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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诉讼法范文1
【关键词】 新《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主观诉讼；客观诉讼
一、对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争论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对此，近年来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唯一目的说和一元主导下的三重目的说。
持唯一目的说的学者认为，“只有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才是行政诉讼的真实追求，只有以此为目的进行相关的诉讼制度设计才能真正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侵害后能够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结合我国的法治实践来看，老百姓“不信讼”，大量的行政纠纷都靠上访解决，这代表我国的老百姓并非没有权利意识，“权利意识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人不愿意行使权利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权利意识淡薄、丧失，而是国家围绕权利所建立的行政诉讼制度不能吸引人们去行使保护权利的请求权。”而监督行政、解决行政纠纷都是为了实现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有些欠缺，这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论述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很难体现出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特殊性。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似乎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法制观念，维持统治秩序的因素还体现在行政诉讼制度之中，因此主张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难免有些绝对。
其实，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更多的集中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上或三者关系的处理上。这一类的学说都主张三重目的并存，但三重目的中有一主要的目的。比如马怀德教授认为，“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正是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解决行政争议和监督行政机关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凌驾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之上。”马教授认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是的要求，行政诉讼也正是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免受行政主体的不法侵害而产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给行政相对人提供了与行政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进而使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约束，但他并不否认行政诉讼解决争议的功能以及客观上起到监督行政的作用；邓刚宏副教授提出，“我国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是具有层次性的，监督行政是行政诉讼的首要立法目的，因为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设立行政诉讼制度，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得以保护”，他认为监督行政就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构成了行政诉讼目的的逻辑起点，“没有监督行政立法目的的实现就谈不上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而应松年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当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解决行政争议，在解决争议中起到保护公民的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以上的这些观点都是学者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的认识，之所以会存在争议，与对行政诉讼的构造之定位不同有很大关系。
二、行政诉讼构造――立法目的异同的分析路径
行政诉讼的构造之定位不同会显现出行政诉讼不同的立法宗旨，进而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主观诉讼或客观诉讼的定位决定了一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因此，可以沿着行政诉讼构造之不同定位，对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进行具体分析。
“对于行政诉讼而言，除了与民事诉讼相同的纠纷解决功能外，还具有救济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客观公法秩序的特殊功能。前者具有主观性，后者具有客观性。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决定了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行政诉讼应根据其是主观诉讼抑或客观诉讼的定位设计相对应的具体规则。”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区分标准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诉讼标的和诉判关系。主观诉讼程序构造具有以下特点：原告资格限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至少是“利害关系人”，旨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受案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与救济公民公权利有关的诉讼案件，内部行政行为、公益诉讼等案件不能纳入受案范围；诉讼标的指向行政相对人的某项权利；诉判关系方面，“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法院的裁判只能在当事人诉求的范围内，判决的拘束力也只局限于诉讼当事人之间。”而单纯的客观诉讼程序构造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以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为目标的客观诉讼原告资格比较宽松，不以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为必要条件，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旨在监督行政；客观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比较宽松，甚至公益诉讼、内部行政行为都可能被考虑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客观诉讼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作为诉讼标的，诉讼活动主要围绕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行政诉判关系方面，客观诉讼的判决不以诉讼请求为限，其效力也与主观诉讼的判决不同，其判决“具有溯及力与对世的效力，及于所有与行为相关的主体。”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的诉讼构造中，单一的主观诉讼或客观诉讼几乎是不存在的。
