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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选举总结范文1
一、宗族势力存在的原因及表现形式
我国几千年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使得传统宗族文化根深蒂固，农村的自然村又是由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聚居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加上农村实行以后，宗族在农村中的生活互助、处理纠纷、维持社区秩序、婚丧活动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就使得宗族势力存在于当今的农村。宗族势力集“家族化”与“世袭化”于一身，形成盘根错节的较为稳固的关系网，成为拥有特殊利益的权势阶层。他们在选举中采用“团结本族、拉拢中间、孤立少数、打击异己”的策略，从候选人提名到写票再到唱票，直至最后确定干部名单等一系列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暗箱操作，“内定”现象非常严重。从选举主体即农民方面看，他们在选举时不仅要考虑选“能人”，还要考虑选“自家人”、“本房人”，期望他们当选能为自己带来比别人更多的利益。同时，以“自家人”组成的宗族在村子里的地位上升，自己也能“扬眉吐气”，甚至也能捞上一官半职，这无形之中又加速了“利益集团”的扩展。为了攫取权力，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拆台、相互倾轧、甚至武力相向
“宗族势力”在农村的主要表现：一是重人治，以血缘关系划线，是乡村政治民主化、制度化的对立面。二是重私利，强调宗族本位，封闭保守，与现代民主所必需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精神格格不入。三是重族化政治，肆意膨胀本宗族的势力，严重削弱正式组织的权威。在“宗族势力”肆虐的地方，村民自治往往变成一种不顾全村村民权益、畸形发展的“怪胎”。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乡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而且也会影响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一）提高认识，转变基层党员、干部的观念
农村改革20年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必须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调动农民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利。但在现实中，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此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或对村民自治、民主选举认识不深；或因为丧失权力，从心里就不赞成、不喜欢、不乐意让农民自己选村委会成员；或认为农民素质太低，根本就不会搞民主、搞选举；或怕选乱了不好收拾；或是怕麻烦，工作量太大。这一类人在选举中，往往简单从事、应付差事，选举图形式；不按法定程序办事，操作不规范、运用不合理，随意性大。如此就给了宗族势力可乘之机。所以，在工作中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转变基层干部在选举工作中出现消极对待、应付差事的观念，使其依照法律和政策积极开展工作。
（二）加强宣传，切实保障选民的知情权
自农村实行之后，村民的主要任务是种好自身的责任田，参加村子里的社会公益活动比较少，特别是一些年轻选民，长期在外务工，对村子里的人和事了解得更少，由此导致对候选人不了解，无法比较、选择。加之选举竞争机制在农村尚未建立，选举程序尚不规范，有些做法还不够公开、透明、民主。所以，选民认为选谁不选谁，与己无关；参选不参选，无所谓。为此，急需加强宣传力度，切实保障选民的知情权；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把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两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一是要拓宽宣传介绍范围。宣传不能只限于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而应拓宽到整个选区。必须要进村入户，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邀请选举工作先进村的村民代表介绍经验体会等，向村民宣传民主选举的意义。二是要延长宣传介绍的时间。不仅要在推荐候选人时进行介绍，而且要在酝酿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阶段，直到投票选举日前一天，都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进行宣传介绍。三是要扩大宣传介绍的内容。不能只限于介绍候选人的年龄、性别、工作简历等基本情况，而要如实介绍候选人的政治表现、工作能力、参政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四是要改进宣传办法。不能只限于张榜公>文秘站:
（三）严格规范投票程序及方式，严防“暗箱”操作
由于种种原因，个别村仍违规使用流动票箱。流动票箱的使用，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科学地规范投票程序，创造宽松的投票环境，避免宗族势力操纵选举，应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规范委托投票，严防“暗箱”操作。选民在领取选票时，只能一人一票，减少流动票箱和委托投票的数量，这样就有可能避免宗族中一人抓着一大把选票填写的情形。二是设立秘密划票处划票。此举可以有效地保障选民表达选举意愿的真实性和自由度，选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立意志，决定投或不投谁的票，不必再担心被别人知道自己选谁或者没有选谁而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也就消除了宗族内部成员的种种顾虑，有效地瓦解和抵制宗族势力的干扰。三是从制度上严格控制选举的方式。如在制定《选举办法》时，可以作一些硬性规定，只对老弱病残者实行流动票箱，并根据选民居住分散的实际情况，以自然村庄、村民小组或机关事业单位为单位设立投票站，投票站设有验证处、领票处和秘密写票处；对委托投票的，应特别强调每个选民接受委托的票数不能超过法定数额，以体现直接民主选举的基本精神。
村委会选举总结范文2
杨晓光委员说，建议对这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进行认真总结。前段时间跑了丽水、温州的几个县。大家都认为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历届最好的。归纳起来：一是政策明确，规定了哪几种人不能当选等。二是态度明朗，从上而下，态度都非常明朗，发现违纪违法的，坚决查处。三是指导有力，省市县都成立督导组，对换届选举进行督导。四是工作认真。我们要认真总结这些做法。换届选举是我们党在推进民主建设中必须掌握的一种本领，建议下一步在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时，把这届成功的做法写进去，使我们的法规更加完善。
张孝琳委员说，全省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是基层民主化的进程大大加快，90%以上的村实行自荐直选，这是我省的一大创新。二是班子的素质得到了优化，年龄、性别、文化结构都得到了改善，党员的比例也上升了，能够担任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方法创新，妇女委员的专职专选，非常有成效。提一点建议：对“五种人”的提法不是很妥，以村选举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形式对选举资格进行限制，是一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分离，这是对那部分人被选举权的剥夺。
洪建新委员说，从这次换届来看，这次选举充分发扬民主，严肃选举选风，选举工作更加规范，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当然，对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提两点建议：一是村级选举完成以后，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关制度，使群众享受更多更切实的民利。二是重视加强农经机构和队伍建设。特别对村级财会人员，要加强培训，稳定队伍，提高水平。
钱中贤委员建议，着力加强村干部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对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培训，以切实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村委会选举总结范文3
2017年是全县合乡并村后村（居）委会同步换届选举之年。为大力发扬基层民主，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促进全县村（居）委会同步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完成，经县司法局、民政局、农业局三家联合于2017年5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现将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高度重视、全面部署 接到通知后，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向有关领导汇报，根据上级要求，县司法局、县农业局、县民政局联合对全县各乡镇制定下发了《关于开展2017年度全县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x司发〔2017〕x号），明确了此次活动的主题、内容和目标，全面部署此次活动。
