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保险资金管理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保险资金管理论文范文1
一、保险资金运用风险限额管理的内容
一般而言，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限额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股东目标与风险偏好、监管规定等，确定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水平以及相应的抵御风险损失的风险资本限额；二是根据对各业务部门或交易员的风险调整的绩效测量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在各层次间进行风险资本限额的分配；三是根据分配的风险资本限额对各业务部门乃至每一笔交易的风险进行监控，并根据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估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对风险资本限额进行动态的分配调整。
二、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限额形式
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限额通常有三种形式：即头寸限额、灵敏度限额和风险资本限额。头寸限额表现为一定的名义金额，如企业债交易员的风险限额为200万元人民币。
头寸限额简单且易于理解，容易监控其合规性，但其缺陷在于很难控制风险，如果交易员欲增加风险，他可以在不增加组合规模而通过头寸的调整或增大杠杆比率的方式实现，头寸限额无法反映这种风险状况的变化，例如债券交易员可以通过持有更长的到期日组合增加风险，但通过头寸限额难以考察债券交易员的风险暴露状况。此外，头寸限额也无法比较不同交易员或业务部门所处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因此，简单的风险限额管理可以采用头寸限额形式。
灵敏度限额适用于单个市场因子的市场风险限额，可以用于交易前台的日常风险控制。灵敏度反映了证券组合价值对其市场因子的敏感性，如二级市场上的国债价格主要受利率风险因子的影响，可以用久期和凸性衡量国债价格对利率的敏感度，其风险监控可以采用灵敏度限额的形式。由于灵敏度概念只适用于某一类资产，针对某一类市场因子，因此，根据现有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灵敏度限额可用于银行间及交易所间的债券交易以及存贷款的利率风险控制。
风险资本限额是指各级业务部门可承受的最大风险损失水平，表现为一定数额的预期损失。更确切地讲，风险资本限额是指各级业务部门在特定时间内、以特定概率所能承受的风险损失的大小，通常用VaR（ValueatRisk称为在限价值法）方法来确定。风险资本限额适用于所有金融产品交易，能够综合反映不同层次投资业务的风险状况，是对包括多个市场因子的市场风险的总体限额。因此，风险资本限额主要应用于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整体及投资业务部门的风险监控，对交易员的风险监控有时也使用风险资本限额形式。
风险资本限额根据损失频率和幅度的不同分为多种形式，有基于VaR的日风险限额，主要用于对经常发生损失和交易频繁的投资品种的风险限定；有基于VaR的月风险限额，用于抵御不利月份发生的风险损失；有基于VaR的年风险限额，主要用于对保险资金运用整体或业务部门在小概率事件下发生损失的限定，这种损失通常来自于市场较大的不利波动，其风险限额可通过压力试验或极值理论确定。另外，在证券市场上，市场因子还可能发生极端的不利变化，对于这种情况下的风险限额也采用压力试验或极值理论确定，相应的风险限额称为压力试验限额。可见，鉴于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特征，机构以及业务部门层次的风险限额易采用年或月的VaR风险限额，对交易员的风险监控可采用灵敏度限额或日VaR风险限额，如对二级市场债券交易的风险限定既可采用灵敏度限额又可使用日VaR风险限额。另外，为了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投资产品进行风险限定，还必须使用压力试验限额。总之，风险限额选择要依据不同投资业务或交易的特点和不同金融工具的风险特征，但总体上要注意保持前后台以及不同层次业务部门风险限定的一致性。
三、保险资金运用总风险限额的确定
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限额反映保险公司可以承受的最大资产损失的大小。作为开端，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委员会应当主持确定一个合适的总体风险额度，风险额度的设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变化中的市场、交易责任和风险偏好需要保险公司相应地调整额度。
保险资金运用总体风险额度的确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需要依赖各个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公司的资本实力、用于抵御投资损失的整体风险资本、股东的风险偏好、未来的市场形势、监管要求、公司的投资收益预期以及对公司过去总体投资风险的判断与估计等等。一般来说，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委员会首先应当根据资本实力、股东的风险偏好以及公司业务目标确定资金运用的风险资本。理论上，确定风险资本可以使用VaR方法、压力试验法以及将二者综合的方法，但这些定量方法仅仅依据于市场的波动风险，是根据以往的市场风险暴露来确定未来的风险资本，没有综合考虑诸如监管要求、未来市场判断、保险资金的负债特性、投资收益预期以及股东风险偏好等主客观因素，更没有全面考虑保险资金运用所面临的其它风险，如信用风险、资产负债不匹配风险、保险资金的流动性风险等等。因此，风险资本的确定应当是一个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过程，确定风险资本既要依据VaR等定量分析方法，又要充分发挥投资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作用，如可以设计一套多影响因素的风险资本评价体系，利用德尔菲法（Delph）或层次分析法（AHP）等决策方法作辅助决策，既参考定量评价结果，又依据定性因素，最后根据投资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判断确定资金运用的风险资本。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总风险资本确定以后，依据风险资本数额以及过去的风险额度集合，相应的就可以确定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额度，这一风险额度可以表示为VaR风险限额或其它限额的形式，它是公司高层对资金运用总体风险的一个认识。
四、风险资本限额的分配与调整
在总体风险资本限额确定的基础上，风险资本限额分配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总体风险限额配置到每一个业务部门，如债券交易部、基金部、现金管理部等等，使部门负责人对其负责管理的额度心中有数。业务部门额度可以帮助部门经理控制部门风险，并且可以在部门之间比较风险大小。最后，风险额度还要在部门范围内再细分到交易员。考虑到投资组合的分散化效应，上层业务部门的风险资本限额要小于下层部门的风险资本限额之和。
