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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范文1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首要前提是树立国际化的教育意识。在新世纪，高等教育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牢牢树立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对外开放。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能仅仅停留在互派留学生的简单交流合作上，更重要的是对各国和各地区的先进办学理念、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教学内容与方法等进行吸收和借鉴，“洋为中用”，并进一步谋求更大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民办高校以其灵活的办学机制，在吸收与借鉴他人经验上有着强大的优势，只要有利于学校发展、符合教育规律。在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学校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大胆吸收和借鉴。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有力保障是完善制度建设。我国民办高校的立法体系建设起步较晚，法制体系还不十分健全。虽然相继颁布了《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出台的一些地方性法规，但从实际执行效果上看，还存在立法滞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无法落到实处等问题。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在立法与执法层面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民办高校自身也要积极争取政策的支持、制度的保障。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运行基础是加强师资建设。民办高校要想应对国际化趋势，就应该在吸引创新人才、优化教师队伍上下工夫。由于优化师资队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民办高校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师持续发展计划，建立有助于教师发展的培训体系。就教师个人而言，要更新教育理念，要具有国际意识和现代知识，转变自己在传递知识方面的角色和行为方式，重新锤炼自身的素养。民办高校在把本校教师送出去的同时，还要把国外一流教师请进来。这也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知名度和国际化程度的有力措施。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条件是拓展经费来源。从对一些民办高校经费来源所作的调研来看。靠学生缴纳的高额学费依然是民办高校维持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学费不能无限制增长，校际之间的竞争、社会世俗的偏见等原因导致学生报考民办高校的数量逐渐减少，政府补贴又微乎其微，这些综合因素导致部分民办高校出现运转困难、经费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民办高校多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靠银行借贷来缓解；二是为了获得运转经费而设立“公司”，借以盈利。但这些措施都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高校要想突围就需另辟蹊径。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国内外的产学合作，吸收大量的外部资金。目前中国企业研究开发的能力较为薄弱，利用高校的研究能力和资源与企业合作，可以实现多赢，既可以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实现产品升级，又可以提升民办高校研究能力获得大量资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办学资金不足的困境，而且还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带来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我国政府应加快产学合作的制度建设，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创造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际交流与合作范文2
论文摘 要：网络理论作为研究社会关系的手段，为本文提供了研究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方法——本文设计了以高校、科研机构、跨国企业为节点，高校为主体，以合作研究、人才交流、信息共享为合作模式组成的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同时引入高校国际化的指标，以网络结构指标为纽带揭示高校国际化与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网络化的今天，人类已步入以知识为驱动力的社会，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当今的科学研究以“跨专业”、“跨国界”为特征，任何一所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学必定同大量的国际合作伙伴进行着实质性的合作。以高等学校作为主体的跨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样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国内高校参与国际范围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项目研究的格局。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是以高校作为主体，以其他国家高校、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等国际组织通过交流与合作而结成的无形网状组织。
本文采取样本分析法作为研究依据。根据USNEWS国际大学排行榜，从前50名选择10所大学进入A档，从90~100名选择10所大学作为样本另一部分B档。通过样本高校的披露数据，选取合作伙伴数据，包含所在国、合作模式、合作层次等非数值数据（详见附录）。
我们将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本科生比”这三个指标作为本文对“高校国际化”程度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的特性与这三个指标的关系。
一、国际化指标体系详解
一所高校的国际学生数量是该所高校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一定范围内国际学生越多，其学校的国际影响力越大。但是每所大学由于师资、办学资源等约束条件，学生数量不会永远扩大，总数更倾向于在一个范围内保持稳定，国际上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这点上较为相似，均为30000~50000之间。因此，除了考虑国际学生总数以外，更要关注的是国际学生在全部学生中的比例如何。比例越高，意味着在校学生国别多样性程度越大，标志着该所大学国际化程度。