三、新《行政诉讼法》之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在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新《行政诉讼法》一锤定音，实质上采纳了综合目的说。新《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与原条文相比，其中主要的变化就是增加一句“解决行政争议”，删掉“维护”。对于删掉“维护”一词，早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伴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不能也不宜将维护行政权力作为行政诉讼目的，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享有实现自己意志的全部特权，行政机关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管理，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此，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就无从谈起。”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执行力，因此司法机关就谈不上要“维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于增加一句“解决行政争议”，因为诉讼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定纷止争，所以理论界对此也没有太大争议，只是到底“解决行政争议”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还有待商榷。从我国的法治实践和当下的国情来看，我国的行政诉讼采取的是主客观诉讼相结合的诉讼构造，因此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立法目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要兼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保护以及客观法秩序的维护。
行政诉讼法多重目的并存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对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进行排序是颇有争议的一件事情。本人通过学习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从实然的角度分析，比较赞同马怀德教授的观点，即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首先，如果解决纠纷成为了行政诉讼的首要立法目的，这就意味着实践中大量的行政纠纷可以通过调解解决，并且行政诉讼活动的中心则不再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乃在于纠纷的解决，而这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实践中是不可行的。虽然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解决行政争议”写入第一条，第六十条也增加了部分可以调解的行政案件，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仍然是原则性规定。因此，不应该将解决纠纷定位为行政诉讼的首要立法目的。其次，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对诉讼制度高层次的要求，不符合我国当前的法治实践，“行政诉讼若要实现对行政机关全面监督的功能所需要的权力却不是我国法院所具有的”。司法机关不能完全独立的事实决定了在《行政诉讼法》中的制度设计很难付诸实践。并且“规范审查之诉”以及“公益诉讼”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实践中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本人坚持认为，权利救济是我国当下行政诉讼制度的首要目的。从上文对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介绍，结合新《行政诉讼法》的条文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此结论。新《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也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受案范围也仅限于救济公民权利有关的行政案件，判决当然也不具有对世性，这些均符合主观诉讼的构造特点。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当今的世界各国中，单一的诉讼构造是不存在的，我国也同样表现出诉讼构造的混合特点，就诉讼标的来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原则，“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权益保护为核心安排的，相反是围绕具体行政行为建立的。”维护客观法秩序毕竟是行政诉讼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行政诉讼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存在于制度中的行政诉讼功能核心在于保障公民权利，监督行政和解决纠纷只是行政诉讼功能的一部分，三者都服务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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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诉讼法范文2
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制度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公诉方仅凭证人证言笔录即高枕无忧的局面，使控辩双方有了“近身肉搏”的机会，使律师可以对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及证明力直接加以质疑，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指控犯罪的效果。新的制度将对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产生新的挑战和较大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 证人出庭制度 公诉工作 影响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为确保证人出庭，还规定了相关强制措施。如必要的时候，人民法院可强制其到庭，甚至可以采取训诫或拘留措施。同时规定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并对出庭的证人予以适当经济补助。
一、强制证人出庭机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多种原因，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如何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困扰司法实务界的一大难题。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我国对抗式庭审模式改革的进程，弱化了庭审功能，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极为不利。原本及其重要作用的认证、质证程序无法推进。
《修正案》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法律依据，从强制证人出庭的启动到惩戒，都做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设计能够有效保证证人出庭作证，从而有利于推进“抗辩式”庭审模式的进行，为法院审理过程中贯彻直接、言辞证据提供了立法上的支撑。同时有利于被告人与证人进行当庭对质，实现交叉询问，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从而维护法律的正义、实现真正的程序公正。
