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研究范例

一、孔子“诗教”理论与诗学研究   广义的诗教指以孔子为主导的儒家学派进行的评诗、论诗，即结合各时代所赋予的特定人文环境而作出自己的评述，继而达到广为传播、教育后人的目的。汉代《毛诗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著作大都沿袭了孔子的诗论。诗教是一个历史概念，其着眼点和文本含义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更新的。例如，春秋时期四教为诗教之重，而秦汉之际“温柔敦厚”成为诗教的核心理论。撇开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范而不校”的政治心理服务功能，孔子诗教理论中含蓄、委婉的文字表述和艺术审美追求是几经传承、历久弥新的。孔子的“兴”“观”“群”“怨”从文学接受和研读的角度，系统、综合地总结和阐发了诗歌的特质，极其自然地牵涉到汉语言文学“艺术—审美”的特性，其中贯穿辩证的思维智慧和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诗歌中汉语言文字提供了方向和典范，也引导着中国诗学的研究和发展。   二、“诗教”理论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一)引领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方向———思想性、艺术性并重   孔子在开创“诗教”先河之始，首要工作是进行诗歌教材的选择和编写，最后成就了著名的《诗三百》，可谓“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诗经》的思想性在于完全排他的儒家礼教思想，即“取可施于礼义，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与“思无邪”。孔子认为，高度评价意义中的诗在思想性方面应思想纯正、感情真实，使读者感同身受。这种“取可施于礼义”的选诗方法目的在于使儒家义理深入人心，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因此，伦理纲常和名教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诗词的重要内容，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时应立足其儒家思想的受感染度，探究其丰厚的人文精神。   《诗经》的艺术性则表现在诗歌所具备的典范表现形式和集合感染力上，是被“诗教”理论奉为经典的诗学教典。《诗经》是中国古代口头文书向书写文书转变的第一部诗集，毋庸置疑，它吸收了中国民歌的优良品性，加上必要的艺术加工，提炼成最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它与乐曲密不可分，蕴涵和谐的韵律和灵活多变的音调交替，读时朗朗上口、重章叠韵、铿锵悦耳，是艺术性极高的优美抒情诗。   我们在当代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对诗歌语言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继承这一考量标准，树立思想性艺术性并重的评价体系。避免片面地强调“思想好”，而将一些语言幼稚或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捧上文学研究的高位。好的文学作品应具备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和民族文化传承的思想使命，也应像《诗经》一样具有经典的文字艺术和语言魅力。   (二)点播汉语言文学的研究精髓———古典诗歌的意境生成   明代文学家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中有言:“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可见，中国古典诗歌历来十分重视意境的创造，意境之说一直是诗论家们孜孜不倦的审美话题。   传统的诗歌语言研究大多着眼于汉字起源、文本意思、仄平音调以及诗歌创作背景和作者中心思想，反而忽视了读者最直观感受到的意境之美。探究、评断诗文的意境高下，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难题，笔者认为，可参考童庆炳先生的综合见解，大致归纳为六种言说:“境生象外说”“情景交融说”“诗画一体说”“哲学意蕴说”“生气远出说”以及“对话交流说”。情与景是诗歌意境生成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元素。诗歌意境的核心内涵恰恰是“情”与“景”“虚”与“实”的相生相系，可以说情景交融是诗歌意境的表现特征，虚实相生是诗歌意境的结构特征。   分析、研究、评论一首诗时，如果其单纯言情而不借助任何景物抒发，便显得直白浅露;若只专注于描摹景物而忽视真情实感，又会显得辞藻堆砌。   用沈雄《古今词话》中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情与景的精髓———“单情则露，独景则滞”。可见，有情无景或有景无情的诗作都不能算佳品，缺乏较高的艺术生命。然而，一首诗写了情、写了景，也未必就能产生意境，成为上上之作。意境的表现特征是心与物、情与景的融会、和谐与统一，这与中国古代阴阳调和的道家思想类似，也是古代诗评家在谈论诗歌品读和创作时的引领思想。《四溟诗话》中言:“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成诗。”《诗格》则曰:“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   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可见情与景达到相兼相惬、相互应和，才能产生耐人寻味的意境，这也是我们评论诗文作品的精髓所在。   (三)提升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层次———传承中华文化魅力   以诗教的经典《诗经》为例，研究文学作品的文化魅力可从有形的文字角度入手。《周礼》有言:“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可见“六义”的文字溯源是研究诗文的根本出发点，从中我们可以探究到中国农耕文明所赋予我们祖先特殊的礼物———神话和宗教的精神支撑。   文学来源于生活，《诗经》的文字充满了自然朴素的民歌风貌和农耕实践的“经验”，其文本蕴涵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也是作品被奉为经典、大加推崇的重要因素。诗文中内容丰富，婚恋、丧葬、民俗等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唱响了各阶层人民的心声，其“民本”思想不言而喻。黑格尔认为:“史诗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整体表现，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笔者认为，《诗经》就是这样一座蕴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艺术宝库，其中的每一首诗都刻画了当时社会某一侧面的真实风貌，参观者可以看到各色人物生动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活动。因此，当代学者对汉语言文化的研究，可以文本文字为契机，却不拘泥于有形的表述和描写，进一步升华层次，着眼于文学作品的文化传承功能和价值。#p#分页标题#e#   三、文学研究中“经典”的认定类型与文化价值   (一)文学经典的认定角度   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对文学经典的研讨。它作为文学创作与评判的标准范本，是构建文学研究和评论体系的基准，除此之外，通过对大量经典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掘文学史的事实，梳理文学历史的演变过程，探究整个汉语言文学研究的认识、阐释和评价的焦点。总而言之，对经典著作本身进行辨析和思考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认定经典，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第一，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一个作品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中，它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能产生了影响一个时期的效果，以至于后来者不能完全避开它的存在来言述当时的文学事实，即经典在当时起到引领创作潮流的作用。   第二，在今天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个“今天”是变化的、能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迁的。   在当时不一定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很可能在后来成为文学经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篇，在当时属于文学的边缘文体，而如今却炙手可热。又如陶渊明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晋代显得不合时宜，其后却深受推崇。   第三，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某些作品因其巨大的文学价值而获得了文学史的里程碑意义，具有某种超越具体时代的开创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例如胡适创作的《尝试集》，开创了中国新诗的风格和局面，对后来的文学影响深远。   经典之作，究其最初成因可能不尽相同，创作背景、思想艺术特色也可能各有轩轾，但它们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经典之作一定包含一种可以超越具体时代背景而覆盖到后代的超时性，超越具体描写内容和主题，涵盖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普遍意义。   (二)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的文化价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也比较独特。经典作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在民族历史中代代相传，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也对各个时代成员的思想观念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今天这个西方思潮盛行的消费社会里，更需要重提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经典的研究和解读能够维护人类的纯真、完美和进步，带来灵性、激情和希望，促进人类深层心理、精神结构和积极人性的发展与完善。

