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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哲学论文范文1
中医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制于传统观念,中医解剖学知识虽然有,但是观察不深入,描述不准确。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描述更像是黑箱方法,是根据不完备的解剖学知识和联想,对临床经验的一种创造性地总结。一方面,有人强调“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认为完全根据中医理论是很难应付复杂多变的病情的。另一方面,中医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又确实在应用着这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理论的片段,比如看到“汗多”的病人便认为很有可能是“气虚”,看到“苔腻”的病人便认为是脾胃功能出了问题。而在实际的临床诊疗中,又存在着“方证相关”的有效实例,即对于一个病种,确定若干证型,每个证型都有确定的药方,对从属于该病的病人,根据症状等因素,确定证候,然后按其索骥。刘渡舟的弟子在文中也写到:“刘渡舟教授擅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疑难杂病,他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所论述的脉症,将苓桂术甘汤的适应症概括为:水舌(舌胖大、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上述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得不可思议的疗效。”上述描述体现了中医现象学的本质特征。把中医和现象学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比附,而是为了说明中医不能一切以科学主义为自我改造的标准,也不应固步自封而无所作为,应该将中医回归到现象学的道路上来,因为其治疗疾病的具体语境已经具有了现象学定义的科学本质———“科学就是对事物本身的真理的认识”。
2中医现象学
现象学是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现象学一词所标识的应当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它强调“面向事物本身,摒弃一切自以为是的前提”,它试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找到一条新的道路。现象学强调将一切与“我思”有关的内容全部“悬置”,存而不论。现象学要求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束缚,直接关注所研究的问题和事物,在这种直接关注的“直观”中获得对事物的可靠认识,即明见性认识。明见性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概念,是指对实事的直接性明察。他也将这种明见性称为“自身被给予性”。明见性意味着一种原本的直接的被给予,是现象学中可靠认识的根本标准,胡塞尔称之为“一切原则的原则”。现象学突破了实证主义对于现象和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割裂,是对科学主义的哲学反思。所谓中医现象学,就是“悬置”一切中医理论和科学思想,直接关注临床症状、体征、方药、预后等相关因素的学问。现象学本身并不在意建立概念的体系结构,它强调的是在具体的语境之中,个别和一般是如何贯通的,从而显示出现象中的本质。要实现中医自身的明见性,需要进行中医现象学的还原,第一步就是对一切与中医理论相关的概念和思想以及科学理念进行悬置,第二步是进行本质还原,就是通过对现象进行“想象力的自由变更”,而直观到变中的不变,稳定有序的结构。
3中医现象学还原实例
传统哲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仁爱;和谐;尚义;诚信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批判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如仁爱、和谐、尚义、诚信等精神,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强新时期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伦理思想贵“仁”
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并认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企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在企业内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按现代话说,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和谐,先代尧、舜、禹、汤、文、武诸王,均以此作为自己安邦治国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主张人际之间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即“人和”。几千年过去了,“和为贵”始终是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信奉的治国方针和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即将“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和阐述。??
