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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来源和风俗范文1
关键词：空间展示 中国民俗文化 民俗心理 设计思路
一、认知中国民俗文化
1.中国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体性共识的印记。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种群体性的感受和认同。各民族中最古老的民俗：神话、巫术、图腾、方言、仪式等人类最初的原生态文化意识图，它是集群而居的初民在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下，相同的生理、心理机制不约而同滋生的共同约定和俗识。其中积淀着人类实现自我进程中，使人逐步摆脱兽性，光大人性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进化系统，其基础，如同含金的伴生矿的原生态民俗。其延伸，则表现方式颇为繁多。
从民俗的一般形态而言，它是一个国家或群体固有的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形态和观点。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风土风物的物质层面。民俗文化的差异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自然条件因素。“风土人情”具体就是指因山川、物产、气候和风俗习惯等差异而形成的“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特征。第二，风俗习惯的制度层面。因自然地理条件影响，社会生产的不同，以及历史遗留的人文制度的不同，而形成各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习惯。第三，等的精神文化层面。由于各民族的历史遭遇、战争创伤、民族压迫，以及自然灾害的深重苦难，这些都必然会在民俗信仰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如岁时节令、民族的重大喜庆、纪念日，有不少反映出对战争的痛恨，对压迫的信念，对英雄和杰出人物的缅怀、追念和崇敬，对人寿年丰、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各民俗信仰各具特色。
2.民俗与生活息息相关
民俗来源于生活。中国民俗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民俗不是古老的，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一种传承性的生活的样子。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会不自觉的进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民间有句俗话叫：“大俗大雅也。”民俗蕴含着许多“大雅”的东西，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更是未来的。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图1
我们今天总是谈到的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二、“和顺”的中国民俗
管子曰：“不暮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民族的发展与民族习俗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仅汉族的节日、婚娶、寿诞、祭祀等风俗也可谓浩若烟海，难以言尽。在这些习俗活动中，“和顺”始终承载着民俗的内容、民族的感情及人们的愿望。透过除夕夜、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夜、中秋节和重阳节等一年中的各个节日，团圆始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形形的节日充分反映了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对传统节日风俗的重视和对祖辈师长的尊敬，寄托着中华儿女慎终追远的浓浓盛情和吉祥团圆的殷殷企望。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三、从中国民俗文化中找到空间展示的设计思路
1.从中国民俗文化中找到空间设计的哲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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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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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多元文化 生活教育 幼儿教育 课程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多元文化的交互作用,多元文化自然也成为早期教育最为重要的背景之一。国际教育大会通过的第78号建议书《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指出,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应是“从理解自己人民的文化发展到鉴赏邻国人民的文化,并最终鉴赏世界性文化。”而在我国,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儿童感受中国民族的和世界的优秀文化,萌发儿童初步的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
