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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刑事诉讼法范文1
关于“诉”的表述，在法学理论莫衷一是，但具有两点共同特征：其一诉是启动诉讼程序的原因；其二诉是向司法机关提出的程序或实体上的请求。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诉的相互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即刑、民之诉的程序关系和实体意义上刑、民之诉的相互关系。
一、 刑、民之诉的程序关系。
就诉的性质而言，附带民事之诉是就民事权益提出的请求，它本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但立法上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而将其刑事之诉一并审理。由于诉的性质不同，其解决的程序也必然存在着差异。为避免程序上的混乱，附带民事之诉的审判程序必然符合以下要求：
1、程序上，附带民事之诉具有依附性质，因而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特点。
诉的合并以存在两个以上的诉为前提。如果诉的性质不同，则适用的诉讼程序也就不同，合并后则会引起程序上的冲突。比较我国的刑、民诉讼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差异：（1）、起诉条件不完全相同。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的身份必须明确，而在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事实清楚但身份不明的被告人可以提起公诉；（2）、被诉主体不完全相同。民事诉讼中，可以对下落不明人提起民事诉讼，而在刑事诉讼中则不能；（3）、诉讼期间不同。有关案件的审理期限、裁判的上诉期、法律文书的送达期间、提交答辩状的期间等，在刑、民程序法中均有不同的规定；（4）、送达方式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公告送达，而刑事诉讼则不适用这一送达方式。此外，涉及案件的管辖、调解的适用等方面的规定，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要协调两种性质的诉的程序关系，其各自适用的程序在合并后就不能处于同等地位，二者之间只能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由于法律传统的影响，当某种行为处于法规竞合的状态时，公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往往具优先的地位。在刑、民关系中，其公、私之别泾渭分明。体现在诉的合并程序上，则是刑事诉讼优先。附带民事之诉在程序上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特点。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凡可能引起冲突的程序问题，均应依刑事程序法的规定确定。
2、刑事之诉的存在是民事之诉附带处理的基础。
附带民事之诉不同于独立的民事诉讼：（1）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诉讼的存续（一审期间）作为提起的前置条件；（2）在法的适用上，附带民事诉讼首先要受到刑事程序法的规制，其次才以民事程序法作为补充。因而，附带民事诉讼只是刑事诉讼中处理民事赔偿问题的附带程序，本身不具有独立性。据此，当追诉犯罪的程序尚未启动，或者已经终结，则民事之诉附带的基础便不存在，当事人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因刑事诉讼程序的终结也应一并终结。司法实务中，因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撤诉、被诉主体的死亡等原因所引起的刑事诉讼程序的终结，其效力也应当然施加于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即附带民事诉讼也应一并终结。需要指出的是，在后一种情形中，由于并未对民事之诉作出实体处理，因而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规则。
二、实体意义上刑、民之诉的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之诉与民事之诉的合并。一方面，它是对刑事被诉主体主张刑事责任的请求；另一方面，它又是基于涉嫌犯罪的行为所引起的民事权益争议，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权利人对被诉主体应负的民事责任提出的主张。从形成诉的原因关系来看，被诉主体涉嫌犯罪是刑事之诉的原因，而附带民事之诉则以涉嫌犯罪的行为侵害了民事权益作为诉的形成原因；从诉因关系来看，刑事之诉的诉因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而附带民事之诉则以符合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事实作为诉因；从诉的实体法根据来看，刑事之诉适用刑事实体法，而附带民事之诉则以民事实体法为依据；从诉的内部结构来看，刑、民之诉均有独立的构成要素，是各自独立的诉讼请求。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民之诉具有各自独立的特性。
理论上，有种观点认为：刑事责任的构成是确定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因而，当刑事被诉主体不构成犯罪，即使其行为侵犯了民事权益，也不能作出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判决。在司法实务中，有人也持相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在于：在确定被诉主体是否实施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中，对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权益争议一并予以解决，以及时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就附带民事之诉而言，它仅是在审判程序上依附于刑事诉讼，其诉的成立则不以刑事被诉主体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作为要件。据此，只要刑、民之诉一并审理，就应当一并作出裁判。如果被诉主体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符合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诉的独立性原理，则仍然应依照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在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同时，一并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
三、 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质疑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包括了三层涵义：（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刑、民之诉的合并审理为原则；（2）允许刑、民之诉有条件分离；（3）分离后，民事之诉的审判程序仍属附带民事诉讼。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对分离之诉的程序性质定位不当。
由于分离之诉脱离了“诉”的共存关系，其分离之后的诉讼程序就应当恢复其原有的独立性。就附带民事诉讼而言，由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终结，原来在诉的合并中因诉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程序上冲突的原因已经消失，合并审理的程序价值已不能得以体现。因而，其程序上对刑事诉讼的依附关系即应终止，并应根据诉的性质恢复其独立的民事诉讼地位。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以“附带民事诉讼”定位的弊端主要在于：
1、游离了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因此，它需要在确认刑事被诉主体是否实施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中，对因涉嫌犯罪的行为引起的民事权益争议一并解决。也即，这一目的的实现以诉的合并审判作为条件。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么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之诉就丧失了与刑事之诉一并解决的可能性。此时，再按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判也不能达到诉讼经济的效果。