和谐是一种对真善美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际亲密强调个人以彻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体之中。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保持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当今企业道德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敬如宾,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发扬儒家仁爱精神,就要以仁爱向善作为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员工向善,使企业内团结和睦,亲如一家。
在商业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气生财”,“和”则“旺”。要坚持以正当手段竞争,不能搞小动作或诋毁竞争对手,摈弃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对于同行业伙伴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即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双赢”模式正是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态道德,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谐论”、“天人合一”于平淡朴素中有着奇迹般的深刻。
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首先,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其次,企业要为国分忧,勇于承担社会重任和历史使命,坚持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再者,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慈善活动。将仁慈爱心献给最需要关爱的人,博施济众,兼善天下。
三、儒家伦理思想贵“义”
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义与利的名言是:“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义指高尚的品格,利指物质利益。他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就是说要用道德原则来统率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论联系起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但认为一个人取得物质利益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认为在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谨尊仁义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后自己获利。“不义之财不可得”,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企业职业道德具有主观上的“利他”性和客观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础,“利己”是“利他”必然结果。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企业员工在职业实践中视顾客为上帝,对用户负责,必须会赢得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儒家思想塑造“企业魂”,就要把企业成员过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祟德尚义、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轨道上来,把主体性意识引导到自觉的道德精神上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以企业集体利益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上来。
四、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等等。
企业商德的核心是诚信,诚实不欺、重约守信。诚实守信是做人之本,是企业立身之本。诚实守信是企业的良心之所在,是企业对顾客、合作者忠实守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日本企业奉行的”终身雇佣制“就蕴含着管理者与雇员之间内在的、深厚的信任和忠诚关系。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重约守信、言而有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也是公平有序竞争的基本条件。企业要盈利,首先应该弄清楚为什么获利,怎样获利的问题。企业赚钱要讲良心,获取的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牢固地树立契约意识和忠实履约的道德精神,信誉至上,注重商业道德。反对随意毁约、商业欺诈和言而无信。
企业成员要诚实、忠实、老实、要坦诚相待,信守承诺。要诚心待客,货真价实。要恪守信用,严格履约。企业成员要通过自律、自省、自觉,从思想上消除“机会主义动机”,减少“道德风险”。不弄虚作假,不瞒上欺下,不歪曲事实,不偏听偏信。只有诚信不欺、重约守信,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欺诈、哄骗,言而无信,昧着良心赚钱,就会使企业失去信用,最终也会失去市场,失去自下而上的根本依托。
还必须指出的是,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儒家伦理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必须摈弃儒家伦理思想中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义,封闭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级观念,官本位特权意识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创新意识、民主意识等,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兼容现代文明道德意识,就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企业职业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
[2]宋英.试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J].经济师,2006,(4).
[3]张平.道德教育与内部控制[J].会计之友,2006,(1).
传统哲学论文范文3
西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化、电等自然学科具有太强的实用性,而这些领域中国原本就是空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