我园地处中国•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一方面,苏州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有2500多年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的深厚人文传统;另一方面,随着苏州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城市化、国际化、科技化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世界500强企业有300余家入驻,该区域又被称为国内移民区,无论是国籍、建筑、食品、节庆等处处体验了世界多元的特质,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我们幼儿园必须把民族精神根植于孩童幼小的心灵,同时让孩子以广阔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的思考。在多元文化教育上,我园的核心教育理念是――扎实吴地根基、领略多元文化,并就有效利用幼儿园现有的资源条件(包括人员、环境、材料等)建立对于孩童自身的归属感,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帮助孩童了解和体验他们自身的环境,形成终身学习,使得他们既接受历史遗产,又能学习新的语言文化等一系列多元文化教育途径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
一、多元文化教育环境的整合与渗透
1.营造具有浓厚多元文化特色的园所环境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完整的过程,在幼儿园营造环境时,更要注意从教育对象出发,将多元文化的教育因子融于其中。在硬件环境上,我园如苏州园林般的精致、典雅,那温馨舒适的共享空间;在软环境上,我园把江南园林建筑、民间手工艺、姑苏文化融于幼儿园课程,挖掘乡土资源,进行具有民族特点的吴文化教育,借助节日、民俗、水乡特色等活动,让幼儿了解各种传统节日的来源和风俗。从传统的吴文化,激发幼儿从内心去珍惜古城的风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感悟水乡文化教育的真魅力,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立志创造苏州美好的未来。
2.创设有利于幼儿参与、互动、探究的多元文化氛围
丰富的文化区域活动蕴藏着无穷的魅力和活力,孩子们可以任意插上想象的翅膀尽情驰骋。结合本土文化,我们设置了“花布印染”活动区,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变”出许多不同的花纹和图案;另外,在“苏州园林”、“美丽园区”建构区中,孩子们既可以随意设计假山、亭楼、小桥,也可以用各种材料创造出现代园区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如此的教育环境,以感官的方式导入幼儿对地理的兴趣,帮助建立孩子的“自我概念”,培养对乡土“根”的文化认识,进而带给孩子有更宽广的“世界观”、“宇宙观”。
二、多元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1.挖掘社会物力资源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价值
社会中储藏着丰富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资源,只要合理地开采利用,就能增加儿童的信息量,拓宽儿童学习的空间,提高教育的效果。我园充分利用这些社会资源来补充、丰富园所的多元文化环境建设。如带孩子走出校园听一听评弹、看一看昆剧、游一游园林、逛一逛观前、尝一尝苏州小吃、凑一凑节日热闹,不仅装饰了孩子们的生活,也作为一种生活而为孩子所需要。另外,社会资源的利用也不容忽视家庭的作用,要留出家庭参与的空间。如在一年一度吴地传统节日“轧神仙”时,我们事先与家长们联系,请他们带着孩子去轧一轧神仙、买一买神仙物……
2.引入社区人力资源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功用
家长、社会人士都是教师对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应适时把他们请进幼儿园和孩子一起活动,让孩子分享他们的经历和体验。如我园地处外来人口高聚集地,因此,经常邀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的家长来园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异地风情照、讲讲异国趣闻趣事、做做台湾小吃、品品新加坡美食;鼓励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来园给孩子讲故事,和孩子一起唱歌、装饰、绘画、制作;经常邀请从事不同职业的社区人士,来园给孩子讲解自己的工作……丰富的多元文化环境为我们的幼儿园带来了特色,带来了活力,在孩子们充分参与多元文化环境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环境的互动。
三、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课程才是教育的根本和核心要素,只有从课程入手,才能为孩子的生活、学习找到丰富的资源,才能为达成培养目标寻找到科学途径。
在幼儿园的现有课程中,注重了幼儿的主体建构及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但“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所缺失,针对此现状,我园进行了课程的改造,在现有课程中融入多元文化与民族精神培育的内容,结合苏州城市精神“崇文、融合、创新、致远”,构建以此为核心的、适合本园的“四环特色课程”。我们精选原有课程中适合幼儿发展特点的,受到幼儿喜爱又对幼儿有益的课程内容,把它作为课程实施的主线,同时,根据地方特色、节日文化、季节特征、幼儿的发展需要把优秀的民族文化、丰富的多元文化融合到课程中,“使幼儿的生活经验最大化地丰富”,“使幼儿的内在潜能最优化地开发”,“使幼儿的自信独创最有效地发挥”,从而形成具有本园特色的、促进幼儿健康协调发展的全人教育课程。
