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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文化论文范文1
（一）传统媒体的接触情况不同，但影响仍然强大
在各种媒介中，电视的作用最为突出，已深深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媒介，在调查问卷中，82.3%的村民把“看电视”当作休闲活动的首选。在我们调查和访谈的这些村民家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茶余饭后，人们会聚集在电视机前边聊天边看电视。通过电视，村民们知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收看最近最火爆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而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则成为村民们接触最少的媒介，只有13.4%的村民选择报纸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落购买报纸的渠道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村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较低，阅读报纸较为吃力。而听广播的村民则更少，只有5.3%的村民会收听广播，且大多数是老年人群体。
（二）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畲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盛行
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在中国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在调查的成人中，手机的拥有率为71%，网络的拥有率为24%，虽然手机的拥有率较高，但在成人中，人们更多用手机来打电话。手机作为一种新兴媒体的功能在闽东畲民中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用手机上网的成年人较少，占调查的总成人数的11.5%，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畲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他们手中的手机的价格相对比较低廉，手机的功能也相对简单。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手机上网，产生的流量还要另外计费，这就给畲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而且操作智能手机还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而畲族的成年中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操作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还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是手机在闽东畲村还更多是一种通讯工具的原因。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畲民中的普及率还不高，但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却广受欢迎。在我们调查的青少年中，初中生48名，高中生20名，总共68名中学生。在这些人中，拥有手机的占58%，拥有电脑的占51%，用手机上网的人占31%，73%的人上网是为了获取信息，60%的人上网是为了娱乐需求。智能手机、互联网络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于追求新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畲村的家长重视下一代的培养，只要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必需品都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一）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是指山里客人的意思，这说明畲族居住的地方大都为山区。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正因如此畲家村寨大都比较落后，包括经济上和思想观念方面的落后。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它们成了畲族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大都包含着它所处的那个社会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向落后地区传播时，必会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几十年以来，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闽东畲族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1%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传媒对畲族的“民族文化、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52.3%的村民选择因为“接触媒介而改变思想价值观念”。“尊重科学、反对愚昧”、“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等当今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88.7%的村民表示赞同。畲民中的那种“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观念和致富观念等新的价值观念。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还需要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而在推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方面，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闽东畲族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传递的现代化的信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环境是一种“拟态环境”，而村民在接触媒介时是身心放松的状态，这时对媒介符号的解读就会缺乏理性，而把“拟态环境”当成了真实的环境，把媒介当成了权威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他们接触媒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媒介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正以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人生关怀，不断地为村落中的‘越轨’行为构建话语优势和新的合法性。
