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学范例

一引言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近几年来财务理论以及企业理论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原因在于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其设置状况是否合理对公司绩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由于特殊的股权设置，形成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主体的结构特征。与其他国家上市公司相比，中国上市公司的最大差别不在于存在控股股东，而是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虽然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已经顺利推进，但仍未改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中国股票市场的主体地位。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国有股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企业绩效的提高分别有着不同的观点。已有的理论文献对于国有股权的作用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掠夺之手”和“帮助之手”(Frye，Shleifer，1997)。本文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PanelData)，借助简化的Tobin’sQ和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公司绩效，主要报告了稳健最小二乘法(RobustOLSRegres-sion)和极大似然面板估计法(MaximumLikelihoodPanelMod-el)的计量检验结果。研究表明，国有参股的公司绩效表现劣于无国有参股公司，国有控股的公司绩效表现劣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政府持股规模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U型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主要从色诺芬数据库中下载了2006至2010年五年数据进行研究。具体分为四个子样本:ROA的国有控股哑变量样本、ROA的国有控股连续变量样本、Q值的国有控股哑变量样本和Q值的国有控股连续变量样本。为了衡量公司的绩效，本文主要采用调整后的Tobin’sQ和ROA。从色诺芬数据库中可得ROA样本的相关数据共有7468个观测值，由于特殊处理的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特殊，受到噪音干扰的影响大，删除了其中的ST、PT和*ST的公司年度数据。另外，由于色诺芬数据库中无法找到国家持股份数的数据，采用了锐思数据库的数据。合并之后，样本包括6083个观测值，涵盖了5年的1592家公司的数据(不平衡面板数据)。同样的，对于Q值样本笔者采取了相同的处理。Q是简化后的Tobin’sQ，由股票市价乘以发行在外股份数加上负债账面价值之和除以资产账面价值，经过上述处理，Q值样本与ROA样本一致，包括了6083个观测值。如果Q值较高，说明相对于资产成本，公司将来的可能盈利应该较高;反之，则低。   (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下:本文用sas里的T检验比较了平均值的差异，用NPAR1WAY比较了中位值的差异。从表1第2栏可以看出，国有参股企业的Q值平均值显著低于无国有股企业的平均值。且国有参股企业的ROA平均值也显著低于无国有股企业。因此可以看出在没有其他控制变量时，国有参股企业表现显著劣于无国有股企业。另外，第4栏和第3栏的Q值比较表明了国有相对控股企业表现明显劣于非国有相对控股企业。以上的比较都表明了国有产权对于企业绩效存在负面影响。不过比较第2栏、第4栏和第6栏时，可以看到国家绝对控股企业的ROA表现好于国家参股企业和国家相对控股企业。这意味着，如果国有股份额足够大，可能会有利于企业绩效。也就是说，国有产权的负面影响可能不是线性的。   (三)回归模型和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了以下模型来研究国有股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Value=C+α×Government+β?Control+ε其中，Value是公司绩效，用Q或ROA来表示;Government是国家持股，采用国家相对持股的逆哑变量Prilarge和国家持股规模的连续变量State;Control是控制变量的矩阵。参考以往的文献选择了股权特征、规模(Size)、资产特性(Tangible)、资本结构(Gear)、所属交易所(Exchange)、所属行业(Indus-try)、观测年度(Year)七个变量来控制。其中，股权特征包括第二大股东持股是否显著的哑变量(Second)、管理层持股数额(Manager)和股权集中度(Herfindahl)。各个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2所示。本文同时采用稳健方差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法两种方法来进行回归。在稳健方差最小二乘法中，在OLS的基础上采取White检验法计算估计参数的方差。在极大似然估计中，笔者认为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不平衡的面板数据，每家公司的时间维度不同，不可观测的影响为随机影响。因此，笔者采用了sas中的procmixed命令，估计方法选择极大似然估计法，这样保留的样本数较大，能够减少缺失变量对于回归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结论一:国有股对于企业绩效总体而言是负面的，但是幅度有限。表3中，使用稳健最小二乘法和面板极大似然法，回归检验了国家相对控股对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差异明显缩小。在OLS和MLE两种回归方程下，ROA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以使用国有股是否存在作为哑变量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和以绝对控股股东是否为政府的哑变量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表3同时报告了其他控制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笔者没有发现第2大股东持股份额较大时，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影响。总之，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股总体而言是相对无效的，也就是说，它对于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这与当前西方经济学主流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结论二:国有股的负面效应是非线性的，可以存在正面效应。