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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1
在近年来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有人说“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斯言信焉！这不仅是部分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真切感受，也是对我国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的脱离社会生活现反思。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别是受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学模式化，教条化，功利化倾向严重。许多教师眼睛只盯着分数，一门心思抠“知识点”，让学生整天挣扎于题海之中，不愿花精力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观察社会，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结合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往往被消磨殆尽，学起来耗时费力，效益低下。即便有的考得高分，也往往只能“玩”语言文字，人文精神却严重缺失，难以做到和谐发展。这种“半截子”人才，怎能在改革开放中参与国际竟争？怎能满足正处于快速、剧烈、深刻变革之中的社会之需求？又怎能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为对长期语文教学有关争论和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整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指出，在语文教学中“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要加强课内外的沟通……”这无疑对我们的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使用语文新教材，进行高中语文教学时，力戒关起门来教书，注意“开门教学”，眼光不仅看着书本，而且随时关注社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如下。
一、 在课文教学中找切入点联系社会
课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总结，总能在其中找到联系生活的切入点。我十分注意把握这些切入点，在教学中将课文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从而让学生充分理解课文的意蕴，又能对活生生的社会有更理性、深刻的理解。
比如文言文教学，我不仅注意字词句式等知识的教学，还特别重视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及其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在教学高中新教材中诸子散文单元后，我就利用课外语文活动，举办了题为《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讲座，除介绍了百家争鸣中诸家学说概貌，儒家成为封建社会至尊地位的背景、原因知识外。还着重分析儒家学说对当代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负累。从而帮助学生辨正地分析古人古籍，自觉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情感，提高了他们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
又如，在教学新教材中《内蒙访古》一文时，我看到中央电视台一则报道：成千上万蒙古野驴因外蒙古生存条件的变化，进入我国内蒙古阴山一带的乌拉特旗，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我当天就结合《内蒙访古》的教学，由地理环境的介绍切入，告诉学生这一消息。学生对课文产生亲切感，更加深了对环境保护意识。
二、 在各种语文活动中关注社会
语文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我注意精心组织开展，使其成为联系课堂和社会的纽带。
我坚持组织学生轮流每节课前作5分钟演讲，并要求内容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学生从中交流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和困惑，如国企脱困问题、农业改革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社会中黑恶势力问题、同学关系和男女交往问题……我在其中予以点拔和引导，从中增强学生观察社会生活，并作理性思考的能力。
我还组织每周一至两次语文课外活动，如“读书读报沙龙”、“社会观察汇报会”、“专题辩论会”等。使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紧紧联系起来。有一个学生在“读书读报沙龙”活动中，介绍了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在珠江三角洲，物质的富裕造就了一批“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的“四不青年”。这个学生还从“不要做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小富则安的小农意识要不得”等角度对此加以评论。我深深感受到，不能小看我们的学生，只要加引导，他们是很能发现和思考社会问题的！
三、 引导和鼓励学生写作中反映社会生活
由于长期受僵化的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很多学生刚升入高中时，写作远离生活，虚情假意，“三股文” 盛行。这使我焦虑并深感紧迫。我在作文教学中，采取耐心指导、热情鼓励的办法，引导学生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坚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努力，大多数学生能改变文风，写出反映社会、思考人生，具有真情实感的作文。
如，有一个学生在作文《卖西瓜》中，写农民“老忠”家的遭遇：寄托全年希望的西瓜熟了，雨却无休止地下，买瓜的老板难觅，老忠只得忍痛签订了亏本的卖瓜合同。“到了摘瓜的时候，天气奇好，瓜价攀升”，“老忠闷声地抱瓜过秤，抱瓜上车”。“车开走了，老忠拿着钱，怎么也笑不起来”。作文最后一段只一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我读了这篇作文被深深地感染了。我与同事说，结尾这一问，简直是一个沉重的“天问”！
是啊，“老忠”一家是我们周围，乃至整个中国许许多多农民的一个缩影。文章反映的社会问题太复杂了――农业经营方式问题、农产品市场问题、农业基础建设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农民生活保障问题、农民素质问题……写作的学生未必全考虑到这些，但其中的关注民生，思考社会，同情弱者……的情怀，不正是当代高素质人才的必备素质吗？
我将这篇作文打印出来作为范文，在评讲课中热情地介绍给学生，引导他们思考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并高度地评价作者直面社会，积极思考的眼光。在学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和良好的影响。
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3.结果与分析。