1.看绘本、听故事,在阅读活动中建构感知课程
结合苏州精神“崇文”以及小班儿童以感知学习为主的年龄特点,我园在小班倡起“书香滋润童年、阅读成为习惯”的感知课程,把阅读渗透到课程和日常生活中,并相应地分化为两部分:阅读教学活动、阅读日常渗透。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课程组收集了许多国内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材,丰富的阅读活动使孩子从小有机会习得不同文化的新信息,认识多民族的人和事,体验地域不同和多元文化的独特气息与价值,养成对多元文化的积极态度。其次,阅读活动融合进游戏活动、日常活动,课程组创造性地结合图、文、声三结合的PPT播放、经典阅读欣赏、图书阅读吧、我爱讲故事、故事会、大型经典绘本展览、好书分享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有效利用各种不同时间段,给孩子以最大的感受,最美的享受。此外,结合4?23“世界阅读日”,我园开展了“书香阅读”活动,经过集体的讨论、策划,开展了爱心家长讲故事、绘本特色活动、“我是故事大王”幼儿讲故事比赛、“我有好书”分享活动、六一图书推荐活动,把儿童的阅读活动推向了,培养其乐学会学的文化品质。
2.庆节日、感民风,在主题教育中建构活动课程
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都是宝贵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资源,因此,结合典型的节日教育,我园把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冬至节、母亲节等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深入探讨节日文化教育与幼儿园课程的渗透,建构节日活动课程。
如在“民间游戏节”里,所有孩子汇聚在一起,进行民间游戏的展示活动,不同年龄的孩子带来了精彩的民间游戏:有“抬花轿”、“跳方格”、“拍拍一二三”等,在“民间工艺节”里,孩子们进行了民间工艺欣赏活动、参观民间工艺博物馆、组织和发动家长进行民间工艺创意评比等活动。在“民间服饰节”里,大家进行水乡服饰、汉服、唐装等特色服饰的展示,孩子们利用到各地游览时拍的不少民族服饰的照片,举办了民俗服饰展览会,全园孩子和老师都穿上自己喜欢的民族服装进行民族服装真人秀展示。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各地庆祝端午节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的孩子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了这个美好的传统佳节。小班的宝宝们在一起观看了欣赏了各地庆祝端午节的风俗图片,还品尝了香香的小粽子,第一次在集体生活中庆祝了美好的传统佳节;中大班的孩子们在一起讨论了端午节的由来,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庆祝端午节的方式――包粽子、挂钟馗像、穿五毒衣、挂香囊、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等,还邀请了爱心奶奶、爱心妈妈来教小朋友自己动手包粽子,当然,除了在日常活动中渗透各种节日活动外,我园对于主题节日活动的开展也有很大的进展。如针对“五一国际劳动节”,课程组发挥各班级教师的主体能动性,组织全体教师,集体审议、策划五一节所涵盖的适合孩子的、有意义的活动,开展了包括了解认识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劳动工具、劳动现场观摩,体验劳动、珍惜劳动成果教育以及自我服务、自理能力竞赛等一系列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又如在“万圣节”、“圣诞节”活动中,注意让幼儿积极主动参与,从活动中体验过节的快乐,同时还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方式让孩子们了解这些节日的由来,进而了解其他外民族的文化特点。活动中孩子们非常兴奋,积极查找与这些节日和国家相关的资料,并发动爸爸妈妈们一起参与,师幼一起分享节日文化、体验节日的快乐。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孩子们在体验节日乐趣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外民族文化特点及习俗的知识。
3.敢思考、乐尝试,在艺术制作中建构探究课程
大班的探究性制作课程也在我园生动、有序、创意、有效地开展。课程组根据我园多元文化教育的思路,把重点落在创造性制作和艺术表现上,把一学期的艺术制作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并与幼儿发展水平、主题课程紧密结合,在实施过程中,课程组认真探索指导策略,定期进行集体备课,班级间进行非常友好的互动,孩子们欣赏不同地区、国家的绘画和印染、雕塑作品等,并尝试自己创作,制作热情高涨,作品生动形象美观,富有创意和民族文化元素,这些作品也成为幼儿园大环境布置的一大亮点,展示了新城娃娃智慧的创意、艺术的审美能力及丰富的表达语言,也使儿童学会尊重他人的文化传统。
4.立足传统,接纳多元,形成促幼儿和谐发展的全人课程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内容的探索和研究,我们的目的是把孩子的积极情感与多元文化体验联结起来。在课程中应考虑每个孩子的兴趣和经验,反映每个孩子的家庭背景和语言文化。这样,每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被包含在其中的,是有价值的,就能友好对待其他种族文化的人并尊重他们。人是因为文化而完美,我们的课程内容不是以某种文化为中心,而是包容各种文化,并引导孩子在认识这些不同文化的过程中达到相互理解、接纳和尊重,促进孩子和谐发展、终身发展。
参考文献:
[1]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大会建议书专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464.
