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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1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生活现状；幸福指数；良性发展
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赌博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1]罗新阳.解读幸福指数[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2]吴丽.失地农民幸福感研究[D].浙江大学.2009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2
调查报告显示，男性在35岁～44岁这一阶段感觉最不幸福。在以10分为满分的问卷中，这个年龄段的幸福感平均分只有6.8分，是所有年龄段中的最低得分。这些中年男子之所以感到不幸福，大多是由于感觉自己的黄金岁月即将逝去，同时还要承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
“因为从事咨询工作，我不得不频繁往来于欧洲各个国家。”已届不惑之年的格莱格说，像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般工作都很忙，很难长时间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更多的时候是靠电话、电子邮件同家人联络，人在他乡时常感到很孤独，从而容易感到没有家庭归属感。并且，自己还置身于一个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中，他不得不与同行保持距离，很难找到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自己每天拼命挣回大笔的钱，但是到了这个年龄，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亲情、友情，而不是物质。
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男性将16～24岁这一阶段看作自己最幸福的人生阶段，平均分达到7.55分。这一分数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直至退休时才得以上升，平均分接近7.8分。
对英国女性来说，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为25～34岁这一阶段。报告解释说，女性在这时往往会忙于照顾孩子。
今年29岁的特雷西女士说，两年前她结婚了，但作为广告销售员，她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同客户见面。最让她感到头疼的是，她很希望有一个孩子，但是一直都不能下定决心辞职，毕竟还要偿还大笔的房贷和车贷，她希望自己能够帮帮丈夫。“我的很多朋友都想做一名全职太太，可是刚刚结婚，经济压力太大了。”她们自己将烦恼的原因归结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自己不得不从事压力巨大的工作。即使是家庭主妇们也为自己能不能照顾好孩子和家庭感到担心。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3
经历过上山下乡，遭遇过下岗内退，在外人眼中，像李珍这批60岁左右的人难言幸福。她对此却不以为然，“每个月政府按时发退休工资，有个大病小灾的有医疗保险撑着，孩子们工作也挺顺利的。比起前20年，我们真正开始享福啦”
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科学家在对80多个国家的200多万人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年危机困扰着40岁上下的男性，女性则在50岁左右出现危机感，这使他们的幸福感大大降低。在走出人生的这一低谷时期后，幸福感反而会逐渐上升，到了六七十岁时，人们的幸福感最强烈。
这的确是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其实，老年人的幸福感并非是自我安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阿瑟斯通对于年长者幸福感更强的原因概括为：他们比年轻人更能控制自身情绪，记住的负面往事更少。另外，年长者的关注焦点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或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如何更好享受余生。
在中国，医疗保健系统完善、教育进步和预期寿命延长使中老年人生活动荡不安的几率大大下降，与之相关联的幸福感自然上升。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同样在冲击传统幸福评价体系的还有“房奴一族”。
2010年，江苏卫视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13家媒体了历时3个多月调查的《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来自全国城镇、农村的15802份调查问卷显示，针对住房问题，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租房族似乎是最不幸福的，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房贷的中国人反而更幸福，调查分析发现，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它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有着打拼之后拥有家园的成就感，且对未来充满憧憬。
曾有人试图用GDP来衡量幸福，用收入来划分幸福阶层。
这并不是个例，在接受幸福指数调查时，曾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事实上，调查人员分析说，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则是人幸福拐点。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不升反降。这是因为拐点之上的人群在交际、娱乐、工作等方面幸福指数会大打折扣。
而且，无论以哪种方式计算的GDP，都是名义上的数值，无法直接反映质的内涵。为了追求更大的GDP数字，不断拆建城市，无节制地狂伐滥采乱排。数字上去了，邻里是否更为和谐了、环境是否更健康了、国民预期寿命是否延长了、人们是否生活得更幸福了呢?
快速的GDP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而这些都是从GDP数字上无法反映的。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相关机构和经济学家才推出了“幸福指数”、“绿色GDP”等概念，作为GDP数据的注脚和补充。
尽管人们都认可幸福就是种心灵上的感悟。幸福与否，关键取决于每个人对人生的态度。但近些年来，幸福在全世界都似乎越来越稀缺。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上个世纪60年代高了10倍，在英国，1957年有52％的人感觉幸福，但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6％。
现实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有好几套豪宅，我有高薪，有爱我的伴侣，有可爱的儿女，但又如何?难道我就定幸福吗?你问我想要什么――我希望我的青春重新来过，我希望享受另外一段爱情，或许等待我的会是荆棘风雨，但那又如何?我现在虽然可以快乐，但并不觉得幸福。
我常常在怀疑，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究竟是幸福在悄悄远离我们，还是我们渐渐丢失了寻找幸福的敏锐嗅觉。
詹姆斯・奥本汉有句名言，笨人寻找远处的幸福，聪明人在脚下播种幸福。
就在我们憧憬阿尔卑斯山上项的雪景和地中海面的游艇之时，殊不见身边孩童的咿呀学语、父母的开怀大笑、工作上的点滴进步、甚至墙外在风中摇曳的爬山虎，不都是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幸福吗?