根据前文的结果，可以发现国有股的相对低效。既然国有产权不利于上市公司，公司绩效就应随着国家持股份额的上升而逐步下降。在国有产权份额连续型变量State与公司绩效的MLP回归中，笔者发现State的系数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是简单线性的负相关关系。为此，引入State的平方形式。   由于回归方程形式为:Q或者ROA=a．State+b．State2+c．Prilarge+…，在表4中，自变量State的系数为负，State2的系数为正。则在数学意义上，因变量Q或者ROA是自变量State的凹函数，且极小值点为对Q求导等于0时的值，即:0=a+2b．State，推导出State=－a/2b。分别将表4中第一行第二行的数字代入，可以计算出在极小值点State的取值。如表4中最后一行TurningPoint所示。依据计算模型的不同，极值点在30%左右的区间。在样本数据中，国家持股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88．6%。国家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是左端高于右端的U型不对称曲线。相对于没有政府参股的私有产权情况而言，政府持股的影响是负的。在政府持股较少的区间，随着持股比例分布的增大，公司绩效出现下降。当政府是小股东的时候，在边际效用上，政府持股的增大对于企业绩效产生负的影响。#p#分页标题#e#   然而，如果政府持股足够多，政府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拐点，当政府是大股东时，企业绩效随着政府持股的增加而升高;在边际效用上，政府持股的增大对于企业绩效产生了正的影响。这一拐点发生在30%左右(图1)，是监管当局和市场上认为的相对控股界限。这就是说，当政府成为了控股股东的时候，国家持股可以有一定的正面边际效用。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政府持股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文根据2006年至2010年的数据对国有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的调整后的市场价值和会计盈利低于相应的非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然而两者相差幅度有限;国家持股规模和公司绩效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负相关，是一条左高右低并且先降后升的不对称U型曲线，可以用政府两手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论化U型曲线。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尝试着给出如下建议。   首先，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看待国有产权的效用。未上市的国有企业亏损严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产权就一定彻底无效，也不意味着私有化就一定有效。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确存在委托问题，但是在股权分散的公司，成本也很严重。本文说明了，政府作为所有人，对企业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既有攫取之手，又有协助之手。   其次，基于国有股权与公司绩效的U型曲线，本文认为，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中应该防止进入U底区域，此时国有股权的效用为最小。国有股减持的主要目的是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规范我国证券市场和合理调整我国国有经济的产业领域布局。这就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需要，按照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属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上市公司，如商贸旅游、纺织服装、地产建材等，国有持股比例应一次性退出，而不能够逐步降为零，以防陷入企业价值“低值陷阱”;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及在国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或企业，如航天、石油、天然气开采、电力、自来水等，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不急着减持国有股权，反而可以适当增加国有股的比例。在这样区别对待的基础上，下定决心，将国有股减持的工作持续下去，最终将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就笔者的观察来看，只是简单一句“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是无法完全概括和描述中国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的。实际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十分不均衡，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怪异。在一些行业，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竞争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在这些市场中，市场的缺陷已经变成突出的问题，政府的干预不是过多，而是错位。而在有些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通过审批、市场准入等一系列的手段牢牢地控制着市场，这些领域的主要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过大了。中国如此巨大，历史遗留问题如此复杂，所以我们对我国的市场经济状况万万不可只是简单的描述，而是要实事求是的考察，针对不同的情况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现状的复杂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造就了复杂的经济体制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从点到面。这样的改革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很多艰难的问题也遗留了下来，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等等；由于改革是从点到面，因此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而有些市场化程度则低。