普遍来说，大学提供的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倾向于创新性的成果，对学科产生较大的革新和推动作用，本科生教育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学术深度上不及研究生教育。这两种国际学生之间的比例体现着大学国际教育的侧重。我们定义国际学生类别为：
本文定义的“国际教师”特指与大学具有正式合同的长期教师，不包括访问学者或短期客座教师。
招聘国际教师，促进教师的流动性本身就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与国际学生类似，我们既关心大学的国际教师总量，更注意在全部教师中的比例。国际教师对大学的贡献率不仅仅在于新知识、方法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一个人而建立起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而扩大组织的外部渠道，为再一次的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可能。
二、样本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与国际化指标的关系
1.高校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
我们将样本中的国际大学A\B两档的国际学生比例与合作伙伴数量关系图叠加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不规则的相关性的关系。处在不同档次的大学，即使国际合作伙伴数量相近，他们的国际学生比例可能也会有较大的不同。从257到146的区间内，大学的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较不规则，呈现出起伏较大的形态。随着伙伴数量的减少，A\B两档高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均呈下降趋势。通过趋势线的添加，我们看到A档大学的下降趋势较为平缓，B档大学的下降趋势相对A档则下降较快。A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1x+0.160；B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2x+0.146，从下降速度来看，B档大学是A档大学的2倍，这一情况说明随着高校排名整体下降，其国际学生比例随合作伙伴数量减少而加速降低。由于USNEWS的排名方法侧重于“学术同行评议”（Academic Peer Review），“同行的评议”既包含学术的水平，更表示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由此可见，对于国际生源的吸引力上，高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界的口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水平对于具有不同留学动机的学生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以接受本科教育为目的的国际生源对高校的学术水平的要求会低于研究生。本科生更加关注的是所学专业将来的市场欢迎程度、学费、留学目的地等；而研究生阶段的留学则有别于本科生，研究生留学往往以所学专业的深化为目的，学习阶段往往可以获得奖学金，能够与导师进行深入的接触从而融入到导师的科研网络中。因此，研究生阶段的国际流动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学术研究。样本中的大学都是国际知名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国际学生的比例也以研究生为主，由此可以了解影响国际知名大学吸引国际生源的另外因素是其学术能力和口碑。
2.“研究型”合作模式与研究生/本科生比关系
样本中的国外A档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比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平均为1.19的8所大学（标准差为0.58）和两所数值较大的大学，分别为4.02的杜克大学和6.80的东京大学。说明这10所大学国际学生中的研究生数量高于本科生，有的甚至远远大于本科生数量。这10所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的平均比例为79.2%，标准差为0.09，可见国际知名大学与国际合作伙伴大部分是以共同研究为合作基础，网络中流转的以“创新的知识”为主。由于基于“共同研究”或者“知识创新”导向的合作，势必会衍生出教师和研究生的流动，进行深造的学生往往能够得到自己导师的推荐与别国的学者共同研究或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研究项目往往配套着研究经费，经费的充足客观上推动了学者、学生间的流动。与A档类似，B档大学的学生成分也以研究生为主。其中有7所大学的研究生/本科比超过1，最高的为伊利诺伊大学的7.19。与东京大学类似，名古屋大学研究生/本科生比例也较高达到了5.14。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和西澳大学的比例小于1，分别为0.85，0.27，0.55和0.75。该组“研究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比例平均为74%，略低于A档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研究生阶段教育采取德语和瑞典语作为教学语言，本科阶段有较多英语授课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科生人数而限制了研究生的数量；诺丁汉大学和西澳大学秉承一贯的国际化战略，国际学生中本科生比例很多，澳大利亚本身是移民国家，大学往往是移民的第一站；英国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诺丁汉大学在亚洲的两个海外校区为主校区提供了大量的国际本科生源，B档中平均国际学生本科生数为2100（剔除三所100多名本科生的大学），而诺丁汉大学国际本科生为3100，远高于平均水平。
样本中的国外大学的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比例占多数，有的甚至占绝大多数。这些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占到了75%以上，伙伴关系以“共同研究”为主。另外，大学对国际学生授课的语言也是影响国际研究生/本科生比例的因素之一。
3．“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与国际教师比例关系
教师作为大学进行知识传播、创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教师则是带来国外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能够提高大学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有利于创新。
首尔国立大学、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三所来自东亚的大学的平均比例为7%，其他国外大学的平均比例为27.47%，标准差为0.02。我们将“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的比例与国际教师比例联合研究，查看二者相关性。
国外大学两者之间没有表现出具有相关性的特征，比例分布比较混乱，没有呈现出规律性。以初步看出，国外大学在国际教师流动上与合作内容的关系不十分紧密，虽然国际教师的比例较高，但基于合作项目的流动并不是主流渠道。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由于国际知名度、汇率因素和整体社会环境中国引进高水平的国际教师只能通过政府间、校际的合作项目展开，这些项目往往配套经费、实验室等物质保证。学校如果不通过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而自聘高水平专家，则绝大多数大学是无法支付高额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因此中国大学国际教师的引进往往是“项目驱动型”，国际教师数量与“教师交流型”项目的数量、质量息息相关。国外知名大学特别是来自欧美地区的大学，由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均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宽松的教育机制使得教师流动十分普遍，且大学对教授采取聘用制度，政策十分灵活。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研究需要自发地选择自己理想的研究场所。因此国外大学的国际教师数量与类似的合作项目关系不紧密，虽然合作项目可以向外输送国际教师，但更多的国际教师是通过自荐应聘到校任教。