（二）民族艺术与民族习俗的变化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在辛苦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畲歌、畲服、畲拳、畲族工艺美术等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文化。畲族的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婚恋习俗等都组成了畲族特有的民族习俗。这些民族习俗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渗透，畲族的民间艺术和民族习俗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此次的闽东畲族媒介调查中，55.6%的村民认为“本民族的民间艺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对于变化的原因，46.5%的村民认为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中现代流行艺术的影响”。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歌产生于集体劳动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唱畲歌成为山哈人民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而如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唱畲歌的畲民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在笔者与村民的交流中得知，很多村民认为“畲歌太难听，太难学了”。村里大多数人都要忙于生计，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学习畲歌。所以，在一个村子里会唱畲歌的人数很少，且大都以年纪较大者为主。各种媒体，如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随处可见的流行音乐，已深深影响了畲族的年轻一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本民族歌而言知之甚少，可是对于流行音乐则是信手拈来，边干活边哼着流行音乐的情况随处可见。采访中年轻人认为“流行音乐好听、时尚，容易唱”，而且获取这些音乐的渠道也很多，“想唱什么歌，只要在手机中下载，即可搞定。”在现代传媒的影响之下，传统的民族习俗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75.4%的民众认为“节日习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体现是“节日习俗的程序简化了、内容减少了、时间短了、内涵发生了变化”。79.6%的民众认为“婚恋习俗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体现是“婚恋自由”，“内婚制被打破，畲汉通婚更加频繁”，“畲族传统的婚嫁礼仪形式逐渐简化”。
（三）民族服饰与民族语言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传统的民族服装、传统民族服饰是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外观上的标志。畲族的服装也颇具特色，沈作乾在其调查中这样描述“：男子布衣短揭……色尚蓝……妇女的衣服多系青色也有少数用蓝色的。”可见，畲族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畲族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妇女装扮上，被称为“凤凰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不见。如今，除了在隆重的节日和庆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能够看到畲民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在被调查的畲民中，有52%的村民认为受到大众传媒中流行服饰文化的影响，本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笔者走访的畲族村庄来看，除了一些年纪较长者平时会穿畲族服装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穿着本民族服饰，认为民族服饰“不流行”、“不方便穿着”。很多年轻人会模仿电视里人物的打扮，一身时尚的行头，丝毫不亚于城市里年轻人的装扮。与传统的民族服装逐渐消失相对应的是民族语言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文化特质之一。畲语是畲族特有的语言，是畲族母语逐渐融入了新居地的汉语方言而形成的。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外出打工和求学人数的增多，畲语的消失就更加自然。在此次被调查的畲民中，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使用畲语的人数约为29%，71%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这反映了在畲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闽东，畲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畲汉通婚等原因之外，现代传媒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就没有专门用畲语写作的报纸。就电视频道来看没有专门用畲语的频道，畲族人民只能收看用普通话的电视节目。畲族人民使用的手机上的文字也都是汉字。可以说，闽东畲族每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都是用汉字或普通话传递的。再加上外出打工、求学等因素的影响，畲民们弃畲语而用汉语的情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现代传媒对闽东畲族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
现代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当今社会最新的变动情况，包含着当代社会最新的物质成果、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传媒的包围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土崩瓦解。“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扩张的‘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和现代将同时存在于这个社会，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构传统”。现代性在冲击传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传统民族文化在遭遇现代传媒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闽东畲族的传统文化正依托现代传媒获得发展和延续。