1．总体市场化水平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见表1）综合现今主流统计结果会发现这些指数中近70％的指标显示我国的总体市场化水平处于中等市场化程度（请和中等发达程度区分开来）。不管是政府的数据还是学术研究，近十年来③，大家比较赞同的是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在60%～75%之间。

2．行业市场化水平经济学中认为，行业市场化，主要是通过行业的非国有化程度，即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占比来衡量。一般用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岗职工人数占行业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基本上是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均超过45％）；而金融保险业（35.7％）、公用事业，比如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22.8％）、邮电通讯（14.8％）以及交通运输中的铁路运输（4.3％），还有文化产业如体育（7.5％）、教育文化艺术产业（4.3％）等，市场化程度都要低得多。显然，在这些垄断型行业中，市场化程度还是非常之低的。综合以上分析，对当前行业市场化的总体判断是：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最高，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还很低。

3．地域市场化水平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非常不平衡。这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NERI指数可明显地看出来。2000年排名前10位的，除了安徽，其他都是广义的东部沿海地区。总体而言，市场化程度，西部最低（4.71），中部次之（5.47），东部最高（7.16）。而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比中部与西部的差距要大得多。

二、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复杂性与转轨经济法的任务

一、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一)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有序推动

国有资产，作为产权归国家所有的各类财产或财产权力，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物质性的作用。但是，仅作为一种静态的物质，是需要结合经济体的运转与流动来体现其强大功能的。把国有资产运转流动起来，使其成为动态的物质，即国有资本，才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再者，市场经济，其本质就是交换，只有流动与交换，才能实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增值，资本也不例外。为加快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一是在树立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意识，明确资产证券化发展思路的基础上，强化扶持政策，营造利用国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企业上市；二是积极探索，推动企业通过多种创新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化解流动性风险；三是突出重点，培育上市后备资源，推动国资监管企业整体上市、核心资产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

(二)企业战略重组与后续问题的处理

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的管理，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也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难点与重点所在。只有重视改革，才能搞活国有资产，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其中，推进企业的战略重组是改革的核心环节。通过企业战略重组，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等后续工作，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理顺机制，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指导监督企业既积极又审慎地引入战略投资者，形成多元股权结构，通过其他利益主体的逐利本能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此外，针对已进行企业重组的公司，一是跟进企业战略重组协议的执行情况，督促推进项目建设，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健全企业重组体制，推进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明确重组后的企业功能定位、战略发展，有效规避生产与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在处理后续问题中，政府也作为协调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加强领导，严格把好关口，加大政府督导力度等方面，协助后续工作的完成。

二、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突出问题

回顾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历程，已有的成绩突破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是，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进一步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可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尚未彻底、尚未充分，还需要继续弥补缺陷与不足。主要从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存在的不足。

与工程管理专业有关的几个基本概念

“工程”是指将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工农业生产部门中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1]。如：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生物工程等。“工程”也指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如：城市改建工程、京九铁路工程、“菜蓝子”工程等。我国大学所设有关工程类的专业就有土木工程专业、机械工程专业、材料工程专业等。“管理”的定义是指组织、指挥、协调、控制[2]。管理的分支也很多，如：工商管理、国民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侧重于研究同现代化生产、经营、科技、经济、社会等发展相适应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该学科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系统的管理理论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正确地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及相应的工程技术方法解决管理方面的有关理论与实际问题。从《工程管理》字面上来看，很容易使人产生如下疑问：比如是对什么“工程”进行管理？或者学成后会“管理”什么工程？国内有些学者把“工程管理”定义为研究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即对建设项目的专职管理。从建设项目的周期来讲，工程管理就是研究。建设项目决策阶段的开发管理、项目实施阶段（准备、设计、施工）的工程项目管理、项目运营阶段的设备管理，即对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的管理。

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

第三届建设部高等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一九九九年七月西安）认为：工程管理专业一般设置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管理及物业管理五个方向。为此，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除了一般工科专业所必修的基础课程以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可设置为：主要专业基础课有管理学、经济学、会计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财务管理、经济法、统计学、运筹学、工程经济学、工程制图、房屋建筑学、测量学、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工程力学、工程结构、施工技术与组织、工程项目管理、工程估价、工程合同管理、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等。主要专业课有工程咨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评估、投资经济学、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项目风险与保险、工程项目招标与投标、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评估、项目融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工程合同管理、国际工程索赔、国际工程专业英语（听力、阅读、口语、写作）、国际公司理财等。因此，工程管理专业实际为跨土木工程与管理工程的交叉学科，适合有足够土木工程方面与管理学方面师资力量的学校设置。

从学生的修业科目来分析，上述主修课程和主要专业课程已有36门，再加上公共课程：高等数学、外语、政治、体育、概率论、线性代数、计算机、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机械原理、电工学等总共有47门之多，有的课程如高等数学、外语等要学习两个学期。如果学制定为四年，第八个学期学生即要寻找工作还要完成毕业论文，47门课要用7个学期来完成，平均每学期学习近7门课。所以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的学制宜定为5年，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掌握土木工程方面的技术知识与管理、经济、法律方面的知识，学生工作后即使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技术专业水平也不会低于相应专业的大专水平，同时也会把所学管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好基础。如果条件允许，应把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设计和管理方面的论文结合起来做，使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对工程项目的形成过程强化理解，对如何发现“工程”方面的管理问题、解决“工程”上的管理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学生就业与市场需求