国际教师是知识在不同势差进行流动的传播者，而国际知名大学往往集中在欧美地区，因此这些大学的教师就成为传播最新知识的人。而目的地则需要学者自行选择，而上文中从统计结果中也能看出，即便是经济发达、科研水平很高的东亚的日、韩一流大学对国际学者的吸引力程度也十分有限，这说明文化也是阻碍学者在不同国度间流动的不可忽视因素之一。
三、总结
国外一流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已经是他们吸收研究生阶段国际生源资的重要渠道，表现在合作网络的特性（度与研究型合作模式）与国际研究生指标较为紧密的相关性；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对国际生源贡献程度有限，二者相关性不明显。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中国以本科生为主。
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师资比例较高，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数量相关性不高，这与国际人才较高的自发流动和宽松的政策有关；中国大学的国际教师比例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紧密相关，中国大学的国际师资的引进主要依靠政府、校方主导。
附录：国外大学样本：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华盛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普度大学、伯明翰大学、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西澳大学、乌普拉萨大学、KAIST。合作数据采集：大学名称。合作对象档次、合作对象排名、合作对象名称、合作对象所在国/地区、合作对象所在洲、合作层次、是否联合研究形式、是否教师流动形式、是否学生流动形式、是否合作协议形式。此研究受天津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52WR40/天津高等学校国际交流网络的创新性研究》资助，系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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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范文3
[关键词]教育生态环境；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化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84-01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增多，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大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却明显不足。这使我国外语教学陷入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各层次的学校、培训机构提出各种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学习，但是最终的效果却差强人意，“费时低效”的现象非常普遍。要想走出这一困境，英语教学必须有实质上的突破。
1 “教育生态环境”的内涵
教育的生态环境是教育学与生态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产物，是以教育为中心，但又制约和调控教育的多元环境体系。本文所指的教育生态环境主要指学校生态和课堂生态，即学校生态内部的包括师资、课程、课堂氛围等在内的中观生态体系，主要分析学校生态环境因素和师生生态关系对教育、师生心理的影响。此外，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视野下，分析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相关活动对学生的英语能力发展的影响，探讨学生的兴趣和动机、教师的发展，以及教师、外教、学生、留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
2 “教育生态环境”的失衡问题
2.1 教育目标的生态失衡
我国绝大多数的英语教学活动中，都存在明显的应试倾向。学生和老师们把通过各种考试设定为英语学习的目标和检验标准。而面对这种应试的大环境，学生普遍采用题海战术应对考试，教师也多侧重培养学生的应试策略和提高学生的应试技巧，完全忽略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否认了教育生态理论中教育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2.2 教学内容的生态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割裂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过于偏重于语法、词汇的教学，而文化介绍则不足。导致学生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背单词、学语法上，最终却不能正确说出完整的句子，甚至不能恰当地正确地使用单词，或者说出的话语合乎语法却“言之无物”。这破坏了英语教学生态平衡，并最终导致低产出、低效益。
3 “教育生态环境”实现的有效途径
3.1 确立生态的教学目标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该目标渗透出教育生态学所提倡的整体性、发展性和适应性。因此，大学英语“教育生态环境”首先就是要基于生态的语言教学目标。
3.2 选择生态化的教学内容
在英语教学中，教学内容应具有整体性与关联性。外语学习必须在理解和接受英语语言文化、人文社科知识的基础上，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再结合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心理特征，才能得以实现。
3.3 营造生态课堂氛围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教师在课堂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在课堂上的表现就是教师处于知识灌输的主导地位，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生态课堂强调学生个体相对独立，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只有在相对宽松的语言教学环境中，学生才会勇于尝试，大胆开口说英语。
4 基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教育生态环境”的支持系统
4.1 “引进来”的方针
高校可以利用当前丰富的外事资源，通过引进外教和留学生为我国的教育带来国际交流合作的新资源。外籍教师参与教学不仅引入了先进的教学方法，而且能使学生接触和了解了境外教育机构的互动和启发式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此外，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现有的留学生资源，与留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来培养学生具有国际交往能力，尊重异国风俗与，维护民族尊严和法律权威，培养学生具有较丰富的国际知识，并以此进一步促进我国全球化的发展。