(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趋于逐步拓宽。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 .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着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而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竟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1)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体育杜会学发展对策
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3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4
关键词：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C950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08705
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进行，前者着重探讨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成败得失，以服务于社会现实，这主要以民族关系史、民族理论研究体现；后者侧重民族关系现状研究，通过对民族社会交往、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互动现状的研究，来为民族关系的现状把脉，以揭示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并预测未来民族关系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这主要以社会学视角的民族关系研究为主。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一些问题。我国是一个有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 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兴衰存亡。所以，探讨和研究民族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在综述中外学者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展现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调查概况，并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出展望。
一、国内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起步早且都比较成熟。美国是个移民大国，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并有过多次种族和族群冲突，这使得美国的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在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下得到了发展。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在20 世纪20 年代曾把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相遇、 竞争、适应和同化的过程，基于对美国城市族群关系的研究经验，他认为族群之间长期互动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将是族群同化。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ilton・M・Gordon）在1964 年他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总结了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提出了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盎格鲁――撒克逊”、“熔炉”和“多元文化主义”阶段。在此书中，他提出了七项测量民族融合的指标：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民族偏见）、行为上的互动（没有民族歧视）、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观和权力的冲突），这些变量实际上是他归纳出来的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的7 个专题或族群融合的7 个子类型。在此基础上，他以美国社会为例论证了三个假设：（1）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2）即使其他几个方面没有出现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3）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说，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个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而辛普森（Geoge Eaton Simpson）和英格尔（J. Milton Yinger）则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来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民族在教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现状及宏观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政府关于种族、民族政策实施后的客观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2] 。1975 年，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赫克托教授在他一本关于族群关系的书――《内部殖民主义》中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内发达核心地区和欠发达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发展模式： 一个是“扩散模式”， 一个是“内部殖民主义”。他认为，“扩散模式”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因为一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为一体， 实质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在一个成功的扩散过程中， 原有的族群矛盾实际上已经彻底化解， 因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经济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质载体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仅仅是理论假设， 现实中的族群关系远比这理论上的假设复杂。“内部殖民主义”是指中央政权对国内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种与殖民主义相似的统治形式， 国内发达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 可以把国内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采取类似殖民地的治理方式， 把它当作殖民地来对待， 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 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在政治上进行控制， 在经济上掠夺[3]。