韩国近年来有本畅销书叫做《世界上的最幸福的感觉》，作者用55个极为平淡却感人至深的小故事告诉人们：幸福不会突然叩响我们的心灵，它像暴风雨后隐约出现的彩虹样，只有经历了挫折、绝望和疼痛之后才会出现。爱和快乐是幸福的源泉，如果你愿意和身边的人分享，你就会获得整个世界，还会遇到充满了生命热情的为闪发光的自己。
幸福其实不遥远，却绝非依偎在名与利的身边。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4
1.沉湎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
2.压抑感情的宣泄。刻意回避烦恼反而会让人焦虑不安，压制情绪会让压力内生化，从而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和行为科学系副主任大卫・施皮格尔说：“回避并不是最佳策略，越是回避，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对造成压力的事件采用积极的方法应对，就能增强对它的掌控能力。”
3.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运动身体能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提高认知功能。
4.为金钱牺牲爱好。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财富会引发压力效应，破坏幸福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认为，很多人相信钱可以使我们感到幸福，但事实上，除了那些极度贫困的人，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幸福。
5.追求完美。完美主义者希望把一切事情做得都完美无瑕，这会迫使他们处于压力境地。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大卫・伯思斯认为，普通人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力争把事情做好即可。培养感恩之心有助于完美主义者适度降低他们的预期水平，从而减轻承压水平。
6.对一切事情分析过度。反复思考只会增添更多的焦虑情绪，尤其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过度思考的倾向会破坏心理幸福感，阻止了人们实现生活目标。
7.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几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
8.介入别人的压力。如果你为了友情很轻易地介入朋友所面临的困境，那么你就会承受所谓的“二手压力”。美国压力研究所研究员海迪・汉纳认为，大脑很敏感，当人们接近别人的压力圈时，就会向大脑发出感到担心的信号，让人容易做出承受压力的仿效行为。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5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工作满意度；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一、主观幸福感的提出
在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领域中，主观幸福感（简称SWB）主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SWB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
在企业管理领域，员工主观幸福感会对员工与企业关系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是否能持续成长壮大。本文着重分析企业中员工低幸福感的原因，并试图探索出一些提升员工主观幸福感的途径，为企业在提高工作绩效的同时增进员工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从而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我国员工幸福感现状
国内首份《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表明，中国职场人士总体工作幸福状况不容乐观！调查显示，中国职场人士平均“工作幸福指数”仅为2．57（最高5分，最低0分）。
1、女性的工作幸福指数要高于男性。女性的指数为2.76，而男性仅为2.52。这可能是男性在工作中的压力较大，因而工作幸福指数较低。
2、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越幸福。从调查人群的教育程度来看，其教育程度与工作幸福状况成正比。“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的指数仅为2.45；而“硕士或以上”教育程度的则高达2.81。
3、医疗行业的员工工作最幸福。“医疗・卫生”行业员工的指数最高，为2.79；而“运输・物流”行业的指数最低，仅为2.33。
4、工作年限越长，工作幸福感越强。职场新人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只要有事干就很幸福，指数高达2.72。而一年后，他们发现职场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指数也随之进入漫长的“蛰伏”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事业终于有所成就，指数也达到了巅峰2.85。
三、幸福感低原因分析
1、忽视非经济因素激励。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手段，正是这种思维，导致企业普遍采用奖金、加薪等激励手段。但财富仅是能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从提升员工幸福感的角度，雇主应有意识地去选择可能带给员工更好感觉的方式进行激励。如对非经济性因素的激励，它是中长期性的激励，可被归类为精神性的激励，即包括工作的挑战性、公平感、成就感、安全感、归属感、舒适的工作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2、职业倦怠的影响。职业倦怠用以描述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出现的一系列负面的心理症状，如长期的情感消耗、身体疲劳、工作绩效降低、对服务对象的不人道态度和工作成就感降低等。从员工角度来说，工作倦怠的表现正是对工作不满意的情绪释放，也就相应地反映出不幸福感；从企业角度讲，这更是一种没有实现人才使用最大化的体现。
四、提升员工主观幸福感的途径
企业管理者应从以下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入手，提升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1、重视员工的成长和发展。组织行为学认为，如果企业员工的成就感被满足的越多，工作本身就越能成为满足员工需求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如果组织忽视员工的心理需求，只将员工视为可以替代的生产工具，就会极大地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工作效率低下、缺乏主动进取精神等问题，甚至成为离职的主要原因。相反，当工作能够满足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愿望时，个体的工作不满意感就下降，员工也会体会到满足和幸福。