4.2 “走出去”的策略
通过参加更多的国际会议，学习国外的教学理念，与我国现状相结合，促进我国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从教师的角度出发，给教师提供更多地参加国际会议、出国进修学习以及与外籍教师交流学习的机会。通过选派教师和管理人员赴境外合作学校学习与进修，了解、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的教学管理理念与方法，通过高校人员的互动交流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教师的双语教学的能力、了解国外相关专业和课程教学与科研发展的最新动态，提高教师的教学生态化意识和实施生态化教学的能力，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促进师资与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和国际化。
5 结 论
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不容乐观，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生态环境，保证教育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高校要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立足点和使命，着眼于国内外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整合优势资源，营造适应市场需求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为此，高校教育应更好地规划布置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促进受教育者内心环境的构建与和谐协调发展，以期改善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培养学生的国际化交流合作意识，以促进其语言文化的学习；通过高校人员的交流和互动，促进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通过积极借鉴发达国家教育系统的成功办学经验，使我国的教育能较快地与国际教育接轨，使学生能更快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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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远振，陈维振.中国外语教育・理解与对话：生态哲学视域[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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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范文4
一、图书馆馆际交流与合作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已不单单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已渐渐渗透到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其中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它促使各国了解接纳其他地区的不同文化，从而进一步消融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利于各国开展更广阔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可以说，只有开展更加深入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进一步促进各国在其他领域更好地发展。
而图书馆作为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重要文化窗口之一，正在进入一个由原来“以藏为主”转型为“以用为主”的快速发展期，也正是最需要彼此合作交流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时期。随着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图书馆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渐渐发展起来。加强各国馆际交流与互助是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需求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然而互相独立的图书馆显然无法满足这种需求。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资料管理部部长李淑贤认为：在信息爆炸时代，由单个图书馆提供读者需要的所有信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而非常有必要及时探索数字图书馆的合作途径，最终构建一个全球数字图书馆以满足读者需要。（2012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商讨亚洲图书馆交流合作/李湘萍）在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了数字图书馆基本建设的情况下，寻求这样的合作机制是必要且完全可行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曾在2012年度的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地理上的山水相邻，民族上的相近相亲，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在历史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地区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和跨国界多民族所共有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上的交流融合，为今天我们继续深化这一地区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这一地区各国间图书馆领域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国与其他大部分亚洲国家也都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地缘文化使得双方更易搭建平台，从而为图书馆界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我国早已利用这一便利条件积极开展与亚洲各国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与韩国、日本、越南等多国建立了高层访问、业务交流等多种模式的合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及周边其他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已经在本国首先推行了区域间的联合模式并试着向外发展。这些活动和尝试为亚洲图书馆界的国际交流开创了新的平台和良好的模式。
二、亚洲图书馆馆际交流的问题