作者：向彪 单位：湖南怀化学院

本文所谓地方本科高校，是指一般布局于区域中心城市，以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的高等院校。这类学校大多是近年来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升格或与其它院校合并而成的普通本科院校。在升本或与其它院校合并以前，这类学校大多以培养中小学教师为宗旨，因而，在课程设置上偏重于教育理论、师范素质与技能培养类课程。升本或与其它院校合并以后，这类学校一部分升格为师范学院，而大部分转型为综合性本科院校。近年来，这类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流向呈现出新的趋势，作为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与人才成长载体的课程体系也应顺时而变，以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人才市场的新要求。

一、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流向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高校的扩招，地方本科高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趋向，已经由过去的以教育领域为主衍变为多元化趋势。以下是笔者对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最近三年毕业流向的个案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各类学校、党政机关、新闻传媒、其它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已经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普遍的就业领域，其中，主要就业领域也已经由过去的教育领域扩展为教育和厂矿企业两个领域，直接进入党政机关以及其它事业单位的比例也在升高。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这种就业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其它地方本科高校中。以下是笔者对吉首大学、湖南科技学院、湘南学院、邵阳学院4所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最近三年毕业流向的综合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教育行业、党政机关、新闻传媒、文化出版、厂矿企业已经成为4所省内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的就业场域，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国家公务员、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企业管理、公司文员、广告宣传、市场营销、旅游导游以及自主创业已经成为该专业毕业学生普遍的职业选择。

总体趋向与我校大体相同。国内其它地方性普通高校的情形也应该大同小异。这说明，就业流向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流向的基本趋势。随着汉语言文学专业招生人数的进一步扩大、我国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国家对中小学教师需求的减少，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流向的多元化趋势必将继续增强。因此，传统的淡化就业指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综合型设计，已经不能适应该专业学生就业流向的多元化趋势及其职业素养与技能要求。因此，探索并建构新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元化就业趋势及其职业素养要求相适应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摆在地方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者面前的紧迫课题。二、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主要方向笔者认为，要建构新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元化就业趋势及其职业素养要求相适应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设置若干个与人才市场需求对接度高的专业方向

