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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1
为了更好地掌握“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现状，探讨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实现的方法与途径，我们对河北省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当代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的抽样调查。此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笔谈和访谈为辅。运用典型抽样方法，在河北省内抽取了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六所本科院校进行问卷调查，所做问卷调查的对象覆盖文科、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各个年级，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注意性别比例、政治面貌比例等情况。问卷调查采用不记名填写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数量3000份。回收问卷2850份，回收率95%，问卷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问卷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反应被调查者的性别、专业类别、政治面貌、年级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涉及经济价值观取向、诚信观、竞争观、金钱观、消费观五个方面内容，每方面三个问题，每个问题分为赞同、基本赞同、不赞同三个答案，如表2所示。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当代“90后”大学生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90后”大学生今后的生活、学习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影响，根据整理的调查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1.经济价值观取向功利化，理想模糊化在对待金钱和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地位的问题上，分别有51.56%、69.41%、58.81%的大学生反对“一切向钱看，理想是次要的”“改善经济状况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经济条件的优劣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这些观点，这说明大部分“90后”大学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他们希望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分别有48.44%、30.59%、41.19%的大学生赞同或基本赞同这些观点。说明当代“90后”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必须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2.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对“诚信是一切价值的根基”“言必信，行必果”“宁可失钱，不可失信”问题的回答中，有89.36%、93.78%、88.29%的大学生给予了赞同或者基本赞同的回答，有10.64%、6.22%、11.71%的大学生给予了否定回答。说明大部分大学生都能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认识到诚信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3.竞争观念不断增强在对“在竞争中求生存”“实现经济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竞争”问题的回答中，有98.33%、77.75%的大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充分说明大多数学生有较强的竞争意识。但仍有1.67%、22.25%的学生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在回答“公平是竞争的必要条件”这一问题时，99.03%学生持赞同或基本赞同的态度，0.97%的学生持否定态度。说明“90后”大学生认识到公平是竞争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挖掘自身的潜力，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4.金钱观趋于理性对“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的回答上，有96.07%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只有3.93%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90后”大学生已经认识到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这对于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对“努力寻找各种赚钱的方法”这一问题的回答，77.87%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看法，22.13%的学生持不赞同观点，说明在如何采用合理和合法的途径和方法获取经济利益，很多学生认识不清。在“收入水平体现个人能力”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4.23%的学生给出了赞同和基本赞同的观点，15.77%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把收入看成了衡量自身能力的重要标准，这可能导致大学生能力培养的不平衡。5.消费观念多元化在“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追求时尚和名牌消费”问题的回答中，72.34%和84.76%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观点，27.66%和15.24%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勤俭节约意识淡薄，攀比、享乐思想严重。在对“毕业后考虑贷款买车、买房”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4.76%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15.24%的学生给出了不赞同的答案。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已经充分的认识了社会现实，并做好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准备。
（二）“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效率经济、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自发性和逐利性的特点。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微观角度看，市场经济强调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价值和独立性，这就为大学生追求自我价值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重视自我、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完成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从宏观角度讲，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这种竞争已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调查结果来看，“90后”已经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积极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求得更深、更广的发展。“90后”大学生的公平意识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是公平经济，它为每一个经济主体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每一个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经济利益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能够使经济主体的效率尽可能发挥到最大。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本质要求为“90后”大学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平等的享有抓住机遇的权利。（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存在很多限制自由竞争的因素，比如原有的国有企业垄断带来的行业间的资源占有、员工收入差距等问题，在社会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现象使“90后”大学生的竞争观念发生了扭曲。导致很多学生在入党、评奖过程中寻找各种捷径。2.高校教育方式、方法的影响学校教育是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学中，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如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失信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反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公平、竞争等相关内容，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教学方法上，仍然以传统的灌输方式为主，缺乏增加师生的互动，实践教学模式陈旧，学生仅限于课堂学习，不能真正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学生不能够独立的运用相关知识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觉的意识。考核方法上，大多数学生都可以通过突击的方式过关，影响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3.“90后”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人的成长角度来看，“90后”大学生价值观体系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思维较为活跃，敢于创新，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所以成长环境的不同和个性化差异都会导致其产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如不同的消费观念、不同的金钱观等等。从青少年思想形成过程来看，“90后”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比较强烈，他们注重学习生活的独立性、追求自我、要求公平竞争，这是他们思想逐渐成熟的表现，但是崇尚独立、追求自我容易形成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背道而驰，只有不断加以正确引导，才能真正形成适应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中学阶段的学习模式，让他们在经济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很多弱点。进入大学校园，各种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的不协调。这也是很多大学生已有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经济价值观的对策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是比较健康成熟的，但也存在着官本位至上、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因此，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经济价值教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金钱观，正确处理好金钱、权力与理想的关系。帮助大学生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评价标准。帮助他们培养经济自控能力，强调获得财富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形成正确的经济价值手段。