亚洲图书馆在国际馆际交流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目前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起步晚，主观意识不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较西方国家落后，因此在文化领域基础建设较差，合作交流起步也相对较晚。对于图书馆领域来说，各国之间的馆际合作更是刚刚起步，基础浅，缺乏经验，主观意识不强，各方面的合作都没有形成固定的常态模式，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合作的长久和有效。
2. 交流面窄。图书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目前才刚刚开展，各国只是进行了试验性的合作，交流面相对狭窄，内容不够丰富，且合作未形成规模，仅限于个别国与国之间进行，并未形成多个国家地区的区域性多边交流与合作。
3. 合作领域单一。各国图书馆界虽然开展了很多交流合作，但大部分只是参观访问，简单互换文献等，合作还远远不够深入，领域也相对单一，且大部分议定项目还仅仅停留在意向性方面，没有切实进行，深入有效的合作还需要各国同仁进一步努力。
三、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几种模式
虽然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了各国间的联系，使得各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加深，各地的文化也有较频繁的接触，但各个民族间的文化不会就此消融，其独特性还将长期存在，多元文化的趋势也将继续发展。因此，各国图书馆也也面临着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双重任务。但鲁迅曾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在保留自己独特性的同时，也贯穿着共同的、普遍的属性，即文化的世界性。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同一性和相似性为民族地区图书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便利性和可合作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49%。由于地理位置、历史等各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多数为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但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又是全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证了全国图书馆业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因此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不仅要尽力保护、传承本民族优秀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向外看，打开门户、开阔眼界，吸收采纳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发扬本民族文化。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地处边疆，与周边国家紧密相邻，风俗相近、文化相通，互相之间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厚的友谊，现在更是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整体向外开放合作的大趋势下，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其地缘优势，积极寻求与亚洲各国图书馆共同发展。以笔者所在的内蒙古图书馆为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之一，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近几年间先后与俄罗斯布里亚和国国家图书馆、喀尔梅克共和国国家图书馆、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及蒙古国各省级图书馆进行了多方合作与交流，交换了大量蒙古文文献，完善了双方的民族地方文献信息，实现了资源共建共享，目前还在继续尝试新的交流合作机制。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与亚洲国家图书馆之间可以开启以下几种合作模式以有效促进各方发展：
1.互派人员交流学习。图书馆界的合作与发展依赖的不外乎资源共享，而专业人才正是最重要的一类资源。人员的往来交流与业务的相互沟通是促进双方图书馆领域长期合作交流的重要保证。（加强交流 深化合作 携手推进亚洲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周和平同志在2012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的主旨报告/周和平）它不仅能够加强各国图书馆专业人才的业务能力，也可以交流相互间的工作模式、服务理念等等。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联系其他国家图书馆着手建立馆际业务交流机制和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养机制，加强数字资源平台、民族文献和古籍的保护开发等重点领域的人员交换、调研讨论等活动的力度，为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2.开展馆藏文献交换。通过馆藏文献的交换实现文献的共享是各图书馆之间开展深入合作的基础，也是民族地区图书馆搜集民族文献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应积极倡导少数民族馆与亚洲各国图书馆之间开展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的服务，加强各国公共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通过网络、邮件等数字平台或者实地拷贝等方式开展文献的交换利用，已达到资源的充分共享。
3.馆藏文献的共建共享。馆藏文献的共建共享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与亚洲各国图书馆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各国应尽力建设各国各馆之间统一的文献借阅查询系统，成立一个信息资源流通联合体，不仅方便各国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还能加强了各馆之间民族文献、古籍、数字网络等多方面的交流和应用。
4.设置专门国别文献阅览室。除了各方面的资源共享外，针对亚洲各国的国际交流，各图书馆可以开设专门国别的文献阅览室，购入该国的图书与数字资源，使本国读者能在家门口零距离接触到外国的图书文献，感受异域文化，深入了解学习各国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发展合作。
四、结语
总之，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已经与各亚洲国家图书馆搭建了一个广泛深入合作的平台，为将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应在已有项目和模式上进一步深化合作，为各国人民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和快捷周到的服务。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更应趁着这股东风继续努力，开放自有资源，吸纳新的信息，探索更加有效的交流合作模式，与国际大环境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在图书馆发展的蓝图上，力争做到既富有本民族地区特色，也不在基础功能和服务上有所缺失，努力为广大读者服务、为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向世界人民展示本地区绚烂辉煌的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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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范文5