风险限额分配与调整的定量依据是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RAPM）结果。RAPM对风险——收益进行综合考虑，它避免了仅以收益衡量投资绩效进而导致过度承担风险的缺陷，并且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真实收益”，即去除风险后的收益。RAPM主要有两种方法，即Sharp方法和RAROC方法，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也就相应的有两种定量化方法，一是基于Sharp的分配方法；二是基于RAROC的分配方法。其中，后一种方法比较常用。RAROC的定义式是：RAROC=R／VaR，其中，R表示收益，VaR表示风险。显然，RAROC描述了单位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反映了风险资本的效率。在以RAROC为定量依据进行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时，首先根据RAROC计算结果和业务部门的申请，确定初步的配置方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重新计算RAROC，对于RAROC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减少其风险资本；对于RAROC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增加其风险资本。除上述的定量化方法之外，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还应当考虑其他的定性因素，例如，（1）交易员的经验丰富程度。对于一个新的、没有经验或以前业绩平常的交易员，一般不能分配一个较大的风险额度；（2）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如对某一投资渠道投资比例的限制；（3）交易部门和业务部门的目标盈利。在分配风险额度时，管理层应当考虑交易员以及业务部门的潜在盈利能力，如果分配的风险额度远远大于其目标赢利时，这样的额度不是很有效；（4）未来市场预期。总之，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它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定性与定量方面的因素。
五、风险限额的监控与执行
风险限额分配到业务部门以及交易员层次以后，风险额度便成为资金运用风险监控的标准。例如，对采用风险限额监控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来说，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部门可根据一定的评估周期，运用VaR方法对公司投资组合的VaR值进行计算，并与总体风险限额进行比较，当VaR值超过总体风险限额时，就根据公司投资管理委员会战略性或战术性的资产配置策略，分析投资组合超过总体风险限额的原因，并调整现有的投资组合，直到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限额满足要求为止。例如，某保险公司在该年度某月份的全部投资性资产的VaR值为20亿元，置信度为99％，即该公司的全部投资性资产在一个月内，平均损失不超过20亿元的概率仅为1％。按照公司投资管理委员会确定的总体风险限额，其月VaR限额为18亿元，因此，根据规定，投资组合当月的风险暴露超过了标准，需要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即减少高风险资产的比例，降低VaR值，以使公司总的风险暴露控制在最高风险限额之内，业务部门及交易员的风险监控方法与此类似。就监控的频率来说，要取决于交易的性质和高级管理层对业务部门风险管理水平的满意程度，对于总体风险的监控，可以每月或每季度进行一次，各业务部门的风险监控频率则要根据业务的风险性质以及交易频率来确定，如对证券投资基金部的风险监控，由于交易频繁，且主要面临市场风险，因此，易采取日或周间的风险额度监控。当然，进行日间风险额度监控，不仅要花费成本，而且风险额度的监控行为有时可能延误交易时机，所以，监控频率的确定也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保险资金管理论文范文2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比重上来看，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占社会保险基金的90％以上，如1996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达610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为578亿元。据统计，199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50．06亿元，支出836．47亿元，当年结余113．59亿元，历年滚动结余429．8亿元。从基金的运用来看，银行存款251．6亿元，占58．54％；购买国家债券90。5亿元，占16．58％，动用59．4亿元，占13．83%。1996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71．76多亿元，支出1031．87多亿元，历年滚动结余578．56亿元。1997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1337．9亿元，支出1251．3亿元，当年结余86．6亿元，历年滚动结余675．25亿元。从对社会保障实行部分积累的基金模式改革以来，资金积累逐年增多，养老保险基金如今已成为一笔巨大的资金，它的投资运用状况不仅决定社会养老保险能否进行下去，而且可以影响我国的基本建设及资本市场。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者保险，严禁挤占挪用和铺张浪费。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由以上可以看出，根据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以保值增值。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无力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首先从银行存款来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银行存款一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加权利率低于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就有7年(1985，1987，1988，1989，1993，1994，1995，详见表1)，保值都谈不上，更无法增值。然后再看国债，由于国家债券品种较少，收益率虽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约一个百分点，但因缺乏完善的二级市场反而不如银行存款有吸引力。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现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1994年养老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为376．99亿元，其中购买国债仅81．98亿元，占结余额的21．