（一）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修正案》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修正案》限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有二：一是控辩双方和诉讼参与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控辩双方和诉讼参与人提出异议的理由当然包括多方面，如一方认为该证人证言与其它证据存在矛盾之处，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或者与日常生活规律不相符合，违反了逻辑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提出异议的理由。二是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这里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定罪，一个是量刑。罪与非罪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是涉及到人权是否能得到保障的重要环节。因此，涉及到罪与非罪的关键证人证言时，关键证人的出庭，经过庭审的质证，更能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量刑是程序法提供给实体法惩罚犯罪的途径，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罪刑相适应，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罚当其罪。控辩双方对于涉及到量刑的证人证言有重大影响的，当然可以提出异议。总之，确定罪名和量刑异议的范围的原则和标准是该证人证言是否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启动主体
《修正案》中强制证人出庭的主体覆盖了整个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和诉讼参与人，包括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控辩双方都有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要求证人出庭的权利，这也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更能强化控辩式的庭审模式。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如果没有诉讼参与人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国家职权活动，而不再具有诉讼的性质，也不可能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
（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决定主体
《修正案》把强制证人出庭的决定权赋予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依法行使审判权，惩办犯罪分子。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当控辩双方或诉讼参加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有必要强制证人出庭，查清证人证言收集程序是否合法、证人证言内容是否真实，则该证人应当出庭。若法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对于定罪量刑无影响，排除该证人证言，根据其他证据足以认定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的，则人民法院对控辩双方和诉讼参与人提出的异议不予理会。人民法院作为决定主体若针对到具体个案，则还是比较宽泛。具体是由合议庭决定还是审判长来决定，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来完善。
（四）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
《修正案》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上述条文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即法律规定证人出庭义务，并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惩罚性、制裁性或强制性措施，迫使证人出庭作证。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是证人出庭的保证，但在司法实务运用时，也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既要保证达到强制证人出庭的目的，又不侵害证人的相关权利。
二、证人出庭制度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庭上，证人要当面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向法官陈述自己所知的相关情况。证人是提供案件事实的证据的重要来源，他们当庭履行作证的义务，对法庭核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对诉讼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案件质量的必要措施。
（一）证人出庭制度带给公诉人的挑战
证人出庭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对诉讼具有重要的价值。但证人的出庭，使得庭审的可预测性变小。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讯问，大大改变了以前以侦查卷宗为主的庭审方式。证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讯问，极有可能对在侦查阶段提供的证言予以否认；或者提供新的证言，与原先的证词背道而驰。这样的情况，对于没有准备充分的公诉人来说，是绝对的突然袭击。证人出庭出现了与侦察阶段不一致的证言（甚至相反的证言），这对庭审时的被告人造成的心理波动是巨大的，可能会引起被告人的当庭翻供。若是该出庭的证人证言还是案件中直接影响定罪和量刑的关键证人，则被告人的翻供甚至会导致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公诉人的应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措施
1.庭前细致准备，预测庭审过程
新政诉讼法范文3
案情介绍
金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系石化贸易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乙醇、甲醇、苯、甲苯、二甲苯、二氯甲烷、甲醛、液碱（含量>30%）、溶剂油（C4-C12）闭杯闪点≤60%、石脑油、煤焦油、丙烯、液化天然气（工业用）、混合二甲苯、均三甲苯、均四甲苯、混合苯、双氧水（含量<27.5%）、异辛烷、燃料油的销售，并提供物流信息服务。
金达公司2016年8月向上海震华石化能源有限公司购进货物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混合芳烃”，数量共计6356吨，发票不含税金额共计2774.91万元。同时金达公司与重庆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将上述购进货物售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混合芳烃（视同石脑油）”，货物数量共计6356吨，发票不含税金额共计2791.39万元。2016年10月，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通过税收预警管理系统发现金达公司存在经营异常情况，认为金达公司对中泰公司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货物名称需征收消费税，遂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沙国税西通[2016]43183号），告知金达公司应于2016年11月15日前进行消费税申报。金达公司认为其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于2017年1月16日向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局审查后认定该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的申请期限，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金达公司不服，遂诉至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金达公司败诉，金达公司不服上诉至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判决，维护原判。