关键词 : 重庆市;高职院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前景; 策略;
Abstrac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hongqing mainl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with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development trend, according to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resent situation, proposed the feasible future strategy.
进入21世纪后，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高等职业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起步较晚的中国高职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的接轨，高职院校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国内高职院校留学生的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在上述背景下，重庆，这个正在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教育高地和长江中上游地区教育中心的直辖市，尤其是高职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这一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
根据目前现状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由于国际高职教育市场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作为起步晚、基础差的我国高职院校就更要结合自身特点，针对成熟市场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制定与实施相应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战略。在这个大环境下，以创建国际知名高职院校为目标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
一、明确目标，针对重点
如何确定高职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目标市场是成功开拓国际高职教育市场的先决条件。从高职教育国际化地域市场的角度来看应该采取重点挖掘周边国家，开拓欧美及发达国家市场，辐射亚非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策略，这是由于周边国家与我国在文化和地缘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能比较顺利地进行教育文化交流，而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加强，在教育和文化方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同时我们也可更深入地了解和借鉴其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和体系
二、突出特色，形成品牌
我国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和发掘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传统历史的比较优势，结合我国现代化文化建设中取得的硕果，形成具有差异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如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京剧艺术文化、书法文化、饮食文化等在国际教育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声誉和感染力，可以结合各高职院校的地方特色，重点开发与这些行业相关的专业项目，作为高职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主打产品，率先走向国际高职教育市场。
三、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善于利用国际资源
高职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提升，需要高职院校应以更加开放、更加从容的姿态来应对，然而目前中国高校信息交流仍比较闭塞，大部分限于国内的教育资源信息交流。因此，可在高校信息网络建设上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将之普及到教师与学生中，开发其潜力，为促进高职教育国际化服务，同时，我国高职院校的学术期刊也应不断与国际同类期刊接轨，争取尽早成为本领域国际学术争鸣的阵地之一。
四、外事工作机构改革
高职院校的外事部门是学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核心部门。外事工作既是高等院校对外合作的桥梁，也是提高办学质量、学科建设与研究、人才建设以及提高高等院校整体办学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学校国际学术交流、外国专家聘请与管理、对外校际合作与交流、外事宣传及外事活动管理、港澳台工作、办理出国事务和对外合作办学工作以及外国留学生的招生、教学、日常管理和生活服务工作。
五、对外交流人才发展战略
高职院校一定要培养一支自己的对外交流的国际团队，这支队伍不是单纯的翻译队伍，也不是只懂教学的队伍，而是能在成熟的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上具有传播能力的队伍，它应该具有一批既懂经济又懂教育的高素质师资，能有效运作本国高职教育产品和对教育服务进行“策划”、“包装”、“宣传”和“销售”。另外，还要大力培养适应信息时代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高技术专业人才。
六、课程改革与师资培养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丰要表现在：教育目标的国际化，教育内容的国际化，教育思想的国际化和教学手段的国际化等。因此，在实施课程国际化时，一是要做好课程分类，提出不同课程的国际化发展目标；二是开发灵活多样的国际化课程形式；三是课程与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密切联系。国际化目标的实现依靠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互派教师，学者互访，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联合办学，合作研究等，要求教师必须熟练掌握和运用外语。在师资培养方面，中国高职教育要想走向世界，必须要有既懂专业又能熟练运用外语的师资队伍。
七、建立留学机制与完善服务水平
