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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展论文范文1
网络文学也好，手机文学也罢，都只是形式的改变而已，内容上并没有创新。并不像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内容的创新和改变，没有精神内核的改变，而从古典主义以降，各种文学流派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发生激烈变革冲突的时代伴随着人们精神层面大的震动而发生的，代表的是人们精神内涵的发展和走向。显然，手机文学，网络文学还足以代表人们精神内涵的发展和走向，只不过是人们业余消遣享乐的一种。
如此一来，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不是将要从神坛中走下来，变成深入民间，甚至是民间世俗的一种，文学家是否也变得不再高不可攀，不再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可以将复杂的文字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呢？过去文学二字是高深的，高贵的代名词，人们提到文学是以一种崇拜的敬畏的色彩来看待它，时至今日，文学越来越多元化，甚至各种底层杂处的文字形式都被称为文学，文学变得越来越通俗，作家变得越来越通俗。在东西方的文学史上，举凡文学作品，过去指的都是以严谨的结构，精妙的语言讲述深刻含义的故事。纯故事性的文学作品一直受到主流文学的很大抨击，甚至是将其逐出文学的朝堂，如斯蒂芬金的寻宝故事就常常为许多自诩高深的作家所不屑。而现在的文学，变成了以简单的语言，讲述复杂的，逗趣的，甚至莫名其妙的故事，来取悦读者。而传统文学受到极大的排挤，即便占据了话语权，也是小众群体，纯文学范围的话语权，再也没有过去的号令天下的气概。相反，网络文学靠着庞大的读者群体，开始炫耀自己的话语权威，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看做是通俗化的，简短化的，甚至是片断化的文字组合，并不以承载文学重量为主要功能，而是将潮流性，流行性，故事性当做己任来发展。
而所谓的新的文学流派，是否就是借由着手机阅读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快速化的喜怒哀乐。因为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捷化，导致人的情绪变化更快。过去所谓时间能抚平一切伤口，现在而言，似乎不必借着时间这样一个大的概念，应该说是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人的情绪变化更加频繁，起伏更加快速，人的情绪起伏如同微博体写作一样，变得越来越简短，每一场情绪都变得简短，每一场转换都变得更加迅速，过去人的精神领域较长时间的喜怒哀乐变得简短化了，精神的愉悦也好，欢欣也罢，变得更加简短，而且由于缺少厚重的传统文学的支撑，人的精神跳跃与升华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频率越来越低。如同美国超验主义般所强调的超越经验的，直接与上帝沟通的，精神大幅度跃升的状态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美国广袤大陆上是可能的，而在现今高速发展的喧嚣的时代是不可能。没人有机会抛弃现有的生活而享受长时间的安宁，也就没有办法实现只有极度的心灵安宁平和才能产生的超越性的感官状态。古人在相对平缓的社会发展时期，靠着自身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建设，能够寻求到心灵上，精神上长久的愉悦体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审视自己的精神状态，从而分清自己究竟是介于生死之间，还是已经分不清生死，也就是说，过去人们还能够关注到精神深处的波动和诉求，而现在随着高速的发展，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人们已经很难有时间，有机会，有心思去体察自己精神世界的状态。
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至少是精神上的解构，生与死的模糊重合，精神异化甚至爆发的状态。而现今看来，人们已经将精神状态隐去不谈了，也就是说精神状态被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掉了，被抹去了，被置于隐性的地位，被消解掉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那最起码意味着精神还存在，而现在精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存在了。说是某种意义，是因为精神本身是存在的，说不存在了，是指人们对它的关注度慢慢降低，甚至将来会趋近于无。所以后现代主义即便精神毁灭，毕竟它还是以存在的方式毁灭的，也既是说它还是存在的，而现在的文学趋势，将是精神不复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被高速发展的外界的科技所覆盖，变成快速生活中不被体察，不被了解，甚至是不被认知的状态。后现代主义精神毁灭，毕竟还会有废墟，有残迹，有遗留，有毁灭之后留下的疤痕或者残体，而现在的文学趋势，既然是借由着高科技将精神完全覆盖，那么就连残迹，遗留和残体都见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深深的埋在了人类意识的最深处，很难有机会一窥全貌。这才是文学最后的死亡，这才是精神最后的死亡，而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几十年，也就是说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渐渐被覆盖，被掩埋，这个过程就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同冰山彻底沉入海底一样需要过程。而当从现在起，几十年过后，人类的交通可能更发达，在快速穿越空间的基础上或许能够穿越时间，人类的科技更加发达，而这种发达显然不是我们现在人所能够直观预测或掌握的，我们只能说，越来越发达的世界里，精神层面将越来越不被重视，当人们能够用科技改变世界的时候，就不必再去寻求精神的梦想。科技将生活覆盖，也将精神覆盖，精神以一种看似消失的方式默默的存在。
作者：李昂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2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过渡性发展；未来趋势
文学批评在“文学”中的地位颇为尴尬：虽然它被称为“文学”批评，但在“文学”中似乎并没有它妥贴存在的位置，总是被直观地看作文学创作的附庸为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意义而存在，被文学创作所规定；或者被朦胧地归之于相邻学科，使批评家被看作外在于文学的另一种存在，寄生于创作，被创作所规定。如果只是依据对“文学”的批评，就确定文学批评的“文学”品质，其实其自身的属性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定。文学批评正在从尴尬的角色之中脱身而出，这仿佛是20世纪的一个理论杰作：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把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表示着一种理论诉求：试图发现和描述出它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具有的特殊领域，使之不再被看作处于附属地位的工具性附属品。总之，要确定文学批评之作为文学批评，而不是什么其它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政治批评，从而能够遵循文学批评的规律健康地开展批评。