本案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一）本案争议焦点
金达公司作为非工业生产企业，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对金达公司销售的涉案“混合芳烃”要求纳税申报征收消费税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二）各方观点
金达公司认为，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消费税纳税主体和纳税环节的规定，其仅为商品的销售方，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无需进行消费税纳税申报，其销售行为不应缴纳消费税。
税务机关认为，根据47号公告的相关规定，金达公司作为非工业企业，将外购的混合芳烃以视同石脑油对外销售，应当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法院认为，根据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责令金达公司办理申报事宜并无不当，金达公司在本案中的销售行为应依法申报缴纳消费税。
笔者点评
（一）企业涉税风险高，抗辩难成立
《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消費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费税；《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人。本案中，金达公司以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石油炼化企业，仅对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其仅为商品的销售方，不应成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由进行抗辩，认为其不具有申报缴纳消费税义务。
国家税务总局对47号公告的解读第四条规定，发生消费税应税行为的非工业企业为消费税纳税人。47号公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如果贸易企业在购销环节开受发票变名的，需要承担消费税的纳税义务。此项规定实际上是对《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中“生产行为”的扩大化解释。虽然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只能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以本案来说，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石油炼化企业，仅对生产环节纳税，石化贸易企业不是法定的消费税纳税人。但根据我国现有税收法律体系，目前有效的消费税、增值税规定尚未立法，仅为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实践中多为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历年来颁布的规章、内部规范性文件，在质疑其数量庞杂、法律层级较低时，不应忽视其弥补立法不足、填补税收征管体系漏洞的功能。
虽47号公告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现行有效的国税总局规定，各地税务机关均遵照此执行。本案中，金达公司以其并非为消费税的纳税人进行抗辩，在现行税法规定的范畴内很难得到税务以及司法机关的支持。
（二）企业行为涉及变名销售，适用47号公告
本案中，金达公司的变名销售行为在石化行业内较为普遍，给国家消费税税款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实践中很多税务机关、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无法准确认识到变名销售的偷税本质，在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以“没有真实购销交易”为由追究变票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责任，而石化行业变名销售行为真正造成的是国家消费税税款的损失。本案中，税务机关根据47号公告规定，将金达公司该变名销售行为视为应税行为，看似符合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则有违税收法定原则以及税法的实质课税精神。
（三）新行诉法解释施行后，本案所涉规范性文件或将面临司法审查
2018年2月8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至第一百五十一条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规则规定进行了细化，将使税法规范性文件面临司法审查。《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消费税纳税义务人为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而47号公告将应税行为进行了扩充解释，对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存在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将外购的消费税低税率应税产品以高税率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行为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征收消费税。此规定属于《行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列举的“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形，由此会被认定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
本案发生的时间为2016年8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金达公司以其不是法定纳税人为由进行抗辩并未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但《行诉法解释》施行后，本案中适用的47号公告或将面临司法审查。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旨在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充分保护纳税人诉讼权益。我国在践行依法治税、税收法定的同时，确存在税制立法层次低，部门规范性文件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的情形，《行诉法解释》已公布并即将施行，税务机关在具体处理“变名销售”的涉税案件中应严格遵循“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法不溯及既往”等法律原则，确保税收行政行为合法。涉税企业应充分行使司法救济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积极进行申辩。
2018年1月2日，國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号），要求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开具，正确选择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新规将于2018年3月1日起施行，企业应积极学习贯彻国家最新税收政策，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成品油专用系统取得并开具，做好涉税风险管理。
结语
新政诉讼法范文4
【案例分析人】张式罕
【案例类型】评价类
【案例名称】中华环保敢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火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主要违法行为】工业废气排放
【违法企业所属行业】制造业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环境损害；按日计罚；惩罚性赔偿