（一）加强信仰教育
针对“90后”大学生理想模糊的现状，高校应加强信仰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他们将个人理想和社会需要相统一，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服务社会。对“90后”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使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同时，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充分利用高校各种校园文化形式、网络等手段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主体的需要。
（二）转变经济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变化通过课堂传达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思想意识。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使学生能够理解什么是适度消费，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如何正确处理公平和竞争的关系等等，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体系。从教学方法上来看，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加强师生的互动，探索创新实践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河北大学开展的微电影实践教学模式。考核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可以将考核和实践教学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并掌握知识。
（三）拓宽高校进行经济价值观教育的渠道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借助于宿舍文化建设、学校网络平台等多种途径开展经济价值观教育，加强经济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积极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提升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引进来”即采用报告和讲座的形式，将学者、知名企业家请入校园，以亲身经历讲述市场经济为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帮助学生加强市场经济意识。“走出去”即走出校园，深入企事业单位，亲身体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决策过程，感受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四）引导自我教育，挖掘受教育者的内在潜力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市场；市场结构；社会网络；场域
[DOI]10.13939/ki.zgsc.2017.02.023
1 背 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流经济学很早就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担当起解释中国现实的重任。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有大量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对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市场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界定。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什么是市场？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弗雷格斯坦，2008）如何对人和不确定的环境进行管理以创造市场的稳定性等。
弗雷格斯坦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和持续的推动作用；治理各种交易的有效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基本的政治制衡力量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被那些既掌控着政府又控制着企业的人所汲取。”（弗雷格斯坦，2008）如果弗雷格斯坦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范式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否说明我国有一种内生的文化模式或制衡力量在支撑着市场的稳定性的达成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呢？我国市场内部的行动者用以创造和稳定他们居于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市场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创建并实现稳定的？这些问题需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关系、权利、意义作为解释的核心要素对市场提出一种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
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主张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把深入挖掘出的区域市场的政治文化特征运用到对市场理论的分析中去，他认为：“那些致力于创建市场社会的国家各不相同的经历表明，通向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现有的发展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路径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恰恰有助于我们识别不同国家之间在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方面所表现的异同之处……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在应对中国问题时那些由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模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挖掘整理。”（弗雷格斯坦，2008）
由此，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比社会网络和制度两种分析方法，对如何研究我国的市场过程展开探讨。笔者主张运用弗雷格斯坦以场域为分析单位的制度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我国市场的社会结构特征并解析了有关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2 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市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认为市场是“生产者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White，1981：517）。怀特指出，只有当行动者在其行动中考虑到彼此的时候，稳定的生产市场才成为可能（White，1981）。格兰诺维特扩展了怀特的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的经济互动都集中在社会关系之中，及他所说的“市场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
弗雷格斯坦认为市场是一种场域，它不仅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而且依赖于社会中更为一般的使在位者的权力得以保持的规则。市场场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某一特定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即供求平衡）往往会置市场中所有的企业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价格机制促使所有企业以低于其他企业的价格出售物品和服务，这就对企业财务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市场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系统，凭借这一权力系统，在位（支配）企业采取策略和方法实现自身稳定，并再生产出他们相对于挑战（受控）企业的地位。
弗雷格斯坦关于市场和市场结构的论述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持续的再生产出他们的位置”（White，1981）的论述基本一致，在怀特关于市场概念的基础上运用了市场场域概念使得市场作为一个建构过程的观点更加突出。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区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
3 我国市场的结构
3.1 关于市场制度社会建构的两种分析模式
在涉及探讨市场制度问题时，社会学界并非只是在玩有关市场概念的游戏，每个学派都致力于建立关于市场的有潜力的社会学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市场制度的建构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市鑫侍獾暮诵穆厶庵一。社会学界最具典型性的研究模式，分别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式和以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制度分析模式。
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四个共性特征：一是都寻求对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的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阐释；二是都认为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三是都认为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是能动的建构过程；四是社会学有关市场的核心议题是市场稳定化问题。
3.2 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有的社会学家把这个转型期描述为生产市场的过程。笔者认为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我国的市场结构必须首先遵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对于市场问题分析的共性特征：把市场本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市场是一个建构的社会过程；对于市场的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对于市场如何实现稳定的研究，即生产市场与市场的再生产如何使市场自身实现稳定。
^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由于行动者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不同，生成了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笔者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作为研究我国市场的结构的框架。