（一）畲族歌舞的发展
畲族人民能歌善舞，畲族歌舞曾是畲族人民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以交友、祭祀、节庆等为内容的畲族歌舞在大众传媒发达之前，它的流行范围只是在畲族内部，知晓它的人群也大都是畲族群众。如今，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畲族歌舞的繁荣。成立于1988年的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是专业的文艺表演团体。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成立之后，参加了各种市、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赛事，并获得众多奖项，大大提高了畲族歌舞的知名度。同时，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还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在这个网站上，有畲族歌舞团演出的照片和视频。而在由政府或个人创办的有关闽东畲族的网站上也有众多的关于畲族歌舞的文字介绍、图片、视频。现代的传播技术为传统的少数民族乡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和继承形式。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络等媒体图文并茂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畲族歌舞、了解闽东畲族文化。现代传媒使闽东畲族歌舞由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转变为受众面广大的大众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
（二）民俗节日的复兴
闽东畲家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传统，如会亲节、牛歇节、祭祖节、乌饭节等。传统的民俗节日，具有绚丽的文化特色。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畲族的节俗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大大促进了闽东畲族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从2012年开始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嘉宾游客到此参与。在“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还有畲族歌舞、畲族历史、畲族小吃、畲族银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项目的展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每次盛大的节日活动都伴随着大量的媒介报道，宁德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媒体都对此做大量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又会被外地的媒体转载，进一步扩大它的传播范围。通过现代传媒的报道，提高了闽东畲族传统民俗节日的名气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闽东畲族文化的了解。
（三）民间工艺繁荣
闽东畲族民间工艺不仅丰富，而且历史悠久。畲族刺绣、编织、剪纸、银饰等都是具有畲族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具有自作、自用、自娱的性质。通过民间工艺可以很好地了解闽东畲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而在文化被机械化复制的现代社会必然对传统的民间工艺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在遭遇现代性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开展，闽东畲族的民间工艺正迎来新的繁荣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畲族的银器制作，2011年，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代表——“珍华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福安“珍华堂”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是宁德市首个畲族文化产业的驰名商标。畲族服饰、刺绣、编织、银饰等民间工艺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工艺品，成为闽东畲族的标志性物品。现代传媒的宣传报道，加强了外界对闽东畲族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促进了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间工艺借助这一契机，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四、结语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2
从广义上角度而言，传媒行业可以分为移动媒体、传媒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如果将其进行细分传统媒体还可分成电影、书籍、报纸、电视、广播等；而网络媒体以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为主；移动媒体则以微博、手机终端、PAD终端等多元化的形式划分。
二、数字技术视域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一）数字产品较少
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国家在发展国家经济时都将“文化创意立国”作为基础。如果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这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数传媒业都还延续着传统而单一的媒体形态，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媒体时代还未真正的到来。例如我国电视、广播、网络、卫星等数字媒体技术并未实现全面的融合，虽然目前已经逐步实现了报网融合，但是其形式也是“新瓶装旧酒”经常出现传播信息重复，未实现全媒体传播的情况。