【案例概要】山京省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百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晶华”）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的制造型企业，该企业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进行投产，二氧化硫浓度和氛氧化物浓度监测值均超标，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中华环保敢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于2015年3月19日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3月24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中环敢诉德州晶华火气污染责任纠纷案。目前，此案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案例启示】该案为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第一起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原旨中环联要求被告德州晶华赔偿损失、赔礼道救的诉讼请求于法百据，但我国对环境损害尚无明确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因此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诉讼，可以更有效地达到预防与遏制环境污染行为的目的。同时，通过运营成本法核算大气污染类案件的环境损害费用，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也为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执法困局提供了有效途径。
近年来，雾霾天气持续不断、水污染事件频频发生、土壤污染超标严重，面对此起彼伏的环境违法事件，2014年4月， “史上最严环保法”出台。新《环保法》提供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执法利器，以刚性的法律力量向环境污染宣战。针对环境行政执法不严、环境违法成本不高的问题，此次新《环保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结合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污染企业形成了行政执法与司法追责相结合的强大合力，通过加重污染违法成本，从制度层面扭转“违法成本低”的困境，真正遏制了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1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环联”）向德州中院提起了对德州晶华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联共提出五项诉讼请求，包括：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赔偿因超标排污所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赔偿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污行为所导致的损失780万元；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涉案企业德州晶华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的制造型企业，该企业共有3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未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进行投产，二氧化硫浓度和氮氧化物浓度监测值均超标，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中环联通过污染投诉网接到德州当地居民的举报，经现场调查收集证据，发现情况属实，遂于3月19日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次日，德州政府市长、副市长及主要领导约谈了德城区政府以及德州晶华的主要负责人，在约谈中提出四个方面的整改措施，并要求尽快对企业进行搬迁改造，争取2016年7月投产。2015年3月24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决定受理中环联诉德州晶华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并于当天下午向中环联委托律师送达了材料。目前，此案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本案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
作为新《环保法》面世后首例针对大气污染行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本案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案中，中环联共提出五项诉讼请求，除了三项基本诉讼请求，还包括一项惩罚性赔偿诉讼诉求，以及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下面就后两项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可依进行分析。
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是否有法可依
由最高院2014年12月，于2015年1月7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是配合新《民事诉讼法》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第一项司法解释。解释的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该条解释明确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为该案“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提供了法律依据。
“按日计罚”条款能否成为惩罚性赔偿诉求的法律依据
为明确按日处罚的具体实施细则，环保部随后制定颁发了《环境保护按日连续处罚暂行办法》，该办法对按日计罚的适用情形、处罚程序、计罚方式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对于解决环境保护领域“违法成本低”的痼疾而言，“按日计罚”条款可谓一剂猛药，可以有效遏制实践中常见的持续性环境违法行为。本案中，中环联提出创新性的诉讼请求，即尝试比照新《环保法》按日计罚的规定，对德州晶华罔顾环保部门数次实施的行政处罚措施，拒不改正超标排污、屡禁不止的违法行为提出了惩罚性赔偿诉求780万元。
作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惩罚性损害赔偿因其具有惩罚与遏制的功能而表现出较强的公法特性，因而有悖于民法领域中以补偿为主的传统思想。正因如此，国内不少学者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存有顾虑，但也有很多学者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有益地探索。如杨立新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惩罚有严重恶意的行为，并吓阻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郭明瑞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有利于全面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从局限于填补损害转化为兼顾惩罚、预防不法，同时惩罚性赔偿也符合社会正义观变革的要求”；还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抑制侵权行为发生方面的独特作用弥补了侵权法抑制（威慑）功能的不足，其在侵权法领域的广泛应用更加有效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从立法实践看，近些年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商品房买卖以及食品安全立法等领域，已借鉴、吸收或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近些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与损害频发，在环境侵权、环境损害救济领域，研究与适用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我国现阶段立法尚未规定对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按日计罚”本质上是行政处罚，其实质是体现环境违法者的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所处罚金最终上缴“国库”，而非用于对所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弥补或救济。因此，在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按日计罚”条款不能成为中环联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的直接法律依据。
