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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2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3
儿子和我及先生一起到美国，是为先生在这里的一份教职而来。此前我俩分别来过美国，但儿子是第一次来，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在这里安顿下来，也是头一次。正因为如此，我得以观察到自己以研究生身份来美国所不可能涉及的美国社会的一面：儿童与早期教育。美国社会的这一页画卷令我受益良多。
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间，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人之所以和中国人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教育儿童的理念、方式、习惯和中国人太不一样，也可以说是两个社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与方式太不一样，以至成年后的美国人就和成年的中国人显得不同了。
园长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去年1月，儿子牛牛跟着我们来到美国。2月上旬牛牛上幼儿园。两个月后，他开始用英语单词回答我的问题：三四个月后，他已用英语自如地讲话，半年后他用英语思维，用英文语序讲中文句子。
在牛牛适应美国幼儿园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我们进去的这个私人幼儿园开放、鼓励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园长Susan是一位60来岁的美国白人妇女，我特别欣赏和佩服她那种包容、大度的教育思想和文化上的远见卓识。
在我们问她借书以给牛牛取个英文名以便于他们记忆时，她打消了我和先生的这个念头，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的名字是父母给的，很特别，不要轻易去改变。”她对我们说：“中国文化非常珍贵，我希望平博（儿子的大名）能拥有它，保持它。”并让我有空到儿子所在的组教他们一些中文。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志愿给一群四五岁的孩子讲了两次中文，让他们跟我学讲最常用的中文，如你好、早上好、谢谢、快乐。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入园时园长就让牛牛跳了一组，略过年龄相适的黄组进入比他大半岁到一岁的蓝组。因她在我们初访幼儿园时发现他已会画狮子、老虎，十分传神，并知道不少动物名称的英文，当即决定让他上蓝组。“因为我不想让他感到沉闷。”她对我说。在牛牛开始表现出因为语言不通而不守蓝组规矩时，我犹豫是否该回到对年幼孩子行为更宽容一些的黄组，而她判断道：“我认为他很快就能跟上来，相信我吧。”在教育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与发展相适应的”（developmental appropriate），讲的是孩子的教育要与他的能力而不是年龄相配合，是我从与另一个教育学教授闲聊时听到的。我想，Susan不是在身体力行这样的教育学理念吗？
有那么一阵子，我给孩子们讲过中文的一个月及其后，那些孩子见到我进来接牛牛时，都会如雀般围拢来，扬着天真的笑脸，热情地喊着中文：“你好！你好！”我的心里十分陶醉，从未有过如此愉快的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在心头荡漾！而牛牛，也因为会讲中文和写中文而“地位”上升，在今年2月的幼儿园通讯上，我们看见牛牛上了一个新栏目：“明星榜”。数码摄影的照片录下了牛牛纯真的笑容，四、五行的介绍文字上说道“平博的艺术天份给红组（已升上一个年龄更大的组）增加了无数欢乐……平博会写英文，也会写中文。”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都真诚地表示过双语的可贵，对牛牛的双语能力赞赏不已。
狐狸和狼并不全是“坏蛋”
牛牛对动物的兴趣从刚来时的狮子、老虎，转到了蛇，转到了鲨鱼、杀人鲸，还有一阵子是熊，现在又转到了恐龙身上。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大量免费的知识味性极强的儿童书籍，我也从中受益，学了不少新词儿。而且儿子的求知欲和多变的关注点也帮助我扩大对美国社会的关注面。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这是实实在在的。
从儿童的书籍中，我感受到美国人对动物的描写没有中国那么浓的意识形态味道，狐狸、狼这些中国动物中的“坏典型”在美国故事里通常是中性的，甚至还有对狼的赞美。如《在丛林》（JungleBook）是最早的一部迪斯尼动画片，描写一个在狼群中长大的男孩的故事，其中对狼的塑就相当感人。兔子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的弱者在美国是以“调皮的Bunny”著称的，而又有谁愿意把米老鼠与阴沟里的老鼠联想在一起？
从儿童的世界里，我找到了谁也难以拒绝的童真，看似用了我许多时间去讲故事、看录像，但其实让我保持一颗童心，对生活有一种热爱的态度，保持健康的心态，这对我成人世界里要完成的论文这一“任务”又何尝不是一种促进呢？
儿童拥有哭的自由
美国儿童所拥有自由还有一个方面：哭（笑就不用说了），以及不吃不爱吃的食物。
我曾看到牛牛组里的小朋友在户外对着雪地大哭不止，而老师根本不管，我看不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张大嘴哭个痛快。我问老师，老师说：“她只是为了今天没带雪裤不能在雪地里玩而伤心。”原来如此！这样的哭是不需要加以安抚或阻止的。
牛牛来美国后第一个生日我们准备了一个大旦糕带到他组里分享，十几个孩子欢呼有旦糕吃啦，两三个孩子却用手盖住盘子表示不要，我倒很尴尬，我可没准备别的替代品啊！有的甚至连饮料也不要，就那么呆坐在一群胃口很好正吃得起劲的同学中间，空盘子、空杯子，原因是他们不爱吃旦糕，或吃了要过敏。我看除了我别的人都视若无睹，这不是很正常吗？干嘛非要每个人都得爱吃蛋糕？