二、紧扣主题、突出重点 今年的活动紧紧围绕：“深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这一主题，重点宣传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选举法、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选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重点，并结合基层实际，宣传了其他有关涉农的法律法规。要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让广大村（居）民了解和掌握村（居）委会的人员组成、工作职能、工作程序、选举方式、民主监督、违法责任等法律知识，将法律武器交给人民群众，便于广大村（居）民在换届选举中，依法行使选举权、建议权、监督权等宪法赋予的权利，有力促进基层民主自治。
三、形式多样、扎实宣传 2017年5月18日，xx县司法局、民政局、农业局联合在沧浪街道老鹳树村举办了农村法治宣传月活动。 5月18日上午，沧浪街道老鹳树村集镇人潮涌动，上午9点，2017年农村法治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老鹳树村村部前坪隆重举行，牵头单位县司法局局长谈先国宣布2017年农村法治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拉开帷幕，启动仪式过后，县司法局、民政局、农业局联合开展了法治宣传活动，民政局、农业局分别向群众宣传了自己的“当家法”，并发放宣传资料，县司法局则以设立律师法律咨询台、播放普法宣传音响、发放法治宣传读本等方式展开宣传，过往群众络绎不绝，咨询台前人来人往，工作人员热情地向群众宣讲法律法规，专职律师耐心给群众解答法律疑问，不少前来咨询的群众都是“忧心忡忡而来、放心满意而归”，活动当日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册，发放普法读本300余套，接受法律咨询28起，现场洋溢着浓厚的法治氛围。
四、总结经验、再创佳绩 今年是全县合乡并村后村（居）委会同步换届选举之年，为进一步搞好农村法制宣传工作，我们还将再接再厉，努力创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采取整合资源，健全网络，构筑载体，突出重点，创新形式等办法，不断提高我县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新路子，为进一步促进“法治xx”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xx县依法治县办 2017年5月25日
村委会选举总结范文4
[关键词]社会治理;农村宗族;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2 ― 0086 ― 02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村与宗族始终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转型使得传统宗族势力重新找到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资源空间，宗族组织在农村开始活跃，对农村村民自治的实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村宗族对村民自治的积极影响
（一）农村宗族德育传统对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凝聚作用
农村宗族比较注重传统道德教育，通过宗族文化这个载体，宗族道德被不断传承，很多宗族都秉承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尽管其中不乏封建伦常色彩，但也凝聚了许多传统道德精华，对宣扬和保持优良传统道德具有一定教化功能。《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中选录的孔子宗族的族规家训中，就规定“务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为圣裔”、“崇道重道，好礼德”〔1〕。山东淄博翟氏在总结该族历史经验时，提出“尊老、敬老、赡养老人，乃吾族之美德……如果人类把血脉相连的亲缘丢掉，那么罪恶便会疯长;如果人们把最具良知的孝道忘记，那么世间便失却了真情。”〔2〕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村宗族宗法关系一直与基层政权并存，农村宗族承担着一定的组织、协调、教化和救助的义务，维系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时至今日，在宗族文化内化下的传统道德仍然是维系农村社会安定秩序的重要基础，在解决农村社会矛盾和纠纷方面发挥着很好的调解功能。实践证明，现代文化与传统宗族文化经过适度整合可以统一， 其功能可以促进当代乡村社会的和谐。
（二）农村宗族力量对基层行政权力的制衡影响了乡村政治民主化进程
马克思曾经提出社会参与国家、社会制约国家、社会收回国家这三种防止国家权力蜕变的途径，村民自治就是社会参与国家，社会制约国家和社会收回国家的重要表现形式。〔3〕随着国家制度安排的多样化，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由国家严密管控变成了村庄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权。在农村，村民会认为村委会背后有乡镇政权的支持，他们往往会在认为自己利益受到侵害时寻求宗族力量的帮助，宗族力量无形中成为制约基层行政权力的一种独特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和选举的公正性，影响了乡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①借助宗族这种隐性的形式，农民形成了一定的利益表达共同体，参与乡村政治，悄然改变了农民对政治的冷漠观望，逐渐由动员性政治参与向自觉性政治参与转变，推动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和乡村民主化进程。
（三）农村宗族力量与国家行政权的博弈促进了新型治理权威的形成
农村社会一般并存着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政权威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权威，并随国家法律、政策的变化而消长。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村民自治的普遍推行，国家行政权的触角开始从农村抽离，由于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比较单一，其利益价值取向和村民的实际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它更强调依法治理。〔4〕而广大农村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②，乡亲间的关系让人们依赖彼此，更加注重一个“情”字，人们会认为宗族权威本土化一些，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权威与宗族权威博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农村村落权威，这种权威既是依据父系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宗族观念，同时也是基于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威而形成。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伦理道德规范之治和国家法律之治的结合，著名学者诺斯指出，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以其本身的传统作为历史的起点，否则结果就会是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这种新型村落权威的形成发展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传统的扬弃。
二、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村宗族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
（一）农村宗族族规形成了与国家法制的紧张状态
农村宗族以族规宗法替代法律，形成了与国家法律法规的紧张冲突。宗族“人治”主导下的族规制度规范过分强调族规家法的重要性，强化同一宗族对本族的文化认同感，这种狭隘的宗族思想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法治相差甚远，损害了法律的规范性。从族规所涉及到的内容上来看，有些族规存在明显与国家法律的抵触之处，如林氏族规第十条规定，凡是有族人做事不端，违反了族规祖训者，交予公祠审议后，才可以交由政府机关处置。〔5〕违规者一般会受到训斥，罚款，严重者将会受到身体上的惩罚。有些强大的宗族势力依仗着“家大族大”称霸一方，对国家的法律政策视而不见，甚至运用暴力抵制正常执法。此外，农村宗族力量对农村集体械斗的影响由来已久，宗族常常成为农村集体械斗的主导性力量。宗族族规文化所传递出来的精神与公共权力所要求的民主、平等格格不入，抑制了乡村社会竞争精神的成长。
（二）农村宗族力量影响了村民自治权的行使
农村村民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域关系为基础构成了他们日常的生活范围和生产关系，形成 “熟人社会”亦或“半熟人社会”，这也是宗族力量的存在基础。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推进，农村宗族力量不可避免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产生了碰撞和冲突，宗族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排斥了法治社会的形成，阻碍了村民自治权的行使。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选举，选出具有一定威望和凝聚力的村民委员会对于村民自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宗族力量强大的一些村落，农民希望选举时“自家人”和“本房人”能够当选，村委会的选举实际上演变为各大宗族势力谋求本宗族利益的舞台。它以牺牲没有强大宗族势力可以依靠的小户村民的利益来换取部分村民所谓的公平，形成大族垄断的局面，造成了村民自治组织职能弱化甚至异化。
（三）农村宗族文化的传播抑制了现代农民的培育