[2]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EB/OL].儿童博客网.2010-2-20.
清明的来源和风俗范文4
作者简介：张亚明（1978-），男，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语言理论与应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本世纪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并向世界推介的新概念。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在短时间内就嵌入中文世界，从小范围延展至全社会，成为理论交锋的热点和利益博弈的对象。依照2003年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公约》对此概念所作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 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 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文化空间）。”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概括起来，无论以何种形式留存，作为一种没有固定空间形式、通过口传身授来表现的活态文化，并以“无形”特征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需要并且主要依赖语言来保存和传递。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在“非遗”传承过程的重要程度是毋庸置疑的，“非遗”文化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的多样性。因此，语言资源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值得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汉水谷地，属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所，因地缘关系，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加之来源复杂，习称之为五方杂处，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空间。本文拟以“非遗”的组成成分――语言资源为基点，阐述语言资源观念及语言资源的开发价值，并对十堰是语言资源的旅游开发模式作简要构想。
一 “语言资源观”及语言资源的构成
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资源通常只指自然资源，如矿产、森林等自然界固有的有形资产。广义的资源则指在特定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所有自然或社会要素，如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政策资源、信息资源等。狭义的资源观会使人类的视野束缚于对自然的依赖和索取上，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中的制度、信息等非自然要素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从可持续性角度看，各种非自然资源再生性强，合理的开发必将对丰富和发展人类的物质精神文化活动产生重大推动作用，代表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语言资源属广义资源。就观念的演进而言，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理念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Jernudd和Das指出：“语言是一种资源，使用一种语言的成本和获益可以用衡量一般资源或商品的投入―收益方法进行测定。” ＼[1＼]这一论断开启了语言资源学说的大幕。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和民族，抑或是集体和个人，出于特定的目的采用或使用某种语言，都会进行收益和成本的衡量，以预算并权衡得失并做出“最经济”的选择。譬如，为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整合功能，各国政府会指定某一或某几种语言为官方语言以作为交际工具。但真正意义的“语言资源观”体现在对“文化”的意识。如洪堡特所言，“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将它看作一种创造过程;我们不必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而起的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紧密相连的起源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2＼]换言之，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语言“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效益，所以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社会资源。” ＼[3＼]“语言资源”观念的生成对国家的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若关注语言分歧带来的问题，就会致力于语言的统一而漠视语言或方言的消失;若聚焦语言的资源属性，则会维护语言的多样性，致力于保护和开发这一资源。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28卷第1期