我还真没听到过幼儿园里的老师训斥学生，用的都是“你能……吗”的语气，去制止一些有危险性的调皮举动和大声喧哗。美国人强调听（listening），不能听的孩子多次犯错就要坐到一张板凳上，不得进入集体活动，用英语中“timeout”，厉害些的到园长办公室门口的小板凳上坐着，再厉害些的是幼儿园表示无法控制学生而让家长来领回去。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脾气、礼貌怎样？在我的眼里，他们个性鲜明，会哭爱笑，而且我欣赏的是不大有在中国容易感受到的已成风气的独生孩子的自我中心和娇纵；他们基本上较有礼貌，会主动说你好，谢谢。学前学校是一个开始学习社会交往与合作的地方，能强烈感受到礼貌与礼节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而不只是装饰品。
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4
[关键词] 博士生 心理压力 培养对策
博士生教育是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我国自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 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年培养博士已超过5 万人[1]。博士研究生处在“象牙塔”的顶端，作为一个承载社会、家庭高期望值的群体，自我定位高，有很强的成就动机。然而，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他们的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关于博士生自杀的报道并不鲜见。2009年年末，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缢事件让人们再次关注起高层次人才的心理健康问题。本文以博士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群体特征及心理压力的来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一、博士群体的构成
从生源的构成看主要分三类: 一是硕士生直博和硕士毕业直接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博士生的主要经历都是与求学相关的, 他们的阅历相对简单, 从校园到校园, 而且基本上都是学习优异的学生; 第二类就是硕士毕业后矢志不渝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博士生虽然求学经历有所间断, 但主要的经历都是与学习相关, 对读书有着坚定的信念; 第三类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学生的年龄跨度大, 而考博动机也各不相同。
相对于其他学生群体而言，博士生年龄大，心理期望值高，社交范围窄，科研压力大，因而其承载了更大的心理压力。
二、博士生心理压力的来源
（一）学业
现在博士生都面临的繁重的学习压力。一方面要修满获得学位必须的学分，另一方面又要面临巨大的科研压力。现在高校对于博士学位的授予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必须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若干篇，有些还要求发表SCI论文等。但要在规定年限内产出达标的高水平论文实非易事，何况很多高校认定的高水平期刊的审稿周期一般长达半年以上。因而很多博士生不得不延期毕业。而延期毕业带来的机会成本更增加了博士生的心理压力。
（二）就业
相对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由于研究内容的专一性，就业范围更窄，博士生毕业后主要就业渠道包括知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公务员，出国等。博士生一般都对未来职业寄予厚望。现在，随着高校招生的不断扩展，博士生人数不断增加。然而随着高学历人才消费热的降温，就业形势发生转变，对于未来就业的担忧也是困扰博士群体的一个主要问题。
（三）经济
绝大多数博士生已为成年人, 需要自己负担各种费用甚至是家庭费用。而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待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悬殊。我国博士生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几个部分，助学金、奖学金、导师的课题收入补贴、兼职。伴随着我国CPI的持续走高，博士生每月的生活补贴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博士生只能寻求家庭支持，或者做兼职, 影响了对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投人。面对巨大经济压力，许多博士生不仅无法安排好正常的研究和课余的兼职，而且容易对家人产生愧疚和亏欠情绪；当面对周围社会富裕的生活方式时，又会产生心理失衡。
（四）婚恋及家庭
博士生年龄偏大，部分已经步入婚姻，但也还有相当多尚未成家的博士。正值婚嫁的关键时期的青年人却只能生活在有限的圈子里，他们感情需要和性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甚至在感情问题上遭遇挫折。尤其是未婚女博士，作为大龄高知女性，女博士的头衔甚至成为他们婚恋的障碍。那些已婚的博士生,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与配偶长期分居等原因，也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博士生群体产生巨大精神压力的原因。
博士生处于社会学历层次的最高层，往往被家庭寄予了厚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家庭的期望也给博士生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一旦自己不能满足家庭原有的期望，压力就会更大。
（五）人际关系
大部分博士生都要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长时间地从事枯燥的学习和科研，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圈子以外的人。由传统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博士生阶段之后难以走出情感发育与智力发展的不平衡的怪圈。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人际交往能力上，博士生当中与同学、导师的关系相处不好，缺乏合作精神的事例比比皆是。人际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学习科研，影响将来的就业前景，从而带来压力，而且缺乏社会支持与社会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压力源，并阻塞着压力的疏导渠道，对身心健康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三、排解博士生心理压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专项基金，提高博士生活保障