然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北京大学,在长校之前,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老派学者的天下。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开始,讲一年,才到商朝的《洪范》,孔夫子什么的连影子都还没见着。今天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典籍,其实并不可靠,大多为后人伪托的。但是,当年的老派学者,却不能不这么讲。不讲足中华五千年,政治上就不正确。
先生回国之后,如果讲西洋哲学史,毫无问题,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偏要讲中国哲学史,一上手就是老子、孔子,而只把此前的诗、经,作为中国哲学的胚胎。讲到荀子,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司空见惯(实际上所有中哲史学者,都是的余绪),但在当年,却让老派的学者受不了。学生也大吃一惊,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惊得挢舌不能下”,即张口结舌。
同样也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伯|老先生,听说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摇头晃脑地连说不通,说是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哪里有大纲之上还有大纲的道理?而瞠目结舌的学生们,受到了震动,臧否不一。最终还是由于学问最大的傅斯年,在认真听了的课之后,做了肯定的评价,大家最后才认账。傅斯年的评价是:虽然没有陈伯|有学问,但路子是对的。我想,学生跟老先生不一样,英文不错,多少看过一些西洋人写的东西。
其实,正如唐德刚的考证,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子就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论文在答辩的时候,是“大修通过”的,所谓“大修通过”,近乎枪毙。
所以,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美国差点被枪毙的论文(按唐德刚的说法,当时参与答辩的美国教授,其实并没有人懂中国的学问),到了中国,却大受欢迎。等于开创了用西方的学术形式(还谈不上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先河。
从那以后,一干中国学人也就跟上了。所以,十年之后,爆得大名的的论文,也就无需“大修”,直接通过了。“博士”被叫了十年,才真正戴上了博士帽。
当然,这么一来,这个开先河的著作,也无需完成下半部了,因为后人跟上之后,做得比还好。后来,又写了若干半部书,都是开了先河,然后下面就没了,也无需有了。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的大作,作为提交给老外的博士论文,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单单学生认账还不行,还需要学界认可。
传统哲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 法学基础理论教育 法律认知科学 实验 教学步骤
法学基础理论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基石,由于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众多,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较多;长期以来,深受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影响;最近一二十年又受到了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因此,传统法学教育以讲授、探讨为主,后来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加入了社会调查和经济分析演算的模式。但是,法学教育与自然科学存在一定交叉,也能进行一些实验课程,典型就是犯罪学、侦查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在法律心理学方面,不仅能够进行法律心理学的社会研究,还能够进行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典型的就是从事“法律与认知科学”交叉问题的实验研究。本文以“法律认知科学”(法律认知心理)实验为例,对法律实验问题进行探讨。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作为法律基本理论的法哲学问题则既属于社会科学问题,又属于哲学问题。所以,法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法律认知科学是指运用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法律认知科学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的法哲学问题,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衔接。
与传统的法哲学讲授、讨论的方法不同,法律认知科学也可以采用实验的教学研究方法。但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与自然科学(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有本质区别。一般的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是研究生命体的生理状况和病变的医治问题,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则是运用医学或生物学的手段,研究法律决策中生理心理过程,研究人文社科问题的生理基础。
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教学步骤如下。
一、实验之前的课程讲授
1.相关法哲学理论的讲授。法哲学理论的讲授,主要是介绍现有的一些法哲学流派和主要的法哲学观点争议,这为日后提出问题奠定了基础。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设计主要是运用生理实验解决法哲学问题或者部门法的主要问题,所以人文社科问题是实验的目的之所在。很多法律认知科学的生理实验流程大同小异,运用的设备相差无几,但是其所解决的法哲学问题却大相径庭,所以,相关的法哲学理论的基础必须夯实,否则实验就是无的放矢。
为了进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就必须让学生选修“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各个部分法的法哲学课程(如“民法哲学”、“刑法哲学”、“诉讼法基础理论”等课程)。为此,我们开设了“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等课程。通过相关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并组织学生对部分重点问题、争议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炼出核心争议之所在,由此设想日后可以进行实验的粗略方案。这一点也是体现“认知研究”与“治疗研究”之间的区别,体现我们研究的人文社科的目的指向(而非一般的自然科学或医学意义)。此外,我们还为法学硕士生开设了“神经元法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课程,对此类问题的探讨更为专业、细致。