根据《中国教育报》报道的统计资料：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和工程管理相近的本科专业学生就业率为：工商管理类78.05%、经济学类72.72%、土建类84.91%、管理工程类82.73%、管理类Ⅰ51.82%。根据新华社2003年6月4日统计资料，黑龙江省2003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不足50％，明显低于2002年。据了解，除了受非典的影响，一些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活动被迫中止和取消，部分毕业生无法进行正常的面试、体检和签约以外，目前社会的需求形势也不容乐观。作为吸纳毕业生的主渠道之一的国有企业，由于受经济不景气（包括改制）的影响，其吸纳毕业生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黑龙江省省属高校毕业生到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在2001年为21.6%，2002年为13.8%，2003年很难增长。政府和事业单位受编制所限，特别是今年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要全面铺开，毕业生需求量也会减少。而毕业生面向基层、面向非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渠道在一些地方还不畅通。这些原因导致了毕业生今年严峻的就业形势。华商报2003年2月20日报道，在长安大学举行的“2003年毕业生双向选择会”上。公路桥梁专业的毕业生今年供不应求，此专业的学生很多在年前就已经找到单位。八成用人单位招聘桥梁工程、公路城市道路专业学生。河南洛阳一研究所原打算招收10名桥梁工程本科生，结果一上午只有一名学生递交了推荐表。长安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红红分析介绍说，西部大开发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路、桥梁、隧道的建设急需人才，而设置公路桥梁专业的高校并不是很多，长安大学公路桥梁专业的供需比例去年是1：8，今年这个比例会进一步拉大。

一、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

1、合规管理的重要性

在校办企业运营中，要真正落实事先预控，作为合规管理的指导方针，并逐步建立企业风险防控系统，使校办企业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风险抵御水平，为企业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奠定好基础。另外，校办企业还要建立风险防控管理体系，控制企业的成本投入与保证内控制度得以落实。同时，还要进行和企业经营活动结合的风险管控，使企业把风险管理作为经营活动的一项具体操作事项。结合风险防控的原则，落实好企业经营中的风险防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校办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2、风险防控的主要防线

在企业内部中，可将职能部门、法务部门、审计部门作为风险防控的三道防线，并将生产经营、合规管理、战略决策、动态监查以及有效执行进行结合，从而形成风险防控的组织架构，为校办企业展开内控风险工作打好组织基础。同时，在业务操作、审计监督与法律服务层面上建立企业内控的三道防线。另外，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可以在校办企业中采取垂直化管理。也就是要求企业各部门、岗位的人员均要积极参与，通过法务部门进行风险的控制与审计部门的风险监督，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上级，从而采用相应的应对措施。

二、内控制度的重点建设

1、内控制度要将自治与法治进行有机结合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放松了对利率的调控，利率的调整主要以市场变化为依据，出现利率与市场双向融合发展的局面。众所周知，投融资是影响各企业长效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企业投融资决策相关问题已然成为当下热点。在此情况下，文章围绕利率市场化展开讨论，分析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投融资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同时提出企业投融资相关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企业;投融资;决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有效的投资和融资则是金融行业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投融资是资金流通密不可分的两方面，融资环境是否良好、渠道是否畅通直接决定了投资能否正常进行，而有效的投资在拉动经济水平上升的同时，还能够起到优化融资环境的作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利率的管控主体由政府变为市场。在此情况下我国多数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投融资问题也会更加突出，对企业的投融资策略进行适当调整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

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概述

(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含义

从宏观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放松对利率的直接管控，市场成为利率调控的主体，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实现利率的自动调节，而中央银行仅作为参与者通过制定并调整有价证券、再贴现率以及再贷款率等手段间接调控利率水平［1］。简单来讲，利率市场化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个体或者集体根据特定时间内的市场经济形势而制定的利率，这种市场利率不受法定利率和国家政策的限制，随市场经济水平的变化而自动调整。利率市场化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且其程度会随着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加深。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公平、公正、公开的资金竞争市场，且要求市场参与者具备理性思维，保证市场资金流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种市场利率的影响下，财政政策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主要手段。

(二)利率市场化的理论依据

摘要：大数据审计正在成为审计业务发展的新趋势，为适应这种变化，学校的审计专业教学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建立与大数据审计相适应的审计教学体。本文通过分析社会对审计人才的需求，分析了传统审计教学不足，重点从高校层面探讨审计专业教学改革和创新具体路径，以培养出高知识、高素质、高水平的审计人才。

关键词：大数据；审计专业；教学改革

当今大数据的兴起对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根本改变了审计工作模式。利用大数据审计的技术与方法可以降低获取审计证据的难度，提高审计效率，更加精准挖掘数据背后的真实信息。目前高校关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审计专业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改革和创新审计教学课程以期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审计专业人才，对当今社会来说意义重大。