经费不足是制约当前我国博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博士培养中的许多问题都与经费不足有关[2]。因此,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多渠道、多层次努力增加培养经费，一方面要争取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高等学校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建立博士生教育专项拨款制度，保证按人均计算的博士生培养经费逐年增加。另一方面, 高等学校自身也要努力增加博士生教育经费并确保这些经费用到实处。此外，可以努力向社会寻求研究经费，发展各类研究基金。
（二）实行弹性学制
虽然很多高校虽然规定博士可以在7至8年的时间内完成博士论文，但学校对于不能在3年或4年规定期限内毕业的博士生不再提供奖助学金和住宿保障，这更增加了学生的经济压力、学业压力。因而建议实行弹性学制, 延长学习年限, 提供相应的奖助学金和住宿。
（三）开展全方位的就业指导
博士生在就业市场具有一定专业优势，但一些博士生由于缺乏正确的择业心态和择业艺术，无法将这种优势转化为胜势。加强就业指导，就是要在加强高层次人才需求动向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博士生就业政策、就业观念、择业艺术的辅导，强化就业信息管理，指导博士生面对双向选择这一就业机制，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最合适、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作，降低博士生的就业压力。
（四）建立博士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
目前国家在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中没有像对大学生那样提出心理健康的指标。“缺少制度性的指导和约束”因此许多学校对博士生心理教育缺乏重视和理解。深入了解博士生的心理压力状况，大力推动博士生心理健康研究和心理素质教育，建立健全博士生心理健康监测和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尤其是通过不定期的心理测试，可及时地把握学生的各种心理倾向和心理偏差，拟定出各种针对性的压力管理对策。
（五） 强化导师在博士生成长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高校的博士培养中普遍采用单一导师制。导师是博士的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应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导师工作积极性。比如高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在博士生培养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导师应给予重奖。可以通过讨论会、网络沟通等方式来增进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也应该主动与导师沟通，如果有心理方面的困惑应及时向导师倾诉和排解，不要长期郁积在心理，造成心理疾病。
（六）加强博士生的校园文化建设
总的来说，博士生的学习和科研是紧张繁重的，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环境中，其心理张力就会失衡，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障碍问题。因此，博士生的校园文化建设不可忽视，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博士生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外界环境，使博士生的心理紧张得以放松、缓解。
参考文献：
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5
关键词：房地产业；城市住区；社会空间分异；社会问题；居住公平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01
一、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社区多样化和居住分异
城市发展至今，其空间内部的演化始终没有停止，而这一演化趋势在城市社会来临的当下变得更加明显。2011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正式进入“城市社会”的时代。普遍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从而进入较为成熟的“城市社会”阶段。城市化和住宅产业化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按照国际通行的住宅标准，中国现有的市民居住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要求更为住宅市场拓展了新空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可以断定，在未来的城市社会中，依然会有十分旺盛的住宅消费需求，各种力量对城市空间的争夺或整合将会进一步加剧，城市人的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也将会被重新配置。在城市住区中，这种配置的分化会表现明显。城市的居住社区中的关系结构特征和地域分布相结合构成的连续统所表现的差异及其过程就构成了城市住区的社会空间分异。社会空间分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反映了社区构成的多种微观意义。