轮岗是一种有效提升员工能力的方法。员工岗位的轮换可以让员工学习更多的技能，消除倦怠感、发挥更多的能力，更多地实现自我价值。让优秀的员工及时得到晋升也是满足员工成就感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企业雇主应该特别注意建立通畅的内部晋升渠道，以提升现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通过对员工进行职业生涯管理，企业可以了解内部员工的现状、需求、能力及目标，调和员工与存在于企业现实和未来的职业机会与挑战间的矛盾。
2、制定合理薪酬福利待遇。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认为，当个人基本需求不能满足的时候，更高的需求满足也会受影响。企业雇主应注重从工资、福利和其他保障上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带来的物质收获，满足员工最基本的对物质的需求、对健康保障的需求、对职业稳定的需求。
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是增强员工幸福感的基础。企业的薪酬制度应该起到激励的作用，既要有市场竞争力，又要实现组织内部的公平，所以必须确定企业内部各岗位的相对价值。建立以业绩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薪酬管理制度，坚持“多劳多得”原则。针对员工的不同情况提供可选择的薪酬内容，如住房补贴、通信补贴等。当员工的努力得到最大的薪酬回报时，他们才会觉得幸福。
3、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自尊、自主性、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是幸福感的核心要素。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即使员工的工资很高，如果员工觉得自己与企业的关系仅仅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看不到自己对企业的价值，自己的愿望和意见不被重视，那这个企业就不会让员工感觉到在这里工作很自由，员工就不会有幸福的感觉。
企业雇主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明确员工与企业的关系，通过建立各种相关制度，增加沟通和互动的途径，将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贯彻到具体的组织行为中去，让员工在这里工作感觉是被尊重的、是平等的、是自由的，那么员工才会真正爱上这个工作团队。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内部沟通渠道，如企业内刊、员工BBS、CEO沟通日和员工委员会等方式，使员工可以顺畅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这一系列主动强化员工与企业关系的组织行为将极大地增强员工的自尊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同时，通过各类沟通渠道，也可以化解潜在的人际冲突和管理冲突。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6
大约十年前，我们引述过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书评。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仍以“资本”为主要特征，社会的全部体系就仍难以摆脱恩格斯所说的“资本和劳动”轴心关系，不论我们的政府怎样努力要摆脱这一关系。这里，最重要的是避免陷入身份幻觉。
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省20市万名职工的调查报告显示，与上一次调查所得数据相比，劳动的收入与资本的收入相比，不仅处于相对贫困化过程中，而且处于绝对贫困化过程中。前者意味着劳动总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后者意味着生活于贫困水平以下的劳动者的数量占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假如我们不仅关注统计数据而且关注劳动力所有者和资产所有者在以往三十年内各自获得的幸福感，那么，统计意义上劳动者相对贫困化将使劳动者因绝对贫困化所减少的幸福感进一步减少。
归根结底，难道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吗？难道任何试图维持自己的道德合法性的政府还可能为自己规定其它的什么职能吗？
实证地看，我们可将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在1977年至1994年期间，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它以往的身份和身份感，尽管政府职能在那一期间正经历着关键性的转型。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政府和执政党在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里的真实身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与此相应的身份感的转化。
政府仍然自认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并且在这一身份幻觉的主导下，它不愿将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身份让渡出去，例如，让渡给工会、农会、或其它政党，它甚至不喜欢任何来自政府之外和执政党之外的批评，因为它们没有“资格”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难道梁漱溟有资格批评忽略了农民利益吗？
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身份幻觉，怎么可能不发生经济政策（例如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立法（例如最近的“劳动合同法”）的人格分裂症呢？在这样严重的人格分裂症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怎么可能顺利发展呢？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目前发展阶段，政府和它的执政党应当清醒地知道，它不应继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正如它不应代表资产者的利益一样。你要搞“市场经济”吗？那就必须放弃你的身份幻觉，否则你的市场经济会走向混乱和失败。
政府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让劳动的利益获得独立于政府的政治话语权。例如，通过“党政分离”――假如我们的党坚持要代表劳动的利益的话，或通过“自由工会”――假如我们的党愿意适应它已经改变了的身份，或通过允许派有与执政党相互竞争的政治权利――假如这是更符合中国社会及文化传统的未来发展方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