国外这些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也深深影响和促进了我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民族关系研究一直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逐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6年贾春增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 、2003年赵利生著 的《民族社会学》和2005年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中都把民族关系作为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民族社会关系的概念、主要表现形式及衡量民族社会关系的指标体系及当代民族社会关系的调试等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论述，对民族关系具体研究都起了一定指导作用。
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开拓了这一领域，他倡导建立“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提倡一种现实性、动态性、关系性的研究。他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4]和《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1]中，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学科框架，并在借鉴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戈登和英格尔提出的变量体系和自己的实际研究，总结了8个测度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即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因素从数量到内容都可以进行调整。他所提供的族群关系变量分析、微观层次上的专题或个案研究、宏观层次上的区域研究、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社会学民族关系测量指标的提出和应用，使国内民族关系研究进入了量化和实证性分析的阶段。
二、民族社会学中对民族关系的界定
民族关系研究是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作了一系列的界定。认为，民族关系当然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接触和影响而言[5]。贾春增主编在《民族社会学概论》中提出，所谓民族关系通常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群体交往即群体互动中，体现群体地位和利益的交往方式或联系形式。民族关系的性质，从根本说来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才是真正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6]。郑杭生从社会学社会运行论的角度， 从广义上将民族关系界定为民族社会关系， 具体包括民族经济关系、民族政治关系和民族文化关系等。民族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 并受社会政治制约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7]。2003年赵利生在其 《民族社会学》[8]中，从民族关系的平等原则、民族关系的动态分析、民族关系互动的空间和衡量民族关系的变量以及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学研究中的民族关系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但也没有具体、确定地给民族关系给出一个界定。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提出，民族社会学称其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或“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更为合适，“民族社会学”主要是运用社会学（也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9]。马戎关于把民族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但又通过民族关系来扩展民族之间的理论、民族意识、民族关系的目标、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民族之间的语言使用、通婚等问题。
其实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对民族关系的权威性定义，甚至像《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这样一些权威性最高的大型工具书也忌涉“民族关系”这一概念界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界对民族关系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与社会关系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识：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复合型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各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群体关系”[10]。
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
除了对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理论探讨外，近年来也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专题调查研究。1990年，马戎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共性和特性进行分析和归纳，并与国外多民族城市作比较研究，他对拉萨市的民族关系作调查并写出了《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此外，他对内蒙古赤峰市的蒙汉关系的研究都有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对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族际关系研究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王俊敏在《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11]中，综合运用民族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社区史的叙述框架，通过对呼和浩特市（汉译“青城”）蒙、汉、回、满四族在人口迁移和居住格局、行政建制与权力分配、教育工作宗教场域的民族构成与交往、语言使用、民族通婚、民族意识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以及对影响民族交往的条件和因素的系统分析，展示该市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世态与心态，发现城市民族交往的特点和机制，总结民族政策在城市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当代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实质和化解思路。