以南京为例，城市住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也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南京城市的变迁是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的缩影，南京城市的居住生态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的现实意义。从住区特性来看，南京住区的发展在全国来说也具有代表性。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形象的日新月异，城市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城与新城的交错，新旧住区的组合，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城市变迁的图景。由此带来的城市住区空间的此消彼长，分异在所难免并日益明显，所以南京成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观察地。本文以南京市为例，着重观察城市住区社会空间分异带来的问题与思考。
二、住区社会空间分异强化不同住区及阶层隔离
住区社会空间分异强化了不同住区及其社会阶层的隔离，这种阶层隔离体现在不同的住区以及同一个住区的不同人群中。在城市的高速发展中，城市社区成员的成份复杂化，差异化，使得城市社区中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和人际互动机制。不同富裕人群居住在同一社区，生活水平对比明显，低收入群体容易产生明显的被剥夺感，加剧了社区关系的离心力。而住区之间的阶层差别与隔离表现更为明显。首先它通过不同住区的封闭得以在空间实现居住隔离。一是表现在有门社区的泛化的封闭性所造成的隔离，二是鲜明的对比普遍存在所引起的对比。而南京城市住区中常见的封闭型围合空间，随处可见的私人安全服务、住宅报警器、栅栏、大门、高墙以及“私家地方，非请勿进”的告示提醒着我们住在封闭且与外部隔绝的“装甲社区”里，这种封闭空间就是典型的城市“社会区隔”，实际上是城市功能的退化。正如卢曼所言，功能的相互依赖是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空间的自然区隔多是原始社会所有的特征，所以过于强调空间隔离是城市功能的一种退化。如果沿着此路发展，不难想象，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处处设防、支离破碎的城市空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已经不在是差异，而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社会摩擦的结果就是“逃离”——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富裕者可以“逃”到强势生态空间，与中上阶层积聚；有限的社会资源使得贫困者只能“逃”至弱势生态空间，从而居住的生态隔离进一步深化。如南京城东月牙湖花园和对面的蓝旗街小区仅一湖之隔，住区环境与居住质量、人群构成都有着鲜明差别，住区档次差距很大并且在拉大。
三、阶层的差距拉大，产生极化
笔者也发现除了住区阶层的隔离外，阶层的差距在拉大，产生极化的现象。住区分异强化了强势群体与其住区的社会地位，同时弱化了弱势社区的社会地位。近几年，城市居民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在南京城里，当有人拥有亿万资产、高档别墅、高级轿车的同时，一批特困企业的职工下岗赋闲在家。城市社会在创造高收入群体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另一端——低收入人群，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贫困阶层”。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交往和居住空间的分化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双重隔离的城市社区的隔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城市社区的分化与隔离的过程可以用两个相反的流动过程来概括：（1）“上升”流动：在收入提高后，进入高档的社区居住；（2）“下降”流动：无经济能力，住房条件未得到改善，居住水平相对下降。由于在城市中，住房几乎是一般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房地产在阶层地位分化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高档住区层出不穷的同时，部分社区的弱势得以强化，住区将进一步贫困化，将进一步使得此类住区居民的房地产贬值，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进一步下滑，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居住极化的过程，也是市场化选择的“马太效应”。
南京高档住区数量的不断增加，分布也从原来城中玄武湖等地向外不断扩展，这类住区的增长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低收入人群所居住的传统单位型住区和政策性住区等低档住区也值得关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南京城市中还存在着一定量的低收入群体，这一群体对单位型社区具有多种依赖性，从居住、生活到就业等方面，从而使得传统单位型社区功能更加强化，并在城市社区的分化中一直保持着一种独有的势态。这类社区不仅居民收入较低，而且有着明显的老龄化特征。因此，笔者认为，住区分异的过程使得阶层差距拉大，产生极化。
参考文献：
[1]李程骅.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城市住宅空间的社会学思考.江海学刊，2003（01）.
[2]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分异与变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规划师，2002（08）.
[3]白友涛.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2001.
[5]熊国平.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
[6]顾朝林，等.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地理学报，1997（05）.