要提高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才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首先要做的是在建构课程体系时，设置两至三个专业方向。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应用面十分广泛的专业，可以析分衍生出来的专业方向很多，诸如语文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育）、文秘（包括涉外文秘、中英文秘、商务文秘）、新闻传播、编辑出版、比较文学、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文化、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管理等都是可供选择的专业方向设计。根据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其人才市场需求，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案不失为带有普适性的专业方向组合方案：

作者：谭为宜 单位：广西宜州河池学院

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文学社团的建设向来受到师范类院校或含有人文社科类学科专业的综合院校的重视，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理工科大学也不例外(清华大学的文学社团就具有良好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毋庸置疑，文学社团相对于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意义，也仅仅停留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发展学生个好的校园文化建设和写作课程教学的课余延展。研究者的目光，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和拓展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空间的功能意义上。能否再前进一步呢?能否将文学社团的建设作为教学资源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呢?笔者以为，文学社团的专业特性和学科特性———语言与文学的两个元素，已注定了它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天然的联系，换言之，它作为教学资源的身份是确定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将其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对应起来，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一、文学社团建设与汉语言专业建设结合的可能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中国大学史上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出现于19世纪末，主要培养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基本训练，可以从事教学、科研、应用写作和与运用语言文字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改革开放前，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都是从事中学语文教师工作，只有少数从事其他相关工作。而改革开放后，随着转型期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经济、文化、教育的多元;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社会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期待也在发生变化，就业方向也从单一走向多元，教师职业的就业比例逐步缩小，有更多的毕业生选择了文秘、公务员、记者、编辑等职业，这就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提出了一个与现实需求相适应的课题。于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范方向、戏剧影视文学方向、文秘方向、新闻方向等也应运而生。在“一专业多方向”的教改中，一般高校都是在固有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骨干课程(汉语课程群、文学课程群、文学理论课程群、写作课程群)外，增加一些相关专业的课程(师范方向则基本保留原来的课程;戏剧影视文学方向则增加编剧基础、影视文学创作、国别电影研究、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专业英语等课程;文秘方向则增加秘书学、秘书写作、管理学、档案学等文秘专业课程;新闻方向则增加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写作、新闻评论、广播电视技术基础等课程)。不难看出，这些专业改造的特设课程其实均与语言文字的运用和文学素养的培养有关，这就为文学社团的建设打开了另一扇门。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对文学社团的进一步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科技的进步，文学社团刻蜡板、印油墨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不少文学社团的装备已经十分现代化。以河池学院“堆云文学社”为例，不仅期刊版面不断增加，社团还拥有了办公自动化设备和排版软件，学生在文学社团里不仅仅专注于文学创作，还要进行约稿、采风、交流等公关活动和社会活动，可以学会刊物版面的设计，进行排版、“发行”的实践。当我们把文学社团的建设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结合起来时，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那就是文学社团的建设不再仅仅是文化活动，它还是教学活动。这样，就改变了过去的师生互动关系，过去仅仅是对文学感兴趣的教师对文学社团进行课余指导，这种指导是随机的、短线的、个人行为的;而改变后的互动关系是纳入教学计划的、恒久的、专业建设性的。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视阈下文学社团建设探析

专业建设是高等院校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是高等学校教学建设的核心，是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关键，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质量、整体竞争能力。当前教学资源的开发仍是专业建设向前迈进的瓶颈之一，而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作为师生长期关注的文学社团，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重要的教学资源。下面从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优化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以及推动社科研究等方面阐述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视阈下的文学社团建设。