1大数据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大数据的出现改变了企业传统经营方式，也逐渐改变了审计工作方法，形成审计工作的新局面，即形成了“大数据审计”这一新的审计模式。大数据技术推动了审计发展模式，面对小样本数据，审计人员可以利用传统审计方法，但面对大样本数据，传统的审计方法将耗费审计人员大量时间精力，审计效率低下。大数据越发展，审计工作越依赖大数据技术，审计人员利用传统审计抽样方法获得审计证据具有片面性，而大数据技术从被审计单位的整体出发，获得审计证据更完整更有效。这种完整性增强审计结果准确性，降低了审计结果片面性。

2大数据背景下审计人才需求分析

（1）政府审计的主要对象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组织机构，主要目标是监督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财政收支真实性、合法性，维护国有经济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如何全面精准地发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组织机构的财务造假问题，要依赖于大数据审计技术。（2）社会审计人才需求分析。社会审计主要组织结构包含会计师事务所、专业造价咨询公司等，它是审计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社会审计以风险导向为目标，在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审计也越依赖大数据技术。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高效率处理各类信息，从而更全面更科学地对风险进行评估。因此既具备扎实的专业审计知识又具备大数据思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社会审计的主流。（3）内部审计人才需求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事业单位越来越重视内部审计工作。通过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可以全面了解单位的内部控制运行的情况，发现未被防范的风险，不断改进公司的内部控制流程。如何高效全面地评估单位的内部控制运行、风险管理等情况，审计工作人员须精通大数据审计能力。因此，内部审计也急缺大数据审计人才。由此可见，无论政府审计人才需求、社会审计人才需求还是内部审计人才需求，他们都急需大数据审计能力复合型人才，但原有审计课程体系培养的审计人才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高校审计课程创新与改革迫在眉睫。