2、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附带民事诉讼是救济被侵害的民事权益的司法途径。从本质上看，它仍属民事诉讼。但由于与刑事之诉的合并可能会引起程序上的冲突或影响刑事之诉的审判，因而不得不以牺牲民事诉讼的某些程序价值作为一并审判的代价。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特点，不得影响到刑事之诉的审判，使得民事之诉的一些程序要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法的适用上，附带民事诉讼首先要受刑事程序法的规制，而民事程序法则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否则，便会产生适用程序上的冲突，进而影响刑事之诉的审判。如果说这一代价在诉的一并审判过程中还具有一定意义，么在合并解决已无可能的情况下，仍将其中民事之诉的审判程序定位于“附带民事诉讼”则是制度上的缺陷。这一缺陷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影响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背离了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在民事诉讼中，只要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即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民事实体权利，而附带民事诉讼则因受案范围的限制，当事人只能就其遭受的物质损失提出主张。在刑、民之诉分离以后，基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定位，当事人仍然不能就人格利益的损失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对新增的这一请求只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从而增加当事人的讼累。第二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由于刑事诉讼的特点，当事人不能对下落不明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刑事诉讼先行终结，而因“附带民事诉讼”的定位，使其仍然不能追加虽不在案但具有履行条件的共同侵害人作为被诉主体，也就不能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从而由于赔偿义务人的减少，不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第三不利于当事行使诉权。民事诉讼的期间，是根据民事诉讼活动的特点，依民事程序法的规定确定。而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间则依刑事程序法的规定确定。比较而言，前者一般要长于后者。因此，当刑、民之诉分离后，如果仍依刑事诉讼的期间确定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时间，则不利于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了未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的附带民事诉讼和上诉期限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但这也只是就个别问题作出的解释。有关案件的审理期限，提交答辩状的期间等仍然没有明确，使得实践中的操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究其根源，即在于对分离之诉的程序性质认识不明。
3、程序上的合法性可能受到质疑。由于附带民事诉讼是基于诉的一并审判而设置，因此，刑、民之诉在审判程序上具有同步性。即使被诉主体未实施犯罪或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影响民事部分一并作出裁判。但刑、民之诉分离后，其审判程序上的同步性就不存在。此时，被诉主体是否实施指控行为及行为的性质均已确定。如果刑事部分宣告无罪，则附带民事诉讼就不符合起诉的条件，继续按照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理，其程序上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4、可能因刑、民之诉处于不同的审级而带来案件处理上的困难。
民事刑事诉讼法范文2
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虽然属刑事诉讼，受刑事诉讼制约，但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民法上的一种损害赔偿之债，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破坏和损害，并且使被害人遭受了物质损失的时候，则不仅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且还要让其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从“赔偿经济损失”概念本身的法律属性来看，虽然刑法规定了应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但“赔偿经济损失”不包括在刑法规定的刑种之内，不属于刑法制裁方法，而是民法上的制裁方法。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有作为民事诉讼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依附于刑事诉讼的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有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民法律规范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诉讼时效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法律冲突，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裁量上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执行标准，即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又影响了刑事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
冲突一、刑事被害人民事诉请先行审判的问题。
“刑事优先民事”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先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再解决其民事责任，是一种国际惯例。在处理刑事诉讼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的关系上，世界各国有三种立法方式：1、交由刑事诉讼程序附带予以解决，这是法国、德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解决方式，（但法国在公诉未启动前可单独进行民事诉讼）。2、是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诉讼程序附带予以解决而在其余情况下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或其它单独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这是英国的“混合式”解决方式。3、把它完全交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这是美国和日本现行立法的解决方式。①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犯罪引发的民事诉讼进行的前提是：一、要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进行；二、要与刑事审判一并进行，例外的才能在刑事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民事诉讼只要原告起诉与法院受理即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经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②有明确的被告；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④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111条“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起诉，必须受理”。
将上述两种程序启动的条件作一对比，不难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启动要比民事诉讼严格得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其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原则等诸多弊端，但最大的弊端是在刑事案件中，当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条件尚不成熟时，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条件可能已全部具备，但刑事被害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却无法就民事侵权赔偿先行诉请。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理念是当公权与私权并存时，强调公权优先于私权。当犯罪行为与民事侵权并存时，强调被害人首先要无条件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是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仅需要原告起诉-法院受理即可，且民事原告所诉的其权益受到侵害是拟制性的，即该侵害中只是民事原告自己的一种认识，其权益是否实际受到不法侵害，是否应由法院予以司法保护，都必须通过诉讼才能得到确认。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往往因受“先刑后民”的定式思维的制约和支配，在对犯罪事实没有依法进行确认的情况下，法院对被害人的民事请求可以拒绝审判，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问题便被无限期的搁置。此时，被害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消极、被动的等待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进展。其次，启动刑事审判程序必须以被告人在案候审为先决条件，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审判制度。