古平、高丙中对新疆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徐黎丽的《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 ，均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马宗保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12]一书中，分别从回汉关系的历史特点、民族居住格局、学校和工作单位中的民族关系、宗教活动、族际通婚等专题入手，运用民族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回汉关系的基本特点和现状。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对西北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张海洋、良警宇主编的《散杂居民族调查：现状与需求》对中国杂散居民族的现状和需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对民族关系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与探析。
近年来，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也成为许多高校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选题，推出了一大批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民族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的硕士和博士围绕着族群、族际互动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如马建福的《族际互动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为个案》、徐燕的《散杂居回汉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洛阳回族区为例》、马勇的《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以石嘴山市惠农区为例》、马艳《回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为例》、敏俊卿《甘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阿依努尔的《新疆维、哈民族关系研究――以克拉玛依市为个案》、谭茜的《论康定城的汉藏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此外，还有新疆大学王晔的《论城市化进程中喀什市的民族关系――从居住格局和社会交往的视角》、兰州大学何生海的《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研究――恭门镇为例》。这些研究选题基本上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考量各地不同的民族关系的，理论上秉承了国外民族社会学和国内马戎教授所提倡的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在方法上主要应用了民族社会学衡量民族关系的若干变量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成果的出现，促进了民族社会学在中国的极大发展，是新型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普及和影响的扩大。
除此之外，学术研究界在吸收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立足于族际通婚、居住格局、语言使用等不同的变量来测量和研究民族关系，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夏河县拉卜楞镇族际通婚状况调查》[13]、《从族际通婚看当代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14]、梁茂春的《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15]、《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16]等就是把不同研究地区的族际通婚作为一个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来观测当地的民族关系的具体状况。《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17]、《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18]也是通过民族迁移和不同民族居住格局变量来反映不同地区民族关系现状。《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19]以民族意识为指标讨论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也都是在新型民族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的单独和细化研究。这种研究，客观上延伸和推进了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进程。
除了以上有关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成果散落在不同的书籍和论文中。例如，徐黎丽在《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20]一书中对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关系相关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并列举出作者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个案，这对当代民族关系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她在此书的附录中对自1994 年以来关于民族关系研究的论了一个整理，其中不少论文是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来探讨民族关系的，许多有价值的被结集出版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学角度的民族关系研究，如余振和达哇才仁主编的《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21]就收集了19篇论文。作者们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新问题。