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纷繁的形式证明了这个话语类型的容量，其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要去追溯批评话语的历史本源，考察其初始的文化动机。我们没有必要为文学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鉴别、判断、分析和阐释无疑有理由成为批评话语的母题。这样的母题同样可以在cirticism这个词语的历史之中得到证实。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希腊文的“批评”这个词意为“判断者”；同时，“批评”也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有关。到了中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些词语几乎可以互换，他们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例如《圣经》的阐释或者古代文本的编纂和校勘。l7世纪，这个术语的涵义逐渐扩大，批评不仅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同时还指传统称之为“诗学”或者“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文学批评的学科化经历了漫长过程，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形成晚在20世纪上半叶。下面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和未来。
一、过渡性发展
文学批评在20世纪形成，繁荣背后掩盖着危机。没有一门学科像文学批评这样混乱，其作为一门学科是存在的，但有许多内在的问题存在着，在其脆弱的共识刚刚达成之时，就进入了过渡性发展。文学批评似乎关注一切，理论话语比19世纪复杂得多。今天的文学批评用高深的用语，掩盖在其背后的是，它仍牢固地立在20世纪初的学科基础上，高度的学科化，非经验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工业形成、知识分子转型、文学学术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分析”和“判断”活动的文学批评，其学科身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进入了过渡性发展。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研究对象的扩张。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扩张到一切，一切都可以当作文学来看，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今天，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盛行的时期。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文化研究奠基之作。在文化思想上，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新左派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家之中，威廉斯的观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之中，文化时常被想象为某种超功利的文学、艺术、学术，这些文化只能掌握在精英手里，与芸芸众生无关。威廉斯考察了工业革命至当代“文化”概念的种种涵义。在他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制度、风俗、习惯都应当视为文化的内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同义的。
另一方面，威廉斯也摒弃了庸俗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威廉斯认为，文化的种种变革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后果，人们的经验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验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威廉斯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的价值。”它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将文学批评从传统定义之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一种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渊源可以追溯至法国的罗兰·巴特。巴特的早期著作《神话集》对于日常的许多文化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独到的解读。《神话集》谈论过摔跤、洗衣粉广告、汽车式样、电影明星、脱衣舞、旅游手册、爱因斯坦的大脑，等等。巴特的分析说明了日常文化的建构方式。他把这些日常文化称之为“神话”，巴特试图揭开这些日常文化的“自然”的伪装。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神话集》之中的日常性与意义的质疑均产生了巨大的启示。20世纪的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现在是消费这些理论的时候了。理论不再高高在上地锁在学术的殿堂里面，理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获得活力。另一方面，从阶级、身份、性别、种族不平等到意义生产的操纵与控制，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问题有待于阐释。这时，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过度发展。