但民事审判程序在被告人耒到庭是不影响审判正常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被告下落不明，有意回避法律审判或经传唤而拒不到庭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公告传唤并缺席裁决，以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在诉讼过程中，可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以确保生效的裁判得以执行。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民事诉请先行审判作了否定性规定，不能及时、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启动修改程序，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在强调刑事诉讼公权优先的情形下，对被害人某些要求先行救济的主张应于一定范围保障，例外地应给予民事法律所保护私权的适度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将该权利予以固定。在修改法律时可建议对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允许人民法院对被害人民事诉请进行先行审判：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可责令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1条-第14条规定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应由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被害人具有将刑事被告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法院亦可据此作出恰当的司法裁量。
2、取保候审期间被保证人逃匿的，可由其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已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如果被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匿的，经查实如果保证人与被保证人串通，协助其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描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则保证人不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3条的精神，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应当以其保证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的诉讼请示数额为限。
3、执行职务时犯罪致人损害的，可由犯罪人所在单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它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执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被告人不论是否在案候审，被害人均可以该企业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以实现司法救济。
4、犯罪嫌疑人已潜逃并已过一定时间，使侦查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被害人根据已有侦查的证据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
冲突二、诉讼时效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四章第八节只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即追诉时效。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这一实体问题，在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中未作任何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解释》中。《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89条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第90条规定：“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已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的，刑事案件起诉后，人民法院应当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对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受理”。对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作归纳性理解，可以知悉我国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有以下方式：①由被害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中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经记录在案后由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此种诉讼时效一经提起并经司法机关记录在案则具有永久性；②由被害人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提起，如逾期未提起则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我国民事法律从保护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举证困难的角度考虑，对于因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适用特别（短期）诉讼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计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计算”。上述法律明确规定，被害人应于受伤害之日起或伤势确诊之日一年内行使要求致害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权，逾期则尚失起诉权。
刑、民法律规范在诉讼时效上的冲突导致了在司法裁量上存在一定的偏差，虽然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本意从保护被害人的角度给予了适度倾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在追诉时效内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需要经过一套严密的司法程序，而完成这套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对因犯罪牵涉面广，取证困难或流窜作案等重大复杂案件而无法在短时间内侦查终结，致使刑事案件不能迅速移交审判，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在这一时间段内被害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将以犯罪事实未查清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之规定不予受理；虽然《解释》第89条赋于被害人具有选择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是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但因该司法解释未能充分贯彻《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37条的立法原则和精神，并且对《民法通则》相关条文作了修改性解释，不符合司法解释“合法性原则”，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司法解释与法律发生冲突并适用司法解释的尴尬状况；而另一方面被害人因客观原因（如司法机关未告之其诉权、被害人担心“罚而不判”等）未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经审查后以其超过《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37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为由而不予保护其胜诉权，有悖于法律保护被害人民事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