2.联系医院的医生前来讲课。由于课程具有跨学科性质,这种课程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本学科的教师虽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但毕竟其主导学科还是法学或法理学,在其他学科方面的学识显然不如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邀请其他学科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前来授课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对于法律心理实验课程而言,这方面主要是请医院的医生前来上课。这里包含了以下三类,一类是神经科专业的医生,其为我们讲解脑神经系统的相关知识。部分高学历的医生由于拥有系统的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和科研知识,甚至还可能从事过“认知”领域的生理研究,就能够从“生理心理学”的“认知”角度为我们讲解实验设计的方案、流程等对实验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3.带领学生前往实验室参观。由于法学专业学生对工科和医科的实验室一般都比较陌生,如果他们对医疗设备或者医学实验室没有相关的认识,就不可能设计出好的实验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让他们参观实验室或者医疗设备。在参观的过程中,由医务和实验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其中包括仪器、操作流程和仪器软件的介绍。老师和学生甚至可以进一步接触机器,如进入密封的磁共振室,躺入磁共振仪器内模拟作为实验的受试者。这样,他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躺在仪器内接受检查或实验者的境况,设计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
从事“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与“医学治疗和检查”的实验设备虽然相同,但是依旧存在一些差别。如磁共振机器,一般医学治疗目的进行的检查往往只需要运用“1.5T”级别的机器;虽然这种级别的机器也能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但是相关实验对仪器的要求往往更高,通常要求是“3.0T”级,此级别仪器在普通医学检查中的运用就比较少;认知科学实验的磁共振仪器甚至使用到高达“12T”级别。
二、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工作
1.通读实验报告。法律认知科学相关的实验论文很多,必须进行大范围的选题筛选。粗略筛选之后的论文,由任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研读。研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看研究现状,知道他人的研究进程、重点、热点和难点。通过这些研读,我们就能够根据现有的研究进度,选择尚未研究(发表的)而又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日后实验选题的大致范围。
二是参考他们的研究手段、流程,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借鉴。现在发表的论文,一般都会大致介绍实验的流程。然而,学术论文毕竟不是实验报告,其更多侧重于问题的提出、解决和分析,流程的介绍往往比较粗糙。当然,部分学术论文也有比较详细的实验流程,对此类论文的仔细研习,就能对实验设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①
2.对主题进行社会科学的探讨。在进行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得出大致的可能的研究“主题”,这时返回法律社会科学领域,以法哲学的视角重新进行审阅,才能更好地获得“生理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自然衔接。在生理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可以从事实验研究的“主题”,还必须获得“法哲学”、“法社会科学”上的意义。因为,有的问题虽然在自然科学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其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意义就不那么直接)。此类论文的价值更多是在“治疗性”而非“认知性”。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法哲学)的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从自然科学(生理心理学)的角度看,在现阶段却还缺乏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和“设备”。所以,必须获得二者的协调和平衡。
主题的选定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意指“我们要解决什么主题”,其既涉及“什么主题十分重要”,又指“对该主题的研究到什么程度”,还指“现在已经具备研究该主题的手段或方法”。
3.组织实验设计。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角度看,组织实验设计的第一步是设计实验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设计何种方案、设计何种场景、设计何种问题,以及何种音像、问卷材料,都关系到实验结果的真实与否。这也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二个难点。我们要设计出一些“场景”或者“问题”,让受试者在这种环境下能更真实地思考或者表达情绪,从而得出比较真实的实验结果。
西方国家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比较巧妙的实验设计,例如对于道德中不公正问题的容忍情况,研究者在最后通牒实验中,部分受试者拒绝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是其情绪化的表现。该实验设计如下②:19名(方案接受者,“responder”)接受磁共振扫描,共进行了30轮游戏,对手(方案的提出者,“offer”)部分是人,部分是计算机。每次都涉及10美元的瓜分。对手所提出的方案中,一半是公平的(对半开),剩下的为2次“9比1”,2次“8比2”,1次“7比3”;在这些方案中,方案提出者的分配比例较大,而接受者的比例较小。结果是,对于公平的方案,方案接受者都接受了;越不公平的方案,则参与者的接受率越低,“7比3方案”至“对半开方案”的所有方案(即“5∶ 5”,“6∶ 4”,“7∶ 3”)都被接受了。在“9比1”和“8比2”两种方案中,如果“方案提出者是人”,则其方案的接受率低于“方案的提出者是计算机”。这就意味着方案接受者对于不公平方案存有情感性反应。这种不公平引发的脑区为: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这证明了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厌恶不公平,作为负面情感的脑区,其反映出了对于不公平方案的厌恶。诸如此类实验设计非常巧妙,就能够为我们进行相关实验提供设计上的参考或模仿。
