平均收入者在退休付款中可收到其一生平均月薪的60%;美国和希腊负担累累的养老金体系则为领取养老金者分别提供78.2%和95.7%的养老金。

尽管瑞典的养老金体系可能是追求的典范,但中国要在中短期内达到此种状态仍不可行。在中国进行养老金体系全面改革之际,作为人均GDP依然很低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也许与智利这样的国家有更多共同之处。与中国类似,智利也属于新兴经济体,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类似问题。

智利对其养老金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之后,成为世界上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养老金体系之一。智利所创建的体系主要以个人私有账户为基础,由20个指定的养老金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只有少量基础团结养老金资金来自全民税收,从而为65岁以上的部分人群提供基本养老金。

中国在智利养老金问题上所要汲取的主要经验是,从公共体系向私有体系的过渡过程。通过向固定供款体系的转变,智利成功鼓励个人为自身退休而储蓄。

推进私有化并不意味撒手不管

过于强大的公共体系比如希腊,不仅会导致政府供养退休人员的负担过于沉重,也会消除个人供款并规划自身退休生活的积极性。相比之下,私有化程度过高的体系比如智利,未提供足够的保障网络,导致很多退休人员在年老时无法供养自己。在考虑私有化程度问题时,中国尤其要吸取智利的经验。

因此中国从关注国际案例中汲取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养老金体系内实现公共和私有体系稳固均衡的重要性。

鉴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中国而言,公共和私有二者的均衡特别棘手,也特别重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均GDP位于世界中等行列,独生子女政策使出生率骤然下降,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政府对于既要扩大覆盖率、又要实现高收益基本已经无能为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收入差距较高以及通胀压力导致银行储蓄并不能带来稳定高额的收益,意味着尽管储蓄习惯特征明显,但无法负担舒适退休生活的年长者人数估计仍居高不下。

中国将从其养老金体系私有化程度不断提升中获益,以降低未来数年政府的负担。通过遵循智利的前例,设定基金限制、强制采取保守投资策略从而减少风险、通过激励个人从一个体系转向另一个体系的方式,同时也能够对改革加以控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养老金体系的彻底撇开责任。就像瑞典的模式,由政府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把绝大部分供款负担留给个人和企业。但私有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进一步挑战是,为管理养老金储蓄建立牢固的基础设施,包括寻找靠谱的私有投资基金,并制定充分的监管措施。

能够吸取的另一个经验是,必需对为个人养老金计划提供的灵活性程度加以控制。希腊养老金体系因为个人在资产配置方面无话语权,因此个人经常觉得并未直接拥有其养老金,没有为养老金供款的积极性;有很多阶层的希腊商人由于要避税并未向政府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