为了进一步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应该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留学生教育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和生活环境，更好地为留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在开展留学生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由于历史和学历、学位制度的原因。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更应该首先发展非学历教育，其类别可以是进修生和研究学者，并应该对不同类别的留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培养手段，以促进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大规模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开放性是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因而广泛深入地国际交流与合作必然在促进新思想、新技术和新发现上发挥重要作用，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学校的发展战略中应该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王宗华.普通高校外事发展新思路[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6.
[2李学伟.对高校外事工作科学发展的新思考 [J].探索，2008.
国际交流与合作范文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的职责范围包括中国、朝鲜、韩国和蒙古，其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将国际人道法付诸实践。
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与中国人民的合作情况，蒂埃里-梅拉介绍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人民总政治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展合作，在军队系统中发放有关《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资料。的专家也经常参加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组织的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研讨会或会议。随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迁至北京，以及2008年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成立，东亚地区代表处与的关系变得更加成熟。这有助于将《国际人道法》贯彻到的条令条例、教育、训练和纪律体系中去。”
梅拉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中国人民尤其是总政治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起有意识的加强对于《国际人道法》的训练和学习。”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开展的地域，包括海地、黎巴嫩、刚果(金)、利比里亚和苏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的军方和警方人员都发生过频繁的和积极的联系。从2006年开始，我们经常从维和行动中国民事警察训练中心定期收到提前部署行动的简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为提供维和部队做出贡献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能对未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做出重要影响的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与中国有关方面就此话题开展政策性对话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梅拉评价说。
谈到与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研究会等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情况，蒂埃里・梅拉介绍说，“我们与研究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还没有建立工作联系。因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国际人道法。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是一个包括人民在内的政府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的合作机制。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和施行《国际人道法》。在这个机制成立的过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邀请就这一机制的功能和结构提出建议。从2008年起，我们被邀请参加了几次以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为主题的会议，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在这个委员会的良好运作下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虽然出，于不同的视角，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都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比如这两种法律的目标都是保护人的生命，都禁止拷打和虐待，保障进入司法审判程序的人享有基本的权利，禁止种族歧视，都有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特殊规定，都关注食品和健康的权利等等。从另一方面讲，《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也关注《国际人权法》范围之外的情况。比如敌对的行为、战斗人员和战俘的境遇以及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保护。”
蒂埃里・梅拉高度评价了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军队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各级政府，以及中国的武装力量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和高度重视的态度应对了这场巨大的灾难，他们快速的、不知疲倦的行动拯救了许多生命，这也感染了许多老百姓，促使他们也加入到了救援行动中去。我会经常回忆起这个国家在面对灾难时表现的团结和对遇难同胞表现出的巨大悲伤。”
“这是一场自然灾害，”梅拉说，“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会联合会组织协调了国际社会各国的红十字机构以应对四川大地震。我们在联合会的同事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合作，紧急向受灾群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这包括1亿6千7百万瑞士法郎、10万顶帐篷、30万床棉被、10万3千7百28包食品和10万个医疗救助包。从不同红十字会赶来的同事被分配到了四川各地灾区以向灾民提供医疗、饮水和卫生方面的服务。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联合会支援修建了3万座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