2．学科之问界限的混乱。文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到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利润分析，文化研究四处征战，行踪不定。人们已经承认，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围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划定文学批评的确定界限。事实上，文学批评本身就存在一种反学科的倾向。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传统的学科界限是十分可疑的，学科的形成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当代文艺研究的思想资源已由哲学、伦理学转向了社会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也正因如此，文学批评的知识型问题就冒了出来。其实文学批评隶属于哪种知识系统的问题从来就不曾明确过，只是在古典时代所有的知识都聚合在哲学的名下成其为一个整一性的庞大结构，文学批评从这个结构中分享着知识资源，因而伦理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思想或知识的立足点。近代的美学也许解决了造型艺术理论的知识型问题，但美学至今也未能真正解释文学问题。进人20世纪以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支点的空白使大批所谓“外在”学科知识侵入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蜂拥而至。于是文学批评变得“毫无自知之明”了。“克罗齐在一八九四年就曾抱怨说，‘文学批评’这一术语已经变得只是为一个共同的题材、即文学作品集合拢来的千差万别的智力活动的集合了。”一种缺乏自有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智力活动，其学科身份的独立性似乎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比传统的审美批评更具活力的原因，因为文学批评力图为批评提供一个文化学的知识型作为分析判断的支撑点，它虽没有变成其他学科，但却与这些学科的界限发生了混淆。
3．文学批评的判断者身份的丧失，以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的社会身份的混杂。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的形成是以启蒙意识为前提的。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和知识的等级秩序认定了靠超凡的学识启迪众生的启蒙者的角色，在文学活动中，这个角色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而比他们更高的，即学识更加超凡以至于能对这些启蒙者进行启蒙的，便是批评家。但是在阐释学和解构论占据思想舞台主角的后现代文化中，启蒙褪色了，由启蒙设置的等级秩序也被大众文化摧垮了。在这个时代，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与读者谈话的人；同样批评文本的写作者也不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而是与文学家谈话的人。一个谈话人，凭什么拿自己的标准高高在上地评判谈话对象的高低优劣呢?别林斯基读到了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集》后给果戈理写了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一番“启蒙”式的评价，这导致果戈理后来无法完成《死魂灵》第二部。那时的文学批评有如此功效全赖于启蒙交给批评家的权杖，但这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出现了。非但作家们不把批评当回事，甚至公众也不太相信批评家对作品的议论，文学批评今天发展到了特殊过渡性的时期。
对于从事批评的学者，蒂博代曾经总结过三种文学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在他的眼中，三种批评各有优劣。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种需要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来操作才能彰显其全部功能的知识活动，它自身的独立性又何在呢?如果说没有哪一种人能够完整地进行文学批评，那文学批评就是一桩缺乏职业基础的事情。
文学批评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文学批评家，现代西方的那些著名批评家，诸如戴维·洛奇、希利斯·米勒等，大都是大学教授，其谋生方式是教书。在中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大概以这三种人为主：一是大学或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二是报刊编辑；三是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的官员。就文学批评而言，这三种人都并未以之为职业。靠教学和研究吃饭的教授、研究员们倡导的学院派批评，力图把文学批评变成文学理论的附庸，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捍卫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靠学术体制化所获得的高雅身份(诸如《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类的书就十分值得玩昧)；报刊编辑们的批评带有太多为写家们“卖书”作广告的痕迹；而政府官员的批评的主旨则在于宣传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三种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又为什么无法与这些异化的批评相抗衡呢?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表现的形式，本身的界线都难以确定，其与文学理论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文学批评的三种人员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着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那么，它的未来走向又如何呢?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
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本身如果长存，那么文学批评会长存吗?一种现象的存在，一种事物本身的存在，与把这种事物、现象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如：睡眠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至今却没有“睡眠学”。l8世纪和19世纪的文学批评没有研究文学，而是研究与文学相关的一切。文学有未来吗?文学批评有未来吗?今天我们必须把它提到纪事日程上来，并讨论其存在的的合法性问题。
文学批评的未来将会遇到哪些问题呢?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显然，仓促地对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作出预言是鲁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就今天的文学研究与以往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进行一些观察。差异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文学经典；第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是否有益于文学研究。