农村宗族力量的复兴使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宗法裙带关系网、臣民意识等带有封建文化印记的落后思想意识得以形成和蔓延，宗族“不仅使社会内部缺乏有机的联系方式和变革因素，而且使社会在与外界的联系中倾向于封闭和保守”〔6〕，村民人格独立性与创造性被压抑，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缺乏，与现代社会对公民的要求格格不入，不利于现代农民的培养。我国是农业大国，8亿多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不仅要使他们在经济生活上得到改善，而且要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上也要走向现代化。
三、基层社会治理中规制农村宗族促进村民自治的对策
（一）在法治框架内合理整合农村宗族力量
农村宗族力量的发展和存在与现代法治要求有背离之处，应将族规宗法纳入到社会规范体系和道德准则中来，确保族规宗法和国家法律政策在同一个规范体系中，在吸收族规宗法中传统精华的同时，逐步消解与国家法律冲突的部分，使德治和法治在农村基层以恰当的方式结合。当前乡村社会的选举为宗族力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合法入口和现实平台。在农村基层选举以及治理整合中，要在国家法律规则范围内，将宗族力量整合改造到国家政治体系中，使其在法治框架内参与农村社会公共权力角逐。
（二）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农村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其发展水平取决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农村的推行使得农村生产呈多样化发展，村民与村委会的利益关联弱化，村委会对农民收入影响微乎其微。在市场条件下，只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才能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利益关联也才会随之增多，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热情才能增高。另一方面，只有集体经济发展了，宗族力量的经济职能才可能弱化甚至分化，村民参与基层民主才能更为理性，较少受宗族力量的影响，现代民主法治的土壤才可能逐步形成，从而有利于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
（三）要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
首先，要修订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支两委的职能划分，当两者的职能权限不明确，出现了重合或者职能管理空白，国家法律政策就难以在乡村落实。要修改村委会选举中的委托投票制度，明确禁止全权委托，并就“近亲属”的范围作补充规定。进一步完善村务监督机构对村委会的监督权，完善对侵害村民自治权的法律责任。其次，要建立维护村民自治权的司法救济制度。目前， 村民自治权运行中的经济纠纷、选民资格纠纷、政治权利问题（如贿选）等均未纳入司法保护范畴，司法保护的缺失损害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性。再次，要对农村宗族问题专项立法。宗族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手段和外部强制加以消除，只有持续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治建设，让科学、民主、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宗族力量才会丧失生存的空间。
〔参 考 文 献〕
〔1〕谭毅溪，石勇.宗族复兴对农村法制建设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1998，（11）.
〔2〕新续翟氏五支世潜・序言.转引自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45.
〔3〕王禹.我国村民自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
〔4〕朱炳祥.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98.
〔5〕林氏宗族族规，2000年修订，第56条.
〔6〕工宽让，贾生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1.
① 据对中部某县26个村委会选举的调查，很多村为了让各自参与竞选的宗族候选人成功获选，宗族之间都进行了比较激烈的宣传活动。不少大宗族的候选人在关注自身竞选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竞选对手和选举主持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选举的透明度、公正度。
② 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在城乡之间大规模的流动，在城镇化过程中，大批农村村落被消解，但从整体来看，农村社会仍然是熟人社会。
[收稿日期]2014 ― 12 ― 15
村委会选举总结范文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和村民委员会的成立，农村基层社区公共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新型的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村民委员会这一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巨大的转变，促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也正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问题的角度来研究新制度对于村民自治研究或许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实行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的职能偏离，即其实际行为对于其职能实施本旨的偏离问题。这种偏离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并非行政机构的村民委员会过多执行行政任务，社区公益职能实施不力；村委会越权代行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村委会及村干部僭越村民会议的决策权，变村民自治为村委会自治或村干部自治；对国家政策法规歪曲执行等。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这种偏离不仅对村民自治的制度化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也对农村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现实危害，有必要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从而通过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发现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中的某些结构瓶颈，并基于此探讨村民自治的配套制度和其他相关改革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目前，村民自治问题已经引起了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对于村委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国家与社会”视角和“村干部角色”视角。
“国家与社会”视角的研究仅仅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框架来解释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行为差异或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冲突是不够的，至少是失之简单的，忽视了现实中各方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不足以解释村委会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村委会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受到村民控制的，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村民的利益？村委会的职能中并不完全排斥政府的行政任务，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对于乡镇的独立性？村委会在完成各项组织目标时存在着很大的选择性，那么它在实践中的行动依据是什么？在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并未表现出立场上的对立和利益上的分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更多地也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势而不是截然的分立，那么村委会与二者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其权力合法性来源来解释？