自1990年底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12月，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含A、B股）达2063家，比2009年底增长20.08%，投资者开户数为13391万户，股票市价总值265422亿元，流通市值为193110亿元，具体见表1所示。上市公司都是各个行业的领头羊、佼佼者，他们的市值决定着国家实体经济的价值，决定着国家战略资源的安全，甚至是国家的安全。健康稳定、资金充足、监管有力、运转良性的股票市场能够很好的起到为企业融资再融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国民经济，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当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也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在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改善企业融资结构、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融资渠道，有力支持了一批国家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投资品种，扩大了投资渠道。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证券市场的很多方面都不够规范，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自诞生起，就是一个背负着经济转型使命的市场，政府对自己的定位是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者，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频繁通过制度的变化来影响证券市场的走势，最终这些“剥夺”行为所积累的风险还是要靠国家的信誉承担，而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业绩不良的上市公司存在于证券市场，市场运作效率极其低下。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的最主要的制度缺陷是“中国特色”过于浓烈。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资本的本性不突出，资本追逐利润的动力不强，市场的特点不明显，资本机制与市场机制都被不同程度地扭曲，资本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不是具有完善功能的市场，这样，在实践中资本市场所具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大打折扣，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相关部门往往把市场规模作为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却忽略了作为一个市场最需要关注的效率问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虽然规模迅速扩大，却没有实现资本市场应该发挥的效率功能。效率低下的证券市场是无法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的，这一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瓶颈”，并且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我国证券市场低效运行的表现   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是否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通过价格机制将金融资源从储蓄者手中向生产者手中转移。如果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证券价格的人为操纵、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对潜在投资者市场的准入限制等因素，那么，这样的市场运行肯定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与此相对应，这样的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错误的定价和稀缺资金的逆配置，我国证券市场的低效运行具体表现为证券市场缺乏配置效率和政府隐性支出的增加。   （一）证券市场缺乏资源配置效率   所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指资本市场通过对证券价格的定价，使证券市场的收益率等于厂商和储蓄者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稀缺的储蓄金融资源被配置到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上去，实现投资者资本的增值。如果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高，证券市场的博弈结果应该是“正和”，而不应该是“零和”甚至于“负和”。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上看，我们的证券市场资本配置效率是很低的。现行证券市场制度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半市场化、灰色化，也促使这些上市公司没有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充分利用这些得之不易的资金。16年来，上市公司平均融资量快速增长，但是与之相伴的却是其经营业绩的快速滑坡。市场流传的“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绩差”的说法虽然不无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上市公司经营效率低下，导致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发挥出应有效益。这样的企业大量充斥着中国证券市场，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不利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的发展。   另外，上市公司频频发生上市不久就违规的事件。例如，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甚至把资金投入股票或债券市场。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利润率与一般国企相比，并没有很大的优势，相对于未上市的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收益水平反而偏低。纵观近几年的资本市场“，庄家”一直大行其道，推动股价上扬的不是公司的经营成果，而是“庄家”炮制的各种概念、题材和虚无缥缈的“想象空间”。“庄家”经常与上市公司联手，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肆意地炒作某一只股票，进行市场操纵。在这种情况下，股价被“庄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与上市公司的治理质量、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完全脱节。股价严重背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可以说是市场运行效率低下的直接、基本的表现形式。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市场操纵行为的打击力度，但一个公正、合理的公司价值评价体系还远未建立起来。   （二）证券市场运行成本不断增长   第一，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上是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形成了市场的“政策依赖症”。无论股指的下跌原因是什么，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无一例外，都是向政府要政策。可以说，是国家信用，是政府承担着证券市场的最终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的这种“政策市”的非正常现象，最终所导致的就是股票市场无法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第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缺乏适当的退市机制，市场中大量难以为继的公司选择了重组的途径。中国企业重组的过程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重组制度同样服务于国企改革，制度的发起与实施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首先，重组制度的形成体现了政府对国企改革的意图。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规模过大，重复建设过多的问题，政府希望通过重组实现资源的重新结合，提高企业的经营实力；同时，我国上市公司以前大都为国有企业，一些企业上市以后，其经营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为了保住上市资格，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代表的政府自然希望通过资产重组改变现状。实质上就是国家把国有优质资产无偿地与破产上市公司的账面资产相置换的过程，而其账面资产也许已经是一钱不值。#p#分页标题#e#   第三，随着市场状况的恶化，证券市场各个参与方的黑洞相继暴露，而国家则要承担为其买单的责任。例如“，系”崩盘之后难以归还的银行坏帐，或者是急需弥补的被证券公司挪用的客户保证金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属于政府的隐性支出，必须由政府来买单。因为我国现行市场体制，看重的不是上市公司的资源配置的功能，而是无成本的融资功能，因此，上市公司资格就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源被地方政府保护起来。作为大股东的政府往往采取行政手段或政策扶持，包括补贴、减免税收负债等手段以“拉配郎”的方式来完成重组。随着政府隐性支出日益膨胀，证券市场运行成本不断增长、运行效率也就日益低下。   二、我国证券市场低效运作的根源：制度缺陷   发达国家市场化的证券制度更依赖于市场和制度的完善，法律制度越健全，市场制度越完善，从市场搜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将证券市场制度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以行政性的长期契约关系，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非对称性和谈判问题，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但是，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弱化了市场机制在证券市场运行中的作用，直接导致市场对政府行为的依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证券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正是证券市场效率损耗的制度根源。   （一）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表现   中国证券市场作为国家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求持续资本供给的制度安排，我们发现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证券市场相比较，中国这种外生性证券市场自产生之日起便存在制度缺陷。