4.进行预实验。在实验设计之后,有必要进行预实验,检验实验的可实施程度。这种预实验,可以提升实验者的信心,也可以作为申请相关课题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预实验还可以检测实验的可行性,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或缺陷进行适当的修正。
在预实验之后,还必须进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筛选。
三、实验操作
实验操作是实验的核心状态。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流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与医学实验相比通常更简单。其运用的仪器设备有核磁共振(FMRI)、眼动仪和脑电图等,其中核磁共振最为典型。该仪器不仅运用于医学治疗和研究,现在还广泛运用于认知科学的各类研究。核磁共振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优点在于其定位非常准确(虽然时间上稍有迟滞)。
由于实验的磁共振仪器操作是高度专业化工作(而且机器极为昂贵),只能由专业的实验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因此法学教师和学生不能从事,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四、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
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属于实验的后期工作,主要是数据、图像分析,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
1.数据、图像分析。数据分析具有客观性,需要专业的实验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和图像的分析。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主要运用核磁共振仪器,对于脑区图像的要求比较高,还需要比较好的核磁共振配套分析软件,对此进行精细的分析。此类软件一般只有磁共振专业技术人员才会使用,由他们进行相关数据图像分析比较科学。如果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必须建立数据模型,则还需要数学专业人士进行相关的工作。
此外,除了实验工作人员和数学人才外,还需要神经科专业医师或者认知神经学专家对此类数据和图像进行“认知神经心理”方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我们后期进行人文社会分析和理论化的基础。
2.进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与前一步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相比,对实验结果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总结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我们需要从已有的数据和图像,根据我们需要解决的人文社科(法哲学)主题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人文社科的解读,是运用实验数据和图像得出人文社科的结论。所以,一定的主观性是原有的实验设计思路和人文社科理论基础的延续。现有实验的理论分析,如道德的情感性实验,就需要根据道德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先天犯罪人”问题的实验,这就需要根据刑法哲学理论进行相关探讨。
五、注意事项
1.“主题的选定”、“实验设计”和“理论性总结”这三点是整个流程的重中之重。这三点工作如果没有做好,整个实验就是失败的实验。这三点如果做好了,实验获得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大。
2.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基础理论)和医学两个大领域(两大领域内还有各个小专业)的工作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尤其需要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因为随着知识分工越来越精细,知识总量的迅速膨胀,此类合作需要跨越多个传统学科。一方面,我们跨越的知识领域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各种细微领域却依旧要求保持原有的严谨性(否则就违背科学的客观性)。所以,很难有一个人在多个领域内同时保有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水平。因此,为了在多个学科领域内的合作能够维系原有各个学科的严密性,我们只能求助于多学科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这是完成此类工作的最佳模式,所以我们必须组建紧密团结的团队。
注释:
①在认知科学领域,例如以下论文:M.R.DELGADO,H.M.LOCKE,V.A.STENGER,J.A.FIEZ.Dorsal striatum responses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Effects of valence and magnitude manipulations.Cognitive,Affectiv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2003,3(1):27-38.
②Fiery Cushman,Liane Young,Marc Hauser.The Role of Conscious Reasoning and Intuition in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SCIENCE,2006,(17):1082-1089.
传统哲学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女娲,神话,精神
女娲神话研究的精髓在于女娲精神:超越自我的创造精神;无所畏惧的包容精神;母仪万世的生息精神;协调矛盾的和谐精神;无私无畏,坚忍不拔、冲锋陷阵、顽强搏击的拼搏精神。这些高贵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之源,是人类至为宝贵的财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超越自我的创造精神