另一些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研究弥补了以上宏观视角研究的不足，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从村干部或农村社区精英的角色角度做的分析。比如：有人提出“弱监护人”的概念概括市场化改革后的村干部的角色，认为村干部在主观上也无暇做好村民的监护人，他们的干部身份并未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和普通农民一样。这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同样面临着出路问题。因此村干部在利用所控制的集体资源时，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如何为自己谋求到更多的好处，而非是全体村民的利益[1]。从村干部角色角度进行的研究弥补了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不足，用更加具体生动的解释框架分析了村干部的行为，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村委会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只关注村干部的行为。村委会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具有独立的行动能力和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原则。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认识，应该关注村委会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的行动原则是什么？村干部的行为是如何影响村委会的行动的？本文正是从回答这些问题入手，将村委会看成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来分析村委会的行动逻辑，以期展现出村干部的个人行动与村委会的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村委会的职能偏离现象提出一个探索性的解释框架。
二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
在村委会实际工作中，制度规定的职能并不一定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欧博文（O’Brien）在研究村委会组织法时谈到了许多中央的政策得不到充分实施的情况，其他一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常常被扭曲了或只得到部分的实施[2]。这其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是村委会职能实施的偏离，这种偏离并不是对制度规定的公然违抗和反对，而是对其策略性执行。在表面看来，各项职能都得到了实施，但实施的实际效果却是职能内容未能有效贯彻，职能实施的目标未能实现，并且由此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在制度上，村委会的法律性质为其规定了一组特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村委会职能的核心。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主要是其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在履行中的偏离。
2.1村委会的权利偏离
就村委会的权利行使来看，其偏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利的缺失，即制度规定的权利在职能实施中被侵犯而得不到行使；二是权利的僭越，即在职能实施中超出制度规定范围行使权利。以下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村委会职能实施中权利的偏离。
2.1.1权利的缺失
村委会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其自治权利受到来自乡镇政府的侵犯,使其权利发生缺失。一些乡镇政府仍然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工作和村民自治进行行政干预，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事务权、财务权、人事权等属于村委会的自利的非法干预上：
第一，事务权。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乡镇政府不尊重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权利，用行政命令代替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属于村庄自身的事务，如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村集体经济收益及使用、分配，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以及宅基地的使用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本该由村民会议决定，但在不少地方，村提留、乡统筹都是由乡镇政府决定征缴，统一管理和使用的。二是乡镇政府干涉农民生产经营自，即以下达生产任务指标、签订经济发展计划责任书甚或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村委会和农民如何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达到什么样的指标要求。例如，时常见诸媒体的“逼农致富”事件就反映出乡镇政府干涉村民和村集体的经济自，在一些地方，甚至因此造成干群严重冲突，乃至酿成人员伤亡事件。乡镇对村委会的控制在方式上还表现为，乡镇党委(乡镇长一般任乡党委副书记)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而不仅仅是“指导”村委会。
第二，财务权。乡镇政府越权干涉村级财务管理。支配村委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控制村级公共财政。目前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村财乡管”或“村帐乡理”办法就是颇受争议的现象。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以清理、整顿村级财务，加强村级财务监督、管理为名，实行“村财乡管”或“村账乡理”干涉乃至控制村级财务管理，最终达到间接支配村委会的目的。从各地的情况来看，乡镇经常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和控制：一是乡镇对村干部的报酬和奖励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进行间接监控；二是由乡镇统一收取乡村税费后，向村干部发放工资或奖金，进行直接监控；三是实行“村财乡管”制度，对村委会财务收支进行全面监控。
第三，人事权。乡镇政府越权干涉村级人事安排。为了达到支配或控制村委会的目的，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在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竞选和投票的各个选举环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操纵村民选举，想方设法使自己看中的候选人当选。如果还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就以各种理由否定村民选举的结果，甚至取消村民直接选举，直接指定或委派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其他干部。从笔者实地调研的两个村的情况来看，在村委会选举中也都存在着乡镇政府的影响和作用。除了影响和控制村委会选举之外，乡镇政府干涉村委会人事权的另一个做法是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民选‘村官’直接非法罢免。
2.1.2权利的僭越
村委会权利行使中的偏离还表现为权利的僭越，即村委会在职能实施中超出制度规定范围行使权利，也就是越权行事，其中主要是僭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利以及僭越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1.村委会僭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每年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这就是说，村民会议是村民实行自治的权利机构，村委会是村民实行自治的执行机构和工作机构。二者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一是村委会执行村民会议的决定。重要问题由村民会议决定，而不是由村委会决定。对于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事项，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3]。关于需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具体事项，村组法也做了规定。另外，村组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由此可见，村民代表会议是特殊情况下村民会议的补充形式，其行使的权利来自村民会议的授权。所以，总地来说，关系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利在村民会议，至少应该在由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而不在村民委员会。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村委会时常僭越村民会议的决策权，形成虚置村民会议的局面，
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村委会自治”[4]，有的实际上就是少数村干部的自治，其实质是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权利。
2.村委会僭越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依照制度规定，村委会具有一定的经济职能，但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执行机构，村委会并不具有直接参与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村级组织中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这种权利，而村委会依法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实践中，村委会常常僭越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权，直接参与和从事经济活动。
