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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韩国影视文化视点文化价值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家文化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家文化论文范文3
一直以来，安全生产是企业经营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企业的安全文化，关乎着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从而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企业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是其管理手段和理念，更是一种企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1.凝聚员工共识和力量作用
从企业安全文化的定义中可以理解到安全文化代表的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态度和价值观，同时也被大多数人共同遵守，是人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奉行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同时，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把企业员工的自我价值实现与企业的发展凝聚在一起，保证了员工实现自我价值和企业的发展的一致性，从而使企业员工自觉的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奉献力量。
2.约束功能
一般而言，企业安全文化教育可以为员工遵守安全规章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这是因为员工在接受安全文化宣传和教育后，自身就会对企业安全有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体会和了解，在日常生产运营过程中会下意识的对企业安全留心和关注。换而言之，企业安全文化能够对企业的安全发展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然而这一种约束作用，是需要企业花精力去培养的。首先，员工的安全价值观应与企业保持高度一致，从而形成目标一致的行为模式。其次，企业需要从硬性规定方面加强安全文化对员工的约束作用。最后，对安全文化的约束，企业还应密切关注员工的心理状况和心理需求。
3.辐射传导作用
由于企业并不是一个封闭式的集体，而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因此，企业安全文化可以多种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方式予以辐射或传播出去，从而将企业本身所提倡的安全观念、安全管理行为以及安全管理模式等扩散到外界，这样一来，如果企业拥有着良好的安全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辐射和传导，这一安全文化将可能被其他单位或部门吸纳并予以运用，从而间接为社会整体的安全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促进意义。
二、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的构建
笔者认为，在建立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时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体现。宏观方面主要评价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而微观方面则主要考察企业安全的氛围状况。
1.宏观方面的安全文化对企业安全文化的宏观评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关注企业的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理念和态度等意识方面的内容，具体外向化的表现为企业所推行的安全政策、制定的安全目标等等，其次还应关注企业对安全管理的奖惩措施以及对员工和社会公众的安全承诺等等，这可以从企业所公开的安全生产资料以及所颁布的相关安全制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和评价等等。
2.微观方面的安全氛围
除了需要对企业安全文化宏观方面的评价，另一个重要的评价内容在于企业安全氛围的微观考察，并且这种微观层面的安全氛围考察是涉及到企业每个经营管理环节。首先，从组织结构来说，企业安全氛围的构建必须要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等方面着手，以硬性的制度建设来巩固安全文化的形成和培育。其次，安全氛围还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环节，包括资金安全管理、工程建设安全管理、生产安全管理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微观方面的安全氛围必然还涉及到企业的个体。对员工而言，企业安全氛围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安全与利益问题，企业应注意员工的心理状况，强化员工对安全风险的认识和了解，增强员工对安全隐患的敏感度等等。
3.保持中立立场评价企业安全文化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安全文化体系的建设会涉及到各个利益相关者。为了使这一评价体系不受到各方利益的左右和影响，企业在评价安全文化体系建设时，应保持必要的中立立场。然而，现实生活中，如果由企业内部部门或相关人员组织对安全文化体系进行评价，难免会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此，笔者认为，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专业机构来对企业安全文化体系进行评价，无疑是保持中立立场的最好办法。第三方工作人员在获取评价资料时应尽量避免与企业发生利益关系，能够至始至终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完成企业安全文化体系的评价工作。
三、加强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建设的对策
1.坚持安全文化常态化评价