我们的社会环境与其他经济体有显著的区别，所以制度演化的效率还难以达到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标。中国证券市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形成的，缺乏自然演变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保证市场有效运行的非强制性的制度。在跨越式证券制度安排下，中国证券市场虽然实现了传统信用条件下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融资制度的有力切换，但是，这是以付出巨额“政策租金”为代价的。本文所谓的制度缺陷是指作为国家制度安排的证券市场，为实现国家意图，而在其功能、结构、交易规则以及市场运行的信用基础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同市场内在的规则有本质的冲突，由此而来的缺陷是制度层面的。同时，中国证券市场是渐进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存在的问题是改革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加之，证券市场“泡沫”机制所产生的风险，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极为复杂，实施监管的难度很大。比较制度安排的收益与成本，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缺陷   制度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证券市场是在争议中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启动的，缺乏系统完整的规划，行政监管似乎总赶不上市场的发展，围绕层出不穷的问题制定亡羊补牢的制度。因此，制度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不能反映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为解决问题而制定的制度本身又成为产生问题的源头。不能从本质上把握市场规律、不能对市场发展有正确的预测，势必造成制度供给与市场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越补越多，最终导致市场的稳定性差和非理性波动。与美国相比，我国股票市场系统风险较大，个股的价格走势趋同。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更是经常保持在10%以下，而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成倍地高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甚至大大高于新兴市场。一般情况下，稳定的外部市场环境有助于形成合理预期。但在我国，一方面外部市场环境还很不成熟，市场规则未全面建立，企业经营活动不仅受易变的市场环境影响，还要受到非预期的行政干预的影响。   2.制度供给主体的缺陷   制度供给主体的缺陷首先体现在制度供给主体不统一。西方国家设立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监管。但中国证券市场迄今依然处于根据证券品种的不同而由不同监管部门分割监管的格局中。证监会、税务局、国资局、财政部等部门都想通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来满足自身的权力欲望或经济利益，计划控制色彩如此之强，审批部门众多，审批严格，一般的企业都望而却步，使市场经常处于剧烈波动的无序状态。对一个有机整体采用分而治之的监管方式是缺乏系统性思维的，这种监管安排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法形成有着内在联系且走势互动的证券市场。   制度供给者的另一个缺陷是其在证券市场中具有多重身份，既是证券市场规则的制订者，又是“运动员”可以参加“比赛”，还充当“裁判员”来执行监督。即使不动用复杂的逻辑思维工具也很容易判断出这种“多重身份”存在的矛盾。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使用者，本应致力于社会整体效用的提升。政府制定制度、进行市场监管的目的应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维护市场的运作秩序。但是，政府的“运动员”身份扭曲了其作为规则制订者和“裁判员”应有的基本伦理观念。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家控股，证券商大多数是国家所有，流入市场的资金，除了中小散户的投资外几乎都是国有资金。由于政府既是国有经济的终极所有者，又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其监管的重点必然偏向维护国有经济的利益，对国有机构违法的处理力度不够，很难保证市场的公平。在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由更大的国有公司进行重组或者由政府直接出资支持或清算。其结果是排斥遵守游戏规则的守法者，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低质、不合格的市场主体，而非国有经济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另外，政府对待不同的投资者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公募的投资基金是政府支持、保护的对象，基金公司的发起人都为国有证券公司或投资机构，基金公司的成立、发行规模、发行时机甚至发行方式都由政府职能部门严格审批。但是另一类投资者—私募基金以及中小投资者就不会得到这种偏爱，并且常常成为政府部门的监管对象。整体市场的游戏规则扭曲、逻辑体系不循环不闭合、政府行政干预的多变性是我国证券市场最主要的制度缺陷。#p#分页标题#e#   （二）证券市场制度缺陷产生的机理   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始终将支持国有经济作为其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这样，就合乎逻辑的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变迁方式，即国家在不退出的情况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融资。这种致力于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问题的证券市场制度安排，由于没有私人资本的参与，只存在单一的国有借方，也就消除了市场的合约基础。非市场合约性质的市场不具备风险拆分、交易与管理功能。功能的残缺是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反映。   从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内涵分析，这一范畴并不是一般性制度范畴，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是在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过渡中产生的。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垄断的国家信用为基础，市场信用被压缩至极低限度。国家信用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以国家形式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担保，虽然这种担保并没有采用明确的契约方式，而是体现在国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发展意图与市场管制之中，体现在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理性预期和利益偏好上。这种偏好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一种“控制”，市场均衡表现为政府干预下的“控制均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安排与证券市场发展内在规律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引致了严重的制度缺陷，在这种有缺陷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对市场上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负有一定担保责任，从而使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叠加，制度风险镶嵌于市场风险之中，并进一步扩大了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缺陷有别于市场缺陷，但不能同市场缺陷完全相割裂。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发展内在性规律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内生性缺陷。制度性缺陷作用于市场机制，引致市场运行的扭曲化，信息处理渠道受阻，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反映与传递，使市场本来的运行机制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减弱了证券市场资源的内在配置能力。   鉴于此，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产生的机理在于：1.制度功能是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从而无法通过证券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2.国家坚持不退出，造成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和市场交易规则的特殊；3.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合约性质说明市场的信用基础是国家信誉。市场无法进行风险拆分，国家对市场风险负有无限责任，证券市场上国有经济部门的正常运行的背后是国家作为最后担保人，因而国家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频频干预市场，使股市运动服从其效用函数；4.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的非理性行为，由于国家的干预行为，从而造成参与者投机于政策制定的心理预期而非对上市公司绩效的理性分析，同时参与各方利益的博弈造成政策的有效性大为降低，出现“制定政策—暂时有效—政策失效—制定政策”的怪圈。   三、政策建议   我国证券市场当前存在的制度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造成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公开的秘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在政府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并提供“隐性担保”的前提下，市场边界与政府行为边界的界定不清，其结果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体制性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因此，界定政府与证券市场的边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缩小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范围，扩大市场作用边界，只有当市场自发运行的交易成本太高而影响效率或损害公平时，才需要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适当干预。