在农村改革前，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基层经济组织，成为“政社合一”的组织，而体制下的生产大队也同时具有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双重身份，因而是农村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与此不同，农村改革后“政社合一”的体制被打破，乡镇政府只作为基层政权组织，而村委会也只是农村社区组织，并不具有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农村的基本经济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农民个人以及其他经济实体。但有一点是村委会与生产大队的相同之处，即掌握村庄公共资源的控制权。与生产大队相比，虽然由于农户自利的增加，村委会所控制的资源范围有所缩小，但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执行机构，村委会仍然有管理村庄公共资源的合法身份，从而对这些资源享有实际控制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在改革后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村委会的这种村庄公共资源控制权为其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便利，而社会主体的逐利化倾向又使得村委会及其干部具有了从事牟利活动的冲动，两方面情况结合的后果是村委会自觉地作为直接参与者加入到市场活动中。虽然，在基层组织体系中几乎各村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但人事上几乎都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高度重合，并没有引起“利益涉嫌”的担忧。这种组织结构的后果是实际工作中集体经济组织被虚置，经济活动由村两委越俎代庖。村经济合作社实际上没有独立的机构和活动，需要由经济合作社从事的活动均由村两委相关人员直接从事。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得到上下各方认同的。对于上级而言，只要地方经济能得到发展，村委会的经济活动主体资格问题并不重要，实际上像韩村河、华西村、等所谓“超级村庄”那种将村庄社区组织当作经济组织运做的模式已经被作为先进典型。对于村民而言，只要经济活动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也不会追究村委会的行为是否越权，只有当经营受挫，公共资源缩水，自己利益受损时才会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村委会运用村庄公共资源进行经营的经济活动是受到鼓励的。
村委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虽然出于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冲动，但实际上却极大地损害了其职能的有效实施。村委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如同企业家角色一样，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增加工作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则与其他经济行动者形成利益竞争乃至冲突关系（例如资源、资金、机会和市场控制权的竞争）”[5]。
第一个方面的后果只有经济活动不断成功才会实现，但经济活动是具有极大风险的，一旦失败，不但这种经济上的好处不能实现，还会带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不利后果，即村庄公共资源受到损失和村委会作为社区公共权威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因为，村委会从事经济活动时与其他经济行动者的身份有所不同，村委会作为社区公共权威的代表，可以无偿或象征性地有偿使用村庄公共资源，比如土地、资金，而这些都不是村委会运用市场信誉和偿还能力获得的，而是凭借其特殊身份获得的。这种情况下村委会的经济活动的责任转嫁给了村民大众，使得公共资源容易损失，而一旦公共资源受到损失，村委会作为社区公共权威的正当性将受到村民的质疑。第二个方面的后果总是存在的，即使村委会的经营活动很成功，而且越是这样，这种与其他经济行动者的冲突越深。这还是因为村委会与一般经济行动者所不同的身份造成的。由于其公共权威身份使得其可以无偿或象征性有偿使用公共资源，可以在政策支持、信息获取、社会关系等方面享有比其他经济行动者更有利的条件，从而在经济竞争中造成了不平等的竞争关系。并且，作为公共权威的身份与作为市场竞争者的身份是内在矛盾的，前者的性质是非赢利的，而后者则是最大限度地牟利。基于这样的原因，村委会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将会有损其公共性。现实中，这种损害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村庄公共职位的功利化，这种功利化一方面是村级治理方式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村干部的逐利化。村级治理的公司化倾向在经济发达的村庄表现得由为突出，这时往往村支书或村主任出任村集体最大经济实体的法人代表，而村庄公共事务也成为了企业内部的行政事务，其管理方式也相应地成为了企业管理的方式。村干部的逐利化主要表现为，干部职位的吸引力不在其升迁机会或地位声望，而在于利用公共职位获得经济利益的便利。很多地方，特别是村集体经济资源较丰富的村，村干部竞选者所看中的正是干部职位可以控制村庄公共资源，从而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2.2村委会的义务偏离
村委会职能一方面通过其各项权利体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其作为村民公共利益人的义务体现出来。村委会的义务，用徐勇教授的分法大致包括村务和政务两部分。村务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的村庄公共事务；政务是上级政府下派给乡镇政府的任务延伸到村一级的事务[6]。从村委会的性质来看，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的义务应该首先体现自治性，因此其主要义务应该是与村民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村务。这一点已经体现在相关法律规定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属于村务范畴的事务，而对于乡镇政府的政务，村委会的义务只是协助开展工作。但是，从村民自治实践情况来看，村委会日常工作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其自治性，其作为自治组织所应履行的义务没有得到有效履行。这种情况表现在相反相承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村委会过度代行政务，另一个方面是村委会对村务的忽略。
2.2.1村委会过度代行政务
实行村民自治后，在很多地方，乡镇政府仍然将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腿”，村委会更像是乡镇政府的下派机构而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日常的主要任务成了完成乡镇政府下派的政务，用老百姓总结的话来说是“催粮派款，刮宫引产”；相反，本来属于其主要任务的村务却被忽略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荒废了[7]。有的研究者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8]，正反映了目前很多地方村委会实际工作中过度代行政务的问题。
对于乡镇政府下派的任务，村干部也很为难，一方面不能违背上面的意思，另一方面过多的任务也成了村干部的负担，特别是一些完成起来有困难的任务，而往往越是困难的任务乡镇越是需要村级组织的协助，因此对村干部的压力越大。这种情况下，乡镇为了增加对村干部的控制，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以及更自觉地按照乡镇的意志办事，乡镇政府往往通过控制村委会的财务权并将村干部的报酬与其完成任务情况挂钩的办法。由乡镇决定发放报酬的数量与结构，乡镇的事情就好办了。当乡镇有求于村一级的事情不是很多的时候，乡镇的结构报酬制度可以做得平均一些。若乡镇有很多事情要求村干部完成且完成一些事情有难度时，乡镇便将村干部应得报酬与其完成工作情况挂钩，有些村干部某项任务完成得不好，就得不到这项工作的结构报酬。村与村之间干部报酬的差距就拉开了[9]。
2.2.2村委会对村务的忽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委会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以及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与本村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但是，村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完成乡镇下派的各项任务，过度代行政务，其结果便是，在另一个方面，村委会对于本该是其工作重心的村务的忽略甚至是荒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村庄公益事业办理不力；对村民利益表达缺乏关心。以下分别对这两个问题加以说明。
1关于村庄公益事业