案例启示
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诉讼
中环联基于行政处罚的规定提出民事惩罚性赔偿诉求，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恶意排污行为的遏制与打击力度，是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同时也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建议在环境诉讼过程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首先，惩罚性赔偿能够尽可能实现对环境损害的全面赔偿。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是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然而由于环境侵害具有潜伏性、损害范围广、实际损害难以确定等特点，特别是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中，有限的赔偿范围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实际的环境损害，进而导致环境损害难以得到充分救济。此种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可以很好地补充补偿性赔偿适用的不足，起到尽力实现完全赔偿损害的作用。
其次，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制裁具有主观恶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侧重于考察加害人的主观恶性，通过对不法行为人施加更重的、超过被害人实际损失以外的经济负担或赔偿数额，从而达到惩罚与遏制的功能。由于企业持续性排污的环境违法行为屡见不鲜，针对此类行为实施的行政罚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的空白，然而仍有诸多需要检讨的地方。如前述，行政罚款的本质与目的是实现有序的环境行政管理秩序，而非对环境损害的弥补；从现实执法角度考虑，行政执法不严、执法手段有限与处罚数额偏低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违法成本低”现象，制约了环境行政罚款责任方式的实现。本案中的德州晶华在多次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罚款后，仍继续长期超标排污。如不对长期、恶意违法超标排污行为施加惩罚性赔偿，不仅不能达到惩戒侵权人、使其充分承担环境损害责任的目的，亦无法威慑潜在的环境违法者。因此，无论从行政罚款自身的性质、功能，还是从现实执法的角度考虑，环境行政罚款均无法从功能上替代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损害救济中的作用。
再次，预防功能为惩罚性赔偿所特有，也是传统环境规制手段无法比拟的。虽然弥补环境损害、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是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的与功能，但针对潜在侵权人和潜在侵害行为的威慑及预防亦不容忽视。预防、阻却环境与生态损害的发生，不仅是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与价值追求，更应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体现、运用。在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中，通过加大侵权责任人违法的成本支出，使违法污染环境的责任人意识到抱有侥幸心理、试图规避法律惩罚的违法排污行为不仅无利可图，反而可能会承担加倍赔偿等更加严重的不利后果，进而达到从经济源头上增加违法成本、抑制侵权人试图逃避污染治理责任等违法冲动的目的。
无论是运用罚款的环境行政处罚手段，还是采取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制度措施，均无法替代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损害救济领域所具备的补偿、制裁与遏制等作用与功能。面对传统机制在环境侵害规制中的功能缺失及严峻的环境现实，引入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做出合理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
根据运营成本计算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
如何确定环境损害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也是环境案件“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环境损害日趋严重，然而由于缺乏完备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法律制度，无法有效、科学、合理地对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所造成的生态与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致使环境污染受害者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赔偿，更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之功效。同时，由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难，很多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根本无法推进。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体系是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推进环境损害评估与鉴定工作，环保部曾在2011年5月出台《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将生态恢复和污染修复费用纳入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为开展和推进环境污染损害评估与鉴定提供指导。同年，环保部的《环境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1版）》，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备受关注的江苏泰州1.6亿元“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正是按照上述推荐方法制定的检验报告。环保部在2014年10月24日又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对原推荐方法进行了进一步修订和细化。
最高院“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参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中环联按照德州晶华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的投入及运营成本来计算损害赔偿费用，按照1条脱销生产线设备投入成本320万元、每年运营成本50万元计算，被告有2条生产线均未安装脱销设备，并自2000年开始生产，得出损害赔偿费用共计2040万元。由于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大气污染物的流动性、迁移转化性等原因，大气污染这类案件很难通过科学的模型确定出具体的损害赔偿数额，司法解释提出的运营成本折算方式为环境损害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此次，中环联首次运用运营成本折算的方式计算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或许可为大气污染类环境公益诉讼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以缓期抵捆、环责险等制度创新赔付金额履行方式