解决上述司法裁量问题，必须在现行法律中寻找支持。我国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中因被告人未到案、治疗尚未终结等特殊原因而超出《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的，在时效期间的延长上从该法中亦能找到法律支持。《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须注意的是，法院对于决定时效期间是否延长，有完全的裁量权。法律上的用语是“可以”延长，而不是“必须或应当”延长。依法律的本意，系将决定是否延长的裁量权委托法院行使，以便更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委托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提出的客观情况是否属于“特殊情况”作出裁量，及就该特殊情况下是否延长时效期间作出裁量。延长的事由是特殊情况，法律未对所谓“特殊情况”作出明确规定。当然，法院也不能随意地延长，该特殊情况应是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障碍。对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对其诉讼时效应进行实体审查，如确系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障碍而致使其无法在法定诉讼时效内行使实体上请求权，则可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作为特殊情况，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冲突三、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行刑事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有如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2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0次会议通过了法释[2002]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范畴仅限于因犯罪活动造成的物质损失（财产损失或经济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条文的形式明文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外，该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为各地人民法院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直接参照引用，成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审判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有扩大之势。
对比上述法律条文中，不难看出，刑、民两种法律规范对于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态度是迥异的。这种由于法律规范对立而引起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造成以上困境的，恰恰是我国法律、司法解释方面的漏洞。不同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同样的侵权行为规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这本身有违法律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以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精神损失赔偿而而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及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在责任承担方面的不同和我国国情的考虑而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有其欠妥之处，其理由是：
第一、根据我国《刑法》第36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活动在实质上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应是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因而在实体法上的法律适用应当规定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其实质是一种民事诉讼，只是在形式上附着于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同步进行而已。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虽然只有一个，但其侵害的是双重法律关系，一方面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意义上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具有了社会危害性，应受到刑罚的处罚，另一方面侵犯的民法所保护的个人意义上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由民法来规范和调整，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存在着双重性，既是被害人又是附带民事案件的原告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当被侵害的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达到了刑事违法性时，刑法才对其进行惩罚，这种惩罚超越对个人的保护，具有了社会性。因此，刑事附带的民事部分实质是对个人的民事保护，属于民法所调整的对象。
第二、人民法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不符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受理进行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按照《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据此，《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亦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排除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公民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财产上损失即精神损失有权要求经济赔偿，这是民法通则明文规定的权利。当这种不法侵害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时，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却被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如毁人容貌的故意伤害、、侮辱、诽谤等，物质损失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赔偿物质损失，对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人文精神。
第四、附带民事诉讼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破坏了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4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我国各部门法在各自的范围内各司其职，但在一些交叉领域，解决同一法律问题，则不管适用何种法律，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是由民事诉讼派生出来的，只是侵权行为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为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打击犯罪，提高办案效率，才与刑事案件一并解决。如果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有违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从我国现实及综合国情的考虑不能作为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西方国家中，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受案范围，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一切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②我国在加入WTO后，在日趋融入国际化的背景下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外亦不利于国际交往。
第六、《批复》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对是否受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作为司法解释，应当贯彻立法的原则和精神，在内容和形式上不能与立法的规定相抵触，如存在抵触，该司法解释即无效。《批复》即是在该背景下出台的，即必须在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作出，不能脱离现行上述法律而作扩大性解释。关于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李洪江所著《<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中作了明文说明。
综上，民事诉讼请求保护的范围不应拘限于物质损害赔偿，对于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同样应予以保护。当前立法机关有必要启动修改程序，对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问题重新作出新的规定。即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又能体现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参考文献：
民事刑事诉讼法范文3
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立案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前，由于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立案监督一直处在探讨争论和试点摸索之中，刑诉法修改后，尽管从立法上确认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但由于规定不够完善，立案监督仍然是刑事诉讼监督的薄弱环节。