（二）市场相对不成熟
由于我国国民思想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看待文化传媒产业时经常有偏见，加之我国传媒文化消费并未成为居民的自觉消费项目，这些情况都造成传媒文化市场不成熟。目前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还是以吃、穿、用为主，对传媒文化产品的消费热情低，这就对传媒文化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缺乏原创，数字资源不足
每个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形式看，许多在国内大受欢迎的传媒文化产品都是模仿、引进或者抄袭国外的结果，例如电视栏目《中国达人秀》，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等。这使我国传媒产业出现缺乏创意的问题，并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品的一大缺陷。
（四）缺乏品牌效应
品牌对于传媒产业文化来说是品质和实力的象征，随着传媒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定位不明确、品牌塑造能力差，这不仅影响了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进程，而且使我国传媒产业失去了市场的保障。
（五）科技含量低下
传媒产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论是移动传媒、传统传媒或者网络传媒都需要在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受到推动，而就我国目前传媒产业现状来看，传媒产业的基础设施不够齐全，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以及技术升级方面由于科技含量较低受到了限制，提高我国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
三、数字技术视阈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之突破
（一）加强数字产品开发
要想使我国传媒产业中数字产品得到开发，首先应当改善传统单一的媒体形式，将电影、卫星、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度的结合，从而搭建出信息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共享以及资源的相互配置；其次，我国传媒文化产业领域应当认识到数字技术是推动传媒文化产业的根本，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丰富传媒产业中的数字技术形态，并且拓宽数字技术的使用渠道，从而在总体规模上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力度。
（二）积极进行变革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传媒产业市场消费不成熟的情况，需要将旧的传媒产业体制进行改革，提倡并发展全新的传媒产业发展体制非常关键。例如传媒产业下报纸一般有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构成，我国非时政类报纸经常由于未触及时政而得不到宣传和推广。面对这种情况就应当转变其管理体制，加大非时政类报纸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从而改变传统的市场格局，使市场消费的整体理念得到转变，最终达到由“生存型、温饱型”市场向着“精神型、文化型”市场前进。
（三）加强创新
传媒产业走向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传播国家的传统文化，我国作为拥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国家，在进行传媒产业创新时，可以将我国优秀的传统元素以及深厚的文化资源融入到传媒创作之中。例如将美国传媒产业作为借鉴，美国在制作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时就将我国的民间故事以及国宝充分利用在其中，我国在开发新的传媒产品时也可以大量的发掘我国这些传统的文化，使传媒产业作品得到充实，也使我国文化得到传播和发扬。
（四）构建品牌效应
随着传媒产品不断丰富，首先应当重视传媒产品的品牌效应，明确开发出的传媒品牌在整个市场中的定位；其次，应当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不断提高传媒产品的技术水平，打造出品质一流、技术一流、形象一流的传媒产业产品；最后，以一流的产品作为基础在市场范围内为品牌塑造并且开拓出全新的市场，使我国的传媒产业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席之地。
（五）强化网络生产，提升科技含量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要想突破其科技含量低的困境，首先应当在网络媒体以及移动平台方面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传媒产业提供一个坚实的科技发展平台，使传媒产业也能走向科技产业化之路。
四、结束语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3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4
在英美文学翻译中呈现明显的一边倒文化倾向的同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文化中的西化起着显著的制衡作用，在英美文学翻译中对于中国本土民族传统化的传承，对于翻译上“中国化”风格的追求，一直都是英美文学翻译家为之奋斗的事业。就在白话文兴起之前，在英美文学翻译中就一定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各种传统的表达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外来文学就范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在英美文学翻译著作中，也逐渐地呈现出文化归化的端倪，例如，我国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学者陆志伟，在其翻译华兹华斯名著《贫二行》之时，大量地使用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七言歌体行体形式，不仅在表达形式更在主题反映上体现出了深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特色。通过对陆译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本国文化传统在英美文学翻译中的再生，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英美文学译介带有明显的文化建构动机，现就以《学衡》中所刊登的华兹华斯一诗为例，深入探讨英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承与发展。