依照李宇明的归纳，语言资源可细分为三类：（1）自然语言资源，即汉语、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文字形式;（2）衍生语言资源，即对自然语言进行研究和加工处理而形成的语言资源，包括语言知识（多以教科书和辞典等形式存在）、语言产品和语言技术等;（3）公民的语言能力，包括自然语言能力和习得外语的能力＼[4＼]。与之对应，语言资源的价值分为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隐性价值是语言本体即自然语言资源所体现的价值，包括语言历史、文献资料等;显性价值则体现为衍生语言资源的多寡和公民语言能力的高低，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使用领域和广义的应用效益等。通常情况下，语言资源价值的显现是逐步的、缓慢的，只有在这一语言的功能、地位以及作用发生大的变化之后才能较快的显现出来。前文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固定空间形式，主要依赖语言来“口传身授”并表现的活态文化。以典型的“非遗”民歌和民谣为例，尽管各地风格有异，有两点堪称共性，一是题材或内容上都以反映本地习俗和风尚为常; 二是其形式多为乡土音乐加配朗朗上口的地方语言（即方言），一旦作为承载的语言形式发生变换，则此种文化形式的“原真性”特质也会丧失，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需要保护和抢救的“文化遗产”。比如“陕北民歌”已被列为我国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所用的是陕北方言，不保护陕北方言，保护和传承“陕北民歌”就是一句空话。同理，各地丰富多样的习俗也常要以方言作为载体，离开了方言，将会严重影响其表现力。可见，语言资源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语言作为工具而形成的本体价值层面，即通常所说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和语言风格系统，在此基础之上，再生成为能为大众感知的、可资利用的各类衍生性资源。概括而言，语言资源的显性价值的基础，衍生性的经济、文化等隐性价值是显性价值的具体体现，前者是后者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如何保护语言并使之更好地发挥承载作用，是“非遗”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重要方面，而语言资源观念的形成和演进与“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存在天然的、内生性的关联。
二、作为“非遗”的语言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一方面，语言（包括方言）之间的差异巨大且复杂，语言分歧所造成的隔阂客观上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社会的统一;另一方面，语言的多样性体现了文化的丰富性。每一种语言都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其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方面的知识与经验，都保存在语言里，并依赖语言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代代相传。以往的语言规划侧重于解决由语言多样性所引发的消极性影响，在共同语（如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方面着力甚多。但在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化信息工具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一些封闭、半封闭地区或族群的开放，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传播力度已得到空前强化。与此相对，一些使用人口较少或使用范围较小的弱势语言的生存空间愈渐缩小，其功能也会愈渐衰弱，成为濒危语言并最终消亡。而濒危语言作为某种特定文化的载体，它的消亡会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失。事实上，“濒危语言”并不局限于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强势或权威语言的方言也存在濒危现象。如弱势的汉语方言会在强势方言的影响和冲击之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同时不断吸纳强势方言的成分，促使自己的语言系统与强势方言趋同＼[5＼]。 因此，作为“非遗”的语言资源数量极其庞大，其间所蕴含的文化宝藏极具挖掘价值。
目前，濒危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已成为学界和各级政府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组织专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整理。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又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开展“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活动，旨在使用文字及音像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对即将消亡的语言做抢救性记录，以备后续的研究和开发。2008年由国家语委、教育部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又以“每县一点”的规模将全国各地的方言纳入抢救性记录的规划之中。但语言作为一种使用工具，其生命力的强弱取决于使用人口的数量，单纯的保护只能延宕其消亡的速度，抢救性的记录获得的也仅是活力极弱的“死语言”。因此，在普及通用语言的前提下，大力推广双语双方言的开发性保护模式，让濒危语言、濒危方言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传承才是具备可持续性的出路。归纳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语言保护主要有如下措施：
（1）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广泛的语言普查和语言资源的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数字化存储技术不仅可以把一些语言资源的档案资料如手稿、音乐、照片、影像、艺术图片等编辑转化为数字化格式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使其完整有序并便于检索，有效提升保护水平。
（2）结合文学戏曲等文化样态，拓展特定语言资源的生存空间。主要的途径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传扬民歌、地方戏曲和曲艺，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各种口头传播形式，推动不同种类的文化形式进行自我创新，保持其生命力;鼓励居民掌握普通话和至少一种方言，保证方言的使用。