首先，文学批评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是否会冲击传统的文学经典?——后者通常是大学或者中学文学教育的范本。如果流行歌曲代替了李白，电视剧淹没了鲁迅，或者，《流星花园》压倒了《三国演义》，那么，文学批评是不是会游离于这个学科本身的对象之外?文学经典并没有在文学批评之中退席—尽席的仅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品。换言之，经典仍然充当了文学批评之中的主要话题。文学批评不是踢开经典，相反，文学批评开辟了分析经典的语境：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歌德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视角在研究《红楼梦》。这种现象表明，文学理论正在打开传统的界限而闯入一个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以来的众多思想家——例如，德里达、福柯、巴特、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的一系列观点都汇聚到文学理论之中。当然，除了文学经典，文学批评继续将大量的大众文化以及一些边缘性的作品引人课堂。这种做法的背后的确隐藏了文学标准的改变。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予那些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公正的社会待遇；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体的文学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是否用政治的公正代替文学的判断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本身就歧义很多。有没有必要认为，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事实上，诸如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标准总是不断地介入文学的挑选和评价。从以往的文学史编纂到现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世界性电影奖，什么时候有过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的“文学的判断”呢?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考虑到另一面：坚持一种统一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它不能把某一种文化神化，好象只有它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不言而喻，这个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各种政治权力机制本身就是文学批判应该关注的课题，而且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话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批评会不会再度放弃对文本的细读，从而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此刻，作品本身就已变成某种社会学主题——例如，阶级压迫和反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附庸?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尚未走远。的确不少文化研究从文本的解读开始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乔纳森·卡勒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如果这些文化研究的结论试图说明的是文学问题一无论是说明一部作品的象征意义还是说明一部作品的内在丰富性，那么，文本和形式的研究不可忽视。今天的文学批评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之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今天的文学批评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殿堂，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形形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加入文学的运作，强烈地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风格以及获得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文学仍然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文学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会生活，并对社会人生发生作用。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4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注释：
文学发展论文范文5
(一)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
在发展领导科学发展能力过程中离不开知识结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这种知识结构还应该是立体、开放和动态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将不同层次方面的相关知识进行有效的配合和补充，使其在知识系统中能够更限的发挥各自的作用，为领导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当前我国处于信息快速发展时期，这就需要知识结构要具有较好的开放性，从而能够做某对各种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进行不断的吸纳，吸取其精华部分。作为知识结构，当理论和实践不断发生变化时，其也需要随之做出必要的调整和补充，这样才能使知识结构更加科学和合理，为领导者自身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科学的战略思维体系
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当中，其中战略性思维体系作为其重要的核心，其直接代表着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高低，对于一个领导来讲，其战略思维是否成熟，直接对其领导能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和领导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还会对发展的全局性、科学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带来较大的影响。领导者有了系统思维，才能放眼整体，总揽全局，全方位的思考问题，发现问题的规律。只有具备创新性思维的领导者才能够勇于破旧立新，突破传统的、陈旧的、教条的局限，不断提出新思想，创造出新理论，制定出新战略，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以便更好地领导科学发展。
(三)复合的领导力和叠加的领导艺术