华兹华斯诗歌翻译
《学衡》作为我国早期著名的刊物，其办刊宗旨就是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因而在1925年首次刊登了贺麟对华兹华斯《露西组诗》第二首的翻译著作。现就华兹华斯《露西组诗》第二首原作与贺麟译文部分摘抄如下。Shedweltamongtheun-troddenways/BesidethespringsofDove．．．Butsheisinhergrave，and，ohThedifferencetome!贺麟对其的翻译是:佳人处僻地。佳人处僻地，地在鹄泉旁……谒冢吊芳魂，彼我隔渺茫。通过对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贺先生在译文中对原作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作了很大的改动，在将其舍弃之余，还将其巧妙地转化成汉语古诗的语句形式。
与此同时，在原著中华兹华斯在其表达上追求精确，对主语、介词等不可缺少的语言表达因素，在译文中贺先生则通过汉语古诗的方式将其省略。例如，“紫罗依苔石，艳姿半潜匿”，贺先生用汉语动词“依”换去英语介词“by”，并将“fromtheeye”隐去，让紫罗兰成为“半潜匿”的主动者，这是用中国文学的语言思维模式来规划英美文学语言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同时也凸显出英美文学翻译中对原文文本形式的归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文本土化民族气息与文化精神的形成。
英美文学翻译的文化归化
译者对诗的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规划比形式层面更值得我们研究。《露西组诗》是华兹华斯借“露西”来抒发他的幻灭感的著作。《学衡》中曾有记载，诗人认为“露西”的美没人赏爱，她的离去却又令他感到幻灭，影射出诗人独自欣赏的心境。借女性抒感的作品，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的《楚辞》，“佳人不偶”和“士不遇”，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特有的社会政治环境。男女之间的怨尤与自恋成为他们的话语方式。以此寄托对理想世界的执著，进而使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佳人”具备了特殊的文化传承功能，并通过后人的传承，形成了我们的阅读模式。诗人在描写女性的绝色而无人欣赏之时，促使我们想起了佳人们的人生境遇。当译者重新诠释原作时，本土文化就把原作给归化了。《露西》的译诗中，译者以“佳人”指代“露西”，这是建立在原作基础之上的，是译者以中国的阅读模式进行翻译的结果。因此，译作就呈现了与原诗不同的风格，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的文化风格。这反而使我们与英美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似乎又拉近了与本国文化的距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翻译已经不是常规的文学翻译，而是把翻译归入了目的语文学的范畴。
这就是为什么在译诗中会出现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意象。如“佳人在空谷”，我们就很难看出这是译作。这是因为译者在翻译时既保持了原诗的意蕴，还进行了一定的转换，或直接加入中国传统诗歌中一些特有的词汇。例如，同样描写女性，“露西”与“佳人”不可同日而语;“佳人在空谷”其中的“空谷”是我们读者更为熟悉的场景。再如译诗中的“俗眼”“”等，这些都体现出了浓浓的中国文化情调。因此，这些词语符号所能传递的信息已大大超出原诗的范围，译者通过翻译，既摒弃了一些英美文化符号，但与此同时又结合了中国丰厚的文化，使传统价值得以重构。因而，我们可以说《学衡》所刊载的这几首诗说明了在英美文学翻译中，既对英美文学进行了归化，同时也传承着本国的传统文化。但这一切也要视译者所持的文化理念所决定。
英美文学翻译的文化传承
《学衡》的诸位译者以文化归化的意识进行英美文学翻译。这正如吴宓所言:翻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用新的材料去练习旧学中的格律的最好的练习场所。近年来，我们翻译英美文学的作品不少，然而却多用白话文与英语中的标点符号，使读者顿感厌烦。同时，他还指出，要想使原文的意趣与本国文章相似，就必须反复诵读直至背诵，才能开始翻译。这就是《学衡》杂志的翻译总纲，也是众多译者的实践宗旨。
学衡派的翻译宗旨与他们所持的文化理念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所持的“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的思想，更倾向于以古希腊的思想来探寻普遍的、永恒的人文价值。这得益于白璧德的思想影响。白璧德与《学衡》同仁力主纠正对西方文化的过度推崇，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供有力的依据。然而，他们努力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接纳，反招多方斥责。这正如“佳人”的形象无法与新文化相融合一样，似乎昭示着不合时宜的意味。莫非译者借“佳人”预示他们与主流思想的对抗，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直到现在，我们才重新审视它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客观地说，学衡派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借文化归化追认普世价值，这容易与现代文学精神相背离。而且用文言文来翻译英美诗歌，则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复古派的风格。实际上学衡派也并不是不能容忍白话文，他们是反对新文化对文言文的弃之不顾。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语言乃是一国传统文化之载体。他们并不是要增加现代人的阅读障碍，而是希望文言文能够传承中国的文化。在中西方语言的盛行，使保存文言文无异于保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时，学衡派提倡文言文，有一定的意义。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5
不同地区具有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地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优秀的地域文化需要我们去弘扬和传承。芦墟山歌、同里宣卷、太湖渔歌、木偶昆曲、赞神歌等吴歌形式在鲈乡大地展现了无穷魅力。一首首吴歌传唱着一个个优美动人的故事和传说，为人们带来了大自然赋予的声音。他们传唱的是自己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情感寄寓和生活感悟，寄托了歌手和民众对生活的一种理想和希望，展现出一种原汁原味的动人魅力。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吴江电台）采制的《芦墟山歌韵味长悠悠一曲“五姑娘”》《姚五宝与木偶昆曲》《同里宣卷古韵悠悠》《千年“赞神歌”》《李记阿婆茶》《太湖渔歌传千年》等专题节目，都取材于吴江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本土资源，收到了良好的播出效果。