1.从检察机关自身来看，主要是“两个不到位”：一是执法观念的转变不到位。有的认为检察批捕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公安报来的案件，重在定性把关，至于立案监督可搞可不搞；有的担心开展立案监督会影响与公安的关系及承办人之间的感情，不愿监督，还有的担心怕监督不准个人丢面子，不敢监督。二是工作开展不到位，具体表现为：①对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已赋予检察机关应开展立案监督的内容未依法全面开展。②对部分已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的案件，也多数是发份纠正文书了事，没有跟踪监督到底。③部分单位对通知立案的条件把握不准，草率通知，监督质量不高，存在立了又撤的问题。
2.从被监督的对象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立案阶段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较多。如忽视刑诉法关于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职能管辖的规定，基于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随意立案，争夺管辖权；以侦代立，先侦后立，未经立案程序便对当事人采取或变相采取羁押、搜查措施，等等。二是对监督意见接受不虚心、配合不紧密的多。一些侦查部门的干警在认识上并未把检察机关行使立案监督权看成是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不能正确对待监督，在接受监督工作中表现为缺乏配合和协作精神。具体表现为：（1）不予说明不立案理由；（2）迟延说明不立案理由；（3）通知立案不立案；（4）迟延立案；（5 ）立而不侦或侦而不结。
3.从立案监督的机制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有的规定过于原则，有的有上文无下文，缺乏可操作性。如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立案监督的案源主要是依靠检察机关去“发现”。但是，对检察机关怎么去“发现”却没有下文，这种“发现”的随意性导致立案监督的案源渠道不畅。二是监督的机制不够健全。突出表现在制度不健全，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案监督规程细则。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一部全国统一的、全面具体的立案监督的操作规程，以致不少检察人员对立案监督的操作程序和方法自己都感到茫然，如开展立案监督应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下切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进行，监督到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到了位，等等，难于掌握。
（二）侦查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虽然对侦查监督的范围、内容等实体性的规定比较明确，但对程序性的规定却很不全面，由此导致侦查监督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
1.从检察机关自身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少数干警对侦查监督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侦查监督摆上应有的位置，没有积极履行监督职责。二是对一些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侦查监督方式未能主动争取从立法上予以确认。如提前介入制度是检察机关摸索的开展侦查监督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却没有主动争取从立法上得到确认，以致工作中随意性大，什么样的案件公安机关应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如何选择提前介入时机，侦查机关与监督机关各自应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和义务等，均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三是纠正侦查违法软弱无力。目前纠正这类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是口头或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其以强制力作保证，当遇到被监督对象拒绝接受时就只能束手无策，使纠正违法的效果大打了折扣。四是检察机关内部各环节的监督体系存在脱节现象。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监所检察等三个部门在开展监督工作中都是各自为战，缺少沟通，没有形成体系，相互脱节的问题比较普遍。
2.从被监督对象来看，主要是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总认为只要人没抓错，即使程序上“越点轨”也无关紧要，对侦查监督部门提出的意见不以为然，导致侦查中的一些违法问题禁而不止。具体表现在：
（1）使用强制措施不规范。一是刑事拘留普遍超范围、超时限。 二是取保候审不规范：①刑拘后取保的多，直接取保的少；以“财保”的多，以“人保”的少；没收保证金的多，退款的少。②将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处罚措施，以保代放，一保了之。个别案件取保后甚至没有进行过讯问，没有继续侦查的记录。三是监视居住不规范。有的将监视居住放在宾馆或公安机关的招待所执行，收取一定的费用，有的甚至将监视居住的对象放在行政拘留所、留置室变相羁押。四是违反规定变更强制措施。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对已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为取保候审却不按规定通知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直到案件到了起诉环节检察机关才发现嫌疑人早已变更了强制措施，有的甚至已不知去向。五是滥用留置手段变相羁押。收审措施取消后，《人民警察法》又赋予了公安机关的留置权。《警察法》虽然对留置权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把留置对象限定为四种，留置时间控制在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但在使用中，公安机关普遍存在扩大留置范围、任意延长留置时间的倾向，有的甚至把留置作为一种处罚手段。
（2）违法取证现象突出。一是一人提审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是刑讯逼供、劝供、骗供、诱供等违法办案情况仍然存在。三是非法搜查、扣押物品现象严重。四是对证人、被害人违法取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询问证人、被害人不出示证件；采取威胁、引诱的方法获取证人证言等等。
（3）降格处理问题严重。一是以教代刑。 二是以治安处罚代替刑罚。三是以经济处罚代替刑罚。
3.从侦查监督的机制来看，一是监督的方式明显滞后，现实中的侦查监督主要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案卷材料，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很难想象能反映在案卷材料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后来向检察机关反映、控告，也大多因时过境迁无法查实而不了了之。二是公安与检察在对部分侦查机制改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如对公安推行的侦审合一改革，检察认为它与刑诉法第90条的规定相冲突，应予中止，而公安则持相反的意见，坚持予以推广。公安刑侦改革的本意是想减少中间环节，提高诉讼效率，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效率没提高，却丢掉了质检“关口”，案件质量明显下降，表现为：退补案件增多，漏罪漏犯增多，因证据不足不捕案件增多。
（三）审判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检察机关自身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看不到庭审活动中有哪些行为违背了程序法的规定，不会监督。二是发现庭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后无动于衷，怕提出了影响与法院的关系，不愿提出。三是对提出后不理睬的，没有监督到底。
2.从被监督的对象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法官滥用庭外调查权，规避审判监督。片面理解“庭外调查权”，将庭外调查演变成庭外侦查，并将自己在庭外获取的证据不经质证就作为定案的证据，规避审判监督。二是部分案件开庭不及时，判决不及时。
3.从审判监督的机制来看，主要是庭后监督的规定不科学，不利于及时纠正违法。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69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由此可见，诉讼法并未要求出庭的检察人员发现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只能在法庭休庭后进行监督。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却将此条补充解释为：“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实践表明，这样的“庭后监督”规定是不科学的。庭审程序监督的对象是特定的，如果不能抓住时机及时监督，待到庭审终结错误已经酿成再去监督，则失去了监督的本来意义。