(一)建设文学社团，加强高校人才的培养。文学社团是培养文学写作人才的摇篮，但这并不是它的存在意义的全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进入文学社团的学生并不全都希望成为作家，不少是以提高写作能力，或提高文学修养，或学习刊物的编辑工作，或提高交际能力、组织能力为目的的。在文学社团中，不仅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新闻学专业(并非指新闻方向，下同)、文秘专业甚至还有理工科的学生，因为文学社团的活动内容，正满足了这些学生加入社团的不同需求，这些需求往往是提高个人的人文素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切实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上，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文学创作以艺术创造为要旨，需要的正是创新思维、形象思维和对社会人生的正确反映。艺术的创造力无疑也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它的“润物无声”不仅充实了学生的校园生活，而且使学生终身受益。得益于校园社团文化孕育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东西、凡一平曾多次深情地回顾和赞美了大学文学社团对于他们成长的影响。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提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时，强调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文学艺术的欣赏性、趣味性和愉悦性吸引着学生加入文学社团，在社团中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文学社团具有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的功能，在社团中可以自由地实践和创造，独立思考的成就感滋养了学生勇于创新的自信，这就从能力培养和精神塑造两个层面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例。潘懋元教授在谈到应用型人才培养时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必须突出应用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方面有所突破，形成特色和品牌，不盲目追求高、大、全，及时增设市场急需的应用性专业，以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1］无疑，文学社团的建设与专业建设的结合，不仅可以创建专业的特色与品牌，更重要的是，它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使它直接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应用型人才的实现和终极检验在职场，高校培养的人才最后将走上职场，“在尊重职业知识的特殊性和特殊价值的基础上将职业知识合理地纳入课程实践中，根据市场需求的数量和需求的结构要求，及时回应职业场所的变革要求，将培养大学毕业生将来的职业适应能力作为大学生发展的重要目标”［2］。文学社团的建设过程，不仅满足了学生的课余兴趣爱好，重要的是学生积累了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编辑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等未来的职业能力。#p#分页标题#e#

第一篇：非计算机专业多媒体技术课程教学

摘要：

多媒体技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多媒体的熟练应用已然成为当代大学生必备的素质。结合目前高校中非计算机专业多媒体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有效地开展教学进行了探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

非计算机专业；多媒体；多媒体技术；教学

0引言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如网页制作、远程教育、视频点播、影视特效等。各高校为使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能更好的适应社会，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普遍开设了多媒体技术这门课程。多媒体技术课程是以研究多媒体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保存及多媒体作品制作等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一门应用型课程，其注重学生掌握多媒体技术及应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强调实际技能和综合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多媒体实际应用问题[1]。多媒体技术涉及的学科领域广、内容繁杂，而且其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对于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而言，计算机相关知识普遍比较薄弱。以作者教学经历为例，作者在学校中主要负责文科类新闻学专业和经管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多媒体技术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学专业，其本身就是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一门学科，多媒体技术在其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代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对文字进行雕琢，还要学会对采集的图片、视频、音频等素材进行处理，使报道图文并茂、音形兼备，这些都离不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亦是如此，其更加与多媒体的应用息息相关，信息分类、信息整合、信息处理都与多媒体的应用紧密相连。总的来说，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对非计算机专业学生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现在的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所以本文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了探索。本文论述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多媒体技术对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陈述了目前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最后，对多媒体技术课程教学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作者：郭昭第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不仅关系着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复兴中国汉语文化的伟大使命。虽然高师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尤其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这些高师承担着比重点大学更加突出的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任务，所以高师课程体系的改革必须充分体现学生就业制度的变化，科学研究和学科专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人类全面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承担着全球化时代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实现中国汉语言文化伟大复兴的特殊历史使命。所以加强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公共课课程体系改革：教育目标的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

教育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培养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而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和谐人格的人。爱因斯坦指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1]37马克思将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知觉、情绪，看成人类成为和谐的完美的圆满的人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活动只是为了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甚至私有财产，而这种导致私有财产的劳动常常存在强迫性，甚至是以摧残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为代价的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不但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反而使其愈加严重地受到物质利益的压迫，日益成为片面发展的单面人或者单向度的人，甚至成为占有私有财产的机器和商品消费的奴隶。虽然人的解放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设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误读甚至曲解。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私有财产的时代，人类是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所以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只是完成了人类解放的初步工作，并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至多是获得了初步解放；其次，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仅仅体现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层面，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完美的人的标志。所以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仅仅是有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因而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目标，而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但是许多人将其理解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曲解。因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所谓全面发展是指人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乃至成为“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人”，也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等个体的一切器官获得全面发展的人。[2]19而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仅仅是人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人类真正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具有和谐人格的人的标志。