关于人类的起源我们的先民们曾做过种种臆测。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女娲造人的神话了。《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演义》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洹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洹人也。”泥土捏人的神话产生于原始人类与泥土密切接触的社会背景,也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但女娲造人的行为确实是惊人的创举。这不是一般的创造,创造的是人类本身,是宇宙天地间前所未有的惊人之举。在人民对人产生之谜未解之时,人类就通过女娲的双手作出了最根本的创造。她的创造完全超越自我,使沉寂的宇宙活了起来,一种灵性从此在无限永久无限开阔的时间空间中持续不断地运动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创造精神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致后来出现了另一个关于女娲造人的故事。唐代李冗《独异志》:“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哲学论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由女娲独立创造的人类的独创性到两性关系的出现,可见此时人们已渐渐脱离原始的胚胎,正逐步迈进科学的轨道,虽为神话,但已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女娲时代的创造精神渐显平淡。
二、博大宽厚的包容精神
在中国哲学中,“地”一向是作为宽容博大的象征。女娲精神与“地”具有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大地的象征。《抱朴子·释滞》说:“女娲地出”;《淮南子·览冥篇》所载女娲补天故事,也不仅与“天”有关系,同时与“地”也有密切关联。古人还通过这个神话来说明中国“地”势的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例如《论衡·谈天》:“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之言也。”《路史·后纪二》罗苹注:“世遂有(女娲)炼石成霞、地势北高南下之说。”其实,“补天”本身已表明她是象征“地”的,因为地与“天”正相对、互“补”。《列子·汤问》中载:“……共工氏……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就是对我国地势认识的很好说明。至于“抟土作人”的神话,也是把造人跟“土”联系在一起的。女娲从事的补天载地的工作,不是发动残酷的战争,而恰恰是疗救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共工和颛顼为着争当天子的一己之私,竟然不惜一切代价,撞坏天地。女娲对这件事并不是首先对他们作挞伐,而是像母亲及时补救不懂事的小孩子闯下的大祸一样,挺身而出,消灾避患,终使地平天正。天可以补,地可以立。还有什么样的灾害不可以抚平?可见,女娲有极广大的神通,故无所畏惧,无所忧虑。因无所畏惧哲学论文,故能厚德载物,无限包容。总之,中国哲学传统中大无畏精神和博大的包容精神,正是女娲精神的胎传。
三、母仪万世的生息精神
上文谈到女娲造人引出生命诞生的源头,女娲补天却表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除了创造生命还有对人类生存的无限关怀。《淮南子·览冥篇》所载女娲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地为人民平息灾难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后有女娲兄妹成婚再造人类的传说,因此被后世祀为生殖之神、送子娘娘等都源起于女娲造人神话。《路史·后纪二》:“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楳(高媒)之神。”罗苹注引《风俗通》:“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吕氏春秋·仲春纪》:“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高诱注:“《周礼》,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时也,奔则不禁,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郊音与高相近,故或言高禖。”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不论儒、道,始终关怀人的生命存在,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超越。《周易》讲“生生之谓易”,是这种生命哲学在轴心时期的确立;而这种生命精神,早已由女娲精神加以象征。如果像尼采所说,日神形象的诞生是“作为诱使人生活下去的补偿和生存的完成。”[1]那么,女娲形象的诞生就是使群体生命存在得以延续下去的生命精神的象征。
四、协调矛盾的和谐精神
“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突出的精神传统,而女娲精神就是其早期神话体现。女娲补天之前,天地之间的环境十分糟糕,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不和谐使得人不堪命,民不聊生。作为拥有无限智慧和神力的神,她没有去推翻已有的世界,而是朝着符合人类生存的方向进行补缀和修葺,以协调世界与人类的关系。天还是原来的天,不同的是补缀了一块色彩绚丽的“五色石”,使其更加美丽,增加了数根用代表力量的“鳌足”做成的天柱,使其更加稳当;地还是原来的地,只是没有了“”的肆虐,猛兽的祸患。世界环境更符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女娲她没有彻头彻尾的改换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局部的改变和提升来拯救世界,也拯救人类,使人类与环境最终达到和谐。女娲的这种“和合精神”,还表现在关于女娲发明音乐的神话传说之中。众所周知哲学论文,按照传统理解,“乐者和也”,“乐以和同”。《世本·作篇》载:“女娲作笙簧”,又据补注本《世本·帝系篇》:“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又《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惟作笙簧。”另据《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南康记》:“归美山,山石红丹,赫若彩绘,……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后,天澄气静,闻弦管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诸天音乐”,乃是一种西方式的和合精神;而中国哲学的“和同论”,则是一种中国式的和合精神。这种和合精神,也是始于女娲精神,是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根源。
女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魅力无穷,光芒四射。今天人类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种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一部分的女娲精神,仍然可以供鉴并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陈世珍.众神的起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2]李军.论民族精神在女娲形象中的孕育[J].文学教育(上),2009,02:107-109.
[3]徐丽云.女娲精神的失落与启示[J].大众文艺,2010,17:83-84.
[4]殷满堂.女娲神话的象征意义及其当下启示[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9,04(8):22-28.
传统哲学论文范文6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