74％；1995年我国国债年末余额3300．3亿元，而当年购买国债仅90．5亿元，仅占当年基金结余额的16．58％。国债品种偏少，收益偏低是其主要原因。而且相对通货膨胀，国债的保值能力令人怀疑。以国库券为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国库券收益率超过当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只有5年，其他6年(1985，1988，1989，1993，1994，1995)国库券的收益率均低于物价上涨率(详见表1)，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也难以保值增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出；银行存款利率数据来自(1)周忠明，戴文桂．实用利率知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利率实用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P41—42。
注：①为消除复利与单利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取一年期数据，而不是看上去更高的较长期限的以单利计的数据(一年期利率复利计算后实际收益率不低于相同期限的较大数据的单利的实际收益率)。
②1990年1月1日至4月15日，年利率为11．34％，4月16日至8月21日，年利率为10.08％，8月22日至12月31日，年利率为8．64％，9．99％为其加权(以天数为其权效)平均年利率，本表括号内数据均为加权平均年利率。
②一年期利率按复利计算得出，其中1979年取3．96％，1981年为5．04％，1982年为5．58％，1983，1984年均为5．76％。
总体分析，目前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用的途径所限，基金的收益率偏低，这一方面使基金呈逐渐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使得目标替代率(我国目标替代率的确定以养老基金收益率等于工资增长率为假设前提)无法实现，从而动摇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表1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远低于工资增长率，个人账户实际积累额达不到目标积累额，如不及时调整养者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提高收益率，我国的养老保险在不久后将陷入“被迫提高缴费率——企业不堪重负，个人无力投保——养老保险制度崩溃”的危机之中。
二、调整机构：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前提
1．调整机构的总体构想
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用现状可知，其运用途径仅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收益率低而且由基金所有者直接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在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生产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已经力不从心。故基金所有者委托基金运营者基金投资运营业务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一关系来分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的切实途径。
以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仅限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投资机构。而将委托一关系引入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首先应从调整机构入手。
鉴于我国尚不具备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机构，而且资本市场合适的投资工具的数量有限，养老保险基金营运增值的渠道亦受到限制。调整机构不应是局部的修补，而应是全局性的变革(参见图1)”
首先我们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一简要历史回顾。我国是从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退休费社会统筹开始的。近年来这千变革取得了三次重大进展。一是1991年6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负担，基金实行部分积累。二是1995年3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知》，明确基年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并逐步形成包括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三是1997年7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有效地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和管理的分散化等问题，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保险走向法制化相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
1997年的这次统一改变了养老保险群龙治水的混乱局面，有效地解决了政了多门、管理费用高等问题。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劳社部)作为全国性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行使着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的职能，亦即担负着基金法人主体的角色。劳社部作为社会保障的最高权力机关，肩负着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和事业管理的双重责任。前已述及，劳社部缺少投资专家和系统的投资学知识，直接投资必然要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加大基金的管理成本。而直接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专门投资机构，既能有效地转移风险，也有别于节省成本。委托专门机构投资可以增加服务的竞争性，增加管理的透明度。