二、发挥广播优势，提升文化品位
无论何时，听众都不会仅仅满足于速食文化，他们需要更深刻的、多层次的、有厚度的文化。地方广播媒体要充分发挥广播媒介的传播特点和优势，向听众推介优秀的文化成果，把优秀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歌、曲艺、音乐等都很适合在广播中传播，可以通过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表达特点，给听众留下悬念、产生神秘感。通过主持人的描述、传承人的现场演唱和交流，唤起听众丰富的想象，达到听到的比看到的更美的效果。吴江电台专门开设了30分钟的《鲈乡采风》专题节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域文化为主，用优雅精炼的语言，创造美妙的意境愉悦听众；用激情澎湃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感染听众，吸引听众。对一些“非遗”项目，比如震泽黑豆腐干、熏豆茶、待帝茶、平望辣油和辣酱等制作技艺，铜罗黄酒酿造技艺，苏南花烛和蚕丝被等传统制作技艺，我们则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它的起源、制作方式、吃法等娓娓道来，同时把制作过程的照片上传到微信、微博上，让听众分享和参与互动，和网友们一起交流品尝的滋味、制作时的感受和心得。通过传统与现代对接，使广播节目内容的通俗性和趣味性更加突出，提升了节目的文化品位。
三、拓展传播平台，丰富节目形式
网络的兴起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广播媒体要与新媒体不断融合，拓展传播平台，通过全方位参与、立体式的传播，扩大本土文化资源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通过微信、微博、QQ群、短信平台、热线电话等互动方式传播、分享优秀传统文化。网友通过“点赞”“转发”“评论”参与传播。这样的互动，更多元、更草根、更自然，影响力也会进一步增大。当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贴近百姓，带着温度，生动活泼，才能入脑、入耳、入心。因此，地方广播媒体要坚守主流媒体的责任和使命，将传统文化置于现代生活的背景之下，寻找新的表现形式，以时尚、鲜活的形态，增加听众的想象空间，形成特有的吸引力，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比如：在每天直播节目中，采取“猜猜猜，大家一起来猜谜”“成语接龙”“脑筋急转弯”等形式，设置悬念，让听众和网友在轻松愉快的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用讲故事、广播短剧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和文明礼仪小故事。通过对历史典故绘声绘色的描述，激发听众的想象力，在听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策划节目的过程中，要精心打磨选题、内容、结构、包装等节目要素，充分运用好广播的表现手法，提高节目的吸引力、感染力。在吴江电台采制的“非遗”系列广播专题节目中，有的是通过体验式的采访，以轻松自然的方式诠释传统文化的内涵，听起来轻松时尚、生动鲜活；有的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述离奇曲折的情节、形象生动的人物、惊心动魄的故事；有的则用特殊的音响、画外音，不断设置悬念和疑问。丰富多彩的形式增强了传播的效果和感染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量身订制节目内容
近年来，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因此，广播媒体要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各个阶层的听众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青少年的成长发展道路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媒体是青少年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他们的爱好、兴趣和发展方向深受媒体的影响。因此，广播节目要用健康的社会审美意识和民族传统文化去熏陶青少年，引导他们感受、欣赏和追求真善美。针对少年儿童特点，吴江电台专门开设了《江村娃经典诵读》专栏，采用小学生参与领读、对读、分组读、分角色读、比赛读等方法，让他们声情并茂地朗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中国古代蒙学读本中流传广泛、影响久远的经典之作。同时每逢各大传统节日，让小学生们走进电台，专门诵读符合时节的古诗文和现代诗词，并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解析，让孩子们从中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更好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吴江电台还在少儿栏目《七色花》中专门设置了“才艺PK台”，从越剧、黄梅戏、京剧、评弹、沪剧、昆曲，到芦墟山歌、同里宣卷、相声、小品；从讲故事、说笑话、诗朗诵、乐器演奏到“主持秀”“导游秀”，一个个精彩的表演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的多才多艺和乐观、自信，体现出广播节目“品德培育、行为引导、文艺熏陶”的功能，收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吴江电台还以“文明礼仪，与我同行”为主题，以“八礼四仪”为重点，以各类实践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礼仪、知礼仪、行礼仪，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实践者、示范者，努力成为品德高尚、富有理想、文明有礼、快乐健康、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吴江人。针对中老年人有较多的休闲时间和爱好曲艺等特点，吴江电台专门设置了《梨园大舞台》《露一手》等中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艺板块，每期都会精选一些名家名段供大家欣赏，并邀请中老年朋友走进电台《露一手》，哼哼唱唱喜爱的经典老歌、熟悉的戏曲唱段，展示自己的才艺和风采，进一步增强了节目的贴近性和可听性，拉近了与中老年听众的距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在吴江安家落户。外来人口移居吴江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家乡的文化，给吴江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产生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吴江文化。