关于村庄公益事业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多是从经济的视角考虑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将村庄公益的困境归于经济上的匮乏，从而在这个基础上认为，只要有了资金充分投入，万事大吉。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为什么拥有大量投入的“形象工程”并没有给村庄带来公益？为什么（相对于从前）经济发展了，村民富裕了，而集体的公益事业却荒废了？这就及到涉另一个“钱”以外的与钱多钱少同样重要甚至某些时候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村庄公共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关心程度以及对现有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的问题。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社会问题。从这一视角来看村庄公益事业的问题不难看出这样两类现象：一是村干部对于村庄公益事业缺乏应有的关心，二是村委会对于现有的村庄公益资源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很多时候是互为因果的。由于村干部对于村庄公益事业缺乏关心，必然导致其在村民中的威信的损失，削弱村民对于村干部和村委会的信任，这又必然会削弱村委会对于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村委会缺乏对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对于村干部而言，公益事业成为一项十分费力的工作，在当前村干部任务繁重（主要是乡镇下派的任务）的情况下，这又会降低村干部对于村庄公益事业的热情。
这种情况下，没有外来的压力或帮助，村委会很难自觉地提供公益事业供给，所谓的外来压力主要是乡镇下达的关于公益事业达标的任务，而外来帮助包括政府部门或村庄以外的其他组织提供的资金、技术、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扶持。因此，可以看到的现象是目前很多地方的村庄公益事业是靠外力启动的，村庄内部的资源动员能力并未得到增强，村干部也并未培养起承担公益事业组织任务的自觉，而一旦外力撤除，村庄公益事业又将面临困境。在这种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事业中，村委会并没有成功扮演其应有的角色，也没有通过组织公益事业提高其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公益事业的热情，村民与村干部的信任关系也没能通过这样的机会得到增强。很多学者也对这种“输血式”的村庄公益供给方法和“外援式”发展模式的弊端给予重视[10]，并认为这是造成目前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中效果差和形象工程多的重要原因。
2关于村民利益表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委会有义务调解民间纠纷，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委会是村民公共利益的代表，村民的利益要求理应通过村委会得到表达和实现，是否为村民利益着想，能否为村民利益说话、出力也是村干部是否得到村民认可的主要标准。然而，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委会对村民利益缺乏关心的现象仍然很多，被设计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并没有起到维护村民权益的作用，有的时候，它的现实作用甚至与其制度设计构想相反。当然，在本村与其他村发生山岭、土地所有权以及其他资源利用和分配等方面的摩擦与冲突的时候，村委会一般还是会与村民同心协力地一起维护本村的利益，但一旦国家的利益与村民的利益发生矛盾，如遇到县、乡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征地等情况，村委会往往站在国家、政府一边，反过来压制村民的不满，劝说甚或帮助政府强制他们服从，而对于村民的利益诉求村委会并不十分关心。当然，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的村委会也会为村民说几句好话，争取一点利益，个别村委会甚至会做得更好。
三对村委会职能偏离现象的解释
3.1村干部的行动与村委会职能的实施
要对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现象做出解释首先有必要考察村委会职能得以实施的基本过程，即村委会作为一个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如何产生的。应该关注村委会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的行动原则是什么？村干部的行为是如何影响村委会的行动的？
3.1.1村委会“法人行动”的实现
本文解释村委会的行动的研究策略是将村委会看成一个独立的行动主体，并通过考察村干部个人行动与村委会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找出村委会集体行动的产生机制。对于这样的研究策略，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是一个十分合适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正是关于个体行动与由这些个体组成的集体的行动之间关系的理论。法人行动理论认为，法人是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法人行动的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现代法人行动者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它由职位所组成；它拥有独立的权利和义务，有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在法律上，它可以在功能上替代自然人，并对自己的整体行动负法律责任（科尔曼，1999）。根据法人行动理论，一个基本的法人行动系统是由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人组成的统一的行动单位，其中作为委托人的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时有足够的资源而无适当的能力便要尽力寻找具有相当技术与能力的其他行动者作为人为自己服务并以支付报酬为交换手段。
实行村民自治后的村民委员会正是一个现代法人行动者，村民通过民主选举将一部分权利转让给村委会，村委会的宗旨是为维护和增加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村委会是依法并通过法定程序成立的正式组织，它由村委会主任等一系列职位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成法》，村委会拥有一组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村民自治组成有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在法律上，村委会可替代自然人的功能并对其组织行为负法律责任。实际上，村委会是另一个法人行动系统中的人，这个法人行动系统是村民会议，它由委托人--全体村民，人--村民委员会结合而成，而村委会又作为委托人其权利分配到其一系列职位上，由这些职位的担当者即村干部。
村委会的职能如何能够落实到村干部的行动中呢？这一点是由村干部作为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人的身份作为法律保证的。这一特殊身份的意义在于作为人的村干部与其委托人之间具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从法律上看，村委会的权威关系通过村民选举行为自愿授予。实际中，村委会的建立有部分政府行为，如上级政府倡导、指导，甚至提各主要职位的候选人，但毕竟村民有了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罢免权，这样就在村民与村干部建立了一种共同的权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村民在没有附带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转让自己对行动的控制权，期望作为人的村干部给自己带来好处，作为人的村干部的行动目的即是维护和增进村民委托人的共同的利益，这是人的法定义务。基于村民与村干部的共同权威关系，村干部有其作为人的利益、规则与资源。利益首先是其的委托人的利益，其次是由于其行为而从委托人那得到的报酬；规则包括各种法律、法规中对村干部行为的规范以及存在于文化中的角色期望；而资源既包括作为委托人的村民转让给村干部的那部分权利资源，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对村庄公共物质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所有这些要素，包括共同权威关系，人的利益，规则和资源共同构成了作为人的村干部行动的结构性要素，正是这些结构性要素规定了村干部行动的适当性。村干部的这种身份规定其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实施村委会的各项职能，并且为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3.1.2村干部个人行动在村委会“法人行动”中的特殊地位
法人行动者是一种无形实体，其行动意志需要通过其人的行动得以实现，为此必须把使用法人资源的权利置于人手中，即将其资源托付给法人职位占有者，集中的资源是法人行动者拥有权力与效率的基础。这样，在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力从资源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并集中到法人资源使用者的手中。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为全体村民共有的对村庄公共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处置权转移到村委会的各个管理职位中去，并最终由占据这些管理职位的村干部掌握。虽然村干部的这些权利在法律上是受到村民的制约的，但这里所说的能够制约村干部的村民是作为整体的村民或村民大多数，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村民而言，村干部显然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中，村干部处于一种相对特殊的地位。