三、十堰市“语言资源”的旅游开发及设想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6＼]细分起来，旅游资源有自然和人文资源两类，前者指自然界的地理环境和生物等;后者则包含古迹建筑、消闲求知资源等。就类别看，语言资源应属人文旅游资源。合理地、保护性的旅游开发能够增大众的认知，为语言资源提供现代化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经过多年发展，旅游者的内在素质已有了显著变化。首先，旅游者的精神化特征愈发突出，譬如时下流行的、源于“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已从原来满足“口腹之欲”衍生为寻求对异质文化的了解，要求心理或文化上的代偿，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其次，随着全球性大众旅游市场的不断成熟，旅游者更注重旅游形式的个性化和参与化，传统的“打包式旅游”正在为各类个性化旅游所取代，如“自驾游”、“背包客”等，旅游者的需求也逐步由“立此存照”转变为注重“人景合一”，以期将自己融入异质文化的氛围，获得独特的精神体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独特性自然表征了某种文化的特殊性，理应能满足旅游者的精神和审美需求。
十堰地区位处四省交界，历史上是著名的移民区，文化风貌多元化特质显著，“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安）、吴、楚、山东、河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7＼]《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十堰境内的方言归入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两区，＼[8＼]方言差异看似不大，但以方言为载体的“非遗”数量却不少。根据2013年的统计，十堰市目前所拥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7项，其中“汉调二黄”、“吕家河民歌”、“伍家沟民间故事”、“武当神戏”等都是以特定方言为载体的文化形式，此外，如“房县黄酒制作技艺”等民俗也都与语言资源有关。以下分类就十堰语言资源的开发做一点构想。
（1）民歌、民间故事的情景化。民歌、民谣及民间故事主要流行于民间底层文盲和半文盲之口，又在群众自娱自乐中表演，具有自然、清新的艺术魅力，充满生活的张力。因此，民歌形式与内容上都要保持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体现对现实的关照，方能避免没落。传统地方戏的消亡就与其缺少创新，远离当代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再如吕家河民歌故事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传唱民歌已在当地成风成俗，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其间有近20年的时间这种风俗被淡化，文化形态面临瓦解。尽管在政府的主导下，经过抢救并发展为旅游景点，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可以预见，如果未来仅满足于对固有遗产的弘扬，不寻求特色鲜明的新编新创，并在形式上加以包装，其文化内涵和吸引力会逐步减弱，走向二次消亡。传承的本意并不仅是继承，还应涵括传播弘扬的过程。在当前方言人群数量相对显著的条件下，通过民众的参与，强化民歌、民间故事的创新编撰力量，扩大其规模与形制。同时，应积极整合学界的有效力量，思考其文化定位，并探索与时尚艺术形式衔接方式，以拓展文化受众市场。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如云南丽江的纳西民谣。传统的纳西民谣民间色彩浓厚，依靠异域文化特有的疏离感，曾吸引了无数游客。但当地政府并未固守传统，积极开拓现代市场，打造了诸如“印象丽江”、“纳西古乐”等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名片。同时，推动纳西民谣的现代化传播，创作了大量“原生态”的民歌民谣，为纳西文化的传承传播作了扎实的铺垫工作。十堰现有的民歌、民间故事也可参照现代的艺术形式交易编排，以舞台剧等形式展示给观众，使其获得“情景化”的共鸣。
（2）民俗技艺的体验化：过往民俗技艺最常见的保护形式是博物馆，即将提取民俗技艺的特质性符号，碎片化是其最大的缺点。现在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尤其是虚拟的数字博物馆技术能以活态文化的方式展示民间技艺的具体细节和精髓。比如“房县黄酒”品牌的推介，目前在制成品的环节着力甚多，文化包装方面也倾向于采取“宫廷玉液”之类庸俗化的推销方式，成效并不明显。事实上，作为一种酿造方式，“房县黄酒”是中国酒文化的活化石，其制作工艺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当下，若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数字化的详细记录，再配上韵味十足的解说，集纳大量工艺上的民间智慧，并凸显其在酒文化的历史中的特殊位置，必有可能成为一种个性化的文化符号。同时，还可以参照欧洲酒庄的开发经验，将“房县黄酒”发展成一个与红酒制作和赏鉴相似的“体验性”休闲娱乐项目，以生发出新的消费群体。
（3）历史遗迹的集中化：这里所说的历史遗迹主要指和语言资源有关以视觉形式表现的古文字、书法、碑刻、篆刻、楹联等。现有的开发以“复制”为主，即直接作为文化代码将其印制在各种旅游产品上，开发的层次较为低端。就遗迹数量而言，十堰的保有量比较客观，只是分布较为零散，不利于旅游者观赏和比较。
若能通过设立书画博物馆或研究院的方式，运用现代化的“复制”技术将其汇集到一处，则既有助于开发书画旅游，又能增加文化亮点。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为数不少，如上海世博馆动态化展示的“清明上河图”和绍兴的书画旅游等，可资借鉴。
四、结语
语言的基本特点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通用语的推广并不以方言的消亡为前提，方言的丰富反而会对各地区各阶层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有益处，通用语和方言并存应当视作语言发展的常态。因此，现实生活中语言、方言的萎缩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需要未雨绸缪，从语言资源的角度加以研究，探索出一条开发性保护的模式。总之，认识语言资源的价值是开发此种资源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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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Resources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ZHANG Ya-ming
（Chinese Department，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Shiyan 4420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