新吴江人要“快乐地居住和生活在吴江”，必须有一个“文化融入”的过程，这也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针对外来务工者群体，吴江电台以“我们的节日”为主线，每到传统节日，邀请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子女走进电台直播室或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介绍他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比如在2014年年初的开学报道中，吴江电台请各小学的外来务工子女来说说家乡过年的习俗。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会舞龙舞狮，十分的热闹”，有的说“我们那边的小吃，有枕头馍、芝麻糕什么的”，还有的说“我们过年的方式就是祭拜祖先，最重要的是杀鸡杀鸭。鸡头鸭头都是动物身上最重要的部分，一定要让长辈吃”，等等。通过孩子们的童言童语，反映了各个地方过春节不同的风俗习惯，折射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五、结语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6
二人转作为民间文化的历时性考察
民间自发的原初性。作为流行于东北三省的地方戏曲剧种，二人转的形成追溯至今逾200年历史，至上世纪80年代，民间自发演出团体近80个，“取之于民”使二人转素有“农民戏”之称。它以农民自有的方式形成了对生活的娱乐化思考，满足过着相似生活、有着一致趣味的群体需求。二人转以“作者式文本”的方式呈现，创作者既创作出作品，又是作品的欣赏者，在接受的同时又去重新书写文本，并从中创造意义。二人转的精神内核正在于此。
二人转原初性的另一表现是，言语粗俗、插科打诨等构成了它的主要表意方式，并以满足人的原始欲望为主要动机。例如，二人转选段《皇亲梦》中：
“那潘小姐遇上色狼了，这可坏事啦。”
“没事，别看刘总管眼珠子焦绿，浑身充满了，可对潘小姐来说，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为啥呀?”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即使有作案心理，可是他没有作案工具。”
它是区域群体精神享乐的工具，这种文化气质注定是平庸、低俗而轻松的。
非商业化的传播方式。相对于大众文化的“非本真性”，民间文化表现出了独有的本真性。如同民歌、曲艺等民间文化样式，二人转也是群体表达自己情绪、希望和想象的手段。大车店、秧歌会、屯场等群体性娱乐地点构成了二人转主要表演场所。在“唱屯场”中，场院、炕头十几人围坐一堆，二人转登场表演。制造元素、追求利润尚未成为这种文化行为的主要意图。二人转的小众传播使其发展受到了在地性限制。
大众传媒对二人转的重塑：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意义
传媒关注：二人转突破在地性限制。在不同文化交织成的文化圈围中，当民间文化的传播环境从有机社会转为组织化社会时，它必将成为大众媒介的“新宠”，并按照大众文化的模式满足公众娱乐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文化的沉默与崛起，区别在于其创造者是否借助大众媒介带动受众注意力的转移和集中。1990年，赵本山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携小品《相亲》亮相春晚。大众媒介的关注使二人转突破了在地性限制，具备了公众集体创造的大众文化雏形。
可以看到，《相亲》及此后的赵氏小品，其表现方式皆脱胎于二人转样式：农村题材及人物角色+工整对仗的台词+杂技类绝活表演，中间用类似相声的段子相启承，二人转选择了以小品的方式被公众认知和接受。
传媒重塑：二人转的文化转型。市场经济作为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被确立后，大众文化的规模生产具备了合理性依据。赵氏小品应潮流展开的系列创作开始成为一种高度参与的文化形式。它契合了中国9亿农民的娱乐需求，亲和力、土根性使大众从文本中寻找与自我生活的关联，接受属于自我的意义与快乐，这为二人转的大众文化转型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受众基础。
作为当时小品唯一的传播媒介，电视带有明显的大众文化倾向，因此，它所呈现的内容充满了迎合大众的预谋炮制色彩。这使得赵氏小品在连续十几年的春晚中收视率居高不下，拥有了独特的大众文化话语权。
传媒营销：作为文化商品的批量复制。二人转在衍变为赵氏小品的同时，也带动了一批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热播。受众从中找到了相似的演员、语言、道具。《刘老根》、《马大帅》，接二连三的续集，文化商品以不同的表现形式、相同的生产手段“被迅速而大量地拷贝，使得自身成为无穷无尽的复印件，从而成为批量制作、批量生产但又脍炙人口的艺术快餐”。
传媒显示出制造神话的巨大功能。巧合的是，电视剧成为传播二人转的主要形式；不同的是，电视剧已成为大众文化的典范，使二人转被不自觉地纳入意识形态范畴。
二人转“主动参与”大众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
在意识形态规范内，这股源于二人转的文化热潮使全体民众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娱乐狂欢，同时，也实现了二人转从窄众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转变。
如今，二人转已转战华北、华中、华东近半个中国。二人转被广为接受，关键在于二人转在不失母体、不失大俗的同时，被全方位地进行了创作整理：不被文化主流认可的元素已不复存在，演员除了在着装上保留二人转的原初态外，其表演主题、动作、道具都符合文化主流的框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二人转借鉴了大众文化模式，在既有意识形态指设内调整传播策略，靠近文化主流，在多元文化圈围内逐渐被认可。
思考民间文化在大众媒介环境下的未来发展之路
作为民间文化的典范，二人转的转型取得了成功，也为我国其他民间文化的未来之路提供了诸多启示。但这只是某种层面的借鉴，文化的特质性决定了各自文化发展之路的特殊未来。
大众媒介时代，同类文化之间，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之间，皆不可简单地被认为是“对立”抑或“合谋”，而是呈现出复杂的交织状。民间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身传播方式和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化策略，在保留民俗性的同时，积极地将自身纳入大的文化语境中，不是在寂静中陨落，而是在沉默中爆发。
参考文献：
1.孙逊：《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3.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
4.孙爱军：《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维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