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6
【关键词】嘉绒藏族；祭祀仪式；时间符号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59-02
一、概念的界定
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时间是文化，时间是文化所反映的实质，是生活的连续统，对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发展和传播思想意识的连续性。
意大利的当代著名符号学家艾柯认为“符号的所指意义和文化习惯息息相关。”①所谓时间符号是一个民族文化生活定时日展现的相关习俗特征，也表达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符号。其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在某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一定的文化符号就是该文化本质的外在体现。”②因此，通过时间符号能够更深层地了解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却能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同样，时间符号也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普同性。
二、嘉绒祭祀仪式与时间符号的由来关系
谈到嘉绒祭祀仪式，时间符号的演变与本地域历史及社会变迁有一定联系。先从嘉绒藏人的由来淡起更切合实际。因为嘉绒一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嘉绒地方有一座大山，藏语叫“嘉木木尔多山”（rgyal mo dmu rdo），山名演变为地名，二是该区附近的其他小溪支流融入到大渡河，这条河藏语叫“嘉木欧曲”（rgyal mo rngul chu），这一带多半是热带农区，藏语里农区叫绒柯勒（rong khul），全称“嘉木查瓦绒”（rgyalmo tshaba rong），所以，后来人们慢慢简称为“嘉绒”（rgyal rong），居住此地的藏人叫“嘉绒藏族”。另外，赞拉・阿旺等编著的《嘉绒藏族研究资料汇编》（藏文）中（xar rgyal mo tsha ba rong）“嘉绒”一名说的更明确，这儿没必要重复。在学术界上，嘉绒人源于羌族，后来与吐蕃发生关系后形成嘉绒人，现共认成藏族的一支，位于“藏彝走廊”上，因而，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间的融合，与当地的二次文化变迁有密切关系。嘉绒区域文化形成经历了原初的本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汉文化等自然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及丰富了嘉绒现有的祭祀（mchod gsol）仪式，这一活动主要为49岁人等驱除邪恶来体现，是嘉绒祭祀仪式的一种特殊传承方式。
就此以49岁等时间符号（或节日符号）对参加祭祀活动的重要性与关键性，而且了解到嘉绒祭祀里时间符号的特殊意义。
三、嘉绒祭祀仪式中时间符号的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传递，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③在嘉绒，他们最初崇拜的“阿尼郭东”英雄演化为“十二战神”，已成了地方保护神，这些保护神承担其驱鬼除怪的功能，当地民众为了驱除“恶业”和“邪恶”，以此祭祀仪式换来今生的很多吉祥愿望，“通过这种仪式让为49岁人举行的活动转化成为一个集体活动，因为一般情况下每人都有49岁，这种仪式能够让人对这种仪式举行的目的意义进行强化，”④根本意义上讲，就是为49岁人“驱邪”的仪式，后来为49岁“驱邪”就延伸出为山赛和社群服务，逐步形成了规模较大、集体性参与的重大祭祀节日，所以，祭祀中的49岁，不仅是每个嘉绒藏人的特殊符号，也是该仪式中不可缺少的时间符号。
当地人对49岁的理解有五种说法：1.源于古代嘉绒藏兵退役时间说；2.源于藏历凶年说（lo rthub，lo nag）（ 13、25、37、49）3.源于佛教中阴思想及释迦牟尼49天佛理说；4.汉族本命年说；5.源于神灵为人降魔的时间说（天神降魔说）。这五种说法中可以明确的是，49岁是嘉绒人的天命年，恰逢藏历凶年，但现在祭祀举行时间不再是49岁，改为汉族本命年，与藏历凶年重叠，从而，49岁时间符号对汉藏融合的祭祀文化现象起到了重合作用。
（一）自我表现的凝聚力（或集体意识）
嘉绒祭祀仪式作为49岁人举行的一种祭祀性活动，本命年内出门在外时时注意白身安全，请喇嘛或算命人（道士）来念经等方式避免灾难，一般49岁村民都积极参与祭祀仪式，就通过此仪式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和宗教追求，远离邪恶，平安吉祥之缘。正式参与的49岁人有白我表现的集体意识，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对嘉绒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凝聚力，跟随49岁本命年文化的时间符号有了生命力的影响。
（二）对文化延续的功能