首先，定期组织安全文化评价。建议以季度为单位，每季度对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一次评价，每年对企业进行一次全面综合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评价体系。其次，定期组织安全文化建设相关人员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安全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评价水平，通过专业学习，促进安全文化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再者，定期组织同行业内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交流活动，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同行业内的横向对比，取长补短，促进安全文化评价体系发展成熟。
2.加强安全文化评价的舆论引导作用
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的良性循环发展，离不开正确的舆论和宣传导向，在强化安全投入的基础上，同样不能忽略了企业安全宣传。首先，建立专门的对外公关部门，具体负责企业形象的维护和应急公关工作，以促进企业和地方和谐发展，企业和居民互惠共赢。其次，企业可以定期举办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企业和相关企业之间，企业和附近居民之间的交流座谈会，通过印发宣传材料，树立一个具有责任感的，有担当的正面的企业形象。
3.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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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对伏特加的定义是：现代意义上是指一种烈性的酒精饮料，将含有专门净化水的有机原料形成的乙醇进行分馏，然后使之与由活性炭或改性淀粉和过滤技术加工过的水醇溶液混合而成。从古代起，伏特加就被冠以“理智的窃贼”这一名字。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大约迄今一万年前人们就从蜂蜜、水果以及浆果中制成了酒精饮料。纯酒精在12或13世纪由阿拉伯人发现，伏特加的原型由波斯医生在11世纪通过将乙醇蒸馏制成。它被完全用于医疗，因为古兰经不允许喝酒。在欧洲，第一次对含酒体的蒸馏是由意大利修道士完成的。酒精蒸馏技术在14世纪从罗马帝国传入波兰。1386-1398年热那亚人第一次将酒带入俄罗斯。它在大公的宫殿里十分出名，但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这时俄罗斯人对酒的态度不冷不热，像是对待不值一提的私人异国商品。酒在俄罗斯人心中还未产生多大的影响。改变俄罗斯人对酒的看法是在1448-1474年这一时期，俄罗斯酿酒业产生并且发明了从黑麦中提取粮食酒的方法。政府不仅对粮食酒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垄断，而且对其他酒精饮料也是如此。以前从未置于政府征税控制之下的蜂蜜和啤酒，这时候也由政府控制。从1474年起，酒的生产成为了巩固国家的王权象征。1480-1490年大公在酒精产品生产方面与教堂发生了争执，并且清算了在政府酒类垄断时教堂对此造成的损失。1505年俄罗斯第一次向邻国出口伏特加。1533年在莫斯科开办第一家皇家酒馆，伏特加的贸易权集中在沙皇政府手中。1590年，除莫斯科以外所有地区的总督命令停止一切私家酒馆贸易，将经营权集中于皇家酒馆。伏特加的生产和销售集中到酒馆头目的手中，而伏特加则由皇家酒馆出售。酒馆头目以及酒店掌柜由商会选出，并向地区总督汇报情况。1648年因酒馆头目滥用财政职权导致粮食酒品质急剧下降。同时，由于原料被侵占，假酒横行，受贿增加以及酗酒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705年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期间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了公开的包销制度，这使得出售伏特加获得了巨大利润，也造就了更多的富人。这种制度仅仅维持了10年，因为感觉到人民再也不会为此投入，彼得一世给予了酿酒业更多的自由，向酿酒工征收酿酒税。从这时起酿酒业向农业方面发展，他们开始自己生产粮食并将它们酿成酒。
176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为贵族创立了单独的酿酒系统，他们不用交税，但是家庭酿酒生产的规模必须与官位及贵族称号相符，因此贵族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生产伏特加。与此同时，酿酒业的生产规模与贵族身份紧密相关，其他阶层——神职人员、商人、市民和农民失去了酿酒的权利，不得不因个人需要而买酒。这一体系使得贵族酿酒业在技术和品质上达到了极高的发展水平和等级，它完全占有了市场。这给了伏特加一个不用竞争就得以发展的机会，并且使伏特加品质一直处在中等水平上，保证了政府的收入并且避免了竞争。对俄罗斯人来说，伏特加是一种很独特的饮料，它与一个人欢乐或悲伤时刻的心灵密切相关。俄罗斯人建立了反映伏特加历史的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有关伏特加的历史，了解到制作伏特加的原料和工艺，还会见到形形的伏特加收藏品。下面介绍几个著名的伏特加博物馆：1998年在乌格利奇创立了俄罗斯伏特加市级博物馆。该博物馆展出了手工酿酒器具，苏联时期第一台分装伏特加酒的机器，第一批伏特加酒，来自不同国家和独联体的城市所提供的伏特加酒礼物。在博物馆的展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96甜烧酒厂生产的酒精饮料。陈列展台里有一块特殊的区域专门摆放具有百年酿酒历史工厂的产品。2008年4月4日在罗宾酒厂内创建了“第一乌克兰伏特加博物馆”，展品中有精致的高脚杯、手工制成的独一无二的长颈盛酒瓶、手工酿酒器具、古代和当代的酒瓶、工艺品、宣传画等一千多样展品。2008年，阿姆斯特丹中央旅游区达姆拉克大街上的伏特加博物馆盛大开幕。在莫斯科有伏特加酒史博物馆，它直到2006年10月都位于圣彼得堡；2008年重建后，在圣彼得堡举办了新展会，以俄罗斯伏特加博物馆命名。在秋明坐落着西伯利亚酿酒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博物馆。在秋明Бабарынки河畔，坐落着一个综合体，它由一个酿酒厂、养猪场和蒸汽磨坊构成。2008年建在这里的新工厂“BENAT”成为药剂师塔尔塔科夫斯基一个多世纪前创立事业的延续。从伏特加诞生以来，它一直作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也是无数俄罗斯人与社会悲痛的第一元凶。为避免俄罗斯人陷入对伏特加无止境的依赖，俄罗斯政府果断地采取了反酗酒措施，但很难控制住俄罗斯人的酒瘾。到目前为止，伏特加魅力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反而更加地深入人心。
二、中俄饮酒习俗比较
家文化论文范文5
婺州南宗从创建孔氏家庙始，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拨款修葺，至清末年间遭焚烧破坏，到民国初期重建已有880多年的历史。正如刻在家庙门柱上的对联“脉有真传尼山发祥燕山毓秀，支无异派泗水源深桂水长流”所说，孔子的后代们在燕山（榉溪山名）一带像桂水一样源远流长。婺州南宗的发展将儒家文化在江南之地进行着广泛的传承，同时也经历着文化的变异和演变。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