首先，聚居区民族关系正在接受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西部民族关系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倒退的迹象，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小的低潮期，除了受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外敌对政治势力的利用外，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发展的危机等都是造成如此民族关系的国内自身产生的原因，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不平衡和危机会更加明显；其次，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乡之间、西部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 这些变化在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 也使杂散居民族关系（主要以城市民族关系形式）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状况和问题；还有，和人口多的大民族相比较，人口极少民族和特有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在经济和文化上更加弱势，虽然国家制定和执行着扶持“小、少”民族的各项政策，但他们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越来越弱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小、少”民族的现状也促生了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的不断变化。而社会学视角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一般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测量各类民族关系的距离，并分析产生这种距离的原因，提出缩短这种距离的对策，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作出了不小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而学术研究界也不断为我国各种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作出新的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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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产后抑郁症，病因，护理
产后抑郁症也叫产后忧郁症，是妇女在生产孩子之后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造成的抑郁症，症状有紧张、疑虑、内疚、恐惧等，极少数严重的会有绝望、离家出走、伤害孩子或自杀的想法和行动。产后抑郁症是抑郁症的一种，是孕妇分娩后的常见病症之一，属于情感性精神障碍，多发生在生产后的1个月～1年内。它不仅影响产妇及婴儿健康，而且影响到婚姻、家庭和社会。目前我国产后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7%。现将初产妇产后抑郁症临床表现、发病原因以及干预措施分析如下。
1 产后抑郁症的临床表现
产后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与一般抑郁症相同，其显著特征是产妇情绪低落，呈心理功能下降或社会功能受损的消极情绪状态，持续时间较长。其主要表现为：(1)常感到心情压抑、沮丧、情感淡漠;(2)自我评价较低，自暴自弃、自责、自罪，或对身边的人充满敌意、戒心，与家人关系不协调;(3)创造性思维受损;(4)对生活时常缺乏信心，觉得生活无意义，表现为厌食、睡眠障碍、易疲倦;重者甚至绝望，出现自杀或杀婴倾向，有时陷于错乱或昏睡状态。
2 产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
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理、心理、社会等三大因素密切相关。具体来说：(1)生理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内分泌因素的影响。在妊娠分娩过程中，体内内分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产后24 h内，体内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是产后抑郁症发生的生物学基础。其次是遗传因素。有精神病家族史病因，特别是有家族抑郁症病史的产妇，产后抑郁的发病率高。(2)心理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妊娠期因素。研究表明，孕期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产妇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越大：负性生活事件包括失业、生病、先兆流产等，是促发抑郁的重要诱因[1]。其次是畏惧母亲角色。大多数产妇都是第一次做母亲，对母亲角色缺乏认同，对自己的母亲角色产生冲突和适应不良，无法克服做母亲的压力。(3)社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分娩结局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孕妇对不同的分娩方式存在不同的担忧，剖宫产和自然分娩相比较，剖宫产对心理影响较大。同时不良的分娩结局，如死胎、死产、畸形儿及产妇家庭对婴儿性别的反感等，是产后抑郁症的诱发因素。其次传统习惯的影响。我国的传统习惯是在分娩后要在家中休养1个月，这1个月内不允许看书、看报、看电视，不允许出门，甚至不允许下床。这样产妇与他人交流的机会减少，生活范围一下子缩小，犹如被禁闭一样。这将使产妇产生厌烦、烦躁、易激惹的不良情绪反应，也易诱发产后抑郁。再次家庭氛围的影响。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来自丈夫和长辈的帮助，是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3 产后抑郁症的护理措施
产后抑郁症不仅影响产妇健康，对婴儿也有影响，所以对产后抑郁症应给予重视。针对产后抑郁症的病因，笔者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初产妇的保健护理工作。
3.1 应加强对孕妇围产期保健，帮助她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做好准备，使其安全渡过围生期研究表明，产妇对自身健康状态的认识及分娩知识的了解与产后抑郁症发生有关。在妊娠早期，护理人员可以向孕妇提供现阶段母儿的生理、生长发育的变化和相应保健措施;在妊娠晚期，可以向产妇提供与分娩有关的知识，帮助产妇了解分娩过程;在分娩期，医护人员应严密观察产程的进展，及时给予鼓励和帮助，积极处理异常情况，分散产妇的注意力，设法减轻分娩的疼痛，消除不良的躯体和精神刺激。
3.2 适时实施心理护理 保证良好的家庭、社会氛围，积极开展孕产妇的心理卫生保健，了解孕产妇的心理状态、个性特征、既往病史，尤其是分娩前后心理状态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解除致病的心理因素，减轻心理负担病因，增强自信心。同时，运用语言交流技巧，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可以运用暗示、引导、制造温馨气氛等技巧，增进夫妻、婆媳关系，促使家人尤其是丈夫经常关心安抚孕产妇，让孕产妇时刻感到家庭的温暖，消除焦虑、抑郁情绪，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
3.3 关注产褥早期产妇身心变化，及时处理先兆症状 产后1周是产后忧郁的高发期，产后6周是产后抑郁症的高发期[2]。所以，应创造一个轻松和谐而又温馨的产后休养环境。针对产妇产后心理脆弱、易受暗示影响和依赖性强的特点，医护人员要尊重产妇，态度和蔼热情，细心关怀，提高产妇喂养和照顾婴儿的自信心，减轻产妇的心理负担。
总之，产后抑郁症不仅影响产妇、婴儿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着婚姻、家庭和社会，因此，对产妇产后抑郁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干预，全员动员关注孕产妇的生理、心理状态的变化，以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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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湖北回族乡，回汉关系，和谐