我们知道，嘉绒祭祀仪式存在的目的不光是为了“驱邪、求吉祥”，贯彻到嘉绒宗教民俗及其区域文化的发展潜在，甚至贯穿于时间符号记载的核心要素，构成为嘉绒祭祀文化的精髓部分，逐步完善该祭祀仪式的历史性，节日性，延续性特征。现在嘉绒藏区为本命年人举行祭祀活动，但长期是服务于“49岁人”，不分性别，只分年龄。
嘉绒藏人把“纪念本教英雄”或“纪念民族英雄”的地方保护神祭祀仪式和为“49岁人”诉求吉祥的时间符号有机结合，把构建为整个村寨族群的文化独享资源，形成自身身份和文化的认同，将当成嘉绒藏人的文化，作为民族标记和时间符号的文化传承功能。“49岁人或本命年人”所举行的这种祭祀仪式主要是以时间符号来继承的，这些时间符号如此重要，特别是涉及到相关的藏族各种“节日”符号，嘉绒人长期在特定时日展示祭祀文化元素的典型特征，能表现区域文化特性。
四、时间符号与嘉绒藏族节日及其它佛教节日的联系
“雪域高原，雪峰耸立，雪崩、泥石流、冰雹、风暴等自然灾害，因而形成了古人对雪山的崇拜。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湖泊经常出现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这是湖神显示，如著名的拉姆郎湖，人们认为未来的事情能够在湖水中显示。”@当人们遇到大自然恐惧时，对自然力量的而前产生一些心理寄托，表示对自然的敬畏，希望避免自然灾害，给自身带来安全感。这毫无疑问，嘉绒人崇拜及信仰各种神秘力量背后都有神的影子。如木尔多山，阿尼郭东神等，希望这些地方神来保佑一切，保护山寨。因此，这些都与原始宗教（本教）和佛教有直接关系，本教认为万物有灵，“世间诸物都有相应的鬼，人死为鬼，灾难乃鬼作鬼，因此既要对鬼献祭，也希望神灵能够保护自己不受鬼的侵扰，有时候也希望神灵能够除掉鬼等邪恶力量，”@最终实现吉祥如愿的期待。藏人为了去除邪恶等人间不良现象，藏文化中构建了吉祥八宝，值得一种典型的符号象征。但藏族绝大多数信仰藏传佛教，某种意义上说，藏传佛教是藏族价值观的核心和基础，很多特定节日都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佛诞生日，宗喀巴诞生日和圆寂日，不管大小祭祀，活动节日等受佛教影响很深。各藏区特定节日（每年月日）祭祀地方神或者保护神仪式，为能带来人畜平安无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藏区节日时间各异，但大部分地区按每月二十日、八日、十五日算为喜庆日，藏历（安多农历为主）正月初二、正月十五日酥油花灯节，四月六日山神节，四月开斋节（安多），四月十五（藏历四月十五定为佛诞节或佛月），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驱鬼节，六月四日山神祭祀，藏历七月一日的雪顿节等等特定节日期间祭祀诸神，朝佛念经，磕头，做多多善事功德。各诸神既是山神或地方神或者保护神，也有大量的佛教和本教诸神，其宗教意味浓厚，以节日为主的时间符号来传承民俗文化方式，不仅是嘉绒一区，整个藏区都有时间符号的文化节日习俗。
五、时间符号对嘉绒地区的社会整合功能
时间符号的社会功能主要从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每一种文化节日为主的时间符号有它的功能。“积累与传递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及人类自身（如思维）的知识； （2）传播社会思想，培养和陶冶人们的精神品格，促进人们个性的发展；（3）对社会起整合作用；（4）娱乐和消遣的功能；（5）意识的功能，等等。”⑦于是时间符号作为祭祀特定节日的表现形式在嘉绒藏区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功能。为49岁人举行祭祀的目的是祭祀地方诸神，不再是驱逐49岁人的邪恶现象，而且“这些神保护着这一方而土地或者某一个部落不受妖魔鬼怪的侵袭危害，还肩负着在部落仇杀中帮助自己一方赢得胜利的重任。对于老百姓来说，佛教只管来世轮回，远水解不了近渴，而这些保护神却能解决眼前的、迫切需要帮忙的大事，他们才是与众生命息息相关、关系部落生死前进的救世主。”@
上述可知，不论是为49岁人举行驱除仪式还是嘉绒藏区的族群性规模较大的隆重祭祀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符号，这些符号一般产生于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行程中，凝结着该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该民族认同的主要标志之一。”⑨这就说明了时间符号的社会功能，显示出特定时日的历史性文化的群记作用。
六、时间符号与嘉绒藏人吉祥文化
“要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至少需要具备以下3个条件：具有现实意义，与社会要求相一致，具备时代特征。”⑩嘉绒藏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区域内，历经文化变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嘉绒祭祀仪式的表现形式等方而融入了时代特点，实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虽然为49岁人举行祭祀，但它的时间符号积累了很多关于藏族吉祥文化内涵的思想追求，“其吉祥观包括人们对客观自然良好状态的期望，对不可知神秘力量的敬畏，对内心平静的要求。”11在藏族生命观来说，人生难得，一个生命的诞生是特别吉祥的喜事，加倍珍重，死亡是个再生的过程，但人活的时候不希望得病或意外出事，刚好嘉绒村寨为49岁人举行此祭祀活动，根本目的在于驱除邪恶灾难，用神来完成吉祥诉求，其实观念上可以起记号的作用。“作为嘉绒藏族日常用语中使用最频繁的词，吉祥几乎与所有美好祝愿关联，它统摄了幸福、快乐、求善等多方而美好追求，”12然而当地人们对祭祀活动的延续几乎都保持着一种积极的期待，均可称之为49岁人主导的时间符号，它集中能反映出嘉绒藏族节日信仰取向，跟随文化象征图案的意义，关于“郭东”在民间故事中的战胜利益上讲，“郭东”代表“八宝吉祥图案”里“胜利幢”之称，但这点上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来确认，需要进一步考证。