这样，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投资人。可供养老保险基金法人选择的投资机构主要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经纪公司等。而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为有效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宜运用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合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AdministrationBureauofSocialSecurityFunds／ABSSF)(以下简称为社基局)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门投资者，该局可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与光大、中信集团并列的单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社基局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可以根据各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在全国经济活跃、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协调该省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经济欠活跃、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的西部地区，可以考虑在西安、成都等经济中心城市设立分文机构，负责几个省的基金运作，以节省不必要的设立新机构的开支。同时，在社基局内设立监事会。作为社基局的监督机构，监督资金使用状况和资金经营状况，但不干涉社基局的具体业务。当然因社基局的股东系大的银行及保险公司等，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一般不会有因营运不善而破产之虞。
此外，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及养老保险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可以考虑成立社会保障行政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行监会)和社会保障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会)。行监会由政府审计、监察部门牵头，有财政、银行、劳社部等机构的人员参加，挂靠于审计部门。社监会由人大、工会牵头，吸收企业代表、职工代表、民主人士和专家参加，挂靠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两大监督机构的职责都是负责监督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执行和基金的运营。两个监督委员会与社基局的监事会从内外监督社基局，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养老保险基金事关全国企业职工衣食住行，国家政策理当扶植，可以考虑效仿农业发展银行的操作，成为社会保险银行(BankofSocialSecurity／BOSS)(以下简称社保行)，作为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专门性政策银行，并按照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在上海、广州、西安、南京、天津、成都、武汉、济南、沈阳等地设立分行。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存款的部分可存入该银行，并给予养老保险基金较优惠的利率，并按复利计息，对养老保险基金存款给予保值贴补，社保行在无力支付贴补额时可由财政弥补亏损。养者保险基金收益率较高时，可从其超过当年通货膨胀率的部分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养老保险投资风险准备金，该准备金存入社保行并享有优惠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对社保行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存款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应该减免营业税，为社保行给予养老保险基金优惠利率提供实际支持。用养老保险基金购买国债，虽然其回报率一般高于银行存款，但在通货膨胀盛行的今天，至少应对这一部分国债给予保值贴补。可以考虑由社保行发行特种国债，专门由社基局用养老保险基金认购，并给予较高收益率。出现意料之外的高通货膨胀时，给予保值贴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社保行的利润可用于支持与养老保险密切相关的事业，如社基局的办公设备的添置等。
2．委托一的博弈分析
基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机构能够按照基金所有人的投资意愿或策略行事，这里牵涉到委托一关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人和人之间要达成对双方有约束力且有效的合同，需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即所谓激励相容条件；(2)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3)在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但是，在委托一合同不完善时，有四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劳社部与社基局的委托一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利益不相同。社基局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会采取短期行为或过于冒险的行为。二是责任不对等。人掌握着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权，但只承担有限盈亏责任，作为委托人的劳社部失去了基金的经营权，却最终承担盈亏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对等，使得人可能不负责任地决策。第三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人的信息优势，以及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掌握基金经营权的社基局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欺骗委托人(劳社部)，而且委托人还很难监督和约束人。第四是契约不完全。在不完全的合同下，人总有空子可钻。强化委托人对人的激励机制，将使人经过收益成本比较后，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假设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为Y＝Y(x)；人的目标函数为：X=X(a，W)，a为人的决策变量，可代表他的努力程度。W为不受委托人、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这意味着人的经营好坏由其努力程度和外界不确定因素共同决定。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Mirrless)指出：如果W具有一定的边界，即W对x的影响是在一个可观测的区间里，即便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以通过事前的警告或鼓励，使人不会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并且使委托人、人均获得满意的收益水平。