在科学领导能力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复合的领导力和叠加的领导艺术，这两点作为重要的支撑而服务于领导科学发展目标。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在具有复合的领导力和叠加的领导艺术后，才能将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更好的发挥出来，确保领导的科学性。这两点是实现科学领导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领导艺术主要包括运筹艺术、决断艺术、权变艺术、用人艺术、协调艺术、激励艺术、讲话艺术、开会艺术等网。只有具备复合的领导力和叠加的领导艺术的领导，才可能成为具有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领导。
(四)先进的领导伦理
先进的领导伦理是领导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在领导活动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一名领导者，其在领导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选择发展问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存在各种利益之间的选择问题，这都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出来会遇到的问题，如果领导者个人方面则会遇到权力观和政绩观的选择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选择时，领导者则需要拥有先进的领导伦量，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选择出现偏差。因此，要实现科学领导，就必须培育先进的领导伦理并充分发挥它对领导行为的导向作用。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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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石探路——认识信息
同样重要的信息，有的人善于抓住，有的人却漠然视之，这正是由于各人的信息意识强弱不同所致。信息，指的是当人们与外界接触时，有意无意所接受到的一些事物材料，有数字、文字、影像、数量关系等。如果能使学生对接受到的这些信息源加以分析、整理，主动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或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后加以利用，则将促使他们关注周围的事物，沟通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大大提高他们的信息意识。
1、感知信息。信息意识形式有两种：一是被动接受状态，二是自觉活跃状态。前者指人们从社会的信息环境中被动地接受事先未料及的信息；后者指信息意识的觉醒状态，它促使人们制订信息活动计划，主动关心和了解各种变化，并作出相应的选择。数学教学时应力求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状态转化为自觉活跃状态，当他们面对一些信息时，能快速作出对信息的判断并引起思考。如教学“千克、克的认识”时，课前我首先让学生掂一掂文具盒、书包、椅子、硬币……，并告诉他们，文具盒大约有200克，书包约有4千克，椅子约有3千克，硬币约有1克……，让学生面对这么多信息，引起他们对千克、克的思考，再适时引入“天平”，进行千克、克的具体教学。这样久而久之的训练，学生就能关注起周围的事物、外界的信息，并对信息加以描述、思考，体会到数学与信息的联系及价值。
2、评价信息。当信息涌入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应及时作出思考，作出相应的判断，哪些信息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明了的，哪些是陌生的，如何评价各类信息？在数学教学时，应多让学生接触各种信息，并评价它们，如互相矛盾的信息，相互一致的信息，系统性的信息等，让学生在评价中提高自己的信息感悟能力。如在复习分数应用题时，我出示了“桃树有40棵，柑树比李树多－，李树有60棵，桃树比苹果树少－，杏树有60棵。”让学生从中选择条件再提出相应的问题。这时，学生便必须对这些条件进行分析、评价，哪些条件是有联系的，哪些条件之间没有联系，能提出什么问题。这样类似的训练，将大大提高学生评价各类信息的灵敏度及准确度。
二、找频看球——感受信息
一个球迷，只要找到自己想看的球赛频道，便会津津有味地看下去，甚至于不吃不睡。数学教学时，就应尽可能增强学生的信息情感，培养他们类似于“看球”的热衷情感，当他们多次从多方面感受信息时，便能形成某种持久、稳定的、反映心底需求关系的内心体验，这便是信息情感。当学生形成较稳定的信息情感时，便能产生巨大的信息热情，这将大大提高他们对信息的敏感性与兴趣性。
1、对信息的敏感性。不同的人面对同样信息会有不同的态度，敏感性强的人，面对信息，即便是与知识结构相矛盾或不能解释的信息，他们会发出疑问：“这是为什么？”从而激发起好奇心和求知欲，进而去探索、实验，去求知、去寻找原因，他们对信息是热情的、欢迎的、敏感的，从而不断地促使自己知识结构的变化。数学教学时就应采用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对信息的敏感性，如口算训练的限时、限量，应用题的补充条件、补充问题、改编应用题，概念教学的换一种说法，怎么说得清楚、明白又不重复不遗漏等，让学生多次类似地训练、竞赛，便能提高对信息的敏感度，以便周密考虑问题。
2、对信息的兴趣性。兴趣是一种持久的情感体验，人们的信息搜集活动是受信息需求驱使的，影响需求力量的大小主要是需求被意识的清晰程度——意识越明确，行动目标越清楚，则信息活动的动机越稳定、持久、强烈，努力程度也就越高。在数学教学时，应有意识地设置各种情境，让学生在信息输入时产生浓厚兴趣，并能以较稳定、浓厚的兴致保持下去，从而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对待信息，这样将激发他们发出超常的智慧和高涨的热情，如教学象“一根木头锯成2段需5分钟，要把这根木头锯成6段需几分钟”这样的开放题，如果平时多让学生观察人数与间隔、折纸、抓楼梯与上几层楼等这样的事物，学生解决问题时便能得心应手，很快明白锯6段需锯5次，就是25分钟以及别的想法。这样的训练，不仅学生热情参与，还大大开阔了他们的思维。
三、点石成金——利用信息
在信息时代，静态的知识不具有情报信息价值，只有对知识的新认识和深入挖掘，并进行动态处理，才能使其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认识和挖掘出知识的现实价值，并利用好它，这才是信息素质的最好体现。只有具有利用信息能力的人，才知识怎样组织知识，发现和使用信息，他们也才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1、搜集信息。信息就是资源，不掌握最新信息，就等于落后于时代。信息是桥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个人在信息活动中应表现出的积极的行为倾向，就是搜集信息。当我们需要某方面的信息时，学生能有意识地从生活、学习中找到与之相应的相关信息，为进一步学好数学，培养能力奠定基础，如教学“小数认识”时，我让学生课前去搜集有关商品的标价，去咨询妈妈每天上市场购物情况，去了解自己的身高、体重等，在众多的信息面前，学生找到了共同点——小数，则后面的教学就顺理成章了。平时可让学生就某一点发表见解，收集资料，如年月日的学习等，学生经常这样的训练，便能很好形成找资料，收信息的习惯，使自己学会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