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实施机制建设   一个国家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该国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完善与否，还看这个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我国并不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而是缺乏一种制度实施的环境和条件，我国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这些年来，我国建立不少与我国证券市场相关的制度，但制度执行扭曲或形同虚设的现象比较严重，存在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为此，我们在注重制度创新的同时更要注意实施机制的建立，建立有效实施机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制度应该注意可行性、可操作性及运行的成本；制度应该尽量减少实施人的可改变余地；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提高违约成本；个人或领导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   （二）完善法律和制度体系，科学定位监管权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作为更高层次的市场形态的证券市场是各种法律法规支撑起来的。在西方国家，不仅各种法律法规健全，而且执法效率高，这也是西方国家证券市场得以良性运作的基础之一。在我国市场机制发育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监管必不可少，但监管必须依法进行。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证券法律的建设。除了目前的《证券法》《公司法》以外，还应加快制定涉及市场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证监会的法律地位，增加证券监管行为的透明度，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监管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使证券监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次是要加强人大、政协、司法以及公众对监管者的监督，建立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通过法律和社会的监督制约，规范和控制监管权力。最后，由于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是很发达，发育还不是很健全，市场转型期太短导致股价中枢过快下移，对股市泡沫挤的过干，超出了市场承受程度，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简单地依靠强化监管就可以解决的，相反，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越是过度监管反而越会加剧中国股市的危机。因此随着中国股市的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必须结合中国股市新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股市发展思路，以保持股市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前提，统筹解决市场所面临的股权分置、无休止的圈钱等重大问题，这是改善中国股市自身运行环境、解决当前中国股市现实问题的根本选择。   #p#分页标题#e# （三）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能   当前中国证券监管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化监管理念：证券监管不仅要提高市场效率，而且要维护市场公平；不但要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效益最大化，而且要提高市场整体的诚信水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但要支持证券公司开展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经营模式的创新，而且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帮助证券公司卸下体制性不良资产的包袱，有效化解风险；不但要立足国内股市的实际情况实施监管，而且要以全球化的视野按照国际通用的惯例进行监管。要创造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保持监管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持续监管，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公正、高效、透明。进一步理顺证券市场各家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逐步实现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以避免由“政出多门”所造成的种种摩擦。调整监管部门职能，一方面要着眼于证券市场大发展的长远利益，避免因过于强调部门利益而妨碍证券市场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应分清职能边界，避免因职能边界不清而引致多头监管或监管缺位的现象发生。由于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主流，如何协调各金融行业的发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应对外来的竞争，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也是一项全新的挑战。股市的监管必须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逐步从分业监管转向混业监管、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有效建立起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   （四）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证券市场具有优化资源配置、融资、投资、证券定价等功能。其中，优化资源配置是核心功能，它影响着其他功能的实现与否，也决定着证券市场的效率高低。投资者是证券市场得以建立和维持的资金来源，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只有培育和调动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热情，才是证券市场不断繁荣与发展的原动力所在。如果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尊重，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证券市场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我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必须得到重点保护。首先，制定和完善投资者保护法律法规。健全的赏罚机制首先要有法可依。我们要在充实完善现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尽快构建起我国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其中，2006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证券法》明确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内容，在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完善相关的保护赔偿机制和强化信息披露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规定。2007年底，经过两年讨论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条例》草案拟定，并进入相关核审阶段，这是对中小投资者保护进行专门立法，对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为保证此类规定的有效实施，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尽快抛下为“国企脱困”服务的旧思路而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工作主要任务，从而激发证券市场的生机和活力。   （五）有效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机构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和衡量市场程度的重要因素，对稳定市场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发展模式和市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信息披露的不规范，我国机构投资者非但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利用信息不对称，集中自身资金、专业技术等优势，与上市公司合谋操纵股价，使市场上投机泡沫越来越重。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中三年内平均一家公司发生过两次大型的资产重组事件，个别上市公司频繁重组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在二级市场配合股价炒作的需要、满足增发配股的要求、大股东将上市公司的资产更彻底地据为己有等。需要司法介入立案查处的先后有亿安股价操纵案、银广夏财务造假案、中科创业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等等。   为发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理性及其对证券市场的积极作用，第一，要积极创造条件，促进社会保障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参与市场投资，打破市场上“机构寡头”的垄断地位，形成市场良性竞争环境。在机构投资者数量足够多的情况下，各机构在资金、信息、专业水平等方面大致相当，促使投资机构按照统一的游戏规则运作，才能避免损人不利己，降低成本以获取收益的行为，这样，机构投资者才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第二，提高投资者机构中的个人比例。这需要投资机构充分显示其在理财的安全保障运作机制、资金规模及专业能力等方面优势，赢得个人投资者信任，同时也需要保护个人投资者的利益。第三，营造机构投资者成长的良好环境，推进机构投资者规范运作和法制化管理。对改革投资者结构而言，没有必要的制度保证，即使引入新投资者，受市场投资理念约束，也难以起到机构化的投资作用。在这里，当务之急仍然是健全完善的立法和执法体系。   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证券市场。目前，要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现状，恢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本性，提高市场的真实性和运行效率，必须加强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只有完善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才能加强市场的透明度、提高证券市场的内在素质。从长远意义上来讲，这也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快速发展。