（四）判决、裁定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检察机关自身来看，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①思想认识上有障碍。没有从严格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高度来认识抗诉工作。对判决明显畸轻畸重的案件习惯于口头向法院交换意见，意见不被采纳也不深究，未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②对抗诉的范围把握不准。从实体上看，只侧重了对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的监督，相反的情况则未予监督。从程序上看，五种程序的抗诉只注意了上诉程序的抗诉，而忽略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法官违反庭审程序判决、裁定的抗诉、被害人请求的抗诉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判决、裁定错误的抗诉。③刑事抗诉业务水平不高，抗诉的随意性大，效果差。④抗诉出庭工作不力。对抗诉的标准、抗诉案件的出庭程序和举证方法没有制订出可操作性的规程；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预见性不够，庭上应变能力差，影响了抗诉效果。
民事刑事诉讼法范文4
关键词：民事诉讼 非法公民 理性规制
一、民事诉讼非法公民的现状透视
司法实践中，许多非法定范围内的公民承担起人的角色，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往往忽视甚至无视其法定应然规则，致使民事诉讼公民制度失却其本原样态。
一是职业性公民未退出历史舞台。职业公民是一种以牟利为目的的活动，实践中具有诸多危害。民诉法修改后，虽然对公民予以限制，但很多职业公民还是能够伪造出相关的手续来取得公民的资格， 法院对此束手无策。
二是虚构身份公民层出不穷。现行民诉法将公民人限制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所在单位、社区或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人，取消了“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因此，公民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必须符合这几种情形。而实践中，很多情况下公民人在授权委托书中虚构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身份关系的虚实法院无法核对，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法院只能听之任之。
三是非近亲属亲友屡见不鲜。何为近亲属，实践中把握不一，无限地扩大，甚至把“朋友”等都算入近亲属的范畴。根据法律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除此之外的其他关系不属于近亲属的范畴，虽然该规定有一定的不妥，但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用法律，因此，在实践中对于近亲属的范围必须要严格把握。
二、民事诉讼非法公民的成因分析
实践中非法公民现象的出现非一蹴而就，有着诸多的因素，分析如下：
（一）司法理念的偏差
与形式正义相比，法官群体更偏重于实体正义，法官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案情的结果上，而不是得出案情的过程，这就使得公民的合法与否被忽略淡化。在非法公民出现的情况下特别是当事人本人未到庭的情况下，考虑到案件的进展和案情的查明，迫不得已漠视非法公民的存在。这也反映了当前法官程序意识的碎片化、权宜性。
（二）设计理念的影响
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是民事领域的重要原则之一，一定程度上具有高于法律规定的效力。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范畴，亦受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虽然之前的民事诉讼法对人做出明确规定，但是有一兜底条款，即“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该条款的规定看似决定权在于法院，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均被法院许可。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公民的范围予以修改，但是侧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民事诉讼设计理念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当事人仍然可以委托法律规定的非法律专业人士作为人。这就为非法公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法律规定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人必须与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定关系或获得相关机构的推荐，看似对公民的范围予以调整，但是人的资格条件并未明确，同时民事诉讼法对公民的审查主体、程序、方式以及惩罚措施并未规定。
（四）替代性法律服务形式的不足
目前司法所、法律援助机构等替代性法律服务部门人才匮乏、投入力度不够、服务范围狭窄，将很多虽未达到困难标准但经济条件确实窘迫的当事人拒之门外，在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无力请律师、不能得到法律援助的情况下，选择公民便成为无奈之举。
三、民事诉讼非法公民的理性规制
（一）建立相对强制诉讼制度
相对强制诉讼人制度介于绝对强制诉讼制度与任意诉讼制度之间，所谓绝对强制诉讼制度即只允许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案件，并且除法律规定的案件可以不委托人外，其余案件必须委托人。绝对强制诉讼制度中公民没有存在的余地，也就无所谓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任意诉讼制度则是对人毫无限制。民事诉讼法修改前我国实行的是任意诉讼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删除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以便“将实践中一些违法变异的公民排除在外”， 但是任意诉讼制度并没有得以实质性改变。目前建立绝对强制诉讼制度显然不切实际，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折中措施，建立相对强制诉讼制度，即允许民事公民的存在，但要对民事诉讼公民人做出法律限制。
（二）完善法律规定，落实司法审查权
1、明确公民的民事案件范围。民事公民人毕竟不是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只要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即可，其的案件只能限定在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范围内。
2、明确公民的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程序以及处罚措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公民的审查主体是人民法院，审查方式主要是书面的形式审查。在社区、单位或者人民团体推荐的人员作为诉讼人时候，建议推荐信中要注明推荐主体的联系方式，以便法院核查，否则作无效处理。法院可以在庭前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或者开庭传票的时候告知当事人这一要求，并明确责任后果。其他审查程序和方式，很多文章早有论述。
3、赋予对方当事人异议权。该权利的赋予可帮助法院发现不良公民人。但异议权不能滥用，该权利的行使必须有初步的证据予以支撑并遵循一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可参照回避事项的异议程序执行。
（三）构建以底层民众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服务体系
1、完善基层法律服务建设。政府应加大投入，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机构，机构和人员不占行政、事业编制，为当事人提供义务法律咨询、诉状、代为诉讼等服务。此举能有效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减少非法公民的副作用。
民事刑事诉讼法范文5
[关键字]市民社会；刑事；诉讼法；精神
一、前言
法治社会中，市民社会必须要与法治存在共同的理论基础。很显然，市民社会必然依赖于法治的管理。国家以及社会必须通过法制管理来完成分类。没有法治的存在，市民社会将会难以完善并不断发展，法治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然而我们通过分析现代化发展与市民社会两者之间的联系来看，很多学者指出，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是市民社会诞生之母，与此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还需要现代化的支持。由此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现代化刑法法治就是市民社会存在的条件，市民社会与刑法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应该相互协调，达到统一性。
二、我国市民社会和刑事的诉讼法两者间的理性以及精神
市民社会的法制本身就可作为自身的理性精神的独立主体性，这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不理外界的控制以及约束。什么是理性呢？它告诉我们人类脱离了迷信以及盲目信从，开始对传统的教条主义，某些宗教的信仰摆脱了，人类认真审视将理性科学精神以及实践法治并当作了解实质的内容。虽然我们的刑事的诉讼法在看待理性科学问题与精神上已经有很大程度的表现，可是它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国刑事的诉讼法与社会实践不仅要在理性科学上目前必须尽快做的就是稳定确立刑事的诉讼法威严，而且还要求科学的精神方面，必须协调好立法的根本原则，法律内部的框架以及其法治实践，达成统一性。