作为人的村干部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村干部的个人行动对于村委会“法人行动”的结果起到特殊重要的作用。虽然法人行动属于系统行动，其行动决策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应该代表着集体成员的公共利益，但是在村委会法人行动产生的集体决策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村干部可以起到的作用相对单个村民要大得多。因为，法人行动的决策基础是法人行动者内部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利益[11]。而在法人行动者内部交换活动中，利益格局的形成是与交换各方的谈判实力分不开的，这种谈判实力是由各自占有的资源及其相对价值决定的[12]。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交换活动中，村干部显然占有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具有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更强的谈判实力，所以其利益和意志更容易影响到村委会的集体决策。比如，村干部着村庄公共福利分配的权利以及其他物质资源处置的权利，便有条件以此来交换村民对其的支持与服从，这也正是现实中很多地方农村出现家长式领导的重要原因。即便是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需要集体讨论或征求村民的意见，但由于村干部的公共权威身份使其可以以村庄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从而为其个人意志寻找正当性，并以组织或集体的名义对抗和压制反对者，比较容易使其主张在集体决策中体现。
3.2村委会职能实施中村干部的策略行为
鉴于村干部的个人行动对于村委会职能实施的特殊重要意义，村干部是否能够在其工作中自觉保证村委会职能得到有效实施就显得十分重要。那么，在村委会职能实施过程中村干部个人行动的策略是怎样的？村干部在工作中是完全自觉地执行相关制度规定还是相反？其行动依据是什么？
3.2.1村干部策略行为的基本原则
村干部作为一般理性行动者,其行动的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村干部的利益由一定的需要和偏好构成,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需要和偏好，比如其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增加，物质条件的改善，其个人以及家人同乡亲们的友好关系，村民的支持与尊敬，该村在与其他村的比较中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更好的声誉等都属于村干部的利益。但是，这些构成利益的各种需要和偏好在村干部的认知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排序，排序的依据则是村干部对各种需要和偏好的判断。也就是说，只有被行动者所认识到的利益才会对其行动起作用，被其认为更重要的利益对其行动具有更大的作用。比如，对于一个更看重个人物质利益的村干部而言，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将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物质利益；对于一个更看重村民支持与尊敬的村干部而言，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将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村民的支持与尊敬；对于一个更看重上级领导认同的村干部而言，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将是最大限度地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同。当然，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因具体情景的不同而不同。
村干部的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的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制度、文化、权利、情感等方面。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村干部的这种理性行动服从规则和资源等结构性要素的制约。但同时，村干部也具有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具有认知能力和选择能力，可以对其行动情境做出判断并提出适当的行动策略；另一方面表现在行动者可以反思性地监管自己的行为，即可以通过对其行为后果的判断形成新的行动决策。这里所说的后果大概分为奖励和惩罚两种。村干部会根据后果来肯定、否定或是矫正其行动策略，而其判断的依据仍然是其自身利益。比如，如果村干部认为严格执行有关村委会职能实施的制度的行动会受到奖励，就会强化他的这种行动，相反则会对这种行动进行修正；如果村干部认为其违反规定的行为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而不会受到惩罚，或是其获得的利益大于付出的代价，就会鼓励他继续违反规定；如果村干部认为对制度变通执行会更有利于自己，则会寻求变通手段。因此，村干部具有采取策略行为的能力。
3.2.2村干部的策略行为与村委会的职能偏离
总地来看，作为理性行动者，村干部在村委会职能实施过程中采取的行动策略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从职能实施的内容来看，村委会的职能是被选择性实施；二是从职能实施的方式来看，村委会的职能是被变通性实施。
（一）从内容来看，村委会的职能被选择性实施。
实际上，在目前村委会职能实施中，村干部采取的策略既不是完全不执行相关制度，也不是完全实施各项制度，准确地说，村干部是对村委会职能选择性实施。为什么村干部有时是恪守职责的人，有时却又是藐视规则的投机者？实际上这种现象是村干部的策略行为造成的。其行为依据主要有两点：
第一，村干部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就是说对于那些对村干部实现自身利益有帮助的职能内容，村干部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相反对于那些对村干部实现自身利益会有阻碍的职能内容，村干部就不会太积极，甚至会千方百计阻碍这些职能的实施。当然，具体是对其利益有利还是有害不是以外人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村干部自己的判断来衡量。而且这还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有关。比如：村干部之所以对乡镇下派的任务不敢怠慢，与乡镇政府掌握着村干部的工资分配权有关。村干部的报酬与其完成乡镇任务的情况相挂钩，完成情况好可以受到额外奖励，完成情况不好则会被扣发部分工资。这种情况在前面第三部分中已经详细说明过。正是通过这种办法，乡镇政府成功地将村干部的物质利益与其工作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村干部在村务与政务之间选择时会更加积极地完成政务而忽略村务。这里所举的只是一个事例，类似的利益激励任务还有不少。
第二，村干部对制度强硬程度和明确程度的判断。就是说对于那些具有严格监督机制的制度，以及那些具有明确考核办法的制度，村干部比较容易努力执行；相反，对于那些缺乏严格监督机制的制度，或是那些缺乏明确考核办法的制度，村干部则缺乏执行的积极性。比如，乡镇政府与村干部签订了责任书的内容更容易得到村干部的自觉完成。这种责任书每一条指标都有数字标准。这种明确的指标促进了村干部对上级任务的完成。相反，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一般都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责任书，乡镇的责任书一般也不会有村务内容，这也就难怪他们忙于乡镇下派的政务而疏忽村务了。
（二）从方式来看，村委会的职能被变通性实施。
这里所谓变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对抗，即村干部基本上不会明确反对执行有关村委会职能的制度，相反较为普遍的情况倒是会利用制度作为其行动合法性依据；二是转化，即村干部对于那些他们不愿意执行却又不得不执行的制度往往会运用一定转化技术，使制度在形式上得到实施，实际上却使制度变质。
先说第一个方面，村干部对待各项有关村委会职能的制度的方式往往不会是对抗性的，即便是对那些他们很不愿意执行的制度，他们知道制度具有正当性，如果反对则自己的行动将缺乏合法性，他们知道这样做是愚蠢的。因此，村干部往往利用这些制度作为其行动合法性的理由，特别是以国家法律或政策形式出现的制度。无论其行动在实质上是否符合制度的要求，村干部都会为其行动做出一定的合法性宣称，这样他们便可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有利位置。
再说第二个方面，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其实一直以来基层干部对于那些不愿意执行却又不得不执行的上级政策都是采取阳奉阴违的对策。比如，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国家制定了严格制度，有明确的指标限制，但基层干部往往通过夸大虚报农民的收入来掩盖过多的收费，或是在上级来检查时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蒙骗检查者。再比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中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须召开村民会议决定，但目前普遍的做法是用村民代表会议替代村民会议，而在“村民代表”人数和人选上村干部又可以进行变通，以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和意志。
村干部这种变通策略的原则仍然是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他们总是倾向于使制度执行朝着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化。假如对自己有利，他们会把一条有益的中央政策如经济增长，变成为一条危害性的“地方政策”，使浪费性的投资和压榨的加重合法化，还会想方设法在收取合理税收的时候搭便车加收许多不合理的费，并且这些不合理的费往往比合理税收多得多。
3.3村干部行动的“自由”政治空间