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的转型，高师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必须调整现有繁杂、臃肿、僵化、刻板、低效的公共课体系。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是和谐教育，而不是愈来愈专业化、学科化的专业教育，但是在长期以来高师教育之中，专业教育却愈来愈受到强化。有些高师仍然坚守专业教育的观念，甚至将任何压缩专业课程，增加公共课程的课程体系改革看成是舍本逐末；虽然也有些高师开始仿效重点高师的做法，增加一些公共课程，但是限于师资尤其认识的局限，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类公共课程在和谐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明显存在随意、凌乱、缺乏系统设计和规划的缺憾，甚至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教育损失，虽然实现了淡化专业，削弱专业的效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和谐教育转型的更加神圣的教育使命。一些高师虽然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了一定关乎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培养的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但是并不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性质，常常是专业选修课的变种和移位，不仅没有突破狭隘的专业学科疆域和界限，反而加强了学科堡垒；有些则只是诸如果树栽培、围棋技巧之类更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并不能够真正起到拓宽专业知识视野、打破专业学科疆域，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人文素质乃至综合素质，乃至培养和谐人格的目的。

公共课的设计和建设，既要高屋建瓴，充分展示学科研究的进展和前沿问题，又要体现一定的学科交叉性、互涉性、兼容性，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趣味性、创造性，力求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教学风格培养学生的学科专业兴趣，促进学生人格的和谐发展，尤其要选拔真正有丰富教育经验和学术造诣的资深教授开设。公共课设计应该以具有学科专业的前沿性、集成性、方法性，甚至跨学科专业和超学科专业性的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科学、合理、完整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人格和谐发展的课程作为公共选修课。不能将专业学科性质十分明显，不能有效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和人格和谐发展的专题研究课程作为公共课。公共课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格的和谐发展。为此，素质类公共课可以包括自然科学素质类、社会科学素质类、人文科学素质类三类，其中每一类涉及学科概论、学科方法论、学科名著导读三个系列。无论学科概论系列，学科方法论系列，还是名著导读系列都不可偏废。如果偏重学科概论系列，忽视名著导读系列，就可能导致诸多先入为主的既成观念和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如果是以不庸置疑的所谓科学原理、法则和规律的姿态出现于学生的头脑之中，就可能严重束缚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创新的精神；反之，如果仅仅重视名著导读，也可能使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形成完整的学科专业观念；而且学科方法论系列，涉及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更不可忽视。

甚至可以开设诸如大学人文精神导论、人文科学导论、国学经典导论之类的课程。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集中在第一、二学年设置，也可以循序渐进，分散设置在四个学年之中。另外，高师公共课课程体系的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教育学、心理学之类的课程，有些甚至为了突出所谓教师教育的特点，而将本来综合的课程细化为诸如新课标解读、案例教学法、考试命题与作业批改、多媒体课件制作之类的专门课程，所有这些内容实际上在语文教学论课程都均有涉猎。至于开设诸如教育哲学、课程设计与评价、有效教学、班级管理、中学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中学学科教学设计、中学生认知与学习等概论类课程，实际上并不比开设诸如中外教育理论名著选读、语文教育名著选读、教育研究方法、中小学语文名师名课之类综合性课程能更为直观便捷、切实有效地达到和谐教育的目标。#p#分页标题#e#

［摘要］

小学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上存在适切性的问题。小学教育专业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在广度方面，角度上要多元，数量上要精简，同时要兼顾古代蒙学与儿童文学内容;在深度方面，要准确透彻;在体例安排方面，宜采用“纵向文学史描绘———横向要点剖析———作品本位”的模式。

［关键词］

小学教育;古代文学;适切性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地方高校面向山区农村创新小学教师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14JGZ139)。

中国古代文学是小学教育专业(下文简称“小教专业”)的主干课程，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其重要性也将愈加凸显。目前，多数高校小教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是借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与体例，略作简缩、调整。其实由于专业的不同，小教专业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在广度、深度与体例安排等方面较汉语言文学专业均应有明显区别。可以说，小教专业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存在适切性问题。对此，本文结合教学中的体会，从三方面略陈管见。

摘要:

独立学院课程教改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高等教育倡导应用型与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社会行业发展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多维能力拓展”教改以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例，以提高文本细读、作品热点与行业现象评析、经典作品诵读评、作品批评与写作能力为目标，推出“文本细读”“我最喜爱的名篇”“经典诵读”“热点透视”“文体写作”等5类能力拓展项目载体，逐步改变教师为中心、理论知识灌输的静态教学，加快构建应用能力导向、师生自主－合作学习结合、课内与课外衔接的动态教改模式，探求新形势下人文类课程教改的新路径。

关键词:

独立学院;中国现代文学;多维能力拓展

随着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注重应用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成为近年教改研究的热点之一，各高校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推出改革措施，在注重基础性、知识性的同时，追求应用性、创新性，努力实现教学目标由素质提高型向技能培养型转变，将课程导向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1］。由于特定的办学定位和发展背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程改革的呼声渐高，在京、沪及浙、苏、赣、晋、吉等地院校取得积极性进展，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应不同于重点院校、一二类院校，文学史课程“更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2］。目前，绍兴市及浙江省内其他独立学院“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正在起步。自2000年学院新立以来，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该课程是一门传统的文学类专业课程，主要面向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新生，开课时间为第一学年01、02学期，采用教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较长时间沿用了母体的理论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从实际情况看，学生对教学内容具有兴趣，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但是，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课程教学模式的针对性、科学性不强，教学模式较为单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仍以传统的教师讲解－学生记忆为主，缺少一套富有科学性、实践性、互动性的教学模式，与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接受、知识结构存在距离。这不仅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而且制约了学生听、说、读、写、感、评等能力的发掘和培养。因此，改进和优化“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模式，增强应用性、创新性、互动性，是本课程教学建设的迫切之需，也是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和行业实践技能的当务之急，有助于完善教学模式，提高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竞争力。

一、课程教改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语境的产物，具有独特的办学定位和灵活的办学体制，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办学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绍兴市等省内外独立学院“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课时、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对象、师资图书等均具特殊性，教材内容知识性和理论性较强，教学课时相对紧张，学生在年龄性格、成长环境、兴趣爱好等方面具有独特代际特征;同时，独立学院教学师资偏少，理论性研究成果比较薄弱。与普通本科高校教改相比，独立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难以继续走理论知识教学、研究性教学的传统路子，更适于在专业技能和社会从业能力培养方面入手，提高教学效果与教育质量。课程本研究有利于独立学院“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错位发展，不能停留于普通高校“会学习、会思考、会表达”［3］的目标，而要寻求课程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路径，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独立学院文学课程的应用型能力培养需注重“广博的文学见识、良好的文化视野、扎实的写作能力”［2］，而非文学研究能力。从生源角度看，现在大学生属于90后群体，富有朝气、思维活跃、参与性强，这一群体具有独特的成长背景和代际特征，深受科技电子产品和网络文化的影响，他们完成高中学习，尚处于大学学习生活的起始阶段，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多属于选段式和截面式，形象思维较强，而理论思维正待发育，并与重点高校生源存在一定差距。为此，传统的“一言堂”“提问”的方式对于他们缺乏吸引力，要注重探求一些具有感召力的独特模式，要打破陈旧的说教方式，体现活泼多样、个性化的风格，同时要浅显易懂，契合学生的接受水平。本课程教学主要面向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学生，开课时间为第一学年的第1学期，主要采取作品讲解，适当插入一些讨论、提问等环节。以实际情况看，学生对教学内容具有一定兴趣，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但是，通过课堂教学、作业、学评教、学生考试成绩和能力表现等方面，本课程的教学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学生阅读的积极性有待提高。他们对作品缺乏直观的了解，对于文学作品、现象较为生疏，而且，学生较大程度上存在依赖教师、依赖教材的倾向，相当数量的同学不能够积极主动地细读文学原著，因而往往把作家、作品相互混淆、张冠李戴，显示出基本功不扎实、专业学习兴趣不强。二是学生未能较好地掌握作品分析的方法与技巧。他们对作品的阅读浅尝辄止，存在对教材生搬硬套的现象，缺少自己的感悟、思考、判断。另外，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较为粗浅，往往停留于读后感的层面，善于“漫谈”“随感”“印象”，而不能对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解读、分析。三是学生专业能力不高。大多学生以上课、考试为目标，专业意识、实践意识不够明确，缺乏专业能力的认识和锻炼，在参与实践项目、发表文章等课外实践方面成果较少，未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综观以上问题，可以从课程特点、教学内容、就业影响等方面探求其因。不容回避的是，课程教学模式的针对性、科学性不强，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传统的专业课程，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学模式较为单一，过于注重人文素养的陶冶和理论知识的学习，仍以传统的个人阅读、以师生“提问—回答”为主，缺少一套富有科学性、实践性、互动性的方式方法，与一年级新生的年龄特点、心理接受、知识结构存在距离。［4］这一症结，不仅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而且制约了学生的能力，使其听、说、读、写、感、评等能力得不到挖掘和培养。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外围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p#分页标题#e#

同年，陈?、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