（一）市民社会与刑事诉讼的理性精神
首先，在市民社会中，能够很好地将市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的关联管理由法治法律来体现是一项非常基础的要。但是我们要很好的用法治来管理协调市民社会关系必须要求刑法法律在人们的意识中具有威严的重要地位。而刑事的诉讼法囊括于我国共法当中，我们唯有通过高效的方法来发挥刑法的作用，才能够有力的约束国家机关人员权力，我们通过这个来组爱人和的统治。这样才会在市民社会当中形成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刑事的诉讼法具有的科学精神
我国刑事的诉讼法应该并朝着这样的科学精神努力：首先我们要不断探究以及确切具有我国独特特点的法治制度的精神。第二，我们必须拥有诉因的制度项目，主要是针对改变指控的罪名的程序上详细的做出规定的独立精神。第三，我们要向审判的监督提出疑问，必须要求把检察院的抗诉作为前提条件，严禁法院做主提起申诉，必须阻碍法院替代控诉[1]。第四，严格健全出庭作证的法治保护制度。最后就是要切实确定的一本主义精神。
三、市民社会和刑事的诉讼法间的公平正义及效率的精神
在我国的市民社会以及刑事诉讼法无不追求渗进公平正义的精神，同时刑事司法还不断提高自身效率精神，为市民社会的高效健步发展做出努力。
（一）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之公平正义精神
在我国的市民社会当中，都能具有独立支配的平等权利。市民自己的思维意识，自己的价值目标在现代社会中有着关键性的决策。正是因为我们市民都拥有公平公正的自由选择权利，因此市民社会的公平正义精神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准则。与此同时，公平正义精神也是人们价值取向的一项最基本的追求，更是刑事诉讼的精华。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领域，公正公平的理念精神更应该凸显其独特的要求及特性[2]。长久以来，公平正义的科学精神一直是人类社会追随的精神美德，与此同时，刑事的诉讼法把公正放在首要位置追求。我国的市民社会以及刑事诉讼法应该要时刻渗透着公平正义的精神。
（二）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中的效率精神
高效率以及明智的知识产权是市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效率的提高是经济速度增长的关键因素，市民社会的产权结构也在刑法的保护下才得以稳步高效发展。市民社会追求经济高效的发展精神，其中通过社会的资源合理配置是提高市场经济显著的办法，有了资源的配制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好资源，避免铺张浪费，反过来有促进持续高效发展。我国刑事的诉讼中的效率，即是司法机构办案量的效率，我们通过刑事的诉讼来进行对市民社会进行各项活动的秩序维护。试想，倘若没有了刑法的维护，我们市民社会还会有人权的存在吗？还能谈得上经济交易的高效发展吗？我们司法实践把办案的效率提高，我们市民社会的就越安稳，市民进行各项活动就越奏效。公平正义以及效率精神都是我国现代市民社会以及刑法共有的价值取向。
四、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中的民主与自由之精神
刑事司法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分野同时也有密切联系。刑事法律在实践操作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市民社会各个成员利益冲突，所以我们需要用恰当的形式让市民社会参与到国家刑法的运作，进而保护市民的民主自由。
（一）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之民主
市民社会里面的民主治理的重要因素就是参与其中，市民社会里的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参与设计自身利益的实践决策。要实现民主精神，让民主活在市民社会中，从根本就要做到市民对政府的约束。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社会有着某部分人来操作掌管日常事务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然而我们要从保护社会的全体公民程艳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市民社会成员有民主自由权利，国家机构更应该约束掌权者的某些权利。
在我国的陪审法规中，公平公正以及公民民主自由的思维意思和个人权利观念的意识体现在陪审制度中，这对市民社会中民主精神起到积极作用。我们市民社会的每一成员无一不追求尊重个人权利的独立主体性，无一不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法治。因此，我们应当为陪审制运作留出一条绿色通道，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满足公民的自由民利，同时也能捍卫我国民主法治，司法机构民主崇高精神。然而公开审判的原则不但符合公民陪审制度，而且对刑事诉讼的操作程序起到了指导作用。我们应该在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司法法治实践活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保证市民社会的民利，有促进我国司法的逐步完善发展[3]。
（二）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间之自由精神
在市民社会的个人或团体中，自主和平等精神是市民社会的追求，在市民社会中各个成员都具有自己的特性，更渴望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力。过去的传统社会中，人民的集体精神非常强烈，成员的思维发展往往受到抑制，不能够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然而现代化的市民社会中，人民的集体思维意识从性质和内容上均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传统社会的固定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的意识，慢慢演变具有理性的和科学的意识，不仅变成崇敬的集体而且又尊崇成员的精神品质，这样在市民社会中就达到了共同的价值取向[4]。在我国的市民社会中，每个社会个体都具有很大的不同个性，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划分人格的模式，而应该要依据多姿多彩的特点独自个性的模式来进行当代市民社会的成员划分。我们唯有在按照社会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尊重人类的平等自由，充分发挥市民社会中群体的个体自由发展。综上所诉，自由平等的权利不单单是我们人类本能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的市民社会应该最求的理性目的。自由精神应该要时刻深化到市民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上。
五、总结
我国的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间应该互相协调好，互相促进，共同稳步的发展。通过上文的探析，我们也清楚了解当代市民社会与刑法间应该具有理性科学的，公正高效的，民主自由的精神。两者的精神相互渗进，为我国司法稳步前进做贡献，同时也推进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A].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C].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23-24
民事刑事诉讼法范文6
中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完成了诉讼模式的转换之后，证据规则中潜存的大量矛盾和问题通过庭审这一平台得以充分显现。举证无限、蔑视自认、重复鉴定等严重制约审判公正与效率之现象开始蔓延，证据规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瓶颈。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充分总结近年来司法审判经验并合理吸收学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了系统地了解和领会《规定》所蕴涵的内在精神，我们有必要将《规定》形成的历史背景、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与当代中国宏大的司法改革的背景相链接，从中来认识和领悟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意义和价值。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所担负的职能，是确保法官合理分配证明风险和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既要解决举证责任分担的合理性，又要保证法官在最大程度上发现真实的技术性。这种伦理性与技术性的双重要求，构成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形成的法理基础。
一、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伦理性及价值基础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通过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影响和改变当事人在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合理地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确保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自身的伦理性要求。