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戈登（M.Gordon）在1964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曾提出7个“变量”：文化；社会交往；通婚；意识；偏见；歧视；权利分配，来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我国学者马戎根据国外有关理论，总结了8个测度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即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和族群意识[1]。本文借鉴学者们的研究，从变量分析以及政策方面探讨湖北回族乡和谐的回汉关系。
一、回汉民族居住混合杂居，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
民族居住格局是指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在空间上的排列与组合情况，它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所有成员在居住地与其他民族相互接触的机会。民族居住格局是民族交往的一种场景和变量，通过居住格局可以来观察和调节民族交往的内涵、形式及质量。同时，它作为族际社会交往的客观条件之一，决定着两个具有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的民族间是否有相互交往的机会，且不同民族集团成员间广泛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增强相互理解,在交流和互助中建立融洽的关系。一个特定区域（如某一省级行政区）内的民族构成（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人口比例及各民族居住空间的组合状况（是相对隔离居住还是明显交错居住），可以反映民族凝聚程度、民族间交流合作的空间条件和相应的发展动力[2]。
散杂居是湖北回族的重要特点，就回族民族乡回汉族居住格局来说，基本上属于“混杂居住模式”。各回族乡的回民居住集中程度比较低，每个小聚居区域较小且都有汉族居住。就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来说有回族4586人，在回族乡及下面的兴隆村、和平村、六和村三个村有回族聚居区。以兴隆村为例，其共有5个村民小组，回族组有3个，共有253户，人口有1276人，其中回族680人，从这种比例来看，回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一半稍多一点，单从数字上来看，回族与汉族在有限的空间内交错杂居或是近距离居住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事实上，笔者一行人走访时发现各回族村回民总体居住相当分散，只有几家相连的小集中区，其周围是汉族居民。这种居住格局是各民族增进了解、增强民族感情的重要环境。“空间分布上的交错穿插决定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生产者、日常生活方面接触和交往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使回汉民族关系更具有开放性、直接性、高频性。”[ 3]基于此居住格局，湖北回族乡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回民与汉族人的接触，回汉民族的交往频率很高。回汉人民的日常交往表现在娱乐、节日问候、相互帮助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交错杂居格局为回汉民族交往、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是回汉关系良好发展的平台。
二、民族通婚增多，有利于回汉民族的相互了解
根据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族际通婚是体现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惟有两个民族之间语言能够沟通，有大量的日常社会交往、价值观念彼此认同，在法律上和权利分配方面基本平等、相见时没有民族偏见和歧视行为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族际通婚”[ 4]。传统回族一直主张族内婚和教内婚，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回汉通婚的比率在不断的上升。散杂居地区由于受回汉人口比例差距、文化素质程度差异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毕业论文题目，回汉通婚的比率往往要高于聚居区。就湖北回族乡来说促进族际通婚比例上升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回民传统观念的现代变迁是其族际通婚比例上升最根本的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传播以及农村地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传统观念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不同程度地发生变迁。回民关于婚姻的思想观念变迁则表现为对自由恋爱的理解与赞同。据对湖北回族乡的调查了解到，三代之内有回汉通婚的家庭占大部分，年轻一代几乎都没有族内婚观念，95%以上的年轻人是回汉或是回族与其它民族通婚，而长辈对于现在年轻人的婚姻选择都表示支持。其次，打工热潮也是有利于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打工热是近年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而绝大部分家庭都被此浪潮波及。在此过程中，年轻人接触外面开放世界并融入它，他们改变的不仅是服装上更潮流，更重要的是观念的现代化，自主的选择婚姻便是最直接的体现。笔者走访中发现，没有读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外出打工，而他们往往是在工友中寻找结婚对象，家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事实上这成为中国农村大众家庭的普遍现象。
各民族的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过程中观念的变革是其最重要的一环，散杂居回族民众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变革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民族的界限在婚姻中被越来越淡化甚至消失。现代化成为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发展的条件也是结果，回汉通婚是以友好的回汉关系为前提的；反过来通婚又推动了回汉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互助。
三、学校教育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场所