资本市场不发达时，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少，而且风险不易分散和转移，此时政府多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规定途径及比例。如果资本市场是发达的，人主要将养老保险基金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某些形式的延期年金政策向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即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寿险保单。二是把基金会成员的缴费转移进某种资产的组合，这叫做“分离基金”。三是与其他的基金结合投资于一个单独的资产组合，这叫作“共同基金”。事实上，成功的人会寻求以上三种投资形式的一定比例的组合。
假定社基局通过权衡比较，能够选择其中最为有利的一种投资方式，又假设养老保险基金仅存入银行和购买国馈会贬值，净收益为-10，设自然的状态有好与不好两种，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定势良好，好的状态出现的概率为0．8；设社基局在经营养老保险基金以外，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0、而努力工作需要支付20的成本，其净收益为20。在委托一关系中，基金所有人与运营人有比例分成(为分析方便，本文暂以五五分成为例)和固定收益两种利益分配方式。其支付矩阵如图2：
比例(五五)分成
注：①运营人的收益分布是努力程度与自然的函数。为分析方便，本文忽赂了努力程度一般的情形，假设运营人只有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努力指运营人殚思竭虑，并总能实现最优投资组合策赂；不努力指运营人仍将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情况下，运营人付出的劳动分别为20和5。为简化问题，设基金收益在“好，努力”的搭配下为100，“不好，不努力”时为-50，其他两种情形(好，不努力；不好，努力)时均为0。并假设所有人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人后，不从事盈利性的活动，基金收益来自于运营人投资所得。运营人不努力时因合同约束，无暇从事其他盈利活动。
②30＝50-20，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③-15＝(-10)+(-5)，其中-10表示养老保险基金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的实际收益，因本文主要研究委托的情形，故在基金不委托专门机构投资而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省略了“自然”好与不好的差异。5表示运用养老保险基金于以上两种方式时所进行管理等付出的劳动。
④40＝60-20，经济环境好时努力工作收益为100，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40以外的60扣除努力工作的成本20即得到40。
⑤-60=0-40-20，40为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的固定额，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可以看出，在图2中的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下，无论自然出现好或不好的情形，只要运营人接受了委托一合同，运营人努力总是好于不努力，即不努力战略相对于努力而言是可剔除的严格劣战略。在固定收益方式下，所有人的收益40大于-15，故“委托，努力”是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点。在比例分成方式下，由于运营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所有人的预期收益＝0．8*50+O．2*0＝40。而且50，0也都大于-15，我们可以做以下结论：无论采取何冲利益分配方式，“委托，努力”是所有人和运营人的必然选择。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上两钟情形下，运营人的预期收益(指净收益)均为20。然而运营人从事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以外的工作最多也能获得20的净收益，理性的运营人不一定会接受委托一合同。而且越是风险厌恶的运营人更可能拒绝这一合同。
明智的所有人可以将五五比例分成改为四六比例分成，以提高运营人的预期收益，而所有人仍将获得远远高于自己经营(不委托)时的收益。可以考虑将所有人的固定收益下调为35，使运营人预期收益增加为25。理论上可以进行—九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下调为5或更低，也可以五五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定为40。
到底选择何种利益分配方式，比例或固定收益的确定为多少取决于二者的博弈过程、供求状况以及人的类型。在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是惟一确定的，如果引入竞争机制，产生较多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人，则最终的委托一合同的制定会有利于所有人，会形成接近五五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为40的合同。在人财务公开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比例分成是委托人与人分享剩余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社基局(人)是风险中性的，无论劳社部(委托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固定收益是有效的办法。在商业银行与企业间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也是接受了固定收益的办法，商业银行的固定收益表现为事先约定的贷款利息。通过固定收益的委托一后，基金所有人成功地转嫁了风险，人获得了剩余索取权，此时人极其努力地工作是最优的。对于委托人，尽管由于剩余索取权的分割和部分转让从静态上看使其利益受损，但这较之委托人自理基金的经营业务，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从动态上看，由于人获得了部分剩余索取权，其积极性提高了，运用其专业投资技术，可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使委托人获得高于自理时的收益。
当然，由于社基局在运用养者保险基金进行投资时，也需要对巨大风险进行控制和转嫁，保险市场，尤其是长期寿险市场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社基局可以通过购买再保险或购买长期寿险保单的办法向商业保险市场转嫁风险。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基本管理结构如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