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村委会职能实施中的偏离是村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策略行为的结果。那么，村干部的策略行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村干部行动中所面临的环境为其策略行为提供了怎样的“自由”政治空间？这里所说的“自由”政治空间是借用了杨善华的概念[13]，杨善华所说的“自由”政治空间是指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在杨善华那里，“自由”政治空间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认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已经能够完全深入农村社会基层，国家意志可以在农村社会完全贯彻的观点提出的，这一概念表明村干部在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时仍然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本文所说的“自由”政治空间与此稍有不同，这种不同的前提是，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干部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改变的情况下村干部面临来自村庄内部和国家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来自村民的压力增加。这种情况下，“自由”政治空间是指村干部面临来自村庄内部和国家的双重压力时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实际上，这里的“自由”政治空间是村委会职能偏离的重要结构性原因，它反映出在村庄政治结构中存在着的问题。联系村干部作为村委会法人行动者人所面临的内外关系来看，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威关系的不平衡；二是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外部控制的不完善。
3.3.1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威关系的不平衡
平衡的权威关系中，人以实现法人行动者的某一目标为委托人带来某种利益，以此与委托人进行交换，获得职位权利与报酬。但是，由于人掌握对法人资源的控制权，在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常常出现过度要价。在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人的过度要价主要有：挪用公共物品、获得或转让村办企业承包权、垄断对外联系、无限期连任、村民的敬畏和顺从等。在村委会这种共同权威系统中，人获得权利的条件是他必须为社区创造福利，而人得到的报酬往往不是经济报酬（村干部津贴并不多），而是职位赋予的各种非经济权利：诸如连任、信任、权威、上级奖励、外部社会关系等。这些非经济权利有的不能与职位分离，如权威；可以与职位分离的又不能与人本人分离，如荣誉、信任、声望、关系等。因此人普遍存在一种心理：把非经济权利转换成经济权利。优先占有集体企业承包权、挪用公共物品就成了普遍现象。
在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中，为了防止村干部的权利过大带来的腐败行为，村民有权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村民很难有效监督村干部，这就突显出村务公开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村务公开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能令人乐观。很多地方的村务公开仅仅是一种形式，往往是到年终或上级检查前，村干部将财务帐目公布于布告栏中就算村务公开了。这种村务公开操作办法的弊端很明显：一是内容过于简单，仅从公布的数字是看不出问题的。二是公开方式有弊端，村务公开不仅仅是村务公布，应该是村民能够了解到村务决策和执行中的每一个重要的有必要知情的环节而不只是了解最后的结果。因此，村务公开需要村民有更多的参与，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参与到决策和村务执行的重要环节中。这又引出第三个弊端，周期过长。村务一年才公开一次，有的地方可能更少，如此长的周期使得很多重要问题已经无从查证，因此有必要制定短周期的定期公开制度与重大村务及时公开相结合的办法。当然，公开的方式仍然需要便于村民参与，比如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
村务公开还只是村民对村干部进行民主监督的一个方面，其它方面的监督更是薄弱，这样一来，即便村干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仍然会出现人权利过大的问题。
3.3.2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外部控制的不完善
对村干部的监督，除了来自村民以外，还来自国家，即党和政府（主要是乡镇）对村干部的监督。虽然实行农村改革后村干部获得了更多的自，国家对村干部的制约相对减弱，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政策手段对村干部进行一定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同样遇到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国家很难通晓村庄中的事务，很难清楚知道村干部的行为，也正因为上级监督的困难，国家才会积极推行村民自治，期望通过村民的监督制约村干部的行为。因此，对村干部而言，来自国家的外部控制是先天不足的。
不仅如此，乡镇对村干部的控制在目的上也存在问题。就目的而言，乡镇的控制主要是为了使村干部更好的为自己完成任务，而不是杜绝村干部的不当行为，只要这种不当行为不至于激起太大的民怨，不至于引起司法部门的注意。这种目的性影响到控制方式上，主要是通过与村干部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加强控制。这里面的弊端是，责任书只能对可以量化的事物进行控制，主要是经济指标，而很多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物由于无法量化就不在责任书的内容里。并且，责任书使得村干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经纪关系，即村干部只是替国家提取农村资源的工具，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经纪人。这种情况下上级只会关心任务完成的结果而对于村干部完成任务的过程不感兴趣，即使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上级一般也会容忍，这种容忍就鼓励了村干部的不当行为。
最后，在当前乡镇干部也普遍实行责任制的背景下，村干部的这种经纪身份使得他们与乡镇干部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的个人关系。当前基层政府财政包干的情况下，乡镇干部普遍有任务在身，而他们要顺利完成任务离不开村干部的帮助。特别是包村干部，与领导签了责任书，他所包的村完成乡镇任务的情况与他本人的收益挂钩，他们与村干部关系好坏会影响到村干部完成任务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包村干部自身利益。因此，对于乡镇干部而言，他首先担心村干部不肯卖力完成任务，至于村干部的其他过失，只要不出大乱子，他就不甚关心。另一方面，对于村干部而言，通过乡镇干部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持，可以发展与村庄以外的社会关系，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样，村干部与乡镇干部特别是包村干部之间很容易产生一种“人情”关系，双方基于这种“人情”关系交换各自所需而对方拥有的资源。在这种“人情”关系是一种非正式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乡镇干部会把默许村干部在执行制度时的某些无损大局的越轨行为作为巩固和发展这种“人情”关系的必要成本，从而鼓励了村干部偏离制度的行为。最后，这种“人情”关系使得国家对村干部的监督发生异化，并且这种关系会造就跨越乡村两级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则会进一步增加国家和村民监督乡村干部的难度。
总地来说，村委会法人行动者内部权威关系的不平衡和外部控制的不完善为村干部的策略行为提供了“自由”政治空间。版权所有
四结论
村委会选举总结范文6
一、xx村基本情况
二、2009年工作总结
1.创业。积极响应县乡领导的号召，投身创业，与村支部书记茆云志一起共同创办了沭阳县云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伙种植草莓大棚20个，面积40亩，投资40万元，4月育苗，8月中下旬移栽进棚，12月底草莓上市，次年4月中旬结束，预计实现销售收入80万元。
2.其它工作。一年多来，我参与了村上的所有村务工作。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到计划生育对象主动交纳了社会抚养费；从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到落实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土地整改工作；从接待上级到村视察和科技下乡活动工作队，到在实践中领悟到“建设新农村的必要性”和关注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我用60%的时间穿梭在田间地头，协助村党支部开展了“村委会选举”和党员活动9次，到户实用技术指导60余次；协助村“两委”处理民事纠纷20余次，制定和完善了村“两委”班子制度建设，负责村委会及其村党建工作。一年来，我用勤奋、智慧和务实的工作态度转变了村民们对“大学生”最初的看法，我也成了村“两委”班子的得力助手。
三、2012年工作计划
1.借着县乡领导倡导、关爱的东风，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继续带领村民创业。拟将沭阳县云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规模扩大1倍，新建反季节草莓大棚40个，增加投入40万元，年销售收入可达16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