湖北散杂居聚居区由于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较少比例，加之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回民区没有回族学校。例如洪湖市老湾回族乡、赤壁回族镇都没有回民中、小学，回族的学生都直接进普通中小学，与汉族及其它民族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这样的教育环境反而是为各民族交往并相互理解创造了最天然的有利条件。学校里回汉师生都能彼此理解并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生活和学习上相互帮助。如此以来，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纯粹在教育中来发展和体现，民族的界限被打破，师生及同学交往超越了民族身份。与此同时，民族团结意识在教育中被发扬，也促进了民族间文化及思想的交流，有利于回汉人民从小就建立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观念。此外，高等教育场所更是各民族交往、民族感情培养的重要场所。近年来教育在回民的生活中日益被重视，回族大学生在高校中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回民的传统文化在高校里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接受。回汉和谐的民族关系在教育场所被广泛的传播论文开题报告。
四、回族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
伊斯兰教作为回族的宗教信仰，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纽带作用，而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文化表现在生活上的风俗习惯使回族在生活中与汉族有很大的特殊性，以往的回汉民族矛盾也往往由风俗习惯上的误解而产生。但是，随着回汉人民交往的日益密切，回族的风俗习惯被理解和尊重。据笔者一行访谈及问卷的结果看，基于日常生活上的直接接触、交流，汉族人都知道回民生活上的禁忌，并能尊重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同时，政府高度重视回族的宗教信仰，2006年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筹资10万多元兴建了民族贸易货栈和清真牛肉供应点，尊重并支持回族人民的信仰传统。与此同时，承载于两个民族之上的两种文化不断的潜移默化，回族人过春节，汉族人也喜欢上回族人的清真食品，回汉文化的差异随着社会生活一体化的发展而逐步缩小，文化隔阂因为开放的文化发展空间而消失。回汉民族的交流空间在回族宗教信仰得到尊重的事实下更加开阔，回汉人们在生活中逐渐淡化了民族身份，回汉关系也直接建立在最简单的邻里之间。
五、经济发展，回汉差距缩小，是回汉关系和谐的基础
近年来，社会经济水平普遍提高，湖北散杂居地区的回族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与汉族相当，在工作及生产领域没有民族身份的差别对待。湖北洪湖市老湾回族乡中三个回族村之一的兴隆村是政府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试点，所有村民都享受当地政府扶持新农村建设的福利，比如村风优良、村容整洁的建设等。村里的回民和汉族人一样主要以养鱼、种田为生计，每年的收入有三四万块钱。走访中，我们看到很多家回民都是新建的漂亮楼房，在村里依然很醒目。同时，乡政府把农民增收作为近几年的工作重心，各项促增收的措施都得到实施，主要表现在：以“民营兴水利、民主谋水利、民众干水利”的思路继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1000亩为目标，继续扩大生态甲鱼养殖规模，积极支持生态甲鱼养殖协会申请绿色食品标志；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积极做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工作。此外，政府对民族乡给予资金上的扶持政策。2005年以前湖北省民宗委每年给予每个民族乡10万元，用于民族乡发展社会事业。从2006年开始，每个民族乡的民族事业费上调到20万元。在政府及回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回汉贫富差距日益缩小，回汉民族和谐的在经济基础上有了保证，能够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
六、坚持民族平等，民族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各民族平等毕业论文题目，是我们一向所坚持的原则。在湖北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政府坚持民族平等、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洪湖市老湾回族乡实行干部梯度培养，即培养老、中、青三代干部，在24个乡政干部中有3个回族干部。此外，国家对回族的优惠政策都得到落实。据统计，调查地100%地落实了少数民族子女中考加5分，高考升学加10分的政策。另外，回民商人减免税收政策的落实也使很多回民商户获益匪浅。同时，政府关爱回民生活，根据当地情况为回民发放牛肉补贴，照顾回民因牛肉价格上涨所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例如洪湖市每年拨2-3万元作为牛肉补贴基金，城镇回民每人每年7元牛肉补贴，农村回民2.5元。尽管钱不多，却体现了国家关爱少数民族民生问题的宗旨，这有利于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和谐社会的方略。
回汉关系从总体看是和谐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回汉关系也会因少数个人的矛盾而成为其中不和谐的音符。特别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回族的传统文化不断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回族的民族认同感更多地表现为民族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在发生民族冲突、过民族特色节的时候回民的自我意识就更强烈。[ 5]个别回民与汉族人的矛盾到最后演变成回汉民族矛盾的例子已不止一个，我们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在散杂居地区，回族是较弱势群体，回汉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善，单纯的人与人的矛盾可能会因为回族民族内聚力及被激发的民族自我意识而致使所有回族人都参与矛盾的处理，最终可能会演化为民族矛盾。这就要特别引起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的关注，在第一时间合理地处理散杂居地区的经济、生活纠纷等问题或矛盾，坚决杜绝个人问题向民族问题转化。
此外，着重发展是民族关系长久和谐的基础。“我国民族问题的实质也是民族的发展问题，而这一切集中表现为民族物质利益的矛盾”[6]。大力扶持回族发展，搞活回族经济、重视回族教育、加快回族的现代化进程，是维持社会和谐的有力保证，也是加强回汉民族团结的最有效途径。
[1] 作者介绍：李亚，1986年12月17日生，女，河南南阳人，硕士，武汉长江工商学院预科部教师，助教。
注释：
[1] 丁宏主编. 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32～133。
[2] 马戎. 拉萨市区汉藏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J]. 社会学研究,1990（3）。
[3] 马宗保. 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分析[J]. 第12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M]. 1999：438。
[4] 马戎主编.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80。
[5] 马宗保. 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M]. 银川：宁夏民族出版社，2002：111～113。
[6] 李吉和，周彩云. 我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特点刍议[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