环境损害往往造成多种权益受损，除环境要素被污染、生态遭到破坏，往往还造成公民的人身、财产的重大损失。一旦发生索赔，许多排污者无力承担，从而导致企业破产以及受害者的损失无法弥补。尽管我国一直在努力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但这两项制度在实践推行中仍面临诸多困难。本案中的德州晶华近几年一直面临企业效益低下的困境，拖欠职工工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问题时有发生，接近3000万元的索赔额很可能使德州晶华走上破产之路。
最终的巨额索赔并非真正的目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能动的司法实践、环境诉讼过程，起到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补强与监督作用，对被侵害公众的环境利益进行救济，从根本上唤醒企业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和环保维权意识。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索赔数额中，泰州中院审理的常隆农化等6家企业污染案中，原告提出的1.6亿元索赔，是迄今为止赔偿额度最高的。二审中，江苏省高院创造性地设计了促进企业守法与改进的“缓期有条件抵扣”规则，“一方面允许企业申请延期一年缴付40%的赔付资金；另一方面在实地踏勘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引导企业自行实施技术改造，如果技术改造产生实际效果，可以凭借环保部门的守法证明、技改验收意见、技改投入财务审计报告，在40%额度内抵扣赔付金额。”在赔付金额的履行方式上，这样的设计可谓神来之笔，既能引导和鼓励企业主动实施环保技术改造，从而有效降低环境风险，也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在进退有据的实现方式上得以彰显，对于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判例性意义。或许江苏省高院的做法可以为德州市中院所借鉴。
同时，我国也应当积极推行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实施以强制环境污染责任险为主，任意环境污染责任险为辅的模式：一方面，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重点行业及领域执行强制环境污染责任险；另一方面，对于污染较轻的行业实施任意环境污染责任险，企业自愿决定是否投保，国家通过激励措施，引导企业积极发展。
以环境公益诉讼促进环境行政执法
环境执法主体主要指环境行政机关。然而，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认为，行政执法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公权机关。按照法律实施的主体，我国环境执法主体也可分为公力实施与私力实施法律。环境行政机关通过日常的环境监督管理与执法活动，执行和实施环境法，是公力实施的最重要主体。然而由于执法技术与能力、成本、效率、手段等诸方面的限制，面对复杂多样的环境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单轨制”的环境法实施机制已力不从心。作为环境权的重要主体，公众既是良好环境的受益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他们最了解、关心其生存的环境状况，也是推动环境法实施的最根本的动力来源。因此，以公民个人或环保组织为主体的私力实施环境法，可以有效弥补公力实施的不足，并与公力实施结合形成“双轨制”的环境法实施机制。
新政诉讼法范文5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检察机关;侦查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写入宪法，而刑事诉讼法有“小宪法”之称，随着宪法的调整，这也就要求刑诉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够适应与时俱进的国情。这是由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环境决定的。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均作出了部分的调整。在此笔者以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侦查工作为视角，浅谈一下新刑诉法证据制度对反渎工作的影响。
一、完善证据的概念和种类，为反渎侦查证据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刑诉法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增加电子数据等证据类型。明确说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由于社会的进步，以前的一些证据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如果法律不相应的做出调整，那么很有可能侦查过程中有力的证据得不到法律的确认而导致整个案件的失败，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一些科技型的证据如何才能够被证实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涉及到一个技术问题，因为电子数据与手写数据的最大区别就是电子数据是可以篡改的，这是电子证据的证据效力的最大隐患。因此检察院反渎干警需要加大培训力度，进一步掌握固定电子证据的技术，才能够适应新情形的变化。此外在行政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所收集的证据虽然一直以来作为了侦查中的证据在使用，但始终并没有在刑诉法中以明确的方式确立下来，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证据是有充分的证据效力的，但没有明确证据地位这一点会让反渎工作的相关证据找不到有力的支撑点。而新刑诉法的明确规定则赋予了其证据地位，这是证据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反渎侦查要保障证据合法。规定通过各种类似于形讯逼供而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并且进一步明确了排除的具体执行程序和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这一规则的确立是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最直接的体现，这与我国的国情的变化关系密切，以前我们国家更多的强调打击犯罪，整治好社会环境，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背景。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前为强调打击犯罪而出现的一些后遗症凸现出来，成为了我国当今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先后在宪法与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和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就是为了在最大的限度内保障好程序方面的正义，充分尊重人权。反渎职侵权部门作为检察系统的重要的侦查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对于证据的获取方式方面尤其要引起重视，这并不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反渎工作带来的压力，而是反渎部门就如何证明证据并非非法证据而带来的压力，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刑诉法未明确非法排除规则的时候反渎部门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一方面是有何种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另一方面是如何确保证明有犯罪事实而得来的证据并不是非法证据。这恰恰体现了刑诉法与宪法的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