人类自步入文明社会之后，司法裁判在解决纠纷与冲突的过程中，逐步代替了最初的私力救济，裁判的程序与规则也日益增加了伦理的成分。司法裁判通过对已经发生的未知事实的判断，来确定和分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决定了该判断本身无法逾越主体的利益观念和价值取向。证据规则作为规范和约束司法判断的准绳，它必须吸收和汲取伦理规范中的合理成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伦理性集中表现为：
1．举证责任分配的伦理性。举证责任分配学说自古罗马开始，一直建立在“原告负担说”和“主张者负担说”的法理基础之上。19世纪末期，德国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理论，使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近年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量交通、医疗和生产技术领域内的重大事故也频频发生。受害者面对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而无法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赔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举证责任制度的设计方面，轻视了证据规则自身的伦理要求，使一大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为了弥补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上的疏漏，全面关照和回应现实社会中广大弱势群体的权利要求，使司法解释能够更好地吸纳社会伦理规范演变中的成果与精华，这次《规定》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和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和倒置的具体规定；同时，又对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和倒置的具体条件，作了更加明确和系统的设置。
2．审核认定证据过程的伦理性。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是司法判断形成的核心和关键，如何在审核认定证据的过程中渗透和涵盖公平与诚实信用的伦理原则，是新的证据规则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首先，阻止和惩罚隐匿证据的行为。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可能被一方当事人所控制，而该证据的出示又明显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如果我们仍然简单地按照举证责任的原则，来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真伪不明承担证明责任，就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利益的失衡。如在医疗纠纷中，医疗机构持有病员的病历而拒绝出示，病员期望通过医疗档案来证明医疗机构具有明显过错的诉讼主张就会遇到障碍。其次，调解或和解过程中的让步与妥协不能构成自认。调解与和解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化解矛盾的两种方式。为了实现调解结案的目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都可能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不予反驳，甚至提出一些妥协或让步的主张或方案。因此，将调解与和解过程中的妥协与让步排除在自认的范畴之外，更加符合诉讼的公平原则。再次，禁止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民事诉讼的最大特征在于其纠纷自身的私权属性。因此，当事人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在获取证据的过程中，不惜牺牲他人合法权利及利益的行为应当为法律所禁止。
3．证明风险负担的伦理性。证明风险，是指当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时，应当规定由哪一方当事人对不利后果进行负担的一种证明责任。证明风险负担的伦理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法官不能因案件事实不清而拒绝裁判。只要案件符合的条件，法官就必须对原告的以判决或裁定的方式作出回应。第二，法官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如何裁判。德国著名的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教授认为：“证明责任的本质和价值就在于，在重要的事实主张的真实性不能被认定的情况下，它告诉法官应当作出判决的内容。也就是对不确定的事实主张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判决。”正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证明风险负担的伦理基础。
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技术性和科学基础
证据规则作为法官对案件事实探知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其本身具有自己特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这是因为：其一，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当事人不可能完全记载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这就需要通过法官的主观心理活动来“判断”和“复原”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这种“判断”和“复原”的方法内含着一定的逻辑法则和经验规则，非证据规则自身的伦理性能够诠释，它更需要证据规则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其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探知又要受认知水平、司法鉴定的装备、证据来源的合法性等种种条件和手段的限制。因此，如何保证法官获得心证的条件以及限制法官的臆断，均需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证据规则。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技术性集中表现为：
1．举证期限的科学性。保证在最大程度上发现真实是民事诉讼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将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又将损害民事诉讼自身的价值与目的。举证期限的科学性集中体现为：证据规则既要平衡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至于因期限过于仓促而无法提供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同时，证据规则又要确保程序的效率与公正，不能因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而牺牲程序的正当性。正如日本的小岛武司教授在谈及迅速化救济的法理时指出：“诉讼迟延可谓是一种慢性疾病，几乎任何时代的裁判运作都会受其阴影的困扰。而且这种弊病普遍存在，尽管这些国家存在着文化和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因此，近来主张把诉讼迟延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重大疾病，并倾全力加以解决的呼声陡然高涨起来。”
2．证明过程的技术性。诉讼制度的设计应当适应和满足证明的技术性要求，离开证明过程的技术性，举证、质证和认证等诸多环节的划分和制约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新的证据规则应当正确处理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关系。离开证据的合法性一味强调证据真实性的做法，必然会毁灭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并且能够诱导人们通过私力来获取证据，进而退化到以初民社会的暴力解纷来代替现代社会的司法裁判，背离了国家设立司法裁判制度的主旨和初衷；相反，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证据的合法性，将民事诉讼证据的来源和范围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时空之内，就会极大地扩大诉讼的成本，使真正享有权利的人不能获得法律及时、有效的救济与保护，这同样不符合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证据合法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平衡，是证据规则技术性的内在要求。其次，新的证据规则应当弥合既有证据制度与当前诉讼实践之间的差距。传统的民事证据制度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为背景，在证据规则的设计上，完全以计划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单一的社会关系为基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变革现实。这就导致大量的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因缺少证人和鉴定人员出庭质证这一必要环节而存在较大瑕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