第一，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对法律、产权及其他交易规则进行保护，对公路、学校、基础设施等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进行持续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公共秩序，维持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从外部来看，各级政府持有或控制的企业客观上形成了竞争，这些竞争使得某个地区或者某一层级的政府控制市场和进行寻租变得十分困难；从内部来看，政府有一套严密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制衡了核心权力的寻租行为，保障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三，在市场生成的过程中，市场场域中的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形成竞争。在位的企业要么由政府直接所有，要么由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持有，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的竞争使市场场域形成，由于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结构位置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市场的稳定性得以达成。
第四，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四类规则――产权、交易规则、治理结构和控制观。行动者之间的合约履行主要依靠于地方性网络关系，其次依靠于以上四类规则，四类规则的实施同样是以地方性网络关系为基础的。
正是这样的市场结构保证了我国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互动并使互动的稳定性得以达成，当然，这些研究命题还需要日后大量经济社会学者通过经验资料加以论证才能真正丰富社会学关于我国市场问题的讨论，以期获得对我国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本土阐释。
参考文献：
[1]尼尔・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甄志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4
距总理在贵州讲“后来居上”，已经过了五十年；距总书记在贵州讲“历史性跨越”，也过了五年了。
但是，贵州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从全国的视野审视不能不看到，贵州基础设施仍然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状况仍然存在；经济总量不大、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全省人均生产总值最低的“帽子”仍未甩掉。
讲“后来居上”，时已至“后来”，究竟何时能“上”？
讲“历史性跨越”，机遇稍纵即逝，究竟何时跨越？
新任省委书记同志讲得好：“发展慢了人民群众必然抱怨。我们不搞盲目攀比，但是周边省份发展快，把我们抛在后面，人民群众确实是不高兴、不答应的。”
“后来”，应该来了；“跨越”，不能等了。贵州人民不高兴、不答应了；我们在外工作的贵州人，也心急如焚了。
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努力实现“十二五”期间贵州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翻一番，使“十二五”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这是雄心壮志，也是基本要求；这是多少代的期盼，也是这一代的使命。
问题是怎么干？
一要团结合作。贵州不缺人才，但贵州却难出人才。夜郎自大、黔驴技穷，是对我们贵州人关在家里自己叫劲的讥讽。贵州人再穷志不能穷，贵州人再急也不能伤和气。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
二要解放思想。记得几十年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同志、省长王朝文同志就提出，在贵州搞建设、谋发展要有一股子“三不怕”的劲头。我们发展条件、基础都比人家差，靠什么后来居上，凭什么实现跨越，只能靠思想更解放一点，创新务实的办法更多一点。
三要抓好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从全国来看，金融危机骤临时，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足、出口受限的问题凸显，驱动经济的应急之策只能是增加投资，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必须用短期政策赢得的时间，解决长期发展问题。在各种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于是，人才的重要性就空前紧迫、突出起来。只有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坚实的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贵州就更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四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贵州来看，全国经济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等，在贵州同样存在而且更为典型，按旧方式发展已走不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正如同志所说，贵州要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一、二、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尤其要加大工业发展的力度，在加大投资、扩大总量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合理有序地利用生态资源，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基础等，大力发展生态主导型的低碳工业、绿色工业、高新类工业、战略性新兴工业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要从实际出发推进城镇化建设，因为贵州是山区，城乡差别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搞城镇化一定要有利于农民致富，有利于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定要合理配置城镇生产要素，增强对农民和农村的吸引力、辐射力。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6
一、社会影响评价的实践
社会影响评价是用来评价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项目产生了那些预先设想的对环境的变动的影响评价，早在1984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社会性评估。随后世界银行于1997年成立了社会发展部门，把社会性评估放在项目评价阶段与经济评价、技术评价和机构评价共同进行，强化了项目社会评价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先后在一些领域开展了一些社会影响评价的实践工作，但毕竟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仍需不断的加强认识和强化实践工作，进一步深入的拓展社会影响评价的深度和广度。不过就目前种种实践活动已经表明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逐步受到重视，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发展的进程
由于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对于批准贷款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是进行社会影响评价。为合理的利用外资，在2008年12月经过山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准成立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建设项目经济社会影响评价中心。中心成立后先后承担完成了多个利用世行和亚行投资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工作。
2014年4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建设项目经济社会影响评价中心揭牌仪式在太原举行，来自山西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出席揭牌仪式。目前山西省正处于转型综改攻坚、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大量的重点工程、民生工程、惠民工程等项目的建设与转型综改密切相关，通过进行社会影响评价，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以减少或避免项目负面社会影响的建议和措施，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对于省委省政府科学性决策、促进山西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社会影响评价重视度不够
目前，在山西省社会影响评价对建设项目能否通过论证中所占份量较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社会评价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另外由于投资者更重视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对与项目有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很少考虑，因为社会影响评价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也没有单独的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进行社会评价会增加投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致使人们对社会影响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忽视社会影响评价将会导致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不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不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通过对投资项目进行社会评价，可以充分的认识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社会问题，比如区域内出现的贫困、社会不公平、不同地区利益冲突、不同群体文化间的冲突等社会风险，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消除或减轻项目实施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增加有利因素的作用，保持并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最后是不利于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投资者在进行项目投资时往往侧重考虑经济效益。
(二)从事社会评价工作的机构薄弱、人才短缺
目前山西省虽然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影响评价机构，但是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机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为综合的、权威的评价部门，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山西省从事社会评价的机构薄弱，人才短缺。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山西省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组织机构体系还没有形成。山西省的投资管理部门(省发改委)及行业管理部门(交通厅、农业厅、水利厅、环保厅、国土资源厅、住建厅、林业厅等)没有相应的机构进行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政策、标准、规范制定，资质审查和行业管理，参与投资项目前期准备、规划设计、实施管理的机构，也没有专业人员负责投资项目社会评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