二、婺州南宗：“活”在古村落中的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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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冲突 青少年 核心价值观 民族文化
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地被边缘化。
我们有许多节日，这些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可是，有着丰富内涵的传统节日却在全球化的今天被边缘化。我们的传统节日正在被简化，传统节日的气氛正在被淡化。
我们的青少年正在被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吸引着，似乎对于他们来说，传统节日远远比不上洋节来的时髦，远远比不上洋节来的有意义。过西方的节日在我们青少年眼里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用进口的东西似乎也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的一种追求。我们吃的是麦当劳、肯德基，穿的、用的是迪奥，开的是奥迪，看的也是《世界末日》、《变形金刚》。甚至我们的婴儿奶粉都崇尚进口的。生长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国的人们，还有多少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从我们出生，接触到的很多时候都是外来的东西，我们知道上帝，知道耶稣，却不知道，不知道女娲。
二、外来文化冲击对我国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中居于主导、统领和核心地位的主流价值观，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和践行，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当代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不容乐观。其中，文化冲突对我国青少年树立正确核心价值观就有很大影响。
外来文化，对于我国青少年建立大局观，世界观起了一定作用，他让我们能更好地认知世界，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可以让青少年接受更加先进的思想和事物。我们在接受这些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被忽略导致了我国的青少年没有了民族信仰，一味地崇洋，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少了一份对民族文化热爱，反而热烈追捧外来文化，使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这对于建立我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操是非常不利的。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需要建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当人们的眼球都被西方的油炸食品、时尚衣服、豪华跑车以及好莱坞大片吸引时，我们的社会呈现出来的就失去了他最本质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吃的穿的用的，甚至受的教育，都是西方式的教育，在被这些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将走向何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该在哪？我们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我们也有自己的中庸思想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先人智慧的结晶，我们要引以为傲，要努力学习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够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才能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培养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并强调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是青少年阶段。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青少年能否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也是我国未来社会主义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当代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坚持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权，加强文化意识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认同，培育良好的文化心态，充分发挥文化传媒的作用，实现文化化人的目标。培养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权。
(二)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尊重包容中提高文化认同。
(三)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高扬主旋律中引导文化心态。
(四)培育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效发挥文化传播的育人功能。
文化冲突对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它的出现，既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认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积极的心态来迎接这些挑战，坚持在文化发展中的领导权，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明.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构建的理论思考和探索[J].科学教育研究，2006.2
[2]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张凡迪，范立国.我国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现状与展望[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