七、时间符号与嘉绒藏人的意识形态
时至今日，无论是嘉绒还是其他藏区依然有很多节日以纪念为目的的文化活动，由于时间符号与嘉绒藏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在祭祀仪式打上了文化传承的烙印。嘉绒人经历的“纪念本教英雄”，“纪念民族英雄”，“为49岁人、为本命年人、为村寨祈求吉祥”等过程阶段，其实它就能承受历史记忆和理解，使嘉绒人期待出现被地方神化了的民族英雄和驱邪仪式来诉求心理的强烈崇拜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形态寄托在那些崇拜诸神身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世代积淀下来的对祭祀仪式的认同意识延续下去。
经过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如果这种文化现象真正要继续存在，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更需要文化自觉性和自信心，就如爱国不需要理由，文化自信是不需要理由的。同样，种进文老师所说的“每个人都有地域文化身份，地域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地域成员在参与共同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致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共同的表达方式或思想共识。因此，认同意识的传承关系到嘉绒藏人继承该祭祀文化的根本前提条件。
八、嘉绒文化节日与时间符号的渗透共生关系
众所周知，文化节日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可嘉绒藏区举行的“为49岁人驱除凶年和祭祀（且索）”仪式，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文化节日，它是由驱除邪恶习俗和祭祀仪式分割而产生的时间符号，是一种地域性文化习俗的产物，因而是“可变的文化节日代替上了不可变的节气符号，结果可变的文化节日让位给了不可变的时间符号”。它们的象征意义是“驱除邪恶，祈求吉祥”的表现形式而沉淀在了嘉绒文化里。在《读书》二00-年第五期发表的《符号、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文中，李达梁先生认为“一些空间符号如中国的长城、古都长安、故宫等，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示”。既然时间符号替代文化节日之习俗，这不完全是否认文化节日，我们不能走同样的歪曲道路，对于文化节日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文化的发展不就是互相交往、学习、模仿、渗透等共生关系的循环积累，所以，嘉绒藏人的祭祀仪式里，时间符号的存在超出了意向，丰富了嘉绒祭祀文化的独特性。
九、结语
在嘉绒祭祀仪式中，这些时间符号重合了祭祀等节日习俗的要素，产生于嘉绒藏族独特的历史行程中，凝结着该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该族群认同的主要标识，随着时代的变化沉淀在了祭祀仪式里，嘉绒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祭祀特定时日展现文化符号特点，显示地表达了该族的某些民俗文化内涵，再说，嘉绒祭祀（且索）仪式的传承和发展等方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值得关注和保护为重。
注释：
①②马敏清明节与万圣节的节日符号解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8）：82；83.
③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10-16.
④⑥卢德生.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社会教育运行机制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56
⑤巴登尼玛.文明的困惑藏族教育之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55
⑦袁亚愚.普通社会学教程[Ml.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219
⑧察仓・尕藏才旦本教[M]拉萨：人民出版社，2006：175.
⑨侯灵战.时间符号与民族认同[J]读书，2001（1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